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 预备立宪
从义和团运动以后，一次新的革命高潮立即在酝酿着，各地农民的斗争此伏彼起，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已经不能照旧地统治下去了。为了挽救它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在1901年就发布了个“变法”的通告，宣布要实行所谓“新政”。
“练兵筹饷”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清政府在中央新设“练兵处”，在地方设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并且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为了搜刮钱财，清政府又增添了许多名目的捐税，加紧敲诈和勒索人民——这是“筹饷”的唯一手段。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清政府还把原来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政府各部之首，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外国资本在华特权的章程，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
为了拉拢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的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制定实业章程，废八股，停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从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可以看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一则是做出姿态，表示自己要“革新政治”，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欺骗人民，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并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二则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通过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三则是想通过“新政”加强封建统治力量。
可是，清政府的“新政”并不能挽救它的垂危命运。1903年后，宣传革命的书报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革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清政府越来越深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上层分子却竭力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企图用改良的办法来对抗革命，以保存清朝统治，并使自己挤进这个政权中去。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便又装出一副准备实行“立宪”的姿态，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革命风暴的袭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玩弄“立宪”的骗局，派遣亲贵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是人民早看穿了清政府的这一花招。革命志士吴樾就曾写文章揭露“立宪”的阴谋，并在五大臣启程的那天揣着炸弹到车站去炸他们，因炸弹爆炸过早，吴樾被捕牺牲。五大臣吓破了胆，有两个再也不敢出头，清政府只得重新拼凑了五大臣出洋。1906年载泽等回国奏请立宪，说它可以固帝位、减外患、除内乱，还说，今天立宪只不过是“明示宗旨”，至于真正实行立宪的时间尽可推迟。清政府自然很中意，当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接着，一面下令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并在各省设“咨议局”；一面却以改革官制为立宪第一步的名义，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大权的政策，还加紧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反动武装力量。“预备立宪”的骗局耍开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全力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他们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筹备立宪机构，并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请求立宪，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们是“立宪派”。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更加发展了。清政府被迫在1908年8月又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这个既是“钦定”又是“宪法”的非驴非马的“大纲”，一共有二十三条，其中十四条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权利。
“立宪派”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在1910年2月到10月，由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连续三次请求清政府开国会、组内阁。他们向封建朝廷叩头请愿，痛哭流涕，却得不到清政府的半点怜悯。只是在国内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在1911年5月成立了一个内阁，因为主要阁员都是皇族，人们管它叫“皇族内阁”。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场丑剧才没有继续演下去。
（吕翼祖）
派遣留学生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他于咸丰四年（1854）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不过，清政府正式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的。
1840年以前，外强中干的清朝统治，表面上还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但实际上十分衰弱，早已危机四伏了。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对当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很看不起；另一方面又很害怕本国人民与外国接触，深恐由此招来“内忧”“外患”，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它严格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拒绝和外国往来的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了武装侵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无力抵抗，“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冲破了。清朝统治者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变得卑躬屈节，对洋大人恭顺起来，但同时他们也发现洋枪洋炮对镇压人民的反抗和维护封建统治大有用处。因此，便兴办军火工厂，制造枪炮轮船，以加强统治力量。同时，为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
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派遣三十名十三岁至十五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四年之中，一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原定留学期限是十五年，后来清朝统治者发现这些幼童受过几年美国教育之后，举止行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习俗大相背离，感到大为不安。因此在1881年，又下令一律撤回。这样，派遣留学生一事就中断了一个时期。但不久由于培养封建统治工具的需要，又恢复了。
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学生的人数不多，主要派往欧美各国，学习军火生产的技术和军事。甲午战争以后，人数逐渐增多，学习的内容也从军事扩大到农业、工业、商业和矿冶、铁路工程等方面。
派遣留学生的极盛时期是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当时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了一套骗人的“新政”，并且为此向外国、特别是日本大批派遣留学生。全国广大知识分子，这时基于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统治的不满，也纷纷自费出国留学，寻求救国的办法。一时留学外国蔚为风气，留学生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以去日本的为最多，在1906年达到了一万二三千人，去欧美的也不下几千人。
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的同时，也注重文化上的侵略。为了实现侵略的野心，它们很需要从精神方面毒害中国人民，很需要培养为它们服务的买办奴才，因此，都加紧吸收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日本和美国尤为积极。在日本，不但为接纳中国留学生设立了许多学校，而且还派了大批特务在留学生中大肆活动。后来，狡猾的美国强盗为了侵略的需要，装出一副伪善面孔，从血腥镇压义和团而掠夺去的“庚子赔款”中，拿出一部分来，美其名曰“退还赔款”，用来作为培养留美学生的费用。
但是，事情恰好走向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统治者所希望的反面。除了少数一部分人甘心替中外反动势力服务，媚外卖国，成为毫无骨气的民族败类外，大部分留学生都是爱国的，不但不肯为中外反动派效力，而且为祖国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许多留学生回国以后，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如严复翻译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学说的著作，并且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还有许多人从事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如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上，创造了很大的成绩，成为清末杰出的工程师。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大部分留日学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骨干或领导人物，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鲁素）
日俄战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和剧烈了，中国的东北是它们争夺得非常激烈的地区。帝国主义之间，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矛盾十分尖锐，后来发展到必须用武力来解决的程度，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义和团运动期间，沙皇俄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直到日俄战争前，大部分东北地区，还处在沙皇俄国的军事占领之下。日本对东北早有野心，力图排挤沙俄，取代它在中国这个地区的侵略地位。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日本达到它插足东北的目的，英帝国主义害怕沙俄在中国势力的发展，影响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日本。1902年1月，英国和日本结成了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1904年2月7日，日本军队突然袭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战争爆发了。
日俄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目的是抢夺中国的东北。腐朽透顶的清政府不但不采取任何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措施，反而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把辽河以东的地区划做战场，听凭日俄两国军队在东北残杀中国人民，劫掠财物，焚毁房屋，破坏生产，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加紧监视和镇压反抗的人民。
这一场战争，打了将近一年零七个月，最后俄国被打败了。
1905年9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缔结和约，这就是《朴茨茅斯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沙皇政府同意把在中国东三省的一部分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其中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所谓“南满铁路”），及与这些租借地和铁路有关的一切权利。清政府不但不反对，并且还送给日本很多额外利益。
（美珍）
英国侵略西藏
英国侵略者自从把印度变为殖民地后，就野心勃勃地企图通过印度进占我国西南广阔富饶的边疆地区——西藏。19世纪60年代后，英国侵略者就从印度派遣了大批特务间谍扮作传教士和商人，潜入西藏，搜集情报，做进攻西藏的准备。1888年，英国侵略者公然派出军队，向西藏实行武装侵略，曾遭到西藏人民英勇的抗击。
1903年12月，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新的武装进攻。侵略军一踏上西藏土地，立即遇到西藏军民的英勇反击。藏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恶多”（这是平时打鸟、打牲口用的，为一包小石头和一条绳子，用时把石头用绳缠起用力甩出），奋勇战斗，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园。
江孜的保卫战最为英勇壮烈。江孜是西藏中心拉萨的屏障，藏族人民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英勇阻击敌人。进攻江孜的侵略军被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军队包围了两个多月，最后，率领这支侵略军的军官只带领了三四十个卫兵趁夜逃出重围。
