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罗马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后，就称为“天主教”。一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采取何名，如何采名，本当是一个无甚关系的问题，但“天主教”这一名词，当初却带有站在宗教立场，实际也就是整个的文化立场，轻视中国的一种含义。原来本有人主张采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上帝”之名，但罗马教传教士认为不为真神所特别眷顾的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信仰都是“邪教”，在这种“邪教”中占有地位的“上帝”一词绝不能用，所以最后他们采取了中国古籍中一个偏僻的神名来规范罗马教尊神的名称，就是“天主”，而称他们的教为“天主教”。“天主教”一名在中国通行了三百年，进入二十世纪后此教才又开始自称“公教”，乃希腊拉丁原文教名Catholicus一字的意译名称。今日“公教”与“天主教”为此教的两个并行名称。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第一个深入中国，最后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到了北京的传教士，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有耶稣会士随机应变的作风，看到中国士大夫阶级儒家思想的不可轻易冒犯，容许改信天主教的中国人继续“祀天拜祖”，不算为犯“拜偶像”之罪。罗马教，特别是耶稣会，一向是要逢迎统治阶级，经过统治阶级而巩固自己的势力，进而控制人民，所以初到中国的传教士就以准许“礼天拜祖”，来拉拢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这就正与同时在印度传教的耶稣会士接受印度封建社会阶级统治最恶劣的种姓制度一样，专门与婆罗门种姓及刹帝利种姓来往，不鼓励被压迫的首陀罗种姓信教，对于首陀罗人改信罗马教的，不准他们参与“圣典”。耶稣会士这种“政治”手腕所获致的成效，招致了其他传教士的猜忌，有人向教廷进言，最后压迫教廷下令禁止中国的信徒祀天拜祖。这已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天主教在中国已活动了百年以上。康熙认为这是外来政权干涉他的政权的行为，大怒，把接受教廷命令的教士驱往澳门，不准留居内地。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清廷又下令正式禁教，各地的教产一律没收。这条禁教令前后施行了一百二十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法国强迫清廷签订《黄埔条约》（一八四四年），传教士才又得进入中国活动。
不平等条约下的教权
根据黄埔条约，教士得在两年前鸦片战争后英国所强迫中国开放的五口设置礼拜堂及医院。条约以外，法国全权代表喇萼尼（Theodose M.M.J.de Lagtené）坚请取消一百二十年以来的教禁。清廷最后答应法国代表的请求，下令准中国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一八四六年又下令发还当初没收的天主教教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法《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又规定教士得携带由外国领事发给再经中国地方官盖印的护照，入内地传教，官厅须力为保护，教民不得稍受虐待（约文第十三条）。法国政府以此为据，强词夺理，谓条约给了它“护教权”，使它可以保护所有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传教事业。一八七六年英国强迫清廷签订《芝罘条约》，其中扩大领事裁判权的一条，确立“会审公堂”的制度。自此每发生与教堂有关的司法问题时，外国得派员观审或会审。“最惠国”的制度，把英国的这个特权也当然给了其他各国，并且此后实际利用此条规定的反倒不是英国，而是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的法国。
十九世纪典型的宗教帝国主义国家——法国
到了十九世纪，法国在世界各地，除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外，都以罗马教的保护者自命。这种护教权的凶恶作风，高度地表现于中国。法国政府一向以传教为侵略先锋，在与梵蒂冈狼狈为奸的谅解下，这种政策曾为法兰西帝国主义获致了不少的“成果”。在东亚，于十五世纪欧洲人初来侵略时，教廷本是依靠当时在远东最强大的侵略国葡萄牙。葡萄牙侵略势力的中心在印度与南洋，教廷于是承认葡政府在以印度南洋为中心的广大东方地区有保护一切传教士的权利，中国也包括在这个地区之内。明末经澳门而入中国内地的利玛窦一批传教士，无论属于何国国籍，都是先得了葡萄牙的允许，并在葡萄牙的保护之下进入中国活动的。
