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珩

“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至少,我觉得林语堂先生对生活的态度,是这样的散逸、洒脱。

烟斗,几乎成了林语堂的标志。

第一次见到林语堂先生,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那一天,台北的冬阳显得特别明亮、温暖。我站在松山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翘首凝望机门。

掌声响起,林语堂先生和夫人出现了。第一眼看到这位名闻中外的幽默大师,我有点儿失望,他与我读他《京华烟云》时塑起的林语堂形象不太一样:他不是高高瘦瘦的、一袭长袍、脸上挂着一副细细圆圆黑边的眼镜。唯一找到他是林语堂的,是他那不离手的烟斗。

当我客串他的秘书、帮他编汉英辞典,以及许多次以记者身份和他“一席话”时,他总是带着烟斗,他习惯用左手拿着,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拿着,遇到思考时,他话停下来,叼起烟斗,渐渐地满室飘散起尼古丁。一件事、一个问题或是一席话,就随着烟圈绕转,一旦停滞,他拿下烟斗说:“我们下次再谈吧!”

他喜欢燃起烟斗,听人家谈话,不管对方是年长、年轻或是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谈的是国家大事,是哲学思想或是街谈巷议,他都兴趣盎然,专注地倾听,一脸的挚真。可笑时,他往往是第一个笑;激动时,他挥起烟斗弯弯的一端,或上或下,或前或后,直到它又回到他的嘴里。

有人说:烟斗,能引出哲学家的智慧,也能使愚拙者缄默;它能产生一种沉思的、富有创意的、无虚饰的谈天风格。我想,林先生最了解其中的神奥。

他曾说:

——我最欣赏抽烟斗的人,他们似乎比较真诚、亲切、坦率,也比较善于谈话。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喜欢我正如我喜欢他一样。

——聚在营火前,叼根烟斗,坐在啤酒桶上,彼此交换意见,谈天说地,心灵交流,这是从古到今人类最大乐事之一。

——下班后,脱掉硬领衬衫,舒服惬意地躺在地毯上抽烟斗,这一来,才像个人。

有一次,我和林先生谈烟斗。他听了这个话题,很惊讶地举起紧握在左手里的发亮烟斗,端详了半天,似乎那是当然属于他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烟斗,我会怎么样。”他想了想:“我想我会无法定下心来做事,也无法思考。”

他说,他曾有过戒烟的经验,戒了三个星期。他形容那三星期的无烟生活,是绝对不智的行为,最后终于抵不过良心的鞭策而重回正道。

他兴致勃勃为抽烟的好处,找来许多可支持的论点。然后,他教我:鼓励你的丈夫抽烟斗。

“为什么?”我问。

“如果他要和你争吵时,你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

“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

这位幽默大师哈哈大笑。

享受了半个世纪烟斗的乐趣,林语堂有很主观的体会:抽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叼着烟斗沉思,是他的一大享受。但是,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前三个月,他收起了烟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林语堂在香港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度过他的八十岁生日。第二天,他赶回来参加十多个学术文化团体,于十月十四日在台北为他举行的祝寿茶会。

他坐着轮椅下飞机,左手空空,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戒烟了!”他承认:“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行我素的林语堂,为了健康,也不得不屈从于医师的权威,离开了他多么喜爱的烟斗,也离开了他自列为二十四快之一的:“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他老人家去世后,我看到十几支他用过的烟斗,集聚在一个盒子里,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这些现在反过来很孤寂的烟斗,都曾带给它主人一段快活的时光。我选出四支,放在一个木质的烟斗架上,摆在林大师阳明山故居的客厅里,供人凭吊。

在我的印象里,林先生似乎没有抱怨过老,我也没有听他说:“啊!老啦,不行了!”纵使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里,他的体力和记忆力,都有点儿消退,反应也有点儿迟缓,但他对生活仍怀着一股热望。

他曾说:“生活的价值,掌握在个人的手中,生活的快乐也是自求的。”

在这位名满中外作家的八十二年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是写作。他快快活活地摇动了五十多年笔杆,最后,他还计划为儿童们写点儿寓言的故事,和编一本汉语辞典。可惜他已无力掌握他生活中的这份最后的快乐。

编字典,是深藏在林先生心中的一桩夙愿。

在半个世纪前,他已立愿要做一番他自喻为“自有其乐,寻发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的编字典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带着他的兄长憾庐先生编的一部分中文字典手稿,他也默默做了不少奠基工作,譬如他为中文打字机设计的“上下形检字法”和“改良罗马字拼音”。一九六七年,当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约,着手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时,他孕育了久久的夙愿、意念,开始一一展现。

和他在生活细节上存有恋旧倾向一样,林先生对他早年创意的许多概念,有着浓烈的一份感情,他非常希望能带进这本辞典中。颇有一段时间,他在决定体例和处理原则时,盘桓在感情的执着与理智的抉择中,他不能完全甩脱文学家的“专情”。

林先生推崇过编《大汉和辞典》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称许他以三十多年的功夫主编一部辞典的精神。但是,当他接编汉英辞典时,却忽略了在数字上的计算,约定以三年时间完成,并答允亲自主理编译工作,实际帮助他的人只有三位,除马骥伸先生、施佩英女士之外,陈石孚先生和我是part time(兼职——编者注),只能算一个。

