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之劾江陵也，曰：“进言者皆望陛下（指神宗）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指江陵）以皋、夔。”（见《明史·刘台本传》，详见下章）呜呼！台为此言，抑何谬妄之甚耶！夫神宗者特一昏庸无知之童子耳。徒以席祖父之余荫，幸得君临乎中国。使无江陵以辅翼而匡是之，则其放僻邪侈之所为，必且自冲年而已著，吾恐不待闯贼之为乱，及清兵之入关，而明社之屋久矣。彼于江陵之生前，固依赖其匡弼之功，以挽回积弱之国势；即于江陵之身后，犹获享其余荫，以勉致二十年之升平。公之所施于彼者固不可谓不厚，顾其所以报公者则何如？以先朝顾命之元臣，积十年公忠之劳瘁，而乃于其尸骨未寒之顷，遽忘日常倚畀之殷，徒以浸润之加，几肇戮尸之惨。呜呼！如公之为臣，庶几无忝于皋、夔，而神宗之为君，其与尧、舜相去，又何可以道里计哉？此所以史家抚其君臣遇合之遗迹，而不禁感慨系之也。
江陵十年相业，功在国家。其荦荦诸端，有关一代兴衰之转移者，容俟别以专章详述；兹先就其关于翊赞君上匡辅王室者，概略言之。俾知公于君臣之分，大义凛然，绳以当时伦理观念之所宗，固不失为一代之完人也。
隆庆六年六月，高拱既去位，神宗御平台，召公慰劳之曰：“皇考屡称先生忠臣。”公顿首泣谢曰：“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旧制，不必纷更。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先。乞圣明留意！”上善之。此公教导神宗之造端也。未几，公即请酌定朝讲日期，奉旨“常朝定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只御文华殿讲读”。每逢讲日，定以日出时早膳毕即御讲读，至午膳为止。公寻复进《帝鉴图说》。上见捧册进，遽起立，命左右展册。公从旁指陈大义，上应如响，因即宣付史馆。一日上御文华殿，讲毕，览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公因言“皇上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也”。上称善。又奏请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讲。万历元年十月，公进讲，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饰，上曰：“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公曰：“明君贵五谷，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公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祸也。”上又曰：“秦始皇销兵。梃可伤人，何销兵为？”公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胜天也。”二年正月，公奏请引见廉能官，仿祖宗午朝之仪。上从之，遂御皇极门，引见朝觐清廉卓异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公又以所删定之《大学讲章》一册、《虞书讲章》一册及《通鉴讲章》四册进，以供上温故知新之用。既而因上言及建文帝在外题诗事，复上太祖所撰《皇陵碑》。公俟上览举，乃曰：“祖宗当日艰难，盖以天心为心，故能创制显庸。皇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因述太祖微时事及即位勤俭。上怆然曰：“朕敢不黾勉法祖！然尚赖先生辅导也。”是年十二月，公率大臣上御屏。屏绘天下疆域及职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换。上命设于文华殿后，时加省览。四年五月，公及大臣等请览奏章，时阅太祖所亲批疏稿为法。上曰：“然！”公因简内阁所藏太祖手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旨并帖共六十道，上之。七年，上患疹，慈圣太后命僧于戒坛设法度众。公上言：“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事遂寝。未几上疹愈，征光禄寺十万金。公上言：“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使积贮空虚，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力加撙节，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矣。”时上渐备六宫，太仓所储屡有宜进。公上户部所进御览钱粮数目，请置之坐隅，时加省览，量入为出。因言：“万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万有奇，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有奇，则已少八十余万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有奇，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有奇，则已多四十万矣。夫岁出则浮于前，岁入则损于前，此不可不留意也。王制量入为出，计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余而后可。况财用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用自足。”上嘉纳之。七月，给事中顾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灾，请罢浙直织造内臣。上以示公。公奏：“民重困，宜召还孙隆。”上曰：“彼织币且完，当俟来春耳。”公曰：“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惠。灾地疲民，不堪催督，暂去之，俟稍稔，可复也。”上从之。八年十二月，公请属儒臣以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余则：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守法，曰敬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却贡献，曰慎赏赍，曰甘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饬武备，曰御寇盗；仍敕次第进呈，俟明年开讲，其诸司章奏切要者，即讲毕面裁。时上留意翰墨，公以为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系，故有是请。九年正月，公请令翰林分番入直，应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质问经义，陈说治理，如唐、宋故事。十年二月，公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逋乎？有司辟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年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况征输额绪繁多，年分淆杂，小民竭脂膏，胥吏饱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渔猎。……乞谕户部核万历七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将见年正额责令尽完，在百姓易办，在有司易征，是官民两利也。”上从之。诏下，中外大悦。
