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顾颉刚先生屡次要我批评他的近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我在他那文以前，曾有一篇《刘向歆王莽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七期。和他的议论正好相反，我读了他的文章，自应有一些异同的见解。只为久久无暇，未能着笔，最近始草此篇，以答顾先生之雅意。惟此问题牵涉极广，顾先生原文篇幅甚长，兹所评说只及大体，简率处请顾先生及读者原谅。

曾记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一番话，大意是说，手边无其书，不能直引。清代一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最后到今文学家上复西汉之古来解放东汉郑、许之学，譬如高山下石，不达不止，为学术思想上必有之一境。其说良是。惟尚不免自站在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与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这种趋势，正如梁氏所谓高山下石，不达不止；若从西汉以上一段古史，还是浑混模糊，缴绕不清，无论其是喜新或笃旧的学者，总觉是一件不痛快而急待解决的事。我想整理古代文化学术思想，虽则文献无征，有许多困难存在，而或者还认为是不急之务，然而在此学术思想新旧交替剧变的时代，又恰承着清儒那种以复古为解放的未竟之余波，让一辈合宜做古史考辨的学者，粗枝大叶地，先整理出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思想的较近真的面相来，为此后新文化萌茁生机的一个旁助，实是件至要的事。而或者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也未可知。

顾先生的《古史辨》，不用说是一个应着上述的趋势和需要而产生的可宝贵的新芽。在他刊行《古史辨》第一第二两集里，便可看出近时一辈学者对此问题的兴趣和肯出力讨论的情形；至于顾先生自己的见解，有胡适之先生一段话说来最清楚。《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收《古史辨》第一集。他说：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在这里，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地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

胡先生的说话如此。我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过在此并不想批评这个见解和方法之是非，及其使用的际限，我只预备根据胡先生这一番话来认辨顾先生的《古史辨》和晚清今文学的异同。

上面已说过，《古史辨》也是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可是其间也确有几许相异。当乾、嘉考证学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盛极而衰，接着就发现很多反抗的思想，尤著的像章实斋、方植之之类，而名物训诂的疆土也已垦辟垂尽，于是有一部分人变而考论《公羊》之所谓微言大义，又值外患逼来，变法改制之说兴，遂成晚清之所谓今文学。今文学的完成，一面承袭着乾、嘉经学的旧观念，要保持孔子和经籍的尊严，一面采纳了一辈反对派的见解，略于名物训诂之琐碎考据，而注重到大义的会通，一面又受了敌国外患的逼凌，急图变法维新，却把旧的经学来勉强装点门面。今文学是如此般完成的。至于顾先生的《古史辨》，所处时代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面接受西洋新文化的刺戟，要回头来辨认本国旧文化的真相，而为一种寻根究源之追讨，一面又采取了近代西洋史学界上种种新起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来整理本国的旧史料，自然和晚清的今文学未可一概而论。即如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我们把顾先生的传说演进的见解，和康有为孔子改制新学伪经等说法两两比较，似觉康氏之说有些粗糙武断，不合情理，不如传说演进的说法较近实际。而且胡适之先生还说：崔述的古史剥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彻底，而今文学家却在“经”的里面，牢牢守着今文古文的一重关界，较之崔述之不彻底，只有增，没有减。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

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自不免要招几许怀疑和批评。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那篇论文，便是一个例子。无论政治和学说，在我看来，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而今文学家见解，则认为其间定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下面想就顾先生原文，略略提出几点商榷，敬请教于顾先生，及当代注意此问题的学者。

一、五帝之传说

五帝的传说确是发生在战国晚期，然而当时关于五帝传说似乎没有公认的一致。至于驺衍的五德终始之运，当时好像本没有把五帝按德分配，这一层顾先生已说过。《淮南子·齐俗训》也可为顾先生说作证。而同时另有一种像如淳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的五帝说，为《吕览·十二纪》及《月令》所载，并不与五德终始相同。驺衍书本有两种，如淳此注指《主运》，不指《终始》，原文将如淳《主运》注误解《终始》，似误。五德终始，是“五德之次从所不胜”的，所以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见《淮南·齐俗训》高诱《注》。而“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是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春夏秋冬相次用事的，如《吕纪》、《月令》及《淮南·天文训》及魏相奏议所说。照次序排列，五行始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恰恰是五行相生，与终始的相胜说正属相反。而且一年的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应该随时不同，也和终始的虞土尚黄，夏木尚青，殷金尚白，周火尚赤全异。一说注重在时月的政令，而一说则注重在帝德的运移，两说本不同。顾先生原文，好似只着眼在五德终始一派，没有理会另一派的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顾先生虽说：

《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时则训》、《天文训》，俱有另一种五帝系统，但此系统决不能出现于秦及汉初。下有详辨，兹故缺之。附表注二。

但在顾先生的详辨未及发表以前，我们只觉顾先生是先否认了上面的《吕览》、《淮南》，才兴起下面的辨论。故如少嗥在“五行相次转用事”说的诸家里早有，而顾先生认其为刘歆伪造，因而不信“五行相次转用事”说的诸家。

《史记·三代世表》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可征史公所见先秦古文论终始五德之传，也已咸不同乖异，非止一说了。在史公的《五帝本纪》里写定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不能说以前没有其他与此不同的传说。最难说的是《国语》里也有少昊。今文学家既说刘歆割裂《国语》伪造《春秋左氏传》，顾先生又说“《国语》里的少昊，也是刘歆伪羼”，刘歆何不羼诸《左传》，偏又羼入割裂所余之《国语》，此层极难说明。今文学家遇到要证成刘歆作伪而难说明处，则谓此乃刘歆之巧，或遇过分矛盾不像作伪处，便说是刘歆之疏或拙，恐不能据此以为定谳。

以上是说驺衍的五德终始并不分列五帝，而除《史记·五帝本纪》外，不能断定更没有他种五帝的说法，继此我们也不能说在驺衍以前的古史传说没有题过黄帝以上。

顾先生的《〈世经〉前古史系统》只从《史记·驺衍传》叙起，他根据《史记》定一驺衍之世所共术及驺衍自造的古史系统如下：

驺衍所造　　学者共术

天地未生→天地剖判→黄帝→夏→商→周

其实《史记》所谓“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是史公语，非驺衍语，黄帝为学者所共术，只是史公加注的他自己的见解，不能据此断定在驺衍以前没有黄帝上面的种种古史传说。荀子是驺衍前的人，早已说五帝，又说太皞、燧人，《正论篇》。说伏羲，《成相篇》。孟子更在前，有为神农之言的许行；《秦策》苏秦说秦惠王，亦称神农在黄帝前；庄子的《人间世》、《大宗师》也都说到伏羲，《应帝王》说泰氏，成玄英谓即太皞，这些都在《内篇》七篇里，也不在驺衍之后。原文于此诸条均未引及。至于《赵策》引宓羲、神农、黄帝、尧、舜，原文已见。所以说驺衍以前古史传说只至黄帝为止，也恐未必。

二、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

《宋书·符瑞志》说：“五德递王，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配搭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而《三代改制质文篇》里则把相生相胜两说一并采用。他说：

王者改制作科，当十二色，历各法其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逆数三而复者，如黑统之前为赤统，赤统之前为白统，白统之前仍为黑统，黑赤白共三统，黑属水，白属金，赤属火，水克火，火克金，是逆数相胜的。

至于顺数五而复，则如赤帝神农之后为黄帝，赤帝属火，黄帝属土，火生土，是相生的。可征《时则》、《月令》的相生说，和五德帝运的相胜说，在董仲舒的书里是混并为一的了。董仲舒的三统说在“行夏之时”的需要里造成，顾先生已明白指出，然而三统说从周后一代上推至周，更由周上推至商，还恰恰合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从商上推至夏，便已不合，为这上不得不使主张三统说的人别寻其他的说法，而且黄帝土德，似乎已是固定的事，难于改动，因此主张三统说的人，不得不旁采“五行相次转用事”说里的五行相生来弥缝其阙，因此要分为三王五帝，说逆数三而复，绌三为五，五数顺而复了。这一来早已把《时则》、《月令》一派的五行相生和帝德运移的相胜说羼合，全不是五德终始本来的旧观了。

据上所说，五行相生的排列法，在董仲舒的书里早已采用，不俟到刘向，更何论于刘歆、王莽。

五行始木的议论，在《繁露》的《五行始末》、《五行对》、《五行之义》几篇里也屡次提到。五德终始说从土数起，而《吕纪》、《淮南》的《时则》、《月令》则从木数起。《洪范》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又自不同。董钟舒书里讲五行，无宁说是《吕览》、《淮南》一路的气味多些。五德终始说的改造，似乎不用到刘歆时才发动。

三、汉为火德及尧后

汉初尚赤一层，顾先生疑为刘歆伪造。其实《淮阴侯列传》“拔赵帜立汉赤帜”一语，是汉初旗章尚赤之的证，不能说这是刘歆伪造的本领强，所以在“拔赵帜立汉帜”一语里，又偷偷暗加了一赤字。本来把方位配五行颜色之说，在战国时早已盛行，所以秦襄公自以居西陲而祠白帝，汉高祖起兵，自称赤帝子杀白帝子，民间只知秦在西方是白帝子，楚在南方是赤帝子，不知道朝廷礼制早是改尚水德。顾先生因疑汉初尚赤是刘歆伪造，遂疑及《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封禅书》秦祠白帝的话，全是作伪插入。若果如此，《史记》各处秦祠白帝的话，全是刘歆插入，何以造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又定秦为闰水，这又是自造矛盾。刘歆在《淮阴侯列传》里的伪造太精密，而在《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封禅书》里的伪造，不免又太拙劣罢？正为今文学家先存一个刘歆伪造的主观见解，一见刘歆主张汉应火德，便疑心到汉初尚赤是刘歆的伪造，再推论到秦人初祠白帝也是刘歆伪造了；又见刘歆说五帝有少昊，便疑心到凡说到少昊的书尽是刘歆伪造，便从此推及《左传》、《国语》、《吕览》、《淮南》、《史记》全靠不住了。今文学家本承着乾、嘉正统经学而来，他们要讲家法，他们要上复汉经师专门名家的风气，他们因此摆脱不了门户之见，也尚不失为经学家一种本色，至于顾先生治古史，却不当再走上这条路。

现在综括说来，汉廷五德服色之议，前后凡四变：汉初尚赤，只是仓猝起事，承用民间南方赤帝西方白帝的传说。东阳少年的异军苍头特起，便是要另组织东方苍色军，不和南方赤色军合作。到后正位称帝，因“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未遑改制，实在也因没有相当的学者来干这麻烦的事，故袭秦正朔服色而主水德。这是一变。至汉武帝太初改历，用夏正建寅，而服尚黄，主土德，因为秦为水德，土克水，汉承秦后，用五行相胜之说自应尚黄。这是再变。然而从此以后，又有一辈学者出来主张汉为火德的，直到王莽篡汉，自居土德，火生土已改用了五行相生说，是为三变。前后共成四变。何以汉武以后一辈学者又要翻新说汉为火德呢？这里也有一种原因。

上面说过，董仲舒“绌三为五，五数顺而复”的学说，把五帝编配入五德，而又改用了相生说，早和本来的五德终始不同。《史记·五帝本纪》断自黄帝，恐也多少受董钟舒的影响。黄帝之前为神农，便是董仲舒自周起算，上推为九皇的。照五行相生顺数，黄帝土德，其前神农，火生土，神农自该属火德，故说以神农为赤帝。《史记·五帝纪》里的炎帝，明是董子《繁露》里的赤帝，顾先生却把炎帝和神农分开，说神农是黄帝以前的天子，而炎帝大约是当时诸侯中的一个。然而若是诸侯中的一个，便不该称炎帝。顾先生的辨论本于崔述，《上古考信录》谓：“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之为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后始有之。”顾先生说：“这是一个理直气壮的驳诘，可惜不能起刘歆于地下而问之。”炎帝是否神农，我们暂勿详论，然我们不能不怀疑炎帝之即赤帝，秦祠白帝、青帝、黄帝、炎帝而独缺一黑帝，似乎炎帝准即是赤帝了。而以神农为赤帝，董仲舒《春秋繁露》早先司马迁言之。在炎帝决非赤帝的论证未确立以前，崔述的驳诘，刘歆暂可勿负其责。

这是旁枝，再及正文。董仲舒于五帝转移，早采取五行相生之说，而三王循环，仍主逆数，只因为迁就子丑寅三正，主张汉该行夏时之故，上面也说及。一到太初改历以后，历法的争议既决，对五行转移的系统上，无所用其顺逆两数之并行，所以一辈学者自然而然地走上采取一致顺数的路了。因为董仲舒的书里，也早已似偏向于五行相生的顺数一边，上面也说过。既然采取五行相生顺数的一边，《吕览》、《淮南》之说自当为一辈学者所引据，而伏羲、少皞自然要加入古史系统里来。《汉书·郊祀志》说：“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荀悦《汉纪》也说：“刘向父子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迄于汉，宜为火德。”这是一致采取相生顺数的主张。五行始木，从《吕览》、《淮南》到董仲舒，是一路的；至于汉为火德，当时甘忠可、谷永一辈人似都这样说。谷永的奏议有云：“彗星土精所生，兵乱作矣。”五行相生，火生土，彗星土精，正是代汉而起之象，故谷永推为兵乱作，可证谷永推五行也主相生说。据此在当时据五行相生说而定汉属火德的，决不止刘向、歆父子一家私议，更不是刘歆一人伪造。

此外还有汉为尧后之说，昭帝时，眭弘上书明说“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汉是否尧后，自为另一问题，然在昭帝时已有此说，决非以后刘歆伪造，也可断然无疑了。总述上论：

1.五德转移改取相生说，不取相胜说，远在刘向前。

2.重新主张汉为火德说，在刘向同时稍前。

3.汉为尧后说，也起刘向前。

而五行相生取诸《吕览》、《淮南》一派。即取《吕览》、《淮南》，自可有伏羲、少皞。现在为之排列如下式：

　木（伏羲）火（神农）　土（黄帝）　金（少昊）水（颛顼）

　　（帝喾）　　（尧）　　（舜）　　（夏）　　（商）

　　（周）　　　（汉）

可见承认上三点，则少昊插入五帝里已是必然的了。至于汉人不认秦承周而汉承秦，所以秦人不能占一德位，这也是董仲舒以下几乎可说是公认的理论。何以今文学家定要说刘向云云尽是刘歆假托，而把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要归纳成刘歆一人的罪状呢？遵守今文家法的人如此说，考辨古史真相的为何也要随着如此说呢？

顾先生也说，汉为赤帝子，在新的五德终始系统里，应当如此，因为

　　　伏羲木　神农火　黄帝土　颛顼金　帝喾水　尧木

　　舜火　夏土　商金　周水　秦木　汉自当为火

这也恐错了。秦为木德，汉人绝少说及，并且和汉为尧后一说不能贯通。

以上推论，只说明少昊插入五德终始里决不是到刘歆时无端伪造出来，不过在刘歆手里才正式大规模地写定一遍，正如《史记》的《五帝本纪》，也只是到司马迁手里把以前传说正式像模像样地写定一遍，却不能说这全是司马迁伪造。

现在再综述上陈意见：

1.五帝传说虽出战国晚期，然驺衍以前，古史上的传说早有远在黄帝以前的，不能说黄帝前的古史传说尽出衍后。

2.驺衍五德终始与《吕览》、《月令》等所说五行相次用事并不同，不能并为一谈。

3.黄帝以下的古帝传统，先秦古文颇有乖异，不能即据《史记》一家否认其他的传说。

4.秦襄公祠白帝，汉高祖称赤帝子，乃据五方色帝的传说，与始终五德说无涉。

5.秦尚水德，汉尚土德，始是根据五德终始以相胜为受的说法。

6.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并采五行相胜相生两说，而五帝分配五德，早取相生说，已与五德终始说不同。

7.太初改历后，学者多趋向改用五行相生说的一边，乃承董仲舒而来，并非刘向创始。

8.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皞，并非刘歆在后横添。

9.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

10.刘歆、王莽一切说法皆有沿袭，并非无端伪造。

若根据上列见解，顾先生原文所引各种史料及疑点，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不必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于刘歆一人。

临了让我引一节顾先生自己的说话作结。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二集的自序里说：

我承认我的工作是清代学者把今古文问题讨论了百余年后所应有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应比清代的今文家更进一步。从前叶德辉说：“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我真想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

这一篇简率的批评，并不想为刘歆、王莽做辨护，更不想为东汉古文学燃死灰，也只想比西汉的今文家更进一步，本着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其实还是晚清今文家的西汉之学。也只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家的一道防线，其实还是晚清今文学家的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程。至于顾先生原文几许积极的贡献，本篇不想再逐一的称誉。

原载一九三一，四，十三《大公报·文学副刊》

第一七〇期，又收入《古史辨》第五册。

【注释】

[1]近年研究周公东征时的东方民族，知少皞实为东方嬴姓族的祖先或宗神，鸟为彼族之图腾，《秦本纪》中所记可证。此文须改正。一九六九年十月，颉刚记，病中。（王煦华案：此为作者在自藏《古史辨》第五册上的眉批。）

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

一、引言

要写一部《中国民族史》是不容易的。中国的民族由许多大小种族混合而成，这是无疑的事；可是这许多原始的种族当初生长何地，移植何地，如何创造自己的文化，如何吸收他方的文化，又如何与远近诸种族交通联系而建立一个大民族，历史书上空白太多，或者除了一个种族名之外其他全是空白。我们对着这些空白只有叹气，恨古人不该这般不爱惜史料，让他大量的澌灭。但叹气是无用的，我们该得尽力寻觅。寻觅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考古学的方法到地底下去找；一是用历史学的方法，从许多零断的文字记载中，拼拼凑凑来看出一点的迹象，试作系统的说明。这都是极辛苦的工作，我们为了完成这重大的任务是不得不做的。

自从殷虚经过大规模的发掘，我们对于商代文化，即中国东部文化，已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至于中国西部文化，也曾有瑞典安特生（J.G. Andersson）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时发现的仰韶型陶器；这遗址广布于甘肃、青海境内。拿来和苏俄西南的脱里波留（TriPolije）及苏联土耳其斯坦的安诺（Anau）所发现的古陶器一比较，如出一型，使我们不自禁地想象到当时东西交通路线的广远，知道“张骞凿空”这句话是靠不住的了。在我们的历史里，讲西北诸种族的，《史记》有《大宛传》，《汉书》有《西域传》，《后汉书》有《西羌传》，似乎也不难窥测其崖略；但这些书里所记载的时代太近或只说汉代，或兼数周、秦，总不过两千多年，上距彩陶文化的时代还有迈长的一段路程。在这些史书之外，不是没有材料，只是太零碎了，不容易联串起来，有些也不容易看出抉出，因此也就没有人下手钩索。我们对于西北古代史的智识，真可说是非常的贫乏。