1904年6月中旬，英国重新拼凑的侵略军，携带各种新式武器，再次向江孜进犯。守卫在江孜的西藏地方军队和藏族人民一道重新布置战斗，第一天就在乃尼寺把侵略军打退。第二天，侵略军用大炮把乃尼寺的围墙轰倒，从缺口爬进寺内。寺内守军，个个手持大刀，奋勇杀敌，经过两小时的白刃战，杀死敌人多名，后来因侵略军愈聚愈多，才杀出重围退出乃尼寺。他们退到江孜城内，和守卫在那里的军队会合，利用江孜城内制高点的有利地势，向进城的侵略军英勇反击。侵略军用大炮、机枪几次发动了猛攻，都失败了。不幸，正在紧张战斗之时，军队的火药库突然失火爆炸，敌人趁机发动总攻。守在山上的军队在弹尽药绝的情况下，用石头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直到最后，才边打边撤。等敌人集中火力冲到山顶时，山上已空无一人了。
江孜失守后，7月14日，英国侵略军开始向拉萨进攻。这时，达赖十三世已经出走，而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又存心媚外，不支持抗战，所以，虽然西藏的人民和士兵曾经英勇抵抗，但侵略军很快就侵入了拉萨（8月3日）。
侵略军在西藏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破坏寺庙，无恶不作。藏民游击队不时出没于拉萨城内和郊区，不断地给敌人以意料不到的袭击。侵略者饱尝了藏族人民的铁拳，知道不可能长期占领西藏土地，便急急忙忙逼迫西藏部分地方官吏签订所谓《拉萨条约》，匆匆退走。
《拉萨条约》规定给英国侵略者在西藏保有极广泛的经济、政治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对此条约也不予承认。1906年中英双方重订条约，英国侵略者虽然取得了一些侵略利益，但它企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终于遭到失败。
（美珍）
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孙中山建立的革命组织。早在同盟会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日益活跃起来。他们组成了许多革命的小团体，分散于国内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兴中会是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革命组织，曾在广州和惠州组织起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长沙建立的，联络湖南会党，活动于湖南、湖北一带。光复会是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于1904年在上海组织的，活动于江苏、浙江一带。这些革命小团体，各自分散活动，行动互不一致。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在全国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小团体的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必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集会，会上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推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它包括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留学生）、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主要是会党中的成员）、华侨，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清分子。他们是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虽然暂时都表示承认同盟会的纲领，但在超出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以外，彼此在政治思想上便产生了分歧。
同盟会成立后，创立了《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各地也建立了组织，联络会党与新军，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一直到发动辛亥革命，用武装力量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
（马汝珩）
三民主义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就喜欢听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向往太平天国革命。后来他依靠他的经营畜牧业发了家的哥哥生活，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耳濡目染，产生了憧憬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思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我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抗斗争，激发了孙中山“倾覆清廷，创立民国”的志愿。1894年，他到檀香山联络华侨，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2月他返回香港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开始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斗争。到了1904年前后，他又把这个纲领丰富和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接受了这四句口号作为自己的纲领。孙中山把这个纲领称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是为了进行反对满族贵族反动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除鞑虏”并不是要驱逐满族人民，而是要推翻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孙中山虽然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但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他没有能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的战斗口号，这成为他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弱点。
孙中山倡导民权主义，目的在于进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都不是“平等自由的”，都是“国民所不堪受的”，所以，只有民族革命还不行，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凡国民都是平等的，都有参政权，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总统由国民公选，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孙中山所向往的共和制度，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一切权力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广大劳动人民则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即使真能实现，也决不能做到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人人都有政治权利。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是因为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的兴起，天真地以为只要“平均地权”，就可以使中国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他的想法，所谓“平均地权”并非要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土地制度，“夺富民之田为己有”，而只是由国家核实地价，原价仍归原主，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将通过征收地价税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做法正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这只能限制地主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更适合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已。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不赞成农民“夺富民之田为己有”，实际上是惧怕农民群众用革命暴力来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
上面介绍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团结当时一切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人们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旗帜。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爆发的，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民主革命的目的。它的失败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在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旧三民主义就发展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表明孙中山当时已开始放弃旧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苑书义）
保皇会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到日本东京，他们并没有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吸取到教训，在政治上仍然坚持钻改良主义这条死胡同。那时，革命思想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也有了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抵制革命的兴起，就公开树起保皇的旗帜，成立了保皇会。他们以拥戴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为宗旨，在日本、美洲、南洋各地的华侨中建立组织，进行活动。保皇会用诡辩的词句把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涂饰起来，说什么“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迷惑了不少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中也有不少会员受到欺骗，竟被拉到保皇会里去了。保皇会还在海外各地大力发展组织、兴办报刊，专门搞宣传保皇、吹捧立宪和破坏革命的勾当。其中，梁启超在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是保皇会的喉舌，它的反动宣传使不少人在思想上分不清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极有害的作用。很显然，如果不粉碎保皇会的反动宣传，不战胜《新民丛报》的反动影响，革命的发动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甚至一时成为不可能。因此，一场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接着出版了它的机关报——《民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逐期在《民报》上发表论文，宣扬资产阶级的革命道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学说，同时也刊登揭穿改良派反动嘴脸的文章。这样，革命派的同盟会跟改良派的保皇会就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激烈论战。
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1.要不要革命。改良派是反对革命的，他们要保皇立宪，说革命会带来“内乱”，招致列强瓜分，要爱国就不能革命。革命派认为要爱国就要革命，并且指出推翻清政府，正是为了救中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清政府是卖国的政府，一日不打倒它，瓜分危机一日不除。还指出改良派嘴里的爱国，就是爱充当“洋奴”的清政府。
2.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改良派是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的，他们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说中国人恶劣，不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只能请求皇帝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要民主共和，说中国人并不恶劣而是清政府恶劣，还揭露了改良派这种说法是给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打掩护。他们用“中国之蟊贼”“国民之公敌”来声讨改良派。
3.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改良派要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谩骂革命派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为乞丐、流氓着想，是想煽动“下等社会”的人起来骚动，实行起来会破坏社会秩序。革命派要平均地权，说平均地权是为了追求革命的平等社会，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改良派维护封建剥削秩序和仇恨人民的反动面目在这一点上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活动就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
经过这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使得革命思想大大地扩展开来，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
（吕翼祖）
《革命军》为邹容所著，《警世钟》和《猛回头》为陈天华所著。邹容和陈天华都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商人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并积极参加当时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3年回国，与章太炎一道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后因著《革命军》一书被捕入狱，1905年病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出身于贫寒家庭。1903年留学日本，1904年与黄兴等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陈天华是它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书记部工作。《民报》创刊，他又参加了编辑工作，后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他忧愤交集，投海自杀，年仅三十一岁。
