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镇压农民革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技术制造枪炮，武装反动军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这一部分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为了要保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更多地学习一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当时人们把这叫作“办洋务”，而这一部分统治者也就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有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带有买办倾向的一部分人。洋务派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在历史上就叫作“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质，是要求在旧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稳定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因此它的性质完全是反动的。
“洋务运动”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洋务派先后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军事工厂，制造新式武器，以便继续武装反动军队，大力镇压当时尚在坚持斗争的捻军和回民起义。但这些军事工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而且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生产成本十分昂贵，连李鸿章自己也说：“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生产出来的武器军舰，质量很坏，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不可能用来应付任何外来侵略。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法战争（1883—1885）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英国、沙皇俄国、法国纷纷侵占中国的边疆地区。洋务派为了应付这种局势，直接向外国购置了许多枪炮，并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数十艘，建立了北洋舰队。同时，为了筹集经费，培养洋务人才，还经营了一些采矿、运输、电报、教育等事业。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洋务派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标榜的口号是“求强”，但依靠帝国主义当然不可能真正使中国强盛起来。实际上，洋务派在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一直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大量地出卖了中国的主权。
“洋务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在这个阶段中，洋务派把重点从“求强”转为“求富”。他们大力投资于纺织、铁路、炼钢等工业部门。李鸿章主办的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漠河金矿、津榆铁路等，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都是在这个阶段中先后开办的主要企业。但也像“求强”的口号只是个虚假的幌子一样，洋务派的“求富”也并不是真正的求国家之富，而是求他们个人之富。这些工矿企业成为洋务派官僚发财致富的利源。
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战争中，洋务派大力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同时，他们经营的各种企业也因贪污腐败而奄奄一息。洋务派散布的“求强”“求富”的神话幻灭了，他们的腐朽卖国的面目日益暴露，“洋务运动”也就此破产。
（马金科）
天津教案
外国侵略者在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侵略中国的同时，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还加紧进行了文化侵略。“传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侵略者派了很多“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来到中国，一方面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愚弄和毒化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他们也搜集情报，收买卖国贼，甚至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残杀良善，任意欺压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恨之入骨，在19世纪下半期，曾经掀起过许多次反洋教斗争，天津教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
天津人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遭到英法侵略联军的屠杀和蹂躏，战后十年间，又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欺压，新仇旧恨积压在心头。同治九年（1870），以教堂拐骗小孩为导火线，终于爆发了轰动中外的反侵略爱国斗争，一般称为“天津教案”。
1870年，在天津破获了许多起拐骗小孩的案件，都和法国天主堂育婴堂有关。1870年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到教堂查问拐骗小孩的罪犯王三，教堂中的法国侵略分子不仅隐藏罪犯，并向聚集教堂周围的群众挑衅，引起了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也已照办，可是丰大业认为崇厚派兵太少，镇压不力，大为不满，手执双枪，怒气冲冲地跑到崇厚衙门，一见崇厚就叫嚷说：“听说老百姓想要我的命，你先给我死！”接着就举枪向崇厚开火，未中，又在崇厚衙门大打出手。
丰大业侮辱和枪击中国官吏的消息很快传开，几千名愤怒的群众聚集街头。丰大业行凶未遂，在回领事馆途中，十分骄横嚣张，他的秘书西蒙挥舞着利剑在前开路，向群众挑衅。后来，当他们遇到天津县官刘杰时，丰大业不分青红皂白，开枪射击，打死刘杰的随从，西蒙也竟敢向群众开火。这时，群众已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接着鸣锣聚众，烧毁了法国在三岔河口的洋楼，即有名的“望海楼”，并打死无恶不作的法国教士十多人，其他国籍教士、商人七人。
来势迅猛的“天津教案”发生后，吓得侵略者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在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怒火面前，狼狈为奸，联合一起，一面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一面把英、美、法等国舰队集中至烟台与天津海口，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法国趁机提出无理条件，声称清政府如不接受，就要把天津变成焦土，态度十分蛮横。
清政府在洋大人的压力面前惊慌失措，立即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办理结果还是向法国道歉、赔款，还把天津知府、知县等官员二十五人充军，并且随随便便把十六个无辜的老百姓处死，“以服洋人之心”。
（杨遵道）
中法战争
侵占越南并且以越南作为基地入侵中国，这是近代历史上法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政策。
中越两国人民间自古以来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法国侵略的威胁面前，在反侵略斗争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使中越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19世纪60年代，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后，马上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同治十二年（1873）底和光绪八年（1882）四月，法国对越南发动了两次武装进攻，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所谓“东方帝国”。英勇的越南人民对法国的武装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刘永福率领的广西农民起义军——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也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坚决抗击入侵的法军。在越中人民的打击下，法国的两个侵略军头子安邺和李维业在河内城边先后被击毙。
法国侵略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蓄意扩大侵略战争，决心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这时清朝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也派兵到越南。1883年12月，法军在越南山西向清军和黑旗军联合防守的阵地发动进攻，开始了中法战争。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在越南战场上，法国侵略军受到越南人民和黑旗军及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法国政府为了呼应越南的战局，又派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
到1885年3月底，越南战场的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和中国军民英勇的抗击之下，全线崩溃。在越南战场的东线，清军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和谅山大败法军，势如破竹地节节胜利进军。和东线大捷的同时，越南战场的西线也频传捷报，黑旗军等在临洮痛打了法军，尤其是越南各地人民的抗法起义，风起云涌，更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就在前线胜利进军声中，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加紧谈判，最后竟在1885年6月9日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中法战争以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了。
为什么这次战争前线打了胜仗反而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当时，清政府的统治机构已腐朽透顶，政治上十分反动，经济上百孔千疮，军事上也一团糟。1884年，在越南北宁、太原、兴化的清军不战而逃；1884年7月，福建官吏不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就让敌人的战舰开进了闽江，使中国海军遭到失败；1885年2月，广西巡抚潘鼎新在越南谅山的大溃退，几乎使法军长驱直入广西。这些都是在清政府投降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事情。
