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1953年，我为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准备了一篇论文，题为《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1)。其中我仅利用了有限的安阳材料，因当时我尚未对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品，如侯家庄发现的雕刻品，进行细致的研究。然而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几个已开始形成的重要观点。
安阳发现的两件艺术品一出土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座大理石躯干像身上雕刻着类似文身印记的图案；一个雕刻着饕餮面的骨柄，饕餮面从上到下排列着。这两件艺术品，使我找到了古代文身习俗和图腾制存在的证据。另一组手工制品使我相信古代中国可能普遍存在着先进的木雕艺术。既然青铜器如我所推论的那样，是模仿木制品的，那么木制品原本一定是满身有花纹的。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确发现了一些木制豆型器皿和木鼓的遗痕，但它们已全腐朽了。在青铜器中方形体和长方形体的器物常常是满身有纹饰，而圆或椭圆形体的则不是这样。那时我推测方形体铜器是仿木制品的，圆形体铜器是从陶器演变来的。
以这篇文章为起点，我继续研究安阳资料近二十年，尤其重视研究青铜器。重要成果已发表在五卷《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它包括了小屯和侯家庄出土的全部青铜礼器。现在看来，1953年的文章中初次提出的不少观点仍适用。这一章中，我将致力于讨论安阳发掘品中的艺术品的主要方面。与前一章一样，将材料分为四组来叙述：陶器、骨器、石雕和青铜器。
陶器
安阳出土的陶器已得到了详细记录和全面研究，其成果已于1956年出版(2)。我研究的结果，发现安阳陶器中的主要部分即灰陶中有少数是有纹的，它们是大口簋和带盖的罐。在有花纹的容器的外表面刻着一周或两周锯齿形线（图31）。大多数灰陶器的表面经过拍打，印上粗或细的绳纹、方格纹，或刻上水平线纹。这些花纹是否为装饰的最早阶段，人们的看法是不同的。中国史前史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吴金鼎认为它们仅是制作的痕迹，而锯齿形刻纹带似是从龙山文化演变而来的一种艺术尝试。
图31 带刻纹的灰陶器皿（据日译本）
安阳发现的白陶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实例，这类陶器可分为三组：质软的、质较硬的和质硬磨光的。除质硬磨光的这组外，其他两组器表都刻着华丽的图案（见图32、33）。这些图案似以青铜器为范本，但有一例外，即豆形器，殷商时期还没有这种青铜礼器。白陶豆的外表也有纹饰，但与其他白陶图案有些不同。其设计主要是棋盘形格中的方角云雷纹图案。我的看法是这种刻纹白陶属于后来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商代人视白陶比青铜器还要珍贵。这在我的《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一文中已有详细阐述。(3)
图32、33 白陶上的装饰图案（据日译本）
所谓釉陶的一组装饰简单，几乎无例外，在每个罐靠近肩部处有一周简单的波浪纹或一夹在阴线纹中的平行斜线纹。偶尔也有满身装饰棋盘形图案的（图34）。红陶的表面装饰几乎与灰陶相同，饰以绳纹。在关于陶器装饰的讨论的最后，我再谈谈已发现的某些烧过的陶制品。其中有的形状像铲子，后部有柄，柄端呈狗头或有角动物头的形状，这可能是一种工具；若为工具，则其用途仍不清楚（图35）。另一使人不解的发现是两个穿着几乎完全遮住下肢的长袍的陶人俑。这两个陶人俑显然是囚犯，双手都戴着手铐，一人双手在前，另一人双手在背后。两人颈带着枷锁，剃光了头（图36、37）。这两个人俑在发掘早期即发现，是出自一个扰乱了的地区。以后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遗物。
图34 带刻纹或印纹的釉陶片
图35 带兽头把手的用途不明的陶器
图36 陶人俑
图37 陶人俑
骨雕
在骨雕几组中，数量最多的是笄。在侯家庄田野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墓，墓中一女性骨架的头顶端发现近百个笄，这说明商代妇女是何等精心装饰她们的头部。笄顶端的装饰特别引人注意，它们被雕刻成不同形状。据我初步研究，这些笄可分八式(4)。早期笄的一端雕刻较简单，呈扁平形。在笄的另一端雕刻着精巧的动物或鸟（图38）。这些形状逐渐变化成各种几何形的式样。
图38 鸟头笄
总数次于笄的是一种叫“柶”的食具，在小屯和侯家庄发现很多。其中一种形式的柶较瘦长和细，常用牛肋骨制成。整个器身随着材料的原形有点弯曲。柄上有雕刻的装饰，使用部分扁平而末端呈圆形。另一式体粗短，两头同宽，但中间稍窄，常用牛腿骨制成。若按实际长度划分，发现它们的大小极少一致，但总的可分三类：由肋骨制的最长，约40公分，较少装饰和修整；一类长约30公分，一端有一角形柄，另一端雕刻呈铲形，平均长度比前一类短，而且柄上的雕刻很明显；第三类短宽，包括一些用足部的骨制成的匙形物品，这类一般是用牛腿骨制成的，柄呈角状，另一端边缘为刃状。柶的柄一般刻有现实的或神话式的动物纹饰如龙（图39）、饕餮头和鸟（图40）。
