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不是以理财闻名著称，他把王安石的创建法制设置官职，以积极发展国家经济视为己任，固然有点不足；但是他的财政政策，只在“缓解百姓的困苦而增加他们的财富，于是就百姓富足时收取他们的赢余，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见原书第五编《王荆公传》）那正好和王安石不谋而合。张居正多次告诫神宗以节省用度爱惜人才，并劝阻营造宫室，争取停止织造，请求蜀地缴纳拖欠赋税，详情已在先前记述（见本书第九章），他的目的当然不是希望神宗做到像尧、舜一样的君主，而实在想缓解百姓的困境。因为“老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能富有呢”？圣训昭明，经得起考验，理财之道，舍掉这个方法应该怎么更好呢？所以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用节省用度爱惜百姓的做法经常进谏外，特别致力于为国家经济开源节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的事迹留传于史册，一一可以考证，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格厘清丈量田地。万历七年（1579年）十一月张居正上奏准下诏丈量百姓田地。说：“高皇帝（明太祖）时期天下的田地八百五十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已减少二十七万。年岁长久诈伪滋生，漏洞百出，有所谓的将田地寄在享有免徭役的官吏、绅衿名下，借此说彼，养号的，挂虚的，过都的，接受进献的。长时间沿袭，不守法度，凌压百姓的人有田无粮，穷人摊派困苦不堪。百姓穷困逃亡，形势如此又不得不请求减少份额，而国家的赋税日益亏损。”（见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由于职责所在，张居正于是上疏“请普查田亩，整顿田制，凡是庄田、屯田、农田、职田、荡地和牧场都划定厘清，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贫民不会独自困苦，豪强也不能兼并。另外民间新开发的田地，都收有赋税，用新赋税均到旧额里，国家当初的旧额不丢失而老百姓的赋税得以减轻。有阻挠法律的人都公开下诏严厉责备”。从此之后豪强没办法兼并，贫民生计小有缓解。这与王安石诗中所说的“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由来”的趋势，差不多近似，即使没能像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各种方法积极谋求大的功业，关键也不失为富国裕民的原则。
一是治河工程。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治河工程竣工，张居正尽力举荐潘季驯治理黄河的功劳。“先是淮安以往的水灾，但是所波及的只有一两个县道城市，扬州本来没事。到嘉靖年间，黄河决堤在崔镇、吕泗、冲龙窝、周营等处，往往夺淮河口流入大海。淮河水势抵不过，有时就在高家堰决口，有时就在黄浦决口，有时就在八浅决口，淮安、扬州各郡，都被洪水淹没。黄河高出居民屋顶之上，毁坏城郭房屋田地坟墓数以万计。濒临黄河的十个郡县治理堤坝一年花费将近一亿。等到黄河大决口，所摧毁的无法计算。”（《行实》）张居正深深忧虑。“河漕尚书昊桂芳提议恢复老黄河的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想要堵塞决口，疏导河水回归河槽，两人意见不合。”（《明史·潘季驯传》）“皇上问执政。张居正就说，之前的黄河道御史潘季驯可以任用，就（在万历六年夏）下玺书，就在他家任都御史。”（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潘季驯前曾两次总理河道，经验突出，他接受命令再次起用，“以黄河旧河道长期淤塞，即使疏浚恢复，其宽度和深度一定不能像现在一样。建议在崔镇决口处堵塞决口，修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河水清黄河水浊，淮河水弱黄河水强，黄河一斗水，沙占六成，到秋季沙就会占到八成，不是很湍急的水流，一定会停顿下来。应当借淮河的清水来刷洗黄河的浊水，修筑高堰限制淮河入清口以抵御黄河的强势，使两河合流，那么海口自然会疏通。即吴桂芳所问到的草湾，也可以不再修理。于是分条上陈六件事，下诏同意。”（《明史·潘季驯传》）神宗听了张居正的话，“一切假以方便，长期任职责求完成。从库存和留所折科漕粮八十多万金，不问潘公出入。又命令群臣得以分条上陈建议，各方命令不及事事的人，下诏狱审讯的。于是当事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建官舍于河上，老茧沾道，日夜焦虑烦劳。大概过了一年就告知工程竣工，修筑若干土堤，若干石堤，堵塞若干决口，建立若干减水闸，计算费用不超过五十多万，节省羡金二十四万归到水衡钱，现今徐、淮之间，绵延八百里，两堤相望，曲折延伸接连不断，几乎像是长山左右耸峙，而河水流动其中。而且黄河以归仁堤，势必不会向南决口，水势既不能波及陵墓（按：指凤阳、泗州一带明室祖墓所在）。又高家堰既已堵塞，澄清也不能奔流到黄浦，全部都会流到清口，汇合黄河由安东云梯关入海。田地房屋都已经留出，几十年弃地，转为农耕。而河上万艘船只，有利于快速灌输，纳入大司农了。”（《行实》）潘季驯又以“飞黄河自从嘉靖年间向北改移，河道很浅，迁移不得当，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可是苦于水涝，上疏请求恢复旧河”，（《明史·潘季驯传》）可惜被众人商议抵制，讨论没有施行。但是从此徐、淮之间，黄河不能为患。虽然没有治理到根本，导致黄河水患与明朝皇室相始终，（参考《明史·河渠志》二）但接受命令原在治标，即使大利不多，而局部的作用就已经显明并永垂不朽，这就是潘季驯的功勋是不可磨灭。而以张居正知人善任，水利最终因此而得以布展流畅，漕运更依赖它而得以流通，拯救饥饿困苦的百姓而使他们安居乐业，这造福于国计民生实在是巨大而深远，当然不只是富足国家的赋税，作为理财的重要方面而已。
