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要我为他这本新书作序，谊不容辞。我读了原稿，写信说“虽是大题，而有综合，有推论，有新证，可谓得意之笔”。换句话说，义理、考据、词章，都有出色之处。我们相知三十年，绝非“戏台里喝彩”。
近二三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已有不少收获，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曾引起不少讨论，现在尘埃已大致落定，急待新的构思指引。英时此书，贡献正得其时。
写序的人，自己也该有点贡献。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谈主要集中在下篇的范围之内。上篇论新禅宗、新道教，我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条，“作”指何事，意义有无改变，实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规”，“作”可以是作务、工作、劳作，但也许不必限于体力。中篇论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会分工的涵义，不专指体力劳动。禅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样。直岁之下有团头、磨头、庄主等职务轮担，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衬钱，大约也可算为“作”。第二点是英时根据陈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绍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无头陀缚律之苦”一句话，这使我想起金元时代有“糠禅”即头陀宗，很值得重视。我多年来留心搜集有关这一宗的记载，最近读到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出的《顺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干糠禅资料，准备将来写一短文。但是还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行秀的《糠禅赋》。耶律楚材反对糠、邱，邱即长春真人。耶律斥邱，陈援庵先生论之已备，但糠禅则连他好像也未知其详。《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说：“毗卢、糠禅、混元等教，亦盛于金元，今皆无考。”我猜想糠禅与佛道二教关系都不简单。希望方家指教。
本书下篇论中国商人精神，主要论16至18世纪商人的自觉与自负，论证新颖，发人所未发。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记·货殖列传》。我想从这里试为发挥。大体言之，英时的讨论，只回到宋代。我的漫谈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题目贯穿帝制时代，但只能点到为止。假定有人要写商人通史，也许可供参考。英时此书以思想史为中心，我的漫谈则回旋于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之间。如果允许我引艺术史上的佳话来作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比喻，这也许可以算是石涛画兰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补坡石吧。
“原商”与“说儒”
上古日中为市，交易而退。那时恐怕还没有专业的商人，有人推断商人或已存在于部族之间。看《春秋左传》的记载，如出名的郑商弦高退秦师，即自称为郑国代表。谈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贾与殷商之商有无关系，有多少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日本前辈学人小岛祐（西京法学部教授，1881—1966年）有《原商》一文颇有名。刊在《东亚经济研究》廿周年纪念号（二○卷第三号，1936年，一三三—一四四页），后收入《古代中国研究》（1968年）。引用典籍“贸迁有物化居”与“肇牵车牛，远服贾”证殷人本有经商传统（联陞按：化居，化即货，居谓居积，注者已多。远服贾，闻一多先生连下文读，以贾用为一词，与《诗·氓》“贾用不雠”[1]之贾用同，解为价佣不售不酬，其说可喜）。遗民在周代续有发展，周初分与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专业者（联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专业之“部”，小岛先生必已想到），遗民在商业上以经济之长，亦演了重要角色。《诗经》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其例（联陞按：王毓铨以布为货布）。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确）。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都讥笑宋人，而宋国定为殷后，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来取笑，“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出卖古国异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亏本的生意（小岛文末以比犹太人艰苦奋斗）。
