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者，谓夷与夏之观念，在今语为民族意识。《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是之谓民族意识。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将发兵击鲜卑、乌桓，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
注曰：鲜卑、乌桓，东胡之种，与匈奴同禀北方刚强之气，又同类也。（卷八五）
此所谓民族意识也。鲜卑、乌桓，时未混同于汉，故刘宣引以为气类。刘宣者，渊之从祖也。渊之兴，国号汉，本欲自居于华，惜乎为日尚浅，未能泯然无间也。
晋怀帝永嘉三年，汉安东大将军石勒，寇钜鹿常山，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
注曰：石勒起于胡羯饿隶，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卷八七）
衣冠人物，谓中原之知识分子。《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石勒其知此道乎！
晋元帝建武元年，处士辽东高诩说廆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
注曰：晋室虽衰，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卷九〇）
借王命自重，犹言拥护中央，其始叛晋者匈奴羯耳，鲜卑氐羌，犹奉王命，及晋内乱不已，坚凝之力衰，乃各据地自立，而成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之局。
晋元帝太兴二年，石勒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
注曰：华族，中华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丑类不使陵暴华人及衣冠之士，晋文公初欲俘阳樊之民，殆有愧焉。（卷九一）
此有感于士流之被侮辱也。元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同厮养，见《元史》一二五《高智耀传》。晋文公欲俘阳樊之民，见《左·僖廿五年传》。
又，慕容廆以高瞻为将军，瞻称疾不就，廆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晋室丧乱，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愿，奈何以华夷之异，介然踈之哉！”
注曰：以瞻薄廆起于东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言。（卷九一）
太兴三年，石虎攻厌次，执邵续，勒以为忠，释而礼之，以为从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
注曰：勒礼续，而终于杀续，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过欲使之从己耳。（卷九一）
元初亦尝怀柔士人，然终以受歧视故，不能安于其位。《癸辛杂识》续集下，言：“丙子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戊寅，所存者止一十八人。”未知其逃亡乎？抑死亡乎？然三年之间，亡者大半，其因受鄙贱而不乐为之用，亦昭然矣。
又，裴嶷至建康，盛称慕容廆之威德，朝廷始重之。帝谓嶷曰：“卿中朝名臣，当留江东，朕别诏龙骧，送卿家属。”嶷曰：“臣少蒙国恩，若得复奉辇毂，臣之至荣。但以旧京沦没，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来而不返，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嚮义之心，此臣之所甚惜，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注曰：谓留江东，乃是徇一身之私计，归棘城，则可辅廆以讨贼，乃天下之公义也。嶷之心，盖以廆可与共功名，鄙晋之君臣宴安江沱，为不足与共事而已。（卷九一）
裴嶷出处，与高瞻相反，而夷夏观念则同。所不同者，嶷以廆为可与，瞻以廆为不可与耳。
晋成帝咸和八年，赵主勒遣使来修好，诏焚其币。
注曰：晋虽未能复君父之雠，而焚币一事，犹足舒忠臣义士之气。（卷九五）
此与深宁王氏之说，同一感慨。《困学纪闻》十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阎百诗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晋穆帝永和五年，冉闵之篡石赵也，下令城中曰：“今日已後，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或高鼻多，滥死者半。
注曰：赵人谓中国人也。高鼻多，其状似羯胡，故亦见杀。（卷九八）
此有感于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也。赵为石氏国号，而身之释之曰“中国人”，盖国号虽易，而民族不改，名为赵人，实皆中国人，犹之金据河北，国号曰金，其民皆中国人也。及其既衰，乃有石氏同样之变。事见《元遗山集》，而《金史》不载，《廿二史劄记》曾揭出之。《遗山集》二十八，《临淄令完颜怀德碑》云：“贞祐二年，中夏被兵，盗贼充斥，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後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讬宿，群不逞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馀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云。呜呼！何其酷耶！中国人雅爱和平，非积怨深仇，不应若是，金时虐政，概可知矣。石氏之变，犹是冉闵率之，贞祐之变，则人自为之也。身之特标出赵人为中国人者，明中国人虽爱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于忍无可忍也。
永和十二年，秦遣阎负、梁殊，说凉使称藩，谓江南文身之俗。
注曰：古者荆蛮之俗，断髪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负、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时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负、殊吠尧刺由，知各为其主而已。（一〇〇）