一是兴修水利。张居正在水利这一方面特别重视。除了整顿黄河工程以消极的减免百姓的祸害之外，再用力在苏、松一带河流的疏浚和整治，以积极增加百姓的福利。所以在万历四年（1576年）因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请求在松江设立水利佥事，以助益国家考虑，于是从部议派遣御史监督管理。万历六年（1578年），又依从林应训、胡执礼等的建议，疏通吴淞江、长桥、黄浦。万历八年（1580年）林应训又说苏、松各郡干河支港共数百条，大的就排放河水流入大海，次的就流通湖泊到达长江，小的就用来引水灌溉农田。现在的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晹港口都已宣告完成，支河数十条，应该全部疏浚开通。于是用宋仪望以前的建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让许应逵统领。于是，疏通黄浦八十多里，筑塘九十多处，开耕河一百二十三道，疏通内河一百三十九条，修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派发国库钱币二十万，许应逵用一半库银就完工了。”（参考《明史·河渠志》六）从此东南河港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天下第一。都是张居正倡议引导的作用。
一是注重赋税政策。明朝初年赋税徭役的做法，仍然沿袭唐代杨炎两税法的旧例。到世宗时，由于边地费用供应紧张，加上兴修土木祷求鬼神而致祭，一个月内没有一天空着，导致国库空虚，掌管农业的官吏仰望屋顶而叹息。而这时东南沿海一带因为倭寇时常侵扰，很多额外提编，以充军饷。所谓提编，就是加派的称呼。“这种方法用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就提下甲来补，所以称为提编。”后来倭寇虽然平定，而提编的额度不能减少。到神宗继位，增加的数额既仍然照旧，又大多是没有限度的征收，于是拖欠赋税更多，规避更加巧妙。张居正请求免除拖欠的赋税，当然在引导皇上以节省用度爱惜民力的做法，其实也是因为拖欠过多，百姓力量有限难以彻底缴纳完，与其年年带征而只是导致拖欠，倒不如把旧有拖欠的全部免除，差不多使人们能够全力缴纳当年应征收的数目。这样，一方面百姓的财力可以稍稍放宽，而同时国库也可以略微增加收入，这就是张居正所谓的“富国强民，一举两得”的作用。（参考《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货志》二）同时，自从嘉靖以来，几次实行几次停止的“一条鞭法”，又在万历九年（1581年）颁行天下，永远写成法令，百姓的财力更依赖它稍稍缓解。“一条鞭法，总括一个州县的赋税，量地计丁，丁粮都输在官府。一年的赋役，官为佥招募。力差则计算其工食的费用，量为增加或减少；银差就计算其交纳的费用，再加上增加消耗的。凡是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和存留供给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合并成一条。都按田亩征收银两，在官府折合办理，所以称为一条鞭”（《明史·食货志》二）。这种方法已经实施，其他差役骚扰便一扫而空，这种方法恩惠百姓，实在不是微薄的。即使这样，张居正的理财政策，当然不仅仅是以爱民为要务而忽略了国库的收入，那些加惠于百姓的，并在“缓解百姓的困苦而增加他们的财富，就在他们富有后收取赢余的部分，以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罢了。拖欠的赋税既然已经全部予以免除，一条鞭法又立定给予颁布施行，百姓生活已经渐渐得到缓解，就在他们当年应缴之计亩收征银数，绝不再稍有宽容，而监督命令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催收租税。并就拿催收租税的功绩，确定为有关部门考核的标准，看他催征的快慢与盈余短缺，而依从赏罚。在这期间，虽然官吏贪图功绩畏惧罪责，没有不执行过于紧急，强制缴纳过于严格，导致不免有扰民的行为。但在农业经济的时代，国库大宗的收入，只有全部依赖田赋，为了防止偷漏维持国库收入起见，催收租税自然会有不得不特别从严的必要。关键在张居正立法的本意，根本不是在扰民；有关部门执行得不好，当然也不能因此苛刻要求他严令催收租税的不恰当。历史上又称张居正“每年的赋税过了春天起运，水泛滥，不是决口就会干涸，于是采用治理漕运臣子的建议，督促船兵，在初冬月兑运，等到年初全部发走，少遭受水灾，运行时间长，太仓粟充满，可以支付十年”。（《明史·张居正传》）然而，张居正的抑制私欲以公事为重，使国家富足百姓富有，他的功绩伟大啊！
以上所说的，对于张居正的财政政策已经可以略见一斑。此外还有一件事，虽然不是直接与理财相关，但因其影响所及足以富国裕民，自然也可以认为是张居正理财政策的副产品，就是严格考查邮政传递罢了。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时代，凡是奉公差派的官员，下到传递公文的仆役，均由地方官员验明牌照按驿站护送，供应役夫与车马舟船，来帮助他们赶路前进。这是他最初的目的，原本在便利公务，以免耽误。等到流弊出现，几乎导致官员及其亲属均可以假公济私，乘着驿车来去，这样骚扰地方，浪费公家府库，不问就可以知道。等到张居正执掌朝政，于是严令限制，切实稽核考查。于是小到地方官吏百姓，大到国家财政，公私都蒙受其利，正好与张居正富国富民的宗旨相吻合。至于交通依赖增加了便利，公务依赖以免于被耽误，更不用说了。总而言说，张居正的理财政策没有别的，只是以节省用度爱惜百姓看作皇上发挥物用、使百姓富足的方法，休养生息积蓄以作百姓服役纳税的钱粮，使国计民生相互受益罢了。以发扬《大学》所谓“生之者众，食之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宗旨相比较，难道不是殊途而同归吗！哦，更是超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