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宋代对外关系

中国汉、唐、宋、明四代,每一代统一时即富强,但宋统一时贫弱,因并非真统一。五代很黑暗。五代末年,后周周世宗是能干之君,姓柴,非郭威之子,只是养子,当时赵匡胤、赵光义均在他手下,为宋打好了基础。

北方有北汉、契丹,南方是长江流域,建都开封的宋夹在中间。最大问题是先打北方还是南方。北是强敌,先打强呢,抑先打较易的南方?结果打平南方诸国时,宋太祖已死,而南方之吴越尚未打下,其弟继位因儿子年幼,即为宋太宗

吴越降后,再打下北汉,只剩下契丹了,宋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第二次作战在高梁河,此地即北京西直门之万寿山区域,仍是失败。当时有杨四郎、杨六郎在山西,据说宋太宗被契丹击中剑伤而死。正史未讲此事。

幽蓟十六州一直在契丹之手。契丹始为鲜卑宇文下之一支,耕牧并营。

中国北方的敌人可分几种,游牧的如蒙古、匈奴、突厥,在大草原及沙漠两面,来得可怕,可一击而破。另一种是耕牧并营,较有坚韧性,流动与坚韧配合。大强国一定要有农民、土著。

中国土地看似散漫,但一城即一大堡垒,攻城不易。金融在城中,物资在农村,两者并存,城可武装。农业社会区小即弱,区大即强。新疆是一区一区的水草地,有数十区之多,不能统一掌管,故班超带了三十六人,即征服西域。

可怕的是辽河、热河东北省区,是大耕地,天气冷,文化低,故同时为牧地,是坚韧的农民、剽悍的牧人互相配合,故契丹难以对付。

第一,契丹兼有城圈和邑小城,都即省邑,邑即土圈墙,是农业社会的武装。

第二,契丹人中有逃亡的中原人,契丹中特别有一汉城可耕田。契丹建国是胡汉同居,早就汉化。尚有渤海国,即东三省吉林一带,有一百零三城,即是文化相当高的城邑之邦。

契丹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汉化已很深的国家,有二三百年历史,完全汉化了,今日仍有注意及研究其历史的,很重视,但材料很少。

契丹吞并渤海是在五代开始时,到石敬瑭奉送十六州,地区极大,加上经济、武力配合,故契丹这异邦已很像样。中国在二十六年中已更换了三朝,均建都于开封,南方仍不统一,而石敬瑭每年仍送契丹银三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故契丹较匈奴、突厥、蒙古为强。宋太祖开国时,辽(契丹)已有五京,是胡化兼汉化。大辽之五京为:

(一)上京热河

(二)中京热河

(三)东京辽阳

(四)南京北京

(五)西京大同

第二十七章 宋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淹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人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 [1]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 [2]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 [3] 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 [4] 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 [5] 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第二十九章 宋太祖与仁宗

唐代士子学诗赋,为了考试要用。做官是一种经验,要有高的理想主义。唐人的观念只是建功立业而已,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出家,似不及宋代士大夫之有自觉心。

东辽西夏,中国每年要送白锦丝帛无数,实在不是好办法,但对外必先安内,故先要对内变法图强,然后对外雪耻。因此先得有变法。

宋代开国六十年,先讨论其弊端,是什么法,应先知道才好。

宋代之法接自唐及五代,就是骄兵悍卒。由于唐之藩镇拥兵割据而起,起初藩镇反抗政府,后来握大权,自举节度使。

宋太祖得天下是黄袍加身,称为陈桥驿兵变,这是坏的历史,宋太祖以前,黄袍加身已有两次 [6] 。

宋太祖在汴京,不能迁洛阳的原因是要养军队。五代之军队能战是柴世荣之功,宋之能统一南北,也是由于有此基础。但这军队亦非理想。军队除吃饷外,还须随时有赏赐,如有郊赉,每逢祭天时,全军要赏赐,不祭就会兵变,目的是要额外的钱。

中央派军队镇边,是轮流调派兵丁,将不动,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割据,但不能战。军队是每年动员,等于年年打仗,要开拔费,如买草鞋等。故宋代奖励文风,因军队太坏,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语,使社会可维持和平无事。