小岛此文最重要的是《左传》昭十六年子产替郑商说话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此段确实重要。郑先公与商人共同开发，保障公平交易与商市存货的自由，见于盟誓。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约，因相信违约者必遭神谴。这一段极见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关于殷遗民，胡适先生的《说儒》与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发表，时在1934年6月。据傅先生日记，此文大约写于1930年冬或1931年春，请胡先生看过。胡文证儒者多出于殷遗民，以治丧相礼为业。孔子家世由宋迁鲁，本是殷人。殷士转为儒，由老子之柔懦转为儒家之刚毅。
傅文解《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是殷民先进。分析齐、鲁、宋、卫，都是殷遗民之国。引《左传》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鲁以殷民六族，卫以殷民七族。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解为“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自是史家通说。胡、傅两先生的论题，各占地位。与小岛《原商》文，时间相去不远，都是讨论殷遗民，似非互相影响，重要者没有人说商贾都是殷人。
英时细心提醒我《说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贾出于商人之假说，大意见于《国学论丛》二卷七号，又为我查出题目年月等（《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一一二页）。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近有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发挥徐说，除引《左传》、《尚书》外，还以殷墓发掘的自然贝、铜贝为贝货，又《周礼》郑玄注“贾人知官物贾者”、“贾人知物美恶也”为证，又有推阐。（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有Nancy Lee Swann孙念礼，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汉书食货志译注》，附，1950）以陶朱（范蠡）、子贡（端木赐）、白圭三人起首，可称为三大贤，值得讨论。
货殖二字，见《论语》，孔子谈到子贡，先以颜回之安贫守道为比，然后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朱子说命是天命。钱宾四先生《论语新解》，分诸家之说为二：一是禄命，其中有贫富贵贱之天命，禄与爵可以相连，则《左传》昭七年所谓“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之命。《诗·小星》“实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贡不代表官府而私自营业，是谓不受命。此说出于俞樾，刘宝楠《正义》引之。宾四先生赞同，我也附议。实则两说皆可通。官商下节再讨论。
子贡在仲尼弟子列传有长传。说“少孔子三十一岁（比颜渊还小一岁），利口巧辞”，孔子似颇喜爱这位小朋友，说他是瑚琏之器。以后一大段，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结果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功绩不小！子贡方才：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子贡好废举（卖出或囤积）与时转货资，看记载他可能是贾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鲁相。朱注引程子的话，说子贡受教于孔子之后，就不再货殖了。或即如此推定。也可见程朱对子贡是贤人而货殖，心有未安，只好解说是前科。结驷连骑骋享诸侯在何时，就不必问了。
范蠡助越灭吴之后，变名易姓，之陶为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亲友，传业与子孙，遂至万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联陞按，至今商店门联仍多写“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口气大而有当，不知何时何人所作。
钱宾四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对范蠡与白圭都有专论。先生对计然非人名而是范蠡著书，有长辨。对马总《意林》所谓《范子》十二卷，以十证明其为伪托，立场坚定。但我以为辑佚之书，重要看所辑内容，有无价值，包括思想史之价值。如危微精一之说，虽出于晚出《尚书》，岂可不论。
宾四先生说：“盖《史记》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计然乃范蠡为越谋富强报吴复仇之书，故人之兵权谋。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术，试之私家，故《史记》摘其语于《货殖传》，后之造伪书者不辨，专以天时阴阳农事殖产为说，故入农家。”按计然七策，《汉书》作十策，七、十字近，此处以十为是[2]。蔡谟说范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权谋，其中若干应亦可用于商战、财经，如《管子》“轻重”所论。盖货币起源甚早，墨子已说“岁变粜则岁变刀（即刀币）”，子贡之废著，正以物价有升降，如今人买卖股票，必有涨落，只看是否“亿则屡中”。农产依赖天时，岁穰饥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说“物之理也”。政策由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之发现，定为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国之利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宝贵的经济思想。