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师铎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题旁的两句话，是赵元任先生挽刘半农先生的挽联。刘、赵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语言学家，而且对于音乐都有相同的爱好；《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支歌，就是由刘先生作词，赵先生作曲，流行了将近四十年，现在还有人在唱。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支歌尽管流行，唱的人尽管众多，可是现在唱这支歌的青年朋友们，又有几个人知道刘半农先生是谁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刘先生对于中国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和新文学方面的贡献呢？
刘先生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当了十年教授。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时，死在北平协和医院。我虽然也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可是因为我的大学一年级是在燕京大学念的，第二年才转到北京大学来。我进北大的时候，已是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刘先生已逝世一个多月了，因此我未能亲受刘先生的教益。话虽如此，刘先生在北大设置的“中国语音乐律实验室”，依然仍旧，我们这些念中国文学的毛头小伙子，还是按照刘先生所手订的遗规，每星期还得有两个下午，关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作语音测绘的研究。
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以为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只是讲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而已；其实这是皮相之见，现在的国文系固然不如此，过去的国文系更不如此。拿北京大学的国文系来说，就分为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我是念语言文字组的，除了要念钟鼎、甲骨的古文字而外，还得念语音学、语言学、声韵学、训诂学这些艰涩的功课；最要命的就是做实验，交实验报告。这在今天念“乙组”的同学听来，也许认为是奇谈了。
我虽然没有能亲受刘先生的教益，可是刘先生对北大国文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选语言文字组的学生，要是语音实验不及格，干脆只有一条路可走——转系！我今天还能靠教声韵学谋生，不能不归功于刘先生的遗惠。
我初进北大的时候，系主任是马裕藻先生，接着是胡适之先生代理，最后是罗常培先生。那时的教授阵容，可以说极一时之选：文学方面有胡适之、周作人、闻一多、罗庸、郑奠诸先生，语言文字方面有沈兼士、钱玄同、马裕藻、唐兰、罗常培、魏建功诸先生，他们对于刘先生都是众口一词，交相赞誉。我从诸位师长的口中，和高年级同学的闲谈之中，得知刘先生多方面的才华，也读过不少刘先生的遗著；因此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执笔为文，追记往事。
我之认识刘先生，大概是由于史老伯的介绍。史老伯跟我父亲是老同学，跟丁文江先生是儿女亲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闲来无事，就带着我们几个男孩子逛书摊，吃小馆儿；北平西四牌楼的“同和居”、什刹海的“会贤堂”、前门外的“馅饼周”，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初见刘先生，大概是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无意碰到的，他跟史老伯谈得很起劲。我那时只是高中学生，还不知学问为何物，面对着刘半农、丁文江这些大人物，只知道陪着他们吃喝，一声不响的，静听他们风趣的谈论，如此而已；过后思之，亦自失笑。
现在该再提到赵元任先生写的那副挽联下一联的“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是歌名，前面已经说过；那么，“数人”又是什么意思呢？说到“数人”，最好再看看钱玄同先生挽刘先生的挽联。那副挽联很长，原文是：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钱先生的这副挽联里，不但提到“数人会”，并且把刘先生的一生事迹，都概括地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大可利用钱先生所写的这副长联，略述一下刘先生的生平大事。
刘先生单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殁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享年四十四岁。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用“半侬”笔名，在上海滩上，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偶尔也写些“鸳鸯蝴蝶”的文章；那大概正是“礼拜六”派在上海盛极一时的时候，刘先生也不过二十几岁。
一九一七年以后，刘先生到北京大学当“预科”教员，教普通国文。那时正是胡适之、陈独秀诸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刘先生也扯掉了“鸳鸯蝴蝶派”的外衣，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命》《应用文之教授》几篇文章。
从一九一八年起，他常常用白话作诗，这就是所谓《扬鞭集》；还有一本诗集叫《瓦釜集》，全部都是依仿他家乡的江阴民歌作的，有浓厚的江阴方言色彩。这年他又在北大发起征集全国近代歌谣，数年之中，收到了好几千首；后来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这几千首歌谣，多数都被刊登了。这一年，刘先生开始在北大预科，讲授文法课程，曾用很新的见解，编成《中国文法通论》一书；该书本是北大讲义，一九二〇年八月，交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后来刘先生又编成《中国文法讲话》一册，一九三二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前两年，台北的启明书局，曾将该书照相翻印，现在大概还买得到。