图39 带龙纹的柶柄
图40 三鸟重叠纹的柶柄（据日译本）
其他骨器有扁平的骨版、骨管、骨埙和器柄（图41—44）。骨埙上的雕刻几乎与一个白陶埙上所见的完全一样。
图41 刻纹的骨版（据日译本）
图42 刻纹的骨管（据日译本）
图43 刻纹的骨埙（三面）
图44 刻有五个连续兽面的骨器柄
石雕
早在1923年，安特生就宣布此年于辽东半岛的沙锅屯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动物形的石雕像(5)。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到的，而且也是中国石刻的最早实例。
安阳发现的石雕是出人预料的，也是令人鼓舞的。
在安阳的第三次发掘中，田野考古者偶然发现一石刻人体躯干的碎片。在田野发掘中，碎片就仅仅是碎片；可是1929年秋把它们运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些碎片可以拼合复原为一个蹲坐人体的下部，遗憾的是重要的上半部未发现。复原部分重15.4公斤多。（图45、46）我们怎样解释在小屯发现的这一雕刻的人体躯干呢？据司马迁说，周朝初期江苏一带的土著人仍在文身。因此华北山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可能仍有文身的习俗。若这个假设能成立，那么在殷商统治下仍有人文身，这自然为这时期的装饰艺术又提供了一个实例(6)。
图45 小屯出土的石雕人体残像：正面
图46 石雕人体残像：侧面
这在世界范围内立刻引起注意的异常发现，标志着我们对商代后期石刻艺术了解的开始。随着这一发现，又有一系列的其他石刻出土，其中大部分为龟、虎等动物形体。（图47）
图47 石刻虎形
直到第十三次（疑为第十一或第十二次之误。——编者）在侯家庄发掘时，我们才开始发现比较完整的标本。这些王陵中的雕刻有些不同，大部分是半兽半人，如人身虎头、带象鼻的双面怪兽或饕餮面具等神话式的动物形状（见图48、49、50）。绝大部分为圆雕，也有些仅是深浅不一的浮雕。遗憾的是大部分不是在原处，而是在盗坑中的碎片堆里发现的，因而不知其在墓中的原位置。其中有一部分碎石块拼合成为另一人形身体的一部分（见本书第五章的介绍和图13），无头着衣，使人高兴的是服装式样十分整齐清晰。
图48 象鼻双面怪兽：顶部
图49 象鼻双面怪兽：侧面
图50a 象鼻双面怪兽：正面
图50b 石刻饕餮面形
这个人的跪坐姿势几乎与现在日本人坐在家里“榻榻米”上姿势一样。这一发现立刻使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将此人体与第三次发掘时在小屯出土的人体躯干相比较，笔者首次发现，日本人的“正坐”，实际上早在殷商时的中国人中就是一种正规的坐的姿势。从华丽的服饰看，这个人可能是殷商统治阶层的人物。长袍上有两袖，前开口，有条腰带。膝盖下有旒形垂条可能是裙。长袍边上绣着几何形图案。此人是男或女尚辨不清。不管怎样，这代表了根据考古遗物所见衣着华丽的最早的中国人。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发现头部。这两个石人雕像，使人们百看不厌。
在侯家庄王陵发现的另一石人，虽体小，但为一人全身的轮廓。它是用一块扁平硬石凿成，为一个蹲坐的人，其手弯于下巴之下。从侧面看人体完整，大眼向前平视，没有清晰显示的内眦褶痕。耳、鼻、口与下巴位置相称，但无脚。头顶装饰讲究，这究竟代表一种发式还是时髦的头饰，还不能肯定。
与侯家庄石人媲美的是小屯出土的玉雕人像。艺术家用浮雕的阳线表现人像的头部，眼、耳、下颚、突出的下巴及扁平的鼻子等，都是凸起的优雅的线条勾画。前额上有一条横的明显的带形装饰，围绕着发根，头顶上有一鸡冠形饰物竖直向上，然后向后弯曲到后脑上方。这也很难说它究竟是代表发式，还是殷商时头部别致的装饰（图51）。
图51 玉刻人头形
这时期石刻包括很多种动物形象，包括真实的与神话式的动物。未加工的石料也有许多种，从较珍贵的蛇纹岩到普通的大理石。在一些实例中，我们看到石刻风格的明显不同。这些石雕出土时大都已破碎且分散各处，不可能确定它们的原位置，但成品风格和工艺技术的不同等主要考古特征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例如，几乎每件大型石雕动物背上都有一个深的直槽，就像小屯首次发现的那个人体躯干石刻一样。这种直槽不仅虎头兽上有，而且用大理石雕刻的猫头鹰上也有。显然，这被刻出的竖槽是为了嵌入墙上的突起部位。
青铜器
安阳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1）青铜礼器；（2）武器和工具；（3）双轮马车或其他木制器具等上面的功能性的或装饰性的金属制品；（4）纯粹为死者陪葬的明器。
在我们的收集里，青铜器中礼器的量最多，共有171件，包括许多不完整的碎片。礼器中觚40件，爵39件，不仅数量多，而且是殷商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在周朝初期它们似乎就消失了。
在其他的青铜礼器中，斝虽在数目上比上面提到的两种少，但在安阳发掘中至少出现16次，而三足和四足的鼎共出现23次。另外还有约50件左右的其他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尊、方彝、盘、盂、觯、壶、簋、甗、卣，还有一鸟形尊和一个角形器皿。