林语堂编辞典的消息传出后,曾有不少名家学者,希望参加这份工作,林先生也想过一两位著名的人选,最后他都一一否决了。他说,他需要的,是有新观念、熟悉现代词汇、能够与他沟通和合作的人。

他率领这个小小的编辑小组,经过半年的讨论、辩论和观念的沟通,开始试稿,决定了“大样”。在编纂的过程中,林先生非常尊重分层的责任,由我们自订进度,自动去执行,在我们定期交稿之前,他从不探询工作的进度。

为了遵守诺言,所有中英文原稿,林先生都一一过目、修改,而且一校、再校。在日夜矻矻之下,如期交出了定稿,林语堂先生又一次没有失信,但是,他的健康却在这份沉重工作的压力下受了损伤。

这部汉英辞典开始上了机器,林先生发现他的夙愿只偿了一半,他希望编一本汉语辞典,利用汉英辞典的中文原稿,再加整理编纂。

他找到和他有数十年出版交情的“开明书店”,与刘甫琴经理谈了许多次,尽管林夫人、刘经理都认为以林先生当时的健康情况,实在不适宜再肩负这件繁重的工作,但是他们又不忍拂他老人家的意愿。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林先生打电话约骥伸和我上阳明山一谈。在他的书房里,他摊开了他的计划,说明他的心意。

面对这位瘦弱、仁慈的老者,环视围着他的丰富作品,我不禁想起他与我谈起的一个经验:“一本书写完以后,在那段‘无事’的日子里,我喜欢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整天似乎无所事事,于是我就患上精神衰弱症。”

我真不忍心让他老人家患上精神衰弱症,但是,我更不愿意让这位老作家,再为“字典”而鞠躬尽瘁。

同时,我很了解林先生的做事原则:绝不假他人之手。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去编,然后加上“林语堂”三个字出版;他一定要自己参与,要一个字一个字审阅、修改。而且时间又订得很匆迫,我们计算字数,和他每天的工作量,真是太重太重了!

那段时间,林先生和夫人,经常到香港探视他们的两个女儿太乙和相如,大部分时间住在香港那幢建筑在半山上的公寓里。来往稿件的领取和投寄,也是当时顾虑的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让他们两老做这份工作,雇个人吧,实在挤不出这笔预算。

我们把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坐在旁边的林夫人焦急地一再劝她的语堂不要做这件事。

最后,我们总算说服了林先生。握别他老人家时,已过了午,我肩上有一份轻松感,心里却塞满了感伤。

汉语辞典不编了,为孩子们写故事的意念也搁了浅,林语堂手上的笔一转,画起马来。他说:“我喜欢马。”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写《生活的艺术》时,曾以捏泥马,来消除他写作的疲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以画马来排遣他老年的寂寞。

他的二女儿太乙,曾描述他父亲的泥马:

——有一天,父亲买了一桶泥回来,他说他预备做一只泥马。

——父亲拿了一块泥,先想把马头做好,结果做得并不怎样好。

——父亲认为这马没有办法,因为做得很不像;马的鼻既不正,脚又不能站直,整个躯体并不像马。

——父亲去瞧波荔佛的肖像,从那像身上获得一些正确的标准。从这次以后,这匹马修改得比从前好多了。

——父亲叫我们评判,我们都看得出马的鼻头做得不正,还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长得低些。父亲拿块泥粘在马的眼睛上,使它变得高些,现在鼻子的位置也正了。

——父亲把泥马的身上漆绿。看上去是那么专横而雄伟。

——一天,来了一个不识趣的朋友,取起泥马漆成金色。

——泥马和别的东西一起放进箱子,横渡大西洋,经过意大利到了蒙登,父亲取出泥马,可是脚都碎了。父亲很难过,立刻把碎块拼拢。

——一天,它站在壁炉架上,忽然被人碰倒了,这可怜的雄伟的泥马,跌断了腿。

——我们要迁往巴黎时,父亲不能决定,到底这匹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结的地步。但是母亲已下定决心,把它抛在字纸篓里。

——这匹泥马和废物一道运走了,虽然这马是林语堂的心血结晶。三十多年前林语堂捏的这匹泥马,虽然被抛弃了,但是,泥马的影象似乎仍刻在林先生的脑海中。

一九七四年七月,林大师画了一幅马送给我,画面是七匹水墨马,或立或卧,疏疏落落,潇潇洒洒。

我把这幅饶具趣味的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每次对着它,我就想起太乙姐姐在日记中描绘的“父亲的泥马”,不禁从心底笑了起来,我似乎看到了林语堂用年轻的手捏起来的泥马,一个一个用颤抖的手罗列在画纸上。林语堂不是在画他眼中的形象,而是写他心中的意致。我们与其说他的马是画的,莫若说是他用笔写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和外子骥伸到香港访问,下了飞机就去探望林大师和林夫人,在高高的十一楼上,我们推开门,他兴奋地摇摇晃晃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笑得像个孩子。

在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复制品。他说,他曾试着画些花鸟、山水,但是,他发现他只爱马。他珍藏的一匹唐三彩陶马,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亭亭玉立”地站在“故宫”闪亮的展览橱中。

我们原与林先生和夫人约好,一起于三月二十三日回台,他要参加蒋公逝世周年纪念。那天我很高兴地道了别,没想到那是一次永别!

在林语堂先生八十二年的生活中,我是他最后十年的“小朋友”之一,我敬爱他像父祖、像老师;他教我乐观、洒脱和好奇!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