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以一个儒者的身份而掌握政权，军事自然不是他平时所熟练的；但是生在乱世，内忧外患交加而来，想要打算做到安定国家攘除外患的功业，当然非整顿军纪经略武备不能解决。当时的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等，虽然也久经沙场，熟悉军事；但是终究都是作战的将才，只是能足以帮助冲锋陷阵罢了。至于攻守的方略，进退的时机，自然仍要有待于中央政府的指示。而张居正以最高统帅的资格，擅长做像刘邦领导将领的方法；对于那些将领，为了重用教导而严格审核，规模一律同他在行政上对于官僚的做法，而整齐严肃，而且超过了。《行实》曾经有如下的记述：
以往将领的权力不重，功过赏罚不严，又或者要求苛刻使人不能发挥能力。凡有罪应当询问，就用武官来充当。人们看将士容易得到，将士们也因此自我看轻，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了。现在皇上审定庙算，给予督府一切便宜从事的权力，不经常更换，时时拿出印玺、金钱、绮绣相慰劳。有宏大谋略又素负重望的人已多次打败敌人就被召回，不想令他竭尽心力。每三年留身负重任的臣子出去巡视边关筹划功业。大将军是进是退、是给是夺都取决于皇帝的决断。下到副将，也都给予他重大的权力。废除监军使者，令文官不能挫折阻挠。又赐给将士蓄养廉田，出公款几十万慰劳军队。说提出建议的人和任职的人大多意见不相同，往往诏令提建议的来筹划这件事。大将军有冲锋陷阵能多立奇功的，不爱通侯的奖赏。每次都命令边地官吏乘时修整战备，稳重安详，向敌人明示时间闲暇，不能惊恐慌张调动派遣，只徒使士兵奔劳。又要亲自管理军队，罢除班军因犯罪罚作劳役，让他们中全部有老人和幼儿应该要去代替的，全部罢除不使派遣。其中仔细规划禁兵加入卫兵、蓟兵、南兵、浙兵、福军队、忠顺军、山东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标兵、水兵，调动都要依据当时情况处理。因此将士感动得哭泣，全都拉弓准备战斗，没有不愿意位居阵前，找到一个机会抵挡匈奴率先赴死。
这是张居正的述言，在张居正协助军政的方略已经大略陈述梗概，而更以林潞的论述最为简明。他说：
张居正不是直接相助，而是直接以宰相来领导将领。所以南北防御，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一定要托付的人得当。将帅能效力的，衡量他们的才能，令他们专门负责，清除他们的瑕疵，激励他的志向，用爵位、俸禄来激励他们，给予他们权力，以三尺剑来威服他们，打破他们的疑虑畏惧，责求实际功效。数万军队藏在胸内，而指挥在数千里之外，虚心向他们请教，书信飞驰，犹如好几十个人辅助，贯穿于将士之心而戴在将士们的头上。攻城战斗胜利了，代为奏稿，就以某件事咨询；功成凯旋后，又告谕朝廷的旨意，就以某辞入朝相告，计划处理遗留问题。勇敢与怯懦、强大与薄弱，进退与否、是缓是急，洞若观火。边地官吏上奏政府，命令他亲自写信不要泄露机密；又一定命令他写上职务和官衔，选择其中重大关键的一一在皇帝面前陈述，而使皇上知道他们的劳苦，记住他们的姓名。所以能够惩罚大恶人歼灭小人以安定中原将近十年。到张居正死后，而安享他的余下的威严以稳固国家又二十年。这就是张居正整个宰相的职守。（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
试就所论述的略加分析，就是所谓的“衡量他们的才能，令他们专门责任，……给予他们权力”，就是为了能够重用；所谓“清除他们的瑕疵，激励他的志向，……打破他们的疑虑畏惧……，虚心向他们请教，书信飞驰……代为奏稿……，……说明朝廷的旨意”，就是为了勤于教导；所谓“用爵位、俸禄来激励他们，……以三尺剑来威服他们，……责求实际功效”，就是为了严格考核。最高统帅对于诸位将领，假以重用来安慰，以勤于教导的恩惠来结纳，但又希望使用严厉的威权，刚柔并济，赏罚严明，就为各位将领的人，有不畏惧威严感怀恩德，感恩与畏惧交相萦绕，公正忠诚用以报国，生死效力的吗？张居正依据这个来驾驭诸位将领，当然不奇怪“将士感动得哭泣，全都拉弓准备战斗，没有不愿意位居阵前，找到一个机会抵挡匈奴率先赴死”，而最终获得“能够惩罚大恶人歼灭奸佞小人以安定中原”了。张居正的文集中关于对将领重用、勤教、严格考核的文字，说的很多。这只是略举一二，以了解张居正一部分的将略。
关于重用将领。张居正说：
