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猿人
从人形体上讲，儿子总是像父亲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父亲；父亲总是像祖父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祖父。照此往上推，我们的远祖，以至人类的祖先，一定有些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相像的，也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不相同的。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192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一种牙齿和下牙床化石，既像人的，也像猿的，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这不禁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注意。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猿人”的化石。“猿人”是界于人和古猿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考古学家们把在周口店发现的这种猿人称作“中国猿人北京种”，或者简称为“中国猿人”，俗名叫作“北京人”。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同一地区再次发掘，发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牙齿、下颚骨、躯干骨化石，另外还有许多猿人制造和使用过的石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掘，新的发现也很多。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京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北京人”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大约有五十万年（也有人推定为四十万年）。现在让我们看看，“北京人”和我们今天的人，在外貌上究竟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相像。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极其相似，下肢骨虽然也具备了现代人的某些特征，可是还保留了明显的原始性质。至于其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则更为显著，像低平的前额，隆起的眉脊骨，高高的颧骨，上下齿喙向前突出，没有下颏（kē），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髓的重量只有现代人的80%，等等。但是，从肢骨发达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中国猿人”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同时，根据发现的石器还可以肯定，它们能够制造工具。直立行走，这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能制造工具，这是人和一般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使人从普通动物中区分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劳动。猿人进化到脱离动物的范畴，进入人类的领域，首先就是从双手得到解放，成为劳动的器官，能够劳动、创造工具这一点开始的。“北京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上肢骨极为相像，就是劳动的结果；下肢骨的进化比上肢骨落后，头部的进化相对比较缓慢，这正是说明下肢和脑部的发展是随着手足的分工而进化的。
四五十万年前，我国华北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暖得多，那时周口店附近，林深草密、莽莽榛榛，到处是各种飞禽野兽出没的场所，也是“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谁是真正的主人呢？毫无疑问，是“北京人”。
“北京人”成群地居住在龙骨山边的洞穴里，过着比野兽稍强的、极其简单的原始人群的生活。他们从离自己住处不远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大小不同的鹅卵石，打砸成各式各样的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用它们来作为围捕野兽、采集植物果实和根茎的工具，或者作为防御猛兽袭击的武器。这种工具，只是经过初步加工，还相当粗糙，科学家们把它们叫作“旧石器”。所谓“旧石器”，是和以后人类进步了的石器——“新石器”比较，相对而言的。“北京人”不但能制造石器，而且还能利用吃剩下的兽骨，制成各种使用的骨器。考古学家们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还发现有用火烧过的石块、骨骼，还有木炭和深浅不同的灰烬堆积。由这些可以断定，“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火，知道了用火烧熟食物，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管制火的能力。火的使用，在人类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由于用火，肉类可以熟食，这样便大大缩短了胃肠的消化过程，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由于用火，人类便增加了防御猛兽和征服自然的能力。
（桂琼英）
这几个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是古代人们根据对原始社会情景的推测而提出的一些假想人物。原始社会的情景没有文字记载。
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所谓“构木为巢”，是指原始人用树枝架着像鸟巢般的住所，在树上居住。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猿人”，刚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来生活，初步学会直立行走，他们拿着自己制造的粗糙石器，在那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和鸟兽逼人的原野上，用集体的力量猎取虎、羊、熊、鹿等野兽，掘取、采集植物的根茎和果实，来维持自己简朴、艰苦的生活。最初，他们还保持着在树上居住的习惯——“构木为巢”；后来，由于地面的活动日益成为经常性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又渐渐学会了利用野兽的洞穴，或者亲自在山岩边挖掘洞穴来作为防御野兽侵袭的藏身处所。北京西南周口店的“中国猿人”遗址，就是一个洞穴住址。
相传“燧（suì）人氏”“钻木取火”。原始人不知道熟食，猎取到野兽后就连毛带血地生吃。经过长期观察，他们才慢慢发觉由于雷电或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森林大火不但可以取暖，而且可以吓跑野兽；同时还发觉被火烤焦的兽肉，吃起来比生肉更香、更有味，也更容易消化。于是，他们逐渐地学会了如何保存天然火种不让它熄灭，用火来烧熟食物、驱逐寒冷、围猎猛兽。由于有了火，过去许多不能生吃的东西可以熟食了，可食之物的范围扩大了；由于熟食，“猿人”的躯体有了新的发展，脑量有了增加，因而在形体上逐渐进化到了“古人阶段”——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观察实践，原始人发现进行燧石加工或久钻一块坚硬的木头时，往往由生热而迸出火光，根据这个道理，他们慢慢地学会了“钻木取火”。从此，用火便得到了保障。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用火的痕迹，这说明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类，就已经知道熟食了。
相传“伏羲氏”（又称“庖牺氏”）教人结网捕兽、捕鱼，“养牺牲以供庖厨”，又说他“教民嫁娶”。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时间，大致在人类社会进入“中石器时代”以后。这时，石器的制作比以前进步，石器的种类比以前增多，因而猎获野兽的效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特别是像弓箭、矛、鱼叉等一类狩猎工具出现后，连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也都成了猎取的对象。猎获物多了，一时吃不完，饲养起来让它们繁殖，要吃时再宰掉，以后如果再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无法出外围猎，或者围猎一无所获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闹饥荒了。牧畜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慢慢地由原始群居阶段进入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阶段。氏族社会一开始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妇女在生产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候，在婚姻方式上，已经摆脱了同族间“乱婚”的现象，而采取了氏族与氏族间兄弟姊妹对偶婚姻的形式，出现了“嫁娶”。由于氏族社会是以母系为中心，因此这时出嫁的不是女子，而是男子。
相传“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设立集市，又说他制造耒（lěi）、耜（sì）等农具，教人们种植五谷。这个传说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的经验；石器的制作又比以前更进了一步。石刀、石镰和木制耒、耜等农具的出现，说明农业已经开始。当然，这时候的农业还是极为原始的，人们只知道在砍倒烧光的林地上播种谷物，等待收获，还不知道施肥和进行田间管理。这种农业，后世称之为“锄耕农业”。这时饲养牲畜有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与农业需要分别进行，因而开始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社会的分工，促进了原始交换的萌芽；开始时，这种交换当然还只是偶然的，不过到后来便成为经常性的了。我国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所发掘的器物，正好展示了古史传说中“神农氏”时代这一发展着的“锄耕农业”经济的某些社会图景。
（王贵民）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考古学根据人类制造工具和武器所用的原料，将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多个阶段。“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两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
“仰韶文化”是由于它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miǎn）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现在大约有四五千年。它的分布地区很广，在河南西部、北部以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发现的遗址，就不下一千处。遗址中发现的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由于这些陶器以表面是红色而又带有彩色花纹的为最多，而这种彩陶又具有很明显的特征，所以“仰韶文化”又称作“彩陶文化”。
根据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大量遗物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的经济是以原始的“锄耕农业”为主，主要的农作物是粟；农具有石斧、石铲、石刀和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磨棒等。这时的畜牧和渔猎虽然已渐成为一种副业，但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家畜方面，已有猪、狗的饲养。手工业方面，制石、制骨、制陶、纺织、缝纫已很普遍。人们这时已经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方形或圆形的小屋子连接成的“村落”模样（在这种“村落”当中往往还有一所大房子，大概是这个氏族成员活动的公共场所）。另外，从对当时的墓葬和日用品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远远高于男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龙山文化”是比“仰韶文化”更晚、更进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距现在大约有三四千年。它的得名，是由于它的遗址最早被发现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缘故。“龙山文化”的陶器，具有表面漆黑光亮、陶壁薄而坚硬等特点，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叫作“黑陶文化”。“黑陶文化”的分布地区也很广，大体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辽东半岛和浙江杭州附近。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除了石斧、石刀之外，还有半月形的石刀、石镰、蚌镰和木耒等农具。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之外，又出现了马、牛、羊、鸡。手工业制造品也更精致美观。根据对“龙山文化”遗址和遗物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是以发达的“锄耕农业”为主，狩猎和捕鱼只是一种副业。手工业开始占重要地位。男子在生产中，已起主要作用，氏族中贫富的差别，愈来愈明显。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
（王占山）
黄帝、炎帝和蚩尤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三个部族首领。
以黄帝为首的部族，最早生活在我国的西北方，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后来迁移到涿鹿地方（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才开始知道驯养家畜，种植植物。黄帝姓姬，号轩辕氏，也称有熊氏。
炎帝姓姜，是另外一个部族的首领。炎帝族最早也是生活在我国西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他们迁徙的路线是由西部向中部推进。他们向中部推进时，和最先进入中原地区的九黎族发生了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黎族胜利了，炎帝族被迫逃亡到了涿鹿地方。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共同对抗九黎族，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械斗。在这场械斗中，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被杀。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九黎族和炎、黄两族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后来九黎族因敌不过炎、黄两族的联合势力，一部分被迫退到南方，一部分仍然留在北方，还有一些则渗入炎、黄族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此以后，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的地方，便成了炎、黄两族的活动场所。