一九三四年，我们许多史学界的朋友在北平组织禹贡学会，研究中国民族史和疆域沿革史。我个人是研究古代史的，所以要在古代的民族和疆域的范围里理出一个头绪来，《山海经》、《禹贡》、《职方》、《王会》、《穆天子传》等书成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当时曾在《禹贡半月刊》中发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讨论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把我在《古史辨》第一册中的禹为南方民族传说中的人物的说法自行打破。我觉得，中国正统文化中很多是接受戎文化的，所谓华夏之族也不少由戎族分出，不过其中进握中原政权的已自居为华夏，不肯老实说出他们自己的前面一段历史，而停留在原来地方的则仍称为戎，又苦于文化较低，没有写作的方便。在这样躲躲闪闪的心理和状态之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史部门损失了好多宝贵的资料。为了关于这问题的思想略成系统，所以我想进一步对于戎的文化作专题的研究。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占据了北平，我被迫离开，悲痛地放下学术的工作。那时政府派我到甘肃等省设计教育，我想为帮助西北青年固然该去，为了实现我研究戎文化的计划也是该去，便欣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在河、湟、洮、渭诸流域里走了不少地方，幼年在书本上读到的鸟鼠、积石、西倾诸名山也一一踏到了。那边是蒙、回、藏、土、撒拉诸种人所居，而藏民尤多，藏民，俗称为番子，这个名称是由吐蕃来的；依据史书所记，实即古代的羌族。他们的生产依然是畜牧；他们的政治组织依然是酋长制度。他们和古代羌人不同的地方，只是有了西藏佛教之后，他们的宗教组织是十分严密了。他们用宗教支配着一切生活，生活和宗教打成一片。我感到他们信仰的纯洁诚挚，非常可爱；但也可惜他们太不注重历史，使我们无从得着他们数千年来的人事记载。

我那时由兰州向西南行，迤逦到了西倾山，走了几个月，只有上坡路，没有下坡路，越来越高，到超过了五千公尺时，呼吸也困难了。我才恍然于《禹本纪》所谓“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里”这句话，正和山东人说的泰山高四十里一样。泰山主峰拔海一五四五公尺，合起华里才两里半多，而谓之四十里者，乃是把上坡的路程都算作了它的高度了。昆仑，我虽没有到，但它的高伟的气象我已可借了这回的旅行而领略。于是我想在研究戎文化之外再作一个昆仑的研究。不过一经注意，材料就苦于太多太乱，而且在抗战期中，常常为了逃避轰炸，生活过分不安宁，说不上干研究工作，只成为心头许下的一个愿望而已。

一九四八年，我又到了西北，在兰州大学任教。因为功课忙，没有远游。其时学校里建造一所高大的房子，象征着昆仑山，名为昆仑堂。到了奠基的日子，嘱我作一篇文字来纪念。我的文中，以为汉武帝所定的昆仑，河源说既给现代地理学界推翻，于阗南山又不雄峻，所以这个昆仑不过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不能当作事实看。真正的昆仑，当定为青海的巴颜喀喇山的主峰噶达素齐老，试看黄河蜒其东南，长江发其西南，柴达木河蟠其东北，舒嘎果勒河注其西北，形势和《山海经》中的昆仑多么相像；何况还有《汉书·地理志》的证据，何况大河坝一带还出产玉石！但这只是一篇抒写感想的短文，不能视为考证的作品。去年到了上海，假寓法华镇，承海光图书馆供给我一切的方便，地方又静谧，适合于构思和写作。附近又有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及合众图书馆，许多的材料等待我去寻取。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再能不工作吗，于是我便回复了十余年前的治学生涯，首先从事于昆仑的研究，用一年的工夫完成了这一篇。尤其高兴的，李得贤君来到上海，帮助我搜集和整理材料，他是青海化隆人，记得那边的历史、地理、语言和风俗特别多，给我以不少的启发，使我不致冥行迷路。还有李唐晏、胡厚宣、王善业、方诗铭、蒋孔阳、王煦华诸君对于我这工作从各方面给以助力，使这文加速完成且达到比较正确的地步。自从做了这回深入的研究之后，我才知道在昆仑传说里即足以表现羌戎文化，要研究羌戎文化时昆仑即是一个主要题材。我怎样的舒畅，为了得着许多朋友的合作，消释了十多年来顿在心头的一团血块！

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各人就会不期而然地感到什么样的问题。去年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女士到上海来。她是《楚辞》研究的专家，积着多年的研究，新成《昆仑之谜》一册，是《屈赋新探》中的一篇，她拿给我看。里边说昆仑不是中国的山，这山该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昆仑所出的四水即是《旧约·创世纪》中伊甸园里流出的四水，亦即巴比伦建国处的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诸河。她说：巴比伦远古传说即谓有一神山曰Khursag Kurkura，其意犹云“大地唯一之山”，为诸神的聚居地，也即诸神的诞生地。昆仑一名即是Kurkura的音译。这个神话分布极广，埃及、希腊、北欧、印度都有类似的说法，可以说全出于巴比伦神话的演化。这个大胆的想象并不开始于她，可是她说的最详确。我的研究固然彀不上证明这假设，但我的论文中许多不能说明的地方，得了这个启发之后却可以说明多少，使我非常的忭幸。我觉得昆仑问题的根源必须有了这个假设方始放得妥贴。我深信她的著作发表之后，得到西方专家的响应和探讨，必可使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本篇结尾数章中很多采取她的说法，苏女士的书因印刷困难尚未出版，请恕我先在这里引用了。

在这篇文字发表之后，我将再写一篇《九州四岳说和羌戎文化》。九州和四岳都是《尚书》、《王制》、《周礼》等书里的问题，是十足的中国正统文化，但一经仔细研究，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的。羌戎的宗教性向来强烈，昆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四岳也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二十余年前，我们研究古史，已知道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但这些神话人物从哪里来，终苦于摸索不到边际。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东方人接受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西方的宗教变成了东方的历史。我欣喜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个结果了！

我敬致极度的感谢于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容许我在他们机关的刊物里发表这篇文字，并替我作若干处的订正。本文的插图都由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绘制，一并致谢。我相信，关于地理问题，从前人所以讨论不清楚，就为没有正确的地图可以作讨论的凭借。现在随文插图，没有一些疑滞，讨论的是与不是，自然谁都能彀很快地判断了。

二、三千多年来的羌戎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夏代以前，亚洲的东大陆上林立着不同种族、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传衍的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无数部落，经过了夏、商、周三个大朝的一二千年来的陶铸和经营，才把统一的“中国”逐步建立了起来，也把“华夏”的民族意识培养成功了。但那时“华夏”的固定疆域实在不大，就以处在晚期的周朝来说，黄河流域只有龙门以下的东边一段归属于它，待黄河流到荥阳之后，中国文化区就接上了济水流域，东到泰山和黄海而止；西边呢，渭水流域大抵西面不度陇山；南面的伊、雒（洛）、淮、泗诸水，北面的汾水和桑乾河，也不过占得一半或一部分；至于淮水以南的江、汉流域，只不过在短时期内隶属过。这可见，由很多的少数民族融合而为一个大民族，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虽以黄河流域大平原之适宜于建立一个大帝国，也不是雄心勃勃和武力强盛的统治者可以凭着他的一古脑儿统治起来的大欲望所能统一起来的。

为什么古代的统一的事业会得这样地缓慢呢？首先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华夏族和周围各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不太密切，其次则是由于各种政治、军事上的干扰，民族融合过程也只能在曲折萦回的羊肠小道上慢慢地发展。各个民族都有她自己的文化，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融合而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此后大家也就忘却了追溯它的源头了。这个追溯的责任当然应由历史学者担负着，只是以前的历史学者还想不到这件事，他们把这块丰腴的园地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转向其他民族中找去。像昆仑山问题，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

（一）古代所谓华夏族四周的少数民族

古代所谓华夏族四周的少数民族，部类名称分别甚繁。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则东方为“夷”，南方为“越”，北方为“胡”，西方为“羌”。实际上，在每一个大名之下又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例如越，当时有“东越”、“西瓯”、“闽越”、“扬越”、“越裳”、“山越”诸名，或姓为“芈”，或姓为“驺”，或托姓为“姒”，自从长江流域的东头，沿海直到印度支那半岛，都包括在“越”的一名之下。因为部类太多，又总称为“百越”，在没有得着体质人类学家在得着地下的丰富物质材料里作出研究的结论之前，我们决不能判定他们是一族或含有几个种族，而只能在历史材料里尽力推寻其分合的迹象，以提供于人类学家，作为他们研究时的参考。

战国以下的人总喜欢把“夷、蛮、戎、狄”四名分配“东、南、西、北”四方。例如《礼记·王制》里说：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耻，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又如《大戴礼记》的《千乘》说：

东辟之民曰夷，精以侥……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

他们都是把一个名词非常确定地分配为固定的规律，好像绝对没有疑义似的。不过从我们看来，这事却大有磋商的余地。例如《诗·大雅·韩奕》说：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

西周时的韩国，春秋时是晋的韩原，依江永考定，在今山西的河津、万泉两县间。见《春秋地理考实》。当时周王命韩侯管领“北国”的追、貊诸族，做他们的长官，伯。而曰“因时百蛮”，可见北方的异族也可称“蛮”，“蛮”字决不能单属于南方。又如《大雅·绵》说：

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矣。

这是说周家自在周原建国之后，木拔道通，混夷奔窜不遑，只得输诚降服。“混夷”，即《孟子·梁惠王下》说的：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文王事“昆夷”。

郑玄《毛诗笺》于《小雅·采薇》也说：

“昆夷”，西戎也。

这明明是西方的人民，乃不称为“戎”而称为“夷”，可见这“夷”字也不能单属东方。又《竹书纪年》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引。

王季国于岐山，他所伐的戎当然是西戎，所以称它为“西落鬼戎”；然而“翟”即“狄”，他伐西戎时所俘获的王却称为“狄王”，那么这个狄究竟在西呢，还是在北呢？所以拿“夷、蛮、戎、狄”四名分配到四方，固也可以得其大齐，可是决不能看作有严密界限的称谓。

（二）羌的由来及其在商代的活动

在西方，“羌”与“戎”都是大名，戎是西方诸族的通称，为表示其地望则曰“西戎”。羌自是某一族的专名，但因他们所占的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例如范晔《后汉书》的《西羌传》就是把西方各族都收了进去的，因此西方诸族也不妨称为“西羌”或“羌戎”。又因西方诸族之中，氐亦甚大，所以往往连称“氐羌”。我们现在要作细密的分析，使得这一族不为那一族所混淆，几乎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本章题目上的“羌戎”字样，也仅作为西方诸族的通称，并不专限于羌这一族，这是要先声明的。

“羌”是一个象形字。《说文·羊部》：

，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应劭《风俗通》亦说：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风俗通义佚文》。

从这些话里，可见羌即“牧羊人”的意思，是以生产的职业为其族号的。但新、旧《唐书》的《吐蕃传》却说：

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

“羱”是大角的羊，“羝”是牡羊。吐蕃为羌人所建之国，他们贵重大角的牡羊，尊为大神，说不定他们是把羊作为图腾的。按甲骨文中有“虎方”、“马方”诸国名，疑都是用了他们的图腾称呼他们的部落；还有“羊方”，当然即是羌方了。在甲骨文中羌字写作：

《殷虚书契前编》弌四一。《前》弌四二。《后上》二六。日本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弌、一四。

等样。依照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是武丁以前的写法，到祖甲以后，变成了

《前》弌、四一。《前》弌、四二。《前》弌、三五。《铁云藏龟之余》七、一。

诸体。是索子的象形。何以“羌”字上要加一条索子呢？罗振玉以为是象羌人的以索牵羊，因为羊行每居人先，所以这条索子在后而不在前。见《殷虚书契考释》。董作宾则以为人的颈上加写一条绳索，是表示羁縻的意思。见《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我觉得商代俘虏羌人甚多，祭祀时每把他们作为牺牲，可见平时也必把他们作为奴隶。奴隶为“奚”，甲骨文作“”《前》弍、四二。或，《前》弌、三。罗氏释为从手持索以拘罪人。《书契考释》。可是四川汉墓里发见的土俑，奴隶结发为辫而上翘，见四川省立博物馆所藏。正和甲骨文的奚字相合。因此想到，羌人结辫，似即是字的来源。当时制成这字，一方面指出他们不和中国人一样地束发加冠，一方面又鄙视他们是奴隶。《风俗通》说的“羌，本西戎卑贱者也”，即是此意。只是奚的辫发上翘而羌的辫发下垂，有一点不同。如果这个猜想还有可疑，那末，这简直是用了索子系着被俘虏的羌人的象形。

羌和华夏发生关系，不知始于何时。夏、周两大朝均由西方勃兴，羌对华夏的历史关系一定非常深切。就经典资料看，至少在商汤时已有往来。《诗·商颂·殷武》说：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因为商汤灭夏之后成为东方唯一的大国，所以西边的氐、羌都不敢不来臣服贡献，承认商是他们的宗主国，依据一般记录的年代来说，这已是三千六百余年前的事情了。

自从甲骨文大量出土，关于羌人的记载发现了很多。研究的结果，知道“羌方”是当时西方的一个大国，他们地广人众，和商朝的争夺关系最多。他们大致分为两个大部落，一个是“北羌”，如：

己酉，卜，贞，王叀惟。北羌伐。《前》四、三七、一。一个是“马羌”，如：

口口，卜，贞：令多马羌御方于口。《续》五、二五、九。

为什么叫作马羌，或者是为了他们善于养马的缘故；否则便是他们以马为图腾。后来的“白马羌”疑即马羌的苗裔。羌的疆域相当地大，北面和鬼方、方为邻，东面有沚、吴、易、雀、犬、周许多国，东南近缶和蜀，大致说来，他们占有了现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他们对于商朝是叛服不常的。在武丁时，卜辞说：

丁巳，卜，贞：师获羌。十二月。《后》上、三〇、一四。

这样的战争一定有大量的俘虏，所以武丁在祭祀时就常常用羌人，如：

己未，俎囝，羌人，卯十牛，左。《前》六、二、二。

“卯”是宰杀，商人宰了十头牛，很明白他们同时也宰了十个羌人。又武乙时的卜辞说：

王其又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佑。《新获卜辞写本》一九八。

甲辰，贞，来甲寅，又伐上甲羌五，卯牛。

甲辰，贞，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一。均《后》上、二一、一三。

为了商王接受上天的福祐，所以在祭祀的时候要伐羌五人至九人。这“伐”字，董作宾以为舞干戈而祭，和《诗·大雅·皇矣》的“是伐是肆”及《礼记·乐记》是“天子夹振之而驷伐”同义，乃是商王命令羌人乐舞以助祭祀。但“伐”字甲骨文作《前》弌、一八。或，《前》叁、二九。明明是把戈按在人的头颈后面，所以普通都用作杀义。“伐羌”和“卯牛”文正相对，该是杀羌以祭的对。春秋时，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僖十九年《左传》。可见杀人以祭本是商人的风俗，宋是商裔，因此就沿用了。若说是乐舞，则五人至九人未免太少。在生产方面，羌人为商朝的服务，最重要的是牧畜。例如在武丁时：

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乎呼。来。王固曰：“其乎来，乞迄。至，佳乙。”旬有。二日，乙卯，允有。来自光，氐羌刍五十。金祖同《殷契遗珠》六二〇。

这是先卜这三月中王令光国来人，王又问说：“叫他们来的，是继续要到的，大概在乙日吧？”以下是史官亘的追记：在一旬又二日自甲辰至乙卯得十二日。的乙卯那天，果然有人从光国来了，带来了五十名羌刍。氐是带来的意思，刍就是养牛羊的人。这是商朝对于羌人的征发。其次是田猎：

多羌获鹿。《前》四、四八、一。

鹿奔逃极快，中了箭也能飞驰，必待力竭而后可获。武丁好田猎，在他田猎的时候一定有许多羌人相从，他们就替这位商王奔走，捉住了鹿了。又其次是种地。文丁时：

贞：王令多羌田。郭沫若《殷契粹编》一二二二。

这个田字写作，甲骨文也作，正是代表着井田的遗制，乃是农田的田字的正写。畜牧和田猎本是羌人的长技，耕种却不是他们内行的事情，只是要使用他们的劳力罢了。

武丁的武功最盛，《周易》里说他用了三年的力量克服鬼方，这真是古代的一回大战事，因此在鬼方南面的羌方就被他压得伏伏贴贴。可是以后就不能这样了。康丁时：

于父甲求灾。羌方。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一九四六。

他祭祀祖甲时，请他的在天之灵降灾于羌，可见羌人已不是对商朝服服贴贴的了。到武乙时：

王口次令五族伐羌。《后》下、四二、六。

“次”释“母”，借作“毋”，即“勿”。当时伐羌曾拟用五族的武力，可见羌相当的强盛。到文丁时，

王于宗门逆羌。《甲》八九六。

羌方来宾时，王亲自出迎了，商与羌已重归于和好。然则羌方在商朝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呢？按骨刻臼辞：

丙寅，羌卫示致。一矛包。岳。王襄《簠室殷契征文·典礼》六、四七。

壬戌，羌卫示七矛。小。《遗》四二六。

一头牛，前面的肩胛骨有一对可用，矛字正像两个骨臼包扎起来的形状。一头牛的一对胛骨，叫做一包；单个的叫做“一臼”或“一角”。这种胛骨和龟版一样，都是王的妇子和各国诸侯进贡来的。羌人进贡胛骨时，史官岳和记录这事，称为“羌卫”。董作宾疑羌卫是羌方君长的名字，按此说非是。《尚书·康诰》、《酒诰》及《康王之诰》等篇或说“侯甸男卫”，或说“采卫”，向来不易解释；《周官》的作者把它演作九服，更不合事实。自从《矢令彝》出土，发见了“逮。者诸。二田甸。男”一语，才知道有国之君，诸侯是第一级，侯甸男是第二级，采卫是第三级。诸侯是大国，侯甸男为侯的附庸，是小国，皆出于王朝所封。采卫是自己建立的国家，夷狄。或是前代遗存的部落，与当时的王室并无严格的主属关系，只是游离的外围分子。羌之与商，叛服不常，正是如此，所以把她称作“羌卫”。以上所用董氏之说，均见其所作《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及《殷代的羌与蜀》。

（三）商末周初的羌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的活动

到了商末周初，他们又参加了周武王的阵线来打击商朝了。《尚书·牧誓》说：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唐孔颖达《正义》云：

