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起民国前三千年至二一一八年
一 周代以前的推测
周代以前的史迹，很模糊了，难有明确的交代，近代社会学家总说人类最早是母系时代，我们从古书中也可找出片言只语作母系时代的证据：可是父系是什么时候代兴的，母系是怎样被推翻的，也就说不出了。父系代兴以后，婚姻的最初形式是掠夺，其次是卖买，再次便是媒妁，媒妁婚制的形成，已经有史可稽，并且相沿极长，直至今日。妇女生活的历史，似应从那时开始，这里先把媒妁以前的事，略说一说。
我们现在所可推证的母系时代的唯一特征，便是“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一个现象。所以神话里流传着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说法，很可作母系时代的证据。如华胥履人迹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女嬉吞薏苡而生禹，诸如此类，因为其不近情理，才见得是不知有父的捏造。
中国人“姓”的起源，好像以母为中心，与父没有关系，所以“姓”字，从女、从生。如古之著姓，“姚”“姒”“姬”“姜”“妫”“嬴”“姞”“妘”……诸字，旁皆从女。有人谓姓为我国最古的团体，那末即是以母姓为中心的团体，母系时代，血统一定是纯一的。由于母系时代，长期的经验，发见血统交不合利传种的原则，便是后来“同姓不婚”的根据。
父系时代如何代兴，史无所据，然社会学者谓男子恃其膂力掠公有之女子而独据之，是为母系革命之始。梁任公举《易·爻辞》“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婚媾”，解释掠夺婚的状况。他说：“夫寇与昏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毋古代昏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耶，故闻马蹄蹴踏，有女啜泣，谓是遇寇，细审乃知其为昏媾也。”（《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第二章）又如亲迎必以昏夜，女家三日不举烛，或者亦是掠夺婚遗下的习俗。
掠夺婚之后，尚有卖买婚的经过。伏羲制俪皮为礼的话，虽不可信，然婚礼纳采、纳征、纳币，皆以货财为重，是尚存卖买婚之遗意。卖买婚一变而为媒妁婚，其间相去极近，女子的奴隶生活，这时业已开始了。
二 宗法组织与媒妁婚制
掠夺婚时，父系已代母系而起。渐渐形成宗法的家族制度。周代就是从野蛮的高期渡入宗法社会的时代。宗法组织，家长之权，定于一尊，子女是父母的所有物，女子又是男子的所有物。人工价值的增昂，是男子要保有女子及其所生力役的重要原因，所以认女子为奴隶，卖买婚制乃发见。
卖买婚在中国的历史一定是很短的，当宗法组织渐强时，便觉直接卖买不若倩媒人介绍的较好；而且家境较好的女子，已无置身卖奴场之必要。婚嫁手续，势必改变：这便是媒妁婚所以继起的原因。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齐风》）媒妁婚制在东周列国时，是已确立了。可是一直到孔子时，婚礼尚甚简略。《论语》中《孔子》所说到的“礼”，以论“礼意”的居多，而其中丧礼祭礼都有，独无婚礼，足见当时的简略。列国之间，各有各的风俗，交通既不便，载籍文献又不是平民阶级所能见，那时婚俗之不能统一，是无容疑的。像《昏礼》所说的“六礼”，那样整齐合拍，孔子时代，一定还未通行，——或已行于一邦，尚未行于列国：或曾行于贵族阶级，而未行于全民。真正实行“六礼”的，是起于汉代，——《战国》以后人已把各处流风裒集起来载入《仪礼》之后。然在战国以前，不能说绝无婚礼的手续，所以像“逆妃”“来纳币”“委禽”和“亲迎”的记载，已散见于《春秋经》和《左传》了。
三 礼教初形成的社会状况
当东周婚礼并不严格的时代，男女隔离是不怎样厉害的，所以尽有恋爱自由的机会。《诗传》说：“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周礼》说：“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都保存着原始婚姻的遗制，至今荆南苗族尚有跳月合婚的风俗，（详本书第八章）中国婚制未定以前，恐亦如此。其后虽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相恋的事，在《诗经》中存着的，还是很多。略如：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二南》）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邶风》）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郑风》）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陈风》）
