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九周年
一 从“九一八”想到“三二一”
愈是古远的历史，愈会逸出人类的记忆之外。因为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古远的历史已经渐渐与人类的现实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了。在现在，没有一个人不记得公元1931年的9月18日，是沈阳沦陷于日寇的一天，但是，也许有很多人忘记了，在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同样的一天，那就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3月21日，沈阳沦陷于后金的一天。
1621年的“三二一”与1931年的“九一八”，这两天，在时间上，相距三百一十年，在本质上，是发生于不同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历史事变。自然，对中国历史也会发生不同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不管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作用如何不同，而其同为引起中国历史走上巨大的变革过程的一天，也是相同的。
历史的发展，在形式上看来，往往好像有些事变是重复的，但是假如深入到历史事变的本质，则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循环的。同样的沈阳的沦陷，而在明代的满人，是中国的一游牧民族；在今日的日寇，则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是游牧民族对趋于腐败的封建王朝之侵袭，因而胜利是属于游牧民族的；后者是濒于没落的资本帝国主义对向上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侵略，因而胜利是属于民主主义的。这是同样的沈阳事变之不同的结果，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虽然，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像“月蚀”一样丝毫不需要人的帮助而如期自己实现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提供历史发展以某种可能性。而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则是需要人类主观的努力。这就是说，历史的规律虽然决定了明朝的覆亡，但假如明朝政府和人民能够为了挽救覆亡，而加强其主观的斗争，则亦可以使其覆亡的可能性延期实现；反之，历史规律虽然决定了我们今日胜利的可能性，但如主观的斗争不够，亦复不能实现出来。这又是历史发展之辩证的法则。
明代沈阳的沦陷，是在天启元年，即1621年；而其覆亡，则在崇祯十七年（1644），中间还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假使在这二十三年中，能加强其主观的斗争，则明朝未必不能挽救。而其终于陷于覆亡的命运，固由于客观的因素；但主观的斗争之不够，也是最大的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用明代的“三二一”的历史来纪念“九一八”，这是顺便温习一下历史的意思。
二 1621年沈阳失陷的速写
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阳，总兵官尤世功、贺世贤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帅诸将援辽，战于浑河，皆败没。壬戌，大清兵取辽阳，经略袁应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1]
从这段纪载中的某某“战死”，某某“赴援死”，某某“不屈死”等，我们知道当时满人进犯沈阳，是曾经遇到明朝守土将士的坚决抵抗的，而且明朝政府也曾经派兵驰援过沈阳的。其所以失陷，并非由于将士不抵抗，政府不援救，而是抵抗者“战死”，援救者“败没”，所以沈阳的失陷，在明代，是光荣的。
“九一八”沈阳失陷的情形，在现在，许多人都曾亲历其境；但是“三二一”沈辽失陷的情形，则只有凭着满族统治者的记载了。但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巩固了，所以他并没有改变事实的必要。反之，他正要以暴露明人的坚强抵抗，以显示其胜利的难能而可贵。据《明史·袁应泰传》所载：
天启元年3月12日，“我大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蒙古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二十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临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张）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