此八国皆西南夷地。文王国在于西，故西南夷先属焉。

其实不但西南，也有西北的；也不但夷人，也有周室的姻亲。《后汉书·西羌传》道：

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

这句话说明了“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正如鬼方的“鬼”字从人，是族名；他们的女子便姓了“媿”。见《包君鼎》等器。今《左传》误作“隗”。章炳麟《检论·序种姓》道：

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有先零，极乎白兰，其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杀，以是知羌亦姜姓。

我们看，天水姜氏是大族，名人有姜维及姜俭等，可知姜姓本是在西方的。《晋语四》云：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姬水虽不知道在那里，而姜水则见于《水经·渭水注》，云：

岐水……又屈径周城南，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

岐山是周家发迹的地方，而姜水即在岐山的东南，明姬、姜两姓当时所居处的地方极近，恐怕这所谓“姬水”即是岐水也未可知？

周的始祖后稷，相传是无父而生的。他的母亲叫作姜嫄。《诗·大雅·生民》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又《鲁颂·宫》也说：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

把两篇文字合看，可知《生民》的“帝”就是《宫》的“上帝”。她的胎是上帝所给予的，给予的方法就是“履帝武敏歆”，这句话不容易讲，《史记·周本纪》用今语译了出来，云：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他以巨人释“帝”，足迹释“武”，身动释“歆”，惟“敏”字未释。郑玄《毛诗笺》增补道：

敏，拇也。……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也。

照这二说，是她踏上了上帝的拇指所印之处，她的肚子就震动起来了。生出来的儿子是一位种植的专家，种什么好什么。《生民》又说：

即有邰家室。

有邰，《毛传》释为“姜嫄之国”。因为后稷无父，长于母家，所以他的家室也就在有邰。有邰所在，《汉书·地理志》说：

右扶风：周后稷所封。

颜师古《注》道：

读与邰同，音胎。依南监本。

的故城在今陕西武功县南。地当渭水之北，漆水之南，岐山之东南。那边正和姜氏城遥遥相望。

由于姬、姜两姓相处极近，所以常常结为婚姻。《诗·大雅·绵》云：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杜。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依王引之《经义述闻》改。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朊朊，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这诗以“绵绵瓜瓞”发端，而终于“文王蹶厥生”，显然是一篇周家克商以前的原始要终的诗。首章言“民之初生”，与《生民》的“厥初生民”一样，可见其时代的早。下言公亶父而加上一个“古”字，又见其时代的远。自从孟子误用古典，他对齐宣王说：

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梁惠王下》。

于是战国以来的人们常称大王为“大王亶父”，如《穆天子传》及《吕氏春秋》等书均有。把周的“先公亶父”和“先王太王”并作一人。其实太王既已称“王”谥“太”，作诗的人就不应当再称为“公”；诗上明说“民之初生”而即承以“太王”，时代先后也太不调和。再有一点没法讲通的，看《周本纪》公刘为太王九世祖，时代提前约三百年，《大雅·公刘》说他：

笃公刘……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他迁都到京，在那里造了很多房屋，宾旅的人也有了庐舍；又立宗宙，作盛大的祭祀：可见那时周族的文化已很高超。但在《绵》篇里，公亶父过的还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窑洞生活，文化程度何以竟如此地低落，比了九世祖时倒退了很多年呢？因此，我敢断说：公亶父一定在公刘之前。后稷本是农神，未必有这人。公亶父乃是周家历史时代的第一人，那时他从杜水流域迁到漆水流域，杜水即在〔的东边，漆水则发源于岐山之西而经其南，于是他走到了周原，这是一块极肥美的地方；占卜的结果，他就在那边筑起宫室，享受高级的生活了。他的妻子姜女是在岐山下娶的，她是姜水边上的人；这位姜女是第一位从姜族里嫁给周家的，所以后人称为“太姜”。《周语中》云：

齐、许、申、吕由太姜。

齐、许、申、吕诸国都是姜姓，其所以在周武王得天下之后受封为诸侯，就为的是太姜母家人的缘故。又《周语下》云：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这是说武王伐殷所以胜利，全为他出兵的日子拣选得好。他把岁、月、日、星、辰五位全都顾到。岁星在鹑火，是周的分野；月在天驷，是农祥，正合于周家老祖宗后稷的工作；日在析木则是姜家老祖宗逢公的神灵所在；辰在斗柄是周的始祖帝喾所受的北维；星在天鼋又是齐的分野，为太姜之后姬氏子孙所自出。这“五位”之中，周家占了三事，姜家占了二事，姜家对于周家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

其后太王娶的也是姜姓之女。《诗·大雅·思齐》云：

思齐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文王是太王的孙子，他的母太任是太王的儿妇，所以她孝敬她的婆婆周姜。因为公刘之世迁国到京，所以称为“京室之妇”。其后武王娶的也是姜姓之女，称为“邑姜”。《左氏·昭元年传》云：

当武王邑姜方震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

为了周和姜姓有接叠不断的婚姻，所以武王得了天下之后，除大封同姓外，受封得最多的要推姜姓了。齐太公尚父一向给战国游士说成东海上的隐士，渭水边的钓徒，或朝歌市的屠户，其实乃是周室的一位舅爷。一部《左传》，周王对齐侯说话，总称为“伯舅”。周与姜正同耶律氏的辽帝和萧氏一样，凡娶皇后必是萧氏，怪不得现在戏台上演“杨家将”时尽看见“萧太后”了。

申、吕、齐、许诸国是羌族里最先进中原的，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许故意忌讳了，不再说出自己是羌人而说是华夏；至于留在原地方的呢，当然还是羌，还是戎。《左氏·僖二十二年传》说：

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陆浑是戎人在西方的原居地，到这时，秦、晋两国就合力把他们迁到了伊水流域。这是逼近周都的，所以周王很不高兴。《左氏·昭九年传》中有下面一件事：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

迁戎于伊川是晋惠公在位之时，所以知道周王所指的即系此事。这条文字称为“阴戎”，因为他们住在黄河之南，秦岭山脉之北，山北曰“阴”，水南亦曰“阴”，故就他们所迁的地方别立“阴戎”一名。这一种戎是允姓，其原居地为瓜州。又《左氏·襄十四年传》云：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这是“姜戎”，当然姓姜，他们原先也住在瓜州，同样为晋惠公所迁。当时秦人逐戎，晋人便迎了进来，惠公安顿这瓜州的两支戎人，命陆浑戎住在周的伊川，姜戎住在晋的南鄙。这个姜戎岂不很显明地即是申、吕、齐、许的本家；但因为他们住在老地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便不能脱却“戎”名。瓜州在今何地？杜预《解》云：

瓜州，今敦煌。

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看《汉书·地理志》敦煌县下记着：

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

所以他放心地袭用了。其后郦道元在《〈水经·禹贡山水泽地篇〉注》中又把杜林的话钞得更详细一点：

杜林云：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

他的话说得这样地确切肯定，可说是令人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秦都于雍，即今陕西凤翔县，离敦煌三千余里，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秦人为了哪种需要而兴师动众，攻打的这样远？而且凤翔以西重重叠叠地住着戎人，秦国如果不先除掉这近处的戎，又哪能攻击这远道的戎？再说，倘使秦穆公时已真能打到敦煌，那么到了孝公以后国势大盛，岂不能发展到天山南北，越过葱岭，何以秦始皇造长城要把临洮今甘肃岷县。作为起点，沿着洮水而北行，等到洮水入了黄河，长城又沿了黄河而东行，竟慷慨地放弃了穆公所开发的河西一大片好地方？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所万不能解释的，秦的大军从凤翔向西北开拔，迫逐住在敦煌的戎人，戎人正该沿了党河向南逃到青海，或出猩猩峡向西北逃到哈密，或出阳关向西逃到楼兰才是，但他们却不然，偏偏对着秦军迎头赶上，反逃到了周和晋的地方呢？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敢说：瓜州必不在今敦煌，它一定离凤翔不远，所以秦人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晋人也可以把他们引进来。关于这一个问题，将来当另作《四岳九州说与羌戎文化》一文来再加说明。

当时秦人逐戎，晋惠公为什么偏要引他们进来呢？这说不定还是因了姻亲的关系。《左氏·庄二十八年传》云：

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这位大戎狐姬的事，《晋语四》记道：

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

唐叔为武王之子，晋君是他的一系，而大戎狐氏也是唐叔子孙，所以狐氏以姬为姓。从这点看，我们可以说：周人本来也是戎的一种，所以周王的子孙只要依旧生活于戎的文化里，还是可以称为“戎”的。至于小戎子，则杜预《解》云：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小戎为允姓，如杜氏确是在《世本》上找到依据的，那么，允姓之戎本是晋惠公的舅家，无怪乎在秦人逐戎时，他要迎他们入伊川了。这年《左传》又说：

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

这骊戎也是姬姓，可见其和大戎一样，是周的本家。骊戎所在，《汉书·地理志》云：

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

汉新丰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那里既有骊山，说为骊戎所在，似甚恰当，所以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就确凿取用其说。可是那时晋都于绛，西未灭耿，西南未灭魏，南未灭虞、虢，不知献公将由何道渡河转渭来攻伐这个住在骊山的骊戎？而且自从平王迁洛之后，秦的势力即渐东展，《秦本纪》记武公十一年公元前六八七。“初县杜、郑”，郑即今陕西华县，正在临潼的东面，这事在晋献公公元前六七六一六五一。即位前十一年，不知道这位献公是怎样地越过了秦的郑县而伐骊戎？所以这事正和秦伐敦煌的戎是同样地不可能。按骊戎当在今山西的南部。《晋语四》云：

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子犯曰：“……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二年春，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右师取昭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师迎王于郑，王入于成周。

这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所在的确实地点虽不可得而详，但说“以启东道”，则必在晋都的东面可知。晋都绛在今山西翼城县，其东即为析城、王屋诸山，阳樊为今河南修武县，又在析城山东，即此可知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所居地必在析城、王屋一带，所以晋文公要从翼城到修武，必须向他们借道。“丽土之狄”即是“骊戎”。古人字体或繁或简，本无定式。即以骊山而论，《史记·始皇本纪》二十七年“自极庙道通郦山”，字作“郦”；三十五年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字又作“丽”。《水经注》里，骊山字均作“丽”。再看骊姬，《左·宣二年传》“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即作“丽”；《庄子·齐物论》也说“丽之姬……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所以“骊”和“丽”是一字。至于“戎”之与“狄”虽似二族，但古人并没有这般严格的分别。上引《竹书纪年》中“西落鬼戎”的王可以称为“翟王”即是一证。《诗·小雅·出车》是一首伐狁的诗，狁明明是狄，然而诗中却说：“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与《不敦》的上言“女以戎车宕伐允于高陵”，下言“女及戎大”，以“狁”与“戎”作互文的正相同，这又是一证。《史记·匈奴列传》说：“陇西有翟、之戎”，汉代因以立狄道县，既叫作“戎”，又叫作“狄”，这更是“戎”和“狄”通称的一证。所以“骊戎”即是“丽土之狄”，可说绝无疑义。

从以上所引的诸证看来，晋、秦诸国的周围都是戎、狄。这就是说在今山西、陕西两省境内生活于戎、狄文化的，远较生活于华夏文化的为多。所以《左氏·昭十五年传》说：

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这是实在的情形。这些戎里也有姬姓的，也有姜姓的，使我们知道姬、姜诸姓本出于戎；自从周武王克殷之后，其接受东方文化的已号为华夏，其接受的程度缓慢的则还是戎、狄，甚至有已接受而复退出的，如唐叔子孙的一部分还是大戎。所以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该得彻底地打消华、戎的成见。

西戎的名号应以《竹书纪年》所记的为最早。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见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唐李贤作注，又在注文里引用了些。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于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用处。这篇里说商代末年周王季与戎的关系。有以下五条。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大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这五个戎名很难考察。“鬼戎”或即鬼方，故称为翟。“燕京之戎”，当因居燕京之山而得名。按《淮南·地形》云：

汾出燕京。

汉高诱《注》：

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

汉汾阳故城在今山西阳曲县西北，那边有燕京山，为汾水发源地。但《山海经》的《北山经》则云：

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照这所说，又似乎汾水所出之山不名“燕京”而名“管涔”。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说明其原因道：

《太平寰宇记》引郭注有“管音奸”三字，今本盖脱去之。《记》文又云：“土人云‘其山多菅’，或以为名。”是《经》文“管”当为“菅”矣。山在今山西静乐县北。

“燕”和“菅”是同音通假字，这也说明了燕京之戎在今山西的西北角上。王季伐燕京之戎虽大败，但两年以后伐余无等三戎却连获胜利。这三种戎的根据地虽不可知，当均在山西境。因为王季在山西境内先已扩大了他的势力，所以到文王时就能断虞、芮之讼，见《大雅·绵》。虞国今平陆县，芮国今芮城县，均在山西西南角。又能戡黎，见《尚书·西伯戡黎》。黎在今长治县西南，山西东南角。给商朝一个极大的威胁了。

（四）西周时对犬戎的几次征伐

西周一代，史籍零落，幸在《西羌传》里还保存了这一点。《传》云：

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穆王伐犬戎事见《周语上》，但只说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郭璞《穆天子传注》说：

《纪年》又曰：“取其五王以东。”

可知《西羌传》文实出自《纪年》。犬戎本在西方，穆王把他们东迁到太原，从此太原成了他们的根据地。然则这个太原在今何处呢？《尚书·禹贡》道：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壶口即孟门山，在今山西吉县西，俯临黄河。梁山，《〈水经·河水〉注》云：

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矣。

可知“梁”即“龙门”的异称。此二山皆在河上，则“岐”必在今荣河镇、永济县间，决不是陕西的岐山。崔述《唐虞考信录》云：

盖此二山梁、岐。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于冀。

这是对于《禹贡》的确解。“岳”是太岳，即霍太山，在今山西霍县东。此文由西河说起，自西而东，以至霍山。太原在壶口、梁山之东，霍山之西，则必指今赵城镇以南、翼城以西，永济以东、平陆以北的一片盆地可知。又《左氏·昭元年传》云：

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

洮水在今闻喜县东南，即涑水的上游；大泽为今运城县盐池。太原中有汾、洮二水及盐池一泽，又可见其必在山西的西南境。《穆天子传》说穆王出发时：

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當“當”为“雷”之误字。水之阳。

又说在穆王回程时：

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

这二条一说雷水，即涑水的下游。一说雷首山，都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黄河的转角上。可见当时犬戎的都城，凭依山水为险，山名雷首，水名雷水，其都在山南水北，故穆王经过时，戎王都须在此招待。这和“迁戎于太原”之文合看，更可见太原的地位必不在秦、汉以来的太原。今刚自县一带。不过他们虽一时屈服于周的武力，终究是想反抗的。《西羌传》续道：

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李贤《注》：“见《竹书纪年》。”犬戎迁到太原以后，就称作“太原之戎”；他们挨至穆王的四世孙夷王之世，就不稳起来了。为了发现并解释了上列纪载，使我们读懂了《诗经》里的一首诗的历史意义。《小雅·六月》云：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这首诗固然很早就说为周宣王时所作，但因犬戎居地向来说在凤翔以西，所以篇中几个地名就永远弄不明白。现在我们看了上面的叙述，就可以确定地说狁即是犬戎，他们为穆王所迁，居住在太原里的“焦穫”。所谓焦穫者，《〈水经·沁水〉注》云：

（濩泽）水出濩泽城西白涧岭下……东径濩泽。……得阳泉口水……水历嶕朓山……南注濩泽水。

知道“焦”即嶕峣山，“穫”即濩泽水，都在今山西阳城县西，正当析城山的北面。犬戎始居涑水流域，继迁沁水流域，在那边休养生息，等到实力充足之后，就侵略到周的畿内，铁蹄纵横，先闯入方京，今山西运城县安邑镇。再冲进镐京，今陕西长安县。所以先言“镐”而后言“方”者，为的是押韵的方便。又北掠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这是一回大规模的出军进犯，所以周宣王只得不顾大热天，整饬兵车，御驾亲征，把他们打回了太原。以上参考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周京考》、钱穆《周初地理考》。《西羌传》又说：

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公元前八二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宣三十一，前七九七。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宣三十六，前七九二。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宣三十八前七九〇。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宣三十九，前七八九。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三，前七七九。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

李贤《注》：“见《竹书纪年》。”这里边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就少了。秦的始封，是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而邑之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的秦亭。秦本东夷族，说详鄙著《鸟夷考》，尚未发表。在周公东征后西迁，只因那边是戎族的大本营，不容许这新封的君主占有特殊的势力，所以秦仲一族既被灭于先，秦仲自身又被杀于后，直到他的儿子庄公世里，得到了宣王的援助才站得住。宣王伐太原戎恐即是《诗·六月》这一役；这次出兵，《六月》诗里虽很夸张，而史书里竟说“未克”。伐条戎事见于《左氏·桓二年传》，云：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可见这次战事宣王命晋穆侯出师，结果打了一个大败仗，所以穆侯把他新生的儿子命名为“仇”，来纪念他的惨败。《周语上》还说了一件事：

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这就是《左传》上连着记的：

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

这两段记载一经对照，就显出其不协调，究竟周师如《周语》所说的“败绩”呢，还是如《左传》所说的“成师”呢？或许这次战事，周师虽大败，晋师尚得全师而退，所以晋穆侯生第二个儿子时就题名作成师了。“姜氏之戎”即是姜戎，这事《竹书纪年》虽失载，可是与“王征申戎”同在一年，申戎又是姜姓，是不是本为一件事呢？照说，与姜氏之戎战是“败绩”，与申戎战是“破之”，不像一件事情。然而“成师”这名和“破之”似有关系，则又像是一件事。究竟如何，只得待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了。申戎原即姜戎的一支而封国于申的，其后幽王废申后，两亲家吵架，申侯便联合了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郦山下，这申侯无疑即申戎之君，所以和犬戎会有这般的团结。我们即此可以知道秦穆公所以要把姜戎赶出来，也就为了他们在那边有相当大的力量的缘故。

（五）东周时秦的伐灭西戎

周室东迁之后，西戎的侵略就为秦国所独当。《史记·秦本纪》记其事道：

庄公……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元年，周幽王五，公元前七七七。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此岐周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十二年，周平王五，前七六六。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十六年，平二十一，前七五〇。文公以兵伐邽，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宁公二年，周桓王六、前七一四。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武公元年，桓二十三，前六九七。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周庄王九，前六八八。伐邽、冀戎，初县之。

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里说：“秦既得意，烧……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大概上面这段文字是取材于《秦记》的。平阳，《正义》引《括地志》说：

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

荡社，《索隐》云：

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

秦杜县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毫王本不居此，周东迁后，占居周地，秦宁公把他赶回了老家。他的老家所在，《正义》说：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县有汤陵。又有汤台，在始平县西北八里。”按：其国盖在三原、始平之界矣。