炎族、黄族在共同击败九黎族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省怀来县）接连发生三次恶斗。最后，炎帝被打败了。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阪泉之战”。但是，此后炎、黄两族逐渐进一步结合，并且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说明了定居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由黄帝族、炎帝族和部分九黎族组成的。他们互相融合的过程，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融合的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后世之所以只提这两次冲突，那是因为年深月久，古书中只给我们留下这样两个重大突出事件的痕迹。炎、黄两族和部分九黎族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与东方的夷族以及部分南方的黎族和苗族，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传说，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裔。这些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古老居民，春秋时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以区别于居住在长江、粤江（珠江）等流域的其他各族。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后世汉族人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世胄（后代）”“黄帝子孙”。
中原地区因是华族文化的发祥地，古时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故又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华”。后来，由于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地融合，华族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二字便成了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这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里“中华”这个词的来源。
（梁群）
尧 舜 禹
公元前两千多年时，是我国原始社会彻底瓦解、奴隶社会完全确立的时代，也就是“禅让”制度被“传子”制度代替（部落联盟大首领推选制被王位世袭制所代替）的时代。
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推选部落联盟大首领。在这以后，“禅让”制度就被从夏禹开始的“传子”制度所取代。
在远古时代，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以黄帝族为主体的黄、炎、黎三族的部落联盟。这一部落联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三族首领中推选。大首领有权祭天、各处视察、处罚有罪的首领、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三族联盟的大首领——尧，年岁渐大的时候，要寻找继承人，炎帝族的“四岳”（管理四方事务的官名）推举舜为继位人。舜受到了各种严格的考验，协助尧工作了二十八年。尧死后，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部落成员表示欢迎舜的领导，有纠纷的双方都愿意找舜做仲裁人而不愿意去找丹朱，歌手们也不愿歌颂丹朱而愿歌颂舜，于是舜最后才接替了尧的职位。后来当舜的年岁渐大的时候，部落成员推举禹出来兼管政务。十七年后，舜死，人们都不拥戴舜的儿子商均，却愿拥戴禹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及至禹死，情况便和过去有了不同。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禹位，并称王号，建立了夏朝。这时候，与启同姓的部落有扈氏不承认启的统治者地位，起兵反对他，说他破坏了“禅让”制度。启打败有扈氏，罚他做畜牧奴隶。经过这场斗争后，“禅让”制就被废除，“王位世袭”制便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传古代洪水泛滥，尧命鲧（gǔn）治理洪水，鲧治水失败，尧便改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禹在外治水八年，为公忘私，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没有进去。后来禹治水收到了良好效果，建立起了变水患为水利的排灌系统——沟洫制度，大大有益于农业的发展，因之禹便为后世所歌颂并被夸大为战胜洪水的神人。同时相传禹的时代，用铜来做兵器和生产工具。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想见禹在位时，生产力一定有了迅速的增长。
另外，根据记载，禹时曾同苗族进行过战争，获得大胜，苗族被迫退回南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战争中的俘虏不再像过去那样随便被杀掉，而是被当作奴隶来从事生产，生产出的产品绝大部分归奴隶占有者所有。
（应永深）
夏 商 周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它大概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或者稍前一些，共经历了十七个王，十四代，四百多年。
夏代最后的一个王——桀，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夏桀无视民力，把自己比作太阳，以为可以长久统治下去，可是人民却指着太阳咒骂他，说：“你几时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桀的统治已到了矛盾重重、难以维持的地步。
商原来是夏朝东部的一个侯国，逐渐向西发展，到达河南商丘。商侯国的君主成汤，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利用夏朝内部的矛盾，灭掉夏在东方的韦、顾两个属国，然后乘势攻夏。桀到鸣条（今河南陈留西北）迎战，士兵败散，不敢回都城，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市），后来就死在那里。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代（商王盘庚以后因为迁都于殷地又称殷，或称殷商，本名仍称为商）从成汤到纣王共经历了十七代，三十一个王，六百多年。
商代奴隶主贵族，为对被压迫阶级进行暴力统治，除拥有军队、监狱和一套官僚机构外，还迷信鬼神并利用它来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奴隶，经常成批地逃亡或不断地暴动。这种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商朝的政权。
商代从祖甲以后，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很荒暴。最后的一个国君——纣王，虽然在历史上对我国东南最初的开发有一定贡献，但是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荒淫好色，喜欢饮酒作乐、打猎游玩，使耕地荒废成为狩猎场。为了满足自己的腐化生活，他不顾一切加重人民负担。他对东南的人方和孟方（族名）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却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长期的战争，引起了平民和奴隶的强烈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另外，他又引诱他人的奴隶且不任用自己的族人，使得商和其他小国之间以及本国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矛盾重重。
周本是商朝西部的一个侯国，经过太王、季历、文王三代的苦心经营，国力已经很强大。文王时候，殷商北面和西面几个主要的属国都被周灭掉，周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为灭商准备了良好条件。文王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武王，率领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勇敢的冲锋兵三千人，大举伐纣。同他一起出征的还有许多友邦和南方的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pú）八个小国。纣率领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兵迎战。在商的朝歌（今河南汤阴南，在那里有纣的离宫别馆）附近牧野（今河南卫辉一带）地方，两军相遇，纣兵阵前起义，倒戈向纣。纣王战败自杀，商被灭，周朝建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朝代。
（双声）
殷墟 甲骨文
“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五里小屯村北面洹（huán）河两岸以及附近一些地方。这里是三千多年前，商代后半期从商王盘庚迁都以后直到纣王灭亡二百七十三年间的国都所在地。商代灭亡后，这里就成为废墟，后来人们就称它为“殷墟”。
“甲骨”是指乌龟的背甲和腹甲、牛的肩胛骨和肋骨。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最迷信鬼神的，不论有什么疑难的事都要用甲或骨来占卜，占卜后就在上面刻写下占卜情况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种文字——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称它为“甲骨文”。甲骨文是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在殷墟开始发现的。
根据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再结合古书中有关商代历史的记载一并研究，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奴隶制文明大国，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又以盘庚迁殷（小屯村）为分界，分为前后两期。这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使用的农具大部分为木、石、蚌类制成，同时也开始使用青铜制成的工具；种植的农作物有黍、麦、稷、稻、粟等。畜牧业也很发达，猪、马、牛、羊、鸡、狗已成为驯养的家畜，并且还能够驯养大象。捕鱼、打猎的技术也有了进步，用镞、用弹丸、用网打渔，用车攻、火焚、箭射、陷阱等方法捕捉野兽。
青铜的冶炼、铸造，陶、石、玉器的制作等手工业已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有了规模较大的作坊进行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种类非常多，有日常生活用器，祭祀用的祭器，生产工具和兵器，器物形制很精巧，花纹清晰美观，达到了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品制造的高峰。有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祭器），重一千四百市斤，就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古、最大的青铜器之一。
我国古代早期城市的规模在商代后期也比较完整。具有民族形式特色的宫殿建筑遗址，在殷墟也发现了。
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商代的统治阶级。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有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组织。他们过着剥削广大奴隶的寄生生活，吃的是酒肉，穿的是华丽的衣服，住的是宫殿和漂亮的房屋，整天歌舞淫乐。而广大奴隶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吃的是猪狗吃的食物，住的是茅屋土炕，成天不停地在田里和作坊中劳动，有的在劳动时还要戴着锁链，而且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从甲骨文中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商王和贵族奴隶主还把奴隶当作牲口屠杀来祭祀天帝和祖先。从发掘殷墟许多墓葬的结果可以看出，杀殉奴隶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在一个大奴隶主的墓葬里发现，被杀殉的奴隶就有一百多个。
（孟世凯）
周文王 姜子牙
很早的时候，至少从夏代末年开始，周族部落就住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商朝后期，周族的首领古公亶（dǎn）父（太王），因为遭到戎族和狄族的侵扰，率领周族从岐山之北迁到岐山之南的一片叫作“周”的平原上居住。古公亶父改革风俗，建筑城郭室屋，开垦荒地，设立官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周族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在位的时候，周族的力量渐强。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竟将季历杀害了。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是个政治家。他征收贡赋有节制，周国的百姓都很拥戴他。
商纣王看见周的势力日渐强盛，感到恐惧，曾下令将文王囚禁在羑（yǒu）里（在今河南汤阴西北）。后来周国向纣王奉献美女、名马和其他珍宝等物，并且买通商的大臣，向纣王求情，文王才被释放。文王见到纣王暴虐无道，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一有时机，便兴起问罪之师，推翻商朝。
文王的臣僚中，虽然有不少人才，但是缺少一个极有才干、能文会武的大贤作为他的辅佐。他常常留心寻访这样的大贤，甚至在睡梦中也梦见大贤在向他微笑招手。
有一次，文王带着大队侍卫出去打猎，在渭水的支流——磻（pán）溪，遇见一个老人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钓鱼。文王同这老人谈话，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从那老人滔滔不绝、见解卓越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人。于是，文王很高兴地向他说：“我的父亲从前常向我说：‘将来一定会有贤能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治理国家，我们周族将会因此昌盛起来。’您是一个很贤能的人，我们想望您已经很久了。”说完，就请老人一同上车，回到京城。回去后，就立老人为“师”（武官名）。因为老人是太公（指文王的父亲）想望中的大贤，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太公望”（文王得到“太公望”的辅佐这是史实，但是否有访贤这一情节，历史记载中说法不一）。
太公望本来姓姜，名尚，字牙，他的祖先助禹治水有功，封在吕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故历史上又把他叫吕尚。后人则称他为姜子牙或姜太公。“子”是古代对男子的敬称，称他为姜子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周文王自从得了姜子牙这样的好助手，便更加励精图治。周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文王开疆拓土西到密（今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到邘（yú，在今河南省沁阳市附近），对纣都朝歌采取进逼的形势。随后文王又进一步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流域一带。文王晚年，周的土地，三分天下有其二，力量大大超过殷。但是，文王没有实现灭殷的大志，便死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周武王。武王经过积极准备后，兴兵伐纣，完成了他父亲的遗志，推翻了殷商，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周朝。周把镐京（“镐”音hào，在今陕西省长安沣水之东）作为国都，历史上叫作“西周”。姜尚因辅助武王灭商有功，后来被封于齐（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部），为齐国始祖。（王业猷）
