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
漢書的志，在史記裏稱做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
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
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
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可以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則反而偏重一時。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
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二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
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裏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淸淸楚楚，一目了然。漢代的政治區域大槪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裏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淸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
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彙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二十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眞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裏的校讎略，淸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入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儘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淸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的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裹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値的地方。
三
今天我們要講到下邊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這兩書，後人把來同史記、漢書合稱「四史」。在十七史、二十四史中，特別受人看重的就是這四部。我沒有查過四史一名究竟什麼時人才提出。可是我們可想見，漢有前漢、後漢，既有所謂兩漢，讀了前漢書，自會讀到後漢書，因此班孟堅的前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就常成為我們同時並讀的書。因此應該就有人把史記和兩漢書併在一塊，稱「三史」。這是歷代正史裏開頭的三部。這也很自然。但照成書年代講，則後漢書成在後，三國志成在前。寫三國志的陳壽是晉代人，而寫後漢書的范曄則是南朝劉宋時代人。此兩書又有很多重複的地方，如董卓、袁紹這許多人，三國志裏有，後漢書裏也有。因此極多人未讀後漢書早已讀了三國志。又且三國志裏的蜀，是漢的宗室，國號也叫漢。有人認為他們亡了，漢代才全體亡了。所以讀兩漢書的人，自會再去讀三國志。讀了史記、漢書，就會再去讀後漢書與三國志。學歷史的人，開頭一口氣就會讀四史，讀了四史以後，或許沒有精力讀全史，於是喜歡治唐代的讀新、舊唐書，喜歡治宋代的讀宋史，喜歡治明代的讀明史，不一定要從四史以下一起讀。這是一點。
又有第二點，無論讀那一代的史，總該先懂正史那一個大體例；這就定要先通了史記、漢書，才能來讀下邊的。而讀史、漢的，定會繼續讀陳、范兩史，這已如上所說。因此從來學歷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讀史、漢，或先讀四史。不像現在，一切沒有了基本。所以諸位學歷史，最好還是先讀史、漢，或四史。最好史、漢一起先讀，讀了史記不讀漢書還不够，漢書才是斷代史的第一部。但讀漢書不讀史記更不够，因許多大體例都由史記定下。至於後漢書與三國志，實際上已沒有什麼特殊可講的，因他們都超不出史、漢這個大範圍、大體例。照此一點講，史記、漢書是創造的、特出的，而後漢書、三國志則只是摹倣、因襲的。固然後漢書、三國志裏也有對史記、漢書變動的地方，如史記、漢書裏只有講經學的儒林傳，而沒有講文學的文苑傳，到范曄後漢書始有。這不是前面闕了，乃是歷史演變，古代還沒有後世所謂專門文學這一行。在漢書藝文志裏只有辭賦家，而漢書亦沒有文苑傳。如此之類，我們只講些大的，小的自會看。所以我們說後漢書、三國志是因襲，史記、漢書是創造，開闢了中國史書一個新體例。但後漢書、三國志兩書，也有一個特別共同之點，應該在此提出來一講。
四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南朝宋人。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敍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時其他史書已特別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采來注在陳壽書裏。因此我們看了裴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尙存，以後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注裏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而裴松之對於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書裏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故裴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亦可說裴注的歷史價値，乃更勝於三國志之正史本文。
大槪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
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
二、「參諸書說，核譌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譌異之所在。
三、「傳所有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裏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地補注。
