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疆土
唐代盛时，中国文化的地域完全统一，属国与半属国也达到汉所未达到的疆界。唐太宗时“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至林州（今越南境）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地理志一》）。到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今越南义安）、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其疆域超过西汉盛期，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帝国。
与汉代匈奴地位相等的突厥，不久就为唐所解决。唐朝初建之时，突厥曾一度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唐自太宗以来就一直采取积极的进取政策，团结突厥的一部分和其他民族，驱逐突厥势力以维护唐朝的安全。直到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兵击突厥，杀白盾可汗，后突厥汗国灭亡。突厥人，一部分归附唐朝，一部分迁中亚，大部分转入回纥国。
甚至中国实力绝难达到的地方，一半靠大唐的威名，一半靠一两位冒险家的勇敢，也居然令其感觉到大唐的可畏。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唐三藏”——玄奘高僧，远赴天竺（印度），就将唐太宗的事迹散布到那里。《西游记》中提到唐僧西行到一些小国，凭“大唐”的文牒多半畅通无阻并受到相当礼遇，也并非完全虚构。
大唐帝国可说是二元性的，天子对内为皇帝，对外为天可汗，虽然不能说内外完全平等，但不似过去与未来各帝国的过度内中国而外夷狄。唐太宗就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话。
二 外蕃之威抚与恩抚
唐对外蕃恩威并施。威抚的方法为设置羁縻府州与都护府。恩抚的方法为通商，鼓励外蕃子弟留学中国与外蕃的中国化，藩属人才的擢用，四方宗教的放任、保护与和亲等。因回纥信仰摩尼教（明教），所以唐朝为笼络回纥也放任摩尼教在唐朝的传播。摩尼教的寺庙在唐朝各地的兴建也曾有相当规模。后回纥式微，且摩尼教带来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唐统治者立刻改弦更张，弹压摩尼教。
和亲也可说是一种间接同化外蕃的方法。著名的文成公主入吐蕃，就是唐朝和亲政策成功的典型代表。
三 内政
除历史的时机成熟之外，唐太宗个人可说是唐所以为唐的主要原因。他是文武全才的人物，性情仁恕，最少肯行仁恕的政策，并且对各种人才都善于笼络任用。所以后世的人把“贞观之治”理想化，并非无因。玄宗继承前业，大致仍能维持盛时的旧状，但衰微的征兆渐渐明显。
玄宗于开元年间开创盛世不免志得意满，大抵骄横之主多不喜逆耳之忠言。在这点上，玄宗与太宗相比，少了很多虚怀若谷的胸襟。早先帮助玄宗开创盛世的张九龄、韩休等被他逐渐疏远，所谓“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就是对玄宗晚年怠政贪玩的真实写照。“亲小人、远贤臣”永远是昏君亡国的重要因素，张九龄等“贤人”离去后，自然有口蜜腹剑之李林甫和杨国忠等人围在玄宗的身旁，于是朝政越发混乱。
衰乱的引线就是自汉以下皇帝政治所永难避免的女祸——宫闱不正。不过，杨贵妃再有倾城之貌、倾国之姿，也终不至于是所谓的“红颜祸水”，祸国殃民。“马嵬驿兵变”也只不过是一场借诛杀杨氏而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可怜杨贵妃，成了主政者李隆基自己堕落导致山河破碎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