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本万太郎作黄得时译

《言语学入门——言语与记号系统》(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著者赵元任先生,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先生是在使他忆起许多青春往事的母校哈佛大学校园中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据说,连当时也在该校校区内的长女赵如兰女士(现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都来不及赶上为先生送终。何况,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美洲大陆,但时差相距四小时的东西两岸相隔如此之遥,我们这些住在西海岸的门生,当然更是无可奈何。那一天,在美洲大陆的西北部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而我,又是正在接受水上飞机驾驶执照的最后阶段技术测验的日子。照说,获得消息时,如能直接返回水上飞机基地,在地面上改搭普通飞机,便能迅速地“飞去”为先生奔丧,奈何这个地球上的时空结构,却阻碍人们难以如愿。我只好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卡斯基特(Cascade Range)山脉银白色的连峰上,那一片蔚蓝透澈的东方天空,向先生默祷致哀。

面对着像元任先生这样伟大的才学巨人的逝世,如果套以“巨星陨落”的句子,未免嫌太陈旧了。先生的逝世,其意义可以说在一般言语学的分野,以及中国语言学的领域上,代表一个时代的终了。因此,遗留给我们的悲伤,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哀悼而已。

元任先生人生轨迹的规模之大,超过了常人的想象。他出生于公元一八九二年(民前二十年),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也就是那俄国皇太子在日本遇刺受伤的“大津事件”的翌年。当他在康乃尔大学 19 就读时,有一天,同班同学胡适之从外面跑进来说:“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便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一报导。由这些小轶事,可知他活的是多么长久的时代。先生在这将近一世纪的亚洲觉醒之历史当中,不仅是东西文化接触与开花的活证人,更是在这股潮流中担任了主角中的主角。最近,在这个国家中,常常听到国际化的呼声。所谓国际化,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在复数的文化中。其在知性上的乐趣,当然不是言语所能尽致的。然而,现实的国际生活,却也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苦楚。尤其是背负着复数文化的生活,和个人心中经常残留着不能获得双方文化圈所谅解的部分。这种遗憾,是无可比喻的。赵元任先生便是背负着这种苦和乐,贯彻了一生的先觉者。到晚年时,先生从第一线上退休下来,以功成名就的巨人所怀的大风度,提拔和造就后进。然而,对我个人来说,只要先生在太平洋的任何一边,便感到无比的安稳。每当我得不到太平洋任何一方之谅解而感到绝望的时候,先生总是以那慈祥的容貌,耐心地听我诉说,给我指点,即时使我豁然开朗。因此,我相信,无论遭遇任何困难,只要赵先生在,必能获得他的谅解和安慰,凭这种安心感活到今天的人一定大有人在。现在,我们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丧失了这样的先觉导师。

我第一次叩先生之门,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起来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在其间,公式的关系来说,先生当了我四年的指导教授。在先生《言语学入门》日文版的序文中说我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实在是对我过分的厚爱。就在一九七二年,我离开美国回到远东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七七年起,为了国际共同研究,每年都有在先生门下度过夏季的机会。因此,我对先生的回忆,几乎是一想起来便无止时。

在这里,我想提出二三件,看过《言语学入门》的读者们较适合的往事,作为凭吊先生的文章。我相信,读过该书的读者,一定更加了解。

元任先生非常喜欢机械类。有时,甚至像无心的儿童般,显示纯真的执着。然而,我记得他的兴趣,与其说是机械本身,毋宁说他对成立机械的“机关”,寄以永难餍足的好奇和关心。有一次,他在街上散步,看见一辆与其他有点不同的自动清扫车,他就不断地询问它的构造。他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一位仅知操作,对内部构造一窍不通的清道夫。当对方觉得麻烦,信口开河随便回答,他便显出愁容,叹息说:“最近的人,都缺少敬业精神。”

去过他在加州大学研究室的人,相信都记得从未自那张桌上消失的旧式电动打字机。看过曾经多次损坏、油漆已剥脱的老爷电动打字机的人,大多会觉得奇怪,像赵先生那样著名的大学者,为什么不换一部IBM的最新电动打字机呢?然而,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那架老爷打字机的由来,其实,它是IBM公司最初创业的——甚至IBM公司非常希望保有它,以便陈列在其公司内博物馆的、极具历史价值的古董。(我不记得它是该公司最早产品的第几号机,它确实是个位数,第九号以前的产品。)到最后,由于型式太旧了,IBM的服务中心不太愿意替它修理,但赵先生却格外爱惜它,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把它报废。无论要花费多少金钱,在研究上必须要使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这是先生一向遵守的信念。我觉得他的这种信念的根基,是物理学尚属于自然哲学的时代所具有的,那种对自然的法理,和对其解明的健全关心和赞叹。有一年,元任先生过生日,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我不知它叫什么——在玻璃瓶中装有液体和半流动体的橡胶状的东西,而那半流动体在透明的液体中不断地流动的玩具。记得当时,元任先生喜出望外,把大群的贺客丢在一边,专心观察流体的动态,乐而忘记其他。恐怕,自然哲学家的眼光,就是这样吧。