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裏根本沒有這事，他補進。
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裏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了。
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裏根本沒有講到這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裏。
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人、多少事情。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無後起。這是裴注很可特加看重的。所以裴注與三國志正文同時合刻並行。凡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裴松之引進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在陳志下。
我們試再講到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已在南朝宋代。在范曄後漢書以前，寫後漢書的就有七家。及范曄後漢書出來，這七家的後漢書都不傳了。學術上大體還是有一個公平，可見范書是有價値的。只因范曄是犯了罪死在監獄裏，他的書沒有寫完，因此只有紀、傳，而無志。我們不能說范曄不想寫志，只是來不及寫，已經下獄了。范曄下獄而死，他的書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後來其書獨行。即據此點，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許並沒有他的好。唐初，章懷太子為後漢書作注，在注裹就有許多零碎歷史事情為范書所沒有。這雖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是也補進了很多歷史故事。淸代有一個經學大師惠棟號定宇，寫了一部後漢書集注，他所補進的材料比章懷太子注還多了很多。淸人還曾把七家後漢書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實際上這七家後漢書在惠定宇集注裏也都有，不過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裏。
根據上述，可見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讀法要和讀史記、漢書不同。史記中，春秋戰國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收。但如漢書，儻要補進班固所沒有收的材料，就很難。西漢史料流傳到今可以補進漢書裹去的，實在很少了。但後漢書、三國志，很多材料在這兩部正史以外，為我們可以看見的。當然也可見陳、范兩人的剪裁所在。但當時的歷史，要之不盡納入此兩部正史內。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補進很多。但裴注勝也還有缺漏。此所缺漏，現在我們卻反大家知道，即此可見寫史之難。
如講書法，定稱「鍾、王」。王羲之是東晉人，鍾繇是三國時魏人。陳壽有鍾繇傳，裴松之當然也注了；但鍾繇在後代最大流傳的是他的書法，而他之精於書法，陳志裏沒有，裴注裏也沒有。這或因鍾繇書法因後來王羲之起，遂幷成名，以前則尙無人加以注意，故纔缺了。
又如管寧、華歆，兩人年輕時同學，在院裏鋤地扒出一黃金。管寧連看也沒有看，華歆則拿起來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門外有大官貴人過。聽到車馬之聲，管寧沒有理會，華歆就到門外去望了一望。等華歆回來，管寧就同他割席而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華歆做了魏國大臣，管寧則始終沒有在魏國做過官。後人推尊管寧為三國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見在世說新語德行篇，也成了一件傳誦千古的故事，幾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陳志裏沒有，而裴注引之。其他類此者尙多。
淸末王先謙，寫了一部漢書補注。又寫了一部後漢書集解。民國初年，盧弼寫了一部三國志集解。漢書有顏師古注，出於唐。但淸代研究漢書的人多，王先謙集來寫補注，省人繙檢各書。但王氏的補注還多靠不住，有些問題補注引了此說，沒有引彼說，所引也不是全部，刪節得還頗有問題。不過大體講，漢書補注還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後漢書集解就要差一點。至於盧弼，諸位或許不知其人，他正為王先謙有了漢書補注與後漢書集解，而來寫一部三國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進不少材料，如剛才講鍾繇書法，以及管寧、華歆同學時故事，他都補進了。盧弼這書，還是花極大工夫。
可惜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有近人作補注、集解等，而史記則沒有。有一日本人瀧川龜太郞，寫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此書開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見到幾本，中間錯誤很多，當時在北平圖書季刊裏寫過兩篇文章批評他。但目前大陸把此書翻印了。我們自己就沒有人能來寫一部史記集解之類。此事自不易。我們此刻講史學的多不通經學，此是一難。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難。特別是戰國史，太史公之六國年表就錯得多。淸人屢經研討，也無結果。要待我的先秦諸子擊年始得一定論。不曉得那一天，我們史學界或者有一個幾個人能來成一部史記集解，或史記補注。此眞不易。諸位且莫看輕從前老一輩人的工作。如王先謙一部漢書補注，一部後漢書集解，對我們用處大。我們駡前人不懂歷史，但他們至少已方便了我們。此間藝文印書館所印二十五史，除上邊幾部外，此下還收有晉書斠注等好多種，都是淸末民初人作。此刻我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但他們的書究竟是放在那裏，供我們閱讀。但我們總不問他們這些人是怎麼一回事，全不理會了。這也是我們目前學術界一個大毛病。
五
現在我們再講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的本身。剛才講的主要是講這一時代的史料，而這兩書的本身則似無可多講，因他們都是沿襲史記、漢書而來。史記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漢書有一篇敍傳，范曄後漢書就沒有，只有一篇獄中與甥姪書。他沒有兒子，這書是給他外甥姪兒的，書中寫到他寫後漢書的事。他說：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