邹容在1903年5月写成的《革命军》一书中，用通俗的文字宣传了革命的民主思想。在这本书里，他大胆揭露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使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并且指出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天应人，符合时代潮流的。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要想摆脱清朝封建统治的压迫，在世界上取得独立富强的地位，就必须起来革命。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学说，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把这个国家称为“中华共和国”。他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国家，不许侵略者沾染中国丝毫的权利，永远根绝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以及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同时也都负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建设新国家的义务。他还认为，新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立即起来革命，重建新政府。他号召人民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起来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陈天华在1903年末撰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中，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宣传了激烈的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在这两本书里，他着重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已经使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境遇，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猛回头》），并认为“须知事到如今，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警世钟》）。因此他号召：“洋人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业，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警世钟》）他呼吁妇女要和男子一样，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和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对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战斗。他还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猛回头》）因此他号召人们革命到底，争取独立自由，“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猛回头》）。
邹容着重地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而陈天华则着重地宣传了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虽然二者有所区别，但这三本书都充满着爱国感情和不可屈服的革命意志，在辛亥革命时期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全国华）
《苏报》案
“《苏报》案”是1903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正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
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卖国面目彻底暴露，于是，革命形势开始出现了新的高涨。这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分成改良与革命两个显然不同的派别。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为一支影响较大的革命力量。许多革命志士在国内和国外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并纷纷出版书刊杂志，宣传和鼓动革命。《苏报》，就是在上海发行的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
《苏报》的主办人陈范，是清朝的退职官吏。《苏报》最初标榜的是改良主义思想，后来在革命派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并且与当时的革命小团体——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爱国学社是1902年由蔡元培等在上海组成的，形式上类似学校，吸引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由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太炎等做教员，实际上却是用来宣传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1903年5月以后，《苏报》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字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接着，《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骂清朝统治者和揭露康有为改良主义的一段文字发表，并且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的内容，向读者推荐《革命军》。这一些激烈的革命宣传和它所产生的影响，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和震怒，便公然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但是，《苏报》社设在租界内，清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便请求帝国主义帮助镇压。1903年6月底，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封闭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当天晚上，邹容自动到“工部局”投案。他们被捕后，清政府曾要求帝国主义引渡，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坚持自己在中国的特权，不同意引渡，结果就在租界的帝国主义的法庭（会审公廨）上开审。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法庭上以原告的身份去控告革命党人，这种情况彻底暴露了它的依附于帝国主义、和人民为敌的面目。当时章太炎就曾指出：“这次事件是清政府公开与四万万人民为敌的事件。”最后，租界法庭判决章太炎三年徒刑，邹容两年徒刑，并查封了《苏报》。帝国主义还通知各地领事：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章太炎、邹容在帝国主义监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章太炎在狱中写了《答新闻报记者问》，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信心地说：“四万万人民都会同情我们，而公理一定会战胜的。”他在狱中还参与组织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筹划工作。但是邹容在帝国主义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于1905年4月3日病死在狱中，年仅二十一岁。这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还没有度完他的青春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摧残了。1906年章太炎刑满后出狱，便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主编《民报》。但后来他和孙中山意见不合，脱离了《民报》。辛亥革命以后，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逐渐丧失信心，思想消极退化，提倡复古，钻研佛学。此后，逐渐从一个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倒退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极其保守的人物。
“《苏报》案”发生后，邹容的《革命军》风行国内外，发行数量达到了清末革命书刊发行的第一位，使革命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金科）
秋瑾（1875—1907）是清末有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字璇卿，别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她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幼时读书很聪明，能写一手好诗文。二十二岁时，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湖南湘潭的封建官僚子弟王廷钧结婚。
秋瑾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缚，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后来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便逐渐产生了为妇女谋求解放和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宏大志愿。1900年，她住在北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暴行，更加强了从事革命的决心。她在《致某君书》里就坚决地说：“吾自庚子（指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事件）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可见这时她已下定了为革命情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在这种强烈的革命思想推动下，1904年，秋瑾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离开了丈夫和子女，只身去日本留学，开始踏上了革命生活的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与革命党人刘道一等组织了秘密团体“十人会”。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成立了同盟会，秋瑾立即加入，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她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志，组织“共爱会”，自己担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返归祖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6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了《中国女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06年，同盟会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汹涌澎湃。这时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的会党，组成“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间，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约秋瑾同期于浙江的金华、处州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先期泄露，7月6日，徐锡麟仓促地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有人劝秋瑾暂时走避，秋瑾毅然地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
1907年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大通学堂学生的抵抗失败了，清军逮捕了秋瑾。审讯时，敌人虽用酷刑逼供，但秋瑾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革命机密，只坚决回答清吏说：“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万恶的清朝官吏只好伪造供词，捏造罪证，草草结案。7月15日，秋瑾于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马汝珩）
中国最早的铁路
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81年修成的唐胥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计十八里。修筑的目的是便利开平煤矿向外运煤，把煤矿同运河衔接起来。以后，这段铁路逐渐由两端向东西延伸，断断续续地，到了1911年，京沈铁路才全部修通。
在这以前，外国侵略者很早就想在中国修铁路。他们知道，不仅铁路本身可以营利，更重要的是铁路可用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筑成铁路对他们进一步扩大政治和军事侵略，也将提供更为方便的条件。所以，在1864年，就有一个叫作斯蒂芬生的英国人，做了一份中国铁路系统计划，送给清政府。这个铁路计划是：以汉口为中心，东至上海，通向太平洋，西经四川、云南，通往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大体上是沿着长江，用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把中国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去。清政府拒绝了英国人的这份计划，说如果要修铁路，中国人会自己来修的。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拒绝这份计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而是害怕帝国主义修了铁路，危胁自己的封建统治。第二年，另一个叫作杜兰德的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私自修起了一条一里左右的轻便铁路，用来打动清政府。清政府不但不为所动，而且下令将之拆除。可是英国人并没有死心，1876年，又在上海吴淞间，擅自修了一条淞沪轻便铁路。清政府发觉后，非常生气，提出强烈抗议，经过许多交涉，才用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了过来，全部拆除，把器材丢在海里。这样，外国侵略者的目的没有达到，清政府对这种新式交通工具，也没有发生兴趣。不过此后不久，在清政府内部，关于修铁路的问题，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