我们在三百年后，读了这一篇悲壮淋漓的记载，犹觉沈阳的失陷，如在目前。在这段记载中，我以为除了“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与“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颇有矛盾，显然是那些献媚的历史家所粉饰，其余大概皆为可靠的史实。在这里，我们看见明代的守土将士，他们曾英勇地迎敌人于城外，他们曾沉痛地沿濠列阵以死守孤城。他们在城破后，还曾有计划地“分阵固守，作激烈的巷战”。从3月12日到21日，经过了十天的苦战。他们为守沈阳而英勇抗战，为沈阳不守而壮烈牺牲。虽有越城而遁的诸监司（宦官）及督饷郎中，亦有佩剑而死的“大帅”，焚楼而死的“大帅仆人”。这种壮烈的史实，实足以照耀千古。
关于辽沈失陷，后来历史家多归罪于袁应泰“招纳降人”的政策，其实袁应泰之招降，实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当时正是明朝与满族争取蒙古的时代，明不招降，则满必招降。据《明史》：“当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因此，我们以为袁应泰的错误，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后，对降人没有作必要的警戒。致使降人“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2]而袁应泰则深信此辈降人，可以作为进攻满兵的前锋，不知他们早已变成敌探或便衣队，以致为敌内应，成为沈阳失陷的直接原因之一。虽然，降人叛变，只是辽、沈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则是明朝政治已经造成辽、沈无法可守的客观环境，并给予降人叛变以可能之机会。这正如“九一八”事变，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朝鲜浪人的活动，而应追究于朝鲜浪人何以能活动，是同样的理由。
三 为甚么自动地放弃“六堡”
为了说明辽、沈失陷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追溯辽、沈失陷前夕的历史。人们也许记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及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已使日寇势力深入东三省；但人们也许忘记了，在“三二一”事变以前，由于明末万历年间之腐败贪污的官僚政治，已使后金势力深入了辽东半岛。而“三二一”事变，只是这种腐败、贪污的官僚政治之总结。
在万历末年，一方面水旱虫蝗风雹疠疫等天灾普遍地袭击中原的农村；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不断入侵，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不断的叛变，战争的负担，重压着全国的人民，以致使社会间敌对的矛盾，日益发展。此外，在上层社会，则党派纷歧，互相对立，宦官党与齐、楚、浙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而东林诸人，则评议朝政，自命清流，于是在统治者阶层中，也发生矛盾。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致力相互间的倾陷，另一面又要监视着人民的异动，于是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应付敌国外患。他们把国防重镇，当做培植党羽的地方，彼此争夺，以致“十年之间更易八帅”[3]。而当时国防将帅，则只有贪污之徒才能当选，他们“以空名支饷，且多克减，边兵屡哗”。此种情形，到李成梁经略辽东的时代，便达到顶点。据《明史·李成梁传》：
李成梁……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皆共蒙蔽……
像这样的国防将帅，在当时，当然不只李成梁一人，李成梁不过是其中之一个，因之，这样的贪污，也不是李成梁个人的特性，而是当时腐败政治的特征。换言之，个人如果不贪污，即不能生存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中。像这样的“将帅”，这样的“权门”、“朝士”、“要人”、“阁部”，除了“奢侈”、“干没”、“贿赂”、“进官”、“荫子”、“拥兵观望”、“掩败为功”……还有什么国防可言呢！于是自然的结果，便发生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自动放弃“六堡”之李成梁的建议。这是明代势力在辽东之第一次的自动的退却，亦即后来辽沈失陷之第一次的预告。