宋代皇帝还规定,决不杀读书人,士人犯法不杀,也是为了奖励文风。

宋太祖尚有杯酒释兵权。当时节度使很多。一日帝请诸使饮。太祖说:“不知明日何人作皇,曾有黄袍加身之例在。”如此公开地说,众节度使说不想如此做,太祖劝众使信任中央,有优厚的子孙俸禄,可永远富贵。大家赞成。除去兵权,政府供给大屋,发放最高薪俸,每年照常赠送,不必做事管军队,外边的将无所谓,兵是轮番的。节度使如此厚待,故文官亦同时加薪俸。三年期满,政府给官的儿子上报,有机会让其做事;再过三年可再报一个。兵则三年一祭一赉。因此人心仍愿读书,为了做官及子孙有出路,此乃中央政府之苦心。如范仲淹、胡瑗乃内心自发,非勉强。读书有了成果,宋已历时六十至八十年。此时中国已极穷极弱,而宋之军队已由十余万而增至百余万,但素质却极坏,读书人亦糊涂。

宋仁宗登位时,请了正宰相韩琦,副相为范仲淹。某日,仁宗上朝,说:“国家如此,应如何改革?”众大臣不肯讲,用纸笔写,其中两人回说“回去再考虑”。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以改革政事。仁宗便照范所提十条文改革,谓之“庆历变法”。范之“十事疏”如下:

(一)明黜陟

(二)抑侥幸

(三)精贡举

(四)择官长

(五)均公田

(六)厚农桑

(七)修武备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

(十)重命令

以上可谓是名臣奏议。

第三十章 王安石变法

至于王安石荆公之新法,则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法、免役法、保甲法及保马法等。

中国古时有乡村自治,汉代即有,长官称“三老”,地方如有重要事情便咨询三老,三老可贡献意见,且可见皇帝。

三老之下有两种官员:一是啬夫,助政府收取钱粮;另一是游徼,助政府治安。

三老管教化,代表民意,汉时已有此制,后来至隋唐时失去此法。在晚唐时则到处有打仗,但该地区须供应军队之食宿诸问题,今日亦是同样情形。而在唐末至宋时,不是由地方自治,而是成为政府的当差,由衙前办事,在地方上举一有钱人当差,一当三年,便可破产,实很妨害社会。衙前之下有里正帮助收租,如收不足则由自己赔足填数。

尚有地方耆长,是专治盗贼之人员,这些均由乡间人民产生,是从汉代的乡村自治变来。

乡官来管,是地方自治。

讲说中国古代制度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一本是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称衙前、里正、耆长为“役”即当差。他又说汉代的三老、啬夫、游徼,是官,是自治,与役不同。故役与官不同。有人将汉之官当成职役,也是根据《文献通考》,这是抄错了书。

王荆公就不要民间当差,称免役,叫民间出免役钱,由政府自己办事,使官民两利。

一、保甲法

汉代已全国皆兵。西洋之全国皆兵,自普鲁士开始,未足二百年,而中国早有此制了。但中国人口太多,不必全国皆兵,故唐代改为府兵制,只从部分地区挑选出精壮的才当兵。全国设若干府,谓之兵府,府兵是国民的义务兵,是荣誉的。

至宋代成为募兵,即成为雇佣的职业兵,这种兵的缺点是国家要出养兵费。这种兵不认为荣誉,故不能打仗。

宋有大敌辽当前,义务兵有兵役年龄,过了时间就不用,故一直是精兵;但职业兵不然,老了仍在军中当兵,成了老弱残兵。王荆公想改,故定为保甲制,乡村中十家为一保,每家报出壮丁,二丁出一,四丁出二,编成队伍,每年冬季训练打仗,练后回家,国家要用时就召集。“保”即保护,“甲”是武装。

二、保马法

当时打仗非马不可,马有战马,要有种,宋代无法之原因:

(一)出马地不在宋国境内,而在西夏、在辽。马必出于冷的高地,低湿之地不出马,马要用栈,用小木片搭成,免马脚受潮气,且要有跑马场,养一匹马之经费可养二十五人,可见其费用之昂。牛油与炮弹,其价孰轻孰重,不问可知矣。

(二)买了马后,因地盘小,黄河以南无养马地,王荆公将马分配到农村,要用时再集合。但保马法可说是最坏之法,因农兵领得了马,不懂养马,食住不好,还要马工作,因此老了,瘦了,死了要赔,且不死之马已无用矣!

