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治家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就像机器上的大齿轮。大齿轮受发动机推动，而同时又推动小齿轮。对于大政治家，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推动他必须这样做的发动机；而天下后世，则是受他推动的小齿轮。所以，大政治家能建功立业，无不受历史趋势的推动，而其功业的成果，又会对天下后世有推动作用。那么，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从当时世界和本国的局势分别加以观察而论述了，
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十六世纪的中期。这时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兴盛之时，各国之间多有宗教战争发生，其国内也多因政教分离而未能统一；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体制，虽然已开始动摇，但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尚未形成。新大陆虽然因为海路的开辟而被发现，但欧洲与美洲、亚洲之间的交通仍处于阻隔状态。概括言之，那时的欧洲各国，都还不是现代国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也都很幼稚，不值一提。至于美洲，则更是蒙昧初开，那时并无任何国家存在。即使与中国同属亚洲的日本，也尚自徘徊在四分五裂的封建时代，未能实现国家内部的统一。环顾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拥有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言学术文化而灿烂完善，言君主专制制度则根深蒂固，说它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大帝国，它绝对可以当之无愧。在这种世界局势之下，张居正身居大帝国的相位，执掌大帝国的政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并且该大帝国依赖他的不朽功业，由衰落走向复兴，其扭转乾坤的能力，卓越超群的谋划，环顾世界，也是独具雄姿的，因此即使称他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又怎会有愧色呢？
如果就本国的历史局势而言，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正当明王室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的关键期。而掌管这场大转变的枢纽的，就是张居正本人。其拨乱反正的特殊功勋，更加让他安享大政治家的光荣头衔而当之无愧了。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成为帝王以来，其所开创、建立的基业，大概只有汉高帝刘邦可以与之前后媲美。再加上，明成祖、明仁宗在位期间极力推行安内攘外的政策，才最终奠定了明朝大一统的基础。其后的百余年间，虽然继位之君未能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但就其总体来看，国势还是因承平日久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到了武宗，明朝的国势开始衰落，再传至世宗的时候，明朝的国势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境地。考察中间衰落的迹象，则最先出现在正德（明武宗的年号）年间，那时国内有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海疆有倭寇的骚扰，而明武宗对宦官刘瑾的宠信，更是扰乱朝纲、摧残士气，以致自洪武（明太祖年号）以来所积累的深厚基础，几乎为之摧残殆尽。明世宗继位之后，立刻发生了小王子、吉囊等人侵犯边境的祸患，这其中尤以俺答肆意侵扰带来的灾祸最大。到了嘉靖（明世宗年号）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庚戌之变”，敌寇逼近京城，诸将领竟然不敢迎战，明朝武备之衰弱，至此已到达了顶点。外寇如此猖獗，而明朝的君臣又是怎样做的呢？试从史籍的记载，可以一探究竟：