葡萄牙的护教权约维持了三百五十年。进入十九世纪，葡萄牙的国势早已一落千丈，法国在海外的野心大增，教皇于是不念旧情，不顾葡萄牙的抗议，把护教权又转送与法国（一八三八年后），恰于此种教廷法国间的阴谋交易之后的二十年，经过歪曲解释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后，法国强谓中国已承认它的护教权，自此一切天主教传教士，无论为教廷所派遣，或为各国的教会所派遣，都持有法国的护照。法国如此地把持天主教，也就难怪眼睛雪亮的中国人民往往称天主教为“法国教”了。
传教士本人，或者是“良莠不齐”，不能一概而论，但在恶劣无比的“护教”制度之下，传教士的帝国主义作风则不分良莠，大家是不约而同的，最多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别。一个传教士真可说是欲求不为帝国主义分子而不可得！此种作风，自然为流氓所乘，无赖的人反倒容易入教，以便依靠外力随意横行。这就造成一般善良人民与所谓“教民”的对立局面，各地人民的“仇教”并非无原则的排外，而是仇视帝国主义作风的传教士与这些传教士所吸收的教徒中的一些流氓分子。传教士或是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分子，或是有意无意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分子，而一部分流氓教徒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爪牙；甚至一部分恶霸地主投机入教，有如虎而添翼，其作恶更为毒辣。此种情形，连曾经假借外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曾国藩也看不过去，他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上了一道奏折，把法国以护教作为政治工具的情形明白点破：
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惟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教流传，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虽西人之耶稣教亦未尝多事。惟天主一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
曾国藩的描述，甚为透彻清楚，只是他的解释肤浅，仅顾到表面：他认为是教士“但求从教之众多”，而不知其中的故意滥收流氓，故意“屡滋事端”，以便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另外，他为的要强调天主教的蛮横，对比之下，把耶稣教也说得未免太好。耶稣教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因为背后没有一个有计划的“护教”政权，所以“滋事”不像天主教那样显著，但历史的事实极为清楚，天主教与耶稣教在基本上同样地是帝国主义的先锋队。
法国的护教权，别国当然看了眼红，不过在十九世纪末以前，没有另外一个罗马教国家能与法国争衡，各国只能听任法国独占宗教帝国主义的便宜。到十九世纪末，德国开始出面与法国竞争。南德为罗马教的区域，十九世纪末德国帝国主义向外发展时，南德的传教士也随之加多，而中国正是这些传教士的一个主要对象。一八八二年，德驻巴黎大使初次向法政府提出交涉。一八八六年，德驻北京公使又向清廷交涉教权问题，到一八八八年大致说妥，此后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由德国政府自发护照。见风转舵的教皇，一八九一年也承认了德国对本国教士的保护权。但一直到一八九九年，法国仍要求中国承认它的特权，事实上德国教士如持法国的护照来华，清政府仍照旧承认。
护教问题的最后澄清，还是由于法国的内政发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与本国的罗马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发生了权利的争执，最终于一九〇五年罗马教领袖国的法国宣布政教分离，自此法国政府就不再过度积极的护教，法国且因此而一度与教廷绝交。教廷此后自派传教士时，当然不再用法国的护照，护照问题至此才自行解决。次年，一九〇六年，法国公使正式通知清政府，声明此后只保护本国的教士。但法国并不真正死心，内部政教分离的大风头过去后，法国野心复起，直至中国进入民国后，法国仍图恢复旧日的势力，只不过未能成功而已。此点容待下面再讲。
在故意假借传教而“屡滋事端”的法国护教政策下，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不断发生教案，大大小小的教案不计其数。由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前夕（一八五六—一八九八年），四十二年的期间，重大的教案有四十七件。第一次就是广西的西林教案，成了法国联合英国再度向中国发动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口实。最后一次就是德国天主教所引起的山东巨野教案，德国最后以此为借口而强迫租借胶州。中国人民至此已忍无可忍，开始准备抵御连续不断的以宗教为矛头的侵略，两年后就发动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这些教案不必一一列举，我们只将教案的性质与意义作一简单的分析就可以了。
