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两年来，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历史人物的文章。许多历史人物，如屈原、荆轲、秦始皇、岳飞、史可法等都被提出来重新加以评论，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是在人物评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二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好像不如此就会失掉立场，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去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
作为一个人民的历史教师或历史研究者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去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作坚决的斗争；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我们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的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1938年11月14日联共中央关于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而应如何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中指出，包克洛夫斯基“学派”的错误就在于：“这个‘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它违反着历史唯物主义，而以今天为观点，不是以历史事变所处的条件为观点来分析历史事实，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实历史。”[1]这几句话适用于历史事实的评论，也适用于历史人物的评论。
但是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近来竟有人替秦始皇扣上“极端的唯武器论者”[2]的帽子，又有人批评秦始皇，说他“登上宝座以后，胜利冲昏头脑，便开始脱离群众”。[3]又有人宣布关羽的罪状，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破坏统一战线”等情形。[4]又有人批评岳飞，说岳飞虽然曾经抵抗金人的侵略，但因他后来服从宋高宗赵构的命令，从前线撤退，就是“封建奴才思想”，就只能成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平庸脚色”，就不算是“民族英雄”。[5]又有人责备史可法，说他曾经镇压过农民革命，又没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因而以为他虽然“宁死不降，也只是为了殉阶级，并不是为了殉民族”。[6]像这样的一些说法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不对的。
我们可不可以替秦始皇扣上一顶“极端唯武器论者”的帽子，并责备他说他“脱离群众”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封建主义乃至资本主义时代的统治者，他们只能认识武器的力量，不能认识群众的力量。我们怎能要求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不唯武器呢？至于秦始皇之脱离群众，并不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他的头脑未被胜利冲昏以前，也没有接近过群众，因为一个封建皇帝是不能接近群众的。
我们可不可以替关羽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并加他一个“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今天才被批判，封建时代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至于“统一战线”之出现于中国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得很明白，他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7]由此可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照我的体会，“统一战线”是指工人阶级为了进行革命斗争而团结并领导其他阶级的一种阶级政策，并不能应用于两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联盟上。因而即使吴、蜀两国的联盟是由于关羽的骄傲而被破坏，也只能说他没有做好外交工作，不能说他破坏了“统一战线”。
岳飞和史可法他们都有缺点，都不是完人，例如他们都忠于地主阶级，忠于封建皇帝，并且都曾经和农民为敌，但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说他们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曾经忠心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的侵略者的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褊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种族国家利益上了。假如我们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将领没有忠君思想，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就具有和我们今天一样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岳飞和史可法是可以而且应该称为民族英雄的。
三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又可以看到一种与上述的情形相反的倾向，有人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为了培养人们对祖国过去的爱，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杰出人物，因而对于某些当时是积极的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表扬。甚至用现代的辞汇来描写历史人物，企图使那些历史人物现代化、理想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我们是应该表扬一些值得表扬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而是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应该知道，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起来，不但不能帮助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而是相反地妨害了它，因为这会混淆人们对于祖国在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时期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异的认识，这会造成一种抹杀历史远景的危险，这会引导人们不向前看而向后看。
正确的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对于历史人物的处理，应该不仅是培养人们对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爱，让人们因为我国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骄傲，而且应该让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如何杰出，但比之我们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此外，我们也应该为了培养人们对有害于我国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人物的恨，而把那些过去历史上的坏蛋予以谴责。