嘉靖年间，又有宠信炼药术士和贪官污吏的不良举措。邵元节因写得求神祷词灵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管朝天、显灵、灵济三座道宫，总领道教，赐金玉印章、象牙印章各一枚，官阶二品，穿紫衣佩玉带，并专门派了四十个校尉供其使唤。不久，又赐了一枚“阐教辅国”的玉印，授予礼部尚书的官职，允许其穿戴一品大员的官服；并封赠他的孙子邵启南为太常丞，进而封为少卿，封其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同伙陈善道也被封为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能用符水治鬼，被封为神霄保国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后被封为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而兼少保少傅少师三职的，只有陶仲文一人。不久，又封他为恭诚伯，每年俸禄二百石，封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恩为尚宝丞，封其女婿吴濬、从孙陶时雍为太常博士。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祥等人，也都因为善于符咒、炼丹、扶鸾之术，获得显赫荣耀的地位。更有浙江参议顾可学，因会炼制秋丹石，得到宠幸，被破格提拔为工部、礼部二部尚书；副都御使，因通晓炼药之术，晋升为工部礼部二部尚书；顺天府丞朱隆禧，因进献长生秘术，加封礼部侍郎。则不仅方术之士借此以谋官求进，即使士大夫也因此而获得显达宠幸。（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
严嵩……自此更加地以谄媚来取悦皇帝（明世宗）……借各皇室宗亲乞求封赏的机会，从中捞取贿赂。……严嵩没有其他的才能，只会一味地谄媚皇上来谋取权势钱财。……严嵩父子（指他的儿子严世蕃）熟知皇帝的脾气性格；打算解救某人时，严嵩必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竭力诋毁此人，而后再设法以婉转的语言打动皇帝，解救出此人；如果要排挤陷害某人，严嵩必然先极力赞美他一番，然后再以委婉的言辞来触动皇帝内心的忌讳和不耻，从而实现打击此人的目的。用这种方法改变皇帝的喜怒，常常不会失误。（《明史·严嵩传》）
当时明朝的国势是那样衰危，君臣又是如此的昏庸奸诈，然而忠君爱国的张居正，虽然有时身居闲职，但他所怀抱的忧国忧时之心，自然不容许他坦然处之，坐视不管，对此，他又怎能不上疏发言呢？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以翰林官的身份上疏，恳切地直斥时弊，陈述意见，以期对挽回国势有一点帮助，其上疏的内容是：
臣听闻贤明的君主不厌听令人忧惧的言论而树立声名，有志之士不避因冒犯君主威严所带来的被诛之罪而上书直谏，因此，策略才不会有所遗漏，功业才能流传百世。所以，古人说寡妇不怕纬纱少织不成布，只是担心亡国后祸及于己。臣虽然平庸浅陋，位置低下，但每次私底下见到当前的国事，心怀就会为之触动，昼夜思虑不止，于是，竭忠尽智，倾吐肺腑之言，为陛下详述，希望圣明的您能略加留意。臣听闻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人之所以能够生存活动，凭的全是血气。血气流通不息，流布滋养于四肢百骸，耳目才能聪明，手足才便利，而整个身体也才会健康无害；一旦阻塞，血气无法升降，身体就会出现肿胀、瘫痪、麻痹等症状。臣以为当今的形势，类似血气堵塞的病症有一，类似肿胀麻痹的病症有五，失掉今天治理的时机，即使日后全力施治，也只怕难以治好了。于是，臣才敢冒死上奏。