唐始平即今兴平县，知毫国在今渭北的三原、兴平两县间。汤的子孙也有流落在西戎的，所以他们在西方仿建了汤的遗迹；如其不然，则是西戎打起了汤的旗号亦未可知。又“彭戏氏”，《正义》云：

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

彭衙故城在今白水县东北。“邽、冀戎”，《集解》云：

《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冀县属天水郡。

上邽故城在今甘肃天水县南，冀县故城在今甘谷县南。在这段文字里，使我们知道秦国在东周初年发展的经历。自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宗周的王畿已住满了戎人，住在丰京的称为“丰王”，缪嬴嫁丰王其事在东迁前，这个称号谅据后来事言之。住在三原的称为“毫王”。秦文公收了周的遗民，疆域开始东展到岐山。宁公就迁居到岐山西面的平阳；同时他渡过了渭水，灭了终南山下的荡社。武公再东进，又到了华山，离黄河已不远；回头更向西进，把郡县设立到陇南。在短短的八十年中，这样急速地开疆拓土，几乎占有了渭水流域的全部，于是秦人的国家基业就打稳固了。

此下《秦本纪》所记的事实便偏向到中原的国际方面，很少说到西戎。幸而《匈奴列传》里把西戎也附带说了些，正好取来补足。文云：

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昫）衍之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十八下一改。

那时戎族所建的国总共有一百多个，失传的实在太多了。戎有百余而莫能相一，这是它们所以给秦人各个击破的原因。“圁水”即今无定河，“圁、洛之间”为陕北延安、子长一带，所以“河西”二字，《汉书·匈奴传》改为“西河”是对的。晋文公攘戎、狄事不见于《左传》及《国语》，不知道司马迁这句话有何根据。文公享国日短，恐怕还顾不到这事咧。秦穆公服西戎，见于《左氏·文三年传》：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史记·秦本纪》说此事较详，道：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三十七年，周襄王二十九，前六二三。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这段文字是司马迁从《韩非子·十过篇》钞来的。《匈奴传》说“西戎八国服”，这里说“益国十二”，不知道哪一说合于事实。至于未被秦穆公所吞并的，陇山之西有绵诸、翟、等，岐山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昫衍等。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县；汉县有绵诸道，属天水郡。翟，在今甘肃临洮县；汉县有狄翟道，属陇西郡。，在今甘肃陇西县北；汉县有道，属天水郡。义渠国地方大，《〈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其都城在今甘肃宁县；汉县为义渠道，属北地郡。大荔在今陕西大荔县；汉县为临晋，《汉书·地理志》云：“故大荔，秦灭之，更名。”属左冯翊。乌氏，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汉县为乌氏，属安定郡。昫衍在今宁夏灵武县东南；汉县为昫衍，属北地郡。在这些戎国中，只有大荔在东面，《史记》说在岐北，误。昫衍在北面，其它都在今甘肃境：计在陇东的有义渠、乌氏，在陇南的有绵诸，在陇西的有翟、。穆公之后，秦国必然继续不断地向西方进展，可惜传下来的史书都没有记载。直到战国中期，《秦本纪》说：

孝公元年，周显王八，前三六一。……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西斩戎之王。

可见当孝公时，秦的势力圈又扩张到陇西的国了。又《秦本纪》云：

惠文君十一年，显王四十二，前三二七。县义渠。……义渠君为臣。……十四年，更为元年。……十年，周慎靓王六，前三一五。……伐取义渠二十五城。

《匈奴列传》说：

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宁，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这里所说的“秦稍蚕食”，即是《本纪》中“县义渠”的事。杭世骏说：

此时义渠不得为县。《犀首传》云：“……义渠君起兵袭秦，大败秦李伯之下。”若义渠已为县，秦必更置令长，何至十年之后反为所败。《清殿本〈史记〉卷五考证》。

按此说似是而非。义渠国大，秦在惠文王初年把它蚕食了些，将所得的地立为县，这并不妨碍义渠国的存在。正如惠文后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仍可立国，也仍可与秦作战呢。秦新辟的三郡，上郡得自魏，北地得自义渠，陇西得自翟、；这里说秦灭义渠而有三郡，措辞太含糊了。我们读了这条，可知到了秦昭王时，甘肃一带的戎国才给秦人消灭光了。从秦襄公伐戎起，到这时结束，共约经营了五百年，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匈奴列传》中年代多脱略，幸《六国年表》中还有文可比勘。《表》云：

厉共公六年：周元王六，公元前四七〇。义渠来赂，繇诸乞援。

又二十年：周定王十二，前四五七。公将师与绵诸战。

又三十三年：定二十五，前四四四。伐义渠，虏其王。

躁公十三年：周考王十三，前四三〇。义渠伐秦，侵至渭阳。

惠公五年：周安王七，前三九五。伐繇。

惠文王七年：周显王三十八，前三三一。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又十一年：显四十二，前三二七。义渠君为臣。

又后五年：周慎靓王元，前三二〇。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又后十一年：周赧王元，前三一四。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这里所谓“繇诸”和“繇”很明白都是“绵诸”的误文。在这一百五十余年中，秦和戎国的关系以义渠为最繁，占了三分之二；其次则绵诸。惠文王北游至河上，可见他是过河套的，比较赵武灵王从河套直南至秦，早了约二十年。得义渠二十五城，《本纪》为惠文王后十年，这表上却迟了一年，不知道哪一个对。又《后汉书·西羌传》对于这些事也有记载，文云：

是时，春秋。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共公十六，公元前四六一。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厉共公三十三，前四四四。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周考王三十一，秦躁公十三，前四三〇。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秦惠文君七，前三三一。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秦惠文君十一，前三二七。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惠文王后六年，前三一九。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惠文后八，前三一七。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惠文后十，前三一五。秦伐义渠，取徒泾（经）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前二七二。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在这段文字里，年代和事迹记的都很明白，似乎录自《竹书纪年》，但李贤《注》中却未提及，不知范晔根据的资料是什么。文中谓“义渠臣于秦”，合之《秦本纪》及《六国表》，知为惠文君十一年事；又“取徒泾二十五城”，则在《秦本纪》中为惠文王后元十年事，《六国表》则为后元十一年事，与义渠臣秦事前后相隔有十三年和十四年两说。这里说“后八年”、“后二年”及“明年”，只有十二年，不知《史记》与《后汉书》哪一个有误。“渭阴”，《六国表》作“渭阳”，也不知道哪一个对。当惠文王之世，义渠曾经两次败秦，可见他们国力的不弱。秦所取义渠地，郁郅在汉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县，徒经在汉西河郡，今山西境，又可见其幅员的广阔，伸入了河东。败秦于李伯事，见《史记·张仪列传》附录的《犀首传》，文云：

义渠君朝于魏。犀首公孙衍。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杆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耶？”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史记》此文录自《战国·秦策二》。这可见秦力虽强，有时也亦颇为义渠所窘。义渠为西方大国，有如东方的中山。她和魏国发生外交关系，因为魏和她接境的原因。义渠灭亡之年，《史记》中无可稽考；这里确定为昭王三十五年。按《秦始皇本纪》云：“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是他灭义渠时年已五十三，其母宣太后至少亦近七十。看《后汉书》文，似昭王初立时她即用“美人计”与义渠王相通，故能生二子；他们交好了三十余年，她突然在甘泉宫里把他杀掉，秦就立刻起兵伐灭义渠，可谓处心积虑到了极点。这种阴谋，正和赵襄子的姊姊嫁给代王。襄子请代王赴宴，就命厨师把铜枓击杀了他，兴兵伐灭代国，遥遥相对，可算战国时最辣手的两件事。

以上所说，都是接近内地的戎人。他们在春秋和战国五百余年之中，逐渐同化于华夏，到秦、汉世已无迹可寻，可见同化力量的巨大。范晔在这里所说的“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大有杜撰故实的嫌疑。按《左氏·昭十七年传》说：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

这是周景王二十年前五二五。的事。那时晋灭陆浑，其君奔楚，其民奔周，甘鹿，周地。陆浑就不存在了。“阴戎”即陆浑戎，自其原居的地方说，谓之“陆浑戎”，自其所迁的两阴之地水南、山北，叫作“两阴”。说，谓之阴戎，陆浑既灭，即无阴戎，怎能等到秦厉公时，才为韩、魏所并！而且阴戎在伊、洛间住了百余年，早已华化，用不着逃；他们的老家本在陕西，就是逃也哪能西逾汧、陇，到了甘肃。所以从这些破绽看来，《西羌传》的话是不可靠的。范晔误认陆浑戎与阴戎为二族，硬替阴戎找出一结果，有此臆说，徒成笑柄。关于内地的戎人，我们讲到这里，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六）秦汉时代的羌人

至于住得较远的戎人，为了山川阻塞，言语不通，和华夏的关系绝少，因而得保存其原来的种族和文化的，那就是秦、汉时代的羌人了。羌人的早期历史，可惜他们自己既无记载，内地的史书里也没有保存一些事实。现在能得到的一点材料，还是在《后汉书·西羌传》里。传中记载的无弋爰剑，便是在史书里最早的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传》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

这是湟中羌人史的第一页。爰剑当秦厉公时，前四七五——四四三。可知他是前五世纪的人。他被秦人拘执，可知他本是居今甘肃境内的羌人。当时青海境内羌人的文化水准还低，他们过的是游猎生活，而甘肃境内的羌人则已进于半牧畜半农耕的生产，所以爰剑逃去之后，把这种进步的生产技术教给他们，就使他们对他发生了极大的信仰，归附的人既多，势力就雄厚了。《传》中说他“亡入三河间”，李贤《注》道：

《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

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西羌传》上文说“滨于赐支，至乎河首”，赐支即析支，为《禹贡》所言西戎国之一，她的地方邻近黄河的发源处；所以赐支的河就近河源，不是另有一条“赐支河”。而且赐支之地离湟水颇远，爰剑的势力不见得就能达到阿尼马卿山。所以司马彪《续汉书》作“河、湟”正合事实。若定要说“三河”，那么应加上的乃是大通河，即浩亹水。这条河是入湟水的，该为爰剑的势力所及。至于被发覆面本是羌人的风俗。《左氏·僖二十二年传》云：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陆浑戎尚是近秦、晋的，而已应了伊川披发的预言，可见其风俗的大抵相同。至于青海方面，我曾见同仁县北保安堡的女子现在尚是如此，何况当时。所以劓女披发覆面的故事，一定是爰剑以后的羌人造出来的对于披发的一个解释，不足信。《西羌传》续云：

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三八四　三六二。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驷研时秦孝公前三六一——三三八。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种。

这一段说爰剑以后湟中羌的发展。当秦献公兵到渭水源头，灭了狄戎和戎，依《秦本纪》，灭的是孝公。使羌人受了极大的威胁。爰剑的孙印因此带了他的部族走向黄河源之西数千里，从此同湟中羌断绝了往来，这该在今青海的西界或西藏的东北角了。爰剑的子孙支分派别，各寻新居：有的到了白龙江流域，名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名为广汉羌；有的到了雅龙江流域，名为越巂羌。至于爰剑的嫡系则仍在湟中做酋豪，到他的玄孙研而更强，《传》又云：

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自从始皇筑了长城，于是长城之内为中国，长城之北为匈奴，长城之西为羌人，有了明显的区别。说“众羌不复南度”，亦只限于今甘肃境内而已；至于岷县之南，更无长城，要到四川去是没有遮阑的。到了汉朝，这长城又用不着了。《传》云：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西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自冒顿起而匈奴大强，羌人做了他们的臣属。其有不愿依附匈奴的，便请求汉朝开放长城，于是汉景帝容许留何等率族内迁。他们内迁的地方，狄道今临洮县，安故今临洮县南境，临洮今岷县，氐道今西和县东北，羌道今岷县东南，都在甘肃的西南部。到武帝时，汉的武力又冲进湟中，在今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筑了令居塞，又开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和羌的通道，建置了数千里的障塞亭燧。匈奴本来是联络了羌人共同牵扯汉朝兵力的，到这时候他们的右臂却被砍断了。

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西羌数十万人反，和匈奴相应合，匈奴入五原，今河套。西羌围袍罕。今临夏。翌年，武帝命将军李息讨羌，把羌人赶到青海和盐池，逼他们让出了湟水流域，汉朝就在那里立了许多县，隶属于陇西郡；又置护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又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依今日的区域来说，这一个新立的金城郡的疆域应当东自榆中，西至湟源，南至夏河，北抵永登。湟水流域水草丰美，既宜于畜牧，又适于耕田，羌人虽一时离开，终究念念不忘。到宣帝时，派义渠安国巡行诸羌，先零羌的酋长向他请求，可否渡过湟水，到汉人没有种田的地方去畜牧。安国刚把这件事情奏闻朝廷，羌人就强渡湟水，官吏禁止不住。元康三年，前六三。先零羌又会合了诸种羌的酋长二百余人，解仇结盟，交换人质。这是有一个大举动的先兆，宣帝听得了，问老将赵充国，充国对道：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前八八。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汉书·赵充国传》。

“沙阴”即流沙，亦即居延海。“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淖尔。“长阬”即长城之窟，城中的夹道。“穷水塞”是张掖北的穷石山，一名兰门山。“属国”，是张掖属国。这是说匈奴遣使到羌中，是由今甘肃的居延海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淖尔，回经长城，由穷石山转归原地。那时河西四郡早开，而羌与胡仍可交通，想见隔绝两族的不易。在赵充国这一段话里，可知羌人占地虽大，但政治组织太不健全，不但全族似一盘散沙，而且常常自相攻击，所以汉人无须惧怕他们。只是匈奴常要和羌人结成联合战线，共图进取，在匈奴的领导之下，羌人却成了汉朝的大患，所以汉朝仍非制伏他们不可。制伏的方法，除了严格地隔断他们和匈奴的交通之外，还要在羌人的肥沃之地设立郡县，加强统制。所以赵充国要罢骑兵万人，留湟中屯田，作长期的监视了。

爰剑五世到研，研的武力最强，自后就把“研”名作为种号。十三世到烧当，又极豪健，元帝时结合了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他的子孙又改用“烧当”作种号，烧当羌常作诸羌的领袖。王莽执政，想夸耀自己的威德作篡夺汉家江山的准备，他就招诱诸种羌人教他们献纳土地，称臣内属，于是在湟水以西设立了西海郡。等到王莽失败，烧当的玄孙滇良立刻把西海郡地方完全抢了回去。

东汉初年，光武帝恢复护羌校尉，就招抚方面下工夫。可是双方的冲突到底不能避免，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先零羌劫掠金城、陇西诸地，被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当时就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羌人的习性反复，只要汉朝防范稍疏，他们就故态复萌，作起乱子，如今正当他们衰败之时，应当怎样处置才可以防止后患？第二问题是凉州在王莽以后，经过隗嚣的割据，人民已难安居，再加上羌人的扰乱，多半逃亡到别处去了，这广大的边方又应当怎样安集人民？当时朝中诸臣对于第二问题的解决方法倒很简便，他们主张把接近羌人的地方索性弃掉，免得多事，独马援以为不可，他说：

破羌今青海乐都县。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后汉书·马援传》。

你退让一步，他就逼进一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光武帝听了他的话，下诏给武威太守，令他把金城郡逃出的人民送回来，一时归家的有三千余口。马援又上奏，请为置官长，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他们耕牧，那里就都可安居乐业了。他这个解决方法当然很好，可是他对于第一问题的解决竟给后人添了无穷的麻烦。《光武本纪下》云：

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把羌人移徙于内地，就是马援处置降羌的重要办法，大概他以为羌民难治，若把他们搬到内地来了，在各方监督之下，一定会得伏伏贴贴，不再闹事。自此以后，一般高级官吏都仿效了他。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窦固、马武击破烧当羌豪滇吾，把降人七千余口安置于三辅。即陕西的渭水流域一带。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侯霸徙降者六千余人于汉阳、今甘肃天水一带。安定今甘肃镇原一带。及陇西诸地。其它还有许多。这原是好意，想不到后来竟成了内地变乱的导火线。

东汉一代的羌祸，以安帝时为最烈，整个的朝野都为了羌事而忧闷。这一次发动的地点不在边外而在内地。本来徙羌的事是羌、汉间彼此沟通融洽的好机会，不幸主客既不易相容，官吏们又处置不善，只把他们当作剥削的目标，于是羌人的反抗心理越来越强。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诏发羌人援救西域，羌人不乐远征，相率逃亡；其没有逃的，郡县逼迫骚扰太甚，也个个想反。这时有一个烧当种人名麻奴的，原徙居在安定，乘机逃出塞外，号召种人侵扰边境，内地的羌人也都闻风而起。不过这时他们的势力究竟有限，而官吏都畏怯怕事，纷纷请把郡县内迁，于是他们势焰更盛，东渡黄河，侵入河东，再及河内。先零羌酋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的参狼羌及上郡、西河的杂羌，断了陇道，抄略三辅。这时不但西北的并、凉二州和西南的益州处在锋镝之中，连洛阳一带司隶校尉所部也起了烽烟，即太行山以东的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也都不遑将息，天天在缮筑坞候。直到元初三年，公元一一六。征西校尉任尚破零昌滇零子。于北地，获其僭号文书，又遣人刺杀零昌，诸羌瓦解，才消灭了他们的中央政权。其后汉廷一方面用武力征讨，一方面又用财货招诱，诸种羌人慢慢分散，或来降附，才得平静下去。这一次的战事，经历了十四年，用钱二百四十亿，帑藏为之空虚，人民覆宗灭族的不计其数，真是东汉时的一回浩劫。顺帝即位以后，又继续闹了七年，用去八十余亿，人民的元气消耗光了。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陇西的烧当、烧何、当煎、勒姐诸羌又起来劫掠边塞。那时统兵人员段进军穷追，前后转战四十多天，出塞二千余里，一直打到河首积石山前。他斩了烧何羌的大帅，俘虏了羌人数万，得着一回大胜，西羌的势力才算压了下去。

那时的羌祸在关西一带，真像野草一般，无地不生，结果，西羌虽说压服，东羌又乘机起来。所谓“东羌”，原是东汉初年徙居于三辅、汉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西羌，也就是安、顺二帝时扰乱关中的羌人；为了别于金城和陇西塞外的羌人，所以称作东羌。他们久居内地，一有动作，所有寄居的种族也就互相响应，把安、顺时的旧事重新演出。这时担负平靖东羌的责任的是皇甫规、张奂等，他们的政策偏重于招抚，可是羌人的习性很不容易羁縻，所以依然随降随叛。恰好段平了西羌，朝中就把他调回，办理关中的羌事。他觉得一边征讨，一边招抚，不是平羌的善策，就于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上书灵帝请求作根本的解决。他说：

