沈刚伯

近代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我国古文字,并推定古代年历的一位中国学者,也是现代唯一以中国文字从事著述,而具有世界性学术价值的一位作者,董作宾(彦堂)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因病逝世。这一噩耗,无疑的,将使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人为之伤悼!

中国的读书人,对于彦堂先生的学问,大概多少均有所知;至关于他的人品,却未必都很清楚。我现在愿把我所知道他的三数特点,很忠实地写将出来,以代替诔词、挽章,就算是对这位三十年的老友致最后之敬礼吧。

一、他是一个视学问重于生命的人。彦堂先生学无常师,不分门户;对于上古文史之新资料与旧传说的研究,往往冥心覃思,戛戛独造,然后旁搜远绍,力求实证。既不因疑古而薄古,也不想复古而厚古。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考古以证古,明古而释古。因此他理董一切零星资料,尽可能地使其有系统条理,俾学者可藉古人遗留下来的吉光片羽,而推知当时若干制度文物;初非仅为识奇字而辨卜词,夸博雅而玩金石也。他张皇幽渺,纂修坠绪,补苴罅漏,无间寒暑,不为穷困而分心,不因兵燹而辍业,孜孜不倦,老而弥勤,如此者,盖几四十年如一日。近八年来,他积劳致疾,心脑俱病,血脉偾张,兼患消渴,有时竟至手不能高举,语不能成词。入医院调治,辄稍愈即出,绝不肯多事休息,暂停工作,对于家人亲友之劝告,医师护士之规诫,概置不顾,依然是灯下写作,夜半不停。他这种追求真知,以身殉学的精神,应该可以永放光芒,替后世的读书人作一盏指示方向的长明之灯!

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始与彦堂先生订交,不及见其奉侍父母的情形。近十余年来,每逢岁时伏腊,总看到他收拾净室,恭写祖先牌位,焚香燃烛,罗列酒浆花果,正其衣冠地率领全家,举行跪拜遥祭之礼;其肃穆之情与凄怆之容常令我由敬生感,忾然于怀!他老而追远尚且如此,则其少年时事亲之孝可想见矣!他生平对其夫人之爱,抚其子女之慈,与夫交友之必忠必诚,处世之至谦至和,以及居处之恭,执事之敬,真可使人无间言。彦堂先生少年历尽艰辛,中年屡遭时变,故能洞悉人情,常卑以自牧;然而道长魔高,仍不免偶遭诽谤,力绌愿违,有时亦行事遇阻。他并不讲黄老之术,秉性实外和内刚,对于是非辨得很明,细节看得颇重;因此也就免不了有时候要向知交发牢骚,同良友起争执,以至面红耳赤,但是说过揭穿,便淡然置之,绝无丝毫芥蒂存于胸中。况且他这样的直吐胸臆,也只是对于他所认为是正人君子的老朋友,才偶尔出之;至对于横逆之来,则总置若罔闻,绝不计较,等到事过境迁,且往往以德报怨。像他这样有至情至性,而又能克己复礼,该算得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人也”了。

三、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彦堂先生以精研殷商的文字、史、历,得与王静安齐名,二堂——观堂与彦堂——之称早已传遍海内外了。其实董公所长还不只此。他深通经学,熟于史乘,能文、善书,通晓音律,长于治印,工于雕刻绘画,且习于斧斤机械之运用;举凡家中的门窗、钟表、电器、锁钥、收音机等物,皆能躬自安装、修理,不假手于技匠。兴之所至,偶亦莳花、种菜,其能不亚于老圃;间或编织、补缀,其工几侔乎巧妇;乃至玩具之制作,模型之创拟,无不匠心独运,精妙绝伦。盖真能手脑并用,兼擅形上、形下之道器学术矣。似此智能全面发展的人物今日实不多见。

彦堂先生平日最钦佩那位“通五经,贯六艺”、“研核阴阳”、“数穷天地”的张平子,因自颜其居曰“平庐”。他比张平子迟生一千八百一十七年,而所生之地,所秉之方,所精之学,与所怀之志都大致相同;其以张平子自居也,固宜。可是他所遇之时,则犹不如平子;平子死后四十余年,始有黄巾造反,导致大乱,彦堂先生则毕生未曾过几年太平日子,虽享年较多七岁,而不能归正首丘,则又不幸相同!他服膺其乡先贤,乃竟至同其遭遇,亦何偶合之巧耶?“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这是张平子自负的话,彦堂先生也庶几乎做到了。“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秪怀忧!”“谅天道之微昧,追渔夫以同嬉”——这可说是彦堂先生与张平子所共有的遭遇,同具的牢郁,足令现在一些鞅掌劳人以及“流离之子”所同声叹息者!已矣哉!这位蓄道德、具才智的一代学人现已真追踪张平子“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了!他的学术自有其入室弟子们加以阐扬,他的生平也许有当代的鲍士威尔,或未来的史特拉齐为之详作传记,都用不着我哓舌。今写此短文,不过是伤逝自念,聊志哀悼而已!若今世尚有秦失其人者在,读此,不亦将嗤我为痴乎?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卷第六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

原题为《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