一九二〇年，刘先生离开北大，到法国去深造，专门研究语音学。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北京大学任教。他留法期间，曾写有《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诸文，及《四声实验录》《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略》三书；后两书都是用法文写的。
一九二五年秋天，刘先生从法国带回来很多语音学的最新仪器，就在北大本科开始教语音学。一九二九年，北大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才完全布置就绪，可以利用仪器，测量出语音的浪纹曲线；刘先生也就凭借这些仪器测绘的结果，写出《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北平方音析数表》等专著。刘先生的抱负是很大的，他打算以北大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中心，把中国各地方言里的声调，作一次总清算；要把中国各地方言里的声调曲线，完全用仪器测绘出来，写成一部《四声新谱》。这还不算，他还打算更进一步，调查全国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调查顺利，工作的人员多，他还希望按照法国语音地图的办法，编成一套《中国方言地图》。此外，他还打算利用录音机，把中国各地的方言都录下来，作研究的资料；同时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俗曲，以及将要失传的旧乐，也都兼收并蓄，希望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录音库”。
刘先生沿着平绥铁路出发，经过绥远城到包头和百灵庙，带着语音仪器，沿途记录语音声调，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大工作中的一环；而最主要的理由，则是他为了要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地理学会，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辰而编印的一本世界性的论文集。想不到为了纪念斯文·赫定的七十寿辰，反而牺牲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
刘先生在中国语文方面的贡献不但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相当深远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二〇年，又被聘为“国语辞典委员会”的委员。他留法的时期，曾用法文写过一本《国语运动史略》；回国路过上海的时候，又顺便跟上海群益书社谈妥，由他和黎锦熙、钱玄同、顾颉刚、白涤洲等人，合编一部《中国辞典》交由群益书社出版。不料该社后来把这笔资金，移作开矿之用；钱都赔光了，书当然无法出版。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刘先生又向中华民国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提出一个编纂《中国大字典》的计划，预算须六十万元，政府不肯通过，结果只成立了一个徒具空名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刘先生被聘为编纂员之一。现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厚册的《国语辞典》，就是由那个“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出来的，里面还包含着刘先生的一部分的心血。
刘先生因为鉴于《中国大字典》的一时不易完成，而六十万元的巨款，又不容易筹集，就在一九三〇年跟李家瑞合编了一本《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九三二年，又独力写成一大本的《一字长编》；此外还写了一卷《打雅》，编了一部《中小字典》。他其他的著作和译稿，还有：《比较语音学概要》《中国俗曲总目稿》《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猫的天堂》《国外民歌译》《初期白话诗稿》《敦煌缀琐》《半农杂文》《半农谈影》等。
至于“数人会”这个名词，也是有来历的。一千三百七十年前，隋朝的陆法言在《切韵序》里说：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下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
这几位承受陆法言衣钵的现代音韵学家，在讨论国语罗马字的拼法的时候，就采用陆法言、魏渊、刘臻、颜之推等人的往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数人”就是：刘半农、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黎锦熙和汪怡六个人。而发起“数人会”的，则是刘半农，地点是北平赵元任家里，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最后该说到刘先生得病的原因了。刘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从北平出发，到绥远去调查方言，同行的有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还有一个工友梅福。他们首先直往包头和百灵庙，回程时在沿途大站，停留调查。他们往返共历时三星期，前二十天大家都是好好的；等到折回张家口的时候，刘先生就开始发烧了，张家口的医生，以为他是感冒，给他吃“阿司匹灵 18 ”；在张家口待了两天，于七月十日，返回北平，经协和医院的医生诊断，认为是“回归热”，于七月十四日病逝。
根据白涤洲先生的报导，他们回程到张家口的时候，刘先生曾在他的衣服上，找到一个白色的小虱子，刘先生认为那是从百灵庙带出来的“蒙古虱子”，而“蒙古虱子”据说是可以传染伤寒病的。刘先生的病因，是不是就由于这个小小的白虱子？因为虱子已经捏死了，无从对证；不过刘先生终于因“回归热”不治而死了，所以钱玄同先生在挽联里说：“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一代学人，只享年四十四岁，就因调查方言，而献出了生命。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追记于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