争论的一方是守旧派官僚，他们从极其落后和自私的心理出发，担心铁路修成之后，原来的旧商路都要废弃，商税就要减少。他们还特别害怕铁路修成以后，原来的船工车夫大批失业，这些人会起来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更可笑的是，他们还说：火车冒烟要烧坏庄稼，架桥梁，开山洞，移坟墓，会破坏风水，使祖宗之灵不安，山川之神不宁，等等。
另一方主张修铁路的开始只是少数人，主要是一些洋务派官僚。他们在内政外交上都很有势力，是当时的实力派。他们认为，修铁路既便于调运军队，又便于转运粮食，对加强封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措施。同时，这些洋务派官僚知道，兴办铁路不但可以为他们的外国主子效力，加强相互之间的勾结，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能够从中渔利，大发横财。因此，尽管朝廷内外舆论激烈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修。
在这场统治阶级的内部争论中，清政府对修路的政策也反反复复，动摇不定。比如前面说到的唐胥铁路的修筑，起初本来批准了，但是还未动工，又改变主意，不许修建了。后来再次同意修建了，可是仍然不准使用机车。所以唐胥铁路在开始的时候，竟出现了用骡马拉着列车在轨道上行走的怪现象。
经过洋务派的力争，守旧派的阻挠逐渐被战胜了，然而清政府筹不出资金，不能大举兴办铁路。主持修筑铁路的洋务派官僚非常腐败，办不好事情，已经修建的铁路，效率很差。特别是外国侵略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借款，攫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几乎完全控制了铁路的修造和经营管理，这就更加妨碍了中国铁路事业的正常发展。所以在清末，中国自办的铁路，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办得很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铁路都直接或间接落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
（潘喆）
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合称为湖广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早在1898年，大买办盛宣怀和美国就订立合同，借美金四千万元，把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帝国主义。这个卖国行为立即遭到群众的坚决反对。后来经过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绅商的长期斗争，才收归自办。当时，由于清政府缺乏财力，一般工商业者的经济力量又很薄弱，无力筹划筑路经费，因此，便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来聚集资金。负担最重的是广大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还要在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之外，勉力缴纳“股金”，甚至为此卖儿卖女。当时四川有一首歌谣里说：“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食就要出这项钱”，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经过几年的筹集，铁路股本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广东收到一半以上，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它们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1911年1月，清政府在大买办盛宣怀的“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下，又大借外债，和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根据借款合同，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全部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的时期内，吃尽了苦头，现在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保路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立宪派发起的。他们叩头请愿，向清政府请求“收回成命”。湖南的绅商，聚集于咨议局开会，散发传单，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湖北绅商派代表去北京请愿。广东也召开粤汉路股东会议，要求维持商办。四川成都的立宪派要市民供奉光绪帝神位，并从光绪帝的立宪论旨中摘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作为口号，表示他们不反对朝廷，只为“争路”的政治态度。
在各省绅商向清政府请愿的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限制，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四川各府州县遍设保路同志会，参加者数十万人；万余湖南长沙、株洲工人举行了罢工示威，湖南学生也举行罢课；数千湖北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留日学生也声援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的广东华侨也集会反对，决议：“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这时，革命党人乘机展开活动，湖北詹大悲在《大江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同盟会员陈少白在香港主办的《中国日报》及其他港报，都刊载了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抨击清政府。
在保路运动中，以四川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纷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四川总督赵尔丰用武力血腥镇压成都请愿市民而造成“成都惨案”之后，四川人民更被激怒了，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联合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占据了一些州县，围攻成都，邻近各州县的农民也纷起响应。当时，回到四川工作的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也于荣县组织起义，而且一度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这样，就更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就在四川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而清政府加紧镇压的时候，1911年10月，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共进会）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马汝珩）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同盟会成立以后，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结果都失败了。到1910年春，部分革命领导者如黄兴等，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准备再举，孙中山召集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开会。孙中山鼓励大家说：“今日革命风潮已盛，民心归向我们，只要我们意志不衰，困难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经过讨论，大家决定：1911年春在广州集合各省革命之精华，发动大规模起义，先占广州，再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湖北，由赵声带领一军出江西攻南京，两军会师长江，然后长驱北上直捣北京，倾覆清廷。
会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就到南洋和欧美各地，向华侨募集革命经费，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各地爱国侨胞，都积极捐款相助，有的人甚至变卖家产以相捐助。这次捐款共得十几万元，经费问题基本解决。1910年底，黄兴、赵声等返回香港，着手筹备起义，成立了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接着，革命党人纷纷潜入广州，熟悉环境，刺探敌情，还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为了转运军火，他们常常将女同志打扮成新娘，利用花轿来抬运枪支、炸弹。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准备工作大体上就绪，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只等一声号令，就发动起义。
起义的日期原定在1911年4月13日，不料在4月8日发生了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他本来计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刺中的是孚琦），反革命立即加强了戒备，广州戒严，并且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这样，原定的起义计划受到了影响。
以后，形势日有变化，起义日期几次改变，最后确定在4月27日发动起义。
4月27日下午，黄兴在小东营住所召集了队伍，每人发给白毛巾一块，缠在左臂作为标志。许多革命党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事先写好了绝命书，如林觉民给他父亲写的绝笔信说：“儿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起义即将发动，白发苍苍的谭人凤赶到，要求加入，黄兴婉言拒绝说：“先生年老，后方尚需人照料，这是决死队，望老先生不要去。”谭人凤很生气地说：“你们不怕牺牲，难道唯独我怕死吗？”黄兴等很受感动，只好发给他两支手枪。
下午五点半钟，螺号齐鸣，起义的时间到了。革命队伍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黄兴率领先锋队直扑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跑，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就放起火来，当他们退出衙门的时候，碰到了敌人的大队人马。林时爽误信其中有革命党人，便挺身向前，企图晓以大义，不幸，话未说完，便中弹牺牲了。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党人数虽少，但人人奋勇当先，十分英勇，给敌人很大打击。如喻云纪等一路，先由后面进攻总督衙门。后又攻打督练公所，喻云纪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所向披靡，敌人十分害怕。革命党人虽然英勇，但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仍然以单纯的军事行动为主，结果，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牺牲很大，不得不退出战斗，起义终于又告失败。
这次起义，因为是在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的，所以叫作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一部分人被捕后英勇就义。后来广州人民收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又称作“黄花岗起义”。
（胡俊明）
文学社 共进会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
文学社，1911年1月成立于武昌，它是同盟会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新军是清政府采用新式武器装备的，以“西法”编练起来的一支近代化的军队），领导人蒋翊武（社长，同盟会员）、王宪章（副社长）、刘尧澂（评议部长，同盟会员）等都是贫寒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投身行伍，在新军士兵中进行了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还出版《大江报》，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们曾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为题发表评论，猛烈地抨击清政府，热情地赞美革命。文学社的这些活动大大加强了新军士兵的革命情绪，不到半年，参加文学社的便从八百余人骤增至五千人以上。
共进会于1907年秋成立于日本东京，组织者是同盟会内一部分和会党有联系的会员，如四川张伯祥，湖北刘公、孙武，湖南焦达峰等。他们希望借此改变同盟会与会党隔绝的局面，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共进会的入会誓词与同盟会相同，其中只有“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当时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其实当时压迫“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除了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反动统治者以外，还有帝国主义。1908年秋，共进会着手派人回国，“运动军队，运动会党”。第二年春天，孙武回到武汉，创立了共进会鄂部总会，以孙中山名义相号召，积极开展活动。他们联络会党群众秘密编成五镇（一镇相当于一师）军队，准备待机起事。但因会党不受约束，编制未成，起义计划即遭破坏。从此共进会鄂部总会便将工作重心从会党转向新军，希望依靠新军为主力，以会党做补充，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基本成员都是新军士兵。当时湖北新军共约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有五千多人，有两千多人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各标、营、队都建立了比较严密的代表制度，因而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这就为武昌起义的迅速胜利创造了条件。
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来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曾经劝导他们要“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加上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客观上也要求他们尽快联合起来。因而他们几经磋商，终于在1911年8月建立了暂时的联盟，成立了临时组织，刘公任总理部总理，孙武、蒋翊武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并组成总指挥部，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就是依靠这个联盟发动的。武昌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入同盟会，共进会会员有的参加了同盟会，有的另组民社，和同盟会相对抗。