用兵之道，全在将领得当。前承教说刘显足可以办好这件事，昨天科中以福建之事论述，我的意思是以征伐蜀地才刚刚开始，不应该立即换大将，而司马又不敢独自面对，因此咨询您。如果那人果然可以任用，不妨特意上奏疏留下他们立功赎罪；如果不能任用，就应该另外授予有能力的人。您应该把这个意思明确向刘显说明，使他鼓舞精神振奋激励。如果消极抗敌不能奏效，一定连带前面的罪责一起论罪惩处，不敢庇护。（《与蜀抚曾确菴计剿都蛮之始》）
我怎么会对戚继光有私情呢？只是这些人是国家的得力帮手，不稍加优待，就无法令他们得尽全力。现在西北诸将如赵、马（按：系指大同总兵赵岢及宣府总兵马芳）等，我也想曲尽优厚地安抚他们，这些都是为了国家着想罢了。（《与蓟辽督抚》）
为国家做事的臣子，我看待他们如同子侄辈，既嘉奖带领他们，又实在是爱护他们，只怕伤害了他们。（《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
我和马、赵一向不认识。他日主持国事的家奴，都和边将相结交，很少有不被他笼络的。自从我执政以来，朝廷内外相隔绝，行私请托的门路全部杜绝。上朝前休息的房内接受谒见，门前巷尾空虚安静可以张网，也没有人敢以离间诽谤、诬陷中伤的话语传到我的耳朵来。又有什么私情庇护于人呢？这就是两人狡猾可恶，我难道不知道？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国家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部下又多粗野强悍，接替他的人也不一定能控制驾驭。就是有毛病，还可以驱使任用。外国商人随贡进行贸易俘虏而羁留，本难以长期依赖，突然有紧急情况，没有可用的人。所以不得不曲为保全，只是为了国家罢了。（《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他所说的话与重用将领有关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至于接近实际观察，那么张居正对当时的名将，无论是否亲自提拔，几乎没有不加以重用。正如兵部大权就专职任用谭纶，蓟辽边境事务则以专职任用梁梦龙，辽东一律委托给李成梁主管攻击，蓟门东一律委托给戚继光而主管防守，宣府、大同两处边关重镇则先后委托给王崇古、方逢时，而从外以主管进贡内修战备防守为对策，职位各有专职部门，绝不轻易变动，大概这是其中最显著的。
关于勤于教导的。张居正在当时诸位将领，没有不给予依据当时情况处理事务的权力，教授策略。他在写给各个将领的书信，占他全部信函的三分之一。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依次概述如下：
戚继光不知道最近举动怎么样？屈己以居于士人以下，简省文件以期望获得实际功效，敞开胸怀以凝聚叛离之心，端正自己以振作威力。于是他现在最迫切需要做的。相见感到庆幸一同勉励！（《与蓟辽督抚》）
希望您自居务必谦恭；凡是事关利益和损害，应当直接披露真心虚心商讨去做；不要拿定自己的主见，不要心口不一致，和人争体面，讲闲气。南北军情务必须调当合适；施行法令一概不能偏重。凡是坐食官禄的人都应该被淘汰，收容他们没用，只能招致非议。（《答蓟镇总兵戚南塘计边事》）
辱示以击败敌人为己任，可见为国家的忠诚。但是古代论辩作战的人，也不完全依靠军队精锐，尤其看重将士和睦。和则一人可抵百人；不和，虽然有很多人也不能用。……军心分离，人人各有私心，鼓舞而不前进，禁止而不停止，即使有严刑峻法，将怎么施行呢？……经常考查军心向背，宣布公正，昭示信誉，不要听信谗言，不要曲从私情，不要以喜好而行赏，不要以怒气惩罚。部署诸位将领，应该让食禄多而奉养厚的当先，不要让他们失职，当有在抱怨的人。虚心接受好的意见，千万不要偏听。观察军队中如有抑郁不平之气，尽快疏通畅达。平时的号令如有不妥当的，不妨改变。士兵们不分南北，一律抚育而安抚他们，与最低下的同甘共苦，务必使指挥如意，没有牵制，众人一心，知道爱护主将像卫护头目。那么不必等到两军相遇，而决胜的先机就在我们了。（《答总兵戚南塘授系土蛮之策》）
做将领的也不能只专取勇敢。安抚士兵，修缮兵器训练军队，一定要廉洁而能爱护别人的人才能得将士之心，防备轻重缓急。如果只是能苛刻对待下属来讨好人，阿谀奉承钻营谋求，说是有才，轻重缓急能足以信赖吗？（《答蓟辽继督张崌崃》）
大将军贵在能勇敢能胆怯，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就可以建立大功业。努力谨慎！（《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