所谓“六堡”，就是防守辽沈的六个堡垒。有此六堡，则可以迎击敌人于辽沈东北二百余里的地方，弃此六堡，则辽沈便失去资以防守的前卫。弃六堡，即等于弃辽、沈，这是非常明白的。然而李成梁却以六堡“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饱其重赇”，竟予批准。于是“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藉。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4]于是李将军的大军，就这样英勇地替后金肃清了进攻辽沈的道路。于是后金也就追随着李将军英勇的退却，而深入辽东半岛。在六堡放弃后的十二年间，后金从容不迫地并吞了蒙古诸部落，所谓呼伦四国，其中哈达、乌拉、辉发已经先后被他并吞，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叶赫了。
后金的锋刃，到现在要转向大明王朝了。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便借口明朝政府援助叶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于是而有“抚顺之役”。在这一战役中，从经略杨镐以下“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5]而后金兵乘胜破开原，陷铁岭，声势所及，使“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6]有大难临头之势。这是明代政府弃六堡以后满清第一次的试兵，也是后来辽沈失陷之第二次的预告。
但是即在此时，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觉，内息党争，集中力量外整军备，巩固边防，则辽沈未必即不能守。然而朋比为奸者，变本加厉，“军机要务，废搁如故”。忠勇却敌如熊廷弼者，而为阉党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复之叆阳、清河、抚顺、镇江诸要塞，未及巩固其守备而去职，而代以“用兵非所长”之袁应泰，于是而有“三二一”辽沈之沦陷，而辽河以东五十余堡寨营驿及海、益、金、复、耀诸州大小七十余城遂不能不沦于后金之手，于是后金遂得以辽沈为根据，扫荡关外，并进而窥伺关内了。
所以我们以为辽沈的失陷，并非由于袁应泰的“招降政策”，而实由于李成梁的放弃六堡，亦即由于明朝政府的“弃地政策”。诚然，招降叛徒，袁应泰应负其责。然而任用“用兵非所长”之袁应泰而使降人有实现其叛变作用的可能者，则明朝政府不能辞其责。而况六堡既已放弃，虽有能将，亦难保辽沈之不失，如袁应泰者，虽“用兵非所长”，而其勇于抗敌，忠于守土，终于“佩剑印”以殉辽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人物。
四 熊廷弼传首九边
辽沈沦陷以后，东北边防，固已吃紧，然而假使明朝政府能于此时，朝野上下一致团结，集中人才，动员国力，以植党营私为第二，而以敌国外患为第一，则未尝不可拒后金于关外，可惜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整个的天启年代中，亦即在辽沈沦陷以后的七年中，明朝的政权，却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贤等的手中。此辈宦官，既无国家观念，更无民族意识，只知谄媚皇帝，盗窃政权，然后利用政权，残害善类，剥削民众。在天启的七年间，南北台谏，肆其诬构；东西厂卫，恣意屠杀，造成有史以来未有的黑暗时代。在人民方面，则“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在士大夫方面，则“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于是一方面政府与人民间的矛盾遂爆发而为白莲教的叛乱；而另一方面，统治者阶层中的矛盾，则爆发为东林党狱。以至朝野上下，矛盾交织，而国防大政，因之而益趋腐败。
具体的历史事实指示我们，当时的阉党不但专制朝政，而且左右军机。在天启的七年中，兵部尚书之更换，如转辘轳，前后任兵部尚书者十二人，其中除孙承宗外，如王之臣、高第、王化贞之徒，都是阉宦的党羽，而崔呈秀且为魏忠贤主谋讥的“五虎”之一。此外，七年之中，任边将者也有九人之多，其中除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之外，也多半是阉党的走卒。不但如此，他们派遣宦官，干涉军务，稍不如意，就加之以罪。诚如熊廷弼所云：“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7]又如孙承宗所云：“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8]这里所谓“文吏”、“文官”，就是监军的宦官。他们招练军队，指发战争，所以“兵多不练”而“饷多不核”。再加以在朝的阉党“拾帖括语”，“日问战守于朝”。“一不从，辄怫然怒”。这样，虽有能将，又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后金却准备对明朝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于是而有“广宁之役”。在这一战役中，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大小四十余城，又一度相继沦陷于后金之手。