当前线官兵违反投降派的意愿，在中国和越南人民支持下英勇抵抗，大败法军，获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辉煌胜利时，清政府不是去扩大战果，反而把前线的胜利，作为投降的资本，他们匆匆忙忙“借谅山一胜之威”，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前线官兵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轻易地被葬送掉。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美等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诱降活动。他们一面装作公正人进行“调停”，一面却供给法军燃料、军火、粮食，替法国修理船舰，供给法军军事情报和领水人员，甚至英、美的国旗成了法军的“遮凶布”，英、美等国的军舰和商船成了法国舰队的掩护物。当帝国主义看到它们的诱降和对法援助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时，在中国当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就挺身而出，胁迫昏庸而腐败的清政府对法妥协，造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次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84年正当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和法国串通一气，允许法国利用香港停泊和修理战船，补充军用物资。香港英国殖民当局这种袒护法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香港的中国工人尤其不能容忍。1884年9月3日，有一艘在侵略战争中受了伤的法国兵船“加利桑尼亚尔”号驶入香港船坞，打算进行修理。中国船舶修造工人坚决拒绝修理这艘屠杀中国人民的敌舰，并且立即举行罢工，从而揭开了这次反帝斗争的序幕。9月14日，又有一艘法国水雷炮艇“阿塔兰特”号开进香港，这一次工人群众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乘机烧毁这艘强盗船只，吓得法国强盗连夜开船惊惶逃走。中国船舶修造工人的爱国行动，得到了香港其他各业工人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他们广泛地展开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搬运工人不给法国兵船运送燃料，民艇工人拒绝替法国商船起卸货物，就是在法国轮船公司做工的华工，也纷纷辞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无理逮捕了十一名拒运法货的民艇工人，撤销了许多民艇执照。反动派这种高压手段，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慨，罢工斗争越发如火燎原地扩大起来，到了10月3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工人群众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示威运动。这个时候，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杀害了一名工人，大批工人被逮捕。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压服，他们继续高举反帝的旗帜，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10月5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10月7日，九龙区油麻地的工人进行示威运动，以支援香港地区工人的斗争。
这一次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从1884年9月3日开始一直坚持到10月7日，前后共计35天，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最后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释放被捕的工人，宣布不干涉工人“不装法货”的正义行动，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林敦奎）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是日本在美英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发动的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的东邻日本，原先也是个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场不彻底、不完全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封建势力并未彻底铲除，阶级关系十分紧张，农民和工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和罢工斗争。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掠夺原料和资金，便把对外扩张定为国策，把中国和朝鲜作为它侵略的目标。
这时，美国为了趁机在中国和朝鲜伸展自己的势力，英国为了利用日本的力量牵制垂涎中国东北已久的沙皇俄国，都在暗中支持和帮助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渗入朝鲜，同时积极寻找向中国挑衅的机会，以便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1894年1月，朝鲜农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朝鲜的封建统治者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日本政府觉得这是趁机挑衅的大好机会，也假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在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军入朝以后，日本政府又马上翻转脸来，借口清政府出兵，也派了许多军队侵入朝鲜，有意造成战争冲突的紧张局势。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遭到日本的蛮横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两国人民一致要求出兵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主持清政府外交的李鸿章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希望寄托于英、俄等帝国主义的调停上，对日本步步退让。7月25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护送陆军去朝鲜的中国海军。四天后，又向在朝鲜成欢驿的中国陆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日战争。1894年是旧历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叫中日甲午战争。
9月12日，日本军队又进一步向朝鲜平壤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协助守城的清军和朝鲜人民一道，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防守北城玄武门的清将左宝贵战死，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命令他的军队从平壤撤退，并一口气逃回了中国。
接着在9月17日，清军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与日本舰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战斗经历了五个小时，中国的海军士兵和一些爱国将领英勇奋战，打伤日舰多艘，并使日旗舰“松岛”号受了重伤，清军战舰损失四艘，最后日舰不敢恋战，向南退走。
10月，日本侵略军把战火进一步烧向中国边境。一路从朝鲜北部渡鸭绿江；另一路从辽东半岛东岸登陆，进犯大连和旅顺。11月7日，大连不战而失。接着日本又于11月18日向旅顺进兵。这里的清军守将接受了清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临阵脱逃，一些爱国官兵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因没有后援，也失败了。
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疯狂地杀害中国人民。旅顺市军民被杀得只剩下三十二人。侵略军野蛮、残暴的兽行，激起了辽东人民的极大愤怒，人民都起来和侵略军展开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发出豪言壮语：“宁做中华断头鬼，不做倭寇屈膝人。”
日本进攻辽东半岛时，清政府仍不积极进行抵抗，却在美国的指使下无耻地进行求和活动。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先后攻下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形成了从海、陆两路对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的包围。港内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曾经几次要求出海抗敌，李鸿章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却下令不许舰只出港迎敌。舰队受包围时，官兵们不顾李鸿章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力量薄弱以及舰上“洋员”和卖国分子的破坏，最后，北洋舰队被日本歼灭了。
中国人民和爱国士兵，在战争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致使中国的局势无法挽回。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代表，到日本马关进行谈判。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中国大片领土，包括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开办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后来，俄、法、德三国从自己的侵略利益出发，不甘心让日本独自占领辽东半岛，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白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余西文）
邓世昌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广大劳动人民和清军士兵，以及一部分爱国将领，在凶恶残暴的民族敌人面前，奋不顾身，顽强战斗，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篇章。邓世昌就是在甲午战争中慷慨殉国的一位民族英雄。
邓世昌在1849年（一说1855年）出生在广东省的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广东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接触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人民最先进行反帝斗争的重要地区。年幼的邓世昌，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强暴，国家民族的苦难，以及人民群众英勇的反侵略斗争。所有这些，不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从小便痛恨外国侵略者，萌生着爱国思想。邓世昌刚满十四岁，就抱着学好本领、反抗外国侵略的志愿，考进了福州船政学堂。他发愤苦读，成为这个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
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邓世昌在北洋水师的舰队里工作，历任“振威”“扬威”“致远”等舰的管带（舰长）。他治军严整、办事认真，并刻苦钻研海军业务，在当时腐败的北洋水师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1887年，邓世昌奉派到英国接带新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回国。在归航途中，他不畏险阻，不怕惊涛骇浪，抓紧时间，指挥这些新舰进行实地演习，使全体将士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邓世昌积极地投入反帝斗争的伟大行列，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领导士兵，挥戈杀敌。
