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本万太郎作黄得时译
《言语学入门——言语与记号系统》（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著者赵元任先生，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先生是在使他忆起许多青春往事的母校哈佛大学校园中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据说，连当时也在该校校区内的长女赵如兰女士（现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都来不及赶上为先生送终。何况，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美洲大陆，但时差相距四小时的东西两岸相隔如此之遥，我们这些住在西海岸的门生，当然更是无可奈何。那一天，在美洲大陆的西北部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而我，又是正在接受水上飞机驾驶执照的最后阶段技术测验的日子。照说，获得消息时，如能直接返回水上飞机基地，在地面上改搭普通飞机，便能迅速地“飞去”为先生奔丧，奈何这个地球上的时空结构，却阻碍人们难以如愿。我只好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卡斯基特（Cascade Range）山脉银白色的连峰上，那一片蔚蓝透澈的东方天空，向先生默祷致哀。
面对着像元任先生这样伟大的才学巨人的逝世，如果套以“巨星陨落”的句子，未免嫌太陈旧了。先生的逝世，其意义可以说在一般言语学的分野，以及中国语言学的领域上，代表一个时代的终了。因此，遗留给我们的悲伤，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哀悼而已。
元任先生人生轨迹的规模之大，超过了常人的想象。他出生于公元一八九二年（民前二十年），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也就是那俄国皇太子在日本遇刺受伤的“大津事件”的翌年。当他在康乃尔大学 19 就读时，有一天，同班同学胡适之从外面跑进来说：“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便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一报导。由这些小轶事，可知他活的是多么长久的时代。先生在这将近一世纪的亚洲觉醒之历史当中，不仅是东西文化接触与开花的活证人，更是在这股潮流中担任了主角中的主角。最近，在这个国家中，常常听到国际化的呼声。所谓国际化，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在复数的文化中。其在知性上的乐趣，当然不是言语所能尽致的。然而，现实的国际生活，却也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苦楚。尤其是背负着复数文化的生活，和个人心中经常残留着不能获得双方文化圈所谅解的部分。这种遗憾，是无可比喻的。赵元任先生便是背负着这种苦和乐，贯彻了一生的先觉者。到晚年时，先生从第一线上退休下来，以功成名就的巨人所怀的大风度，提拔和造就后进。然而，对我个人来说，只要先生在太平洋的任何一边，便感到无比的安稳。每当我得不到太平洋任何一方之谅解而感到绝望的时候，先生总是以那慈祥的容貌，耐心地听我诉说，给我指点，即时使我豁然开朗。因此，我相信，无论遭遇任何困难，只要赵先生在，必能获得他的谅解和安慰，凭这种安心感活到今天的人一定大有人在。现在，我们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丧失了这样的先觉导师。
我第一次叩先生之门，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起来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在其间，公式的关系来说，先生当了我四年的指导教授。在先生《言语学入门》日文版的序文中说我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实在是对我过分的厚爱。就在一九七二年，我离开美国回到远东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七七年起，为了国际共同研究，每年都有在先生门下度过夏季的机会。因此，我对先生的回忆，几乎是一想起来便无止时。
在这里，我想提出二三件，看过《言语学入门》的读者们较适合的往事，作为凭吊先生的文章。我相信，读过该书的读者，一定更加了解。
元任先生非常喜欢机械类。有时，甚至像无心的儿童般，显示纯真的执着。然而，我记得他的兴趣，与其说是机械本身，毋宁说他对成立机械的“机关”，寄以永难餍足的好奇和关心。有一次，他在街上散步，看见一辆与其他有点不同的自动清扫车，他就不断地询问它的构造。他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一位仅知操作，对内部构造一窍不通的清道夫。当对方觉得麻烦，信口开河随便回答，他便显出愁容，叹息说：“最近的人，都缺少敬业精神。”
去过他在加州大学研究室的人，相信都记得从未自那张桌上消失的旧式电动打字机。看过曾经多次损坏、油漆已剥脱的老爷电动打字机的人，大多会觉得奇怪，像赵先生那样著名的大学者，为什么不换一部IBM的最新电动打字机呢？然而，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那架老爷打字机的由来，其实，它是IBM公司最初创业的——甚至IBM公司非常希望保有它，以便陈列在其公司内博物馆的、极具历史价值的古董。（我不记得它是该公司最早产品的第几号机，它确实是个位数，第九号以前的产品。）到最后，由于型式太旧了，IBM的服务中心不太愿意替它修理，但赵先生却格外爱惜它，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把它报废。无论要花费多少金钱，在研究上必须要使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这是先生一向遵守的信念。我觉得他的这种信念的根基，是物理学尚属于自然哲学的时代所具有的，那种对自然的法理，和对其解明的健全关心和赞叹。有一年，元任先生过生日，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我不知它叫什么——在玻璃瓶中装有液体和半流动体的橡胶状的东西，而那半流动体在透明的液体中不断地流动的玩具。记得当时，元任先生喜出望外，把大群的贺客丢在一边，专心观察流体的动态，乐而忘记其他。恐怕，自然哲学家的眼光，就是这样吧。