（苑书义）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这次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权而掀起的革命斗争，是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自1905年孙中山领导组织了同盟会以后，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了1911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年春天，紧接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抢米、抗捐、抗税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接着，两湖、四川、广东等地人民又掀起了汹涌澎湃的保路运动。清朝反动统治好比一所即将倒塌的破屋，完全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
湖北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地区。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既是反革命统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中心之一。在这里，早在1904年便成立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后又有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建立。同盟会成立后，曾经派人到这里成立湖北分会，与日知会建立了联系。日知会很重视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在当地的新军中曾经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以后成立的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几乎都是新军中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继承着日知会的传统，他们不但在新军中发展了很多革命同志，而且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当时湖北新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就有五千多人，还有许多参加了共进会。共进会主要在会党中做工作，在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由于这两个革命团体的积极努力，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
“保路运动”爆发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八月间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筹划起义工作，并定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后因准备不及，又决定将起义日期推后十天。
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制造炸弹，不慎失事，弹药爆炸。孙武头部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各人被迫仓促转移。该处所藏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为闻声赶来的军警搜去，起义领导机关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立即派军警四处搜捕。蒋翊武看到事机危迫，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十二时举行起义。规定由南湖炮队在晚间十二时鸣炮为号，城内外新军各标营听到炮声一齐动作。这时，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等先后被捕，形势已十分紧张，但起义命令没有送到、信炮未发，各标营还在等待观望。
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被捕后，表现了革命英雄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动摇，直到10月10日清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他们，仍然坚定不移，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三烈士被害后，瑞澂等一面继续搜捕革命党人，一面严禁新军各标各营互相往来，情况更加紧急。
反动派以为恐怖的屠杀足以遏制革命的爆发，然而事实恰好相反，革命热情高涨的广大新军士兵，怀着满腔愤怒，自发地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当天晚上（10月10日），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了第一枪，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起义发动以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大大加强了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驻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带领队伍往攻总督衙门。这时各标营新军革命士兵听到枪炮声和工程第八营起义的消息后，也都纷纷起义，声势更加浩大。在猛烈的攻击下，瑞澂破墙而逃，跑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兵舰上躲了起来。第八镇统制张彪闻变后也逃往汉口刘家庙。经过一夜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
起义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胜利后，如何建立一个革命的政权，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然而，起义的士兵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由自己掌握政权的重大意义。在他们看来，新的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应该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当时，孙中山还在国外，起义前原推定的总司令蒋翊武因机关破坏逃亡在外，孙武又因制造炸弹受伤，还在医院治疗，各标营代表资历较浅，而且各不相下。怎么办呢？一时都拿不出主意。这时立宪党人就乘虚而入，他们推荐了曾经杀害起义士兵的原清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天午后就在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主持之下，开会决定成立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这样，起义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就被封建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窃据了重要的职位。
但在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下，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向前发展，到了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经有十四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腐败不堪的卖国的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从此结束。
（应清）
中华民国的成立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宣告独立，与清政府断绝关系。清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客观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革命的领导中心。
11月初，宣告独立的各省的代表开始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
中华民国的诞生不仅宣布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而且在广大群众面前树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形象，从而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中华民国并不是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旧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掌握一支革命武装作为支柱，又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是以农民群众来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因此，中华民国虽宣告成立，但是它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没有什么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击之下，很快就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实际上仍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的国家。
从中华民国的诞生开始，帝国主义便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力图绞杀它。在经济上，一方面扣留革命势力管辖地区的全部海关收入，另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头子、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在外交上，一方面拒绝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极力扶持袁世凯窃夺政权。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以军事行动恫吓革命派，长江上集中着英、日、美、德各国的军舰，日、俄两国还把军队直接开入东北，企图乘机打劫。
袁世凯由于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便肆无忌惮地对革命派实行一打一拉的狡猾伎俩，向革命猖狂进攻。混入革命的立宪派则联合资产阶级右派（妥协派）逼迫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叫嚷如果不向袁世凯让步，就有亡国的危险。孙中山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和妥协派的压力下，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誓守参议院所定的《临时约法》，即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便抓住机会，逼迫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并致电南京政府声明拥护共和。南京参议院这时只好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迫与袁世凯妥协，但对袁世凯是存有戒心的。因此，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时，就提出了一些条件来束缚袁世凯。但是因为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些条件不但没有什么约束的力量，而且很快就被袁世凯用狡猾手段破坏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参议院又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而争得的革命果实，就这样被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全国华）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在1912年3月，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由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的一部法律。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清朝末年，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幻想在保持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没有走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的理想是从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他们采取了革命的手段，屡蹶屡起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终于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有了这个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派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制成法律，并且把它颁布出来。因此，《临时约法》是革命斗争的产物。
《临时约法》一共七章五十六条，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规定了国家的政权性质。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宣布了中国已不再是皇帝或少数人垄断的专制国家，而是“国民全体”的民主的国家。
第二，规定了国民的民主权利。约法写下了国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权，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
第三，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防止专制独裁的再现，采取了内阁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做了限制。临时大总统不但要执行参议院的决议，而且还要受国务员的制约。参议院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由各省选派的议员组成，有权议决一切法律，决定国家大政。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一切政务。但临时大总统在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和外交使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宣告大赦等问题上，都必须取得参议院的同意。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都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担当政府工作。临时大总统在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和发布命令时，需要由国务员副署，表明国务员也要负其责任。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的这种关系，就是内阁制的体现。