至于“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亦如今日买股票，有人专选买新起之小公司。如大发展，即如珠玉。此等话可能引起“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计策。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里有智慧、有精神、见解高、用途广，令人难及！无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宾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对梁玉绳而主张白圭有两人之说。但前人对白圭行事，传说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时不易决定。如范蠡是否陶朱，宾四先生致疑，我则主张暂时保存，留为佳话（好故事，宋代“说话人”之“话”）。如“陶为天下之中”宾四先生以地理证其言不在范蠡时，似尚可疑。陶之地望，《货殖列传》：“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徐广云：“今之定陶。”范蠡时，此地发展如何，难以悬断。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发掘出有匋字之货币，或兼有刀币、布币、最好，至少这是一条取证的线索。
如宾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为相，而且在孟子游梁（魏都）之前，他自称“丹（梁玉绳说：‘丹名，圭字。’宾四先生亦谓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于禹”。《韩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无水难。”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话。《史记》“六国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梁玉绳以为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其说可喜。但如改会为浍而解为畎浍，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税制，孟子骂他是貊道，即野蛮人的办法。太轻了。又提到大貊小貊，与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孟子赞成什一。税制是很复杂的问题，论赋役，没有兵役、力役，税有粟、米、布、帛等物资之征，有的以货币计，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还有附加税等。唐代租庸调制，计算已精，后来改为两税，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细账，还是难算几分取几。若汉之算缗钱，及后来货物税等商税，计算分数则较为容易，也有不少资料。
古人计算多用分数，“贪贾三之，良贾五之”。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润为本钱三分之一，“五之”则为五分之一。即是什二，最为通顺。作为周转次数之说，日本有宫崎市定先生，中国有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分册，四四一页）。我想他们两位互不相知。不过要假定每次轮转所投之资为同一数量，不计复利，“五之”才能得到“岁息万二千”之利息或利润，稍嫌费解。刘奉世的解释最通，但他认为子贷取息，稍嫌固执。利息利润之率本可通论，西文所谓rates of returns是也。二十而取之，显然是轻税，鲁哀公对孔子说“二吾犹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税，相差甚多。法令计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关，值得注意。如睡虎地秦简“效律”“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两，即误差二十分之一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误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说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货殖列传》提到的论述，除计然有书之外，似多以口语相传，如引用的“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本土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与巧有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用贫求富等语，《齐民要术》“货殖第六十二”引作谚语。史公记“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约简明，亦为《齐民要术》所引。又宣曲（在关内）任氏在秦败时，不争取金玉而独窖仓粟，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妙在不争）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此条公约，重自律，重公事，即事业之公事，甚可注意。当时已有影响。不争而能得时，不战而胜，自是高妙，白圭“趣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争取时机。时会有一纵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题包括：1.什么是商人的角色。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还演了些什么角色。3.什么人演商人的角色。问题复杂，只能略作分析，举几个实例，请读者自作评断或引伸。