1894年9月17日，中国北洋舰队在黄海突然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国舰队的大部分官兵，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敌人，使日本旗舰“松岛”等三艘受了重伤。特别是在邓世昌指挥下的“致远”舰的全体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英勇。“致远”舰在几小时的浴血苦战中，不幸中弹受伤，船身倾斜，弹药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世昌激励兵士，大声疾呼：“我们从军卫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情况十分危急，今天正是我们为祖国牺牲的时候了！我们虽然牺牲了，但可以壮国家的声威，也就达到了报国的目的！”他看到全舰士兵都同心同德，就下令“致远”舰开足马力，向敌人最凶猛的先锋舰“吉野”猛撞，准备和他们同归于尽。但不幸的是，“致远”中途被敌人的鱼雷击中，他们的壮志未遂，全舰二百五十人都壮烈地为国牺牲。
据记载说，“致远”沉船时，邓世昌坠入水中，还大呼“杀敌”不绝。还有的记载说邓世昌入水后，曾被他的一个随从救了起来，但邓世昌看到全船战士都沉没了，他自己也“义不独生”，又重新跳入海中。
（林敦奎）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割让台湾的消息传了出来。台湾人民，个个都非常悲愤。1895年4月20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天），台北人民鸣锣罢市，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和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他们还发誓：“宁愿人人战死，也决不愿意拱手把台湾让给日本。”
这时，台南的守将正是当年在中法战争中打败过法国侵略军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他听到清政府出卖祖国的领土后，非常气愤，决心和台湾人民一道，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台湾人民热烈拥护刘永福领导抗日，他们在各地组织了许多支义军队伍，团结在刘永福周围，并肩战斗。
5月底，日本侵略军开始踏上台北土地，向南进攻。黑旗军和以徐骧、吴汤兴为首的台湾义军充分利用了当地多山的地势，把敌人引入深山密林中的包围圈。侵略军一进入圈套，他们就手持大刀、长矛和鸟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杀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8月，彰化和云林先后失守，同时，义军的粮食和弹药日益不足。刘永福曾几次派人到大陆求援，他们得到了大陆爱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不少人要求参加抗日斗争。但是，卖国的清政府却下令军民“不得丝毫接济台湾”，还封锁了大陆到台湾的航运。
台湾军民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云林失守后，嘉义危急，刘永福调军增援，黄荣邦、简精华等率义民军助战，收复云林一带，军威复振。侵台日军遭到严重打击，日本政府急派大军来台。10月，在布袋、枋寮先后登陆，配合陆路南犯的日军分三路进攻台南。黑旗军和义军在饷械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徐骧也在一次激战中英勇牺牲了。10月19日，刘永福被迫退回大陆，台湾被日本占领了。
1896年年初，台中义民柯铁率领一部分抗日民众，在嘉义东北大坪顶坚持斗争，不断地给来犯敌人以打击，赢得了“铁虎”的称号。同时，台北、台南人民也展开了攻打城市、袭击官衙的斗争，此伏彼起地打击着侵略者。此后，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余西文）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赔款，侵占了中国的大块土地，而且还得到了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的特权，根据“利益均沾”的侵略原则，其他各国也同样可以享受这个特权。过去列强就已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工厂，为什么它们还要特别把这一点在条约中明文规定下来呢？原来，这里反映着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
19世纪末期，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它们强迫中国开商埠，把持中国海关，夺取中国内河航行权，都是为了方便对中国输出商品。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的经济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改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中明文规定外国可以随意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反映。
为了输出资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在中国开设工厂，而且还要抢夺铁路修筑权，垄断矿山开采权，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争夺势力范围，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首先夺占中国云南边境上的一些地区，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
沙皇俄国在1896年，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
英国在1897年，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了中国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了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
法国在1897年，又迫使清政府宣布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实际上是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和掠夺，到了1897年年底，更加激烈起来。这年11月，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派军队强占了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采矿山的权利，从此德国便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各国更加紧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
沙皇俄国在1897年12月，借口德国占据胶州湾，派军舰侵占了旅顺。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租借”给沙皇俄国，并且取得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哈尔滨至旅顺）的权利。从此，沙皇俄国便以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1898年4月，借口沙皇俄国占据旅顺、大连，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同时还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云南“不割让给他国”，实际上是把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1898年6月，以法国占据广州湾为借口，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7月，又以俄国占据旅顺、大连为借口，租占威海卫，并且取得津浦铁路南段（峄县至浦口）的修筑权，同时还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不割让给他国”，这一广大地区便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将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了这么多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片领土作为它们的侵略根据地，抢夺了中国许多重要港口和铁路、矿山，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
（荣国汉）
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政策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美国政府以照会的形式提出来的。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马关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一个接一个地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在中国领土上开设工厂，掠夺开矿和筑路权，更在中国领土上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这时，只有美国，因为正忙于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侵略战争，没有能够抽出手来，在中国也捞上一把。1899年，当美国结束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已来晚了一步，中国沿海和西南一些地区都被其他帝国主义侵占了。美帝国主义决心改变这种局势。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露骨地说：“中国沿海土地有落入外人手中者，此种重要变局吾美不能袖手旁观……苟欲不受占有中国土地之强国的排挤，非参与华事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以便逐渐变各国势力范围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并最后完全奴役和统治中国，它在这一年9月，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规定：各国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租借地”和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彼此不得干涉；在这些“势力范围”里，各国船只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都不得高于占有这些“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就是说，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应该取得“通商和航行”的“平等待遇”。
很显然，美帝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把中国的“门户”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开放”，这是因为美帝害怕把中国变为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妨碍或排挤了自己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因此，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企图通过这个政策，使美国插足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分享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同时，更企图凭着自己的经济优势，逐渐地排斥其他帝国主义，达到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的目的。
当时，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很多、竞争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相继接受了美国这个“门户开放”的主张。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了侵略中国的同盟，中国更加被推上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恶处境了。