故此乃两害之策,书生不懂,其用心是好的。

这些政策均好,但当时反对者却很多。

欧阳修是王安石前辈,有一天他对王说:“你可做韩文公。”王答说:“我想做孟子。”王推出的新政,欧阳修都反对,我想欧阳修说他可做韩愈,主要是说他文章写得好,但搞政治变革则不妥当。 [7] 与王安石同时的是司马光山西人,与王齐名。司马光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在洛阳编《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才完成,十分伟大。仁宗不能留他。一日,苏轼去看司马光,开门老头说:“相公没有。”原来是司马君实不在家,后来司马光对苏说:“我这老佣人几十年来给你一句话教坏了。”本来老佣人只知他叫君实,不知相公。可见司马光之伟大,今日落野部长仍自夸大。司马光的人格是从中国文化中陶冶出来的。司马光童年时有破石缸出水的故事,可见他有智有勇。

梁任公把王安石看得太高,把司马光压低了,造成后辈要打倒孔家店,实无民主风度。

程颢先帮王安石,做八特派员之一,后来亦反对王安石了。至少当时之君子均反对王之新法。梁任公认为法是好的,君子不来帮忙,却用小人而失败。其实不能如此说。何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颢他们都不帮王安石?我们应平心静气地说,不可一笔抹杀。其理由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须有行法的人,这是人治,即法治也要人去推行。

当时推行青苗法的人,光借钱给富人,不借给穷人,王安石并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是:

(一)反对与民争利。

(二)社会上圣人、恶人少,多的是中间人,故由政府放债收利易生流弊,当时光靠听君子是不够的。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不主张由政府来经营这事,因易生流弊也。

王安石变法之根本毛病是易有流弊,因为这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只在法上想,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连推行的人也想进去了。总之,政府不应权太大。

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说,王安石这种做法是越职,不应去经商与民争利也。

第三十一章 女真族金国兴起

历史的性格不同,故可浅讲深讲。如人然,有喜活动,或喜稳重,国家或民族亦有此性格。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和国家均有如此情形。项羽即可用此两句话来讲,他二十四岁兴起,三十岁结束。西方之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均如此。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刘邦之兴起无此省力,因性格八字命运不同故。中国则慢慢兴,但也亡不掉,老命一条。

北宋二百年,南宋一百多年,有金国起。金为小民族,称靺鞨,在长白山与混同江之间,很早就有。北魏时分七部落,唐时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黑龙江边;一曰粟末靺鞨,在松花江边。

粟末靺鞨建渤海国,后为辽灭。黑水靺鞨至辽时,叫女真,分生女真与熟女真。金即生女真,过去建过国,后为辽灭,属于辽契丹,到明时称满珠人满洲人,造成清朝,当时不从辽,成金国。此民族造成三个国,即渤海国、金国及清代。故东三省不能都称为满洲。

金国之兴起也是突然起来,当初壮丁不满一万人,辽天祚帝荒淫无道,常去该处打猎,捕海东青鹰,途经生女真时,虐待生女真的人,因而遭到反抗。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联金胜辽,十一月又联金胜辽。翌年生女真人自称帝,为金国,故其兴也骤。当时辽国之版图,与宋同样大,腐化了,怕金国,辽欲与金和,金不允。辽主率兵亲征,途中内乱而返。金在背后追上,又打胜了辽。此时金军有两万,有附近部队归附。自政和四年至十三年,历九年半,金灭辽五个京城而辽亡。

金此时拥有吉、辽、热、冀、察、晋六省之地不完全,前后只用了十一年时间,非中国的历史性格表现。

世上似中国之民族国家性格的只有一个。俄是暴发户,只有中国迈步而稳全,其中有大道理。后来辽国向西逃走,成西辽帝国,到了西方,仍是一百年之久的国家,还可欺侮洋人。

中国人道德高于西人,智慧亦不差,但忍耐。后来禁止华工黑奴可卖,一个人从轮船偷偷上美国,无依无靠,然后成家立业。西人并没有如此能力,故中国人仍有办法,只是浮在上层的没有办法。

今日在美之华侨,仍是依照中国道德文化做人。苏俄人始终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直到明代。辽国经历九主,二百一十九年而亡,也是其亡也速,但建西辽国,仍有八十多年,曾带了中土人去帮忙。

金国兴起,与中国接界,起初是中国联合金灭辽,条件是打到燕京北京,女子、玉帛归金,地方归中国。北京自辽、金、元、明、清均为国都,中华民国不在此建都,改称北平。

当时金败辽,辽败宋,金为初生之虎,其势不可挡。与宋闹翻而战,金分两路攻打宋国,一支入河北,一支入山西,分两路攻宋。山西有一雁门关,过太原后,尚有险可守,进山海关、居庸关者可直入开封,遂攻入宋,徽宗引咎退位,子钦宗继位。

但金渡黄河无船,在黄河边用小船渡河,先来的骑兵步兵在后,每船所载有限,渡了五天完了,步兵仍未到。本来是宋灭金之最好机会,但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真是国之将亡,其崩也速。于是金包围开封。宋讲和,宋要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丝绸百万匹及牛马万头。金为伯父,宋为侄儿,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府与金,以一相一亲王作抵押。