大致言之，商人除了自己营业，还可以为皇帝、贵族、官僚营业，或代办，或专任，办事即是服务。其中有官似难分之处。从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为公，作为官。皇帝称为“官家”。理论上皇帝的财库（汉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与政府的财库（大司农所管）有分别。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国经济史大家，有专文讨论。我在评孙念礼博士译注的书评中，也有讨论，引清代户部与内务府为例。（海关监督，西人称Hoppo，有人说是户部之译音，有人说是河泊所之河泊变来。海关主管与织造相似，都是主子的亲信。收入与没入，大致都归皇帝。）帝制时代，自然是从政府库向皇帝库拨款时多。贵族官僚与商人勾结，屡见不鲜。理论上在上者不可与下民争利，实情则反。商人可能由配角升为主角。出了问题，一个骂奸商，一个骂赃官，各有道理。平情而论，历史中颇有勤政爱民的循吏，也有公平买卖的安良商贾，尤其是义举、善举的贡献，突出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英时教授此书，着重近代商人精神，确有贡献！
古代工商皆属官。齐“国”分（即都城与近郊）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工商可能在一处，或近处，便于营业。将来考古发掘，或可证明。《左》定公八年传：“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杜正胜《周代城邦》解为工商共赴国难（一三一—一三三页）是对的。日本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也如此说。“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管子说“贾而不为官贾，工而不为官工”，“与工而不与分”，大约是说记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马》）。古代工商属官，俞樾有大段发明：
古者商贾皆官主之。故《吕氏春秋·上农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贷。以《周礼》考之，质剂掌于官，度量纯制掌于官，贷贿之玺节掌于官。下至春秋之世，晋则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郑则商人之一环必以告君大夫。盖犹皆受命于官也。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货殖。《管子·乘马篇》曰：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此其滥觞与！盖不属于官即不得列于太宰之九职，故不曰商贾，而曰货殖。子贡以圣门高第，亦复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货殖立传，而首列子贡，有开必先，在子贡固不得而辞也。（《群经平议》）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俞说，以为近理。但又说：“古者四民各习其业，未有兼为之者，凡有所业，以为命所受如此也。”汉有二业之禁，副业是否二业，尚可研究。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对于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详细的说明（简单说是“通财鬻货为商”，见《汉书·食货志》）：“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监，视也）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商之子常为商。”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传其世业，中外各有父子传业者，也有儿子嫌父亲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独立入他业者。常为商，常字不可拘泥。世业自然有之。这一段动词有“观、审、察、知、料、计”等字，都是观察、计算等知识信息方面的操作，不只是体力劳动，大可注意。商可列于四民之中，同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正在于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讲垄断“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网）市利”的贱丈夫，征商自他为始。后来刘晏主持财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既饶争时”是货殖家的高论。供求不全操纵在己之时，仍然要争。《淮南子》卷一说：“得在时，不在争。”还承认“时”（时机、时会）之重要。《管子》有“失时”一小段，说：“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时不是财货，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积。“富于春秋”，贵在善用。“今日不为，明日亡货”确解不详，望文生义，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会有钱。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财，则民知得正矣”可证。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钱给你用（如通货膨胀之类，可减币值）。主张“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到此。