阎负、梁殊者，亦中国人，时其地为苻氏所据，故仕于秦，何遽谓江南为文身之俗耶！是知习俗移人，久而忘本，甚矣边疆之不可长沦于敌也！
晋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贾坚屯山茌，荀羡引兵生擒之，羡谓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
注曰：坚发此言，江东将相其愧多矣。（一〇〇）
贾坚之言虽不道，然晋人亦当以此自儆。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秦王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
注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徐光之论非矣。（一〇三）
此有感于金时汉相之不敢沮伐宋也。王猛究竟非凡，异乎阎负、梁殊之所云矣。徐光则尝谓勒：“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语见《晋书·石弘载记》，盖不由衷之言也。彼岂不知“正统之在江南”哉，阿媚取宠耳。《元遗山集》十八《杨雲翼碑》言：“金自贞祐以后，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敌，而取偿于宋，频岁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进士至宰相，于他事无不言，独论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呜呼！何以不敢及，避袒中国之嫌耳。进士至宰相，谓中国人之为宰相者。金朝宰相，以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者为多；潢霫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元遗山集》十六《张万公碑》，谓：“宰相参用进士，特以示公道，人望焉尔。轩轾之权既分，疏密之情亦异。孤立之迹，处乎危疑之间，难入之言，夺于众多之口。故凡在此位者，必以苟容为得计，循默为知体”云。刘祁《归潜志》十二，论金国之亡，亦谓其“偏私族类，疏外汉人，机密谋谟，汉相不得预。故当路者唯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由是观之，徐光不足道，以王猛得君之专，亦临终而后敢沮伐晋，则夷夏之嫌深矣，身之所以为仕于夷者危也。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注曰：会，要也。言大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一〇四）
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準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呼！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
太元八年，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
注曰：慕容垂，鲜卑也，姚苌，羌也，其国皆为秦所灭，虽曰臣服，其实仇雠。（一〇五）
苻融深了解民族意识，与靖康中监察御史马伸上金主《乞存赵氏状》，言颇相类，曰：“窃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特假威以报怨耳。”语载《东都事略·张邦昌传》，以为状出秦桧。时桧为臺长，故署其名。《玉照新志》三，及《宋史·马伸、秦桧传》皆曾辨之。
晋安帝隆安二年，杨佺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门地，谓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犹恚恨。而时流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
注曰：佺期曾祖準，晋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後归晋，比王、谢诸家为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为官，又与伧荒为婚，故云失类。（一一〇）
晋室之乱，士人晚渡者，南朝恒以伧荒遇之。然早渡固为见幾，晚渡亦未为後义，顾视其能否不变于夷耳。迟迟其行，去父母国之道也。且恢复之望，一日未绝，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惟杨亮少仕伪朝，其子尚自矜门地，斯为可哂耳。
隆安三年，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注曰：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迁洛之时，未尽改也。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一一一）
由晋隆安三年，至魏平北凉，凡四十年，又至孝文迁洛，凡五十五年，共九十五年，而夷风未尽改也。“善人为邦百年，而后可以胜残去杀”，信矣！
又，先是魏主珪围中山，久未下，军乏食，问计于群臣，崔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鸮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珪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
注曰：《诗》：“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注》云：“鸮，恶声之鸟也。鸮恒恶鸣，今食桑椹，故改其鸣，归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衔逞以为侮慢。（一一一）
珪固多疑，然亦因夷夏观念过深，所以衔此。《癸辛杂识》续集下，言：“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怎生呵”，“那般者”，为元时诏令常用句语，盖由北语翻译而成，亦以其侮慢而衔之也。
又，燕主宝之败也，民部尚书封懿降于魏，珪以懿为都坐大官，问以燕氏旧事，懿应对疏慢，亦坐废于家。