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

灵帝听了他的话，一意委任他，果然没满二年东羌又平在他的手里。《后汉书》本传记载这回成功是“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经过这次大杀戮后，羌人势力微弱，就不能再起什么大乱子了。以上叙述，大体根据《后汉书·西羌传》，参以《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马援传》、《皇甫规、张奂、段传》等。

在两汉的历史里，爰剑的子孙是羌人中最主要的一系。他的子孙的支派分得很多，《西羌传》说：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唯参狼在武都……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名别号皆不可纪知也。

可见他的子孙在今青海境内的不过几种，其他一百数十种，则或东迁甘肃，或东南徙四川，或跑到更远的地方，大都无从查考了。在爰剑一系之外，见于史书的，有先零、罕、开、当煎、勒姐、牢姐、乡姐、累姐、封养、烧何、卑湳、离湳、狐奴、当阗、虔人、全无、沈氐、且冻、传难、鸟吾、效功、莫须、巩唐、钟存诸名，不知道这些种的系统如何，关系如何。其中或有一名的异译，如“勒姐”和“牢姐”声音太相似了，恐只是一种。“罕、开”二名常常连举，也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一种。《汉书·赵充国传》颜师古《注》云：

罕、开，羌之别种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则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地理志》，天水有罕开县，盖以此二种羌来降，处之此地，因以名县也。

他说的很对。《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说：

罕种羌千余寇北地。……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封。冲招怀叛羌，罕众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

羌中罕、开二种虽然关系较密，常作共同行动，但也有单独行动的时候。这二族住在青海的海边。见《赵充国传》。其他诸族原居何地，后迁何地，史书中殊难一一寻觅。兹就所记居地及其进攻之地，大概说来，住在陇西、金城二郡及其塞外的，有先零、勒姐、当煎、当阗、封养、牢姐、彡姐、卑湳、离湳、狐奴、鸟吾、种存、巩唐、且冻、传难诸族；在上郡的，有全无、沈氐、牢姐诸族；在西河郡的，有虔人、卑湳诸族；徙置安定郡的，有烧何族。此中有重复的，或是一族的居地先后有不同，或是一族分为数部而居地遂不同的。为了材料太少，一切问题无从解决。大致看来，在这些族里，以先零为最强，常在诸羌中取得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大都是住在今青海省及甘肃西部的羌人。这部分羌人的遗裔，因为在唐代属于吐蕃，所以称为番民；又因为接受西藏佛教和文化，和西藏没有不同，所以称为藏民。此外，还有住在今四川境内的羌人。关于这方面，《后汉书·西羌传》也曾作一个约略的记载，云：

建武十三年，公元三七。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九四。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十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公元一〇八。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神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楣蛮讨破之。

这里，我们又见到大牂夷、龙桥、薄申三个羌种名。这些羌人的后裔，大部分当已融化在汉人里头，其一部分则为现今四川中部松潘、理茂、懋功、汶川等县里的羌人。这部分羌人因为没有接受佛教，所以还得保存古代的羌人文化。

此外，还有住在今甘肃西部的羌人。这在《西羌传》里没有材料，但在《汉书·地理志》里却可以寻出一点痕迹来。文云：

张掖郡得：……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

按羌谷水即桑钦所说的“弱水”，今上游称黑河，下游称额济纳河。水出酒泉祁连山下，《地理志》说“出羌中”，可见酒泉祁连山一带是羌人的居地，所以地号“羌中”，水名“羌谷水”了。又：

酒泉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

呼蚕水今名洮赖河，出今玉门市南的祁连山，东北至高台县北合于羌谷水。从这一条上，知道玉门市南也是羌人所居。又：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

南籍端水上游今名疏勒河，下游名布隆吉河，入于冥泽，今哈拉湖。这水的发源地离开呼蚕水不远。和上条合看，知道汉代人唤这一带为“南羌中”，表示它离开北面所设的郡县较远，所以加上一个“南”字。汉代所立的河西四郡，武威为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为故匈奴昆邪王地，都是平原美草，比较适于居住的地方；至于南面的山岳地带则留给羌人，匈奴是这样，汉朝也是这样。

此外，还有住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羌人。这有《汉书·西域传》的材料可以依据。《传》云：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这一个羌国，人口只有一千多，地又不当孔道，似乎无足轻重，然而汉朝人却很看重他。如《说文·羊部》：

羌，西婼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依宋本《太平御览》卷七九二引补。

又《汉书·韦玄成传》记王舜、刘歆议宗庙制，说：

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

似乎他们都把婼羌看作羌人的代表。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推测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是最先归汉的一国，所以封为“去胡来王”。这个名词，颜师古《注》道：

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

又《汉书·赵充国传》载宣帝《让充国书敕》云：

今诏……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

这可见婼羌的领袖确是站在汉朝的一边，所以肯自击其同类的罕羌；封为王爵，自因其忠顺的缘故。第二，她的国境很大。《西域传》中有以下的资料：

小宛国……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

戎卢国……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

渠勒国……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扦弥接。

于阗国……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

难兜国……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

这五个国都在天山南路：小宛最东，在今罗布泊之南；次则戎卢、渠勒，在今克里雅河流域；又次则于阗，在今和阗河流域；难兜最西，在今苏联土库曼（Turkmen S.S.R）阿母河之南。而小宛之东，戎卢之南，渠勒之西，于阗之南，难兜之南都和婼羌相接，可见婼羌国境占有今新疆境内的全部昆仑山脉，而且越过了葱岭，东西延袤约二千余公里，实在是一个泱泱大国。《西域传》所说的“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恐怕是专就她的国都中说的吧？这一国里，虽度游牧生涯，没有农业，却有兵器工业，而且铸的是铁兵，不能不说他们的生产技术是很进步的。此外，《西域传》又说：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西与蒲犁接，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这段文字据《后汉书·西域传》则为：

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里。……子合国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

故范晔云：

《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

清徐松因之，他在所著《西域传补注》中以为“传本脱烂”。按《魏书·西域传》说：

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治呼犍。

魏收作史在北齐时，是不是《汉书》的本子在那时已脱烂了呢？看“其王号子”一语，实有脱烂的可能，但为什么又说“一名子合”呢？这个国该在于阗南山的西南，虽未有羌名，然而他们的生产则是羌人的方式。《传》又说：

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依耐国……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南与子合接，俗与相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

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这三国都在于阗南山之西，葱岭之东。他们的种和俗都和西夜子合。相同，不务农业，寄田他国，也都有为羌族的可能。《汉书·西域传》的材料想系班超供给班固的，所以治所、道理、户口都记的很详。在当时汉人的眼光里，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这五六个沿着葱岭和南山今称昆仑山脉。的国家都属于氐羌行国一类的。这些羌人的遗裔不知道后来混合到哪个种族里边去了。

除此以外，魏明帝时鱼豢所著的《魏略》里又有关于西域的羌人的一段话，云：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氐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

这三种羌是两《汉书》里所没有说到的，可见当时居今新疆南部的羌人种类之多。《〈水经·河水〉注》云：

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

按《凉州异物志》云：

姜赖之虚，今称龙城。恒溪无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海溢荡倾。刚卤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盐，累棋而生。《御览》卷八六五引。

所咏的即是此事。这是新疆羌人的洪水说，也归根于上帝的赫然震怒。他们指为蒲昌海水溢，也正同秦、晋间人提到洪水便说是孟门、龙门水溢一样。龙城遗址大得可以走一天，可见羌人实有很高的文化和很密的人口。巧得很，六十年前，英国派出的文化间谍斯坦因到新疆考古，得到了许多竹简和纸片，其中有一封羌女的信，出于罗布泊北面的古城里，大约是三国到前凉这个时期内公元三四世纪。所写，文云：

羌女曰：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流沙坠简》卷三。

这位羌女的汉文太文雅了，是出于她的亲笔呢，还是请汉人代笔的？末了署“马羌”，显得她是属于白马羌的一族，正好和《魏略》所说的相印证。

自此以后，在《魏书》传八十九。里又见两种居今甘肃南境的羌名：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有梁懃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懃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世修职贡。……弥机立……高祖遣鸿胪刘归、谒者张察拜弥机征南大将军、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和临潭县的南部，水即今甘谷县南的藉水，可见这个羌国占有洮河及白龙江两流域。《魏书》又云：

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遣贡不绝。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朝庭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

这国在宕昌之南，从今甘肃文县到四川松潘，占有白水江、涪江、岷江流域各一部分。这恐怕就是《后汉书》里所说的“广汉羌”。在《周书》传四十一。里，又见一种居今青海的羌名：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保定元年。周武帝年号，公元五六一。遣使献犀甲、铁铠。

这是今青海西南部的一种羌人，因住在白兰山而得名。东晋后这一族属于吐谷浑。在《魏书》传九十。里又得一种新疆的羌名：

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

阿钩羌当在今乾竺特，或阿富汗、印度间，疑即婼羌的后裔。波路国地平而湿热，当在今苏属中亚细亚锡尔河流域；他们虽无羌名，可是国俗相同，当亦西夜、无雷之类。

（七）氐的来历及其在秦汉时代的活动

羌的材料搜罗到这些，暂可告一段落。现在再讲氐。古人每把氐、羌两族连称，甚或看作一种。如《山海经》中《海内经》便说：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从此处看，氐羌好似一个人的名号；如是两人，也该是同父的昆弟。《逸周书·王会》云：

氐羌以鸾鸟。

孔晁《注》云：

氐，羌地。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

照孔氏的说法，羌是大名。氐是羌中的一种；因为羌的种类很多，所以称氐为“氐羌”，正如称婼羌、钟羌、发羌一样。不过既是氐小而羌大，那么《王会》里除氐羌外当还有某羌、某羌，何以篇中不再见相类的名号？因此，我以为这还是平列的两名。《汉书·贾捐之传》说：

成王……地西不过氐、羌。

《说文·鸟部》：

鸾，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

为什么许慎要确定这事在成王时？只因《王会》开头便写了：

成周之会……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成周是成王造的；在成周里大会诸侯和四夷，而周公和太公望夹侍在天子的左右，那便非成王时不可。文中既说“氐、羌以鸾鸟”，所以《说文》就这样讲了。

古籍中单言氐的不多。《山海经·海内南经》道：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这当然不能算作可靠的史料。又《大荒西经》云：

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道：

互人，即《海内西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

“氐”作“互”，是六朝、隋、唐时的别体，新发见的敦煌写本书里就不少。这条固然也和上条差不多相同，但它说氐人是炎帝的曾孙，却和上面引的“炎帝，姜姓”及“羌人，姜姓”之说合拍，可见氐和羌都自认出于炎帝，二族同源而异派。《周书·异域传》云：

氐帅盖闹等相率作乱……姜樊哙乱武阶……共推盖闹为主。

又说，

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蜀攻陷落丛郡。……宇文琦率兵入厨中。……斩姜多……于是群氐并平。

似乎确可证明氐、羌同为姜姓，即同出于炎帝。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平了西南夷，派司马迁等前往考察设计。《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他在邛、笮、昆明等刚灭亡了的国家里走了一趟，所见所闻着实丰富，所以他做了一篇《西南夷列传》，仿佛考察报告似的，这篇传的开头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他从文化上着眼，分西南夷的几十个国家为三类。第一类是夜郎、滇、邛都等，他们把头发盘在顶上，种田，有城镇的，这种国家是农业文化。第二类是巂、昆明等，他们把头发编成辫子，牧畜，逐水草迁徙，没有君长，这种国家是游牧文化。再有第三类是徙、筰都、冉等，他们有君长，人民或定居，或移徙，这种国家是农牧兼营的文化。他在这段的结尾说：这都是氐类；这都是巴、蜀西南的蛮夷。所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说：

《西南夷传》夜郎、滇、邛都、筰都、冉、白马，皆氐类也。《殷武》。

但因这“皆氐类也”四字写在“白马”之下，所以很容易使人觉到冉东北的许多国家是氐类，其他则不是。可是自《魏书》以下都说：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魏书》传八十九；《周书》传四十一，《北史》传八十四并同。

从陈奂说，凡西南夷都是氐，氐的区域是够大的。从魏收说，氐的区域只限于武都郡及巴、蜀一角，又嫌太少了。这个问题，不是文字材料所能解决。只恨司马迁这篇报告写的不仔细，我们推敲不出他的原意来。按氐所居地，从《汉书·地理志》看来，陇西郡有氐道，广汉郡有甸氐道和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张掖郡有氐池，武都郡有氐道水，敦煌郡有氐置水，可见其占有之地虽没有羌大，但也不算太小。何况《后汉书·西南夷传》明白说冉内有“九氐”，使我们知道《史记》所说的“氐类”决不限于冉东北的国家。更何况《史记》所说的巂、昆明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君长，都和羌人风俗一致，氐、羌种俗大抵相同，从文化上看来，此种人可为氐类，也正和西夜、无雷的可为羌类是一样的呢。

汉平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赞语，是“卒为七郡”。《集解》引徐广《注》，这七郡是：

犍为　牂柯　越巂　益州　武都　沈黎　汶山

拿它们原来的国家和现今的地名说来，是：

武都，是原来的白马国，在今甘肃南部及陕西的西南一角。

汶山，是原来的冉国，在今四川中北部。

犍为，是原来的夜郎国及僰夷、巴夷，在今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及贵州西北部。

越巂，是原来的邛都国，沈黎，是原来的筰都国和徙国，这两郡都在今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

牂柯，是原来的夜郎、牂柯、且兰、钩町诸国，在今贵州，兼有云南东部。

益州，是原来的滇、巂、昆明、劳深、靡莫诸国，在今云南中、南部及西部。

后来武帝天汉中，把汶山并入蜀郡，故《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的县有汶江、绵虒、湔氐道；沈黎的一部分也并入蜀郡，故蜀郡有徙县。到宣帝地节三年，沈黎又并了越巂，故越巂的县有定莋、莋蓁、大莋诸名。莋与筰通。如果司马迁的意思真以为他们都是“氐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氐在东而羌在西，两族各作自北而南的纵贯式的发展了。

鱼豢《魏略》中又有一大段关于西北方面的氐的记载：

《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邽、冀、獂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

他所引的《西戎传》不知是谁做的，或即《魏略》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讲得很好，使我们知道氐是介于华、羌之间的一种人。他们都有中国姓，多能说中原话，其生产方式为织布、种田、养豕，已完全和汉人相同；惟衣服和结婚礼节则仍似羌。汉禄福县即今甘肃酒泉县治。《后汉书·西南夷传》云：

白马氐……数为边寇。……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

这是他们住到禄福的由来。其称“槃瓠之后”恐非事实，乃是三国时人的一种想像。吴整《三五历年记》讲盘古事最早，即三国时的作品。这一族人因为华化的深澈，所以他们的后裔已大都加入汉人中了。

氐和羌固然可以分，而实际上却很难分。《后汉书·西南夷传》说：

冉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可知冉一地实有夷、羌、氐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中还可以分成二十二部。因此，其人为羌为氐常常闹不清楚。例如唐魏王李泰所作的《括地志》就说：

筰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巂。

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国地也。均《〈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引。

那么对于筰都，冉的人种，司马迁名之曰“氐”的，这里又称之曰“羌”了。所以这一问题要求分析清楚，彻底解决，至少在现存的材料里是没有希望的。

（八）五胡和南北朝的动乱中羌、胡和汉族的融合

自从汉朝与羌、胡连兵，每打一次胜仗，一定把俘虏移了进来，令和土著杂居，投降的亦然，而又没有适当的民族政策，一切听其自然，他们对于官吏和豪绅，积怨既久，逢到一个机会就爆发了起来。而且羌、胡移进来的愈多，他们的力量也就愈大了，在腹心之地作起大举动，比了边疆的变乱更难防御。到了晋朝，这种形势一天天紧张了，所以当时的有心人都作徙“戎”之论。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略云：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匈奴传》。

这说的是匈奴。他以为在现今山西、陕西、甘肃诸地住的匈奴人太多，倘有不测，三天里便可以包围着国都洛阳。但他这忠告，武帝没有接受。到惠帝时，山阴令江统又作长篇的《徙戎论》痛论其事，略云：

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扦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舃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晋书·江统传》。

这说的是氐、羌。在魏武帝时，讨平叛氐，为了氐地近蜀，怕他们为刘先主所用，就把他们从武都迁到陕西中部，那里正是泾、渭流域，上上的好地方，让他们坐大了起来。江统以为应当把陕、冯翊、新平。甘北地、安定。境内的羌人迁回青海，把陕西境内的氐人迁回武都，这样可以免去将来的许多危险。但那时正值贾后之乱，接上八王之乱，朝廷上哪里顾得到这些事。到惠帝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离江统作论还未满十年，居今山西离石的南匈奴单于刘渊就自立为汉王，继称皇帝，国号汉，从此各地的异族纷纷称王称帝，演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乱了一百三十六年方才平息，生灵的涂炭竟至不可数计。

所谓五胡，只就五个大种而言，其实还有些小种，又有本是汉人所建之国而并算在十六国内的。这五个大种是匈奴、羯、鲜卑、氐、羌。鲜卑占地最大，自北匈奴入欧洲，南匈奴内迁之后，匈奴原地都为鲜卑所有。依照现今史学界的分类，匈奴是突厥种，鲜卑是东胡种，这里可以不提。羯种，据《晋书》云：

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载记四》。

武乡县在今山西榆社县北，因为这里说是“匈奴别部”，所以向来也放在突厥族里。但近人吕思勉说，羯人有火葬之俗，和氐、羌同，疑是氐、羌与匈奴的混血种；其成分或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住在羯室而称羯。见《中国通史》第三十三章。这个说法，我看是对的。

“羯”字从羊，与“羌”正同，“羯”和“羌”又都是齿音，说不定即是一字的分化。而且《晋书》上说羯是“羌渠之胄”，这句话的意义应是羌中渠帅的子孙，那么羯为羌族尤为有征。

刘渊称“汉”，到刘曜时改为“赵”。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其将羯人石勒自号赵王，后来他杀了刘曜，以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即皇帝位，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他兵力强大，今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差不多全归了他。史家称他为“后赵”。可是这一个大朝只传了短短的二十五年，他的子孙和同族给冉闵杀光了。

苻洪是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氐人，世世做着酋长。他投靠刘曜，拜率义侯。后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冉闵之乱，西北人民都归依他，他有众十余万。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三五〇。他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其子健进据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建元皇始，国号“大秦”；隔了一年三五二。又即皇帝位。其子生嗣祚，他性情残暴，为苻坚所杀。坚立，改称天王。晋帝奕太和五年，三七〇。他伐燕克邺，擒慕容，前燕亡。孝武帝宁康元年，三七三。他攻克晋汉中，取成都，西南诸夷悉来归附。太元元年三七六。灭代，拓跋氏。又灭凉，张氏。又平西域诸国。疆域之广，为十六国中第一。他又注意内政，振兴学校，修驿亭，树槐柳，百姓得过丰乐的日子。太元八年，三八三。他大举伐晋，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千里间旗鼓相望。可是这回他太轻敌了，给谢玄大破于淝水之上，他也给羌酋姚苌所杀，前秦由是遂亡。