以下想把《汉书·食货志》里关于商人的记载，略作讨论。先从禹贡之贡说起。任土作贡，“远近各因所生，赋入贡棐（筐也）”。贡是人民对主上，特别是皇帝的责任。不限于“夏后氏五十而贡”的农业（日本农民对地主纳租，仍有“年贡”一词）。各地的土产、特产都应该贡，项目、种类见于政书，如《通典》及正史地理志、方志等。由地方官征取贡上；或政府派专人收买、坐办，给价不给价都是人民负担。商人为政府或皇帝服务时，即是官商、官贾，采办运输，都可有责任。贡之意义，不限于贡物，人也在内。科举制度，重在贡士，举人进士，举、进都是贡与皇帝。明清有贡生（生指生员），有五种之多。何炳棣教授《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有讨论。《学政全书》等处有资料。元明有贡吏，明有所谓农吏，似以矫正元代以吏为治之弊（《明会典》有资料），但效果有限。地方吏（特以书吏为多）中央吏虽已有人研究，仍有余蕴。我是多年前房兆楹教授提醒的。
《汉志》提到秦始皇发间左之戍，可证商人地位已低。注引应劭曰：“秦时以适（谪）发之，名适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赘婿可能与“生分”有关，下文再论。闾是里门。秦似尚右，先取较贱之闾左。汉也有“七科谪”之说。商人不能买“复”的，要服兵役。传统思想，不论儒法，都以豪强兼并（或并兼）为害。《管子·轻重》，政府敛散以时，要地方按家数藏谷、藏饯（注家说：人君所藏以赡民者），则“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大贾豪畜常是政府整治的目标。可能是统治者眼红，兼自利。不过，真爱民而以民为民之人君也有，不应一概抹杀。
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有法令规定，历代都有。瞿同祖教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专章讨论，征引甚广（当然尚可补充）。所论包括饮食、衣饰、房舍、舆马。不但讲个人而且论家属。早的如《管子》立政“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近如明代穿靴大有限制。商人在不许穿靴之列。手边有C.R.Boxer的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53），作者是伦敦大学葡文教授。页二六○有插图，商人夫妇，是1590年附近马尼拉的图绘，上题“常来”Sangley，我疑心是“生理”之误，但亦可能与商人称为“常卖”有关（见米芾《画史》及《梦粱录》等书）。
商人戴高（毡）帽，衣衫分两截，下截有折。盖脚皮或布鞋（或所谓皮札，只盖脚面，决不是靴），持折扇，颇朴素。商妇有钗、髻，有衫、裙，稍觉华贵。可能在南洋限制不严。不过此时西、葡、荷等国都已东来，华侨命运转恶，有几次大受屠杀。一次大屠杀在吕宋，华侨受万历帝好货之累，有人说吕宋有机易山出银，可采。皇帝相信，派宦官带人来查考，是矿监、税监报效中之一事，引起当地殖民主管疑忌，大屠华侨。
商人被屠，不限于海外，明末移到关外的所谓辽人，即屡受努尔哈赤（太祖）之杀戮。叶梦珠《阅世编》（上海掌故丛书）说：
太祖果于杀戮，凡杀辽人十次。初杀贫人，后杀富人、恶人（即识字者），名目不一。有一次杀不畜鸡犬者，云：“家无六畜，其意在逃也。”辽人百仅存一。太宗立，即加抚恤，遂得其用。今人但见辽人建牙佩印，薰灼炫目，比于南阳贵人，而不知其老者皆锋锷之余，少者皆死亡之孤也。
福建学道范君自言，在辽为“买卖人”，一日，忽被绑去，不知所谓。其叔尤之曰：“若（你）平日惯好着靴帽，今取死矣。”忽大人本行头（人名，似译者）来点阅。驱其叔及同巷数人，俱被杀。范独得留，亦不知其由也。（下略）
买卖人一词，今仍常用。“生理”明清多用，生活（作人家）亦常用。“着靴帽”非商人所宜。所以说“取死”。《东京梦华录》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以香铺里（？）香人，质库掌事为例。《梦粱录》略同，但增“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又说：“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斗美夸丽。”颇似近代城市。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汉代商人从政，对国策有重要影响的，应推武帝时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同时在位执掌财权，实行与商人企业家争利的决策，很值得注意。东郭业盐、孔业铁，都以大农令郑当时的举荐，任大农丞，分掌盐铁。官营专利，古称为“榷”或“斡、筦（管）”。当时酒也有榷（茶酒在宋代特别重要）。桑弘羊是洛阳贾人子，十三为侍中，受武帝特赏，以少年参加财经智囊团，历任要职。孔仅任大农令，他任大农丞。在昭帝召开盐铁会议时（西元前81年），他以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代表政府，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酒榷、均输等问题，舌战群儒。在桓宽传下来的《盐铁论》中，他是主角。书里反映了不少思想与历史状况的资料。
深入研究《盐铁论》要避免一刀切。农商对立，儒法斗争，都是过于简化的交代。桑大夫自称“结发束脩”，他受过传统士人的训练。所读之书，绝不限于管、商、申、韩，《盐铁论》第一篇他就引了《易经》：“通其变，使民不倦。”后来又引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公羊传》），文学引《诗》“百室盈止，妇子穿止”，大夫也引“百夫盈止，妇子宁止”，针锋相对。
贤良文学也有准备，对于要反对的几点，都有说词，对农具官造官卖的弊害，尤为痛切。此外，还提到假田，即以公田假于人民，可能是开荒，如《九章算术》中的问题，第一年税三钱，第二年税二钱，第三年税一钱。如此轻税必是鼓励三年连作才有成效。再依照应劭注为“北假田官”地名新秦中，颇有大举开边殖民的意味，贤良文学对此类政策是反对的。
武帝开边，近于《管子》三满中之武满，引起财政赤字，确是问题。桑大夫以盐铁均输等补救（同时已有杨可告缗，卜式输财等）自有道理。盐铁论议，给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论辩的机会，可见政府相当开明。结束时，大夫说“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五十九篇末），颇有风趣，奏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奉可。政府作了有限度的让步。此话记在第四十一篇之末。姚鼐说：“四十二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所论。”想是对的。