这是他对将领本身修养方面的指示。
少数民族的情况是只谈强弱，不遵循法理。他们不能统治驾驭，即使是仇怨也会甘心俯首而拥戴；否则，即使像颜回、闵子骞这样的贤人，他们也不会服从的。（《答云南巡抚》）
控制外族的方法，只有看我们准备的是否完善。服从就安抚他们，背叛就抵御他们。听到他们表示友好的说辞不足以高兴，听到他们仇恨的话语不值得愤怒。（《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在表面控制笼络，在内部修整战备防御，使外族被我控制，不能令敌人控制我们。（《答宣大巡抚计飚黄把二虏》）
大略外族的情况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中原人，很亲近的父子兄弟相互约定，还不能保证他们不辜负恩情；何况夷狄呢？在我小心谨慎治理好国内，常常如同对付敌人：有了小小的变动，不要立刻惊惶纷扰，只好应该不厌烦地处理，随机应对，期望没有大的失误罢了。（《答蓟抚》）
俘虏中无主，当害怕我的闭关拒绝，而怎么敢有别的变故呢？只要争王争印，一定会有一番混乱。在我只有当沉机安静，以等待他们自己决定。有人来控制的，全部以好语安抚，使人人都认为孟尝君为了亲近自己；然后看看那胜利的，因而给予他。不应该强迫他主持，导致滋生仇恨的。（《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计俺酋死言边事》）
希望您告诫众将，但和城堡一并坚守，不要轻易与之战斗。如果他示弱见短，也不要乘势。多做间谍以使他们内心疑虑，有人派精锐骑兵出一道直捣他们的巢穴，使之田野无所掠夺。不出十天，他们势必自己逃遁。当然不必以斩获作为功绩。（《再答王鉴川策俺答》）
要守住厅堂和内室，一定要在门外占据关键的地方，才算是恰当的策略。（《答两广刘凝斋条经略海寇四事》）
筑构城台守住险要，可以向远处放哨瞭望，调运箭和垒石，势必有高屋建瓴的便利，士兵没有露宿的担心。以逸待劳，是为不可被战胜。就是最成功的策略。（《答总督谭二华论任事筹边》）
自古以来，没有千里袭击敌人，跨越险阻不能接应，而能够成功的。（《答陕西督抚石毅菴》）
用出人意料的做法，迅速如同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如果每年习以为常，再用一个镇守的人，趱前顾后，接连不断而移动，这是漕运船只很多的谋划，不是兵家掌出其不意的谋略。（《答蓟镇巡抚杨晴川》）
侦察严明，侦察确实，知道贼兵趋向，才可以出兵其他方法用奇计来控制他们。（《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用贼兵攻击贼兵，是最妙的策略。万里之外，难以在远处测度，用兵的先机，禁忌从中控制，希望您仔细考虑而审慎谋划。（《答两广殷石汀》）
这是对进攻防守策略方面的指示。已经说明了以本身修养的方法，又告诉他进攻和防守应付的方法，张居正在勤于指导这一方面，真可谓无微不至；而张居正自身修养以及军事战略的造诣究竟怎么样，大概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了。
关于严格考核。张居正对将领曾多次申明告诫，如：
最近一两年来，谏言的人都说责求实效责求实效，但又不严明赏罚，以示奖励，那么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效命呢？（《与蓟镇巡抚》）
天下事哪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成功的吗？昨天内阁中的小奏疏已曾恳切地告知，从这里开始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或许会稍有改变。国家要振兴功业，非要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否则最终都不能振作。明年打算派遣大臣检阅视察，大大地施行赏罚。倘若依然玩忽职守难以振作，那我自己请求像前朝旧事，手执斧钺巡视边关。（《答总宪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赏罚功过，需要做到非常公平，人心才会服从；人心服从，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效命。（《答蓟辽总督》）