汉时，烧当羌的子孙有请求内附的，汉朝把他们放到南安今甘肃陇西县。的赤亭。到三国，酋长柯回帮助魏将平蜀，得任镇西将军、西羌都督。他的儿子姚弋仲英猛果毅，刘曜封他为平襄公。永和七年三五一。后赵衰乱，弋仲降了晋朝，受最高级的职位。他的儿子姚苌降了苻坚，官龙骧将军；后来叛了，自称“万年秦王”。苻坚淝水之败，奔回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县。给他捉住，逼他交出传国玺。坚瞋目叱道：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图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晋书·载记苻坚下》。

似乎羌于五胡中最为卑贱，决无作天子的福分的。想来五胡之中，别种早已华化，惟羌进步最迟，故有此说。看姚弋仲戒诸子说：

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晋书·载记姚弋仲》。

也是出于这种自卑的心理。可是他的儿子姚苌却非过皇帝瘾不可，终于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三八六。即皇帝位于长安，改元建初，国号大秦。打破了“小羌不能做天子”的迷信。传了两代，到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四一七。为刘裕所灭。这是史家所称的“后秦”。

此外还有两个苻家的同乡所建的小帝国。一个是吕家。吕婆楼，略阳的氐人，在苻坚处做到太尉。他的儿子吕光做苻坚的骠骑将军。坚既平定了东方，士马强盛，就想进图西域，任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总兵七万，铁骑五千，穿过沙漠，到了焉耆，其王泥流率领旁国请降。只是龟兹不服，又把她打败，降的三十余国。龟兹宫室壮丽，珍宝充牣，先用了骆驼二万余头把珍贵载了回来，那时苻坚已失败，光遂入姑臧，今甘肃武威县。自署凉州牧，这是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三八五。明年，又称酒泉公，再进位三河王。到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更进号天王，年号龙飞，国号曰凉。他死后，传了两代，为后秦所灭。这就是史上的“后凉”。

还有一个是李家。他们本是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的民，为了信从张鲁的道教，迁到汉中杨车坂，称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李家带领了五百家归他，拜为将军，迁到略阳，北方人又称他们为“巴氐”。晋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氐人齐万年反，关西扰乱，又逢大饥荒，百姓流移就谷，南到蜀中。那时李家传到李特，仍是领袖，他掌握了流民数万家，分散在汉中和成都平原。益州刺史赵谋叛，李特的弟庠和氐人苻成、隗伯等归了他。赵怕李庠不易制，借端杀了，李特就集合七千人打进成都。朝廷因他平乱有功，拜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那时诸流人聚在蜀中的已逾十万，性情剽悍，蜀人软弱，主客不相制，朝中防其为患，令流人一齐还乡；于是他们推李特作主，和当地官吏厮拼起来。官吏出赏格缉拿他们，他们把赏格改了，只见上面写的是：

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晋书·载记李特》。

于是跟从他们造反的益多。晋惠帝太安元年三〇二。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改元建初。但第二年他就为晋师所杀。后来他的儿子李雄立，据有全蜀，永兴元年三〇四。自称成都王，国号大成。隔了两年，又称帝。传了四代，到晋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为桓温所灭。史家称为“前蜀”。又过了五十八年，到晋安帝义熙元年，四〇五。安西府参军谯纵受命率领诸县氐兵东下，为诸将所逼，入成都，自称成都王，做后秦的藩属；不过九年功夫，就为晋将所灭。史家称为“后蜀”。这两个蜀虽不是氐人所建，可是和氐都有关系，或者可以称为半氐族的国家。以上诸节均据《晋书·载记》。

以上是十六国里的氐、羌国家，都是在短短时期中消灭的。还有一个氐国，一个羌国，因为地点较为偏僻，所以传衍甚久。

武都本是白马氐的大本营，那边有一座大山，在今甘肃成县的西面。这山四面斗绝，形若覆壶，上有平地，方二十余里，上下羊肠盘道三十六转，惟有东西二门可以出入。为了这座山上有田百顷，故名“百顷山”；又因上有大池，可以煮盐，亦名“仇池山”。这是氐人的形势险要之地，每有军事，就据了自守。汉献帝建安一九六二一九。中，氐帅杨驹徙居到这里，汉朝封他为“百顷氐王”。杨驹的后人千万和兴国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的氐王阿贵各有部落万余。到建安十六年，二一一。他们跟了马超在陇西起兵，曹操派夏侯渊前往击灭。千万逃向蜀中，其部落不能走的，留居在天水和南安境内；为了里边有些不稳分子，又内迁到扶风的美阳县。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到千万的孙子飞龙，又渐强盛，住在略阳；他无子，抚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晋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关中氐、羌变乱，杨茂搜领了部落回到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为领袖，据有武都。到他儿子难敌时，仇池曾给前赵占了，但难敌终于夺回。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三七一。又给前秦攻下，把那边的氐人搬到关中，在百顷置南秦州。这是“前仇池国”，凡历七十六年。待至前秦灭亡，难敌的曾孙杨定又收集旧众，徙治历城，在今成县北。自号陇西王。他的后人难当自号大秦王，继又降称武都王。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四二。又为宋将所克，难当逃魏。这是“后仇池国”，凡历五十八年。过了几年，杨文德据葭芦，在今武都县东南。攻克阴平在今文县西北。和平武，今四川平武县。是为“武都国”；传了两代，历三十二年，四四七——四七八。为魏所灭。此后国分为二：杨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在今陕西略阳县。是为“武兴国”；共历五代，八十四年，四七〇——五五三。为魏所灭，其中杨绍先一代曾经称帝。南齐任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居阴平，是为“阴平国”；共历七代，一百〇三年，四七九——五八一。为隋文帝所灭。这五个先后建立的国家，断断续续地传衍了二百八十六年，若从杨驹算起便近四百年，与动荡的中原政局相终始，真可说是长命的了。本节据《北史》列传八十四及张维《仇池国志》，一九四九年出版。

这一个氐国，汉化已深，姓和名都是汉式的，和中央政府发生的隶属关系也深。同时还有一个羌国，她的统治者则是鲜卑人，他们似乎没有汉化，对于中朝的来往也比较稀少。

慕容氏本是辽西的鲜卑渠帅。至涉归，受晋封为鲜卑单于。他有一个庶出的长子，名吐谷浑；又有一个嫡出的儿子，名弈洛环，这就是前燕的宣帝慕容廆。涉归把部落七百家分给吐谷浑。他死后，廆继位，弟兄因小事争论，吐谷浑就率部西去阴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值永嘉之乱，三〇九——三一二。他又度过陇山，止于袍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北史》说他占有的地方，是：

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昴城、龙涸，从〔渄〕（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卷八十四《吐谷浑传》。

按：甘松山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南。龙涸为北周所置郡，治所在今松潘；《魏书·穆亮传》作“龙鹄”，《华阳国志》作“龙鹤”，并一音之转。吐谷浑度陇以后的疆城，东南包有今四川西北隅地，东面占着今甘肃西部的洮、岷及临夏、永靖诸县地，已无待考。只是白兰一地，纪载阙略，史家迄不能确指。按《北史》有《白兰传》云：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卷九十六。

是白兰本群羌部族的一支。惟这一支起得不早。杜佑《通典》云：

白兰，羌之别种，周时兴焉。卷一百九十《边防六》。

这“周”是指宇文周而言，可见他们兴起的时候已届南北朝之末，故其名不见于以前诸书。白兰这国名，得于境内的白兰山。见《隋书·吐谷浑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

白兰山，在吐谷浑西南。慕容廆庶兄吐谷浑国于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其后每被侵伐，辄保白兰以自固。又西南即伏罗川。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吐谷浑王拾寅始居伏罗川，盖未离白兰之险也。卷六十五，陕西十五。

这虽举出了些事实，依然没有能指定实在的地方。按《北史·白兰传》又云：

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模徒，南界那鄂。

《通典》、《通志》引用此文都作“西至叱利模徒”，“北”与“叱”形似，当以涉上“东北”而误。叱利模徒和那鄂两地当时既未说明，后人自难悬猜。今按《北史·附国传》云：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土俗与附国同。……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附国……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隋书·附国传》作“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模徒、郍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国。

在这一段里，见到了二十个羌国名，都在附国的东北。附国所在，从“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的话看来，知道必是流经四川西部及云南境内的横断山脉的大水。附国既去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可见这二水必为雅龙江与金沙江，都是长江的上源。由此可知，附国应在邛崃山之西，宁静山之东，巴颜喀喇山之南。附国所在既定，则叱利模徒与郍鄂均在其东北，一定是现在青、川两省交界的俄洛或作果洛、郭洛。或玉树等地。根据这一点，可知白兰疆域在今青海、四川间，离甘肃的西南部也不远，故《北史》、《通典》等书都说：

其风俗与宕昌略同。《白兰传》。

宕昌羌所居在今甘肃临潭、岷县的南部，当西倾山之东，那么白兰当在西倾山之西。按青海境内大山，一为祁连山，在省境西北，《北史·吐谷浑传》已明书为“南山”，其非白兰山可知；一为巴颜喀喇山，在省境西南，适当白兰及吐谷浑活动中心。《北史·吐谷浑传》云：

白兰山西北，又有可兰国，风俗亦同。目不识五色，耳不闻五声，是夷蛮戎狄之中丑类也。

可兰今无考，而音与“喀喇”极似，疑即在今巴颜喀喇山西脉巴颜喀喇得里本山一带。《吐谷浑传》又云：

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

这女王国即《附国传》中的女国，当指今藏中。所说的“大岭”当为今唐古喇山脉。据此推求，可见所谓白兰山必即巴颜喀喇山。“巴白”，“喀喇”的缩音为“兰”，为求简炼起见，当时的颜”的缩音为“兰”，为求简炼起见，当时的人们就写作“白兰”了。

吐谷浑立国于青海，除去王族及分得的部落《北史》作七百家，《晋书》作一千七百家。外，全是羌人。所以他的儿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刺，临终时谆嘱他的将纥拔尼道：

竖子刺吾，吾之过也，上负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晋书·吐谷浑传》。

可见“控制诸羌”是吐谷浑立国的原则。叶延即位后，他说中国古代，男子称氏，大都把王父祖父。的字做氏名，因此建吐谷浑为国号。到第五世视连时，他通聘于西秦武王乞伏乾归，受封为白兰王。到他的儿子视罴即位，乾归又遣使拜新王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以。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可是视罴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君主，他不肯接受，出言不逊。乾归进兵攻击，视罴大败，退保白兰。他的儿子树洛干嗣位，奔归莫何川，据《通鉴》胡三省《注》，在西倾东北，则当今甘肃临潭县西。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他很有政治才，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漒诸部族归附的益多。乞伏乾归忌他，率骑二万进攻，战于赤水，树洛干大败，不得已降了，乾归拜他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其后他又南保白兰，惭愤发病而死。其弟阿豺拓土到龙涸、平康。今四川松潘县西南。宋少帝景平元年四二三。诏封阿豺为浇河公。按浇河郡为后凉吕光所置，北周时改为洮河郡，故城在今青海贵德县。段国《沙州记》云：

浇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之若人委糠于地，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通鉴·晋纪三十六》，胡三省《注》引段国说，吴士鉴《晋书斠注》以为《沙州记》文，今从之。

读此，知道乞伏乾归任视罴为沙州牧，原来是这里的沙州，这沙州因这片黄沙地得名。那时西秦设立的沙州辖有西平、河湟、三河三郡，都在今青海省东部，也即吐谷浑的疆域。《沙州记》又说：

洮水出嵹台山东北径吐谷浑中。自洮、嵹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龙须而无樵柴，谓之嵹川。同上。

按嵹台山即西倾山，洮水出嵹台，故亦有嵹川之名。《晋书》说“沙嵹杂种”归附树洛干，沙即沙州，嵹即嵹川。此字或“山”旁，或“水”旁，因地而施。《北史》称“西强山”，知又可不用偏旁标出意义。其实这就是“羌”字。《晋书·前秦载记》记苻洪的母为“姜氏”，其妻为“羌氏”，苻健的妻为“强氏”，实亦一字的异写，都是羌女而已。西倾山和洮水流域是吐谷浑的势力中心，所以沙州牧、浇河公封个不了。阿豺死，慕继立，他为魏讨夏，擒了赫连定，魏太武帝拜他为大将军、西秦王，统有秦、凉、河、沙四州。他又通宋，宋封为陇西王。弟慕利延立，也学他这一套，于是魏封为西平王，宋封为河南王。但因他们国内自己闹纠纷，魏人进兵，慕利延走向白兰。魏又追到白兰，慕利延只得窜至于阗国，又南征罽宾，今阿富汗境。在今新疆境内开辟了些地方。隔了七年又回到旧土。其后拾寅立，都于伏罗川。到夸吕即位，迁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当时吐谷浑的幅员，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周明帝武成元年，五五九。周人攻拔了洮阳、洪和二城，置洮州。周武帝天和元年，五六六。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又置扶州。今松潘县治。至隋文帝开皇元年，五八一。遣步骑数万击之，夸吕远遁，名王十三人率了部落迎降，封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统领降众。十一年，五九一。夸吕死，子世伏立，隋文帝把光化公主嫁与。其弟伏允继位，炀帝令铁勒居今蒙古。进击，破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今西宁一带。炀帝复令观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掩袭，大破其众；伏允逃入山谷。其原有的地方，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尽为隋有，置立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这是大业五年六〇九。的事。伏允没法生活，寄居在党项。到大业末六一六。天下大乱，他又回到原地，收拾残余，重新建国。唐太宗贞观八年六三四。吐蕃赞普奉表求婚，太宗未许，那时适值吐谷浑王入朝，吐蕃疑是他的离间，于是北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逃到青海边上，人畜并给吐蕃掠走。吐蕃乘胜打到党项和白兰。唐高宗时，两国又失了和，吐蕃大败吐谷浑，河源王慕容诺曷钵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六七〇。令薛仁贵率众十余万讨吐蕃；军至大非川，为吐蕃所败，吐谷浑全国尽没。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来内属，徒居灵州。这一国自从吐谷浑度陇起直到这时被吐蕃所灭，延续了三百六十三年，比了仇池国还要长久。本节据《北史》、《晋书》、《隋书》的《吐谷浑传》和两《唐书·吐蕃传》。

现在青海的民和、乐都、互助、大通、亹源等县和甘肃的临夏、永靖等县都有“土人”，一般人谓即青海土著，或疑为土司的部民。按这种土人并无族名，其自称则为“土谷家的”谷读如故。或“土户家的”。“土谷”、“土户”实均为“吐谷浑”一音之转。其称“某家”则与今黄河南番族的习惯相同。例如番族称前青海军阀马麒家族及其部下为“马麒仓”，“仓”的意义就是“家”。浩亹河和湟水流域，以前都是吐谷浑建都所在，所以语言上还有这一点留遗。至于他们在青海的大部分人民，则以灭于吐蕃的缘故，其子孙已全为吐蕃及西藏所同化，那就是现今的西蕃和南蕃。南蕃在积石山南，即俄洛族。土人分布零星稀落，除在亹源、互助的差可成部落之外，其他都和汉、回杂居，染了汉化，妇女们穿红裙，挂佩巾，而且以前还裹小脚，根本和番女不同。他们的说话另是一种，非蒙，非藏，非汉，说不定还保存着若干古代的羌语，这是要请语言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又吐谷浑族最后迁到灵州和河东的，自称为“退浑”，而唐以后的吐谷浑，记载多称为“吐浑”，同是省音，恰好和“土谷”、“土户”相似，这也是现今青海的土人为吐谷浑遗裔的一个旁证。

五胡和南北朝的动乱，当时人民的痛苦不言可知，但那时既付出了这极大的代价，自该有很大的收获，这就是许多的种族都混合了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基础扩大了。隋、唐的大一统，就是这许多种族在共同结合的中华民族之下努力合作的结果。这单从氐、羌看也是很明白的。当时江统主张把他们徙归原地，晋朝不能实行，不久这些酋长就自称尊号，成为煊赫一时的统治阶级，他们始终没有迁回原地，但他们的子孙到了哪里去了？不是都成为汉人了吗？所以“汉人”这个名词，是无以名之的强为之名，实际应当说：汉人和少数民族化为一个民族了。

（九）唐、宋时期吐蕃和西夏的兴起及其衰落

地点接近的少数民族和内地人民混合之后，远的少数民族又追踪而至，于是羌人再在西陲建立了一个大国，那就是“吐蕃”。《旧唐书·吐蕃传》道：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

在这段记载里，说吐蕃为西羌之地，又说樊尼为群羌所怀，可见其地其民本来都是属于羌的；但统治者则为南凉的后人樊尼，他是住在河西的鲜卑族，正同吐谷浑一样。因为樊尼姓秃髮，所以用“秃髮”作了国号，音讹而转为“吐蕃”，这是一种说法。《新唐书》的《吐蕃传》却另有一种说法：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这是说吐蕃一名的来源由于“發羌”而不由于秃髮；勃悉野为其祖名，亦不由于樊尼的改姓。按發羌一名，始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云“绝远，未尝往来”，与《旧唐书》所说的“未通于中国”合。又云“迷唐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發羌居”，可见当东汉和帝时，發羌尚居于黄河源头，是一个相当大的部落，故能为失败者所依附。近人姚薇元同志作《藏族考原》，论之曰：

《新唐书·吐蕃传》谓发羌并诸羌，据其地。“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按“發”、“蕃”双声字，古可通转。今藏人自称其族为“博特”（Bod）。古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發”，古读为“拨”。《诗》：“鳣鲔发发。”《释文》：“发，补末反。”“一之日觱发”，《说文》作“”，故发羌之“發”古音读“拨”，正Bod之对音也。至吐蕃之“吐”，藏语读teu，含有崇高之义，实即汉语“大”字；今沪语犹读“大”如“吐”。《唐书》所谓“吐蕃”，即“大發”（Gteat Bod）之异译也。盖此族在汉仅为诸羌中之一部落，故以“發羌”之名闻于中国。至唐时，已统一诸羌而建一大国，声势之盛不在唐下，唐封之称“大唐”，彼对唐亦自尊为“大發”。唐人书作“吐蕃”，亦犹汉称荤粥为“匈奴”，魏呼柔然为“蠕蠕”之意耳。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与吐蕃所立《会盟碑》文，称吐蕃正作“大蕃”，可为明证。

要言之，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發”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因皆号發族，而对异族则称“大發”（Teu Bod）。《唐书》之“吐蕃”，蒙古语之“土伯特”，阿拉伯语之“Tubbot”，英语之“Tibet”，皆“大發”古读“杜拨”。一名之译音或转呼也。《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一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出版。