广宁之陷，由于经、抚不和，即广宁巡抚王化贞牵制熊廷弼，使之不能实现其攻守的战略。而经、抚不和，并非偶然，乃是当时执政的阉党之有意的措施。诚如熊廷弼所云：“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而阁臣则受命于魏忠贤。他们上下相因，内外狼狈，故意陷熊廷弼于失败，并借此以杀之。所以熊廷弼当时，非常愤慨，曾上所疏述其痛苦，其中有云：“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9]因此之故，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不能实现。所谓“三方布置策”，即在广宁、登州、莱州各设巡抚，形成犄角，而集中主力军于广宁，以为固守。但是王化贞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分兵戍辽河沿岸，以削弱广宁的防御力量，并谓用毛文龙，用降将李永芳，用蒙古插汉助兵四十万，可以一举荡平满兵。所以结果不出熊廷弼所料，“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加以当清兵围西平时，王化贞裨将孙得功阴通敌，于是广宁遂陷。当时“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由此，可知广宁之败，乃系阉党故意制造为诬杀熊廷弼之借口。而结果竟“以门户屈杀廷弼”，至“传首九边”，而失守广宁之王化贞则以兵部尚书张鹤鸣之偏袒，逍遥法外。明朝政治之黑暗，一至如此。我们读史至此，不能不为之废书一叹。
在熊廷弼死后，工部主事徐尔一，曾为之辩其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第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当三路同时陷没，开、铁、北关相继奔溃，廷弼经理不及一年，俄进筑奉集、沈阳，俄进屯虎皮驿，俄迎扼敌兵于横河上，于是辽阳城下凿河，列栅，埋炮，屹然树金汤，令得竟所施，何至举榆口关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杀不论，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10]
当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时候，正是后金建都沈阳的时候，明朝政府，就用了抗敌名将的脑袋，作为对后金建都的贺礼。而从此以后，执政的阉党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伪造《要典》，歼灭东林，毁天下书院，建魏忠贤生祠，以及奉魏忠贤配祀孔子等；另一方面，则是“遣其党刘朝等四十五人赉甲仗弓矢，白金文绮，先后至山海关，颁赉将士，实觇军也”。[11]因此，在当时，不但朝署之中善类一空，就是守边将帅如孙承宗者，因不附阉，皆为“阉竖斗筲，后先龁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锧，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12]
自从孙承宗被阉党排去，于是而有高第尽撤关外诸军的盛举。据《明鉴》：“（第）以关外必不可守，欲尽撤锦、右诸城守御，移关内。袁崇焕力争，谓兵法有进无退。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内亦失保障。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夺，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3]据此，则知当时，除宁、前二城因袁崇焕力争未撤外，其余整个明朝的军队、人民，都从关外退入关内，这是明朝第二次自动的大退却，亦即无异将整个的辽东半岛奉献于敌人。这是高第将军的战略，也是宦官大人的政略。
事情真是凑巧，随着高第将军的总退却而来的，便是后金的二万大兵的总进攻。他们渡辽河，捣宁远，越城五里，浩浩荡荡，横山海关大路而军。于是宁远陷于重围，袁崇焕以万余人孤军死守，而高第将军却拥兵山海关内不救，企图假敌军来消灭袁崇焕。同时明朝政府的衮衮诸公大小宦官，也以为“必无宁远”；然而十天之后，袁崇焕不但突破重围，而且还追奔逐北三十里，使后来的清统治者不能不在《明史》上大书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14]当袁崇焕的捷报到达朝廷，魏忠贤就即刻派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到前线监视袁崇焕，而兵部尚书王之臣也事事与他为难。后金兵知道袁崇焕不为政府所信任，因而也必无后援，于是又再举来犯，围攻宁远、锦州。而当此之时，宦官纪用勾结总兵赵率教秘密遣使通敌求和，以实现魏忠贤之失败主义。然而袁崇焕却胜利地击败了敌人，而成功了历史上有名的“宁锦大捷”，粉碎了宦官的卖国勾当。虽然，袁崇焕卒以不附阉党的原故，反因“宁锦大捷”而被罢免。但其他大小宦官，文武官僚则因此而加官进爵者不下数百人，这就是所谓“阉党政治”。