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由于他的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凤翔县），故历史上称他为周公。他辅助武王灭商，立有大功。武王灭商后二年病死，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国政。管叔、蔡叔、霍叔等贵族想争夺王位，散布谣言，攻击周公，并联络纣的儿子武庚等殷商的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反对周朝的统治。周公亲率大军东征，用了两年的时间，平定了反叛。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除去使用武力外，周公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加强分封诸侯的政策。周武王灭纣以后，就已开始分封诸侯。周公并不因武庚和三叔的叛周而改变原来的分封政策，相反更加大力贯彻。他把新征服的东方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建立属国，来拱卫周朝王室。据说周朝初年，武王、周公、成王时代，先后一共封了七十一国。灭掉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结束商朝以来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
2.营建洛邑。为了便于防止殷族的反抗和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朝感到都城镐京的位置有点太偏西了，因此便由周公主持营建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叫作东都。东都建成后，周公把殷的一部分遗民迁到洛邑，加以监管，并且派重兵驻守，以便镇压。周公自己也常驻在这里。这样，洛邑便成了当时周朝经营中原的一个重要据点。
3.制定典章制度。周公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法，定出了一套设官分职用人的办法和区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上下、亲疏、尊卑、贵贱的各种礼仪。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对商朝的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要周族贵族子弟学习商的文化和艺术，从而产生商周两族混合的文化，这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据历史所记，西周初年，经过武王、周公这一时期，到了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时代，几十年间，天下太平，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西周的国力，这时最为强盛。
（王业猷）
春秋 战国
公元前771年，我国西部的一个部族——戎族，攻占了周的国都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lí）山之下。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依靠各国诸侯的援助，做了天子，就是周平王。周平王害怕戎族的进攻，不敢住在镐京，于是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东迁到洛邑。历史上把迁都洛邑的周朝叫作“东周”。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03年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称它为“春秋时期”（另外也有些历史学家把春秋时期的范围定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这段时期，包括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自古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孔子所作）的起迄年代（公元前722—前481）在内，春秋时期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春秋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逐渐进步，生产上也逐渐应用铁制工具，如锄头、斧头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方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诸侯的力量逐渐强大，超过了周王室。从这时起，周王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已没有力量控制诸侯了。
春秋后期，由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到公元前403年，主要只剩下了七个大的强国：秦、齐、楚、燕、韩、赵、魏。
在这七个大国中，齐、楚、燕、秦四国是从西周以来就存在的老国家，韩、赵、魏则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三个新国家。为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七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比以前更加剧烈而频繁，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灭东方六国统一全国以前，各国相互攻伐一直没有停止。后世人因此把这个时期（公元前403—前221）称作“战国时期”（有的历史学家计算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终止）。
战国时期，冶铁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冶铁业中心。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又推动了各国水利事业和农业的发展。
（王业猷）
五霸 七雄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衰落，大国诸侯互相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作“五霸”。五霸一般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有的说五霸应该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 lǘ）及越王勾践。
齐桓公在位期间，在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家日益走向富强。这时周王已经衰弱到不能维持其天下“共主”威权的程度，齐桓公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争做霸主，就拿“尊王攘夷”作号召，企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尊王”，意思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地位；所谓“攘夷”，意思是联合各诸侯共同抵御戎、蛮等部族对中原的侵袭。齐国是第一个建立霸业的国家，它曾经援助燕国打退山戎的入侵，联合诸侯国出兵卫国击退了侵入卫国的狄人，还曾经联合中原诸侯讨伐楚国。齐桓公屡次大会诸侯，和各国结成同盟，相互约定：如某国遭遇外患，各国共同出兵援救；在盟各国，互不侵犯，如有争端，由盟主公断。齐桓公称霸，阻止了戎狄的侵扰，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衰落。宋国（在今河南省东部）的襄公想趁机争做霸主。正好这时郑国（在今河南省中部）依附楚国，宋襄公就领军讨伐郑国。楚国出兵救郑，攻打宋国。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第二年即病伤而死。实际上宋国称霸没有成功。
真正继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晋国在今山西省，和周是同姓国家。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大败楚军于城濮（今河南濮阳市南）。战后，晋国把在战场上俘虏的楚国战车和步卒，献给周天子。周天子赐给晋文公一百赤色弓箭、一千黑色弓箭，另外还有香酒、玉石等物。周天子赏赐弓矢，是表示允许其有权自由征伐的意思。从此以后，晋国便成了各诸侯的霸主。
在晋国称霸时，西邻的秦国也开始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jiǎn）叔为谋臣，曾打败晋国，俘获晋惠公。但是后来却在崤（xiáo，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地，遭受晋军袭击，被打得大败。秦没法向东发展，只好转而向西，攻灭十几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
楚在春秋时，陆续吞并了长江、汉水流域许多小国，势力逐渐伸展到淮水流域一带。到楚庄王时，楚出兵进攻陆浑戎（居住在今河南嵩县），并在东周洛邑的城郊耀武扬威，打听象征周朝天子权势的九鼎轻重，大有代周而取天下的意图。后来又在邲（bì，今河南郑州）与晋大战，打败晋军，终于成为霸主。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相继强大。吴王夫差曾在夫椒（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迫使越国屈服。以后又打败齐军。继而率领大军北上，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同诸侯会盟，与晋国争夺霸权。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决心洗雪前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北进王徐（今山东滕州市），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七雄”指的是战国时期的魏、韩、赵、秦、齐、楚、燕七国。秦在函谷关（河南灵宝市）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东，称为“山东六国”。
魏国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魏文侯时，任用西门豹、李悝（kuī）、乐羊等人才，改革恶俗，整顿财政，发展生产，奖励攻战，逐渐成为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
韩国主要在今河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东南部一带。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严政，加强国君的专制统治，国治兵强。申不害死后，韩又常遭各国侵伐。韩是当时七国中最弱小的一国。
赵国的疆域主要包括今河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片地方。赵烈侯时，节财俭用，举贤任能，国势日强。
秦国是一个大国，大致占有今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及四川中部和西部广大地方。秦本来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秦孝公时任用大政治家商鞅进行变法，秦国才日益强盛起来，终至成为东方六国的劲敌。
齐国是春秋初期的强国。齐国的国君原本是姜尚的后裔，后来齐国的贵族田氏势力渐大，姜姓国君终被田氏取而代之。齐威王时，任用邹忌等革新政治，选拔人才，修订法律，奖励农耕，鼓励群臣及吏民批评朝政，故战国时期齐国仍然是强盛的大国。
楚国在春秋时已经是一个强国。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楚威王时，派兵攻取越国浙江以西的土地；又派将军庄蹻（qiāo）带兵入滇，扩地数千里。楚国是当时七国中土地最大的一个国家。
燕国占有今华北平原的北部直到辽东半岛一带，国都为蓟（jì，即今北京）。燕国本很弱小，常受山戎攻掠。燕昭王时，重用名将乐毅，大破齐国兵，才成为北方的强国。
“五霸”“七雄”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时，不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量未垦殖的荒野被开辟出来，人口增加了很多，华族与其他各族的交往和融合不断地加强，这一切都为以后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业猷）
管仲
管仲（又叫管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689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管仲治理齐国，总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以成霸业。
在经济方面：主张依照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对内开源节流，以减轻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负担。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提倡渔盐之利，鼓励鱼盐输出。设立盐官、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事业。重视通商和手工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的贵贱。根据年岁的丰歉和人民的需求，决定货物的集散。结果齐国国用充足、仓库充实，国家越来越富庶，人民生活逐渐提高，奠定了齐国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分全国为士乡（农乡）与工商乡，不许士（上古时代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农工商四民杂处。工商免服兵役，使成专业。优待甲士（带甲的兵，甲是古时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战争时，农夫当兵，士当甲士和小军官。这种促使社会加速分工的措施，对于当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同时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着拥护周天子的旗号，领导各国诸侯合力抵抗戎狄部族的侵扰。这样做，对于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与蹂躏，有着很大的好处。
齐国是春秋初期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管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王业猷）
子产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
郑国是一个小国，北面是晋国，南面是楚国，它处于两大霸国之间，从晋则楚要打它，从楚则晋要打它，若要避免灭亡，就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
从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首尾二十多年，正是子产在郑国掌握国政的时期。在这期间，子产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使弱小的郑国，在晋、楚两强之间，保持了应有的独立地位。
子产治国，能任用贤才，并且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这是他的最大长处。这里有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家风度。他执政后不久，有人经常聚集在乡校中，批评国家的政治，有个叫然明的人，看不惯这种现象，向他建议说：“把乡校封闭吧，你看怎样？”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封闭乡校呢？让人们空闲的时候，常到这里走走，评论评论执政的得失，有什么不好？他们说这样做对，我就这样做；说那样做不对，我就改正缺点。这正是我的老师啊！”
子产从政二十多年，为郑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作丘赋”，一是“铸刑书”。