《临时约法》并没有得到实现。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为了恢复封建的独裁统治，立即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撕毁了《临时约法》，把中华民国变成一块空招牌。
《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法律，它所标榜的民主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即使实现了，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享受民主权利，而广大工农群众仍然是得不到什么民主与自由的。但在当时，《临时约法》的颁布，还是有进步作用的。
（潘喆）
宋教仁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等一起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成立以后，就决定在这一年阴历十月清朝执政者慈禧太后的生日那天，在湖南发动起义。但是，由于计划被泄露，起义没有成功。参加起义的革命者被清政府到处追捕，宋教仁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逃亡日本。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织“同盟会”，宋教仁是其中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宋教仁和当时许多同盟会会员一样，并不认为把革命的政权交给袁世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反而认为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就算成功了，于是就沉浸在建设这个空有其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幻之中。
袁世凯所要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代表旧势力的反动独裁统治。他上台以后，就开始集中权力，排挤革命势力，逐渐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当时迫切的问题是通过革命手段与这个反动派进行斗争，把革命果实夺回来。但是，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放弃了革命的主张，仍然力谋和袁世凯妥协。他提出了“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幻想通过所谓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他特别热衷于选举活动，亲自游说各地，宣传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当时的宋教仁，十分迷恋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
为了争取在国会中占到绝对的优势，实现所谓“政党政治”，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加区别地滥肆吸收党员，把许许多多投机政客、封建旧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七拼八凑的烂摊子，很难发挥什么战斗力了。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多势大，果然表面上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于是，国民党人大为欢欣，并且宣称要以多数党的资格，成立一党内阁，而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在这一片选举的胜利声中越来越高。这时的宋教仁，满以为经过议会斗争完全可以取得胜利，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达到了顶点。
宋教仁的这些活动，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野心是很大的妨碍，早就引起袁世凯的注意。袁世凯在他以金钱诱惑宋教仁，遭到了拒绝以后，就决心用毒辣的手段拔掉这颗眼中钉。当宋教仁游说各地的时候，袁世凯派遣暗探，随时密报宋教仁的行动。当他看到宋教仁的活动已经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通过他的爪牙——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秘密安排了刺杀宋教仁的阴谋。这时，宋教仁正风云一时，沿着京汉路南下，到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抒发抱负，满以为胜利在望。1913年3月20日，他正准备结束南下的宣传活动返回北京，就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暗杀了。他临死以前，还留下一个遗电给袁世凯，对袁抱着殷切的希望说：“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他哪里知道，杀死他的正是他所殷切期望的“袁大总统”呢！在暗杀宋教仁以后，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打败了南方革命势力的反抗，最后干脆把国会也解散了。至此，宋教仁一心为之劳碌奔波、极力宣传的议会内阁制也就结束了。
（汝丰）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发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以后，是孙中山企图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发动的一次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凯，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权。
宋教仁被暗杀以后，袁世凯为掩盖全国耳目，还装腔作态，命令江苏地方当局，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但“穷究”结果，从捕获的凶手和搜到的密电、密信等一切罪证证实，谋杀的主使人就是大总统袁世凯自己。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本来，暗杀宋教仁只不过是袁世凯彻底镇压革命力量的信号。袁世凯左手拿着枪，右手也拿着枪，只有照他那样也拿起枪来反抗，才是办法。但是，在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孙中山的主张，除了担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和其他的一些人积极支持外，很多人都不同意。黄兴、陈其美等，认为武装反抗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等待法律解决；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唱“法律倒袁”的高调，仍旧在那里做着合法斗争的迷梦；国民党在南方握有一些实力的其他几个都督。各有打算，也不积极。这样，组织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
政权掌握在袁世凯手里，所谓“法律解决”自然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当谋杀宋教仁的真相败露以后，袁世凯已经决心进一步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反抗。他一面向帝国主义借钱求援，一面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
帝国主义知道袁世凯要镇压革命，就积极出来支持。1913年4月，英、法、德、日、俄五国，联合借给了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这就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同时，各帝国主义都纷纷表示，将正式承认袁世凯反动政权，从政治上给袁世凯撑腰。他们说：“承认袁世凯政权，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实际增加，而且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美帝国主义最积极了，它一马当先，于1913年5月2日，首先承认了袁世凯政权。
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胆子更大了。5月24日，他杀气腾腾地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讨伐之。”接着就在6月里先后撤销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位，同时命令事先已经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动进攻。于是，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起兵讨袁。黄兴也在15日赶到南京响应。其余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及上海等地也先后宣布独立。至此，讨袁战争爆发，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在十分仓促的被动局面下开始了。
这时，帝国主义强盗又直接或间接地在军事上给了袁世凯很多援助，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袁世凯军队作战。1913年7月30日，德国外交大臣曾说：“德国因为它的重大经济利益，不得不要求立即扑灭革命。”
“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讨袁斗争，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因此，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优势的武力，很快就把讨袁军打败。8月18日，南昌落入敌手，9月1日，南京又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就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斗争。
（汝丰）
袁世凯的皇帝梦 护国运动
袁世凯盗窃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立即着手巩固和加强他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专政。他表面上口口声声民主共和，实际上实行独裁专制。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容许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的。袁世凯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而且是一个永不满足的野心家。他暗杀了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又玩弄权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1月，他就下令解散了国会；5月，又宣布废除了《临时约法》，把辛亥革命奠立的最后一点民主原则全部破坏。这时，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但还不满足，决心要去掉“民国”这块空招牌，恢复封建帝制，来一个黄袍加身，由他来当袁氏朝廷的始皇帝。
他在废除了《临时约法》后所颁布的新《约法》中，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世袭皇帝相差无几；把国务院改为政事堂；内阁总理改为职位和名义都与封建朝廷的宰相相仿的国务卿；各省都督也改称将军，民政长则改称为巡按使……一切都按封建帝王的老办法来做，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在“民国总统”的外衣的掩盖之下，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了！
辛亥革命虽然把封建帝制摧毁了，但是对封建帝制的根子——封建土地制度，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在这个基础上照旧进行统治，袁世凯也在这个基础上大做皇帝梦。
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权利，积极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以便趁机多捞一把。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文中胡说八道，诬蔑中国民智低下，不适于共和制度，只适于君主制度。甚至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不采君主制，将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时就露骨地表示：“……革命分子势力甚脆弱”，要袁世凯“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还说：“我德誓以全力赞助……”英国也不落后，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就曾经多次向袁世凯表示极力赞成帝制。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袁世凯看到这些国家无力东顾，最有力量的还是日本，因此极力讨好日本，乞求支持。日本当时想乘机独霸中国，于是提出了极为苛刻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帝制的交换条件，表示只要袁世凯承认了，就可以请“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二十一条”的内容实际等于灭亡中国，但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丧心病狂地签字接受了。
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制活动逐渐走向高潮。各种反动势力，牛鬼蛇神都忙碌起来了。以杨度为首的拥戴和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出现了，接着各式各样的支持帝制的“请愿团”也出现了。这些请愿团，名目繁多，不但有所谓“乞丐请愿团”，还有所谓“妓女请愿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凯的走狗喽啰们，这时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说什么“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参政会出面，召集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在开会期间，袁世凯又是武力威胁，又是金钱收买，各省投票结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代表民意的资格，上书劝进，袁世凯还假惺惺地表示谦逊，退还了推戴书。参政院于是再次开会，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了第二次推戴书，当晚再度送去。第二天，袁世凯装成不得已的样子，正式接受了帝位，第三天，袁世凯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宣布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积极准备登基做洪宪皇帝了。