注曰：珪盖自疑，以为衣冠之士慢之也。（一一一）
民族意识，人皆有之，故身之独拈出魏主珪之隐。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河西王蒙逊，闻太尉裕灭秦，怒甚。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斩之。
注曰：河西士民，乃心晋室，蒙逊胡人，窃据其土，闻裕入关，虑其响应，故斩祥威众，以镇服其心也。姦雄之喜怒，岂苟然哉！《魏书·沮渠传》作“妍妍”，华人服饰，妍靡自喜，故蒙逊云然。妍读如字，音义皆通，当从《魏书》。（一一八）
刘裕入关消息，传至河西，蒙逊闻之怒，刘祥闻之欣欣然有喜色。同在一城，心理何差异若此，民族意识使然也。
晋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隐士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徵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注曰：勃勃之杀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惧过甚，勃勃以为薄己而杀之，则勃勃为有见，而祖思为无所守也。（一一八）
赵绍祖《通鉴注商》曰：“祖思无所守，诚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杀祖思为有见，不知此何所见也。”赵君昧于夷夏观念，故不知身之所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北人无不忿恚。
注曰：北人，谓其先世从拓跋氏来自北荒者。（一二五）
南人北人，所指至无定，燕蓟之人，亦曰北人。今谓其先世来自北荒者，明所指非中国人也，浩卒因此被族诛。宇文虚中之在金也亦然，《宋、金史》本传，皆言其好讥讪，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积不能平，告以谋反，老幼百口，同日被焚死，惨与崔浩同。元遗山以虚中冠《中州集》，极称其冤也。
元嘉二十八年，魏主遗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注曰：自苻、姚据关中，其种类蕃滋，虽其国已灭，而其种实繁。“杀之无不利”，言于魏国无所不利。（一二六）
国与种之别，此条至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又，质又与魏众书曰：“尔语虏中诸士庶，佛狸所与书，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何为自取糜灭，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
注曰：以魏主书言其兵鬥死，正减国中贼也，因而携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质此书，岂不悔前所与质书乎？中原之民，本禀汉晋正朔，故谓之正朔之民（一二六）
魏主与臧质往复书，虽寥寥数行，于民族意识，可谓发挥尽。是时中原虽为魏所据，而其民皆曾奉汉晋正朔，固不忘中国也。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位加己上，意颇不平。
注曰：王肃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为羁旅。肃为尚书令，而澄为右僕射，故以为位加己上。（一四二）
王肃，琅邪临沂人，仕齐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所杀。肃自建邺奔魏，魏孝文欲利用之以图南，故礼遇加乎贵近之上。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注曰：忠、昭皆北人，故深讳此言。（一四八）
裴植以门第自高，即不应屈身异类，既屈身异类，而犹以衣冠骄人，野谚所谓“臭架子”也。田益宗，光城蛮，于忠本勿忸于氏，元昭本拓跋氏，皆鲜卑，故恨其言。《至正直记》四言：“许敬仁，祭酒鲁斋子也，学行皆不逮于父，以门第自高，尝忽傲人。每说及乃父奉旨之荣，口称先人者不一。又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为诮”云。阿剌花剌者，辟人使避己也。裴植以华骄人，许敬仁则以变于夷自得，其凡鄙又在裴植下，君子可以观世变矣。
天监十八年，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为意。
注曰：方羽林虎贲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既不为之严加禁遏，纵彝父子欲以为意，奈之何哉！（一四九）
此张彝父子自取之也。所谓羽林虎贲者，皆种人，故此非文武问题，乃种族问题，排抑武人，实排抑种人耳。张彝父子恨种人之纵横，不立乎其朝可也，立乎其朝而欲排抑其人，非天下之至愚者乎！马贵与《兵考》尝论之矣，曰：“拓跋氏起自雲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崇文鄙武，边任浸轻，魏之衰弱，实肇于此。而彝复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当时所谓清品，岂皆佳士，而独欲摈羽林虎贲，使不得预乎！军士贼杀大臣而不能讨，纪纲隳矣。然彝父子谋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贵与与身之同时，盖有所感而云然。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陈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注曰：陈庆之特有见于洛阳华靡之俗而为是言耳。（一五三）
陈庆之语出北朝人撰《洛阳伽蓝记》二，未知果有是言否，《通鉴》采之，示中原遗黎之可念耳。时中原统治者戎狄，而被统治者实遗黎，江左君臣既不能恢复中原，应深自愧责，更奈何轻之。黄东发跋俞庭椿《北辕录》曰：“奉使俞公，身入京洛，历览山川，访问故老，归而录之。慷慨英发，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遗黎，一一能为奉使公吐情实，亦足见忠义人心之所同，览之不觉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蛮貊’褒之，是置中原于度外，弃赤子为龙蛇也。呜呼！岂奉使公作录本心哉！”语见《日钞》九一。由是观之，则视沦陷之民为蛮貊者，东发所不取也。然果是“衣冠人物”，必不显于戎狄之朝，其显于戎狄之朝者，特降虏耳，曷足贵乎！此身之所以不满于陈庆之之言也。
