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丁明室由盛转衰之会，承嘉、隆内忧外患之余，其当前之任务，厥在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其惟一之政治主张，则系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而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旨归。至其所以持此主张之理由，当以李氏岳瑞言之为最审。其言曰：
赵宋以来，儒学愈盛而群治愈衰，道德日昌而国势日弱。一二豪杰之士，不为世运之所转移，而特立独行，放大光明于政法之历史。若宋之王荆文公，若明之江陵张文忠公，其学术治术，大都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盖未有专师荀、孟、程、朱之家法，而可达致君泽民之志者也。（见本书第四编《李卫公传》）
惟其然也，故江陵不惜殚毕生之精力，以求其政治主张之实现；其于嘉靖时所上《陈时政疏》，及隆庆时所上《陈六事疏》，固已略发其凡；及其柄政以后，更复身体力行，始终弗懈。其任劳任怨生死不渝者以此；其甘冒重嫌备遭攻击者亦以此。其生不见谅于愚昧之同侪，死复获咎于昏庸之幼主者，固由于此；而其卓然超出于众，自别于一般之纯臣良相，巍然跻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当之无愧者，更莫不系于此。今试撷取集中发表政治主张之文字，次而录之，以证吾说。
公有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立言与上述两疏相表里，略云：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况仆以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励，举祖宗故事，以觉寤迷蒙，针砭沉痼，则庶事日隳，奸宄窥间，后欲振之，不可得矣。故仆自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而庸众喜于委徇，奸宄惮其精核。……乃知庸众之人，难与论寻常之外。
此书要点凡三：就其施政之方针言之，则所谓“法所宜加，贵迟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也；就其施政之动机言之，则所谓“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至就其施政之反应言之，则所谓“庸众喜于委徇，奸宄惮其精核”也。综言之，公之施政，厥惟励行法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原则而已。
公之持此原则，因非出于偶然，而为势所必至。公之言曰：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见《全集·杂著》）
又曰：
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夫乱非一日之积也，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贪吏虐政又从而驱迫之；于是不逞之徒乘间而起，堤防一决，虽有智者，无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讦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讦吏，而讦吏者，皆武断乡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盗之起也，以迫于饥寒，然饥寒者不能为盗，而为盗者，皆探丸亡命喜乱好斗者也。彼方含毒挟刃以斗一时之衅，而为上者又以乱政驱之；借其怨愤无聊之心，以鼓其好乱不逞之气，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扑灭之，能乎？故识其几而豫图潜消之，上也；不幸而至于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罢困之民，诛贪贼之吏，使天下之人，系心于上而未睽离，则盗贼之势孤而应之者少。……故势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图；势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见同上）
公于当时之乱势，既认为由于贪吏之驱迫，则所以应付此趋势以正本而清源者，厥在不得已而用威，以惩贪而安民。故曰：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隆庆间，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纪纲不振，弊习尚存，虚文日繁，实惠益寡。……仆每思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锄强戮凶，剔奸厘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世儒达治者鲜，虽勉遵上令，而实未得于心。（《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彼其用威之理论的根据，则纯粹本诸历史之教训。其言曰：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者也。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见《全集·杂著》）
公之主张用威，其坚决有如此者。至其实施方法，则一面以威之名义寄于君上，俾增强其效力；一面以威之实权集于内阁，俾发挥其作用。其中经过情形已见前章，兹不复赘。特以当时之“庶事日隳，奸宄窥间”，而公乃临之以威，强所勿欲，则反动之发生，自为当然之结果。顾用威一事，实为公施政所必需。政治上之循名责实，固有待于用威；军事上之整军经武，尤非用威莫办；下至肃清反侧，画一阵容，更赖用威以资后盾。盖当专制时代，欲求政令之必行，而臣民又未能如共和国民之养成服从美德，则与其高谈仁义而鲜功，毋宁使之畏威而能收效也。夫用威之举，既在所必行，则反动之生，公自亦在所不计。故公于《上徐文贞论大政书》中曾有如左之自白：
正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以忧公家之事，四年于兹矣。中所措画，要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有力排群议、明犯众忌而不顾者，岂诚不知自爱而故以身为怨府哉？窃伏思之，语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举天下之重而委之于孱弱之身。今不务为秉公灭私，援废起堕，而避流俗之非议，以取悦一时，有如异日者主上明习国事，亲揽庶政，或有废缺而不修，凌替而不振者，必将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则正虽伏陇亩，填沟壑，有余僇矣。故违众之罪小，负国之罪大；一时之谤轻，异日之谴重也。台谕谓人犹有不相体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自殚厥心而已。