这就是他所说的话，大概这是张居正一生精神的寄托，他对于行政官吏的主张是这样，他对于军中将领的主张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再用历史事实证明，比如边关的功绩不允许提到内阁臣子，这是第一点；蓟镇以贼兵不长久进犯为成功，而不责求戚继光出兵作战，这是第二点；李成梁以著名老将而杀死投降的人冒领功劳，等到张居正审查符合事实，就追究剥夺了他的恩赐奖赏，这是第三点。其他的例证还有很多，在张居正也只是实行他的“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主张罢了。
张居正对当时诸位名将，他驾驭的方法就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能得各位将领效力而大大地造福国家。《明史》对张居正虽然多有不满，但他在谭纶、戚继光诸位将领的传赞中，推求论述驾驭的策略，对张居正也是赞扬倍至。写道：
谭纶、王崇古诸人在边远险要之地接受重担，熟练通达军事武备，可以与余子俊、秦纮先后相比。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大概是张居正执政，一心推究军事谋略和记录边境官吏情况，书信往来，洞察先机，信任笃厚，使他能展现才能。因此各尽其才，事情能够获得成功。看到这些，张居正的功劳不可磨灭。（《明史·谭纶王崇古等传赞》）
戚继光用兵，名声威震寰宇。然而当张居正、谭纶国执掌朝政就能成就，其后张鼎思、张希皋任言官就被罢免。任用将帅的方法，也可以知道了。（《明史》俞大猷、戚继光等传）
看看这些记载，张居正擅长领导将领，不将他和诸葛亮、曾国藩、左宗棠诸位累世步履相接，前后辉映吗！
现在应当陈述张居正的用兵谋略了。张居正的用兵谋略，在基础原则上来说，在于自我治理谋求强大；《陈六事疏》上所说的：“现在最好的谋划，不如自我治理，而其关键在于，只在皇上精神振作，先确定心志”（参阅《陈六事疏》“整饬军备”节，本书第七章引见）。至于详细策略，那么对朝廷内的混乱，主要是采用剿除和安抚一同实施；对于边关防守，蓟镇主管防守，蓟镇以西的宣大一带主管和解，蓟镇以东的辽东一带主管进攻。大概是以当时的局势而论断，边防的重要当然远远超出内乱之上；而对内看顾国家形势，对外审视敌人情形，有时和解有时进攻有时防守，大概有不得不这样的情况存在，当初并不是随意而采取的措施。所以要想了解张居正的用兵谋略，一定要先考察当时边防的情况。
明朝边关的祸乱，除了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一带肆意骚扰外，在北部沿海边出没为害的，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前，为鞑靼和瓦剌两个部族，而在张居正的时候，就成了俺答与土蛮两个部族。鞑靼为蒙古族，元朝皇室的后裔。元朝灭亡，元朝的君主元顺帝逃到塞外，在开平一带定居；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又迁移到了保和林；太祖屡次派遣将领攻打，元朝后裔虽然遭到诛杀，而他们的民众仍然存在。后来鞑靼汗本雅失里和他的丞相阿鲁台先后被瓦剌部马哈木和他的儿子脱懽所杀，而鞑靼开始衰落，瓦剌就起而代之。脱懽的儿子也先更是性情倔强自我称雄，屡次侵扰明朝的边地。明英宗错误地相信太监王振的话，亲自征伐也先，于是就有了“土木之变”，也先劫持皇帝英宗向北逃去。等到景帝继位，遥相尊称明英宗为太上皇，也先没有办法强迫其服从，并且看到中原的军队强大城池坚固，心里非常沮丧，于是就送太上皇回来。不久，也先被阿剌知院所攻击诛杀，瓦剌就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鞑靼之后的麻儿可儿和马古可儿吉思先后自称小王子，时常出没来侵犯。明世宗的时候，小王子迁徙到河套一代，拥兵十多万，富有财货钱币，逐渐厌倦战争，于是就迁徙到东方，称上蛮。其各部落在西北边的，有吉囊、俺答等部落，而以俺答雄黠喜兵最为强大。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大举入侵，从古北口小路毁坏城墙攻进来，掠夺怀柔，包围顺义，抵达通州，分兵四处掠夺，京都及附近地区震惊。而当时各位将领如咸宁侯仇鸾等人都懦弱胆怯不敢出战，竟然让他们烧杀抢掠三天连夜离去。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庚戌之变”。