我们总观天启年间的历史，知道辽沈沦陷后，明朝并不是没有收复辽东的可能，而其所以不能者，则阉党政治尽了很大的主观作用。阉党政治不仅造成了党派的分裂，造成了社会的矛盾，间接帮助了敌人；而且牵制军机造成失败的倾向，直接响应敌人的进攻。非常明白，没有王化贞之拥兵不救，则无广宁之败；没有门户之私，则无熊廷弼之死；没有孙承宗之罢，则无高第之退却；没有高第之退却，则亦无宁、锦之围；最后，如果没有魏忠贤之投降阴谋，则袁崇焕不致因宁、锦大捷而罢免。然而实际上，这些不应有的事竟然都发生了，主观的作用，加速了明朝政权的崩溃。诚如孙承宗所云：“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曰经、抚罪也；我弃宁、前而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15]
五 袁崇焕死得冤枉
到崇祯初年，一方面由于后金侵略的加紧，锐化了对外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叛变的扩大，又深化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在此内外矛盾的交织之中，庄烈帝即位以后第一个任务，便是以紧急的手段，消灭统治者阶层中内部的矛盾，加强统治者阶层中的团结，以应付内外的敌人，于是杀魏忠贤，歼灭阉党，释放东林党人，企图把政权紧握在自己的手中，内平流寇，外抗后金，把明代政权，从危机中挽救出来。所以他一面先后以杨鹤、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进剿流寇；另一面又起用袁崇焕经略辽东，抵御后金。双管齐下，大有复兴明朝的雄心。
然而可惜的，是庄烈帝当时有一个见解，以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把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于进剿“流寇”，而对后金的守备则十分不够。除山海关略有配备外，其他蓟北则非常空虚。当时崇焕曾指出此种危机，他说：“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前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着。”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后金兵不久即利用这一弱点，避开山海关，由龙井关，大安口，喜峰口迂回入蓟北，于是陷遵化，“越蓟州而西，徇三河，败宣大援兵，遂取顺义，……因进兵薄京城，营于土城关之东。”[16]而燕京因以震撼。当时袁崇焕方整理关外防务，他刚刚镇压了宁远的兵变，斩杀了私通敌人的毛文龙，正准备进一步规复辽沈的计划。而忽闻此变，乃以骑兵兼程驰援，而步步随之。后金以袁崇焕再起非常害怕，于是乃实行挑拨离间的计策，于是袁崇焕不死于战场，而死于敌人之离间，死于昏庸之政府。据《明史》：“时宦官二人陷敌，敌设间，佯为崇焕密附满洲，故使闻之。待释归，其人奔告于帝”，[17]帝遂信之不疑。于是袁崇焕遂于三年八月十六日弃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家无余资。天下冤之。
袁崇焕死后，当时有布衣程本直为之诉其冤曰：
崇焕十载边臣，屡经战守，独提一旅，挺出严关。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数百里而逃，弃城于数十里而遁，敢与敌人划地而守，对垒而战，翻使此敌望而逃、弃而遁者，舍崇焕其谁与归。[18]
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亦有攻而不下，战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宁远丙寅之围，而后中国知所以守；有锦州丁卯之功，而后中国知所以战否也？曰，然也。……今日滦（州）之复，遵（化）之复，永（平）之复也，谁兵也，辽兵也；谁马也，辽马也；自崇焕未莅辽以前，辽亦有是兵有是马焉否也？[19]
我们读程本直的诉冤书，不觉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们所可惜的，不是袁崇焕个人的生命，而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抗清最力的将领，而是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执行敌人灭亡自己的国家的任务。论者谓袁崇焕之死与杀毛文龙有关。但据《明史》所载：毛文龙为阉宦魏忠贤的义子，亦即当时阉党余孽用以阴通敌人的线索。袁崇焕杀之，正是为国除奸。在毛文龙杀后，当时曾有如此的舆论：“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而通国快然。”[20]由此可知毛文龙乃是一个“国人皆曰可杀”而又“不能杀”、“不敢杀”的人物，然而袁崇焕却因为杀了这样一个通敌卖国的人物，而成为其致死的原因之一，明朝政府中的汉奸势力之大，于此可以想见。故袁崇焕之死，正表示着明朝汉奸势力之抬头。