“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力排群议、明犯众忌而不顾”，此公所以自矢而昭示于天下后世者。公之毅然而出此，非任意为之也，盖公固深信其具有必然之功效也。然则其功效果何如耶？公曰：
诸葛孔明云：“法行而后知恩。”今人不达于治理，动以姑息疏纵为德，及罹于辟，然后从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为严急少恩者。然今数年之间，吏斤斤奉法循职，庶务修举，贤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几何？安全者几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贼也。子产铸刑书，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称之曰：“惠人也！”然则圣贤之意，断可识矣。（《答闽抚庞惺庵书》）
又曰：
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祸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众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检，乃怙其富势而放利以敛怨，则人亦将不畏公法而挟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则王法之所不宥，在乱世则大盗之所先窥，乌能长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畜，以完积年之逋，使追呼之吏绝迹于门巷，驯良之称见旌于官府。由是秉礼以持其势，循法以守其富，虽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窥，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其为利也，不亦厚乎！……夫婴儿不剃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疾；而慈母之于爱子，必剃且㨽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仆窃以彼中于执法之吏，当尸而祝之，而又何谤议为哉？（《答应天巡抚胡雅斋言严治为善爱》）
公之以小仁为大仁之贼，以严治为善爱，即其所认为法治之功效。凡持法家功利之说者，其结论大抵如此；而公所恃以应付当时之乱势者，其绰然而有余裕，固已彰彰明矣。虽然，公以儒者而行法治，固已自殚厥心，不避非议，第其所取立场，惟在援法入儒，绝非欲自弃其原有儒者之传统的地位。故其论学，仍一以尊孔为旨归，不过以法家之精神灌注于原有之儒术，使成为法治化之儒术而已。故其言曰：
孔子周行不遇，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究观其经纶大略，则惟宪章文武，志服东周，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老不行其道，犹取鲁史以存周礼，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从周而已。《春秋》所载，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岂不欲行殷礼哉？《周官》之法，岂尽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为周之臣，不敢倍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
以当世所谓儒者之崇尚“反古”（复古），而公乃引孔子之言，以反古为有罪，是则与法家重法今之旨相符合矣。至其以孔子为例，以明攻儒者之罪，而阴持法家之说，则又吾所谓“援法入儒”，李氏岳瑞所谓“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者也。顾公之持此立场，犹不止于对反古之一事，其于王霸之辨，亦复同以一立场出之。其言曰：
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闻而笑曰：“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王霸之辨》）
慨自子舆氏创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说，后之儒者，不明其为矫正当时诸侯攘窃攻取之弊，不得已而有此偏激之言，遂致奉为一成不变之圭臬，务为仁义之迂谈，悉屏富强而不顾。充其弊之所极，坐令庙堂之上，借虚惠以粉饰升平，樽俎之间，务退让而侈夸美德；甚且武功不振，则谓为政尚无为，外患凭陵，则视为潢池小寇；至言及富国足民之术，更复视为末务闻声却走，一若食货之资，可以坐谈而致。我国之民贫国弱，积久而莫或挽回，寝假而变本加厉者，孰非呫哔小儒有以尸其咎哉？江陵揭举孔圣足食足兵之旨，义正词严，足令小儒咋舌，其阐扬圣教之功，良非浅鲜，固非仅援法入儒已也。至其所以任法以力求富强者，则又在适应当时之时势，期以富强防患于未萌，故其言曰：
财不足则争，信不足则伪。争与伪，大奸之所资也。何以守险？曰人。何以聚人？曰财。财赡而礼义生，即有大奸盗，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论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为天下虑者，毋使至于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弭患，息民固土，惟在拊循爱养哉！唯在拊循爱养哉！（《荆门州题名记》）
此种见解，纯系寓仁义于富强之中，几于融王霸于一炉，故谓为援法入儒也可，即谓为混儒法而一之也，亦无不可。
公之政治主张，大略具见于此，惟公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而非徒沾沾于空泛政论之宣传。其关于政术之文字，要以右举诸篇较有系统，其他一鳞半爪，散见于集中者，殆多就事立言，未足取资参证。加以谤留身后，史有阙文，所有公生平政绩，已多无从考见。今兹所述，缺漏自所难免。所可得而言者，即公之实际的政治设施容多未经著录，但凡公之坐而言者，固莫不起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