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补释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学，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然由注中钩稽，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然其所谓理校，非只凭空想，而多由追忆，故以现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其他校之详者，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兹以次述之，皆校勘学常识也。
周显王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
注曰：《索隐》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谓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记·秦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国年表》，秦孝公之十年、显王之十七年所谓“大良造伐魏”，即卫鞅将兵也。但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意谓传写《通鉴》者逸之。（卷二）
校勘当先用对校法，然对校贵有佳本。身之释《通鉴》二十年，初稿丁乱散失，乱定复购新本注之，又十年而成。据《舒阆风集》一，言：“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则身之所藏各本《通鉴》，恐已随注稿俱毁。故今见于注中者，只有蜀本，其称杭本者仅一见，馀俱云“某字当作某”，而不明著为何本，盖从乱后追忆，非持本相对也。如此条云：“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现存涵芬楼影宋本，正有此二字。然身之此条所用是理校兼他校，而非对校也。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
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卷六）
此条是纯理校。今本《荀子·议兵篇》，与《通鉴》所引者不殊，《通鉴》“殷”作“商”避宋讳耳。而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同时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有曰：“殷之亡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何如此其厚也！”此即身之之意，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
秦二世元年，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
注曰：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陈为郡，何庸有守，守谓非正官，权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为郡县，郡置守、尉、监，县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为权守之守，良是。《迁、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盖《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鉴》“尉”上缺“令”字也。（卷七）
此以《迁、固二史》校《通鉴》，所谓他校法也。
汉文帝二年，罢卫将军。
注曰：按《班·纪》，诏曰：“朕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通鉴》传写，逸一“军”字耳。（卷一三）
以《班·纪》校《通鉴》，亦他校法。
汉成帝绥和元年，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
注曰：此下依《汉书》，有“皆惊”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卷三二）
此先用他校，而後用对校。身之乱後重注《通鉴》成，曾至鄞留袁氏塾，当为借观藏书。“他本皆有此二字”云云，盖注成后得见他本，续行添入者也。他本指诸宋本，今涵芬楼影宋本即有此二字，可证身之所据以为重注者，是元燕京兴文署新刊本。此本不知刻于何年，卷首有王磐序。据《元名臣事略》，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时年八十三矣。《铁琴铜剑楼书目》、《仪顾堂题跋》，均谓“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兴文署，刻《通鉴》”，非也。《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後立兴文署。”今略去一“復”字，殊乖史实。据《元秘书监志》：“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兴文署併入翰林院。”其刻《通鉴》，必在至元十三年以前。是年为丙子，即临安陷没之年。身之乱後所得者，当为此本，故即据以为注，取其通行而易得，犹吾人今日之用苏、鄂两局本也。元末刻《胡注》时，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兴文署王磐序。此事《观堂集林》曾辨之。
《通鉴》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板後，覆刻者不止一本。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馀姚覆刻元祐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本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因此本王磐序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遂认《胡注》为兴文署本，是误以第三传为第二传也。光绪间长沙胡元常《刻通鉴全书序》，谓“元初兴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误即由于此。应作“元末胡身之注用兴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实也。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有能名，迁导江卒正，治临邛。汉兵起，南阳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汉中，以应汉。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召郡中豪杰谓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係获，此寇贼，非义兵也。”乃选精兵西击成等，杀之。