（余西文）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1895年康有为（1858—1927）领导的一次举人上书皇帝的请愿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准备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各省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特别是台湾籍的举人，听到自己的家乡将被出卖，更是愤怒万分。大家反侵略的情绪极为高涨。
广东举人康有为，早在1888年，就曾经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但受到了顽固派官僚的阻碍，没有结果。这一次他看到群情激昂，正是鼓动上书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四处联络，约集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开会那天，盛况空前，到会的有一千多人。个个情绪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奏疏。康有为赶了一天两夜，写成了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在万言书上签名的，据说有一千三百多人。除了送给皇帝之外，还把这份万言书，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了北京。因为当时又把进京考试的举人称为“公车”（汉代地方上举荐人才，由公家备车送往首都，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考试的举人），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在这份万言书里，康有为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他指出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来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要求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干的人才，鼓励人民发奋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准备长期抗战。同时又强调指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暂时应敌的办法，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那就必须进行“变法”，也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改革。
康有为提出要从“富国、养民、教民”三方面着手。“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清政府积极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另一方面要“务农、劝工、惠商”，也就是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开办学堂，设立报馆。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不通气，因此他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全国每十万户公举一个博古通今、直言敢谏的人做“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于太和门，根据大多数意见做出决定，付诸实行。这个办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意思。康有为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康有为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主张，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不根本推翻旧制度就想建立新社会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可是都察院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进呈给皇帝。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皇帝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辗转传诵，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各省的举人回去之后，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这些主张。于是，“公车上书”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王德一）
强学会 保国会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觉得要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开通风气，推动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必须把人联络起来，并且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组织。因此，1895年8月，由康有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参加强学会的有一千多人，声势盛大。
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在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文中，叙述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想瓜分中国的危急情状，要求培养人才，讲求学业，以便御侮图强。强学会成立后，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说。演说的内容也主要是叙说国家民族的危机，宣传变法图强的办法。
为了“推广京师之会”，康有为等又到上海组织“强学分会”。上海强学分会在章程中规定主要办四件事：①译印图书，②发行报纸，③开图书馆，④设博物院。分会成立后，出版了《强学报》，每日印一小册，免费分发给读者，宣传变法维新。
封建统治者一直是严格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他们当然不准许强学会的合法存在。这年冬天，李鸿章指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参劾（检举告发）强学会，说是私立会党，议论朝政，应该禁止。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分会。
强学会虽被封禁，但它的影响却很大。维新思想在很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官僚中很快传播开来。在北京还有一些人暗暗地组织小的学会，几天集会一次，进行活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维新活动也纷纷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弥漫了变法维新空气。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禁后，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广东老家讲学，团聚维新人才。到了1897年冬，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接着其他各帝国主义也纷纷强占中国土地，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康有为见此情形，立刻从广东赶到北京，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另一方面又在京城士大夫中间积极活动，准备重新组织学会。他先劝说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地方性的学会，如由他自己发起组织了“粤学会”，由杨锐等发起组织了“蜀学会”，由杨深秀等发起组织了“陕学会”，由林旭等发起组织了“闽学会”等。
在这些地方性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又筹划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时刚好各省举人又来到北京应试，康有为等便邀集各省举人和北京的一些士大夫组织了“保国会”。
1898年4月，保国会正式成立。开成立大会时，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康有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听的人很多都流下了眼泪。
保国会先后开了三次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嫉恨。有些人特地印了“驳保国会”的小册子；有些人故意制造谣言，攻击保国会；有些守旧官僚就上奏章弹劾保国会；甚至有些顽固派专门组织了“非保国会”，和保国会对抗。
在这种情形下，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投机官僚李盛铎见势不妙，竟然自己上疏弹劾保国会。同时，守旧大臣刚毅等也极力主张查禁保国会。但这时，封建统治集团中以不当权的光绪皇帝为首的一派，表示支持维新运动，并且不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下令实行变法，施行新政，发动了“戊戌变法”（1898年是旧历戊戌年）。查禁保国会的事也就搁置了下来。不过，保国会虽然没有被正式查禁，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竭力破坏下，也就此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等于在无形中解散了。
（秦汉）
《时务报》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学生，维新变法运动杰出的宣传家。他所主编的《时务报》，是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
当时维新派很注意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出版报纸的工作。上海强学分会被封闭后，由汪康年等提议，以强学分会的余款，筹办《时务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创刊，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每十日出版一册，每册二十余页，内容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
《时务报》出版后，接连地刊载了许多批评封建政治、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写的一些论著，如著名的《变法通议》等，见解新颖，文字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几月之间，竟行销一万七千多份，开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个反对维新运动的封建文人记载说：《时务报》上的文字，痛快淋漓，说出了好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江淮河汉之间，很多人都喜欢它文字新奇，争着传诵。从这里也可以见到《时务报》影响之大了。难怪有人说，维新派的议论得以盛行，是“始于《时务报》”。
《时务报》既风行海内，主笔梁启超也因之“名重一时”，人们谈起变法维新，常常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合称“康梁”，梁启超在宣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中，的确有很大的功劳。
但《时务报》在经济上主要是靠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捐助，张之洞对于《时务报》上的激烈言论，很不满意，常常干涉《时务报》，甚至不准有些文章在《时务报》上发表。经理汪康年本来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经常秉承张之洞的意志，因此和梁启超发生意见分歧。1897年冬，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不久，戊戌变法发生，《时务报》改为官报，官报还没有办起来，戊戌维新运动就失败了。