“丘赋”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楚，有人说，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由“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一“丘”的面积有多大，现在也弄不清了。据说“四邑为丘”。一邑四“井”，也就是说，“一丘，十六井”。既然“丘赋”系根据所耕田数分摊，那么“丘”内新垦土地愈多，则分摊之军赋必愈轻。这样，不仅使得负担平均合理，而且保证了国家军赋的来源。“丘赋”制初行时，遭到了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但是子产很坚定地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
郑国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然而贵族们往往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这对郑国来说很不利。子产把刑书（成文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法令的内容和要求，有所遵循。从此，司法有了准绳，谁也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来滥施刑罚，这样做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刑书刚公布时，同样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子产还是坚定地去做。
子产的新政，受到了郑国人民广泛的赞扬。
（王业猷）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4年，正是春秋末期。当时的诸侯之一——吴王夫差，出兵侵伐越国，越国生产落后，国势很弱，加上越王勾践不听贤臣范蠡的忠告，以致越国的军队在夫椒地方被吴军打得惨败。越王勾践收拾残兵败将五千人退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又被吴军包围，形势很危急。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派大夫文种前去求和。夫差的谋臣伍子胥对夫差说：“越王是个有深谋、肯耐劳苦的人，现在不过暂时屈服，一有机会，准会再起，不如趁此时刻一口气把越国灭掉！”夫差觉得伍子胥的话有道理，就没有答应越国的求和。
勾践听说吴王不肯允和，就想同吴国决一死战。文种对勾践说：“吴国的大臣伯嚭（pǐ）是个贪财的人，我们可以设法拉拢他。”于是勾践派文种带着美女和珍宝去贿赂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极力替越国说情。最后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被迫带着妻子和范蠡到吴国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但是他立志洗雪国耻，忍辱负重，丝毫不露声色。三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
越王勾践回国后，怕安逸的生活会把自己报仇雪耻的雄心壮志消磨掉，因此特地为自己安排一个艰苦的环境，以便时刻警惕。晚上他就睡在柴草堆上（卧薪）用戈（一种兵器）当枕头，不敢睡舒适的床铺；平时屋里吊着一只苦胆，起身以后，或睡觉吃饭之前，他都要尝一尝苦胆的滋味，表示不忘亡国的痛苦（史书最早的记载，只说越王尝胆，并没有说卧薪，卧薪之说是后来才有的）。他倚靠贤臣范蠡和文种，任用有才德的人，发展生产，奖励生育，营造战舰，练兵习武。
和越国相反，吴王夫差自战胜越国后，骄傲狂妄，不顾民生困苦，连年东征西讨，想成为凌驾各国之上的霸主，又听信了奸臣伯嚭的谗言，杀害了伍子胥。本来是弱国的越国，转化为强；本来是强国的吴国，表面上虽然还撑着一副空架子，实质上已经转化为弱。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大会各国诸侯，打算跟晋国争做霸主。越王勾践趁吴国国内空虚的机会，带领大军攻打吴国，包围了吴国的首都，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吴国人心大乱。夫差听说，匆忙带兵回国。吴国军心涣散，无力作战，派人向越国求和。此后，吴国一天天衰弱下去。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领大军再一次进攻吴国，把夫差围困起来。夫差派人向勾践哀哀求和，勾践坚决不答应。夫差悔恨自己当年不听伍子胥的忠告，自杀而死。吴国灭亡。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北进到徐，大会各国诸侯，做了春秋时期最末一个霸主。
（王业猷）
商鞅变法
秦国在战国初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希望对秦国的政治有所改革。
卫国人公孙鞅（后因有功于秦，被封于商，故号商鞅）应募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官名），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
据说，在变法的命令尚未公布以前，商鞅为了在人民中树立威信，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市区的南门，然后下令说：“有人能把这木杆搬到北门去的，赏给他十金。”当时老百姓来看热闹的很多，都觉得奇怪，认为做这样简单的工作，绝不可能得到如此重赏，谁知道商鞅是什么意思，因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试试。商鞅看见人民不相信，又再次郑重下令说：“有能把这木杆搬去的，赏赐五十金。”这次下的命令，更加使人感到奇怪；不久，真有这么一个人鼓起勇气，不管有赏无赏，把这根木杆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毫不失信，立即给了这人如数的奖赏。这件事情传扬开去，大家都知道商鞅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从此，人们对于秦国的法令，谁也不敢随便马虎，将之当作儿戏。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组织民户，实行“连坐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纠察；一家犯法，别家不告发，一同受重罚。
2.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户主如有两个儿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分家，各立门户，不得过依赖生活；否则，加倍出赋税。
3.奖励生产。凡努力耕织生产粟帛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可以免除徭役；凡弃农经商或因好吃懒做以致穷困的，连同妻子儿女一同罚做奴婢。
4.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凡为国家立下战功，按功劳大小受赏。贵族没有军功，不得享受爵位；不论贵族市民，如有私斗，按犯罪轻重受刑。
新法实行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秦国开始日益走向富强。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秦国官名），给了他更大的权力。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普遍地推行县制。归并各乡村、城镇为大县。全国一共设立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县）。每个县由中央政府派令和丞管理全县的事。在经济方面，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开荒，承认各人新开垦的土地所有权，准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另外，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加强了国内的经济联系。
在第二次变法时，秦国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到了咸阳。
商鞅在实行新法时，秦国的旧贵族纷纷起来反抗。可是商鞅的态度很坚决，丝毫没有妥协。公元前346年，太子带头反抗新法，商鞅下令把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以黥（qíng）刑（面上刺字涂墨），以示惩罚。老百姓看到太子犯法还要受到处罚，谁还敢违抗新法？因此，新法能够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彻底贯彻。新法实行后，秦国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太子继位，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乘机报复，秦惠文王听信了他们的话，杀害了商鞅。商鞅虽然被害，但是他所推行的新法，却仍长期为秦国所奉行。
（王业猷）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也是一位军事家，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赵国的东邻齐国，是一个强国，西方的秦国，经过变法图强，国势也蒸蒸日上，相形之下，赵国当时只算是个二三等国家。赵国的东北方是中山国，虽然是个小国，却也轻视赵国，常乘机侵犯它的边境。赵武灵王即位以后，国势仍然没有变化，曾被齐国打败过一次，又被秦国打败过好几次，好几座城池都被秦国侵夺去了。
赵武灵王是一位很有志气的君主，他很想进行一些改革，好使赵国变成强国。赵国的北部，大部分与胡人为邻。那时，胡人都是些强悍善战的游牧部族，他们穿着短装，行动灵便，上阵骑马，往来如飞，一边跑着一边射箭，生龙活虎。赵武灵王认为采用胡服骑射，对于加强军事战斗力量很有好处。他打算让全国的人都改变装束，一律穿短服，和胡人一个样子，并且练习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有一天，赵武灵王对大臣肥义说：“现在我想用胡人的衣服骑射，来教导老百姓，就恐怕世俗的人必定要议论我。”
肥义说：“臣听说过：‘做事情若有疑惑，必没有成功的希望。’大王如果要学习胡服骑射，就不必顾虑那些世俗议论。要改革就不妨学学。过去，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有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可见古人也有学习别地方风俗的。只要对赵国有好处，胡服骑射又有什么不可以学的呢？大王就照这样去做吧！”
赵武灵王听了肥义的话，下定了决心，在公元前302年，命令赵国人改穿胡服和学习骑射。他以身作则，带头先穿起胡人的服装来。
最初，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反对改革。赵武灵王亲自同公子成辩论，用种种理由把顽固的公子成说服。最后，公子成也穿起胡服。众大臣及老百姓看见赵武灵王和公子成都穿上了胡服，便也都随着改变了装束。接着，赵武灵王亲自训练士兵，教他们如何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不到一年的工夫，赵国大队的新式骑兵就训练成了，赵国在军事上很快地就由一个弱国一跃而成了当时北方的一 个强国。
（王业猷）
苏秦 张仪
苏秦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他年轻时，曾到东方的齐国求学。求学告一阶段后，他便到各国游历，想凭借自己雄辩的口才，游说各国诸侯，希望得到诸侯的重用；可是结果遭到失败，狼狈不堪地回到故乡。他重新发愤读书，用心研究当时各国政治形势和兼并斗争情况，一年以后，提出了“合纵”的主张。那时，西方的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经常出兵攻打东方各国，各国诸侯都很害怕，感到无法抵抗。“合纵”政策，就是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的一种具体办法。南北称为“纵”，从北往南，由燕国到齐、赵、魏、韩诸国，再到楚国，南北联盟，合力御秦，故称为“合纵”。苏秦先到赵国，宣传“合纵”的好处，赵相奉阳君不赞成，他只好转往燕国。过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才见到燕文侯。燕文侯倒是很支持他，还替他预备了车马盘缠，请他到各国去进行联络。苏秦第二次又到了赵国，恰巧这时奉阳君已死，少了一个阻挠的人，所以他能直接见到赵国的国君——赵肃侯。苏秦向赵肃侯说：“臣就天下形势考察，觉得东方六国的土地比秦国要大五倍，各国的军队比秦国要多十倍，若六国能同心协力，西向攻秦，秦国必然会失败，为什么现在东方六国反而一个个都断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臣希望大王对这问题加以慎重考虑……依臣的计谋，目前最好约请各国诸侯到赵国洹水聚会，共商大事，设誓订盟。盟约规定：以后秦国如果攻打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各国相互援助。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者，其他五国共同出兵讨伐。”
赵肃侯听了苏秦的建议，非常高兴，即刻为他准备了一百辆华丽的车子和许多黄金、白璧、锦绣等贵重的礼物，要他去游说各国诸侯。苏秦先后到了各国，向各诸侯详细说明了割地求和的害处同联合抗秦的好处。韩、魏、齐、楚四国都被他说服，一致赞同“合纵”的主张。赵、齐、楚、魏、韩、燕六国，大会于洹水，在共同抗秦的名义下，结成了联盟。苏秦被举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
但是，这种联盟是极不牢固的，因为六国统治者各有各的打算，根本不能真诚合作。后来秦国乘机暗用计谋，挑拨齐、魏两国攻赵，“合纵”的盟约很快便被破坏。
张仪是战国时魏国人，同苏秦是同学。他最初漫游各国到处游说，久不得志。有一次楚国相府举行宴会，主人丢失了一块美玉，府里的人听说他的名声不好，都疑心是他偷的，便将他捆起来打了几百板子，打得他浑身都是伤痕，结果他还是不承认，也只得算了。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知道这事后，悲叹着说：“你要是不去到处游说，哪能会给人家打成这样子！”张仪听了忙张开口对妻子说：“你瞧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道：“当然舌头还在。”张仪道：“那就好，只要舌头还在，我将来就有办法。”
果然，以后张仪到了秦国，仗着他的辩才，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做了秦相，提出了“连横”的主张。东西称为“横”，使用威吓、利诱的手段，逼迫东方六国西向和秦结交，就叫作“连横”。
为了破坏六国的团结，张仪主张先争取与秦接壤而又畏秦最深的魏国。他向魏王宣传“连横”的道理，要魏和秦结交。魏王起初不答应，张仪便怂恿秦国攻打魏国。魏与秦战，魏国失败。第二年，秦国进攻韩国，大败韩国，斩首八万，诸国震恐。张仪再次游说魏王，魏王迫于秦威，答应和秦订交。进一步，秦国的目光转向了齐、楚两大强国。当时，齐楚订盟，声势很大。秦国想瓦解齐楚联盟，就派张仪到楚国，欺骗楚怀王说：“大王如果信臣的话，和齐国绝交，臣可以劝秦国献出商、於（今河南省淅川、内乡）地方六百里给大王，并且秦国愿意和楚国结为姻亲，永成兄弟之国。”楚怀王是个糊涂虫，听了张仪的话，信以为真，就派人到齐国去辱骂齐王，同齐国绝交。齐国气极了，反而同秦国联合，共同对付楚国。结果，张仪向楚国派来接受土地的使者说：“我说的是六里地，不是六百里地，大概楚王听错了吧！”楚国使臣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大怒，即刻兴兵攻打秦国。这时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两面夹攻楚国，楚军一连败了好几仗，败得很惨，反而被秦国夺去了大片土地。
就这样，秦国利用“连横”政策，对东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最后使“合纵”的盟约完全瓦解。
“合纵”“连横”，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捭（bǎi）阖（分化或拉拢）的政治局势，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士”这一阶层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活动与要求。
（王业猷）
火牛阵
田单是战国时齐国的军事家。齐湣（mǐn）王的时候，他在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做过小官，并不甚有名。但他办事很认真、很有条理，深受族人敬重。公元前284年，燕国派遣名将乐毅联合赵、韩、魏等国的兵力，打败了齐国；齐国的地方几乎全被燕军占领，只剩了莒和即墨两城没有被攻下。随着逃难的人群，田单率领一家老少也辗转逃入即墨城。他参加了即墨城的防守工作。即墨守城的长官同燕军交战，死在阵上，城里的人推选田单出来主持战事，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有才干、有智谋。
田单做了首领，和部下同甘共苦，不分日夜亲自巡城，受到全城人民的热诚拥戴。