注曰：按临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临邛迎击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误。（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范史》之讹。
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为司空祭酒。
注曰：陈寿《三国志》作“司空军祭酒”，此逸“军”字。《晋志》曰：“当塗得志，尅平诸夏，初置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东征袁術，術闻操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
注曰：贤曰：“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水经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逕蕲山，又南对蕲阳，注于大江，亦谓之蕲阳口。’”余据《三国志》：“術时侵陈，操东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败死，術乃走渡淮。”则盖战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阳哉！此盖沛国之蕲县，《范史》衍“阳”字，而《通鉴》因之耳。（卷六二）
此二条均以《三国志》校《通鉴》，亦他校法。
魏文帝黄初二年，温公《正闰论》曰：“晋氏失驭，五胡雲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注曰：索虏者，以北人辫髮，谓之索头也。（卷六九）
丰城熊氏校记谓：“元本‘索虏’字空缺，元人为国讳故然。”余谓此特偶然耳。他处“虏”字及“鞑靼”等字，并不空缺，足证元末刊《胡注》时，未尝通勘全书，一一剜避，偶见之认为有碍，遂去之，如《本朝篇》所举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注》校勘，附识于此。
晋惠帝永熙元年，散骑常侍石崇。
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误，盖因旧史成文也。（卷八二）
此以本书前後互校，所谓本校法也。吴缜《新唐书纠谬》，即用此法。
晋怀帝永嘉五年，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
注曰：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卷八七）
此条赵绍祖《通鉴注商》曾有所校勘，曰：“《晋书·王导传》，本作‘有江山之异’，此大概言神州陆沉，非复一统之旧，故诸名士闻之伤心，相视流涕。《通鉴》偶易作‘江河’，注遂为之傅会，乃使情味索然。”又云：“按《世说新语》作‘山河之异’，《世说》是当时人书，愈足见此是大概说也。”
“江河”《世说新语》作“山河”，《太平御览》一九四所引同。《晋书·王导传》，宋本作“江河”，明监本及汲古阁本、清殿本均作“江山”。赵君读误本《晋书》，先入为主，故以“江山”为是，以“江河”为情味索然。不知温公、身之所据之《晋书》，自作“江河”，何得谓《通鉴》偶易！又何得谓《胡注》傅会！校书当蓄异本，岂可轻诬古人！假定《世说》原文果作“山河”，改易之者亦是《晋书》而非《通鉴》。赵君既诬《通鉴》，又诬《胡注》，皆株守一书，不讲求异本之过也。至谓《世说》是当时人书，亦有语病。《世说》是当时人书，吾人所见之《世说》不是当时人本，盖不知几经传写矣，特辨之以为轻于立言者戒。
晋成帝咸和三年，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
注曰：是时同盟诸将，无监军事者，窃意李根盖郗鉴军部将也。前史既逸“郗”字，后人遂改“鉴”为“监”。（卷九四）
晋安帝义熙二年，秃髪傉檀求好于西凉，西凉公暠许之。沮渠蒙逊袭酒泉，至安珍。
注曰：安珍，即汉酒泉郡安彌县也。后人从省书之，以“彌”为“弥”，传写之讹，又以“弥”为“珍”。（一一四）
右二条均理校，其说甚精。
晋恭帝元熙元年，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
注曰：刺者，“敕”字之误也。“司空”之上，又当逸“以”字。（一一八）
此条亦理校，然涵芬楼影宋本，“刺”字正作“敕”字，是与对校无异。严衍《通鉴补》乃讥之曰：“按《宋书·道怜传》：‘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怜还为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兖二州刺史。元熙元年，解尚书令，进位司空，出镇京口。’则《通鉴》于‘刺’字之上，逸‘以徐兖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逸‘史’字，‘道怜’之下逸‘为’字，遂使读者疑而不解。此特传写之误，非温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鉴》原文，每每将错就错以解之，其误人不浅矣。今特从本传改正”云。按严氏所用者是他校法，身之所用者是理校法，各有攸当。谓身之“将错就错”，身之不任也。惟身之不改原文之例甚严，可于严氏之讥评证之。夫严氏之所讥，即吾人之所善，此则两家治学方法不同耳。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安定胡叟有俊才，魏主以为虎威将军，赐爵始後男。
注曰：按地名无始復。《汉书·地理志》，越巂郡有姑復县，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误乎。（一二三）
此理校与他校并用。《魏书》五二称：“胡叟善为典雅之词，又工鄙俗之句。”叟固白话文学家也，故曰“有俊才”。李越缦盛称之，曰：“胡叟箕颍风流，去人不远，密雲岩邑，有此寓公，宜入《隐逸传》，虽赐散勋散爵，未尝一日仕。魏收以其与赵逸等俱来自他国，遂以同传，然叟未尝受姚氏及沮渠氏官也。”语见《越缦堂日记》卅七。叟盖北人之不肯仕于夷者。
元嘉二十九年，鲁爽至长社，魏戍主秃髠幡弃城走。
注曰：秃髠，恐当作秃髮。鲁爽父子兄弟先居长社，以南兵来，声势既盛，秃髮幡恐其有内应，故不能守而走。（一二六）
此虽理校，然《宋书》七四《鲁爽传》，正作秃髮，则兼用他校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参军葛僧韶，请征孝祖入朝。