这都是描写恋爱的诗；当时若没有这种现象，怎能产出这种诗呢？《郑风》“野有蔓草”，写邂逅相遇，便相爱悦，因即结为夫妇；是何等的自由。《陈风》“东门之枌”，写男女为爱欲所驱，放弃职业，婆娑于市。“东门之池”便进一步，写男子想接近女子，和她晤语、晤歌、晤言。“东门之杨”更进一步，他们竟急着要结婚了。女子的放荡与天真，更有了不得的。如《郑风·褰裳》有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你同我好，我就同你好；你不同我好，我可以同别人好：这是何等自由、何等大胆、何等的不受拘束！但同时也有很受拘束，很有顾忌，只能私地相恋的，如《郑风》里的《将仲子》，畏父母之言，畏诸兄之言，畏人之多言：足见一方面虽可自由恋爱，一方面已有社会的压迫。很可想见礼教初形成的状况。《卫风·氓》诗有云：“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因为无媒的原故，不得不把两相约定的婚姻愆期了，也是礼教初形成底极好的证据。
这是平民阶级的情形。贵族阶级所有犯礼的事，《左传》所载，不一而足。如：
卫宣烝其庶母夷姜（桓十六年）
后人辩谓夷姜实宣公之夫人，详《春秋大事表》。
卫宣为其子伋娶于齐而自取之。（桓十六年）
桓公送夫人文姜与齐襄。（桓十八年）
晋献烝其庶母齐姜。（桓二十八年）
后人辩谓齐姜实献公之夫人，献公初娶于贾为元妃，齐姜乃次妃，亦见《春秋大事表》。
楚文灭息取息妫，后为楚文生二子。（庄十四年）
鲁庄公从孟任私奔。（庄三十二年）
鲁哀姜与夫弟庆父通。（闵二年）
齐人强招伯，烝于宣姜。（闵二年）
庶子烝母，出于国人的要求。
晋惠公烝其庶母贾君。（僖十五年）
后人辩谓贾君乃献公初娶之夫人，其年又当长于齐姜。惠公于鲁僖九年入国，时贾君应有七十矣。惠公淫其侍婢，贾君愤郁而卒，人遂以为诬云。
周狄后与夫弟叔带通。（僖二十四年）
宋人奉公子鲍以，因其祖母襄夫人。（文十六年）
鲁穆伯为襄仲聘己氏而自取之。（文十七年）
郑文公报其叔母陈妫。（宣三年）
楚襄之子黑要，烝其母夏姬。（成七年）
声伯之母不聘，无媒。（成十一年）
声伯夺施氏妇以与却犨。（成十一年）
鲁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通。（成十六年）
齐声孟子与大夫庆克通。（成十七年）
郑游皈将如晋而以夺妻儿杀。（襄二十二年）
鲁泉邱人女奔孟僖子。（昭十一年）
陨阳封人女奔楚平王。（昭十九年）
鲁季公鸟之妻与饔人通。（昭二十五年）
楚平王为其子娶于齐而自取之。（昭二十八年）
晋祁胜与邬城彼此通室。（昭二十八年）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定十四年）
卫大叔出奔，卫人立其弟遗，使室其妻孔姞。（哀十一年）
孔文子使卫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哀十一年）
这都是史家所谓春秋淫乱的事实，儒者所极力攻击的；不知这只是礼教初形成时社会必然的现象。
贞的观念，当时也很淡薄，《易经》对于贞的解释，约有三种：
第一种解释，《易》说，“家人利女贞”，能“正位乎内”的，便是贞了。这个解释，与肉体的贞洁，毫无关系。
第二种解释，《易》说，“恒其德贞，妇人吉”，是说夫妇的关系能长久的，便是贞了。这个解释，才有不事二夫的意思，但于处女的贞洁与否，并无关系。
第三种解释，《易》说，“姤女壮，勿用取女”；《本义》说，“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盛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阳，故其象占如此”。这才含有女子杂交便是不贞的意义。那时人对于处女贞的观念，大都不甚注重，也就和现在国内苗瑶的风俗一样。（参考本书第八章）中国人对于女子童贞的重视，是宋代起始的事。
四 六礼与婚姻年龄
“六礼”的说法，载在《仪礼》的“昏礼”和《礼记》的“昏仪”；这两部书，无疑的是“七十子”以后的产品，并且不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凭空捏造的，所以既不是一地的情形，也不是一人的作品。到了战国，或更晚一点。有人把各地的流风遗俗，多人的记载，裒集成书之后，“六礼”遂成为统一的婚姻仪式，一直流传到两千多年后的今日。什么是“六礼”呢？
一、纳采。男家使人纳其采择之礼与女家，表示想和女家提议婚事。女家如不承受，便不能行第二步。
二、问名。主人具书，遣使者至女家问女所出及生年月日。
三、纳吉。问得以后，归卜于庙，求决于祖先鬼灵，问与此姓结亲之吉否。——如不吉，便止婚，须罢议。
四、纳征。卜筮得吉，遂遣使纳币以成婚礼，婚约至此才正式成立。