他一方面加强城守，另一方面还派人到燕国去侦探敌人内部的动静。他听说燕昭王死了，昭王的儿子惠王继位。惠王原和乐毅有矛盾，彼此很不和。于是他便趁机派间谍到燕国造谣说：“齐国现在只有两个城未被燕攻下。乐毅之所以不赶快把这两城攻下，结束战事，是想以伐齐为名，慢慢收揽人心，企图在齐国称王。齐国人倒不怕乐毅，就怕燕国改派别的大将，这样，即墨城马上就要遭殃了。”燕惠王听信了这话，也不深思，就另派大将骑劫去代替乐毅。燕军将士听说乐毅遭了谗害，都愤愤不平。骑劫是一个无能的将领，燕军军心动摇，他根本指挥不灵。
田单用反间计去掉乐毅后，便进一步做鼓舞士气的工作。他在军队里挑选了一个机灵的小兵，叫他假装“神师”，以后每逢下令，总说是出于天神的教导。齐军士兵看见有“天神”下凡帮助，都非常高兴；相反燕军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害怕。
接着，田单放出一种消息，说：“我们别的不怕，就怕燕国人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割去他们的鼻子，把他们放在队伍的前列，让即墨城里人看了害怕，这样人心就会涣散，即墨就再也守不住了。”骑劫听到后，不假思索，就完全按照田单说的话那样做。即墨人一见被俘的人都被割去鼻子，十分激愤，更加决心抵抗，坚守不降。
后来，田单又放出一个消息，说：“我们别的不担心，就担心燕军挖掘我们城外祖先的坟墓。要是他们真挖掉了我们的祖坟，即墨城里的人一定会感到寒心，不愿死守。”骑劫听到后，仍然不假思索，又完全按照田单说的话那样做。即墨人看见燕军刨掉了自己的祖坟，烧毁了自己祖先的尸骨，都悲愤大哭，要求出城去和燕军拼命。
田单见到士气高涨，知道机会已到，就下令全城动员。他把自己的妻妾和亲人都编入队伍中，把自己的口粮也都拿出来分给部下。他命令精壮的士兵暂时隐伏，故意用老弱妇女在城头防守。他派人出城去假意投降。骑劫深信不疑，毫无警惕。燕军见齐军要投降，都高呼“万岁”，斗志迅速下降。随后田单又派人给燕军将领送去贵重的礼物，说：“即墨很快就要投降了，希望大军进城以后，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军将领个个欢喜，满口答应。从此燕军将士，丝毫不做战斗准备，整天饮酒作乐，专等田单出来投降。
而这时在即墨城里，田单却在积极做着战斗的准备。他征集了一千多头牛，牛身上都披着五彩龙文的红绸子，两只犄角上都绑上锋利的快刀，尾巴上都扎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并且预先在城墙根挖开几十个洞口，把牛藏在里面，预备冲锋。同时他又挑选了五千名勇敢的壮士，拿着武器跟在牛队的后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到了这天夜晚，田单正式下令出战。牛尾巴上的芦苇烧着了，一千多头火牛怒吼着奔出洞口，直冲向燕军兵营。五千名壮士紧跟在牛后，奋勇击杀。城中人拼命地敲打着各种铜器，鼓噪助威。城外一片火光，喊杀声惊天动地。燕军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慌乱一团，纷纷夺路逃跑，自相践踏，死伤遍地。燕军大败，主将骑劫在混战中被杀死。田单乘胜反攻，齐国沦陷区的人民四处响应，配合田单拦击燕军。齐军大胜，最后终于把敌人完全驱逐出国境。田单率领部队，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
（王业猷）
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得到一块世上稀有的美玉——楚国和氏璧。
秦昭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拿十五座城池来交换这件宝物。赵王同大臣们商量，感到很为难：若是答应，怕上秦国的当；若是不答应，又怕秦国逞强。大家商议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赵王心里十分焦急。这时，身边的一个宦官说：“我家里有个客人，名叫蔺相如，是个挺能干的人。我看，叫他去秦国一定合适。”
蔺相如应召而来，向赵王建议说：“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派遣，我可以去走这一趟。如果秦国真愿意拿城来换，我就把璧给秦；否则，我就完璧归赵。”
赵王很高兴，便派他去办理这件事情。
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在王宫召见他。蔺相如把璧捧上去，秦王接过来，左看右看，喜得得意忘形，顺手把璧递给左右的侍从和文武大臣们传观。大家看了都称赞不已，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呼“万岁”。
蔺相如站在一边等了好久，看到秦王根本不提换城的事情，他想：秦王果真存心霸占这块玉，便走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玉上面还有一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信以为真，把玉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退到柱子边，向着秦王，义正词严地说：“大王要用十五座城交换这块和氏璧，赵王为了这件事，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主张不要答应。但是，赵王听了我的话，不愿意和秦国伤和气，同意用这块玉和秦国交换十五座城。赵王为了表示郑重，恭恭敬敬斋戒了五天，才派我把玉送来。可是大王却随随便便把玉递给这个看，递给那个看，未免太不郑重了。我看大王并没有真心拿城交换的意思，是以我不得不把玉收回。假如大王一定要存心威逼，那我就拼着头颅和这块玉一同碰碎在这根柱子上。”说完，真的举起玉，就要朝着柱子猛砸。
这一下可把秦王急坏了，这真是太出乎人的意料。他没办法，只好向蔺相如道歉，并且命人把地图拿来，指点给蔺相如看，说：“从这儿到那儿，一共十五个城，全划给赵国。”
蔺相如心里很清楚，知道秦王绝不会有诚意，他不动声色地改换口气，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闻名的宝物，价值连城。赵王为了送这块玉，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要受这块玉，也应该郑重其事斋戒五天。”秦王知道不能强夺，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
蔺相如预料秦王终究会变卦，就在当天夜晚命他的随员化装成平民，抄小路把这件宝物偷偷地护送回赵国。
五天过后，秦国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来接受这件天下无双的稀世之珍。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秦王坐在殿上，殿下文武林立，四周一片沉寂，气氛十分严肃。不一会儿，蔺相如空着手，不慌不忙地走上殿来。秦王一见，知道事情不妙，忙问道：“和氏璧呢？”蔺相如回答说：“秦国多年以来，一直不守信义，赵国吃的亏已经不少，我害怕这次又会上当，已经暗中派人把玉送归赵国去了。我欺骗了大王，很对不起，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气得浑身发抖，大发雷霆地说：“我依了你的话斋戒了五天，你竟把玉送回赵国去，这明明是你无理！”
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辩白说：“秦强赵弱，只要秦国先把十五座城交给赵国，赵国岂敢开罪大王不把宝物献出？”秦王听了这话，一时无言以对，最后想了想，实在没法，只好自认没趣，放蔺相如回去。后来，秦国并没有把十五座城给赵国，赵国也始终没有把璧给秦国。
“完璧归赵”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美谈。至今，人们比喻某件物品的高贵，常说“价值连城”。向人借物，保证原物归还，常说“完璧归赵”。这两句成语，就都是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
（王业猷）
将相和
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后，又过了好几年。在这几年中，秦国攻打过赵国两次，虽说得了些胜利，可是无法使赵国屈服。于是秦王派使者去见赵王，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见面。明里说是促进秦赵和好，实际上是打算对赵国进行要挟。赵王害怕被秦国暗算，很想拒绝不去。可是蔺相如和大将廉颇认为，要是推辞，等于表示胆怯。与其示弱于人，倒不如去的好。赵王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去渑池赴会。蔺相如跟着一道同去，廉颇则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秦国侵袭。
公元前279年，秦王和赵王相会于渑池。在筵席上，秦王假装酒醉，故意戏弄赵王，说：“寡人听说赵王喜欢弹瑟，请弹一曲听听。”赵王不敢不依，只得勉强弹了一曲。这时，秦国的史官赶紧上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认为这是对赵国的莫大侮辱，十分气愤，立即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乡土音乐，盆缶敲得很出色，就请大王敲敲盆缶助兴。”秦王大怒，厉色拒绝。蔺相如不管这些，仍捧着盆缶上前，跪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恼火地说：“大王如果一定不肯，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把自己的颈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的侍卫都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着眼大声呵斥，吓得那些侍卫直向后退。秦王无可奈何，为了解除眼前的威胁，只得随便在瓦缶上敲了一敲。蔺相如也立刻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事记下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到秦王没有占到便宜，有些不服气，有人便提议说：“请赵国拿出十五座城来作为对秦王的献礼。”蔺相如也接着说：“请秦国拿出国都咸阳来作为对赵王的献礼。”宴会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然而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上风。加上这时秦王得到密报，说赵国业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量军队，所以更不敢冒失地对赵王无礼。
秦国原想借渑池之会给赵国以屈辱，谁知相反，受屈辱的不是赵国，而是秦国自己。
渑池会后，赵王回到赵国，为了酬报蔺相如的功劳，就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因此很不高兴，逢人就说：“我做赵国大将，攻城野战，出生入死，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蔺相如全仗着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居然地位反在我之上。我可不愿屈居他之下，哪天如果碰到了他，我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下。”
这些话传进蔺相如的耳朵以后，每次蔺相如出门，处处躲开廉颇，尽量设法避让他。有一次，蔺相如出外有事，远远望见廉颇来了，便赶紧命人把车子拉到僻静地方躲起来。这一下可把蔺相如的门客气坏了，大家都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到您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地位比廉颇高，反倒这么怕他，见了他，到处藏藏躲躲，连我们也感到屈辱。我们实在受不了，只好向您告辞了。”
蔺相如听了，说道：“你们不要走。我问你们，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呢？”
众人同声说：“那还用说，当然是秦王威风哪！”
蔺相如道：“对呀！天下诸侯个个怕秦王，可是我就敢在秦国的朝廷上大声责骂他。请想，我蔺相如再不中用，难道还会害怕廉将军吗？”
“那您为什么要处处躲避他呢？”
蔺相如解释说：“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出兵侵略我国，那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团结御侮的缘故。要是我同廉将军为了私人意气争斗起来，就好比二虎相斗，准是‘两败俱伤’。秦国一定会乘机来侵犯赵国。我处处避让廉将军，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
后来别人把蔺相如的话告诉廉颇，廉颇受到极大的感动。他觉得自己眼光短浅，气度狭窄，为了一时意气，险些误了国家大事。这位劳苦功高、为国忠诚的老将，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他立即袒开自己的衣服，背着荆条，登门向蔺相如请罪，说：“我是个没见识的糊涂人，没想到您竟宽恕我到这样的地步，请您责打我吧！”
从此以后，他们两个互敬互让，成了极好的朋友。赵国由于将相和睦，内部团结紧密，在很长一段时期，秦国始终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王业猷）
毛遂自荐
“毛遂自荐”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事情。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欢招收能人勇士做门客，毛遂就是其中的一个。
公元前258年，秦国围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去请求援兵，打算同楚签订联合抗秦的盟约。
平原君想带二十个文武全才的人同他一起到楚国去。他虽有三千多门客，可是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个人合格，还差一个，就是很难足数。这时，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说：“既然少一个人，那么请您带我去凑个数吧。”
平原君惊疑地望着他，问道：“先生，你叫什么？来我家有几年了？”那人道：“我叫毛遂，来到您这里已有三年了。”
平原君微笑着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放在口袋里的锥子一样，它的尖儿立刻就会显露出来。可是先生在我这儿三年了，周围的人从来没有推荐过您，我连关于您的一言半语也没有听说过。先生，您还是留在家里吧！”
毛遂也笑了笑，说：“直到今天我才请求您把我放进口袋里去啊，您要是老早就把我放到口袋里，那么整个锥子早就戳出来了，不光只露出个尖儿。”平原君听了无话可答，只好让他一同前去。
到了楚国，平原君同楚王商议订结抗秦的盟约。从日出一直谈判到日中，楚王始终犹豫，害怕秦国，不敢同赵国订盟。双方正在热烈辩论，这时，只见毛遂手按剑把，大踏步走上台阶，大声嚷道：“合纵抗秦有利，不联合有害，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怎么从早晨直谈到中午，还没有谈判出结果！”楚王感到十分骇异，问平原君：“他是做什么的？”平原君回答说：“他是我的门客。”楚王皱了皱眉，大声呵斥毛遂道：“我同你的主人商讨国家大事，你来插嘴做什么？”
毛遂听了，圆睁着眼，紧把着剑，走到楚王面前，正色道：“大王仗着军队多，才敢这样呵斥我。现在，我距离大王不过几步，楚军虽多，也救不了大王，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手。您当着我的主人，为什么要这样无礼地呵斥我！”毛遂说时神情激昂，楚王坐在座位上，吓得一声不吭。楚王的侍卫谁也不敢莽撞行动。稍停，毛遂又继续说：“楚国有方圆五千多里的土地，一百万的甲兵，本来是可以称霸的。以楚之强，理应天下无敌，没想到秦将白起，率数万之众，兴师与楚战，楚国竟被打得落花流水。头一仗攻拔了楚国的鄢（yān，在今湖北省宜城市）、郢（yǐng，在今湖北省江陵），第二仗烧毁了楚国祖先的坟墓，第三仗又使大王的先人受到侮辱。这种仇恨，百世（三十年为一世）不能忘，连赵国都感到羞耻，而大王却反不想雪耻！依我看，合纵抗秦，为的是楚，并不是为了赵。”毛遂的话，深深地击中了楚王内心的痛处。的确，楚国以一个大国而一败再败于秦，确实是丢脸；败后而不打算雪耻，更是丢脸。将来在其他小国眼里，楚国还有什么地位呢？当着平原君的面，要是拒绝援赵，岂不表明自己是个懦夫？秦围邯郸，赵国坚强抵抗，英勇不屈；楚与赵比，楚大赵小，赵有决心抗秦，楚无决心抗秦，楚国难道就不惭愧？再说，此次秦赵之战，楚不救赵，设若赵胜秦败，楚国必将为诸侯耻笑；设若秦胜赵败，秦必更强，楚国的后患，必将有加无已……楚国应该怎么办呢？楚王想到这里，不禁连忙说：“对对，先生说得对。”毛遂跟着又问了一句：“那么大王决定签订盟约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一步不放松，当时就要楚王左右的人拿猪狗血来，准备盟誓。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献给楚王说：“请大王首先歃血定盟，其次是我的主人歃血，再次是我。”就这样，楚王和赵国签订了合纵抗秦的盟约。
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自己推荐自己，主动愿意担当某一项工作时，人们还经常引用这个典故来作为比喻。
（王业猷）
信陵君救赵