言语游戏——对先生来说,或许说是言语巧对的研究更为合适些——似乎是他的偏好。例如说,在餐馆里,主菜已经用过,女侍前来问:“Coffee or tea?”(请问要咖啡或茶?)轮到前面一位回答说“No, thank you”时,坐在邻席的先生,立刻接着说“No,桑喀!”(当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刚上市,但尚未普及,其商品名便叫桑喀。)先生看见那女侍顿时莫名其妙地发呆,便会心一笑。这种玩笑,还算是初步的。(这个玩笑,对正人君子的读者,也许需要若干的注解。原来,那位女侍也许一半以为是听错了客人是在说:“No, thank you”,一方面可能以为是那种“咖啡?茶?或××?”的,含若干色情意味的新玩笑,而不知所措。)说到言语巧对的研究,读书如果翻阅过大英百科辞典的“中国语”项目,便会记得先生在那里集合SHY发音的汉字一〇三字,而且用这些汉字谱出一篇美妙的散文。

做为一位近代中国歌曲作曲家的元任先生,只要提起那首名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便是不朽之作。正如,只要日本民族仍然存在,泷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永远不朽,《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曲,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次,在元任先生的客厅里,有人在他的青春时代的回忆里说:多么受到下面的甘美名曲所迷惑。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叫我如何不想他?

元任先生听了,想了两三秒,便接着唱道:

叫我如何不想他,

可否相共吃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叫我如何再想他!

不过,据说这不是元任先生的即兴之作,而是这首歌的作词者刘复(半农)先生(留法声乐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戏诗。在某一次学会的会场,司仪介绍刘教授的时候,说:“这位,就是那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他’。”当时刘教授灵机一动,便作出这一首戏诗。

这样说来,读者也许会误会,先生不过是戏作文字巧对,恐怕是我所举的例子不妥。其实,元任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人类语言学,特别是对发音的结构,做永无休止的探讨。很久以前,当我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语言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时,曾经邀请先生演讲。先生欣然答应,他要讲的题目是“Play at language, 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游戏语言)”,当时我便觉得,这个讲题,正是先生的拿手好戏。我到了会场时,元任先生要求会场上要有一架能够将录音带逆转播放的录音机。他说,他要将听众所希望听的歌,倒过来唱。为了让普通人相信,他唱得如何正确,必须当场录音,再逆转放音出来给大家听,才能明白。如众所知,普通在市上贩卖的录音机,是double track方式,不能把录音带倒向放音的。专业用的录音设备也许能用,但是,能够带进会场的手提录音机,根本没有single track方式的。不料,先生却不慌不忙。他说,即使是普通的录音机,将录音带纵向剪成两半,使用时只用上半或下半,便能录音又逆向放音。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普通人在慌忙时绝不会想起来的。不久,先生在讲台上,应听众的要求,将福斯达(Foster)的歌曲倒着唱起来。那声音和节奏,都很奇怪,简直不像人类的声音。乍听时的那种感觉,实在是无法说明。一般人以为英语to,如果倒过来念是ot。可是,实际上写起来同样是t,但to的t是外破音,而ot的t如果不读成内破音,逆向播放时便不会成为to的音。不久,谜底揭晓了。录音机放出来的,居然是非常正确的福斯达歌曲。听众的反应,起初是满场如雷的掌声,就是对出众的魔术师表演精彩魔术那种喝彩。然而,当满场的鼓掌声渐渐平息之后,数以百计的听众,似乎都陷入沉思之中。我立刻感觉到,到底是普林斯顿的听众。人们终于发觉到,所谓文字,即使是表音文字,都是易于欺瞒人的。几乎所有的英语系民族,都单纯地相信自己的文字,是自由地将单音拼起来的。可是,他们从没有想到,英语文字的组合,实际上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元任先生一场如余兴似的表演,使得连不是语言专家的听众,都获得了领悟了。而且,是经由一位,虽是康乃尔、哈佛出身的“秀才”,却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异邦人”之启示。

据元任先生爱女爱丽丝(赵如兰女士)亲自告诉我,先生和早他一年去世的夫人,他们二位的遗嘱,吩咐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殡仪,也不要造墓园。遗体火葬后,骨灰散播在“夏威夷群岛以西”的太平洋中。报上说是中国大陆附近的海域,那是不正确的。我决定将来在追随元任先生奔向冥界时,也要如此。我希望能相信有来世。如果没有希望在来世见到这位恩师,叫我今后如何活下去呢。

译者注:原作者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原著载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图书》杂志一九八二年七月号。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