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
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这位国瑜先生，我最初知道他是云南人，是云南省政府保送到北平读书的，学的是历史，对故乡云南省历史，尤其熟悉。我有一习性，便是每到一地，必注意当地的历史。在浙江时，我就特别注意我生长之地和我到过的杭州、嘉兴、平湖、乍浦、金华、永康、衢州、江山等地的沿革；抗战时，足迹所至，遍及赣、湘、桂、滇、黔、川等省，后三省居住较久，我所搜购的方志也最多；一部分我送给中山文化教育馆，一部分我在胜利后，运交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徐润农神父宗泽。因此我在昆明一年，对于那一位生于边陲的同宗国瑜先生，往来特多。
一天，他邀请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吃饭，我现在还记得的似乎有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姚从吾先生、向觉明先生（达）、张维华先生等。席间，由于宗族观念，我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于是我觉得更为亲热，我说：“我原籍浙江诸暨，诸暨姓方的，好像也是从河南迁到安徽桐城，由桐城再迁诸暨。”
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在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么些（读如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此时，陈寅恪先生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
这时，我恍然大悟，不久以前，国瑜先生听说我收买罗罗、摆夷、苗人的衣服、文书等，我还叹惜我收不到么些人的文字，国瑜先生立即送给我两小册，并给我解释其意义。么些文是象形文字，所记又多属神话，一经解释，等于看图识字，兴趣无穷。现今在台北的么些文专家李霖灿先生大概也认识我的宗兄么些人方国瑜先生。
但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
那天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身体太弱，健康不佳。昆明本是四季皆春的地方，即使一雨成秋之后，也只是稍有凉意而已；而那晚寅恪先生却穿得最多，颈上还有围巾。
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谈完方国瑜先生的家世以后，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的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我颇为失望，但他的谦虚，却也使我钦佩无已。
一九四一年秋，我应张晓峰先生邀约，到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如我在上文所说的，我特别爱好地方文献和乡土史地，记得张先生说过：浙江大学迁移的路线，颇有些接近徐霞客的游踪。于是我再去细读《徐霞客游记》，竟被我发现我到浙大的这一年（公历一九四一）便是徐霞客先生逝世的三百周年，于是向张晓峰先生建议，以演讲会作为纪念；张先生大为赞成。演讲会后，又将各文石印，载次年十二月浙大史地学部丛刊第四号。我共有两篇文字：一为《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一为《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两文现均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
一九四二年，我又发现那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再发起开会纪念。但此事应归理学院举办。校长竺藕舫先生邀我到湄潭理学院做一次学术演讲，题为“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思想与时代》第十五期，现亦已收入《六十自定稿》。
经过两次先贤纪念后，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表扬先贤，同时也是鼓励师生同去发掘先贤史料的一个最好办法。于是，我又发起在一九四三年阳历六月二日纪念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据陈援庵先生撰《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载《燕京学报》第八期）。一九四三年春，曾向寅恪先生和困居北平的陈援庵先生征文，我得到寅恪先生的回信，我也承援庵先生寄来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的抄本。兹将寅恪先生的回信，加标点排印如下：
杰人先生道席：手示敬悉。西游录弟所藏者，不知存亡，似北平有翻印本，可一询否？又颐和园之耶律公墓，亦宜有一记载，如访徐霞客故里一文之例。西游录之作，为丘长春藉端招摇所引起，故耶律公与万松老人之关系，及佛道二教之因缘，皆不可忽略。公为治中西交通史及宗教史专家，当有高见也。乐素先生已到遵义否？甚念！甚念！晓峰先生处，希代致意。匆此奉复，敬颂
著祺
弟寅恪顿首。十一月十日。赐示乞径寄桂林良丰广西大学。
乐素先生乃援庵先生公子，自香港逃抵遵义，即执教于浙江大学。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我在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第二十六期发表《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是答复缪彦威先生（钺）论北朝胡俗书，亦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印刷模糊，纸张粗劣，寅恪先生复书加标点排印如下：
杰人先生撰席：手示并大著，敬读讫。（第八页“旧唐书卷五兵志云云”，想是“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之误。）先生与彦威先生读史精博如此，至为钦服。北齐、隋、唐之胡俗，有一贯之关系，弟前于拙著隋唐制度论中论音乐章，略发之，惜此书已于前年交商务书馆印刷，至今未见出版，想已沦陷于上海，无从呈教，怅恨之至！耶律楚材纪念，似宜请陈援庵先生及邵循正、姚从吾先生作文，弟于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谈矣。又移剌公之与丘长春之一段因缘，见于其著西游录。此书钞自外国，传本不广，似可重印。（旁注：不知今别有印本否？）又其子双溪醉隐集，龙氏据李仲约钞本刻印，与原本略异。昔王静安先生曾借文渊阁本校勘一过，杂置于北平清华普通书籍中，今亦散失。闻文澜阁四库书归浙大保存，或可再校一过也。又弟前数年曾见一伪造晋卿所书畏兀吾字体条幅，可笑之至。并求转告晓峰先生。又陈乐素先生来函云：俟浙大寄到旅费即启程，现想在途中矣。匆此奉复，顺颂
道祉
弟寅恪顿首。一月六日。晓峰先生乞代候。
我因为看到上期《传记文学》毛子水先生文中，提到“现在刘绍唐先生汇印纪念寅恪先生的文字”，想起我藏有寅恪先生亲笔函两通，乃找出来誊抄一过，并略记两信往来的经过。第二封信中，指出我所引旧唐书卷五兵志为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之误，令我愧怍。而我尤当引以自责的，是该文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这一大误仍未更正。寅恪先生曾研究我国很多制度上的胡化问题，兵制亦其中之一，所以他必注意到旧唐书根本无兵志。
信中云：“闻文澜阁四库书归浙大保存”，此事应略加说明。一九三八年春，文澜阁全书运黔，是由教育部命贵州省教育厅负责保管；浙江大学迁遵义后，又委浙大就近督察。所谓督察，亦即由浙大派一二教授，会同教育厅所派者，监督开箱曝晒。藏书地名地母洞，在金鳌山半腰，离太乙井约三里许。共一百四十大箱，而洞前可以曝书的面积不大，每天只能晒两箱，遇阴雨，或有警报，即不能工作，因此，晒书一次，必须四五个月，甚至半年。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谣，山中尤难见天日。因此我虽在浙大两年，并未能利用。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自难详悉其中底蕴。
寅恪先生所用信笺，为土产竹纸，极薄，略带黄色，署“片叶庐”三字。用墨甚淡。第一函，已受水渍，恐难摄影；第二函经摄影后制版，刊出后，不知能清晰可诵否？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