五、请期。男家欲娶时，具婚期吉日书，备礼物告女家；女家受礼，便是答应。否则须改期。
六、亲迎。结婚日，子承父命，先往女家。女父拜迎于门外，登女家之庙，再拜奠雁。出，御妇车，俟于门外。妇至，婿揖以入，载之归家。
亲迎以后，便可“合牢而食，合卺而饮”了。于结婚之第二日，妇见舅姑。若舅姑已殁，则成婚三月后，行庙见礼，祝辞告神，曰“某氏来归”。据《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尚不能作为成妇，是“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的。由此看来，婚姻关系只是旧家庭的联续，并不是新家庭的创始；是舅姑取了一个媳妇，不是男子得了一个伴侣；是两姓的事，不是两人的事。所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是“思嗣亲”的。到了这个时候，女子的责任便专在生育上面，女子就变作生育机器了。
汉以前，男女结婚均甚早，大夫士人之子，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此后便可嫁娶。所以三十不娶则为鳏，二十不嫁则谓为过时。《墨子·节用篇》说：“古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无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当时社会，许即是此种现象。《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或只是汉儒的理想。直至汉代，嫁娶还是很早的，所以王吉才上疏给汉宣帝，说世俗嫁娶太早，是“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不过汉儒大多数都主张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的。《白虎通》说：“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一面用生理解释，一面又用阴阳迷信解释，真是议论杂出。
其实中国人对于女子生理的研究，发明的很早，《素问》中有一段说女子的生理道：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充，太充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强，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上古天真论篇》。按《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篇，无《素问》之名。后汉张机《伤寒论》引之，始称《素问》。晋皇甫《甲乙经》序称《针经》九卷，《素问》九卷，皆为《内经》，与《汉志》相符，故《隋志》始著此书。可说是汉魏间的书籍，然其论说，渊源甚早。）
如此说来，女子十四岁以后，二十一岁以前，便可结婚的；故二十不嫁则谓为过时的话，古代或者如此。
五 多妻的起源
一夫数妻，是古代的通例，掠夺婚时，已有这种现象，宗法组织又注重嗣续，所以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娶妻，又说有娣侄从媵。不过，“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的话，虽然见于《曲礼》，而古时平民买妾的，究竟还少。《小星》的诗，后人已疑其不是咏妾了；即便是咏妾的，也不能是平民的妾。——“肃肃宵征，夙夜在公”，《韩诗外传》已谓是“使臣勤劳在外”之状，不是平民可想。至于《孟子》里的齐人一妻一妾，说者又皆谓其为寓言。关于平民有妾的记载，古书中很不多见。便可断定是平民买妾不大盛行的原故。这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是礼教初形成的社会，婚姻有自由的意味，多数人不想买妾。第二是等到色衰爱弛或无子的时候，可以离婚再娶，无需乎买妾。有这两个原因，所以古时一夫多妻的现象，并不普遍。
即在贵族阶级，有一夫多妻的现象，但宗法制度是注重子嗣的，所以嫡庶的分别极严。媒妁婚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妾媵云云，不过是妻的“后备军”、“补充队”，实际上是没有地位。
古时妾媵盛多的说法，后人怀疑的很多。常人多根据《公羊传》，说“诸侯一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论者谓其最不近情。娣侄从媵，已属可疑，要同姓二国各以一女从嫁为正媵，复各以娣侄二人为媵妾；同姓二国怎能欣然答应呢？岂有不愿自己女儿做夫人，而愿意她为媵妾的？