四十七件重大教案中，牵涉天主教的有三十九件，占百分之八十三。在这三十九次事件中，牵涉法国教士的三十七件，其他两件，一件涉及西班牙传教士，一件就是最后一次的山东巨野教案，事涉德国教士。在与法国有关的三十七件中，十六件的当事人为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十三件为耶稣会的教士，其他各会共只占有八件。这个简单的数目分析，意义甚为明显：法国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是主要的宗教帝国主义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外方传教会惹祸特别得多，一定是此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充斥，侵略气焰特盛，否则不会招致这许多教案。其次引起教案最多的就是耶稣会，耶稣会的特具政治性与侵略性，也由此可见。以教区论，耶稣会人士的控制面并不算广，而闯祸竟如此之多，其作风不问可知。
二十世纪的天主教大事
进入二十世纪后，不再有教案，至少是不再有重大的教案。十九世纪最末一年的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教案。这次教案惊破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胆，他们靠许多国联合的强力与清政府的压力，最后虽把义和团抑平，但他们从此就认识了中国人民的不可侮，传教士的侵略矛头作用虽然基本未变，但在作风上他们不敢不开始收敛。同时，中国人民也知道了，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御外侮是少有成功的希望的。在这两种关系下，一九〇〇年后就不再见大的教案。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在作风上比较收敛之后，在方法上却更加巧妙与深入了。我们把直到抗战时期为止的四十年间与天主教有关的大事列一简表，就可一目了然。
一九〇三年，天主教在上海创办震旦大学，主持者为法国的耶稣会。
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一次大战结束前的四个月，因中国当时的政府接待罗马教廷所派来的“钦使”，法国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与一八五八年《中法条约》有违，并谓罗马教廷对于协约国家宗旨未尽相同，中国招待它的来使，有失盟国的感情。教廷此时想要直接控制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以派使来谈判。法国虽政教分离，且已于一九〇六年向中国声明放弃护教权，现在又要旧事重提；然而法国也自知理屈，于是又拉扯上“协约国的宗旨”云云的一套鬼话。
一九二二年八月，天主教在天津创办工商大学，主持的人也是法国的耶稣会士。这个学校，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工商学院，一九四八年又改称津沽大学。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一位“宗座驻华代表”总主教刚恒毅（Mgt Celso Costantini），不顾法国的反对，来华就职。
一九二四年五至六月，由刚恒毅召集，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公教大会议，“根据圣教规律，按照中华需要”，制定《中国公教现行法则》861条。
一九二五年十月，天主教在北京创办辅仁社，一九二七年改称辅仁大学，由美国本笃会主持。后因经济困难，让归圣言会办理，参加的多为德美两国的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教皇比约第十一，为敷衍当时大革命运动下中国的反帝情绪与民族思想高潮，召华籍神甫六人至罗马，亲自祝圣为主教。教皇亲自祝圣，有特典的性质，乃对付当时中国的一种手段。
一九二八年六月，“宗座代表公署”成立于北京，第二任宗座代表为总主教蔡宁（Mgt Mario Zanin），署址在北京逎兹府甲6号。一直到抗战时期，“公署”始终设在北京逎兹府。抗战胜利后，教廷改在南京设“公使馆”，北京的“公署”成为“罗马教廷驻华公使”的“北京代表”驻在地，这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为阴谋于国庆日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美帝特务间谍收藏武器弹药的地方！当初“公署”的成立，仍为与张作霖的北京政府洽商的结果。就在成立的当月，张作霖由北京撤回东北，中途被日本人炸死。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华公教进行总会”（正式拉丁名称Unio Actionis Catholicae Sinatum，半正式的法文名称Union de I'Action Catholique Chinoise）成立于北京，其组织分设宣传、评议、会议、庶务各科，会址在西安门大街九十四号，临近辅仁大学的校址。