（叶黄）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77年至1879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他在留学期间，读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严复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按照西方国家的模样，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使中国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参加了维新运动。当时他写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文章，如《辟韩》和《原强》等。他在《辟韩》中，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斥责为“大盗”，并且指出君主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并不是什么“承受天命”，而是“大盗窃国”。他在《原强》中，提出了废除封建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和要求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学说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跟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
这些书中，《天演论》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在这本书中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人类社会也像生物界一样，适合“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这就是说，人类相互之间存在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只有能适应时势的，才可以生存下去。严复发挥了这个论点，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硬有力，谁就能获得优胜，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就要遭到强者的吞并，以至灭亡。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和其他国家争生存的环境之中，如果中国不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就要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他呼吁中国要想自强，就只有赶快起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行维新变法。
严复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翻译了《天演论》，并借此大声疾呼变法图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感到必须努力奋发图强，中国才能得救。
戊戌变法失败后，事实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走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革命活动，但是严复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甚至为袁世凯的称帝捧场效劳。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又提倡复古“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都说明，戊戌变法后的严复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逐渐变成落后和思想腐朽的人物了。
（荣国汉）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旧历戊戌年）发生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1898年时，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这时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这年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恳切地说，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时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党”，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为首，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集团。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强盗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以维持封建统治。只要保住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地位，他们哪管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这些人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少数官僚集团，称为“帝党”。原来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之后，慈禧太后选中同治的一个年仅四岁的堂弟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光绪，自己再一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1889年，光绪已经十八岁，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绪“亲政”，但实际上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一切权力，光绪依旧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也不甘心看着后党卖国，断送清朝江山，使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来夺取实权，排斥后党，救亡图存。因此，康有为的话深深打动了光绪，他决心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接着，康有为又上了一个全面筹划变法步骤的奏折，进一步要求光绪立即向群臣表明变法决心，吸收维新派人士参加政权，大力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君主立宪。光绪也亲自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倾听了他的变法意见。到了6月11日，光绪正式下令宣布变法。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加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鼓励人民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新式的陆海军，加强国防，等等。
这些命令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也都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成千上万的盼着“金榜题名”来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那被裁撤的衙门的大小官吏等一切旧势力，都极力反对变法。各色各样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但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之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着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却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囚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杀害了一些维新人士。维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王德一）
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屠杀了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历史上把他们叫作“戊戌六君子”。在这六个人中间，谭嗣同是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1865）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正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变法图存。谭嗣同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在湖南浏阳发起设立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的道理。后来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的梁启超取得密切联系，经常为《时务报》撰稿。
1897年他写成了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名著——《仁学》。在这本书里，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热烈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胆地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当然，在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幻想。
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维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湖南长沙，参加维新活动，和梁启超、唐才常等共同主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湘报》主编，在报纸上宣传变法理论，抨击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在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都被任命为军机处的“章京”（“军机处”是清代专门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政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章京”是一种负责具体工作的较低级的官职），专门帮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顽固派不能容忍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积极筹划政变。维新派深感局势严重，推举谭嗣同去游说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保卫光绪帝，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但是，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立即发动了政变，一面囚禁光绪帝，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后来，慈禧太后就把这六个人杀害了。