这是一个最近情理也最合事实的解释。西藏自从接受佛教文化以来，对于其自己种族的起源，照《西藏王统记》所说，乃是观音菩萨派遣一个受了戒律的猕猴到西藏雪国一岩洞中修法，有一罗刹女魔爱它，请成夫妇，猕猴到观音前请示，得其许可，从此传下种来。对于其统治阶层，则说印度释迦族中阿育王的后裔有孪生子二人，一名玛甲巴，一名结丁，因政见不睦，玛甲巴太子依神授记，乔作女装，逃到藏土：行经雪山，被牧人所见，惊为天降，就把他背回部中，拥他为王，号为仰赐赞普，这是西藏有王的开头。据王沂暖译本兼及《藏族考原》所引的《西藏纪年史》。这种说法都是印度化和神话化的历史，定系佛教输入藏中之后，藏人造了这个神话以自夸其为佛种的。至于以猕猴为始祖，则是羌中本有的传说。《北史·党项传》说：

党项羌……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

可见这一说起得很早，自从佛教传入而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于这些，只能把它看作真的想像，而决不能看作真的史实。现在既知道西藏人即是爰剑子孙百五十种里的發羌，印度化的说法自然可以一下子推翻了。吐蕃一名，姚同志解释最好，我还想加上一点：唐人所以不称为“發”而称为“蕃”的原因，乃由《周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一语而来。“蕃”即“藩”，是把她看作藩属，正是汉人用“奴”译“鬻”，把匈奴看成了奴隶，一样是民族自大狂的表现。

吐蕃吞并诸羌，成为大国。自从唐太宗贞观八年六三四。始通于唐，其王弃宗弄赞就遣使求婚。太宗不许，吐蕃疑是吐谷浑方面的离间，即发兵攻击，已见前文。唐朝看他们力量强大，便将文成公主嫁去，许多中国文化如音乐、丝织、酿酒、造纸等。随着这位公主进去了。到高宗时，封弃宗弄赞为西海郡王。咸亨元年，六七〇。吐谷浑地尽没于吐蕃。从此今青海境内的羌地和羌人差不多都为吐蕃所统一。中国方面，洮河一带和河西的甘、凉，川中的松、茂等州全成了国防要塞。不但这样，他们又向西北进展，攻陷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北和突厥相接，地方万余里，成为破天荒的羌人第一大国，和唐朝成了敌体的国家。武后长寿元年六九三。唐将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中宗神龙元年七〇五。又请婚，唐把金城公主配给赞普弃隶蹜赞。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吐蕃厚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把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矩遂奏准给他。吐蕃既得九曲之地，其土肥沃，可以顿兵，又与唐境接近，开了一条入寇的路线，于是临洮、渭州、兰州等地连年不得安静。安禄山、史思明乱中，他们大量扩充地盘，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到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上都长安竟被他们攻陷，代宗逃到陕州，不久为郭子仪所收复。德宗建中四年七八三。唐、蕃盟于清水，商定疆界。其盟文云：

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施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旧唐书·吐蕃传下》。

弹筝峡在今甘肃泾川县，同谷县在今成县，唐朝境界缩到了这里。兰州今皋兰县，渭州今陇西县，原州今固原县，会州今会宁县，蕃境伸到了那儿。新泉军今靖远县，直到贺兰山，为缓冲区，两不设防。这除把今青海省及四川西部地全都属了吐蕃之外，宁夏只留出东边灵武、盐池一角，甘肃也只留出东边一小部份，从东经七五度至一〇五度，北纬二八度至四〇度，中国原有的地方一概放弃，这个羌人的国家真够大了！但会盟划界是无用的，他们依然连年用兵。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又盟于长安王会寺。盟词很典雅，略云：

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襟带要害，谨守如故。……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奠其两疆：西为大蕃，东实巨唐。……《旧唐书·吐蕃传下》

但另有《会盟碑》，则因汉、蕃文对照的原因便很质直，略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以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

这块碑今仍保存于西藏拉萨大昭寺的大门右，惜文已残泐不全。绥戎栅，据姚薇元同志考证，在今陕西陇县陇山上；将军谷为陇坻中的一个谷名。蕃守在清水，唐守在陇山，比较德宗时的旧界，推进还不算多，所以盟词上说“襟带要害，谨守如故”。两文中屡称“大蕃”，又称“蕃”，并无“吐蕃”之称，可见两国交涉，蕃对唐本称“大蕃”，盟时无可讳饰，只得实书；可是史官不愿意把这个美称给与敌人，改“大”为“吐”，这就使得后人误会他们的族号本是“吐蕃”了。见姚氏所著《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十五期，又《藏族考源》。

吐蕃的势力这时到达了最高峰；此后为有内乱，渐渐衰颓下去。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唐朝收复了清水、安乐、秦、原等州。四年，又克成、维、扶三州。五年，他们的沙州刺史张义潮又献还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吐蕃族众分散，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又回复了以前的样子，政治上不再有高级的组织。于是他们的人民，内属的叫作“熟户”，没有内属的叫作“生户”。元朝在陕西行省里设置吐蕃宣慰司，统治河、洮、岷、铁、贵德以上今甘肃、青海境。和戎、雅、黎以上今四川境。等州的吐蕃人民。这就是现在的“番民”或“西番”的来源。“番”字或有认作恶意的，其实不然，这即是“蕃”字，也即是“發”字，本没有褒贬的意义在内。

吐蕃消沈了之后，不久就有另一个羌族起来建国，这即是“党项”，后来唤作“西夏”的。《新五代史》说：

党项，西羌之遗种，其国在《禹贡》析支之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有地三千余里。无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唐德宗时，党项诸部相率内附，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元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后唐庄宗年号，公元九二三九二五。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明宗时，九二六九三三。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周太祖……广顺三年，九五三。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羊马，侵扰诸部；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听命。太祖遣邠州折从阮……等讨之……击野鸡族，杀数百人；而喜玉、折思、杀牛三族……共击之，军投崖谷，死伤甚众。太祖……选良吏为庆州刺史以招抚之。其佗诸族散处沿边界上者甚众，然其无国地、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

松州故治即今四川松潘县。叶护在西突厥。春桑见《北史·附国传》，在今青海及四川西境。从“东至松州”这句话看来，知道党项原居之地在巴颜喀喇山之东，即今积石山一带。这一族的地点和他们“无君长，不相统一”的政治状态，都和《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相合，知道他们确是羌的一种。其后他们迁至今陕西、甘肃、宁夏等省，而住在今陕西横山、夏州。甘肃庆阳庆州。和宁夏灵武灵州。的尤为强悍。他们的大姓里有拓拔氏，恐是依附北魏的国姓。观赵元昊上宋仁宗表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

可知他确是这样想的。倘使这是事实，那么他们是北魏的后裔到党项羌里作领袖，同吐谷浑和吐蕃的情形一样，可见鲜卑人统驭羌人的本领着实不小。到了唐的中叶，拓拔氏就大大兴盛了起来。《宋史·夏国传》说：

李彝兴，夏州人也，本姓拓拔氏。唐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中，九〇七——九一〇。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仁福卒，子彝兴嗣。……显德周世宗年号，公元九五四——九五九。初，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乾德五年九六七。卒……追封夏王。

静边州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定难军领的五州，在今陕西的北部和宁夏的东南部。因为他们在那边握有军政实权二百余年，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封建势力。待到彝兴的孙继捧立，率了族人入都觐见，宋太宗赐姓赵氏，更名保忠。但是他的弟继迁却喜欢同宋朝捣乱，势力日渐高涨。辽国为要联合他攻宋，册封他为夏国王，把义成公主嫁给他。他得到这外援，更加猖獗起来。宋真宗无可奈何，只得把定难军地方让给他管。但是他仍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改名西平府，建都在那里。从此以后，河西一带陆续为他们所拔取。待到他的孙元昊立，拥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洪、定、威、龙十八个州，占今陕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的大部，遂于宋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又自制文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复，就是现代叫作“西夏文”的。于是宋朝的大敌，辽以外又多出了一个夏。元昊以后，称帝十世，于宋理宗宝庆三年一二二七。为蒙古成吉思汗所灭。自继迁为夏王到这时，共历二百三十八年。若从思恭做夏州刺史算起，便有三百余年了。

（十）元、明以后羌戎向西南的发展

自十四世纪以来，羌戎里没有一族再建大朝的。元时称他们为“吐番”或“吐蕃”，或“西蕃”，又称为“乌斯藏”，“番”即“蕃”，“藏”乃“羌”音的转变。清代称为“西藏”，“西”又即“乌斯”的缩音。元代在那些地方除设宣慰使外，又赏功授地，设置土司。明代因仍其制。清雍正初年，把西南苗、番部改土归流，但改流的大部分都是今贵州、云南的苗、瑶，至于隶属四川的三宣抚司，邛都、里塘、巴塘。廿一个安抚司，廿六个长官司，一个副长官司都没有改流。这些没有改流的番部便是今四川和青海南部的各番族。其散处川、青二省交界间的番民，计有南称、巴彦等七十九族，这些番民在元、明时曾做蒙古的蕃属，到清雍正九年一七一三。平定罗卜藏丹津以后，才渐次招抚，归西藏达赖喇嘛管辖。清末曾一度要把他们改土归流，但不久清帝退位，没有实现。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方按照他们所在的地域分隶于川、青、康西康。三省；其中西藏东部的纳克书等三十九族则仍属于西藏政府。至于在甘肃境内的番民土司，名义上已全部取消，设立流官统治，实际上则大的土司如卓尼杨氏。改任为保安司令，小的土司给以区长或联保主任，依然世袭下去。

当蒙古族强盛到混一欧、亚的期间，西蕃的武力已一蹶不振。明中叶后，他们又养精蓄锐，重新兴起，使得和他们杂处的蒙古人畏惧起来。到清代初年，这些番部便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之下，时时与清政府为敌。西藏、青海两金川今四川小金、金川及丹巴等县的一带大、小金川流域。以及藏族别部廓尔喀今尼泊尔。和蒙古族的准噶尔、厄鲁特等部，相互呼应，此伏彼起，使清政府应付得手忙脚乱。历康、雍、乾三朝，清帝席全盛之势，用尽了力量，才把他们压服。其中如大、小金川，地方不过千里，在清朝的版图中实可说是蕞尔弹丸之地，但他们起来反抗清廷，前后几达四十年。从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初受大金川投降到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两金川再度平定，计清政府用兵的时间达五年之久。以前他们平定准噶尔和新疆回部，拓土二万余里，总计也不过用五年功夫，军费三千余万两。拿两金川来比，这地方尚不及准、回的十分之一二，而用兵的时间却相等，军费更多到七千万两，可见西蕃组织的坚固和他们作战的锐勇了。其后魏源作《圣武记》，分析他们所以致此的原因，归纳为（一）天时的多雨和久雪，（二）地势的险固易守，（三）人心的誓死团结三点。上两点不说，单就第三点说来，他们以少数的人力物力敢和全盛时代的清军作殊死的斗争，经过了这样的长时间才告力竭，真不愧为羌戎的后劲。设使当时各蕃部有了统一的组织，恐怕又成了一个唐朝的吐蕃呢！

元、明而后，羌戎后裔的西蕃虽说没有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大王朝，但自元世祖封西蕃高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统领其地僧尼之后，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成为一个佛教国。到元顺帝时，西宁湟水边上龙本族里产生了一个极聪明的小孩罗桑扎巴，人家称他为“宗喀巴”，他到西藏勤苦修习了一生，创立“黄教”，把藏中原有的“黑教”压了下去。佛法经他的整肃，更大行于番部。除土伯特四部、前藏、后藏、阿里及川西。青海廿九族、厄鲁特蒙古各王旗及甘、川、滇各边番土司等区域都奉行黄教外，连内外蒙古全部也唯西藏黄教活佛的马首是瞻。因为西藏以宗教的法王兼政治的领袖，拿宗教来维系政治的组织，一切的军事、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等都集中在寺院的喇嘛手里，因此西藏佛教的区域早已超过了当年吐蕃最盛时代的政治疆域，其组织的严密也超过了当年的吐蕃。藏人称甘肃西南部、青海、川西和云南北部为“安多区”，这一区和前后藏因宗教的统一而发生民族的团结，可以说吐蕃虽亡而实际上还是存在。

羌戎住在山岳地带，交通困难，文化的落后是当然的；但他们有强壮的身体，虔诚的信仰和勇敢的性格，很能和外族斗争以求发展。他们所以不向北方去，为的是那边先有匈奴和鲜卑，继有柔然、突厥和回纥，其强悍的程度不在羌、戎之下，把他们的路线挡住了。他们很早就向东面走，但到了那边就自然地同化在汉文化里，三四千年来，消融在这大洪炉里的已不知有多少人，既已同化就分别不出来了。如其他们要求在保存自己的文化里发展，那只有向南方去的一条路，因为那边的许多部族都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前程。说到这里，可以附记一个猜测。暹罗的族名为泰（Thai），到一九三九年他们就用族名改了国号，这事使我们联想到氐（Ti）。氐族可以扩展到云南，岂不能再向南走而入印度支那半岛。如果这个联想是对的，那么羌人南迁而为西藏，氐人南迁而为泰国，他们在无数崇山峻岭和丰草长林里一步一步的推进，忍耐了数千年的辛苦，开发了许多荒僻的地方，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可说是够伟大的了！

（十一）需要说明的五个问题

这篇文章写的已不少，可是还有些材料没经收进；为免读者误会起见，特在这里说明一下：

其一是三苗。《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似乎说到羌人必当从三苗开头。一部《尚书》才二十八篇，而称说“三苗”或“苗民”的已有《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四篇，又似乎这是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容不讲。我所以竟没有讲，为的是我们所见到的三苗故事只有神话的价值而没有历史的证明。记三苗的神话的有《吕刑》和《山海经》，我已写在本篇论《山海经》的文章里了。至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乃是战国、秦、汉间人把神话加以历史化的作品，我们不该再信。范晔的话，也只承着这几篇而来，并无确当的根据。如果古代真有三苗，那么他们和羌人有何关系，和现代的苗民又有何关系，也不是现存的书本材料所能解决，所以我们仍以存疑态度对付了它。

其二是鬼方。甲骨文中，西方诸国有羌方、鬼方、土方、目方：羌方在西，鬼、自在西北；土在正北。鬼方又见于《诗》、《易》及金文，殷高宗伐之三年乃克，无疑是一个大国。近百年来，东西洋历史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每分配边疆各族到几个大族里去，这当然是该做的工作；可是为了材料的稀少，许多问题没法论定。例如匈奴，有人放在突厥族，有人放在蒙古族，而以突厥为多，可是没有人放在西藏族的。荤粥、獯鬻和狁的字音和匈奴极相像，当然跟匈奴可以归在一类。鬼方和混夷亦复如是。“鬼”之为“混”，音韵上是阴阳对转。“混”与“荤”、“獯”非独同部，亦是同母，所以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说这些名词都是一语之变，。这样说，鬼方该是突厥族。可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为鬼方的区域即是羌、戎的区域。鬼方的“鬼”即是《左传》里“九州之戎”的“九”；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允”姓，这允字即从“狁”来。《山海经》说“氐羌，乞姓”，“乞”即“允”字之讹。照这样说，鬼方又该是西藏族。王说固有据，吕说亦殊不弱，在这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时，我就怯于下笔了。现在王说尚未被推翻，我写这一章时虽没有提到鬼方，但《西羌传》所举的“太原戎”、“犬戎”、“九州戎”等，凡王氏以为即是鬼方的，我都收了进去，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

其三是东部的戎。《诗》、《书》里有“徐戎”，《春秋》里有“山戎”、“北戎”、“茅戎”，这些戎也许是西边移过来的。但因没有得到证据，而且在本篇的讨论范围中也只限于西部，所以就不提及了。

其四是巴、蜀、庸诸国。庸和蜀是《尚书·牧誓》中和羌并称的，巴和蜀的地方又邻接着氐羌之地，也许溯到源头应该同归一系，所以梁启超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就把他们放在氐羌组里。可是在未得到确定证据的时候，我们还是慢一步集纳的好，所以也暂时搁起。

其五是大月氏、小月氏。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自为匈奴所破，西迁到大夏。其一部分留在张掖、酒泉地方的，进入南山地区后，依了羌人共为婚姻。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他们来降，和汉人杂居，号为“义从胡”。月氏原住的地方极近羌人。后来小月氏更与羌人无别，自可列在羌、戎里。可是这里既称他们为“义从胡”，分明在汉人的眼光里，他们近于胡而不近于羌，近年外国学者亦即一族之称照的研究，或以大月氏为突厥族，或以为蒙古族，或以为西藏族，或以为伊兰族，或以为日尔曼族的格特人（Geth），或哥特人（Goth），尚没有到决定的阶段。为了减少些错误，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也就不放进去了。

本章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题《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

三、《山海经》中的昆仑区

本章头绪较繁，特作提纲，以醒眉目：

（甲）昆仑区东部

　　1.崇吾之山夸父逐日故事。

　　2.长沙之山

　　3.不周之山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故事、禹杀相柳及布土故事。

　　4.峚山黄帝食玉投玉故事、稷与叔均作耕放事、魃除蚩尤故事。

　　5.钟山鼓与钦杀葆江故事、烛龙烛九阴故事、流沙外诸国。

　　6.泰器之山

　　7.槐江之山建木、若木故事、恒山与有穷鬼、瑶水。

（乙）昆仑区本部

　　1.《西次三经》之昆仑之丘四水。

　　2.《海内西经》之昆仑之虚羿杀凿齿、窫窳等故事，六水与东渊、巫彭等活窫窳故事。

　　3.《大荒西经》之昆仑之丘弱水之渊、炎火之山。

　　4.《淮南·地形》之昆仑虚洪水渊薮、增城、疏圃、昆仑三级、太帝之居、四水。

（丙）昆仑区西部

　　1.乐游之山

　　2.流沙及蠃母之山

　　3.玉山西王母与三青鸟故事、姮娥窃药故事。

　　4.轩辕之丘黄帝娶螺祖故事、轩辕国。

　　5.积石之山禹积石故事、夸父弃杖为邓林故事。

　　6.长留之山

　　7.章莪之山

　　8.阴山

　　9.符惕之山

　　10.三危之山窜三苗于三危故事。

　　11.山老童、祝融、重黎的故事。

　　12.天山汤谷帝江、帝鸿与浑沌故事。

　　13.泑山

　　14.翼望之山

中国的古书在西汉时作过一回大整理。自从汉武帝提倡儒术以后，儒家和阴阳家的思想成了正统派。他们要统一思想，所以就改窜古书，即使不改窜本文，也用他们的思想注释，以使后来的读者受他们的启示而走到正统的路上。因此，我们今天要用客观的方法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时非常困难，处处是荆棘和葛藤，想一一清除不知要历多少年代。然而，有一部很重要的古书却幸免于改窜，或改窜得很少，使我们得以认识古代正统派以外的真面目，这就是《山海经》，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地理书中最早的一部。所谓地理，只是说它记载的是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看作地理的现象而已，或真或不真都未可知。不过我得郑重地声明一句，就是不真的事实也必定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只要是真的想象和传说，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研究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还须指出，这部书虽是没有或少有。经过正统派的改窜和曲解，要读通它还是够困难的。

