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
在成都十年，因为几位朋友的敦促，我学诗更加努力。但我在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学诗，在清华任教时更奠定了学诗的基础。
当我在六七岁的时候，罗师教我读《声律启蒙》和《千家诗》。我虽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但朗诵起来，觉得音韵和谐，入耳快意，因此对于“诗”发生了好感。后来何师于课读《唐诗三百首》以外，又教我选读“四唐”“两宋”名家的杰作，以及《文选》中的若干辞赋。这不但加深了我学诗的兴致，而且扩展了我对于诗的认识。那时候口诵而心赏的名篇，例如李白的《庐山谣》《梦游天姥吟》，杜甫的《丹青引》《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乃至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诗，到现在我还能够背诵。何师有时出些简单的题目，要我学做绝句、律诗，或古诗。我做成之后，恭楷誊写在“窗课”的稿本上，呈请他评骘修改。他时常鼓励我，说我“颇有诗才”。
（一九一五年我去上学进学堂，这些有何师圈点和评语的稿本都留在重庆家里。一九三七年回到重庆，想寻找这些稿本，不料早已连同着我童年攻读的旧书，全数抛弃无存。）何师夸奖，原是想使我努力求进。我不知自量，竟尔自命不凡。记得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做过两首狂妄无比的七言绝句，何师看了未加斥责，我更自鸣得意：
（一）
笔生风雨砚翻涛，醉拂吟笺意气豪。
等到肠枯才尽后，细研残墨注离骚。
（二）
李杜苏黄妙手夸，文章异代发英华。
从今再历千年后，我亦前贤预作家。
读书不多，了解不透，而轻率下笔，当然会犯错误，闹笑话。宣统二年中秋节晚上，伯父邀请何师和几位“父执”到家里来宴饮赏月。酒酣之后，伯父命我应景作诗。我凑了四句，勉强交卷：
银界空明玉兔娇，芳筵美酒最良宵。
十年看遍巴山月，何似扬州廿四桥。
前不久我读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觉得跌宕风流，十分欣赏，却不曾弄清楚“玉人”的身份。现在胡乱用了这“廿四桥”的典故，假使何师和座客疑心我想学杜牧，做“十年一觉”的“扬州梦”，那才是沉冤莫白，无辞以解。
从一九一五年起，我忙于学校功课，十年当中很少时间去继续学诗，但并未和诗学完全绝缘，偶然间还涂抹几句。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肄业的头一年，承叶师介绍，我的几首诗词居然在“南社”诗集里刊出。萧笃平（一九一六年夏天才改名公权）也居然成了南杜的社员。林斌先生在《记诗人黄节与南社》一文中（《畅流》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六期，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出版）开列了一个社员的名单，一百多人当中有黄节、胡先骕、胡朴安、陈柱尊等知名之士，又加上按语说，“东南各省的俊彦都集合在南社这个团体里面。”林先生不曾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是绝对没有俊彦资格的中学生。
留美回国后，在南开、东北和燕京大学教课。五六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搜集教材上，也没有许多余暇去学诗。但因事兴感，仍偶有所作。读书和阅历都比学生时代略多一些。从前所犯肤泛幼稚的病似乎也较少一些。
到清华任教两年之后，我认了吴雨僧兄。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他只身住在清华园的“西客厅”，这就是《吴宓诗集》里所提到的“藤影荷声之馆”。（雨僧失恋之后改称“空轩”。）我携眷住在学校大门外的“新南院”。两处距离颇远，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因此我们来往不甚频繁，但每一次见面，至少要畅谈一两小时，使我获益不少。
雨僧论诗有独到的见解。一部分可从他所著的《余生随笔》（原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到一九一六年四月《清华周刊》第四十八到七十二期），《空轩诗话》（一九三四年汇集历年未刊之作，共五十条），《学衡》杂志（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中论诗的文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里许多论诗的文字中窥见。这些都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作为附录。
他在《学衡》杂志刊载的《诗学总论》里，根据自己的心得，参酌各家的理论，作了一条“力求平正浑括”的“诗之定义”。他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情感者也。”（Poetry is the intense and elev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n metricallanguage.）照他的解释，“切挚”之笔即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切挚有两种方法，“或加增其数量，或改易其事理”。改易的结果，虽然“与真理实象不合，而写来又觉其逼真”。例如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便是加增数量以极写“放逐孤臣感愤之意”和“长途险阻艰难之苦”。又如杜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改易事理，以极写忧思的深切。