虽然这些器物中的大部分有纹饰，个别的满身是花纹，但也有例外，如有的觚无纹饰。有纹饰的觚可分三类：（1）仅中间部分有纹饰；（2）中间与下部有纹饰；（3）满身有花纹。爵除素面外也是如此，39件中有12件无纹饰，16件仅有一条横带，11件有较复杂的图案。
觚和爵上的主要装饰带由一个中间分开的动物面具组成（图52、53）。典型的是这种图案在觚的中间部位；而爵的装饰带有时被把手断开，因器把的部位正好切断装饰带。
图52 觚上的动物纹饰
图53 爵上的动物纹饰
关于在各种青铜器上制作装饰图案时所使用的方法，万家保根据实验室的实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在铸造技术中陶范有五种不同的制法。陶范的制法不同，产生的图案也不一样。这五种方法是：（1）刻划范纹；（2）模范合作纹；（3）堆雕模纹；（4）浮雕模纹；（5）深刻模纹(7)。
关于纹饰的内容，可以用觚中间部分为例予以说明。侯家庄和小屯出土的35件觚中，34件上有两个动物面具，以对称的相反方向排列在器物腰部的一条横带上。横带其余部位的空白处形状不一，但都填以古物学家称之为云雷纹的纹饰。
鼎的纹饰似乎较觚、爵两组更复杂。从类型学上看，23件鼎的标本明显分三类。我把第一类称鬲鼎，其重量最轻，只发现3件。大多数标本为第二类，有18件，平均重量为3845.2克。最大的是两个长方形的鹿鼎和牛鼎，其重量分别为60.4和110.4公斤（参见图11）。鹿鼎的纹饰我要作点详细介绍：鼎形似长方形木箱子，平底，四壁略向外倾斜，两窄边的口沿处有两立耳；四足形似圆柱中空；足顶与器底相接处有洞，恰在器底里面的四角处。器外壁、耳和足的外表面上有华丽图案装饰，大部分也许象征深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器的四个外壁的中心，装饰一完整的鹿头和一对高浮雕的突出的鹿角，在鹿头中间为一分段的扉棱。鹿角在头上半部向上分叉，两耳在其下。面部很简洁和写实，鼻子由一垂直扉棱构成。两角之间有一对浅浮雕的相对的龙。鹿头上部三分之二处，每侧都有一对高浮雕的复合鸟。
纹饰艺术的起源及某些特征
这些纹饰艺术的主要特征一部分是继承史前时期的，一部分是殷商时期的发展。螺线形的纹饰后来发展为普遍的云雷纹饰，它源于彩陶和黑陶时期。至于几何形图案，我在图54中绘制了比较图，举例说明这点。像鱼、人面、某些植物或有角动物等生物图形，可追溯它们起源于半坡和其他彩陶遗址时期。我曾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成果——弦纹，最初发展于龙山文化时期，殷商时期青铜器铸造者似乎广为摹拟过，尤其是在他们铸造无装饰的爵和觚甚至鼎时。
图54 彩陶文化、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纹饰演变（据日译本）
左边：1—3，出土于马厂；4，出土于辛店；1—4均选自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43年版），238—289页；5，黑陶文化标本，出土于日照；6，小屯出土的骨刻；7，小屯出土的石刻。
右边：1、2、4，出土于小屯和城子崖土器阴刻；3，引自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43年版），图37；5，小屯出土的骨刻。（按日译本，数码2和3的位置对调。——编者）
关于商代较华丽的，特别是表现在青铜器上的图案，其区别于同时期地中海艺术家制造品的一些特征，是特殊的对称观念。例如相对的一对兽或蛇；器皿上的一圈纹饰通常分割成几圈横带，这种横带有时从上到下多达七八条堆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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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济：《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1955年）。
(2)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
(3) 李济：《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
(4) 李济：《笄形八类及其纹饰之演变》，载《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册（1959年）。
(5) 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1923年）。
(6) 近来，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又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对反映文身的意见表示极大怀疑，不过由于她没见到原标本，她也未有定论。我的同事万家保则持另一种意见，他认为这既不是文身，也不是衣服，而是刻在雕像上的一种装饰，就像殷代艺人刻在石虎、石象上的一样。
(7) 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