六 孔有德尚可喜献了旅顺
袁崇焕之死，为明代政治的一大转变点。从此以后，明朝政府开始以全力剿灭流寇，而对后金，则有意无意表示妥协的倾向。宰相温体仁，兵部尚书刘宇亮、薛国观等“阴鸷谿刻，不学少文”之徒，相继执政，他们又“蔽贤植党”，于是“国事日坏”，以至于不可救药。
但是当时并不是没有精忠报国之士，孙承宗即其中之一。他继袁崇焕之后，曾击退敌人，恢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将敌兵驱逐于关外，并连而捷兵出关，在大凌河修筑堡垒，然而终以政府的掣肘，与巡抚邱禾嘉的反对，守备未固，而敌兵又围攻大凌城。于是明朝政府以“筑城起衅”罢免孙承宗，企图以此谢罪于敌人；但是敌人之目的，并不在于孙承宗之罢免，而在于明朝的土地。所以跟着又有旅顺之沦陷。旅顺的沦陷，若谓为敌人之功，毋宁说是明朝宠将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之引敌入室、尚可喜之开城投降的结果。自旅顺失而明朝与朝鲜之通路断，而朝鲜全部沦入后金，从此敌人遂挟关外的人力物力，以开始其对明朝内地的侵略了。
然而即于此时，若能接受三边总督杨鹤招抚流寇，共抗后金之议，则明朝政权还是可以挽救。然不此之图，杨鹤却因此建议而下狱，并且远戍袁州。
现在明朝的大军，不在国防要塞，而在朱大典、曹文诏、洪承畴等的指挥之下，追剿“流寇”于山、陕之间。此外，陈奇瑜则总督五省的兵马，进剿川、湖的“流寇”。于是而有崇祯七年的清兵四路来侵。一从尚方堡经宣府趋应州，至大同。一从龙门口入会于宣府。一从独石口入于应州。一从得胜堡入，历大同，趋朔州。而“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张全昌等不敢战”。这还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这种无能的将领，明朝政府不但不加以处罚，反而“留张全昌、曹文诏为援剿总兵，讨流寇”。难道当时“流寇”就可以不战而破吗？还是这些将军们勇于剿“流寇”而怯于御清兵呢？
即至此时，假使能用礼部侍郎文震孟的建议，“陛下宜行抚绥实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议浚财之源，毋徒竭泽而渔”。[21]一面减轻剥削，一面招抚“流寇”，则不但剿“寇”的兵力可以解放出来，即“流寇”的力量也可以转移为抗清的力量，举国一致，尚可以作最后之奋斗。然而可惜竟不被采用。于是清兵又攻锦州，由朔州毁武宁关而入，略代、忻、应、崞，俘斩七万余人而去。到次年（九年），清兵又分路逾独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过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八万。而督师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按兵不敢战。在另一方面，唐王聿键起兵勤王，却废为庶人，幽之凤阳。应该御敌的不敢战，而敢战却不许战，明朝政府的这种措施，真是有些亡国的征兆了。
七 清兵迫锦州——洪承畴投降
到崇祯十年以后，即辽沈沦陷的十七周年以后，明代的政府便开始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他们感到一面剿“流寇”，一面抗清兵，已经力量不够，“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他们便转而企图对清妥协，并借清之力以共同消灭“流寇”。这是对内的矛盾超过了对外的矛盾，也是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国策的这一转变之下，于是杨嗣昌、陈新甲等妥协派相继入阁，方一藻、洪承畴、吴三桂等民族叛徒，相继占据东北重镇，并通过宦官高起潜，拖着庄烈帝跟着他们走上投降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明朝最后的七年中，对于清兵的进攻，只有妥协、只有投降的记载了。
当十一年，清兵两路来侵，一沿山下，一沿运河，山河之间，六路并进的时候，而当时“杨嗣昌夺情任中枢，与总监中官高起潜阴主和议”。[22]当时反对和议的是卢象升，他曾向庄烈帝建议：“命臣督，臣意主战”。庄烈帝答复他说：“和乃外廷议耳”。其实“当是时，帝心知清兵甚锐，力不敌；而耻言和，故委廷议以答象升”。可见当时庄烈帝也曾参与和议。卢象升并当面向杨嗣昌揭穿其主和阴谋。“象升曰：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其事始蓟镇监督，受成本兵，通国共闻，谁可讳也。”[23]由此可见当时妥协投降，已经高唱入云。所以当卢象升抗清兵于巨鹿时，而刘宇亮、高起潜按兵不动。结果和议不成，而清兵越燕京而南，连陷真定、广平、归德、大名，转锋东向，渡运河，陷济南，克城五十，俘人四十六万。