按，公教进行会本是罗马教旧有的组织，在中国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曾一度成立，不久无形停顿，至此根据教廷的指令，在中国再度组成，总会设北京，分会遍全国。一九三三年，教廷派于斌为进行会总监督，总监督处也设在逎兹府甲六号的“宗座代表公署”内，自此进行会就成了主要由于斌主持的一个组织。关于这个组织成立的时机，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决定，正式的成立虽在大革命的高潮过去及蒋介石叛变之后，但教廷对于这个革命始终心怀敌意，这个进行会是针对大革命而成立的。关于进行会的性质与作用，下面当再予以分析。
一九三三年六月，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莅北京，正式视事。一九三三年六月，教皇比约第十一再度在罗马亲自祝圣华籍主教二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至十五日，蔡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教进行会大会于上海，蔡宁自任主席，讨论问题分为组织、教育、社会事业、经济、出版、宣传等六项。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华北沦陷已经三年半之后，设在北京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与华北傀儡政府的“内务总署”，“为联络感情起见”，假中华公教进行总会主办“京津天主教大联欢会”，到会的神甫传教士五十余人，“兴亚院调查官”武田熙及“内务总署礼俗局长”王潜刚均出席。会中决定重要事项二件：（一）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内务总署”联合主办“华北天主教讲习会”；（二）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八日，即“讲习会”的最后一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内务总署”联合主办“中西日天主教各机关代表联欢大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斌在重庆成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于斌自任理事长。
大事的分析
以上列举的大事，许多内幕情况虽仍不够明了，但我们已可简单地作下列几点分析：一、教廷的政治手腕极堪注意，一见中国大革命潮流的不可抗拒，它立刻就以亲自提升华籍神甫为主教的办法来麻痹中国的教徒。中国教会的实权实际上始终操在外国教士之手，中国人升任主教后，也仍不能发生真正作用。
二、天主教对于高等教育，也是有计划的。特别重要的三大教育机关，布置于上海、天津与北京三大都市，为文化侵略的枢纽与重心。上海、天津的两校仍以老牌宗教帝国主义的法国及老牌教廷别动队的耶稣会为创办者与支持人，北京一校则属于德国及后来居上的美帝国主义。
三、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下的天主教机构中，似乎经常地有特务组织。“公教进行会”根本可疑，如果它的本来面目当初尚未显露，抗战的火焰使它立刻原形出现，通过“进行会”而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落后分子在抗战时期与日本的密切勾结，是百口难辩的事实。蔡宁于华北沦陷后仍留北平，指导公教进行会，与日本密切合作。武田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一大特务首脑，主持当时日本在华北的特务总机关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傀儡政府之“内务总署”显然也有特务使命，其“礼俗局”仅为掩护色而已。公教进行会不只与这些乌烟瘴气的机关联络，并且又会同兴亚院，为天主教各机关开设“讲习会”与“大联欢会”，有兴亚院与武田熙在内，所“讲习”的为何事，可想而知，其“大联欢会”当然为发展特务组织的手段。中、西、日三方面的各教会机关在兴亚院与进行会合同主持下联欢，证明公教进行会不仅为特务机关，并且为国际性的特务机关。公教进行会本为旧有的组织，教皇比约第十一（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它改组为反苏反共政治性机构。进行会自此就日深一日地染上特务色彩，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沦陷区就成为明目张胆的特务组织。