信陵君魏无忌，是战国时魏安釐（xī）王的异母弟。他为人谦虚，爱重人才，远近的人都愿来投奔他。他家里经常有门客三千人。
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有个隐者叫侯嬴，做大梁城夷门（城的东门）的门监，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七十岁的老人。信陵君听人说后，便亲自去拜访他，为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待他为上客。侯嬴有个朋友名叫朱亥，在大梁市上做屠夫，也是一个贤者，信陵君也时常去拜望他。
公元前258年，秦兵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信陵君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赵国几次送信给魏王和信陵君，请求派兵援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统率十万大兵去救赵国。秦国听到这个消息，向魏国提出警告；魏王害怕，命令晋鄙暂时停兵不进，把军队驻扎在邺城。
赵国盼望救兵不到，十分焦急，接连不断派人到魏国催促。信陵君再三向魏王请求，魏王始终不肯答应进兵。信陵君为了援助赵国解救其围困，就集合了一百多辆战车，准备带着自己的亲信武士去同秦军拼个死活。出发的这一天，他行经夷门会见了侯嬴，便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并且向他告别。不料侯嬴却冷冷地说：“公子努力吧！我这个老头儿可不能跟着一起去啊！”
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纳闷，自忖道：“我平时对待侯生（侯生，是对侯嬴的尊称）很好，现在我要去拼命了，他却对我这样冷淡，是什么原因呢？莫不是我还有什么错处吗？”想到这里，他命人掉转车子，要回去向侯生问个究竟。侯生见信陵君转来，笑着说：“我早料到公子是要回来的。”又接着说：“公子带了这么少的人去同秦军打仗，正像拿肉喂饿虎，岂不是白白地去送死吗？”信陵君听了，诚恳地向他请教。侯生说：“我听说调动晋鄙军队的兵符放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大王最宠爱的如姬能够把兵符偷出来。我又听说从前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她怀恨三年，到处设法寻找仇人不着，最后还是公子派人把她的仇人杀死，替她报了仇。她一直感激着公子。假如公子肯开口求如姬把兵符偷出来，她一定会答应。公子得了兵符，把晋鄙的兵掌握到手里，击退秦军，救了赵国，这正是了不起的功劳！”
信陵君依他的话去做，果然把兵符弄到了手。这天，正准备出发，侯生又说：“大将统兵在外，只要便于国家，有时就是君主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朱亥是个大力士，望公子带他同去。万一晋鄙不肯交出兵权，就叫朱亥当场打死他。”
信陵君带着朱亥跟许多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假传魏王命令，要接替晋鄙的兵权。晋鄙把兵符接过来，跟自己带着的那一半兵符一合，合成了一个整体。兵符虽然不错，可是晋鄙心中非常疑惑，说：“这是军国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才能照办……”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抽出藏在袖中的一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猛不防一锤打去，晋鄙立即身死。
信陵君接管了晋鄙的军队以后，随即进行了一番整顿的工作。他下令军中，说：“如果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是独子的，回家养父母。”最后他挑选了精兵八万人。
魏军经过整编，士气高涨，猛攻秦军。秦军久攻邯郸不下，士气已疲，现在又受到魏军猛攻，结果大败。
被围了一年多的邯郸，至此正式解围。信陵君受到了赵国人民极大的尊敬。
（王业猷）
图穷匕首见
“图穷匕首见”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的事情。
荆轲是卫国人，喜欢读书、击剑。他自从卫国亡后，就漫游各地，最后到了燕国，和擅长击筑（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做了好朋友。燕国的隐士田光，也常和他往来。
燕国太子丹曾被当作人质抵押在秦国，秦王嬴政待他很不好，他逃回燕国，时刻想报仇。他因为恨秦，所以有意收留了秦国的逃亡将领樊於期。当时秦国大将王翦正率领数十万大军攻打赵国。秦兵已经快迫近燕国的边界，燕国很危险。太子丹去请教田光，田光便把荆轲介绍给他。太子丹把荆轲当作上宾，优礼接待。他希望荆轲出使秦国，乘机劫持秦王，令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否则就把秦王刺死。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
可是过了好久，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而这时王翦已经破赵，秦兵业已打到燕国的南边，太子丹十分恐惧，想催促荆轲赶快起程。荆轲说：“我此去若无凭信，恐怕不能接近秦王。听说秦国悬重赏捉拿樊於期将军，假使能取得樊将军的头，再加上一幅燕国督亢（今河北省涿州、定兴、新城、固安之间）地方的地图，一并献给秦王，秦王必定乐意接见，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报答太子。”太子丹对于荆轲的计划，很是赞同；只是不同意杀樊将军，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
荆轲见太子不忍，便私下去找樊於期，把自己打算如何刺秦王的办法对他讲明，同时用言语来激他，结果樊於期自刎而死。太子丹见事已如此，只得依照荆轲的计划行事。他命人准备了一个匣子，把樊将军的头颅用药保存起来封好。又以重价买到一柄锋利的匕首，上面浸淬上毒药，使之杀人能见血立死。匕首就裹在督亢地图里面。另外还找到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使。诸事预备妥当后，太子丹就打发荆轲上路。
出发的这一天，太子和他的宾客都穿戴着白色衣冠前来送行，一直送到燕国南部的国境易水边。荆轲喝过了饯行的酒，高声歌唱起来。他的朋友高渐离为他击筑。只听荆轲歌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声慷慨悲壮，送行的人个个感动。唱完歌，荆轲便带着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西去，连头也不回。
荆轲等到达了秦都咸阳（在今陕西省），秦王听到燕国派人把樊於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送来，非常高兴，特地用极隆重的仪式来接受燕国的献礼。
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的匣子，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二人依次上前。刚走到大殿台阶边，秦舞阳感到害怕，不禁脸色大变，浑身发抖。秦王的左右和群臣都十分诧异。荆轲镇静地回头朝秦舞阳笑了笑，然后向前替他谢罪，说：“北方的粗人，从未见过大王，不免震恐，还请大王恕罪！”
秦王未加深究，紧接着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手里的地图拿过来。”荆轲双手献上地图。秦王慢慢地把图展开，图刚展完，突然现出一柄亮晶晶的匕首。这时，荆轲眼快，迅疾地左手一把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起那把匕首，就朝秦王胸上猛扎。
秦王大惊，吓得忙从宝座上跳起来，用力把衣袖挣断，脱出手想拔剑抵抗，无奈剑身太长，心又慌，一时拔不出来。荆轲追过去，秦王围着殿上的粗大柱子闪避，情况很危急，群臣都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好。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在殿上，不准携带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都在殿下，未奉命令不得随便上殿。而秦王在慌乱中又偏偏忘了下令，卫士们都很着急。秦王围着柱子跑，荆轲围着柱子追，眼看快追上，忽然有人提醒秦王：“大王把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依言拔出剑，挥剑砍荆轲，一剑就将他的右腿砍断。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掷去，没有掷中秦王，中在柱子上。秦王反身用剑乱砍荆轲。荆轲受重伤，倚着柱子大骂：“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我想要活捉住你……”最后，秦王左右一涌上前，将荆轲杀死。
这个故事很著名，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至今，当人们说到某一事件的阴谋终于暴露时，经常会引用这个典故——“图穷匕首见”。
（王业猷）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叫作“端午节”，也叫“端阳节”。这个节日的起源，有很悠久的历史。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屈原是楚国人，生于公元前340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生活的时代，正当一度很强大的楚国开始走向没落和败亡的时期。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在政治上有远见，主张革新，希望楚国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然而他的进步的主张，始终得不到楚王和其他贵族的支持。公元前278年，楚国的郢都被秦国攻破，他感到无比地痛苦，就在这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在今湖南省）而死。
自屈原死后两千多年来，人民一直都同情他。每年端午节这天，各地都要划龙船来纪念他。划龙船，是象征当年楚国人民打捞他尸首时的情景。全国各地在这天都要吃粽子。吃粽子，也是对他表示怀念。据说古代楚国人民每年到这天，都要祭祀他，用竹筒装米投到河里，让他享用。也有的说，把这些东西投进河里是喂蛟龙，好让蛟龙吃了不再去吃屈原的尸体。这就是后世吃粽子的来源。端午节这天，人们还要喝雄黄酒，家家门口还要插上艾叶和菖蒲草。古代人认为艾叶和菖蒲草有辟邪的作用，屈原是被代表邪恶的奸臣所陷害，插上这些东西，不但是一种怀念屈原的表现，而且是一种避邪降恶的象征。
（王业猷）
诸子百家
我们现在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切思想家及各种不同的学派。所谓“百家”，是表明家数很多的意思，并不是整整有一百家。
西汉初期，司马谈曾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则总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十家中，除“小说”家外，其余九家被后人称为“九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孔子；战国时期儒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是孟子和荀子。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为礼乐与仁义。“礼”指的是为区别亲疏尊卑、上下贵贱等级而制定的各种条文。“乐”指音乐，是礼的配合，提倡乐的目的，是为了从感情上缓和上下矛盾，好使礼的作用更加显明。“仁”指的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爱和同情心。“义”的意思，就是适宜、合礼，也就是说，人人都要遵循和维护当时阶级社会的一套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在政治思想上，孔子强调礼乐的作用，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孟子则充分发挥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主张国君行“仁政”。荀子讲究礼义，不过荀子所讲的“礼义”，另外还包含法治的意味。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和儒家的各派学说，支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延长，儒家学说是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墨家学派是儒家的反对派，它的创始人是比孔子稍后的墨子。代表他的思想的有《墨子》一书。墨家自己虽不反对等级，但却坚决反对儒家所主张的等级制度。墨子认为：儒家所强调的繁文缛礼和厚葬久丧制度，是一种奢侈浪费；孔子所说的“仁”，实际是对贵族的偏爱。针对儒家的观点和当时实际存在的各国贵族的腐化现象，墨子提出了“节用”“节葬”“兼爱”“非攻”等一些主张。墨家有自己严密的组织，凡是墨家门徒，必须服从巨子（墨家领袖称“巨子”）的命令，过艰苦的生活，严守家法，舍命行道，实行教义，分财互助。秦汉以后，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墨家学说看成一种危险的思想，对它采取压制、排斥的态度，所以墨家学说后来便逐渐走向衰落。
道家是战国时期和儒墨两家并行的一个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老子生卒年不详，研究老子思想，今天主要还是根据《道德经》一书，这本书大概是战国时人所编纂。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地人，约与孟子同时或稍后。研究庄子思想，主要应根据《庄子》一书中的“内篇”七篇。老子是我国古代具有极大智慧的思想家。他根据自己对于自然界天地万物变化情况的精密观察，以及对于亲身经历的社会变革的深刻认识，发现了事物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他指出，任何事物都含有对立的两方面，并且正反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这种承认矛盾变化的观点，具有辩证法的因素，是老子学说中的精华。然而老子在思想上带有消极、保守的一面，他害怕斗争。他虽然发现了矛盾的某些法则，可是却不想发展矛盾，解决矛盾，而是企图把矛盾永远拉回到原来的起点，使它始终停留在静止的状态。庄子的学说比老子更保守、更消极。他以“物（人）不胜天”为中心思想，反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主张人们都应“少私而寡欲”，自然做到“愚而朴”，像婴儿一样保持其所谓真性。秦汉以后的历代君主，在治理天下时，常常利用道家学说来作为驾驭臣民的手段，因此道家和儒家一样，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及公孙龙。惠施是庄子的好友，比庄子的年龄要大。公孙龙生于战国末期，比惠施的年龄要小。他们都是诡辩论者，专门玩弄名词概念进行观念游戏，后世称他们为“名家”。在惠施这一派人的眼里，宇宙间的一切，只不过都是些相对的概念，万事万物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犬和羊都是动物，所以犬可以为羊；黑和白都是颜色，所以黑也就是白。在公孙龙这一派人的眼里，事物的概念和属性似乎与事物本身是可以割裂开来的。坚白石本来是一件东西，但是他们却认为是“坚”性、“白”色、“石”形三个独立的概念，而不是一块具体的坚白石。惠施一派诡辩论者把什么都看成相对，甚而抹杀一切事物的差别；公孙龙一派诡辩论者，把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和各种物质属性分割开来，其结果必然是否认客观具体事物的存在。这两种名家观点的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都不外是为了混淆是非，借以阻挠社会的进步。