《盐铁论》有大半英译（Esson N.Gale，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Gale曾在盐务任职，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任讲师，自序承认得力于林同济博士（当时任助教）与卜弼德（Peter A. Boodbery）博士（后任教授）。译注第一至第十九篇成书。后来林、卜两位又译注二十至二十八篇，在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65（1934）发表，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年合为一册，很便利。
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讲读《盐铁论》，时在1962年4至6月，是所谓集中讲义，兼用中、日、英文，日文多蒙佐伯富教授指教。讲时他与寺田隆信助手（今任东北大学教授），每次都出席，此外常来听的有几十位，如梅原郁、砺波护、佐竹靖彦等，多数已成教授了。
回美路上，在陈世骧教授席上遇见卜弼德教授，我劝他续译，他说太忙，让我做，我敬辞说不敢续貂。1975年春季，我在哈佛开《盐铁论》讲读，只有三五位听众，译注三十八（“备胡”）及四十二至四十五篇。最难的（第二十九）“散不足”（应作“羡不足”）蓝德士（Mark W.Landes）博士从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寄来他的译注。他是加大出身，很有功力。我与他曾通信讨论（末一次是1977年6月9日）。希望他能单独发表。
桑弘羊确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后世往往以唐之刘晏相比，称为桑刘，可惜的是两位都在政争中失势丧命。在武帝时，桑与孔仅、东郭三人同掌计权，打破了“市井之人不得仕宦为吏”（吏指大官）的旧令。又为推行盐铁、平准、均输，在全国各地任用了不少贾人。这个局面，在王莽时又有重演。论政策，桑弘羊对平准、均输贡献为多。此后，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对漕运有贡献，在边郡置常平仓，“民便之”。史称耿“善为算，能商功利”，可能有商学而不是商人。论政策，则王莽六筦五均之中，又根据新发现的《周官》（《周礼》）增加了赊贷，是政府贷款与人民。赊为救急，不取利息，贷为生产、取息。与当时的高利贷相比，可算德政。只是与后来王安石的青苗法相似（唐代的青苗钱只是一种田亩附加税，不可与安石新法相混）。
王莽的新政，规模弘大。六筦五均，也用了不少贾人，《汉书·食货志》说：“羲和（相当于计相）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督？）、临菑姓伟等（洪亮吉曰：三人皆见《货殖传》）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又有“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班固说“（莽）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史》《汉》对货殖议论不同，胡适之先生早已指出（见《胡适论学近著》中《司马迁为商人辩护》一文）。
《汉书·食货志》记成哀间成都罗裒，已有人注意。他是长安巴蜀间的大贾，其事可连注讨论。“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师古曰：言其自有数十万且至百万。联陞按：数十而不及百，是古汉语法。数百千人，数千万顷，同例。）为平陵石氏持钱（顾炎武云：犹今人言掌财也）。”顾炎武注意生理，传说他与钱庄银号之兴起有关，尚待证实。洪亮吉很注意赵翼或赵之友人如李保泰可能营运生财，杜维运近著《赵翼传》供有线索。致富一节二五九—二六一页引洪、赵诗：“广陵绛帐设五年，秦贾越商皆列侍。……我言十万信不虚，质库况亦盈吴趋。”赵挽李保泰“喜闻质库开阛阓，更买商闳俯丽谯”，喜闻是喜而不妒。质库自18世纪大兴。一位明清史专家告诉我，就他所知，没有一县的质库与县太爷没有联系的。志又说：“石氏訾次如、苴（如氏、苴氏，皆饶财），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联陞按：此是分帐）赂遣曲阳定陵侯（师古曰：谓王根、淳于长也），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钱大昭曰：此谷永所谓为人起卖，分利受谢是也）。”方式与后汉初“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桓谭传》）非常相似。罗裒早年已是中贾，到长安与大贾石氏合伙，为他持钱掌财。往来巴蜀，又利用小贾帮他增值，终至巨万。是一个“伙计”成功的实例。
市籍二字，值得推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有几处说“有市籍地主”、“无市籍地主”、“有市籍豪强”、“无市籍豪强”，认为双方“一向存在着矛盾”（1957年修订本第二编九五及四八、七三、七六、七七、九三页），似乎过分强调市籍。以常识推定，秦汉至唐末都市中之市场有定区。西汉长安九市，六市在道西[大约依五行西方为金之故。蜀汉成都水城在西，市在其中，见左思《蜀都赋》，北魏《洛阳伽蓝记》详记城西之市里，此书已有W.J.F.Jenner（1981年），与王伊同分别英译]，三市在道东，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其中居廛列肆之人，自应为籍之对象，以收市租，出入市之人，或亦登记以便检查。籍有一要义，即是登记，过关门不止登记，而且要验明文件，符传过所之类。英时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1967）一书有讨论，很重要。
