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氏述《张江陵传》既毕，于是作而言曰：
中国之无大政治家也久矣！非中国果无大政治家之天才也。政治天才之生也，虽不数数觏，恒历数十百年而始一见；然而寡诚寡矣，固犹未至于无也。然则纵观我国二千余年之历史，所谓大政治家者，何以竟旷世而不能一遇哉？此其故，诚非止一端矣。有天才矣，而无超人之抱负，未可也。有抱负也，而无独到之主张，未可也。有主张矣，而不能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尤未可也。凡此数端者，皆所以成为大政治家之必要的条件，殆缺一而不可者也。夫天才诚寡，天才而备具此必要之条件者则尤寡。此所以莽莽二千余年，而所谓大政治家者，辄旷世而不能一遇也。
呜呼！吾于是乃不得不心悦诚服于张江陵矣。江陵者初第一介之儒生耳。虽其幼时颖悟有异于常儿；顾其日常耳目之所接，帖括制艺而已矣，平生心志之所期，科举禄位而已矣。父母戚党之爱重与督教，爱重督教乎此也；老师宿儒之期许与激励，期许激励乎此也。使非其具有超人之抱负，务于帖括制艺科举禄位而外，驰骛夫古典，广事夫涉猎，以求所以自进其修养，其后更进而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旁谋及于良师益友之晤谈，以求所以自增其经验；则其虽有大政治家之天才，又安得而研求其必需之学术，以发挥其固有之天才哉？吾故曰：有天才而无超人之抱负，未可也。借令具有此抱负矣，设或主张不慎，误入迷途，又或见异思迁，徘徊歧路；则小之固足败一己之谋，大之尤足偾国家之事，其罪失且由此而彰，功业仍未由而显也。而江陵者，譬若医家之对症投药者然，于明室国势寖衰之病源，则断为纪纲废弛，风习颓堕；于挽救当时国势之方案，则决为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于促进复兴之手段，则定为统一政令，集中相权；于实现复兴之目标，则悬为国势盛强，民生安乐。使非具有如此独到之主张，则虽抱负绝人，仍无以展其技也。吾故曰：有抱负而无独到之主张，未可也。借令有抱负，有主张矣，设竟首鼠两端，投机取巧，持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之旨，无破釜沉舟操刀必割之心，则仍无以扫除当前之障碍，完成不朽之事功也。乃江陵丁众醉独醒之际，当一傅众咻之冲。以其体国公忠，任劳任怨，而人乃责以“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本传语）；以其整饬纲纪，力振颓风，而人竟斥为独揽大权，“偾事误国”（刘台语）。尤令其难堪者，厥在攻击其个人之私德。如高拱之去，咎在权珰，而人则谓其附保逐拱，“卖交附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语）；夺情之举，旨出两宫，而人则詈为“禽彘”（邹元标语）、“过举”（吴中行语）、“忘亲贪位”（《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中引语）。凡此横逆之来，其意固在假公济私，挟嫌报复。在他人意志不坚，色厉内荏，或且中途变节，阿顺取容。而公则劳怨不辞，历十余年如一日，坚贞自矢，亘千百祀而不渝；甚至不惜以其身为蓐荐，任人寝处其上而溲溺之。（《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推其用心，盖惟知竭诚报国，之死靡他，而于一己之利害得失，生死恩仇，固早已置之度外矣。吾故曰：有主张而不能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尤未可也。唯其有天才，有抱负，有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然后公乃足当大政治家之称而无愧，旷世不能一遇者，乃竟于明代隆、万之年而一遇之也。
虽然，吾于公不能无慨焉。于记有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记·越世家》）；于传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桓公十年《左氏传》）。彼第稍积赀富已耳，犹知力以保身远祸为戒，期免象齿焚身之惨，其果于自爱为何如也。夫政治之天才不世出，而佥壬之辈则恒有，小人耻独为小人，而不愿人之为君子。以公勋业之隆，威仪之重，固已足横触彼等之嫉视而有余。矧又课之以纪纲，临之以刑赏。凡公之所欲者，悉为彼辈所不欲；岂惟不欲而已，恶其不便而亟求所以摧毁之者，盖亦繁有徒矣。以一人之所欲，不能敌天下恶而务求摧毁之者之众。则公几何而不成为众怨之府，众矢之的，必欲去之而后快哉？公生前既备受其谤毁攻击，而终莫能摈之去，于是其身后之惨祸，乃为必然之势矣。间尝论之，以为公之为国为民，固甚多矣，而其自为则未免过少。公之于各家之学，几无不窥其源而探其奥，而独于道家思想，则似以其与法家本旨相径庭，而不屑一顾。然而公之祸即基于此矣。老子之言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又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六十四章）又曰：“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十七章）又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七十八章）庄子之言曰：“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足。”（《在宥篇》）又曰：“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辨虽彫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道篇》）又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篇》）彼其所谓无为也，无执也，无欲也，不言也，表面上虽有似乎消极，而实则以消极为手段，以积极为要归，殆为君人南面之所不可少。