当时金军在开封有六万之众,此时宋之勤王之师由各处去开封有二十多万。金未拿足金银,正月渡河,二月回去,当时宋要私家捐款,连唱戏的、做妓女的亦要捐。

后来宋不服,反悔不给三镇,金军又再回来。外国人吞中国实在不可能,由于中国自信及政治搞得好。由于此时宋之勤王军已回,又与金讲和,由钦宗亲去金京讲和,条件更厉害。讲后送钦宗回宋,当时有太学生、士人迎接,钦宗哭了,说:“蔡京宰相害我。”

金人怕宋不守约,第二年再叫钦宗去金,且不放其回国。皇族中人就到吉林省去。有《三朝北盟会编》 [8] 这部史书,很伟大,汇集有徽宗、钦宗两个帝王的日记,是两位宋皇在北方在辽、金等国受侮辱的记载,写得很详细。但中国今日国未亡,历史已先亡,这是国耻史。

第三十二章 金灭北宋

辽为金所灭后,金遂日趋威逼宋。宣和七年,金分两路侵宋。徽宗让位给钦宗,前已有述。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黄河,围京师。议和条件,前章已说明。二月,金退兵离京师。由于宋悔约不给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于是金再渡河围京师,并要钦宗再议和,索银两绢匹更多。二年正月,金人再邀钦宗去金谈判,又由宋付给更多币帛。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劫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金国,北宋遂亡。

金灭辽后再灭宋,前后不足两年,从金兴起扰宋开始,多次需索钱币绢帛,最后至灭宋,亦不过共计十四年而已。

第三十三章 南宋与金之交往

金灭北宋后,自己统管黄河以北,而黄河以南之地,金不欲赵姓为帝统治,故立张邦昌为帝。

高宗到南京 [9] 立国,是为南宋。金不让赵姓主宋,张邦昌以后,仍欲立刘豫为帝,以为金、宋之缓冲,但金一面仍与南宋进行和议,因此建炎二年九月立刘豫为齐帝后,而于十月将秦桧放归南宋。桧因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张邦昌被执。时南宋高宗亦畏金,亦意欲议和。其合约内容如下:

(一)许宋称臣。

(二)将河南、陕西之地给予宋。

(三)送还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已故宗亲梓宫。

秦桧并说:不和则韦太后不送还宋,金且会拥立钦宗。当时宋臣均反对和议。只有秦桧愿主和,遂再为相。南臣反和之气氛为秦桧所压抑。至绍兴九年,金兀术毁和约,捉执宋使节,分兵南侵,再侵入河南、陕西之州郡。宋亦出兵。宋军在此多次战役中,获多次胜利,于是使金国主战派屈服,重新和议。其条约内容如下:

(一)宋臣服于金国。

(二)宋年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其实当时宋并非不能抗金,此时,宋国战将比前强大,且金国在北方以骑兵胜,但宋处今之江淮流域,地形于宋有利,宋之心理气势已比前为盛大,且地方之财力亦富于从前,此时宋能上下齐心抗金,金则未必能渡长江来战。

宋高宗先前不愿冒险,岳飞亦见杀,元气已大伤,金人得此和议,一面整理北方,一面在中原屯兵耕种,并迁都燕京,休养生息达二十年之久,因此金人又破约南侵南宋。高宗不愿再出丑认败,于是让位孝宗。但此时宋有相无将。

此时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为文治,人称“小尧舜”。但此时宋多乱民,仍未达强盛,仅能稍改和约。其大旨为:

(一)宋主称金主为叔父。

(二)岁捐减银五万两、绢五万匹。

(三)界域同绍兴时。

宋孝宗之心仍感屈辱,遂让位给光宗,光宗让位宁宗。虽有韩侂胄之北伐,结果宋败求和,杀侂胄自解。又订新约如下:

(一)宋金为伯侄。

(二)岁捐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三)其他如前约。

此时宋、金均最衰,而蒙古铁木真称帝逞强,只得坐待蒙古军之来临。

秦桧以下之南宋,相臣均不济事,国力不振如旧。时女真金国已衰,至成吉思汗伐金,宋亦甚为弱势。金、宋已同趋弱势,已无力抗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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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2] 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

[3] 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镠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

[4] 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

[5] 编按:应指马来西亚。

[6] 编按:钱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及宋太祖是第四个黄袍加身做皇帝的。一般认为历史上黄袍加身发生两次,一为宋太祖,另一为五代后汉时,郭威黄袍加身,后周建立。

[7] 叶按:钱宾四先生曾说,他对唐宋八大家,最喜欢的是王安石。

[8] 编按:南宋徐梦莘撰。二百五十卷,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编成。起自政和七年(1117年),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引用官私著述二百余种,专叙宋金交涉史事。

[9] 编按:今河南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