谭嗣同临死时，神色自若，慷慨从容。并且留下了十六个字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决心，“无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后面两句话，表明了他为争取祖国进步而奋斗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方攸翰）
《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所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同书》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这些描写和揭露，一方面表现了康有为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说：“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全家人却饥寒交迫。”又说：“每逢荒年，农民们收成很少，地主还要追讨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关进监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传富人、贵人也有各种苦难，用这种宣传来抹煞阶级对立，掩盖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社会根源。
康有为宣传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逃不脱各种各样的苦难，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实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余的九章里，康有为向人们详细地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据他的描写，在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只有欢乐，没有忧愁。农工商业都归公有，再也没有个人的私产。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一天只要劳动三四个小时甚至一二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东西，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游乐读书”。一个人从诞生起，就由社会抚育，长到六岁就上学读书，二十岁以后就工作劳动，年老了进养老院享福。到那个时候，人人相亲相爱，再没有互相欺压、互相仇恨……
康有为说，“大同世界”的到来，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经过革命。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坏，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吸引人心，“大势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赞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会到来。因为要经过慢慢地宣传，要等所有的人都赞成，所以他说，大同世界的到来得等到千年之后。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放弃剥削，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秦汉）
义和团运动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兵法艺，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电杆，
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势萧然。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广泛流传的歌谣，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流传，信神练功。到19世纪末叶，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就通过义和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展起来。
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指使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陆军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以便通过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个卖国军阀果然遵从帝国主义的吩咐，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山东逐渐扩展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劳动者踊跃参加，妇女群众也积极组织起来。同时，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也都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南方各省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英勇的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到处焚烧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立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义和团群众也就更大规模地动员起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手执戈矛的革命人民斗争得很英勇，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只到达廊坊，便被义和团团民打得狼狈逃回。成千上万的团民赶往天津，在张德成、曹福田等的领导下，与各帝国主义派来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北京的团民也向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集中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广大群众送水备饭，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清政府的部分爱国官兵也和团民一起参加了战斗。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个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
清政府是不敢开罪帝国主义的，对于从农民中自发兴起的义和团，一开始即视为“乱民”，诬作“拳匪”，一再下令“剿办”。但是义和团冲破了清政府的镇压，迅速发展起来。以暴风骤雨一般的浩大声势，压倒了清政府的反动气焰，胜利地进入了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的心脏地区，甚至在皇宫禁地也要进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败类）。这使得清政府惊惶失措，感到若不从表面改变态度，避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那么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它暂时收起了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欺骗和利用的阴险手法，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并且被迫在这年的6月21日对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几天以后便又偷偷地电令驻在外国的使臣向各帝国主义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并保证对于这些坚决反帝的“乱民”还是要想办法“惩办”的。以后，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了侵略军，大举向中国人民进攻。慈禧太后的本来面目也跟着显露出来，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骂义和团是“拳匪”，并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协助帝国主义侵略军“剿办”义和团。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屠杀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武装反帝爱国运动，但是那时还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还不可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张守常）
八国联军
帝国主义历来仇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更加咬牙切齿，由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1900年（旧历庚子年）8月13日晚上，侵略军闯到北京城下。14日，中国的部分爱国军队依托城墙，在北京城东面的齐化门（朝阳门）—东直门一线，和日、俄侵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敌人近五百人。这一天下午，英国侵略军从防备空虚的广渠门攻入北京外城，并进入了内城的使馆区（天安门的左前方东交民巷一带），15日，北京城里部分军队和义和团仍在继续巷战，但已不能挽救北京城的陷落。
一贯欺内媚外的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到了这时，丢下了北京的人民，化装成农妇从西直门逃走了。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吏，有的早已逃散；没有逃散成的，也只顾自己身家，想方设法弄了洋文护照作保命符；还有一班更加无耻的家伙，帮着侵略者欺负人民。
从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全城就陷入了极度恐怖的境地。这群自夸为“文明人”的侵略强盗，在北京城里干下了世界近代历史上罕见的野蛮行为。侵略者一进北京，就放纵军队公开大抢三天，三天过后，抢劫仍没有停止。人们家里的金银、首饰、粮食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搬不动的家具则被劈为柴火烧掉。在各国使馆和军营里，抢劫的东西堆积如山，侵略强盗都抢着进行分赃和买卖赃物。皇宫府库里保存的许多珍贵文物也纷纷被劫运到国外。靠近英国使馆的翰林院，保存着我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不少被放火烧掉，剩下来的也被帝国主义各国囊括而去。直到现在，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仍收存着这些赃物。此外，政府机关的钱财、仓库的粮食，更是被洗劫一空。这群强盗在大肆抢劫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污妇女。它们公开命令：作战时，如果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进入北京以后，看到行迹稍有可疑的就指为义和团，立刻加以杀害。这些兽军到处掳掠和奸淫妇女，连老妪幼女也不能免。所有这些血腥的罪行，说明自命“文明”的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凶残、野蛮和下流！
（章明）
《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条沉重的锁链。
清政府在义和团的巨大压力下，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义和团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以后，清政府更加慌了手脚，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帝国主义乞和。
帝国主义各国本来想用武力直接瓜分中国，但中国人民顽强英勇的斗争，教训了它们，迫使它们不敢动手。同时，这伙心怀鬼胎的强盗，彼此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这也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持清朝政府，并通过这个听话的傀儡，间接地统治中国人民。