当他们逼近都城时，放回他们所掳去的马房内官杨增拿着书信进城求取纳贡，辅佐的大臣徐阶等人认为应当用计策来处理，又因为他派儿子脱脱请求议和，于是在大同延宁开市。当时叛徒萧芹、吕明镇，多次因罪逃入敌人，倚仗白莲教，与他的同党赵全、邱富、周原、乔源几个人招来俺答作乱。皇帝厌恶他，下诏废除马市。从此，俺答每天掳掠侵犯西部边地，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外族也多次侵犯辽东。随后萧芹等因为这种计策无效，被俺答囚禁，赵全在敌军中更加专权。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攻陷石州。当石州失守的时候，赵全竟然奉劝俺答占据云中、上谷，东到居庸关，南到边塞雁门，只以一面向西控制晋、代一带地区，称为建立像春秋五霸的功业。（以上摘录《明史》鞑靼传及瓦剌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与此略同）令俺答果然采纳他的计策，那么他制造祸患会非常厉害，一定会远远超过刘渊在西晋时期，而五胡乱华的祸害，势必将会在历史上重演。明朝在懈怠懒惰长期衰弱的情势下，面临这样强大的敌人。假如不是张居正权衡利害的轻重，申明敌势的强弱，面对强大的敌人犹如俺答，极力主张封贡和解，使集中全国的力量，和比较薄弱的外族人抗战，就以当时国内的形势来说，如果不重蹈西晋、北宋覆辙的是很少的。我担心明朝的灭亡，将要不用等到满族进入关内，而中国从此以后的历史，一定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张居正在大方向主和，避开俺答的锋芒而使其向我就范；在辽东方面主张打仗的人，了解外族的软弱而希望他们受制于我们；在蓟镇方面主张防守的人，防止俺答和外族合力对付我们，想要借着坚壁清野来分化他们的势力。知道自己了解敌人，避开敌人的主力，找敌人的弱点进攻，这是张居正的用兵谋略，的确不是师心自用做出来的，更不是矫揉造作提出来的：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战略规划，只不过也是因为局势的演变，恰好足以使其做成趁势取利的功劳罢了，他的举措确实都自然做出来的。局势的演变怎么样？把汉那吉前来投降的事情就是这样。《行实》记载那吉前来投降和俺答封贡的经过十分清楚，姑且记录下来以证明我的说法：
正值俺答夺了他的孙子把汉那吉所已订婚的妻子给了袄儿都司。那吉愤怒，认为俺答好淫，没有尊卑礼仪。就和他妻子比吉、奶公阿力等十个人，马三十四匹，在山西平虏城外传达消息，敲击城门而进入。督府少司马蒲坂王公（崇古）、御史中丞嘉鱼方公（金湖）上呈情况。朝廷议论纷纷。都认为不应该接纳叛徒，只能挑起争端；有的人说杀了他们。太师却独自奉劝皇上接纳那吉的投降。授予他官职，重重地赐给他饮食、衣服、器具，把他安置在大同城中。俺答听到汉那吉逃亡，大吃一惊，派发万人到平虏城下来求索。朝廷大臣都惶恐不安，都说应该把孙子给他。张居正却不同意。命令各将领坚壁清野不要和他作战。所以命令汉那吉穿着皇帝所赐予的绯衣、金带、炫耀敌方使者；而让间谍用好话对敌方说：“你能把我国叛变赵全等人献上，对天盟誓，约定在数年之间不能有一人骑马越过我们的边塞，就归还你的孙子”。当时有的人称外敌很久没有退去，使军队疲惫耗费钱财，想乘着老酋长急切要得到孙子，而就和他做交换。王公（崇古）认为不可。太师回信给王公说：“你的话很对，与戎敌和解自然得体。他想要得到孙子，就对他说应该先捆缚赵全等边境上、完全退避往来游骑，向幕府请命，我方然后礼敬汉那吉而归还给你。现在你拥兵一万骑围在平虏城之外，想要索取你的孙子，怎么可以说是真诚呢？假设有吐蕃劫持订盟之事，朝廷该怎么办呢？赵全等人非常狡猾，他怎么能坐着等被人绑起来像鸡犬一样呢？假如口信泄露，他们得以谋划，或者只是胁迫几个人相从欺骗朝廷，而我们却轻易丢掉人质，不是小事啊，这不能不考虑。而且汉那吉回去而老酋长幸好遵从约束；没有别的心思，我方就是赐给他爵位封王、开通进贡贸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如敌方所说，只是空言欺骗幕府，根本没有想要服从称臣，又或者多所请求，第二年再次侵犯边境，失掉国家权威，即使得到赵全等百余人，有什么用呢？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于是王公派遣鲍崇德一再到敌人的营地，告知使他们明白利害关系。俺答仰天笑着说：“我怎么会爱惜这几十个人头，不去交换我的孙子？”