法家有法、术、势三派。“法”的一派，代表人物是春秋时期的子产和战国时期的李悝及商鞅，他们着重于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和贯彻。“术”的一派，以战国初期的申不害为代表，这一派着重在研究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势”的一派，以慎到为代表。慎到，有人说生于申不害之前，也有人说生于申不害之后。为了使“法”和“术”能行之有效，君主必须有权力，权力就是“势”，这一派主要就是着重讲究如何增强君主的权势。法家学说，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君主集权国家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阴阳家以邹衍（一作驺衍）为代表。他与孟子同时。他认为土、木、金、火、水是构成宇宙实体的五种物质，他把它们称为“五行”，或叫作“五德”。五行之间有一定的“相生相克”关系——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宇宙本身的运动，就是这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在起作用。古代人的看法，认为天道和人事是相互影响的。邹衍把自然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拿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化。他认为，某一朝代的兴盛，必然和五行中当今的某一“德”配合，下一朝代的兴起必然是它所配之“德”胜过前一朝代所配之“德”。例如，舜得土德而旺，夏得木德而旺，商得金德而旺，周得火德而旺。根据五行相克的道理，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因此夏能代舜，商能代夏，周能代商。周以后，必为得水德的朝代代替；再后，必为得土德的朝代代替，然后又是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如此循环不已。邹衍把这种循环称作“五德终始”。阴阳学派能够看出宇宙间事物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进化，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利用“五德终始”的学说来解释人事，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循环的，而不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是很有害的。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纷起，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谢承仁）
四书 五经
“四书”的名称，是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才开始有的。当时的理学家朱熹，特别从《礼记》一书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子书”，也叫作“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大学》一书，阐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观点。书中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指的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书中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认为修身是中心环节，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也是格物（研究事物之理）、致知（求得知识）的基础。而所强调的“修身”，实际上就是要人们的一切言行都符合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接触外界事物，参加社会实践，而只是教人专心注意内心的反省。
《中庸》是儒家宣传封建道德的一部伦理教科书。书中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来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标准。什么叫“中庸”呢？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中庸”的人生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过去，这种折中主义的观点，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反对任何根本改革的借口，也常被那些具有保守思想的知识分子引用来作为逃避现实斗争的理论根据。
《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死后，弟子们把平日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收集起来，整理成书，叫作《论语》。《孟子》书中常引《论语》的话，可知《论语》纂辑成书的时间，当在孟子生前。汉朝时，《论语》原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齐论》《古论》早已失传，现存的只有《鲁论》一种。《论语》的体裁很像后代的语录，其中，有记孔子所言，有孔子答弟子所问，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全书共二十篇，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论语》的文字很简朴，每叙述一事仅用数十字，意思便很圆满，是很好的语录体散文。
《孟子》七篇，是孟子的门人公孙丑、万章等所追述。里面记载着孟子的政治活动和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见解，以及和其他学派的一些争论。《孟子》的文章，词锋犀利，气势雄健，说理精辟流畅，轻松幽默。这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五经”是指《易》《书》《诗》《春秋》《礼》五种书。这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
《周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卜卦用的书。相传《易经》里的《易传》，也叫作《十翼》，是孔子所作。这种说法不见得可信。《易传》有《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总论全部《易经》的道理。《系辞》里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可是它又认为有一种本质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思想应用到人事方面，就是枝节问题可以变，而统治阶级的根本制度不能变。这种哲学思想，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尚书》就是《书经》，是上古的政治论文集，分《虞夏书》《商书》《周书》等几部分，包括古代许多重要的档案和文告。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也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文献。
《诗经》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它保存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全集分三个部分：“风”，是民歌；“雅”，是贵族们的诗歌；“颂”，是贵族们祭神、祭祖先的舞曲。传说《诗经》是经过孔子修订和整理的。《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它的表现方法多种多样，情感真挚，文辞优美朴实，感染力强烈，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珍珠。
《春秋》是一部编年的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间，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东周时期各国都有史官记事。鲁国的史官记事，就叫作《春秋》。孔子可能对鲁《春秋》加以删修整理过，所以一向就说《春秋》是孔子作的。
《礼》有《周礼》《仪礼》及《礼记》三种（后世《五经》中的“礼”指《礼记》）。《周礼》是战国时的学者记述周朝官制的书。《仪礼》就是孔子所编订的《礼经》，原书已经不全，现在所见的是汉朝儒家的传本。《礼记》是孔子弟子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这是考察儒家思想和战国以前制度器物的重要典籍。
（王业猷）
孔子 孟子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没落后迁移到了鲁国。宋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国保存商周的文化最为完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观礼、观乐，都要到鲁国。孔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礼乐的知识。据说他幼年时做游戏，就常爱做各种礼仪的演习。
孔子曾整理过古代的文献书籍，相传《诗经》《尚书》《易》《礼》《春秋》等书都经孔子整理过。孔子对于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有着巨大贡献。孔子主张做学问的态度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就是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对学生，他主张因材施教。他教过三千名学生，据说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他的学生有贵族也有平民，各国人都有。
在哲学思想上，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曾说过“仁者爱人”的话。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损害别人的利益，就是不仁。他希望志士仁人要不惜牺牲性命来达到仁，不要苟且偷生来损害仁。
在政治上，孔子对于当时社会的动荡表示不安，要求通过制礼作乐的手段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从而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这种主张，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提倡利用，影响中国的社会极为深远。
历史上称孔子为“至圣”，由来甚久。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便一天一天抬高。唐朝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唐政府下令追尊孔子为“文宣王”。宋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给孔子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朝最初定称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
总之，历朝统治者对孔子都是倍极尊崇的。这是因为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正是维护他们统治秩序的工具。当然，今天我们也很尊敬孔子，不过今天的尊敬和过去的“圣化”，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我们需要整理总结，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把他神化、圣化是不对的。当然，完全否定他在先秦文化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对的。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05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没落为“士”，是孔子的第三传学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曾游说齐、鲁、宋、滕、梁等国诸侯。他曾在齐国做了几年卿，在梁国也很受优待。不过齐宣王、梁惠王都认为他的学说不合时宜，并未加以采纳。后来他见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授徒讲学。
孟子不仅是儒家曾子、子思学派的继承人，而且还发展了这一学派，故后世把他当作儒家的嫡传大师，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合称孔孟。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仁、义、礼、智等品质都是自然地先天具备的。至于人为什么会有不善的行动，他认为那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引诱。根据这种认识，他承认教育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的手段，教人去其不善以存其善。可是他又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提倡存心养性，培养其所谓“浩然之气”，以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哲学中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后来宋代儒家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最突出的主张，是行“仁政”。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各国诸侯的兼并战争而发的。他从稳定君主的统治地位出发，强调君主应当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应当让人民过安定的生活。要使老年人能衣帛、食肉，鳏、寡、孤、独的人生活能有所依靠。他反对那种强欺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和对人民的无辜屠杀。他主张讲公义，反对讲私利。他憎恨暴君，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杀暴君是诛独夫，不是弑君。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并且加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带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宝贵的政治理论。他同时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看法。
历史上称孟子为“亚圣”，由来也是很久的。宋、明的道学家们都极力推崇他，认为他是独承儒家正统的传人。元朝文宗时曾封孟子为“亚圣邹国公”，明朝世宗嘉靖年间免去孟子的封爵，只称“亚圣”。
（王业猷）
老子 墨子 韩非
相传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生卒年代不详：有人说他生于孔子之前，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另外还有人说他生于孔子之后。他的学说被广泛传播，是在战国的后半期。
老子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他看到了宇宙万物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的法则。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主张。他认为，为了治理国家和应付自然，最好是掌握节制的原则。治理一个大国，要像煎一盘小鱼一样，不要常常去搅动它。天下禁令越多，人民就越陷于贫困，人们的技术越巧，奇奇怪怪的东西就越会增多。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反对暴政，指出：人民之所以有饥荒，是因为执政当局收取的捐税太重。如果宫廷是豪华的，那么田里就会长满野草，仓库就会十分空虚。他希望人们恢复到孤立生活的远古时代去，很小的国家，很少的人民，邻国相望，鸡声、狗声相闻，而彼此不相往来。在他看来，人民之所以难治，是由于人民有智慧，因此他主张“绝圣弃智”，“常使民无知无欲”。历朝的统治者，对老子学说中的落后部分，是十分欢迎的，他们都大力鼓吹老子的这种愚民思想。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死于公元前420年。他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家庭，懂得一些手工业生产技术。
他替手工业者、小私有者说话，无情地揭发了王公贵族的奢侈浪费，提出了“节用”“节葬”的主张；他代表手工业者、小私有者争取政治地位，反对贵族世代专权，主张选拔贤人出来管理政治。并且认为人民也应该参加政治，还指出奴隶也是人。