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
注曰：魏自孝文帝用夏变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汉魏之制，今复用夷礼。（一五五）
自孝文迁洛，至此不过四十年，复用夷礼。盖迁洛后国势不见增强，反见衰落，遂有归咎华化之意欤！
梁武帝大同三年，东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注曰：史言高欢权时施宜，以凝固其众，捨小过以成大功。（一五七）
世乱则官吏贪污，此必然之势，天地清明，妖魅自熄，故高欢不急急于此。然种人贪污，每有国力为之支援，《元遗山集》廿一，《大司农丞康锡墓表》，言：“锡尝弹种人赃污尤狼藉者五六辈，宰相不悦曰：‘康锡不欲吾种人在仕路耶？’因以飞语中之。”与东魏时事，如出一辙，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也。至正朔之在江南，乃当时民族意识所公判，非口舌可得而争，高欢亦知之矣。
又，东魏丞相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注曰：史言高欢杂用夷夏，有抚御之術。（一五七）
然是种畛域，非俟鲜卑华化後，终不能泯除。其始所以能压服华人者，纯恃武力耳！
又，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华言。御史中尉刘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
注曰：一钱汉，言汉人之贱也。（一五七）
一钱汉，《北史·高昂传》作头钱价汉，温公以意易之，言汉人不值钱也。自刘石凭陵以来，汉人仰食于胡者众，其为人蔑视固宜。《辍耕录》八，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辍耕录》引《北史·魏恺传》文也，说本《老学庵笔记》三。北齐贱视汉人史料，比他史特多，其甚者至詈人为狗汉、贼汉，见《韩凤传》。且不独詈汉人然，如和士开，本西域商胡，《琅邪王俨传》：“俨既杀士开，斛律光曰：‘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是以胡为汉也。源师本出鲜卑，《高阿那肱传》斥之为汉儿，是以鲜卑为汉也。盖汉之一字，始以骂汉，继乃泛以骂人，不专属于汉矣。然北齐时何以此类语独多，则以其书原本王劭《齐志》，劭固喜以俗语入史者也，故《隋书·劭传》嗤其文词鄙野，而《史通·杂说篇》，则极称《齐志》之能多记鄙言。
陈武帝永定二年，齐太子殷自幼温裕开朗，礼士好学，甚有美名。帝尝嫌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
注曰：鲜卑谓中国人为汉。（一六七）
太子母李太后，汉人，故曰“得汉家性质”。二族通婚融洽最易，通婚而普遍，则夷夏不复能辨矣，故隋唐以後之鲜卑，悉成为中国人。
永定三年，齐主之为魏相也，杜弼为长史，帝问：“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帝以为讥己，衔之。高德政用事，数言其短于帝，弼恃旧不自疑。
注曰：高德政谗杜弼，而不知杨愔之忌己，杜弼恃旧，而不疑德政之谗己。昏昏于利欲之场，只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受害者多矣。（一六七）
杜弼、高德政，皆中国人，而不相能。杜弼既以谗死，德政后亦被杀。齐文宣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雠也。”语见《北齐书·德政传》。呜呼！种族相仇，何至于此！以常情论之，鲜卑侵略中华，恨鲜卑者宜莫南朝若，若北朝诸臣，固与鲜卑合作者也，而劝用中国人，除鲜卑，及诛诸元者，乃出于仕北之徒，是真不可解者。身之以“昏昏于利欲之场”释之，盖认此为勇于私鬥，非能爱其族类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齐杨愔被杀。
注曰：杨愔受讬孤之寄，不能尊主庇身者，鲜卑之势素盛，华人不足以制之也。（一六八）
杨愔所遇，与张彝父子同。鄙谚有之，曰疏不间亲。
陈宣帝太建五年，齐源师为左外兵郎中，摄祠部，尝白高阿那肱：“龙见当雩。”阿那肱惊曰：“何处龙见？其色如何？”师曰：“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师出窃叹曰：“礼既废矣，齐能久乎！”
注曰：《通鉴》言国之将亡，其礼先亡。诸源本出于鲜卑秃髪，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嘅也。（一七一）
源师之华化，得风气之先者也，而竟因此受胡儿之侮辱。诸华之不竞久矣，剥极则复，故源师以为齐不能久。果也，不五年而周灭齐，不十年而隋灭周，鲜卑之鼎，复归中国。
太建十一年，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
注曰：以此知後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一七三）
北朝至此，遂完全无异于华，故有唐一代，民族意识不显。
後晋高祖天福二年，张砺自契丹逃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责之曰：“何故捨我去？”对曰：“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契丹主顾通事高彦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
注曰：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国人，以知华俗、通华言者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华言者，目曰通事，谓其洞达庶务。”（二八一）
张砺唐明宗时为翰林学士，唐主遣砺督赵延寿进军于团柏，遂与延寿俱入契丹。张砺自知为华人，而轻背其祖国，盖别有肺肠者也。
後晋齐王天福八年，契丹主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
注曰：山后即妫、檀、雲、应诸州，卢龙，幽州军号，此皆天福之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晋，藉寇兵而赍盗粮，中国自此胥为夷矣。又曰：赵延寿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机浅也。（二八三）