于是乘夜袭击板升，得到赵全等九人，捆绑送到边境。皇上用太师的计策，赐给汉那吉厚重的礼物送他回去。俺答感动得哭泣，于是上表请求称臣归附，通贡贸易，年年不断。当时大司寇审理赵全等人谋反的情况都已经很详细了，皇上命令礼官做祭文，祭告郊庙，把赵全等人杀戮在东市，肢解示众，把他的头在边境传递，就平息了百姓的愤怒。皇上嘉奖太师特殊功勋，……而诏令召集朝廷大臣到朝廷，议论封贡是否可行。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有便利，有人说没有便利。太师又写信给王公说：“现在议论的人，都说和戎示弱，马市挑起争端。这大概不是这样。我独自认为有五个好处。边境不依从，核查人员成功，这是第一点；我方在得以在空闲时修整作战防守的器具，储备士卒，喂养马匹，一年没有援兵，可以减省粮食数十百万，这是第二点；俺答已经归属，土蛮吉能（吉囊的长子）不敢轻易动兵，这是第三点；赵全等人被擒后，板升的十万民众可以驯服而招来，这是第四点；敌人骄傲上天就会使其灭亡，它的征兆已经出现，老酋长死后，他的部族一定会分离，就是不灭掉，一定会有像匈奴呼韩邪的变化，我可以乘他失败而陷敌于困境，这是第五点。”王公得到书信，叹息说：“张先生可以说是了解国家大事了！”然而议论的人说话满朝廷，还想等待时机而行动。张居正不得已，于是到文华殿，举出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个故事告知皇上（按成祖曾封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见《明史·瓦剌传》，封号与此略异）。皇上于是决定，准许通贡贸易。隆庆五年辛未，俺答派遣使臣奉表称臣，进贡名马三十匹。皇上驾临建极殿接受，让太史捧金册封俺答为顺义王，他的弟弟儿子或孙子，部落里有六十五人，各授予官职，赏赐金帛不等。俺答非常高兴，告诉中国使者说：“赵全等人虽然被杀，赵宗山（按他也是中国亡命无赖投降外族的人）仍然存在。这一类人不灭亡，最终还会破坏和约。”王公听说，下诏逮捕监狱审理如赵全等刑罚。不久，河套敌人（按：指吉能）也愿意进贡天皇帝，请求交易中原财物，如宣大的案例。皇上告知可以，赐给吉能都督知府副职，其余接受俸禄的共四十九人，并赐给衣帛。于是中国用绸缎布帛毛笔等物，交易少数民族的马匹，少数民族也得利于汉族的财物，贸易不断。东从国内开始，西到甘州，绵延五千里，没有烽火报警，行人不拿弓和箭；靠近边境水陆屯田，全部开垦治理如内地；墩台放哨的士兵渐渐已撤去。每年减省饷银不下数十万石；北方边地精锐部队所交换的马达到几十万匹。因为居庸关以西，天子再没有什么麻烦事了，能够专心防备东边的少数民族（按：指土蛮）了。
（按）周圣楷所撰写的《张居正传》和这个基本相同。《明纪事本末》卷三十八也记载了俺答加封进贡的事，只是在张居正策划的功劳一点都没有提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就把全部功劳都归于王崇古，（见《明史·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仅《张居正传》称“高拱主张加封俺答，张居正也赞同，授予王崇古等谋略”罢了，这里叙述张居正的功劳，明显不很详尽。
在张居正执政的时候有边疆局势的演变，既有如上面的记述，张居正的边防兵略，就在利用这个演变的局势，依据形势而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或者进攻或者防守，或者和解或者作战，考虑周全而谋划不会失策，有如林潞所说的“数万军队藏在胸内，而指挥在数千里之外”，不是主观臆断，了解敌我的形势，观察时机然后行动。
关于张居正的战略和用兵的谋略，以上仅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记述。至于催促殷正茂以大规模进攻，而岭东强悍的盗贼蓝一清等人于是望风投降；授予凌云翼办法，而岭西各个少数民族又一战扫平；不以福建之事责备刘显，而西南夷都蛮最终依赖他而扑灭；张居正只是派出他们的后裔来肃清反叛罢了，当初并不是他军事战略的关键地方。只有张居正以一个文质彬彬的儒者身份，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乎不仅仅是只有天赋过人，实在是他一生留心边防军务，熟习战事，才能做到这样。称他为“救时宰相”，确实是当之无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