他指出當時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項。
一是「情急於藻」。寫文總得有個內在情感，然而當時寫文章的都要用力辭藻，遂使這個內在情感反而為詞藻所迫，不平穩，不寬舒。這恐是「情急於藻」之義。
一是「韻移其意」。文章必有個作意，而為韻所限，便移其意，失卻了原來應有之位置。
一是「事盡於形」。文中事情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謂盡，實則是不盡。
又一是「義牽其旨」。「義」字該同「旨」字略相近，不當把自己寫文章的大旨，反為要該如何寫文章之義所牽，而陷於不正確。
這是當時流行駢體文之通病。其實即此四句，也見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說：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寫文章要情志，情志寄託故當以意為主。能以意為主，才能以文傳意。可見他所謂「義牽其旨」這個「義」字是講的文義，不該把文義來牽動文旨。我們若懂得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文章不會泛濫，然後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詞藻，「金石」是聲調，此為文第二義，而非第一義。可見范蔚宗深悉當時人的文病。但看他這封書，向後不能比韓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馬遷、班固，可是他已能在當時駢體文的重重困縛中要求擺脫。他的後漢書，文章寫得也非常好。
我今舉此一例，想借以告訴諸位，將來若輪到諸位來寫歷史，定有一番困難使諸位無法寫，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話文應用範圍，其實也尙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我想諸位如要寫史，最先便該誦讀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來試寫；不致的呢麼啦，不成一篇史體文。范蔚宗父親范寧，治穀梁春秋，是一個極有名的大經學家。范蔚宗學問有家傳，他能看不起當時一般作家與文風，平心而論，後漢書也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
六
講到三國志，有一問題很複雜。那時已是斷代為史，漢代完了，晉代沒有起。陳壽自己是三國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晉朝做官。照歷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不能不由晉而推尊及魏。因此他的三國志，只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此層便有關後來史家所爭的「正統」問題。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但他書稱三國志，不正名曰魏書，不與前漢、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可見陳壽也有他自費斟酌的用心。
三國志裏又有一問題，應該提出。此刻大家都說魏、蜀、吳三國，其實依當時歷史講，不應稱蜀，應稱漢。漢昭烈帝不能稱蜀昭烈帝。當時蜀國人自稱漢，不稱蜀。此問題，諸位驟聽似很無聊。但我們在今天也恰恰碰到這問題。別人叫我們臺灣，我們不能承認，我們是中華民國。若使有一陳壽來寫我們今天的歷史，不稱我們為中華民國，只說臺灣；這怎麼行？臺灣只是我們政府所在地，猶如當時漢朝政府之在蜀。其時吳、蜀聯盟，吳國人說：
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
可見當時的吳國人也稱四川是漢，不稱是蜀。而陳壽三國志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由寫歷史人來改歷史，那眞是要不得。諸葛亮出師表上的：
漢賊不兩立。
也明明自稱是漢，那能改作「蜀賊不兩立」呢？正如今天我們自稱「中華民國」。可見這一問題，也不僅是一歷史上過去的問題。在我們當前，同樣有此問題，在所必爭。而且也不僅我們，在現時其他國家中，同樣有此問題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說，我們歷史上所爭的「正統」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為此只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才知道此等歷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實問題，不可不爭。
但我們也要為陳壽著想，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魏即篡了漢，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則仍稱之曰漢。到今天，我們講歷史到三國，開頭就說「魏、蜀、吳」，那非史實，只是跟著陳壽講。當時歷史上並無蜀國。我們今日至少應稱「蜀漢」，以示別於前漢、後漢，而不能單稱之曰「蜀」。這問題在前有人講過，特別是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裏，提出這問題。我以前讀黃氏日鈔，對此大為佩服。但此刻翻查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它鈔了東發日鈔，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孫，乃知提出此問題的還不是從黃東發開始。所以我要告訴諸位，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實不該把來看輕抹殺。
我又想勸諸位，做學問不能只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儘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我們此刻寫論文，儘求篇幅龐大，不想後來人那能看這許多。即如盧弼，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殺了。他一輩子成績專研一部三國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來講三國志，一查鍾繇傳，又查華歆傳，又查黃氏日鈔論蜀漢這番話，他都有了。這些縱不說是三國志上的大問題，但也不能說不是問題。前輩人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那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說「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好了，今天講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