他进而说明诗的“内质”（思想感情）和“外形”（韵律格调）的关系：
诗所表示之思想感情，其内质之美也。韵律格调，其外形之美也。如有高妙之思想感情，尚是混沌未成形之质。苟得以精美之韵律格调而表出之，则为极佳之诗。否则不能（为佳诗），故韵律格调正所以辅成思想感情之美，并非灭绝之，摧抑之也。思想感情不佳，徒工于韵律格调，必不能为上等之诗。此固显而易见。然若铲除一切韵律格调，使不留存，则所余者已不能为诗矣，尚何有于美乎。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练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夫然后其所作乃璀璨深厚，光焰万丈。中国之屈原、杜甫，西方之但丁、弥儿顿 20 皆是也。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但不能不重视他这由研讨中西诗学，体验作诗甘苦而得来的见解。
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评萧公权反五苦诗》一篇文字里，就“新”“旧”问题讨论诗的材料（内质）和格律（外形）说：
吾人论诗，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夫格律变化无端，纵作者才情之所如，孰能限制。今曰旧者，谓必合乎中国文字之特性，不强以英法德日文之末节办法施于汉文而已。至于新材料，则谓前此未曾见于中国诗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即今日之种种事境情态及西洋古今之学术道艺思想文物皆是也。夫西洋文明之精神在其积极的理想主义。盖以明确之理智，高夐之想象，热烈之情感，坚苦之事功，合而为一。（中略）窃谓此种精神正吾虚伪怯懦之中国人所应了解，所应效法，而在今创作诗文所应尽量写入者也。（中略）创作诗文能涵育发挥此“积极的理想主义”之精神者，即不愧为崭新之创作，格律虽旧，无伤也。
这显然是针对模仿西洋“自由诗”者主张废弃旧诗格律，甚至废弃一切格律而发的。但雨僧于反对自由诗外，强调新诗必须托根于一种刚健的新人生观。照他说来，诗的新旧不系于格律的有无或新旧，而在乎作者人生观的新旧。根据颓废悲观而作有病或无病呻吟的诗，无论形式如何，够不上“新”的标准。
他在《诗韵问题之我见》一文里申论格律的必要。他说，“凡艺术必有规律”。规律不是任何人所武断订立，而自有其实用上的价值。他说：
凡人生社会各种规矩（convention）似若束缚，实皆为全体或大多数人之利便。（中略）上者如道德事功，下之如衣服装饰，于规矩定律之外，随时因人施以变化，乃见巧思与聪明，乃成新奇与美丽。（中略）文学艺术，理正同此。各种规律之存在，不特不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滋长。
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卷第三号刊载雨僧的《英文诗话》一篇（收入《诗集》卷末，附录四），有一处讲“韵律格调”，更为透辟：
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其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自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
换句话说，诗是一种艺术的感情表示，因此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约束。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怒哀乐的感情而不愿受规律的约束，我们不妨径自张开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文嚼字去作诗。
雨僧自己专作“旧诗”，但不反对别人作“新诗”。他只反对放弃一切规律而作诗。他说，“在今新诗可作，旧诗亦可作”。做旧诗的人应当遵循旧诗的规律。做新诗的人应当自由试验去建立新诗的规律。
雨僧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最注重诗的内容，诗所蕴含和表示的真挚感情。他在《诗集》卷首《编辑例言》里说得很明白：
作诗本无定法，随人而异。区区之意以为作诗固不可不讲格律，然感情首贵真挚。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也。（中略）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予所为诗，力求真挚明显，此旨始终不变。
就《吴宓诗集》所载将近一千首的诗看来，雨僧确能贯彻他的宗旨。但他力求明显的结果，引起读者的赞许，也招致读者的批评。他一九三五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寅恪先生说，“直抒胸臆，自成一家”。张尔田先生却说，“君之诗思密意周，是其所长，但少有余不尽之味。新诗不忌说尽。旧诗则最忌说尽，说尽便同小说，即失诗味。此篇实嫌太多，应将直率者若干首删汰，较佳”。
平心而论，“含蓄”诚然是作旧诗的一个重要法门。但“说尽”的诗也可能是佳作。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新婚别》等诗，何尝不直摅胸臆，一发无余。张先生专主“含蓄”，似嫌稍偏。我同意雨僧的主张，作诗“本无定法”，但要根据“真挚感情”。有了真感，含蓄也好，说尽也好，一切要凭作者兴会所到和题旨所需为断，不必拘于一格。因此我觉得雨僧作诗，一贯力求“明显”，专主“说尽”，也不免有一偏之嫌。陈先生“直抒胸臆，自成一家”的八个字，是《忏情诗》的确评，也是全部《吴宓诗集》的确评。
雨僧作诗内质与外形并重。但他似乎不大看重锻炼字句的功夫。大体说来，他的诗放情率意，一气呵成，沛然莫之能御。辞藻为他所使用，而他不为辞藻所拘牵。这是他的长处。但这也不无代价。缪彦威（钺）先生评他的诗，大加赞扬，但又说“若求白璧微瑕，惟在未臻精炼”。这是公允的批评。