臣听闻天地之间阴阳有交合而道才能流通和畅，君臣之间彼此有沟通而上下才能思想一致，这样才会国泰民安；国泰民安，是因为交合沟通。天地不交合，上下不一致，就会动乱不安；动乱不安，是因为阻塞不通。因此，天地只有交合才能建立生养万物的功绩，上下只有沟通才能成就和谐太平之治。臣不敢引证年代久远的事，只引证近事来说。昔日孝宗皇帝急于求治，早朝晚退之际，有亲信大臣奏事，便屏退身边服侍之人，时至日暮也不知疲倦；御史们提意见，都虚怀若谷地认真采纳，即使有狂妄悖逆之言，也不怪罪。百官恪尽职守，官府无积压的公事，其恩德流于百姓，广布天下，那时君臣间的相得益彰，至今仍可想象。今自陛下继位，已经二十八年了；自成祖以来，论在位之久，没有超过陛下的。按理来说，您美善的功业和教化，应该上追唐尧、虞舜，下配显赫的祖宗才对。可如今阴阳不协调，灾祸奇异之事频频发生，周围邻国未能臣服，边境屡屡出现警报，这些都是不能不令人昼夜忧虑的事，而我想这些事的发生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尽心办事的人造成的？又或者是君臣上下之间未能沟通交流的缘故。现在群臣百官已经有八九年没有见过陛下的面了。纵使陛下神圣睿智，能独自及时地处理政务而没有遗留，但天道只有利施下物才会愈加光明，自古圣明的帝王，没有不亲近百官大臣而独自一人就把天下治理好的。今与陛下整日相处的，只有宦官宫女。宦官宫女这些人，难道会为当前的国势忧心，为国家社稷的兴亡忧虑吗？今大小臣僚，虽也有一些为国势忧心、为社稷忧虑的人，但他们平日与陛下远隔，只能凭空想象陛下的容貌而加以赞叹，纵使有时想要进言也最终是畏缩闭口，寻不到竭尽愚忠的机会。以前御史们因为不上书言事，常常遭到谴责，这是臣子不匡正君主的过失理应受到的惩罚。而如今竟没有一个人敢列举当急之务来上书进言，即使有，也是粗略地举出几件事以敷衍塞责罢了。以刑罚驱使进言但仍还是没人进言，这是为什么呢？是臣子们不敢触犯陛下的雷霆之威，无法预测陛下的喜怒哀乐，也是陛下虚怀纳谏的心胸，未曾全部显露给臣子们的缘故。因此大臣们虽想进言却难以找到机会，小臣们虽欲献策却因惧怕陛下的威严而不敢。由此观之，血气可谓是闭塞不通了。于是，肿胀、麻痹等病症，趁机而发。其大的方面有：皇族骄纵放肆，百官旷工废职，吏治因循守旧，边防未作修备，财用十分匮乏。其他给陛下带来烦恼的事，不胜枚举，这五件是比较大比较显著的。
臣听闻现在的皇室宗亲，好比古时的诸侯。他们所崇尚喜好的，也会受到百姓们的关注，维系着风俗的转移。臣恭读祖训，发现我朝对待皇室宗亲，是既礼遇优厚，又防范严密。然而今天有那么一两个宗亲藩王，不念师长祖辈的教导，节俭克制，慎行法度，以求上天的福佑，而是不顾侯王的体面，竞相追求真人的名号，招集一些炼药术士或因罪外逃的罪犯，迷惑人心，混淆视听，这都是一方面向陛下献媚求宠，借以扩张势力，而另一方面又以奸诈贪婪，淫乱迫害，欺压官府，盘剥百姓等方式来放纵私欲的行为。今河南抚臣又遭受到某位宗亲藩王的加害了。如果不早加约束，而是任他们胡乱妄为，臣恐怕四方守臣无力对其节制，而最终会尾大不掉的局面，臣以为这绝非一件小事。这就是我所谓的皇族骄纵放肆。
臣听闻人才如木材，培养贵在平时，使用贵在发挥其特长。平时培养就不会匮乏，发挥其特长就能让它得其所宜。古代一个官位必有好几个能够胜任此职的人，因此在缺乏时能够有人接替，不致出现旷职误工的现象。今日的国家对于人才，平常既不注意培养，使用又不能令其发挥所长；一被弹劾，就遭到罢职流放，等到人才缺乏之时，则又不得不以论资排辈的方式选用继任者，而这样选用的人才往往赶不上曾经被罢免的人。如今朝廷官吏众多，虽然不能说没有人才，但世间难道就真的没有怀抱出众之才而被压制隐藏的吗？难道就真的没有因为一点小的过错而被永不录用的吗？臣以为如果其人不是贪得无厌，极没品行，尽可以根据他的才能选录使用，让他进献一份用处。而且世间确实也有一些才能卓越可供录用的人，如果全让他们忍饥挨饿、困守贫穷，非常可惜，如此，可用的官吏怎能不缺乏呢？这就是我所谓的百官旷工废职。
郡守县令，是最能与民亲近的官吏。地方官员是否贤能，由监察部门考察评定。监察部门的选择，由皇上综合考量而后决定是否任用。我朝的制度，不可不谓周密。近来考核不严，名实不符，守令对于考察官，只是迎合奉承而已；以玩弄账目文书作为重要事务，将迎合上司旨意视为精细敏捷。监察部门以此评判其是否贤能，皇上以此来衡量其政绩。衡量之时又不深入访察，只凭监察部门的呈报。以至对同一个，有举荐者，有弹劾者，有诋毁者，有赞誉者，评价参差不齐，意见无法统一。行贿多者官位高，善钻营者品级大。古语说：“礼义有何用？学习它可以升官发财。谨慎有何用？学习它做官可以猛进。”此种风气之下，正直之道堵塞，势利的民情形成，百姓生活的利弊，世道的盛衰兴替，还有谁去关心留意呢？这就是我所谓的吏治因循守旧。
外族的祸患，自古就有，然而如若平时守备严密，外敌是不能侵入的。如今外族骄横日久，近来更是嚣张无限，或侵扰宣化、大同，或侵犯内地，小规模侵扰则获小利，大规模侵扰则获大利。边境守臣，只要所守境内的人、财、物没有被大肆掠夺、破坏，就已经万分高兴了，哪还有什么心情考虑长久的拒敌之计，谋划敌人难以胜我的防卫之策。不久前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一战，克敌大胜，这都是您振作奋发的结果。兵法上说：“不要寄望于敌军不会来侵犯，而应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借用战胜的士气，筹谋边疆的防备，如今正是时候，可不知为何迄今为止仍没有一点动静。这就是我所谓的边防未作修备。