但是，就在袁世凯扬扬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反袁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反袁最坚决的力量，他们在各地组织暴动，策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停留在单纯的军事冒险上，因此不断失败。然而，反袁的火种既已点燃，就难以扑灭，人民群众是绝不容许封建帝制再现于中国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爆发了护国起义，组织护国军分兵北上。护国军的力量并不大，但由于反袁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随着护国军的胜利，1916年1月，贵州宣布了独立，接着广西也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也十分紧张。帝国主义这时害怕反袁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来了一个向后转，拒绝继续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销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他们声明袁世凯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形势急转直下，对袁世凯越来越不利，4、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又先后宣布独立，最后连袁世凯最忠实的走狗控制的四川、湖南两省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宣布了独立。众叛亲离，袁世凯走到了绝境。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了！
（鲁素）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发生在1917年7月。提起这件事来，还得从张勋头上的“辫子”以及他率领的“辫子军”说起，因为张勋和他率领的军队，在民国建立以后，是以留辫子出名的。
把头上四周的头发剃掉，在中间留起一条辫子垂在背后，这是从前满族人的习俗。满族贵族建立了清朝政权以后，强迫其他各族人民也遵照这种习俗。无论是谁，都必须剃去头发，留起辫子，不这样，就是谋反，就要砍头。这就是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成千上万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因为反抗清朝统治者这一野蛮残酷的压迫措施，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人民心目中，辫子便成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标记。那些依附清朝统治者的忠实奴才，则把留起辫子当作投靠满族贵族，感恩献媚的手段。
张勋就是这样的奴才，他做过清朝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南提督等要职，一贯善于压榨和迫害广大人民，对清朝皇帝则十分忠心。在清朝统治之下，他对那根奴才的辫子视同珍宝是十分自然的。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皇帝已经被推翻了，全国人民都兴高采烈地剪掉了辫子。但是，已经换上了民国衣冠的张勋，不但自己舍不得剪掉那根辫子，他的军队，也都仍然留着辫子。因此，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他自己也得到了“辫帅”的徽号。
张勋为什么要留着辫子呢？用意非常清楚。他虽然被迫归顺了民国，但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复辟。复辟，在当时就是要恢复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因此，张勋为了表示自己曾是大清的忠臣和对皇帝的怀恋，一句话，为了复辟，就把辫子保留着。这个顽固透顶的反动军阀，对清朝封建帝制的覆灭是不甘心的，对革命抱有刻骨的仇恨。武昌起义时，他率领军队盘踞南京，与革命军顽抗；袁世凯窃国后，他拖着辫子做了民国的大官，但仍然企图恢复清朝帝制。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最为卖力。“辫子军”攻下南京，他下令放假三日，任凭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使南京人民遭受了劫难。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朝统治下的孤臣遗老、皇亲贵族无一不想卷土重来。尽管他们头上的辫子被迫剪掉了，但心里的辫子牢固地存在着。一旦机会到来，他们就要复辟。袁世凯就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企图复辟的人物，不过他是把原先的清朝皇帝撂在一边，而梦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罢了。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倒台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张勋。他自知力量远远不如袁世凯，还不敢梦想自己做皇帝，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是拥护清朝废帝重掌江山，做一个复国元勋。到了1917年，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张勋看到有机可乘，就拥兵北上，演出了复辟的丑剧。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首领，很有实力。黎元洪虽然是总统，但政府的实权操纵在段祺瑞手中，他等于是一个傀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以参战为借口，企图驱逐黎元洪。但黎元洪得到美国的支持，反对参战，极力向段反击。后来段祺瑞跑到天津以辞职相威胁，黎元洪就以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相报复。双方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时，段祺瑞决心以武力来对付黎元洪，在他的唆使下，北洋军阀皖系、直系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准备进兵北京。久谋复辟的张勋就利用这个机会，一面通电要求黎元洪退职，以此讨好段祺瑞；另一面又表示愿意入京调停黎段之争，为拥兵复辟设下圈套。段祺瑞为了利用张勋推翻黎元洪，极力怂恿他来北京，甚至暗中表示支持复辟。黎元洪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见有非皖系的张勋出来调停，想借张以对抗段祺瑞，因而也表示接受张勋的调停。1917年6月，张勋就打着调停的旗号率军北上。到天津后，这个以调停为名、复辟为实的“辫帅”就改了腔调，发出通电，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就不负调停之责。黎元洪知道上了大当，但已经无力挽救，被迫于6月13日宣布解散国会，张勋随即进入北京，着手复辟。
张勋入京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到紫禁城向清朝废帝溥仪（宣统皇帝）叩头请安。清朝皇室和那些贵族王公早就盼望有死灰复燃的一天，这时，他们从张勋身上又找到了希望。一时之间，什么“恢复祖业”啦！“光复旧物”啦！“还政于清”啦！这些奇声怪调立即嚣张起来。保皇党的首领康有为也赶来北京，为张勋出谋献计。复辟的活动进入了高潮。
1917年7月1日，经过一番仓促的准备，张勋正式宣布清帝溥仪复辟，恢复清朝旧制。同时还颁布了许多上谕：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冯国璋（原副总统）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省督军改称巡抚，等等。这时，北京街头龙旗飘扬，多年不见的清朝袍服也重新出现，那些曾经被迫剪掉辫子的封建余孽，用假辫子拖在脑后，摇头摆尾地庆贺大清一统重建，十分得意。
张勋宣布复辟，黎元洪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面通电由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一面被迫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见解散国会和驱逐黎元洪的目的都已达到，又看到复辟非常不得人心，就乘机而起，宣布反对复辟，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北上讨伐张勋。
“讨逆军”于7月12日攻进北京，张勋慌忙逃到外国使馆避难。这时，先前那一切乌七八糟的景象，又烟消云散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辫子军逃命时剪下来的辫子，复辟的丑剧，前后只演了十一天！
此后，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民国有名无实依然如故，但是中国人民反抗军阀的斗争越来越发展了！
（鲁素）
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支反动势力，它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拥有以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控制着北京政权，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对广大人民实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统治之下。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1895年开始编练新军。袁世凯被派在小站（天津附近）编练“新建陆军”，他把原来淮系官僚胡燏棻（yù fēn）所练“定武军”四千七百五十人接收过来，并扩充到七千人，这就是后来“北洋军阀”武装的基础。以后北洋军各派系的首领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等，当时都在袁世凯手下当军官，后来都是随着这支反动武装的发展而爬上去的。
1898年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同属清政府反动首脑之一的北洋大臣荣禄统率，并称“北洋三军”。“北洋”的名称自此开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卑劣手段，得到了反动头子慈禧太后的信任。到1899年，“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武卫军”分左、右、中、前、后五军），编制达万人左右，归武卫军统领、大学士荣禄节制。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积极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了忠于帝国主义的奴才本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赏识。1901年李鸿章死后，在中外反动派的共同支持下，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的北洋“武卫军”中的其他四军都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溃散了，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因随他到山东屠杀义和团群众而保存下来。这支反动武装以后不断扩充，并改名“北洋常备军”，几乎完全由袁世凯一人控制。到辛亥革命前，北洋军的势力由直隶扩展到了山东、河南、江苏及东三省等地。依靠这支反动武装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成了清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利用这种地位和实力，对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窃夺了革命果实，自己当大总统，开始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大量地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各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成为各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总工具。因此，在他死前，“北洋军阀”集团尚能维持表面的“统一”。他死了以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强盗分别收买和互相争夺之下，开始分裂，在分裂的各派军阀中，比较大的是直系、皖系和奉系。
直系军阀的首领是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等，他们主要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是英、美侵略中国的工具。
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他们和直系的首领原来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要角色。袁死后，两系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厉害。
奉系首领是张作霖，盘踞在东北地区。
皖系和奉系都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此外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军阀派系，各自占据一块地盘，掌握一部分武装，投靠一定的帝国主义。这些军阀为了争权夺利，经常互相发生冲突，形成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局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直系冯国璋任副总统，皖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为了对付非北洋系的黎元洪，直、皖系曾暂时合作，但由于投靠的帝国主义不同，互相间的利害冲突和矛盾还是很大的。1917年，冯、段终于借“张勋复辟”事件，挤走了黎元洪。接着，冯国璋当了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他们变本加厉地出卖民族利益，继续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不久，冯、段之间为了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矛盾逐渐尖锐起来。1920年7月，直系联合奉系打皖系，皖系战败，中央政权开始由直、奉两系联合控制。
直、奉军阀也只是暂时的联合，因为它们投靠的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影响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1922年4月终于又爆发了直奉战争，结果奉系战败，退出关外，中央政权由直系全部控制。奉系军阀不甘失败，1924年9月又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奉系取得了胜利，皖系段祺瑞也乘机攫取了北京“临时执政”的地位，在奉系卵翼下重新把持中央政权。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它们之间的混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富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多次的反军阀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从1921年起，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反军阀的斗争迅速向前发展。1926—192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东的革命政府举行了“北伐战争”。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下，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是，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窃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代替“北洋军阀”统治的是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刘守诒）