後晋齐王开运二年，契丹自恒州还，过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知城中无馀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寿语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陷身虏庭，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
注曰：言赵延寿与其父德钧，不能救张敬达，邀契丹求帝中国，玩寇致祸，并为俘虏也。赵延寿闻斌言，尚欲复求帝乎？陷身事见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赵延寿在唐时加侍中，沈斌称其旧官。（二八四）
开运三年，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
注曰：契丹主非特戏杜威、赵延寿也，亦以愚晋军。彼其心知晋军之不诚服也，驾言将以华人为中国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晋人谓丧君有君，皆华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计巧矣。然契丹主巧于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东，小不能制群盗，岂非挟数用術者有时而穷乎！（二八五）
右数条盖有感于金人之立张邦昌、刘豫也。金人非有所爱于张邦昌、刘豫，犹契丹非有所爱于赵延寿、杜威，特恐宋人不服，假以名义，使为缓冲，或自相攻伐，则可得渔人之利耳。张邦昌似尚非自愿，刘豫则实自求之，卒至身败名裂而後已，亦可悯也。《宋史·岳武穆传》，绍兴七年，武穆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刘豫事迹》阜昌七年条，亦言：“豫闻宋将亲征，告急求援，金主召诸将议，宗磐曰：‘先帝立豫，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受敝，奈何许之！’”呜呼！金人立豫之本心如此。故明年废豫敕，亦以此理由为词。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诸夏，将俾内外，咸登太平。故自浊河以南，割为邻壤之界，灼见先帝举合大公，罪则遄征，固不贪其土地，从而变置，庶共抚其生灵。建尔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国为”云云。盖利用之时机已过，则猎狗可烹矣。豫父子犹醉生梦死，徒顾目前，不能自拔，身之所谓“嗜欲深天机浅”者，其刘豫父子之谓乎！《道园学古录》十三，有《福州总管刘侯墓碑》云：“侯讳济，字济川，世为大名人，在金时常显宦，而事轶不传。所可以名知者，义军千户晖而已。”此刘豫子孙也。《元遗山集》四，《为刘济川题紫微山水》，明谓济川为阜昌孙，今碑乃云“事轶不传”。非不传也，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贪一时之富贵，而为子孙百世所羞称，人亦何乐乎此哉！
又，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将降兵以从。
注曰：或问杜威不降契丹，晋可保乎？曰：设使杜威藉将士之力，击退契丹，契丹主归北完聚，必复南来，晋不能支也。使其间有英雄之才，奋然出力，击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则负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将士又将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刘知远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二八五）
身之之意，无论杜威胜败，石氏必亡。败则亡于契丹，胜则亡于所胜之人，终非石氏有也。张砺对契丹主之言，与杜弼对北齐主之言同。《契丹国志》十六，载：“砺晚居恒州，萧翰以铁骑围其第，砺方卧病，翰数之曰：‘汝何故言于先帝，云北人不可为节度使，又谮我及解里于先帝，我必杀汝。’命锁之，砺愤恚而卒。”其受侮辱，亦与杜弼同，皆可为仕于夷者之龟鉴也。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注曰：中国之人，困于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为盗，乌有难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二八六）
此有感于元初“叛乱”之众也。万季野曾将《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五年至廿七年之间，叛乱被诛者，辑为一篇，附《宋季忠义录》后。虽未该备，然已达五六十起。复为之跋曰：“宋社既移，四方称兵者蜂起，大都宋之遗民，不忘故主，欲嘘既烬之灰，非弄兵潢池者比也。所谓周之顽民，非即商之义士乎！乃《元史》概书之为盗，彼史臣之体宜尔，而诸人之心，则不白于天下万世矣。今悉采而录之，窃比朱子《纲目》不书樊崇、杨玄感为盗之义”云。是可与身之此条相发明者也。
又，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
注曰：观佛狸之饮江，侯景之乱江南，其肆毒类如此。不嗜杀人，然后能一天下，孟子之言，岂欺我哉！（二八六）
非必其生性残忍也，蔑视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舒阆风集》三《己丑诗》，言：“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与牛羊俱北，闻而伤之。”有“初谓无兵祸，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之句，阆风所咏，即身之所值也。
又，契丹主见所过城邑丘墟，谓蕃汉群臣曰：“致中国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
注曰：燕王谓赵延寿。张砺随赵延寿入北，又与赵延寿俱南，以残中国。契丹主犹知其罪，况中国之人乎！（二八六）
身之谆谆于中国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然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身之尝叹中国自此胥为夷，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