公教进行会已在沦陷区投靠日本，当初领导进行会的于斌则在重庆，为顾全颜面，他不能再以进行会的名义活动，于是变换招牌，在重庆成立了“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协进会与进行会异曲同工，实际只是进行会的翻版而已。抗战胜利后，公教进行会因曾投日，逐渐收缩，出头露面的事都由文化协进会承当，其活动的中心由重庆移到南京，活动的范围则遍及全国，专事反苏反共。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化协进会的负责人，包括大头目于斌，大多逃亡，协进会也无形停顿。此时，一九四八年秋，天主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分子又建立了新的特务机构，就是“圣母军”。关于“圣母军”的性质与活动，近几月来报纸上揭露日多，留心的人都可看到。
但罗马教教会在策略上变幻多端。在中国原有特务色彩，在抗战时期成为正式特务机关，在抗战胜利后销声敛迹的公教进行会，在东欧各国，经过一时活动即又消沉之后，在第二次大战后又以进步的姿态出现，最少在表面上表示完全接受今日人民自作主人的新局面，并表示反对教廷，与美帝勾结，建立新特务机构进行反人民的破坏活动。关于此点，我们可做如下的论断：就教廷的本质来讲在它有此机会并自认有此需要时，必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至于假借何种机构，达到这个目的，那就要随机应变。
四、所谓“宗座代表”的地位与使命，也值得我们细心研究。抗战胜利后，因接近武田熙的一伙而“兴亚院”气味过度浓厚的“宗座代表公署”取消，教皇改在南京设立“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馆”，担任“公使”的就是黎培里（Antionio Riberi），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到任，“宗座代表”也好，“教廷公使”也好，派驻各国的教廷使节是有双重任务的。在表面上，他的使命是指导宗教事务，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出面召开的全国公教大会，就是此种明的一面的活动。但另外尚有暗的一面，一九三五年蔡宁出面召开的公教进行大会就只能看为是以宗教为掩饰而实际目的另有所在的活动了。在当时政府的本质为反动，人民的意识比较模糊的情形下，无人对此种活动多加注意，但直到抗战时期，蔡宁仍留北平，并指导“公教进行会”与日寇合作之后，不只“进行会”的本质完全暴露，“宗座代表”的真面目也就完全暴露了。此理认清之后，对于最近的事都不解自明：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后而仍在南京擅自以“罗马教廷驻华公使”的资格进行破坏活动的黎培里，参加一九五〇年国庆日阴谋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武装暴动的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马迪懦（Tarciscio Martina），都不是例外人物，而是教廷驻外代表的典型人物。远的历史不必讲，第二次大战期间与大战之后，在东欧指导教廷系统的特务机构，先与纳粹，后与美帝密切合作，造尽了反人民的罪恶的，没有例外地都是各国的教廷代表。一个真正老老实实的教徒，是绝不可能被派担任教廷的驻外使节的；教廷的反动本质，在今日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改变的可能的。
二十世纪的有关数字
最后，关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天主教，我们可列举几种有关的数字，并加以简单的分析解释，或可帮助教内与教外的人都进一步认识今日中国的天主教。
第一，我们先看一看外籍传教士与华籍神甫的逐年增长表，由十九世纪末尾的一九〇〇年开始，此后列举每隔十年的数字，唯一例外的是加列抗战开始的一九三七年的数字。一九五〇年的数字，目前尚未能寻得，从略。
四十年间，两种人数都是日趋增加，外籍的人由八八六增至三，一六三，增加了三点五七倍，华籍的人由四七〇增至二，一九一，增加了四点六六倍。就倍数讲，华籍的人增加率略高，但就绝对的人数讲，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外人仍超过将近千人，天主教基本上仍为外人把持的机关。并且数字还不足以表达出全部的意义。华籍的人多占低级的职位，主教班中华人甚少，并且即或是华籍的主教，也多少具有傀儡的地位，经济的实权与决策的大权普遍都操在外人之手。
第二，信徒人口增加表，由一八七〇年起，也是到一九四〇年为止。
教徒数目，不仅是与年俱增，并且是增加率也与年提高。十九世纪末的三十年中（一八七〇—一九〇〇），人数加倍。进入二十世纪，十四年（一九〇〇—一九一四）就又加倍。进入二十世纪后，到一九四〇年为止，每三十年（一九〇〇—一九三〇；一九一〇—一九四〇）就增加三倍，不似十九世纪末三十年的只是加倍而已，在日愈残暴的历届反动政权与日愈凶恶的各国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愈穷困，精神生活日愈苦闷，使得有些人容易接受宗教的慰藉——这最少可作为上列数字一个方面的解释。
（原载《进步日报》1951年11月10日、16日）
①三种数目字见China Year Book（Tientsin，Shanghai，1912—1939）；Chinese Year Book（Bombay，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