护法运动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京反动政府的政权落在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段祺瑞的手里。段祺瑞想独揽大权，但1912年公布的《临时约法》，对他实行独裁统治是不利的，因此他解散了旧国会和废除了《临时约法》。
当时的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把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作为共和国的象征的。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的孙中山便起来号召保护约法，召集旧国会。1916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大部分国会议员也跟着南下。海军受了革命影响，也宣布“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并且将舰队开到广州。当时，盘踞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称霸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在争权夺利上和段祺瑞的矛盾很大，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孙中山的名义来对抗段祺瑞，于是假意地也表示拥护约法。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非常国会，组成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和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相对立。
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之间，也存在很深的矛盾。当时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中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攻打护法军。冯国璋却企图勾结西南军阀，排挤段祺瑞，因此，指示他的军队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对护法军政府表示让步。
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陆荣廷、唐继尧这时也大肆活动，拉拢国会议员，共同排斥孙中山，破坏护法运动。1918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人暗杀，甚至孙中山招募的卫队也被反动派捕杀。反动派在解除了孙中山控制下的军事力量以后，接着又进一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由老官僚岑春煊当主席总裁，把孙中山变为一个毫无实际权力的七总裁之一。孙中山见护法运动毫无进展，在广州也无法立足，就在1918年5月离开广州去上海。离开广州时发表宣言说：“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他开始了解到依靠这些人是不能护法的。孙中山离开广州以后，军政府便完全操纵在桂系军阀的手中。后来南方和北方进行和平谈判，护法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地失败了。
（鲁素）
京剧
提起京剧的历史，有近两百年了。如果从它的前身徽戏说起，那还要早个四五十年。
安徽戏班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先后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班，来到北京，被称作四大徽班。他们丰富多彩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内容较好的剧目，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逐渐地取代了本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力。
徽戏的唱腔以二黄调为主。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的湖广调（楚调，也就是汉剧）也进入北京，带来了西皮调的唱腔。这两个本来有着血统关系的姊妹剧种，很快地结合起来，使西皮调和二黄调在北京同台演唱。以这两种唱腔为主，然后又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说白）、做（身段动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人们把它叫作京调或皮黄，也就是今天的京剧。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京剧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同时逐步地向外发展，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长沙，都先后有京剧班子演出。
京剧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无论生、旦、净、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超越于时代之外。京剧和许多别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京剧艺人基于祖国的危亡，曾经演出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当中，如汪笑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编演的《皇帝梦》，把袁世凯的奸相和丑态，演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对于北洋军阀的丑恶本质，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都编演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荒山泪》，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由此可见，京剧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战斗的优秀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而，京剧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遭受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践踏，有过自己的盛衰兴败。在清朝统治时期，它一度被皇帝、贵族、官僚所“赏识”，成为宫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一些充满封建毒素的环境，如《四郎探母》和《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大都是这个时期编演的，这就使它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京剧遭到的摧残更是十分严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诞，甚至极其丑恶淫秽的剧目，曾经风行一时。反动派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许多艺人穷困潦倒，过着辛酸的血泪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曾经产生了如《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等富有思想性的优秀剧目。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京剧艺术史上的一场大革命。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热烈地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革命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衷心赞赏。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
（龚书铎）
现代话剧
中国传统戏曲着重唱、做、念、打。除了唱和做属于歌唱和舞蹈外，念和打可以说是语言和动作，这已经包含现代话剧的因素。所以，中国现代话剧在古典戏曲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基础。但是，完全以语言和动作为主要表演手段，采用分幕分场的近代编剧方法和写实的化妆、服装、装置、照明，以及表现当代的生活斗争和历史故事的现代话剧，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它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产物。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看到国家民族的危亡，纷纷到外国留学，渴望从国外找到救国救民的好办法，找到使国家独立富强的出路。
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和革命宣传也最活跃。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有的翻译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著作；有的则通过文学艺术的武器，创作通俗的诗歌、鼓词等，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鼓吹革命。中国现代话剧就是在这样蓬勃发展的革命潮流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1907年2月，留日学生曾孝谷、李息霜等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组织了一个演剧团体，叫“春柳社”。后来曾孝谷还把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五幕话剧，并于这一年6月初，在日本东京正式公演。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就是在这时加入春柳社的，并且参加了这一次演出。
《黑奴吁天录》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和话剧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吸引了观众，当时看过这次演出的日本著名戏剧家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剧中所揭示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黑人的主题思想，对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可谓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和共鸣，这就更使这次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小说《黑奴吁天录》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原作者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托夫人，这是一部揭露和反对美国资本家虐待黑人的作品。由于作者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认识，加上作者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不但没有能够指出种族歧视和压迫来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宣扬了基督教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观点，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作者以深刻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美国黑人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奴役和虐待，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和奴隶主迫害黑人的滔天罪行，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翻译者的意图也就是要借此警醒中国人民。林纾在为译本所写的序言、跋文和译例中曾经一再强调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激发国人“振作志气”。他不但反复表示了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压迫的愤慨，警告中国人民必须独立自强，而且指出美帝国主义虐待在美国的华工也一样残酷，华工比起美国黑人的遭遇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批评了那种认为帝国主义也能宽待殖民地人民的谬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春柳社当时选择了这一小说编为剧本，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
话剧《黑奴吁天录》虽然是由翻译小说改编的，但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过自己编写的如此完整的多幕话剧，因此可以说，《黑奴吁天录》不但是中国现代话剧最早的一次演出，而且是中国最早创作的一个话剧剧本。
春柳社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做了许多工作，可说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它在中国现代话剧事业上迈出了第一步后，影响很快就扩大到国内。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创立了“春阳社”，第一次演出也是《黑奴吁天录》。1910年，春柳社员任天知又组织了“进化团”。在此期内，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剧团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镜若在1912年又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接着欧阳予倩等许多春柳旧人回国，也都加入演出，形成了中国现代话剧创始期的热潮。所以，1907年“春柳”的《黑奴吁天录》，可说是我国现代话剧的起点。
很有意义的是，《黑奴吁天录》在1957年由当时参加演出的欧阳予倩重新改编，以《黑奴恨》的剧名再次上演。这时，中国现代话剧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战斗途程；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革命斗争正在汹涌澎湃，不可阻挡。《黑奴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它克服了《黑奴吁天录》当年的种种局限，强烈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残酷虐待和迫害，反映了种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伟大真理。
（汝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