但是近来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有人把西汉时代的铁官徒暴动说成是“无产阶级造反”，即因认定铁官徒是“无产阶级造反”，所以说铁官徒“较之后世出身不光明、领导欠正确的黄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万倍”。[8]又有人把李自成理想化，说他在政治上已经“能够团结各阶层”，在军事上已经“改变流窜作风”。[9]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我们今天的革命领袖人物相提并论。王季敏先生在座谈会上反映说：“假使你问学生：‘中国有什么伟大的军事家？’他便答：‘李自成、朱总司令’。”[10]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是值得表扬的，但我们能不能说西汉时的铁官徒暴动就是“无产阶级造反”呢？不能。因为无产阶级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和资产阶级同时的。无论如何，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中国是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造反的。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说西汉时代的铁官徒比之后来的黄巢、宋江等“要高超多少万倍”。如果这样说，中国的反封建地主的起义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这与实际的历史是不符合的。具体的历史告诉我们，黄巢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之西汉时的铁官徒暴动要大得多，至于宋江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之大，那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们能不能说李自成在政治上已经“能够团结各阶层”呢？不能。因为他和李岩等个别知识分子的结合并不等于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团结。我们能不能说李自成在军事上已经“改变流窜作风”呢？不能。因为流窜作风是古代农民战争的特点，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李自成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说：“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11]又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2]由此可知，流窜作风只有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才能废除。至于把李自成和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相提并论，更是舍弃了对历史人物作历史性的评价，这种说法只有模糊学生对历史人物的本质的认识。
同样不适当的表扬也表现在对文学家的评论中。例如有人说屈原的作品就“预见性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的时代的要求”。[13]又有人说白居易“完全站在他那时代人民的一边——从而永远站在一切时代的前列”。[14]又有人说顾炎武的“科学的文学发展观点和带有创造性的反对摹拟的写作方法……远在‘五四’时代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三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的”。[15]这些说法也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天才的文学家，其中有些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们敢于大胆地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烈地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特别是屈原，他不但敢于暴露，而且敢于幻想，像这样的文学家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预见性”呢？不能。因为只有当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性以后，人们才能依照这种规律性去客观地对历史发展的前途有所预见。
白居易的作品诚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良好范例，但能不能说他就是“完全站在他那时代人民的一边”而且是“永远站在一切时代的前列”呢？不能，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学家才能是完全站在人民的一边。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善良的文学家，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但决不是完全站在人民一边。而且在历史上也决没有一种人永远站在一切时代的前列，因为站在封建时代前列的人物是农民革命的领袖，而站在我们今天最前列的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至于顾炎武，无论在学术上或人格上都是值得表扬的，但我们能不能把他的文学改革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相提并论呢？不能。因为顾炎武的文学改革是属于封建主义范畴的，而胡适的文学改革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一个人不可能在三百年以前就产生三百年以后的思想。正如鲁迅所说：“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因为人的思想和认识是受客观存在所制约的。“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16]
四
从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好像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就失掉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例如有人把战国时的信陵君救赵和明朝李如松东征都写成了和我们今天的抗美援朝一样。董杰《记京剧信陵君的演出》说：《信陵君》剧本“用历史事实，结合了当前抗美援朝的伟大任务，主题思想都很明确，并告诉我们，唇亡齿寒、抗秦即援赵、保家先卫国的许多道理”。[17]方诗铭《十六世纪李如松在朝鲜进行的抗日援朝战争》一文中，用了很多现代流行的言语，如“抗日援朝保家卫国”、“中朝部队的战斗是完全正义的”、“是完全符合当时中朝两国广大人民的要求的”[18]等等，去努力把明朝的援朝说得和我们现在的抗美援朝一样。这都是不对的。因为今天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度发扬了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和它比拟。
又有人把荆轲刺秦王描写为与今日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相同的事业。武克仁改编的《易水曲》中说，荆轲之刺秦王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托”，又说“千万被害之人民，都是我荆轲的同党”。[19]当《易水曲》在重庆上演时，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大书“侵略必然归于失败，和平要用代价换来”、“荆轲刺血溅咸阳，群众抗暴吞易水”，[20]像这样的说法真是牵强附会。据史籍所载，荆轲刺秦王并不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托”，而是受燕太子丹的命令，他的“同党”只有秦舞阳等少数几个人，而不是“千万被害之人民”。因而他之“血溅秦廷”与群众毫不相干，而是为了报答燕国的太子。而且侵略者并没有因荆轲之死而失败，荆轲的生命也并没有换来和平。假如用这个故事来影射今天保卫和平的运动，岂不给群众以相反的印象！特别应该指出，这样的比法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给群众一种错觉，以为保卫世界和平可以采取暗杀个人的手段，而不依靠群众的力量。
此外，又有人把王安石的“青苗法”说成“类似今日的农业贷款”，“保甲法”是“加强了人民的武装”[21]。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封建统治者决不会加强人民的武装，而“青苗法”与今日之农业贷款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保卫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后者则是为了发展农业合作社，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是为了结合现实，在历史人物评论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号召我们学习古人。例如有人说：“站在今天现实需要的高度来谈杜诗时，首先我们应该学习这个‘诗圣’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22]又有人说白居易的诗“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的诗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又说：“他的诗不但打击了人民的敌人，也培养了人民战斗的意志。我们站在今天新爱国主义旗帜下，要向这位祖国的人民诗人学习他的战斗精神。”[23]