即以一国而论。无论姑姊或是娣侄。与夫人都不准是平辈。既不平辈，从而为媵妾，不是犯礼了么？所以后人疑从媵的话是汉儒的附会。不过春秋时确有从媵的事，如鲁之宋共姬有三国来媵；管仲有三姓之女；秦伯纳女五人；齐威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有六：晋文公逆怀嬴曰，“班在九人”；齐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嫔：——但这都是儒家所谓为僭妄的行为。并不是所有诸侯都若此的。
《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后世很多人真以为天子有这些老婆，真是荒谬。姚际恒曾拿七条理由去驳他，说这不过是设官的制度，与“昏义”无干，应当删去的；理由很对。我们只可说这是战国以后的人对于官制的一种理想，——希望天子掌阳教，后掌阴教的一种理想；如谓掌阳教管的是“合土之内”的事，掌阴教就只管得宫内，岂不是轻重不伦么？
姚说见《续礼记集说》。郑康成释《昏义》，且谓群妃御见之法，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后反之。更是荒谬绝伦。魏了翁《古今考》驳他道：“苟如此，则王后一月之间，不过两御于王。除王后当夕独进之外，其余则三夫人而一夕，九嫔女御世妇一百一十七人当十三夕，每九人而一夕，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况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月，为礼不一，动辄三日斋、七日戒，而可以无夕不御女乎？”真驳的痛快。
如此说来。春秋以前，妾媵之风尚不甚盛；孟子说：“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或者战国时多妻的现象才盛的。
六 离婚是男子的特权
女子在结婚以后，是不能轻易请离的。纵使夫妇感情不好，也只得容忍下去。如《王风》“中谷有蓷”，一说“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再说“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末说“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就是遇着不良的丈夫时，妇人自己只能慨叹啜泣，别无反抗解脱之道。又如《鄘风·君子偕老》云，“子子不淑，云如之何”。《卫风·谷风》云，“不能我慉，反以我为雠”。《邶风·新台》云，“燕婉之求，籧篨不鲜”。都是婚姻不良而又没有办法的。那由相爱而结婚的，后来如不合意，也是一样的不能反抗，《卫风·氓》就是这样。如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就是忏悔的话。又“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就是痛恨男子的话。这一篇自叙诗，写女子对男子，如何的热心、劳瘁、不恤人言，而竟没有好结果。于是自思、自怨、自悼、自恨，还希望彼方万一的反省，结果却只好“亦已焉哉”：这就是女子没有离婚权的原故。女子已没有离婚权，男子又可以任意离婚，古代女子的地位，已不能和男子平等了。
《谷风》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晏尔新婚，如兄如弟”，是写男子得新弃旧的。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也是这样。古时被弃的女子，以色衰爱弛的为多；也有因家庭不和底原故而被出的，如《孟子》里边所载的匡章。孟子曰：“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由这种情形，便进步到《内则》里边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底规定。后来更进步到“七出”。
七 妇道
礼教渐重之后，女子以极端柔顺为生活标准。女子不必学怎样做人，只愿学怎样做媳妇。（媳是对舅姑之称，妇是对丈夫之称，中国女子自来只有媳妇主义，没有贤母良妻主义。）做媳妇的道理，战国以后，已形成了。
女子未嫁，先讲究事父母之道，作做媳妇的训练。
《内则》说：
子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纵，总角，衣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未食则佐长者视具。
《曲礼》说：
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立必正方，不倾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