雨僧论西诗中译也有值得注意的见解。他在《余生随笔》里说：
翻译书籍，自其极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字凑作乙国之文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凡欲从事此道者宜先将甲乙两国文中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中略）译诗与译文同理。惟译诗者不特须精通两国文字，多识成语，且须具诗人之才与性，则为之方有可观耳。
他本着这见解从事于西诗中译。一九二四年他选译波斯诗人鄂马开亚谟 21 （Omar Khayyam）《四句诗集》（Rubaiyat）。下面的两首是很好的例子：
（其七）
春到何须恋敞裘，劝君斟酒且消愁。
由来时逝如飞鸟，振翼凌空不可留。
英人斐慈解罗 22 （Edward Fitzgerald）的译文（即雨僧所用者）是：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The Winter Garment of Repente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y-and Lo！the Bird is on the Wing.
（其六十九）
解道生涯似弈棋，朝来夕去任推移。
局终惟剩枯枰在，成败兴亡空尔为。
But helpless Pieces of the Game He plays
Upon this Chequer-board of Nights and Days；
Hither and thither moves, and checks, and slays，
And one by one back in the Closet lays.
我从《吴宓诗集》里征引了他一些论诗的文字。我想借此表示我对于故人的怀念和感谢。他的议论，当我们在清华园里作长谈的时候，我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得着不少可珍贵的启示。这里所征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雨僧诗集编成后交给我看。我题了两首七言律诗。这虽不能充分说明他诗学的精神和造诣，但他既录入卷首，作为“题辞”之一，想必他认为我所说的尚非完全荒谬：
希腊先哲柏拉图有心灵不朽之论，略依其旨，率成二章奉题雨僧兄诗集。一九三四年七月。
（一）
青宫簿录未曾忘，认得前生号玉郎。
绮语廿年修慧业，尘心万劫恋仙乡。
荷声孤馆秋宵雨，梅影空轩梦境香。
满眼灵山飞不去，人间无计免清狂。
（二）
不到蓬莱不买山，依然扰扰驻尘寰。
吟余花月心如水，历尽风霜鬓始斑。
欲遣情弥天地外，何妨品列圣凡间。
诗囊自有千秋意，未要丹台候九还。
〔注〕前章首联本于柏拉图之“回忆说”（Doctrine of Reminiscence）。次联及末联分别用“理智之激励”（the philosophic urge）和“神狂”（divine madness）之意。次章第六句用《谈会》（Symposeum，202）所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精灵，而且和其他精灵一样，他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He is a great spirit and, like all spirits, he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mortal.）
中日战起，清华南迁。我和雨僧便分手了。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他来成都任教燕京大学，我才与他见面，畅话别来。八月二十日是他五十岁的生朝（他生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二十日，恰当西历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日），我献诗两首，藉表祝寿之意：
（一）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
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劳愧我真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杜公句）
（二）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门东乱似云。
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学校寒假期间，雨僧到西安去省亲。行前他抄示《赋答公权》的两首五言律诗。这是我手边保存着唯一的雨僧墨迹，弥可珍惜。他的诗文信札都正楷抄写，一笔不苟，并且不写简笔字或俗体字。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赋答公权二首吴宓甲申仲冬成都
清华园里客，万里桥西家。
教授劳仍健，奔波意自遐。
思精明治道，诗美醉流霞。
一贯天人理，频烦赋落花。
惟狂思作圣，向道贵能仁。
一往殉情意，感君知我真。
悲欢心上影，离合镜中尘。
大地今千劫，飘流但佛亲。
战后清华迁回北平，雨僧也到北平，回校任教。此后再没有相见的机会。一九三四年，他作了一首五言古诗，以首句“诗人何所归”为题。他自己答复这问题说，“终极归天命”。这是他见道之言。但我怀念故人，不能自已，仍旧继续想着“空轩”，继续要问，诗人何所归？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二期（一九七一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