综上所述，公之所以劝导神宗，使之讲学勤政，节用爱人，以求不流于恶而无愧为君者，已可略见一斑。第以属望过切，督责自难免较严。即如一日上在经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公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此一事也；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上甚惮公。及帝渐长，心厌之，此又一事也。凡此在贤明之君，自可鉴其忠诚而曲加原宥，甚且嘉其匡翊而倍予尊荣。顾以神宗之昏庸，虽因慈圣之督饬，不得不虚己以听，实则内顾难堪，早生厌恶，宜公之终不免于身后之祸也。
呜呼！以江陵之忠贞事上，而神宗乃二三其德，惟以凉薄报之。江陵之负神宗欤？神宗之负江陵欤？神宗死而有知，吾知其亦难以自解也！
右所述者，特专就江陵所以直接匡导神宗者言之耳。此外尚有两事，则系公以思患预防之策，间接措君主及皇室于泰山磐石之安者，即制驭宦官及节制亲贵是已。
历代宦官之祸，汉、唐最烈。明太祖虽起自田野，顾于阉寺之为害，知之最深，防之最严。观其所谓“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见《明鉴》卷一）。可谓明于制驭宦官之术矣。然自成祖以后，宦官又渐得势。如永乐（成祖年号）中，郑和以一内侍，竟有远征南洋之举，其权势之大可知。然犹未至为害也。至英宗时，因王振之劝而征也先，致有土木之变，则君上已亲蒙其害矣。至宪宗用汪直以主西厂，后复令处置边务、则军民已交受其扰矣。及武宗宠任刘瑾，专擅朝政，残害忠良，甚至欲举天下而“任彼取之”，则社稷几为所动摇矣。推原其为祸之由，殆以彼辈日处宫中，侍帝后之左右，苟遇昏庸之主，未有不受其蛊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者。明政不纲，此亦其症结之一矣。顾当江陵为政之时，则彼辈多俯首帖耳，甘于就范，无敢专擅者。（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此自公之善于驾驭有以致之。盖公之柄政，政权集中于内阁，阁权复集中于公之一身，凡军国重事，内侍悉不获与闻，如此自足杜若辈专权之渐。即遣往京外采买织造之内臣，亦以公严加裁制而不敢倚势为恶。至公所持以制之者，厥在善用冯保。观左述二事可以知之：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孙德秀等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明史》江陵本传）
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诇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同上）
公之善于使其自相裁制也如此，故虽以保之才足以济其恶，而终未敢稍形恣横，其他宦官更无论矣。及公殁未几，而榷税采矿之内臣，乃竟故态复萌，肆无忌惮，激成民变而动摇国基者，史不绝书。迨熹宗朝而魏忠贤之祸复作。于是内忧未已，外患乘之，明终以亡其国。然则江陵弭患未萌之功，不且因有此反证而愈显然也哉！
在昔专制时代，外戚宗藩之祸，屡见不鲜。盖以椒房之贵，宗室之亲，苟无防微杜渐之方，每启骄横不臣之患。其理至明，无俟赘述也。江陵于外戚力主裁抑，即以慈圣太后对公礼遇之隆，信任之笃，顾于太后生父李伟请封时，公亦坚持其所封伯爵，不许违例世袭，至于上疏力谏，略谓：
今皇上孝事圣母，岂能有加于世庙？而圣母之笃厚外家，亦岂有逾于章圣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章圣太后之所不可逾，而圣母与皇上必欲破例处之，此臣等所以悚惧而不敢擅拟者也。夫孝在无违，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逾涯之请，非所以自保也。（《请裁抑外戚疏》）
此疏于严正之中，喻以利害所在，是以终获报可。及神宗大婚后，又命内阁为后父王伟等拟旨封爵。公复上疏，引太祖定制非军功不得封爵，世宗敕谕外戚不许封爵，力劝上勿违祖宗定制。神宗勉纳其言，第封伟伯爵而不许世袭，至伟之弟俊、男栋等，则终未获封。凡此不惟慎爵赏以重名器，尤在防后患而安王室，其用意固至深且微也。至其封于宗藩，则于教导而外，尤重安抚。明代宗藩之权势，初原失之过重，卒以启燕王（成祖）靖难之师，高煦乐安之叛。至世宗朝，鉴于宸濠之乱，遂于宗藩严加抑损，所定“宗藩事例”，尤复务为严刻。此固在力惩前失，然衡以亲亲之谊，则又未免矫枉过正。公为力求兼顾起见，一面教导宗藩，劝令安静无扰，慎节自保，如集中《寿襄王殿下序》中所云：
夫物有便于己，则愿常有之；无便于己，即一日不能相守。……贤者使人爱而戴之，便而全之。……子之积厚矣，吾无以益子；子而计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神不可以骛用，啬之则疑；福不可以骤享，啬之则永；强不可以厚恃，啬之则坚。故圣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啬。”
即可见其教导之苦心，一面则力导神宗以敦睦之义，如《请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谓：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但欲勒成简策，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虚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
即可知其安抚之旨归，嗣复就事例未当者十一条，请敕礼官之集议，著为令。诸藩于是感激亲上，而厚薄亲疏有礼矣。呜呼！如江陵者，非所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者耶？
吾书以限于篇幅，所述江陵相君之方姑止于此。然即就上述者观之，江陵致君尧、舜之苦心固已灼然可见。独惜神宗虽有皋、夔之臣，而不足以大有为也。明之终于不振，虽曰天意，谓非由于人谋之不臧哉！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