1900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除了出兵的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以后又根据这个大纲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1901年这一年是旧历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又叫《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全文共十二款（另有附件十九件），主要内容有：
1.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上自亲王下至府县地方官，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同时还要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去道歉赔罪。
2.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民建立和参加抵抗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各地方官对于人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活动，如不立时镇压，即时撤职查办。
3.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902年1月1日算起，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
4.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
5.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各个炮台一律拆毁。
6.北京到山海关间铁路沿线十二处，各国可以驻兵。
（章明）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各省的军阀官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一项罪恶活动。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清朝中央政权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在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在北方几省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南方各省人民也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时，一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利益，不使反帝运动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决定勾结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共同行动。6月中旬，英国政府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刘坤一和张之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理会清朝中央政权的“宣战”命令，于6月26日由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人生命产业为主”。根据这个章程，另外还拟定了《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规定“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对于“聚众滋事”的人，要“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根据《东南互保章程》，在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东南地区的五个省份内，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实行所谓“互保”。
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军阀官僚，也都表示和东南各省采取一致态度，在他们所辖的地区内也像两江、两湖一样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镇压。
“互保”的局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东南各省一直保持着。在这期间，英国曾陆续派遣军舰开往上海、南京和汉口等沿江口岸，帮助当地军阀官僚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
“东南互保”的实行，使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和阻碍，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项罪恶活动，在当时起了保护东南各省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利益，稳定这一地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
（荣国汉）
颐和园
颐和园是在北京西北近郊区的一所大型园林建筑。园内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主，在湖山之间建有各式各样的楼台殿阁、亭榭桥廊，再点缀上松柏花木，使自然山水与人工布置结合得极为谐和，气象壮丽而境界幽美，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家和建筑工人的高度智慧和杰出技能。
这里原名清漪园，是1750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这年，他为了给他的母亲庆祝六十岁“万寿”，在这里的瓮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名为万寿山。在山前的湖水东岸筑堤蓄水，使湖增大，模仿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练水军的故事，也在这里观看水操，并命名为昆明湖。这一处湖山，从此便成了圆明园附近的又一所禁苑。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漪园也同时被毁。十几年以后，慈禧太后想修复圆明园，供她游乐，但因需款太大，未能进行。又过了十几年，慈禧太后在建立海军以加强国防的名义下，责成各省年年拨解巨款，而暗地从中提取经费，于1888年重修清漪园，作为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园名也改为颐和园。她搜刮了人民大量的膏脂血汗，修成了这个华美壮丽的庭园，供她一人享受游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负责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海陆军大败。第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全国人民正悲愤莫名的时候，慈禧太后却仍旧安然地在颐和园避暑度夏。当时民间曾传述一副对联来表达他们的满腔愤懑：
台湾岛已割日本
颐和园又搭天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又遭到侵略军的破坏，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之后再予修整。清政府被推翻后，颐和园于1924年被辟为公园。但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管理不善，日渐残破。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园林回到了人民手中。为了保护这一所大型园林建筑遗产，经过大力修整，颐和园面貌焕然一新。颐和园经过园林建筑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创造后，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每日以清爽愉快的风貌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张守常）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4—1908）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称叶赫那拉氏。咸丰元年（1851）她十七岁时，被选进皇宫，成为清朝咸丰皇帝的嫔妃。初封“懿贵人”，是嫔妃的第五级。后来晋封为“懿嫔”。1856年时，她生了儿子载淳，随即晋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一级的“皇贵妃”，列为宫廷中嫔妃的第二级了。她的“地位”扶摇直上，使她有机会参与政事，并产生了掌握统治权力的欲望。1861年咸丰皇帝死去，她的儿子载淳才六岁，便继承了帝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年龄很小，不能掌管国家政事，她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打破清朝成例，实行“垂帘听政”，称为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从此，慈禧就正式地爬上了统治中国的政治“宝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最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并且充当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地位，头一件事就是联络奕等洋务派势力，取得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用阴谋手段发动了1861年的“北京政变”，把当时掌握清朝政府中央实权的满族亲贵载垣、端华、肃顺等“议政王大臣”处死，消灭了她的政敌。接着，又使用各种手段，培植她的党羽爪牙，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许多满族亲贵和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组成的“慈禧集团”。
慈禧太后刚刚打倒了她的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立刻把大屠杀的刀锋指向了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斗争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她十分明确地宣称，这些革命农民是她的“心腹之害”。她迫不及待地和英法侵略者勾结起来，让那些火烧圆明园、抢劫京津、屠杀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军队，来镇压中国人民。在慈禧的主持下，中外反革命势力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行了联合进攻，终于在1864年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不久以后，又血腥地镇压了捻军以及各地的人民起义。慈禧太后就这样扼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暂时稳定。
慈禧太后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人民起义以后，就一方面尽量地宣扬她镇压人民的“功勋”，挂出一面“同治中兴”的招牌；另一方面极力铺张挥霍，追逐骄奢淫逸的生活。她最宠爱的太监，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招权纳贿”，肆行搜刮，以供挥霍，把宫廷弄得乌烟瘴气。今日宴会，明日赏赐，“天天过年，夜夜元宵”。除了宫廷靡费之外，她进一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例如，修建颐和园，据说，“土木之费，几七千万，穷极奢侈”。其实修建颐和园的花费，远远超过此数。因为除挪用了“筹设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万两之外，还得加上各地官僚从人民身上搜刮来向她“报效”的许多银钱。1894年，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她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下令各省准备景物“点景”。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上，各省分布“点景”，实际成了一次铺张浪费的大比赛。