货殖营运，不必是本人，显贵要避免“食禄之家不与下民争利”之讥，大可委之可靠的奴仆。历史中贾事听此奴、听此仆之例甚多。不合法的贩鬻，发觉便于委罪，此外，汉代人头税（算赋），奴婢加倍，商贾加倍。奴婢商贾合一，未必就加二倍，这个漏洞是否存在，值得注意。有商业行为者不必商贾，业商贾者不必有市籍。论者要分析。
西汉王褒《僮约》，描述奴隶对主人的各种服役，包括服贾远行。《僮约》有韦慕庭（Martin Wilbur）英文译注（1943年）、宇都宫清吉日文译注（1955年）。英时《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书中都已利用。参考书西文部分（包括俄、德、法、英文）著者有近九十人之多。西方汉学家只有叹服。提到的市有军市、胡市、关市、私市、亭市、外市。关于南北朝的市，《隋书·食货志》有一条要改，“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不合理。应依《通典》作“淮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方妥。大市所在待考。《清华学报》（1937年）有小文《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引《隋志》未改。陶希圣师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1937年）已改从《通典》。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引《隋志》未改。我评白乐日译注《隋志》时，指出改正。此评收入《汉学论评集》（1980年）。《清华学报》小文被收入《中国经济发展史论集》（1980年），事先未得通知，不能改正，深以为歉。此文是大学时代习作（论文之一章），似不必选。此外，入选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关系》，比较成熟，尚可参考。
商人对一般财政，特别是官俸，有所贡献。地方财政细节，可读沈榜《宛署杂记》。中古北魏初百官无禄，依赖商人，大概出于营运，可能包括胡商。后来增赋颁禄，才罢简商人。唐之公庙钱，为官署食料，有“基金”（有新资料）由商人（包括捉钱户）营运，辽之云为户（云为即营运），宋之公使钱、公用钱都有资料，清代发商生息，亦是此类。古之办差，即今所谓服务，说穿了大抵是“当铺的招牌”——（歇后语）“两益”。至于元代斡脱（即商团）与海商，常与皇室亲贵服务，规模更大，一般士大夫，亦有附带投资之例。
英时的《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以胡化、贾化的灵帝作结，文笔酣畅。这位皇帝商人，自鸣得意，卖官讲价钱，在后宫坐列肆，使诸采女贩卖，自著商估服（胡服）饮宴为乐。举动确有时代性。（尤其妙在省得“微行”冒险，市场与侠少往往为邻。）我要借此提出两个大问题。一是灵帝以藩侯入继，来自河间，其母长乐夫人据童谣“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母后好聚金而工数钱，此好此工是遗传？是后天？或二者兼有？二是妇女在中国商业史、商人史，也有一定的地位。古代大市中也有贩夫贩妇，逆旅酒舍都可以翁妪同营。女性寿长，不始于近代。老太君或中年贵妇已得钥权（仁井田陞有专文提此点）者，可以指挥奴仆营运，无需自倚市门（特别区域，有贩妇特多者，不具论）。
回到本书的重点，商人精神与传统伦理，如包括妇女，愿抄几条《庭帏杂录》作结，其中李氏所生三子，裳、表、袞。表字又名黄，了凡其字（1533—1606年）。《明代名人传》有房杜联喆博士给写的传。父名仁，字参坡，世业儒医，先娶王氏生二子衷、襄。继娶李氏生三子，故了凡行四。《庭帏杂录》辑者钱晓，称袁衷为内兄。称参坡“博学淳行，世罕其传。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都不是过誉。选录五条，以与本书印证。
《庭帏杂录》选抄五条：
（1）吾父不问家人生业。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银既平，必稍加毫厘。余问其故。母曰：“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男袁裳录）
（2）父与予讲太极图，吾母从旁听之。父指图曰：“此一圈从伏羲一画圈将转来，以形容无极太极的道理。”母笑曰：“这个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圈亦是妄。”父告予曰：“太极图汝母已讲竟”，遂掩卷而起。（男袁表录）
（3）吾母暇则纺纱，日有常课。吾妻陆氏劝其少息，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我辈何人，可无事而食？”故行年八十而服业不休。
（4）母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曰：‘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
（5）四兄登科。报至，吾母了无喜色，但语予说：“汝祖、汝父读尽天下书，汝兄今始成名。汝辈更须努力。”（男袁衰录）
1968年1月30日初稿于阿令屯
补 记
此序原无总题，《原商贾》是后来商定的，取其简括。原字广义包括源与流（不限一源）商贾通称亦不再分别。
文中讨论小岛祐马《原商》，尚有宫崎市定先生《贾の起源に就ぃて》（序原贾）可以讨论。文先见于《东洋史研究》五卷四号（1940年6月），又收入《ァシァ史研究》第二，八○—九四页。
宫崎先生指出：与贾音义相通之字：居、沽、酤、盬皆以古字为音符。盐味咸苦，苦与古通，此音符有买卖之义，或起于盐之买卖。此种由音义通联之见解，大有启发性。
先生又指出，贾无行坐之限，《白虎通》等书行商坐贾之说（行曰商止曰贾）是强为分别。自然，先生也承认行贩坐贩有别。此外，居与坐义近。居积之物可以是贝玉，可以是谷盐，若要守护屯积，则不易行动，大贾商家所以连称，当是有所见而云然。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七与十之误，可校正者，如《管子·山权数》（三权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十应作七，七、五、三是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