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很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塨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劄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