和议不成，于是明朝政府，乃又调洪承畴镇守蓟辽。在十二、十三两年，清兵屡攻锦州，并逼关外诸城。到十四年，清兵又大举围攻锦州，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而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兵却望风而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带，赴海而死者，不可胜计。诸将都拥厚资，不愿战，于是洪承畴遂以松山降，而锦州不守。清兵直入山海关，进犯山东，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俘人三十六万。从此以后，明朝便没有甚么国防了。
随着洪承畴的投降，于是妥协之议又起，据《明鉴》：“初，清主皇太极屡遣书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国内困敝，亦请主和以纾患，密遣职方郎中马绍愉等持书议和。皇太极授以书，令还报，遣人送至连山而还。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龙，宗龙以语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于帝前述宗龙之言。帝惭。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升。帝怒其泄露，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24]这段史实，很明白的指示出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包围庄烈帝，要他批准“可恃”的“和议”。以舆论反对，而没有成功。但其信使往还，奔走和议，则是事实。而且庄烈帝深以泄露和议，致引起舆论之反对为可惜，也是事实。不错，明朝到了这一时期，如果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则只有联合敌人以镇压“流寇”；但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则应该抚绥“流寇”以抵御清兵。然而明朝政府所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可惜明清的联盟尚未成立的时候，而流寇已入首都。殆至吴三桂之徒投降敌人引敌入关，而大明王朝已经覆亡。虽然，清兵之得以平定中原，灭亡明朝，以建立其大清帝国者，还是借口为明朝剿灭“流寇”。
总上所述，我们因知辽沈失陷，以及失陷以后，明朝政府犯了许多主观上的错误，助成了他的覆亡。假使最初不弃六堡，则沈辽不致失陷。辽沈即陷，假如熊廷弼不以诬死，袁崇焕不以间杀，孙承宗不以“筑城起衅”而罢，则据守关外以固关内，尚可徐图恢复。即使如此，设无高第之撤兵入关，则宁、锦尚可守，无耿、尚叛变，则旅顺不致失，关外诸要塞不致尽入敌手。即使如此，更设洪承畴不以松山降，则锦州不致为敌人所有，尚可以据山海关以为固守。即使如此，吴三桂与李自成联合，不迎降清兵，则尚可以拒绝清兵于关外，明朝未必遂即覆亡。然而不幸此种事实相继出现，于是明朝不能不覆亡了。
这样看来，明之亡，原因虽多，而其主要原因，则不外宦官专政，植党营私，政治贪污，国防废弛，既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国难，复不能澄清社会，消弭内乱。于是首之以“弃地”，继之以“撤退”，而终之以“议和”，以至于引敌入室。结果“流寇”虽平，而明朝政权亦归于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大清帝国。这个帝国，不但剿灭了“流寇”，而且在剿灭“流寇”的口号下，颠覆了明王朝。
（重庆《中苏文化》第七卷第三期，1940年9月18日出版。原题《辽沈沦陷以后的明王朝》，收入《中国史论集》第一辑，改今题）
注解：
[1] 《明史·熹宗本纪》。
[2] 以上均见《明史·袁应泰传》。
[3] 《明史·李成梁传》。
[4] 以上均见《明史·李成梁传》。
[5] 《明史·杨镐传》。
[6] 《明史·熊廷弼传》。
[7] 《明史·熊廷弼传》。
[8] 《明史·孙承宗传》。
[9] 《明史·熊廷弼传》。
[10] 《明史·熊廷弼传》。
[11] 《明鉴》，第548页。
[12] 《明史·孙承宗传·赞》。
[13] 《明鉴》，第562—563页。
[14] 《明史·袁崇焕传》。
[15] 梁启超：《中国伟人传五种》（三）《袁崇焕传》，第17页。
[16] 《明鉴》，第589页。
[17] 同上书，第590页。
[18] 程本直：《漩声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伟人传五种》（三）《袁崇焕传》，第22—23页。
[19] 程本直：《漩声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伟人传五种》（三）《袁崇焕传》，第22—23页。
[20] 程本直：《漩声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伟人传五种》（三）《袁崇焕传》，第17页。
[21] 《明鉴》，第614页。
[22] 《明鉴》，第629页。
[23] 《明鉴》，第629—630页。
[24] 《明鉴》，第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