盖所谓无为者，非无所事事也，特不为其所不当为耳。所谓无执者，非随众浮沉也，特不执其所不必执耳。所谓无欲不言者，亦非素餐尸位噤若寒蝉之谓也，特借无欲以自致于“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八章），借不言以使百姓潜移默化于无形耳。道家之政治原则在于此。其预期之目的，则有如《老子》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庄子所谓：“夫天下至重也，而不可以寄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让王篇》）夫如是，而后人民始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八十章），而不知有之。彼于君之者且不知有之，尚何有于亲之誉之乎？更无论畏之侮之矣。此则道家理想之鹄的，为江陵所鄙弃，而即因以招谤买祸者也；夫江陵所持以自守者，固一以淡泊宁静公正廉明为旨归，特其对于当时因循怠玩之民风，则疾之如仇，扑灭之惟恐不及。彼于当时之君臣上下，殆亦如老子之欲使“复归于婴儿”。惟老子第欲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态度殆有如慈母；而江陵则本法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立场，其自处遂俨若严父。严父之与慈母，其于所生爱护而期望之者固无不从同；特其态度既有严慈之差别，固已足引致不同之反应矣。是以江陵虽自忠诚以事上，公正以驭下，而当时之君臣上下，不便于其积极有为之措施，群欲去之而后快，畏侮且不足以称其心，岂复爱而誉之乎？向使江陵于法家整齐严肃之中，稍参以道家柔慈之成分，吾知人民必且爱而誉之，不知有之，靡然就范，而同化于无形矣。如此则公为国为民之主张，固仍可贯澈，而公之自为者不已视当时公所已为者为多乎？夫以公之天纵聪明，纵忽于道家无为不言之旨，宁遂忘千金怀璧之戒？彼固明知尚猛用威之不利于其身，徒以激于为国为民之热忱，而不惜打破得失毁誉之关头，甘受天下之诋毁凌辱而不避。呜呼！此诚千古绝大之悲剧，而与古今来之忠臣孝子异途同归者矣！天下不乏有心人，能不为之废书而三叹乎？
善夫李氏岳瑞之论诸葛武侯也，其言曰：
夫所贵乎尚友古人者，必先审古人所处之时代，考其人群进化之程所同异于今日者何若，然后取其学术功业言论行事，与今昔之时势一一比较而衡量之，何者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何者虽历百世而不可易。古人往矣，而其精神乃常不泯于宇宙间，有以资后人之观法。历史家之有禆于群治也如此。非是者，则皆谓之空谈无补之俗学耳。（见本书第三编叙论）
吾尝执是语以审察张江陵之历史，而后知其在我国政治史上实占有超然不拔之地位，且其影响于天下后世，足资后人之观法者，实至深且巨也。就时间言，江陵柄政之时，正当明代国势兴衰绝续之交，而江陵者实即司此由衰转盛之枢纽。当时一般社会之病态，厥为纲纪废弛，因循怠玩。而公则务以法家严整之精神，挽救当时疲玩之人群者也。就空间言，当时中国实为全世界惟一之大帝国，君主专制之国体，早经生长而成熟，民权主张固尚未萌芽，而民族观念则以外患日迫而渐次抬头，民生思想亦以内乱迭乘而日趋尖锐。而公之政策，则对内唯以安定民生为首务，对外唯以保卫民族为前提者也。再就公之学术功业言，当时通行之学术为儒家学说，政治基础为儒家之礼治主义；同时道教之思想，亦以君主之尊崇而占有优势。而公则务以法家之法治主义打破此儒道混同之传统的政治，以贯澈其富国强兵之目的者也。至考其生平之政绩，则公之用人与行政，属于管的方面之设施也；公之教育政策，属于教的方面之设施也；公之理财政策，属于养的方面之设施也；公之将略与兵略，治狱与治盗，属于卫的方面之设施也。以公所处之时代，而能具有如此之学术，造成如此之功业，遍观往史，下焉者固无论矣，即就古今所谓大政治家者求之，其学术功业能与公相埒者，有几人乎？吾所谓公在我国政治史上实占有超然不拔之地位者，此也。
虽然，公之对于民族国家之贡献，固犹不止于此也。尝观世之所谓伟人者，其丰功伟业非不煊赫一时也。然而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求其泽留后世常资矜式者，殆如凤毛麟角焉。然则吾于此又不得不以江陵为巨擘矣。江陵之殁也，距今三百余年矣。此三百余年中，几经世变，凡百改观，今昔相衡，几如别一天地。其间事事物物，受时代之淘汰，不复为世人所忆及者，盖不知凡几。而公之学术功业，则卓然屹立，价值常新。除昔为专制，今为民主，国体互有不同而外，凡公在政治上之宗旨与措施，在当时享有超然不拔之地位者，在今日几无不足为后人所取法。抑岂惟取法而已，方且因其历时既久，而愈易发现其永久之价值。如法治主义者，公之所拳拳服膺，而亦欧美列强立国之所基，富强之所本也。如综核名实者，公之所津津乐道，而亦今日主行政者成功之锁钥，不二之法门也。如集中相权者，非即今日内阁制度之权舆乎？如管教养卫者，非即今日建国方法之因素乎？博稽史籍，学术功业之与公相伯仲者固亦不乏其人，然而求能如公之历百世而不易，永垂后人之典则者，又几人乎？吾所谓公影响于天下后世，足资后人之观法者此也。
夫天才之大政治家不世出，而公之抱负与主张，乃适足与其天才相发扬相辉映，而又济之以恒心与毅力，公诚天之骄子哉！以公学术功业之彪炳于当时，永垂于后世，公之精神固已不朽于人间，区区之毁誉得失，固无怪公之视若鸡虫也。昔海忠介（瑞）之论公也，曰：“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呜呼！世犹有如公之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者乎？吾愿执鞭以从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