言语游戏——对先生来说，或许说是言语巧对的研究更为合适些——似乎是他的偏好。例如说，在餐馆里，主菜已经用过，女侍前来问：“Coffee or tea？”（请问要咖啡或茶？）轮到前面一位回答说“No, thank you”时，坐在邻席的先生，立刻接着说“No，桑喀！”（当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刚上市，但尚未普及，其商品名便叫桑喀。）先生看见那女侍顿时莫名其妙地发呆，便会心一笑。这种玩笑，还算是初步的。（这个玩笑，对正人君子的读者，也许需要若干的注解。原来，那位女侍也许一半以为是听错了客人是在说：“No, thank you”，一方面可能以为是那种“咖啡？茶？或××？”的，含若干色情意味的新玩笑，而不知所措。）说到言语巧对的研究，读书如果翻阅过大英百科辞典的“中国语”项目，便会记得先生在那里集合SHY发音的汉字一〇三字，而且用这些汉字谱出一篇美妙的散文。
做为一位近代中国歌曲作曲家的元任先生，只要提起那首名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便是不朽之作。正如，只要日本民族仍然存在，泷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永远不朽，《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曲，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次，在元任先生的客厅里，有人在他的青春时代的回忆里说：多么受到下面的甘美名曲所迷惑。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叫我如何不想他？
元任先生听了，想了两三秒，便接着唱道：
叫我如何不想他，
可否相共吃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叫我如何再想他！
不过，据说这不是元任先生的即兴之作，而是这首歌的作词者刘复（半农）先生（留法声乐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戏诗。在某一次学会的会场，司仪介绍刘教授的时候，说：“这位，就是那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他’。”当时刘教授灵机一动，便作出这一首戏诗。
这样说来，读者也许会误会，先生不过是戏作文字巧对，恐怕是我所举的例子不妥。其实，元任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人类语言学，特别是对发音的结构，做永无休止的探讨。很久以前，当我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语言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时，曾经邀请先生演讲。先生欣然答应，他要讲的题目是“Play at language, 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游戏语言）”，当时我便觉得，这个讲题，正是先生的拿手好戏。我到了会场时，元任先生要求会场上要有一架能够将录音带逆转播放的录音机。他说，他要将听众所希望听的歌，倒过来唱。为了让普通人相信，他唱得如何正确，必须当场录音，再逆转放音出来给大家听，才能明白。如众所知，普通在市上贩卖的录音机，是double track方式，不能把录音带倒向放音的。专业用的录音设备也许能用，但是，能够带进会场的手提录音机，根本没有single track方式的。不料，先生却不慌不忙。他说，即使是普通的录音机，将录音带纵向剪成两半，使用时只用上半或下半，便能录音又逆向放音。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普通人在慌忙时绝不会想起来的。不久，先生在讲台上，应听众的要求，将福斯达（Foster）的歌曲倒着唱起来。那声音和节奏，都很奇怪，简直不像人类的声音。乍听时的那种感觉，实在是无法说明。一般人以为英语to，如果倒过来念是ot。可是，实际上写起来同样是t，但to的t是外破音，而ot的t如果不读成内破音，逆向播放时便不会成为to的音。不久，谜底揭晓了。录音机放出来的，居然是非常正确的福斯达歌曲。听众的反应，起初是满场如雷的掌声，就是对出众的魔术师表演精彩魔术那种喝彩。然而，当满场的鼓掌声渐渐平息之后，数以百计的听众，似乎都陷入沉思之中。我立刻感觉到，到底是普林斯顿的听众。人们终于发觉到，所谓文字，即使是表音文字，都是易于欺瞒人的。几乎所有的英语系民族，都单纯地相信自己的文字，是自由地将单音拼起来的。可是，他们从没有想到，英语文字的组合，实际上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元任先生一场如余兴似的表演，使得连不是语言专家的听众，都获得了领悟了。而且，是经由一位，虽是康乃尔、哈佛出身的“秀才”，却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异邦人”之启示。
据元任先生爱女爱丽丝（赵如兰女士）亲自告诉我，先生和早他一年去世的夫人，他们二位的遗嘱，吩咐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殡仪，也不要造墓园。遗体火葬后，骨灰散播在“夏威夷群岛以西”的太平洋中。报上说是中国大陆附近的海域，那是不正确的。我决定将来在追随元任先生奔向冥界时，也要如此。我希望能相信有来世。如果没有希望在来世见到这位恩师，叫我今后如何活下去呢。
译者注：原作者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原著载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图书》杂志一九八二年七月号。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