我们可不可以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呢？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必须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杜甫和白居易的时代，因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文艺作家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就不是杜甫那样的态度，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战斗精神也不是白居易那样的战斗精神。今天的文艺作家所要学习的应该是工农兵，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战斗精神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才是为劳动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世界的和平而不倦的斗争的典范。学习他们，才可以作为鼓舞为祖国而忘我的劳动战斗的源泉。只有在他们的身上，才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
五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有人提出历史上与各族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人物，从这里，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这个问题面前遇到了困难。
为了避免大汉族主义，有一个时期，人们几乎要把一些和少数民族进行过战争的历史人物都要说成侵略，好像不如此就会违反民族政策。后来，又想用一条简单的公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即依据战争的性质来决定对于这一类人物的态度。如果是从事侵略战争的人物，就应该否定；反之，如果是从事保卫战争的人物，就应该加以肯定。至于何谓侵略、何谓保卫则决定于疆界问题，即如果打出了自己的疆界就是侵略；反之，如果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与另一种族或部族作战就是保卫。
我们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侵略，因为各民族权利平等，而彼此无所从属，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原则。但是必须指出，这民族平等的政策只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才能出现，如果把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历史上的古人，那就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在长期的封建主义时代中，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主要的是和平共处，但各族统治阶级之间，有时也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有时是侵略他族来扩大自己的领土，有时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保护自己的领土。在讨论历史上各族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承认这种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是存在的，并且应该指出历史上各族的统治阶级所实行的侵略政策和不正义的战争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指出侵略的客观成果无论如何和统治阶级替自己定下的主观目的是不能完全符合的，甚至是毫不相干的。尤其要指出，历史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不能从世界史中孤立起来考察，必须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中来考察，即看这个战争对于当时世界史的发展是起了推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
让我们拿汉朝向西域的扩张为例吧，很自然地，而且也应该这样说，汉武帝之出兵西域，当然不会是为了解放西域各族人民，虽然最初是为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但后来则发展成为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掠夺的政策。不承认这一点而替汉武帝辩护是不对的。可是，同时我们要着重地指出，西域各族人民曾因成为西汉帝国之一部，免除了被较为落后的匈奴人的奴役，而这种奴役的后果将使西域各族人民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同时也应该指出，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而加入了较为高级的经济体系，取得了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人民相接触的机会，这在客观上是促进了当时西域各部族或种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着重地指出，由于西域并入西汉帝国，因而又使汉族从西域各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外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由于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同时，又由于东西文化的沟通，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
自然，这不是说，所有历史上的部族或种族之间的战争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的，有些战争是起了破坏的作用，甚至使另一种族或部族的社会经济遭受毁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侵略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处理历史上部族或种族间的战争，以及处理与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时就不能用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贯串一切历史时代，而是要根据各个时代各个部族或种族间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历史上与各族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问题。
（《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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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7页。
[2]述彭：《秦始皇》，载1951年10月26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四十二期。
[3]胡思庸：《问题讨论》，载《新史学通讯》第一卷第七期。
[4]丘沙：《从〈关羽之死〉想到旧剧改革》，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5]秦文兮：《岳飞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载《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
[6]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载《历史教学》第十七期。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97页。
[8]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载《历史教学》创刊号。
[9]谢国桢：《关于李自成》，载《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
[10]《新史学通讯》第一卷，第四期，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座谈会纪要。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40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7页。
[13]文怀沙：《人民诗人屈原》，载1952年5月28日《光明日报》。
[14]李又然：《白居易的〈卖炭翁〉》，载《文艺报》第三卷第七期。
[15]马汉麟：《爱国诗人顾炎武》，载1951年9月23日《光明日报》。
[16]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04页。
[17]《戏曲报》第四卷，第四期。
[18]《历史教学》第二卷，第六期。
[19]转引自游藜：《反历史反人民的易水曲》，载1951年7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
[20]1951年7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
[21]马昌夏：《王安石》，载1951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22]颜默：《谈杜诗》，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七期。
[23]叶兢耕：《白居易的〈秦中吟〉》，载《文艺报》第三卷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