在墨子学说中，“兼爱”“非攻”的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核心。墨子提倡人与人应该无等差地“兼相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交相利”，才会大家都有好处。在他看来，正是人们不能“兼相爱”，才产生“攻”“乱”“贼”“窃”的现象。“攻乱贼窃”是不义，进攻别人的国土是大不义。他坚决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阻止这种战争，流传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代表法家的主要人物。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古时称诸侯的儿子为公子），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和秦国的政治家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可是才学比李斯高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长于著书立说。他好几次给韩王上书，劝韩王实行法治，韩王都没有听从。后来秦始皇读了他的著作，十分赞赏，于是把他请到了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不久，就被李斯陷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总结了李悝、商鞅等各派法家的学说，吸收了儒、道两家有关法治的思想，最后完成了法家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认为“法治”是唯一适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必然要求。他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应当把法令用明文公布出来，使大家都能了解，有所遵循。不仅人民，甚至贵族和官吏，都应当遵守国家法令，从而巩固君主的统治势力。
2.君主应该有威严和权势，以便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官吏、将帅都由君主任免。只要有能力，即使“出身卑贱”，也可以做官。
3.重视开垦荒地和发展农业，认为这是使国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办法。主张奖励努力耕田的农民和勇敢作战的战士。要求取消不耕而富和没有军功而享有爵位的旧贵族的特权。
4.主张禁止其他各种学派的活动，以国家的法令来约束人民的思想。国家对人民的言论和思想，应该进行严格的控制。
5.政治上的改革，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因为历史是进化的，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应该随着变化，不应该拘泥于古代。
韩非的学说，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巩固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措施，基本上都采用了韩非的主张。
（王业猷）
孙武是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学家，后世尊称为孙子，生卒年代不详。他原来是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他的家庭，是齐国世袭的贵族。他最初也在齐国做官，后来因避乱投奔吴国，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没落贵族。这时阖闾做了吴王，任用楚国的伍子胥做谋主，伍子胥同孙武交了朋友，后来便把孙武所著的兵法送给吴王看。吴王读了很是称奇，便让孙武训练全国的将士。公元前506年，吴王派孙武担任大将，出动了三万大兵，进攻楚国，五战五胜。公元前505年，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郢都。经过这次战争，吴国一跃而成了当时的头等强国。
孙武给后世留下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学著作。这部著作，大体是孙武总结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以及平时和吴王、伍子胥等研究军事的论点，经过后代人长期整理而成的。今天所见的《孙子》十三篇，就是经过东汉时曹操的选择和删削的。我国历代的名将都很推崇这部兵法，有些外国的军事学家也很推崇这部兵法。
《孙子兵法》有自己精深完整的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问题等，都有比较精辟的分析和看法。下面我们概括六点，来说明这部书的价值：
1.战争的正确指导，在于“知彼知己”。“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这句话见于十三篇中的《谋攻篇》。孙武的意思，就是要求在作战时，既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加以比较分析，然后确定战略的计划与战役的部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总的原则指导，即使在今天，用来指导战争，也是正确的。
2.战争的正确指导，在于争取主动权。孙武对于在战争中争取主动这点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他认为争取了主动权，使敌人不知我从何处进攻，处处防守，兵力分散，然后我可以“避实而击虚”取得胜利。设法造成敌人的弱点，这是《孙子兵法》在军事上表现主动性最突出的地方。他的办法很多，如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而给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或者给敌人以小利，引诱敌人进攻而将其全部歼灭。
3.在进攻战方面，孙子有很多极其高明的见解。他指出：进攻时要集中兵力，突破敌人一点。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而向敌人的弱点攻击。
4.在运动战方面，孙子提出了很多卓越的意见。他说：“乘敌人措手不及，从敌人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所不戒备的地方。”又说：“我们想决战，敌人虽然高垒深沟都不得不出来同我们在运动中来打，那是因为进攻了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就很会运用孙武这套原则，取得过辉煌的胜利。
5.《孙子兵法》中，在强调战争指挥的灵活性这方面，也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孙武非常讲究“出奇制胜”，所谓“出奇制胜”，就是以变化无穷的战术打击敌人。他说：“善于‘出奇’的，就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就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又说：“作战方式灵活变化到顶点，就看不出行动的规律来。行动规律既然不可捉摸，那么，就算有深藏的间谍也将偷看不到底细，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办法来。”对于用兵，孙武很强调“机变”，强调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矛盾。战争中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需要根据敌人的情况，灵活地运用和变化，这才是保证胜利的关键。
6.十三篇中，对于如何依据敌我两方兵员的多寡来采取战争的行动，有着十分明确的论述。孙武认为：我方兵力比敌人多十倍，就可以采用包围战；比敌人多五倍，可以采用进攻战；比敌军多一倍，可以分兵来作战；相等的兵力，可以合力来作战；兵力较少，就只能采用防御战；兵力差得太多时，只有暂避其锋。这些重要的原则，如果运用得当，是可以发挥很大的战斗作用的。
由于阶级出身和所处时代的限制，孙子的军事思想，不免还有很多缺陷，不过尽管如此，孙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王业猷）
班门弄斧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出自明朝梅之涣《题李白墓诗》：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梅之涣认为有些人写诗不如李白，却不自量力，路过李白墓前，偏爱题诗，所以他拿“班门弄斧”这句话来讽刺那些自炫其能的人。
在班门弄斧这个成语中，“班”指的是鲁班。鲁班叫公输般，又称公输子，是春秋战国时的巧匠和著名的技术工程家。他出身于文化比较发达的鲁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弟子。他后来到了楚国，就长期住在楚国。当时楚越之间常发生战争，楚国常被越国打败，为了改变这种战败的局面，公输般替楚国发明了一种名叫“钩拒”的水战新式武器。《墨子·鲁问篇》中提到公输般这种新式武器：“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意思是说，在敌人的船队后退时可以把它钩住，在敌人的舟师进攻时可以把它挡住。另外，据说他又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利器——“云梯”，十分厉害。公输般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还发明了不少生产工具，修建了不少桥梁或房屋。有人说他还造过能飞的木鸢，飞到空中几天几夜不落到地上。他的智巧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称道。过去木匠、泥瓦匠、铁匠、石匠等行业，都把公输般尊奉为祖师。他成为我国民间传说中劳动人民智慧的代表。
（王业猷）
屈原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学识渊博，记忆力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擅长外交辞令，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十分熟悉。
楚怀王时，他曾做过楚国的左徒（楚国很高的官职），出使过齐国。他在政治上是怀有远大抱负的：他希望能制定新的法令来改革楚国的内政，使日益衰弱的楚国重新像往日那样富强起来。他痛恨那些持权弄柄的守旧贵族，同情人民的艰难困苦。他期望怀王能够亲近贤臣，提拔有才德的人出来担任国家的领导。
在外交上，他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
起初，楚怀王曾一度相当信任他，他的联齐抗秦的主张也一度博得了怀王的支持；但是后来由于怀王听信了奸臣的谗言，加上受了秦国的威逼利诱，便渐渐地和他疏远了。当时，在楚国，联齐和联秦是两条对立的外交路线，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屈原是主张联齐派的首领。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和令尹（楚国官名）子兰以及上官大夫靳尚，是亲秦派的代表。公元前299年，怀王在令尹子兰的怂恿下，到秦国去订立盟约，结果上了大当，被秦扣留，不得回国，最后竟病死在秦。怀王入秦不返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太子继位为王，就是顷襄王。
顷襄王刚即位的时候，楚国反秦的空气一时十分浓厚，可是过了不久，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顷襄王很快就屈服了，亲秦派的势力大大抬头。屈原遭到了令尹子兰等人的倾陷排挤，被流放到大江以南。
从此，饱受各种政治打击的屈原，怀抱着拯救祖国的无限热情，内心忍受着无穷的痛苦，开始了十多年的流放生活。
在他六十二岁那年，秦国派遣大将白起攻破了郢都，楚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屈原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正如他自己所说：“旧愁未去，又接上了新愁。想到郢都的收复遥遥无期，就像江水与夏水没有尽头。”（白话翻译系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下同）他感到悲惨万端，有苦难言。他怀着对故国的满腔赤诚，写下了如此动人的诗句：
啊，我在向四方远望，
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
飞鸟一定要归巢，
狐死，头向着山冈。
我无罪而遭流窜，
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就在这年，屈原终于以身殉国，投进汨罗江中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下了许多杰出的诗篇。他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的有《九歌》《天问》《离骚》《九章》等二十五篇，大部分是可靠的。他在古代中国诗歌创作史上掀起了一次大的革命。他吸取了民间歌谣体的优点，并且发展了这种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形式——“楚辞”，给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他在年轻得意时写的作品，大多是一些祭神的歌辞，文字清新、生动，音调铿锵、玲珑。读后令人有一种沐浴在春天的和风之下听泉声、鸟语的感觉。他流放时写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内容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感情，悲愤、沉痛、抑郁、奔放，读后会使人产生一种四野茫茫、雷鸣闪电、狂风暴雨即将横扫一切的心情。
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他遭到流放后所写的一篇最宏大的抒情诗。在诗中，他给予了人民极深厚的同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
我深长地叹息禁不住要洒下眼泪。
在另一篇流放后的作品《抽思》中，作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想率性离开故乡跑向国外，
看到人民的灾难又镇定下来。
郢都破后，作者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在《哀郢》一诗里写道：
登上大堤，我向远方眺望，
姑且这样，以疗慰我的悲伤。
可爱的国土呵，无边的沃壤，
水乡的民俗这样古朴纯良。
这些诗渗透了作者高洁的情操，说明了作者伟大的人格。中国人民热爱屈原的人格，也热爱屈原美丽的诗篇。
（王业猷）
都江堰 郑国渠
都江堰是秦昭王在位（公元前306—前251）时蜀守（蜀郡的长官）李冰兴建的（一说是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时李冰担任蜀守时兴建的）。四川都江堰市、成都一带，正当岷江从西北多山地区流经成都平原南向注入长江的去道上。水在山间流得很急，一到平原，流速顿减，水中挟带的泥沙随着沉积下来，容易堵塞河道。因此每年一到夏季，岷江水势骤涨，常发生水灾，水退之后又常有局部旱灾。怎样克服水旱灾害以保证农业丰收，这是古代四川人民长期以来最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冰担任蜀守时，吸取了前人治河的经验，视察了都江堰市一带的地势，找出了岷江泛滥的关键，研究了防治洪水的方法。他和儿子二郎一起，领导当地的人民，就地取材，经过长期艰辛的劳动，最后完成了这项闻名于世界的，我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古书上叫作“都安堰”）。
这项工程，修建在都江堰市城外，是一个综合性的防洪灌溉系统，主要工程包括：起分水作用的“都江鱼嘴”；保护河岸、减少流水冲刷力量的“百丈堤”；隔离岷江内、外江水道的“内金刚堤”和“外金刚堤”；宣泄内江过多水量的湃水坝——“飞沙堰”；弧形的护岸建筑“人字堤”；以及人工开凿的内江通道“离堆”和“宝瓶口”。从百丈堤到宝瓶口，各项工程连绵共约三公里。内江经过宝瓶口流到都江堰市东南分成三大支流，输水灌溉农田；外江向正南流，沿途分成六大支流，输水灌溉农田。总计分支流有五百二十多条，分堰有二千二百多道，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六十五公里，灌溉面积合古代亩数三百多万亩（古代每亩合今亩五分二厘）。
都江堰修成后，完全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二千二百多年来，这一工程一直都在为农业生产服务。
郑国渠开在陕西的渭河平原上。这里原是黄土冲积地带，由于雨量较少，常闹旱灾，所以粮食产量不高。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采纳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的建议，从谷口（今陕西礼泉县北）起，开凿渠道，引泾水直达中山（今陕西泾阳县北），又向东通到洛水，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渠道共长三百多里，灌溉了今天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县合古代亩数四百多万亩的田地。
自郑国渠修成后，关中一带变成了沃野，免除了严重的旱荒威胁，平均每亩田地的产量都达到“一钟”（合六斛四斗）。（王业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