天地生养的财物，有一定数量。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会宽裕；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就会匮乏。今国家的财政支出，多依靠东南地区的供给，然而民力有限，开支无穷，并且朝廷的花费，比起立国之初多了数十倍；供给大官的费用，每年有上百万，再加朝中权贵、宦官的征派勒索，更是如沟壑般难以填满，因此财政部门多次宣告财政赤字。以天下的财力供一人使用，纵使过度浪费，又怎能会觉得缺乏呢？觉得缺乏，正因为耗费钱财的地方不止一处的缘故。俗语说：“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部作阻挡，天下再多的粮食也填不满它。”今天下不止三寸，需要花费的地方很多，所谓的财用十分匮乏就是这样造成的。这五种弊病，并非一天了。
然而臣以为它们不过是肿胀麻痹之类的小病罢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能使一身之中，血气顺畅升降而流通，那么这数种病症就可以一治而痊愈了。如果任血气还是这样壅闭不通，到最后即使有针灸、药物也是起不了作用的。诚心希望陛下能考察世道盛衰的根本，交通君臣上下的心意，广开纳谏之门，亲近辅佐之臣，使群臣百官都能瞻仰陛下的清美风采，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思虑，让君臣之间，交流自如，没有阻隔，然后分别选拔合适的人选责成他们治理这五种弊病，这样人人才会尽己所长报效所能，长久积累的弊端也才会一扫而光，如此，这五者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臣听闻扁鹊见蔡桓公说：“君有病，不治将深入！”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第二次拜见蔡桓公时，扁鹊说了同样的话。第三次拜见，扁鹊远远地看见蔡桓公，掉头就跑。人的病还未深入，就应该早加治疗，不然臣恐怕会出现“扁鹊望之而走”的局面。臣愚妄无知，触犯皇上的忌讳，惶恐不止。虽然如此，一个无知妄为的人所说的话，也有让圣人考虑、选择的价值。诚心希望圣明的您能对此稍加留意，如果这样，真是天下的大幸啊！（《张文忠公全集·论时政疏》）
这篇奏疏里所说的“血气壅塞之病”，全是针对明世宗一人而言，无异于当头棒喝；而里面所说的“臃肿萎痹之病”，更是对当时时势的无情揭露。这个时候的张居正，以一疏远小臣的身份，敢于发出如此正直的言论，他的大政治家风度，在这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察看其奏疏中所指明和陈述的内容，与当时昏庸奸诈的君臣和积弊日久的局势格格不入，这没有引起皇帝的大怒，受到斧钺之诛，已经是万幸了，又怎么还能奢望世宗采纳他的进言呢？难怪世宗会漠然置之，而国势愈加衰弱不振，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了。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情形大致如此。这种历史趋势，既然是张居正亲身所历亲眼所见，那么受到它的激发和推动，也自然是他不自觉的反应了。其后，世宗驾崩，穆宗继位，张居正因为是太子旧臣的关系，已被穆宗熟知，再加徐阶的引荐，于是张居正在一年之内，由五品官位的翰林学士，一下跃至二品、三品的京官。及其执掌朝政，遂一心一意地贯彻其法家的严明精神，努力扫除当时懈怠萎靡的长久弊病，于是当时的国势，最终依赖他的改革而由衰败转为复兴之局。虽然后继无人，功业中断，但即使像明神宗这样昏庸的帝王，在张居正死后，仍然坐享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天下，如果换作聪明有为的君主，明朝基业的鼎盛延续，必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所以我说：大政治家，就像机器上的大齿轮，其功业无不受历史趋势的推动，而其功业的成果，又会对天下后世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