注曰：据《南史》，“司法参军”当作“司徒参军”，“请”下当有“徵”字。（一三一）
此据《南史》三九《孝祖传》。以为“请”下当有“徵”字，他校法也。然今本正文已有“徵”字，则刻板时照注添入者耳。葛僧韶《南史》作荀僧韶，《通鉴》据《宋书》八六《孝祖传》作葛僧韶。僧韶是颍川人，恐当作荀，荀固颍川著姓也，身之偶未及举正耳。
齐武帝永明八年，魏帝曰：“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赖宗庙之灵，亦辍歆祀。”
注曰：“赖”蜀本作“想”，当从之。否则“赖”字衍。（一三七）
此所谓对校法也。蜀本即《释文辨误》所称之费本，南宋初，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刻，于正文下附音释，俗称“龙爪通鉴”，《皕宋楼藏书志》所误为北宋本者也。身之重注《通鉴》时所用以校新本者，大抵皆此本。长洲章钰氏校记，谓“胡氏又有注明传写本者”，非也。《注》只言“《通鉴》传写有误”，非谓其所据者为“传写本”也。如本篇所举十三卷之罢卫将军一条是。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萧懿遣裨将胡松李居士帅众万馀屯死虎。
注曰：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寿州寿春县东四十馀里。”以此证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刘破刘顺于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误也。（一四三）
以《通典》校《通鉴》，亦他校法。泰始三年，应作二年。
梁武帝天监三年，上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兵势甚锐，元英结垒于上雅山。
注曰：上雅山当作士雅山。据《水经注》，义阳之东有大木山，即晋祖逖将家避难所居也。逖字士雅，后人因以之名山。（一四五）
此本理校，以《晋书》六二《祖逖传》字士稚，而证当作士稚山也。据丰城熊氏校记，则此条正文及注，备极纠纷，略言之，则元本正文误作“十雅”，故注谓当作“士稚”，今鄱阳胡氏覆刻元本正文误作“上雅”，《注》又误作“士雅”，所谓理丝而棼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高平镇人胡琛反，遣其大将萬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
注曰：“萬”当作“万”，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虏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别也。”（一五〇）
万俟之“万”，不当作“萬”，犹之党项之“党”，不当作“黨”。此为校勘常识，初学不可不知也。
梁武帝大同元年，东魏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
注曰：按《韩轨传》为秦州刺史。又考魏收《志》，东魏置秦州于河东，领河东、北乡二郡。史盖误以“秦”为“泰”，缘“泰”之误，又以“泰”为“太”。（一五七）
此亦校勘常识。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祖皓起兵广陵，杀董绍先。皓，暅之子。
注曰：祖暅见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监十二年。诸本作“暅之之子”者，衍一“之”字。（一六三）
此用本校法。以本书一百四十七卷之祖暅，证一百六十三卷之祖暅，不作“暅之”也。诸本指诸宋本。可见校书当蓄异本，不可囿于一书。然“诸本”二字，全注仅一见，此是身之重注《通鉴》时追忆所及，不能指定为何本也。今涵芬本亦衍一“之”字。天监十二年，应作十三年。
梁元帝承圣三年，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
注曰：按《北史·崔猷传》：“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馀里，至于梁州。”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以通车耳。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迥”，传写者又去其傍为“回”也。（一六五）
此亦校勘常识。
陈宣帝太建三年，齐琅邪王俨，欲杀和士开，令治书侍御史王子宜表弹士开罪，请禁推，侍中冯子琮杂佗文书奏之，帝主不审省而可之。
注曰：“主”字衍。据《北齐书·琅邪王俨传》云“後主不审省而可之”。《通鉴》就旧史删润，以成一家言，本云“帝不审省而可之”，书吏缮写，因旧史之文，遂衍“主”字。杭本作“齐主”。（一七〇）
《北齐书》作“後主”，《通鉴》误本作“帝主”，身之以为“主”字衍，此他校参用理校也。然《通鉴》杭本实作“齐主”，故注末复添入一句，盖注成後始得见杭本也。其实作“齐主”者长，他校费力而未必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往往如此。然未得祖本以前，只可用他校。此条所谓杭本，《通鉴》祖本也，亦全注仅一见。颇疑身之所见之杭本为一残本，或非自有之书，故注中少及之。然今涵芬本亦作“齐主”也。
太建九年，齐上皇度河入济州，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又为湝诏：尊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
注曰：齐氏于倾危之际，不应改国号为宋，“宋国”当作“宗国”。（一七三）
此亦纯理校。为谈允厚《通鉴补后序》及赵绍祖《通鉴注商》所讥，曰：“《北齐书·帝纪》本作‘守国天王’，《通鉴》误‘守’为‘宋’，胡氏不考而妄为之说。”夫《北齐书》非僻书，且前条才用之，身之岂未之见！因其所误者为宋国，复有感于幼主，故曰“宋国当作宗国”，其志亦可哀已！顾千里序《通鉴刊误补正》，谓“梅虽熟乙部，间有望文生义，乃违本事”，即指此类。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身之身世于《出处篇》详之。
太建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注曰：宇文泰以诸将补九十九姓，见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圣三年。上书十二月庚辰，此书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庚辰必误。按长曆，周陈十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一七四）