慈禧太后整日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对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本不闻不问，相反地，她还常常把外国侵略势力当作保护她统治地位的靠山。因此，她对外政策的原则就是屈辱投降，卖国求荣。她和她的集团曾经公开说过，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话确实是慈禧和她的集团奴才嘴脸的最好的自我写照，是他们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的深刻的自我揭露。慈禧太后在处理所有对外交涉事件中，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例如，1885年，中国军民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和越南人民一道，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乘胜追击逃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却把胜利作为议和的阶梯，提出“乘胜即收”的投降卖国论调，立即结束战争，并和法国签订和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利益。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且军事力量并不弱于日本，但是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执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始终对战争抱着消极态度，不做战争准备，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干涉和调解上，到处求人。结果战机全失，海陆军遭到惨败，还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又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利益。
在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慈禧太后统治集团害怕义和团强大的反帝反封建拳头，打到自己身上。他们一面假意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企图利用帝国主义达到消灭义和团的目的，另一面却又积极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逃往西安，她在逃跑的路上下令清军配合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完全公开地和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李鸿章、奕劻执行着慈禧太后的对外方针，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彻底地出卖中国、出卖人民。慈禧太后就这样阴险狠毒地反对和破坏民族自卫战争，又一次扑灭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小士大夫，掀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道路，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机，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但慈禧太后统治集团，根本拒绝和害怕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她纠合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变法，反对进步，并暗中布置力量，又一次采取宫廷政变的手段，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废除维新政令，大肆捕杀戊戌变法的志士，扼杀了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动的慈禧太后竭尽一切力量，想扑灭这次革命的火焰，破坏和镇压革命。但是，她的反革命事业并没有成功。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慈禧太后比那个封建朝廷更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08年就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死去了。
（袁定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手段。
最早在中国开设银行的是英国。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本主义把大量的纺织品、鸦片烟和其他商品运入中国，又从中国掠取丝、茶运回本国，他们通过这种掠夺性贸易获取暴利，剥削中国人民。为了办理大量款项的汇兑和周转，以便进行这样的贸易，他们便开始在中国筹设银行。1848年，他们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东方银行的分行，中文名字叫作“丽如银行”。
1854年，英国又设立了“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了“麦加利银行”。后来，麦加利银行又在汉口、天津、广东、福州、青岛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这些银行成立后，营业很兴盛，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特别是麦加利银行，更成为英国在中国最老的金融侵略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权，接着，英、美、法等国又帮助清朝封建政权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侵略强盗们准备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活动。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资本家联合了当地一部分德国、美国商人，共同创立了“汇丰银行”，次年还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后来，汇丰银行就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据一个外国人的统计，英国银行“在中国支店的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它们的联合资本，在1880年时达一千六百八十一万英镑”。在这些银行中，势力最大的是汇丰银行，“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而且成了“压倒一切的财政势力”。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国开设银行。如：1863年前后，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行；1872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89年，德国十三家银行合资在上海创设了“德华银行”，资本达白银五百万两。
到了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开设银行。银行的作用也根本改变了，它的主要任务已不是一般的为商品输出服务，而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了。
1893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1895年，沙皇俄国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成立分行。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这些银行成立之后，不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借款（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向外国大举借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借款给清政府时取得很多权益），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发行纸币，操纵市场。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在章程中擅自规定：“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
据统计，一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设立过的银行共有八十多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财政金融的状况才被消灭。
（任红）
退款兴学
1901年，帝国主义强盗在镇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强盗向中国勒索了大批“赔款”。这批“赔款”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庚子赔款”。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血泊中，也捞得一笔为数不小的赔款。
1909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把从中国掠夺去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中国学生。这就是所谓的“退款兴学”。一贯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时居然大发“善心”，竟“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呢？原来美帝国主义在实行“退款兴学”手法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侵略阴谋。
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国侵略者发觉单靠武力是不能征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他们决定配合使用武装侵略和精神侵略这两种不同的侵略方式。于是就开始酝酿“退款兴学”的侵略方案，企图用这种办法达到在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虏中国人民的目的。1905年，由于美国虐待华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和经济绝交手段，给了美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1907年，一个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侵略分子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积极鼓吹“退款兴学”的主张。他在这本书里还转引了1906年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詹姆士在《备忘录》里毫不隐讳地道出了“退款兴学”方案的侵略目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通过那从智力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接着，他更加露骨地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詹姆士的言论，已把美国“退款兴学”的阴谋实质，不打自招地供认出来了。
可见，美国侵略者“退还庚子赔款”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对中国实行更为阴险毒辣的精神与文化上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不止于在中国办学校，同时还扩及精神、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马汝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