这都是作女子的道理。要能守《曲礼》所说，然后嫁到人家，便可做好媳妇了。
事舅姑的道理，《内则》说：
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衣绅。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缨、綦屦，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袄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抑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
又说：
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又说：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
如此繁琐，如此拘束，不用说是很难认真实行的。这原多儒家增造的意见，但后来既认《礼记》为“经”，后世妇女生活，便大受其拘束。以姚际恒那样敢于疑古，尚称赞不绝，欲藉以矫人情，维世俗，使不孝者读之汗下，则其影响可知。（姚说见《续礼记集说》）
事奉舅姑，冢妇舆介妇又有分别。冢妇是长子的媳妇，介妇是其他诸子的媳妇。宗法组织以长子为大宗，继承宗祧，其他诸子为小宗。故长子的媳妇比别人的都高一等。介妇之于冢妇，是“不敢并行，不敢并命，不敢并坐”的。
事夫子之道，《仪礼》说：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悫为首。故事夫有五：
一、平日而相，则有君臣之严。
二、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
三、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
四、规过成德，则有朋友之义。
五、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
儒家以夫妇为五伦之首，且谓兼具五伦，即是此义。夫妇关系之不能平等，也就可见了。《内则》说：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敛枕箧、簟席、襡器而藏之。
如此看来，即所谓“惟寝席之交”，也是这样不平等的。
古代妇女，并无私名，（汉代才有私名，如班昭、蔡琰等。）妇女称谓，或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类；或以姓系夫氏，如卫孔姬、晋赵姬之类；或以姓系夫爵，如楚息妫、齐棠姜、鲁秦姬之类；或以姓系夫谥，如宋共姬、齐昭姬、晋怀嬴、鲁定姬之类；或系于子的，如陈夏姬、宋景曹之类。既无名，乃无谥；那自谥的，如齐共姬、晋辰嬴、卫戴妫等，都是越礼僭妄的行为。汉代以后，便不若此了。
八 秦之增重礼法
文化进步，民智日开；社会安宁，仅恃风俗，不足维持，故秦有天下，增重礼法。司马迁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又说：“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始皇废封建而为郡县，本有脱宗法进军国的趋向，但不独未脱宗法，其万世思想，与其尊君抑臣的手腕，是更加重了宗法的组织。社会日趋繁嚣，不如此便不足以安其尊位；其于贞节的重视，也由此点出发。
始皇重视贞节，几次刻石，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
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
碣石门刻石有云：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会稽刻石所说关于贞节事最长，云：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顾炎武《日知录》以为会稽那地方因为越王勾践提倡蕃殖人民之故，风俗较他处为淫佚，故始皇刻石，特重此事：这话很是。有人说是受了法家的严厉干涉，不知重视男女之别的伦理，正是儒家的观念，法家于此，反甚轻淡。荀卿李斯，原皆儒家，应时势所趋，不得不重视礼法，他们知道空洞的仁义，这时已不能范围社会，所以这样。因此我们得一个原则：贞节被重视的时代，一定是社会不讲贞节的时代。战国以后的妇女，一定比以前更自由些，所以才招来了在上者的干涉，礼法的制裁。不独秦代，一部历史，都拿这眼光去看，是不会错的。
始皇为巴清寡妇筑女怀清台，实有利其多财的嫌疑，否则天下寡妇，岂只一人？何独奖劝于她？故文中未引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