此亦理校。壬子朔不能有庚辰，然癸亥是十二日，丙辰是五日，庚申是九日，安知庚辰非庚申之误邪！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隋将帅败亡者相继，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数有功。
注曰：按隋官制，无中郎将。《王辩传》：“自鹰扬郎将迁虎贲郎将。”中字衍。（一八三）
隋讳中，可以理校知其误，更以《王辩传》证明之，则兼用他校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鄀州，拔之。
注曰：褒州当作襄州，详见《辨误》。（一八九）
此亦理校。据此则《通鉴释文辨误》似撰在《音注》之前，然《辨误序》在《注序》後二年，盖撰《注》时即预备撰《辨误》，非《辨误》撰在《注》前也。赵绍祖《通鉴注商》于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条，谓“《释文辨误》撰在《音注》之前”，非是。
武德九年，命长孙無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
注曰：幽州当作豳州。自渭北北归，归路正经豳州，此史书传写误耳。开元十三年，以“豳”字类“幽”，改曰邠州，则当时亦病此矣。（一九一）
此亦理校。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
注曰：榆关在胜州界，与突厥接，非所以备契丹也。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关守捉城，所谓临渝之险也。“榆”当作“渝”。史于此以后多以“渝”作“榆”，读者宜详考。（二〇五）
榆关在北，以备突厥；渝关在东，以备契丹。史家传写，往往混淆无别。此校勘也，而几于考证学范围矣。
唐中宗景龙三年，三月戊寅，以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注曰：案下书“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愔。”又考《新书·本纪》，是年是月是日，书“太常少卿郑愔守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知传写《通鉴》者误以侍郎为尚书也。（二〇九）
此条本校与他校兼用。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直为庆王，更名潭；陕王嗣昇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为棣王，更名洽。
注曰：读《通鉴》至此，可以知前此“嗣直”之误为“嗣真”矣。（二一二）
嗣直帝之长子，嗣真帝之第四子。而前卷云“嗣真上之长子”，读至此知其误矣。此所谓本校法。
唐玄宗天宝十载，户部郎中吉温，见禄山有宠，附之，约为兄弟。说禄山曰：“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不必肯以兄为相。”
注曰：天宝元年，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李林甫时为右相，中书令之职也，“丞”字衍。安禄山第三。（二一六）
此理校法。
天宝十一载，秋八月乙丑，上复幸左藏，赐群臣帛。
注曰：蜀本作己丑，当从之。八载已尝幸左藏，赐群臣帛矣，故此书“复”。（二一六）
此对校法。是年八月乙亥朔，无乙丑。己丑是十五日，今涵芬本亦作“己丑”。
唐代宗大曆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
注曰：《水经注》：“涪州之西，有黄葛峡，山高险绝，无人居。”意即此峡也。按杜甫诗有“黄草峡西舡不归”之句，注云：“黄草峡在涪州之西。”（二二四）
以唐人诗句，证《水经注》传本之误字，亦他校法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二月癸卯，李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
注曰：《通鉴》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间不容有癸卯，当作己卵。（二二七）
此亦理校。然可知其误，不易知其为何误。本年二月甲寅朔，戊午五日；三月癸未朔，乙未十三日。然从二月戊午，推至三月声癸未朔，中间有癸亥十日、丁卯十四日、癸酉二十日、己卯二十六日。曰“当作己卯”，安知非癸亥、丁卯、癸酉乎！非更有他证，不能信为己卯也。
唐德宗贞元元年，马燧谓李怀光守将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馀年。”
注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皆以朔方军讨贼，立大功。其後回纥、吐蕃，深入京畿，诸镇叛乱，外禦内讨，亦倚朔方军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曰“四十馀年”，“四”字误也，当作“三”。（二三二）
此理校也，亦几于考证学矣。
唐懿宗咸通三年，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
注曰：各三万人，则八道之兵为二十四万，不既多乎！疑“各”字误，否则“万”字误。蜀本作“合三万人”，良是。（二五〇）
此对校法。
唐昭宗天复元年，给事中韩偓言：“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注曰：呜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二六二）
据此注是身之有憾于韩偓，此鄱阳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误也。王深宁晚岁自撰铭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图。”图者司空图，偓即韩偓。吾始疑深宁与身之同境遇，深宁以偓自况，而身之对促独有微词，苦思不得其旨，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偶阅丰城熊氏校记，云：“元本‘而不能’作‘而不行’，‘行’字句绝，校者误连下读，故臆改‘行’字为‘能’，而不知其义大反矣。胡注岂詈偓，偓岂有可詈哉！如此校书，真是粗心浮气”云云。乃恍然注之被改，而非身之果有憾于偓也。鄱阳胡氏覆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谬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熊氏诋之，不亦宜乎！且陈仁锡评本不误，而覆刻元本乃误，不睹元刻，岂不以陈本为误耶！顾氏讥身之望文生义，不知身之望文生义，只著其说于注中，未尝妄改原文也。顾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将原文臆改，以误後学，何耶！事关尚论古人，不第校勘而已，故不惜详为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