我以为，读这部书时应注意如下三点：

第一，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在神权时代，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他们能和天神交通，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能医治人们的疾病，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口含天宪无所不言，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但因他们在那时究竟是智识最丰富的人物，所以他们对于历史、地理、生物、矿物确也有些真实的认识。在他们的头脑里，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所以由他们写出的《山海经》也是扑朔迷离，真幻莫辨，要做分析真幻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我们现在读它，必须随顺着它的巫术性，而不要处处用事实的眼光去看，才可显出它的真价值来。

第二，这部书本来是图画和文字并载的，而图画更早于文字。在《海经》里最可看出这种情形。例如：

长臂国……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海内南经》。

捕鱼所得或多或少，决不会次次“两手各操一鱼”，这显得图上如此，文字就依照图画写了。又如：

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海内南经》。

这一定是图上画了个猩猩，旁写“狌狌知人名”五字，在它右面有一个龙首的窫窳，所以作经的人又记了这条。又如：

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海内北经》。

这当然是图中有些犬形的人据了上坐，下面跪着一个进食的女子，标题为“犬戎国”，因为他们正在吃饭，所以写了一个“方”字。我想，《山海图》的本子正像过去流行的《推背图》一样，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随了画手和装手而有不同，作经的人又喜欢加入些主观想象的成分，以致弄得愈来愈混乱。如果旧图还在，我们自可集合起来对勘整理；今则图已无存，只好从文字中摸索，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多倚赖郭璞《注》，因为郭氏著书时是参考《山海图》的，他可以给我们一点引导。

第三，这部书的作者虽然不是一人，但其内容却是连贯的。当时必是《山经》有一总图，而作经者割为南、西、北、东、中五部，又各以分量的多少划分为数篇，总计得二十六篇；每篇有始有终，合起来成一整体。《海经》也有一个总图，而另一个作经者就其远近，割为《海外》、《海内》两部，再各分为南、西、北、东四篇；可是作者没有用心，多钞图画，毫无贯串，成了一部低手的著作。那时还有一人也为《海图》作经，割为《大荒》、《海内》两部，《海内》没有再分，《大荒》则再分为东、南、西、北四篇；这位作者比上面一个高出一筹，叙述较详。所以，《海经》实在是两部同一对象的书的合编；其中再有“一曰”的附录，则是刘秀即刘歆。的校记，证明他在编集的时候曾见很多本子，而他收入的则是异同特甚的两本。山与海既是两图，又是两经，《海经》又分为《海外》和《海内》两部，猛一看来，好像当时就远近次第画作三圈：《山经》讲的是本国地理，《海内经》是本洲地理，《海外经》是世界地理。细细比较，方知并无这等严格的区别。不但《海外》和《海内》没有清楚的界线，即《山经》与《海经》也像犬牙一般的交错。即如我们现今讨论昆仑问题，这座大山在《山经》里有，在《海内经》里有，在《海外》和《大荒》经里也有。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再进一步说，不但远近的分界要打通，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要打通，因为作经的人所据的图本不同，各种图本的画手不同，经中的方向是很容易错误的。因此，我们现在读它，应当时时注意它的整体性，把各篇打通了研究。

明白了这三点之后，我们对于《山海经》在保存神话传说和认识实际地理两方面的功绩可以接受，它的混乱错误之处也可以谅解。用清代学者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以《山海经》还《山海经》”，而不是要在它里边找取科学性的地理知识，也不是想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对它作评判。

昆仑，在中国许多古书里，《山海经》是最先的记载。它在《山海经》中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宗教的中心，在宗教史上有它的永恒的价值。昆仑的地点是偏西的，所以在《山经》里列在《西次三经》，在《海经》里列在《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它的方位既在西，我们就不难猜测它是哪一族的神话和宗教之所萃了。

《海经》所记的昆仑杂乱得很，《山经》则叙述甚有次序，可以看出它和附近诸山川的关系。我们现在从这书中整理昆仑材料，就以《西次三经》为主，——因为这一经是以昆仑为中心的，可以称为“昆仑区”；——并略加解释，而把本书别篇及他书的材料补充在各条之下，使得读者容易看出它的整体性来。为了材料较多，我们划分三部分来讲：

（甲）昆仑区东部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吕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渊。……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

这一《经》是从东往西的，可是不知道它的东头在何处。这条所引的地名，除河以外都不可知。既说“在河之南”，想来当在皋兰以上，因为如在河套之南即当入列《北山经》了。《山海经》里的帝都是上帝，丘名“帝之搏兽”，即为上帝狩猎之山。“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夸父一名，经中常见。《大荒北经》说：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禺谷，郭《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是夸父逐日已快到日落之处，又道渴饮河，可能与崇吾山近。

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无草木，多青雄黄。

按此山见《穆天子传》。穆王自重氏东行，经过这里；自此以后，到文山取采石，恐即所谓“青雄黄”。毕《注》以为青是一物，雄黄又是一物，见《中次四经》。或然。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岳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拊，食之不劳。

《大荒西经》也说：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

为什么这座山合不拢呢？这有一个大故事在里头。相传古代有一回大洪水，把大地都淹了。洪水的起因，就为共工在这不周山上闯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祸。《淮南·原道》说：

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淮南·天文》又说：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天和地本来是很平正的，不幸共工为了和颛顼或高辛。争做上帝，他生气了，碰了一下不周山，那知他力气太大，顿使天地失掉了平衡，于是天崩了西北角，地塌了东南角，洪水就大发了。《淮南·本经》又说：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共工这个罪魁祸首，他闯的祸真不小，所以禹受命平水，第一件事就是打掉这共工。《大荒西经》云：“有禹攻共工国山。”这一座山以“禹攻共工国”为名，显见他们必有一场恶战，可惜《山海经》的作者没有记下这次战争。不过共工虽失记，而他的臣子被禹所杀的却有两段记载。《海外北经》道：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大荒北经》同样记这件事而稍异其文：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原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

共工的力气大得可使天崩地塌，他的臣子虽然不及他，但也能在地下一碰马上成为一个泽谿。可是这泽谿里的水，因为他是蛇身，所以是腥臭的，五谷也不能种，百兽也不能居。无可奈何，只得堆起土来，替许多上帝筑台，如《海内北经》说：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上述几位，在《山海经》里都是上帝，但在中国的古史里则都成了人王。这个问题复杂，暂且按下，到后面再讨论。这些台在柔利东，柔利是《海外北经》里的一个国。凡相柳所碰触的地方都成了泽谿，其地在昆仑之北，如果昆仑在青海境，那些泽谿似乎即是柴达木沮洳地了。

禹打倒共工之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平治洪水，他的平治的方法是在水上铺起土来。《海内经》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什么叫“息壤”呢？郭《注》说：“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息是生长的意思。息壤是一点土苗，丢在洪水里，它就能自生自长，无限的扩大，所以会把洪水区域完全填平了。这就是所谓“布土”。《诗·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敷”，就是布。这是说在洪水茫茫的时候，禹从天上降下来，布好了土地，上帝就命自己的儿子到地上建了商国。禹的布土，不但用息壤而已，还有“息石”。《开筮》即《归藏启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海内经》郭《注》引。想来息壤是生长泥土，息石是生长石块的，这是平地与山陵的区别。在滔天的洪水里，将自生自长的息石息壤投下，把灾区填高，这个方式本没有错，只是鲧太性急，等不到上帝发命令，就自己去偷窃行使，虽是救灾心切，毕竟手续不合，所以上帝杀了他，叫他的儿子禹再去布土，洪水就完全平息了。

《淮南·地形》记昆仑上，“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可见不周山在昆仑的北面，在不周山上可以望见河水所潜的泑泽，从张骞的话看来，见后章。很像是盐泽。新疆的罗布泊。不过我很疑心，这是不是汉人因为张骞的话而加进去的呢？如果不是，那么，这泑泽会不会是星宿海呢？这里所出的桃类的果子特别好，《汉武故事》里所说的“王母种桃，三千岁一著子”的故事，是不是缘此而生的呢？这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这一段是绝好的韵文，把玉的品性和它的效用都描写了出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玉是可以种的，黄帝投之钟山。可以开花的，玉荣。它的德性可和柔刚，颜色能发五彩，在源头时热气蒸腾，涌出来就成为膏而可食，挂在身上也可御不祥，浇到树上又成了最好的肥料，灌丹木。正像人参汤一般，成为万应的灵药。玉是昆仑区的特产，所以在峚山一条里说得这般详尽。峚，音密，所以《穆天子传》郭璞《注》和《文选·南都赋》李善《注》均引作“密山”。《尔雅·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郝懿行的《义疏》道：

姚元之曰：“和阗之西南曰密尔岱者，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山产玉，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回民挟大钉巨绳以上，凿得玉，系以巨绳缒下。其玉色青。今密尔岱即古昆仑虚矣。”余按此玉青色，即璆琳也。

按密尔岱山在今新疆莎车县南，离汉武帝所定的昆仑不远，这和峚山非常巧合，但是不是呢？

稷泽，郭《注》道：“后稷神所凭，因名云。”按《海内西经》说：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又，《海内经》也说：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灵寿实华，草木所聚。

这可见后稷葬地偏在西陲，为当时人所注重；而且美谷自生，草木自聚，成为昆仑区中的圣地。这因后稷本是种植谷类的神，有了他才可使人民有正常的饭食，自当特为敬重。《大荒西经》说：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又《海内经》云：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叔均是后稷的好帮手，他又有始作牛耕的大功，无论他的辈分怎样，他总是后稷的一族。可是为了稷葬在昆仑区，弄得西周国也移到了西荒中。

提到叔均，《山海经》里还有一个他的重要的故事。《大荒北经》说：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又同经：

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魃）”。

这是说蚩尤作乱，黄帝和他斗法。先派应龙去打，可是蚩尤有风伯、雨师相助，把应龙所蓄的水一齐散为大雨，应龙失了他的武器，抵抗不住。黄帝又派天女魃去，她是旱神，雨停了，蚩尤被杀了。可是黄帝虽然胜利，而魃不能再上天，地下就经常大旱。这位始作牛耕的叔均着急得很，请于黄帝，把她远远安置在赤水之北，中原才有收成，叔均做了田祖。赤水之北是哪里呢？我猜想，不是河西，便是新疆，那边的雨量是最少的，一年不过一百公厘左右，所以该是这位旱神的住处了。旱了必求雨，下雨的事仍是应龙管的。《大荒东经》道：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又《大荒北经》道：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奇怪得很，杀了蚩尤之后，旱神不得上天，雨神也不得上天，弄得西北常旱，南方常雨，气候这样的不平均！这次战事虽在冀州之野，但发动则在昆仑区，后来魃所常住的地方赤水和钟山。也在昆仑区，所以仍是昆仑区中的故事。又《大荒南经》道：

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

郭《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在这一条上，我们可以知道，蚩尤没有死在战场，他是为黄帝所生得而处死的。

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这句话很可注意，在这昆仑区的东部尽是湖泊，泽。这引诱我们联想到青海省的东部的特征，有青海、盐池及都兰、柴达木、哈拉、托索诸湖，情况恰好相合。这是不是呢？从峚山到钟山，这里写“四百六十里”，下文写“四百二十里”，必有一误。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钦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

钟山的神鼓和另一神钦不知为了什么冤仇，在昆仑附近杀了葆江，或作“祖江”。上帝罚这两神，把他们杀了，他们的灵魂变作两头大鸟，谁看见了它们，就要犯兵灾和旱灾。这个故事可惜书上不曾有详细的记载，别的书里也没有提到，竟使昆仑神话无法恢复，怪可惜的。《庄子·大宗师》说：“堪坏得之以袭昆仑。”经清人考证，即是钦，可见钦在昆仑区的地位的重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的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钟山这个名字，《海外北经》也说及：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大荒北经》中也有类似的一条，云：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为烛龙。

这两事极相像，“钟”和“章”又是双声，当然是一座山；烛阴和烛龙也当然是一个神。这个神开眼即天亮，闭眼即天阴，一透气即起风，简直就是造物主。

《海内西经》又说：

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这虽没有述说故事，而地点相合，又使我们知道流沙的起点在这里。钟山所在，毕、郝两家注都据《淮南子·地形》所说：

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

推定为五原北面的阴山，亦名大青山。可是阴山之东有什么产玉的峚山呢？“头齐脚不齐”，这部《山海经》真没法摆布！《海内东经》道：

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唤，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这“埻端玺唤”四字，向来注家都解作两国名。日本小川琢治作《山海经考》，以为“玺”乃“皇”字传讹，这四字原来当作“埻（端）皇（唤）”，“埻皇”为地名，即敦煌，“端、唤”为注音。刘秀所校一本作“不为郡县”，则《海内四经》当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以前所记。见《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其说甚是。《海内东经》又说：

国在流沙外者，大厦、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王国维作《西胡考》，以为《海内经》这一篇中多汉郡县名，是汉人所附益，这个昆仑山即今喀喇昆仑，正是西汉人称葱岭以东之国为西胡的方式。他又说，睹货逻即大夏的对音，大夏本居中国的正北，后乃移至妫水流域。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Strabo）所著书，记公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的拔底延王国，这样看来，大夏的西移仅比大月氏早二十年。所以这里所说“昆仑山在西胡西”，“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以及“敦煌在昆仑虚东南”，一定是汉通西域以后所增加，我们可以不管。现在继续把《西次三经》读下去。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常行西海，游于东海……见则天下大穰。

《吕氏春秋·本味》云：

鱼之美者……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这位作者该是从这里钞过去的。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

这也是一篇韵文。槐江山是上帝黄帝。的园囿，唤作平圃。平圃，陶潜所见本作“玄圃”，故其诗云：“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山上山下，山阴山阳，产物极多。因为它是上帝的地方，所以派一个专神管理。在山上，东面可望恒山，南面可望昆仑，西面望稷泽，北面望诸毗。这诸毗还是不周山上望见的，一路绵延不断，可见其大。昆仑是上帝的下都，所以熊熊的神光照耀达四百里外。

稷泽之中有若木。郭《注》云：“大木之奇灵者为若，见《尸子》。”按《海内经》云：

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

《淮南·地形》也说：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可见建木、若木都是最高大的树木，所以许多上帝升天降地时要从建木上下，而每个运行到西极的太阳都要挂在若木的上面。《海内经》既说“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那么，稷泽的大树应当是建木而不是若木，恐两处中必有一处错误。

恒山，不是现在河北曲阳县的恒山。按《淮南·时则》：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可见昆仑之东有两个恒山，远的在太行，近的在槐江。《吕氏春秋·本味》云：

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

《本味》所举的食物多出《山海经》，“沙棠之实”见昆仑丘条。这常山的百果为“群帝所食”，正与《大荒南经》所谓“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相同，亦当出《山海经》，今本缺去了。“常山”字当作“恒山”，后人因避汉文帝讳而改为“常”，地点即在这里。诸毗山为槐鬼离仑所居，恒山为有穷鬼所居，可见在神的阶级之下还有鬼的阶级。我们记得《左传·襄公四年》说到“有穷后羿”，知道羿为有穷之君，那么这些有穷鬼必是羿的部下了。

“淫水”，毕《注》云：

当为“瑶水”。……《史记》云：“《禹本纪》言昆仑有醴泉、瑶池。”《穆天子传》云：“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吕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水之美者，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皆此也。

又从陶潜《读山海经诗》“落落清瑶流”看来，知道本条文字“淫”当作“瑶”，而“洛”当作“落”。

以上昆仑区的东部，计有崇吾、长沙、不周、峚、钟、泰器、槐江七山，途长二千零一十里。方向是先朝西北，后向正西。

（乙）昆仑区本部

《西次三经》里叙了上面七个山之后，讲到昆仑丘的本身。这是我们这篇文字的中心，该得细细地推敲。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蠭，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是多怪鸟兽。

这是上帝设在地上的都城，所以名为“帝之下都”。可惜作者疏忽，仅仅提到了一个神、五种奇怪的草木鸟兽和四条大水，而没有叙及下都的排场，似乎不够味儿。《尔雅·释丘》云：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

郭璞《注》：“成，犹重也。《周礼》曰：‘为坛三成。’”现在说的“层”，也就是“成”的音转。西北高原的居民往往因其层数分为头道原、二道原、三道原，也即是昆仑三成之意。《海经》里又说“昆仑之虚”，“虚”为“丘”的繁文，正如“吴”字也可写作“虞”。天有九野，见《吕氏春秋·有始览》，所以说陆吾“司天之九部”。“时”，郝《疏》疑当读为“畤”。《史记·封禅书》：“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可见畤是上帝的神宫。上帝的都城虽好，但也有食人的土蝼，螫死动植物的大蜂。《楚辞·招魂》云：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豺狼从纵。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

这是说，上帝所在，不可随便让人闯进，所以守卫的凶猛动物特多。《吕氏春秋·本味》又说：“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即“苹”。河水东注的“无达”即《左传·僖公四年》的“无棣”，“达”“棣”双声。是齐的北境。赤水注于氾天之水，《大荒南经》云：

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氾天之山虽不可知，而苍梧之野则可知，在今湖南宁远县，然则氾天之水当在今广西境，赤水很有为今长江的可能。洋水即《禹贡》的漾，漾为汉水的上游，出今陕西宁羌县北的蟠冢山，和昆仑是联不起来的。《大荒南经》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涂之山，青水穷焉。

“涂”当即“丑涂”，那么“青水”似即“洋水”。至于黑水，则是一个谜。见下论《禹贡》这一章。

为了《山经》的昆仑不够热闹，所以《海经》起来补足这缺陷。《海内西经》说：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在这段里，把昆仑的面积和高度都确定了。仞，有的说四尺，有的说七尺，有的说八尺。即以八尺计，万仞是八千丈。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得四十四里半。《西山经》说太华之山五千仞，昆仑比它高出了一倍。寻是八尺。木禾五寻，即是四丈。这都城每面有九口井，井水最美；见《吕氏春秋》。因为产玉多，所以井阑也是玉制的。城的每一面是九座门，每一门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百神都在里边，所以别人不能去，只有仁羿才容许上冈。“仁羿”，孙诒让《札迻》卷三云：

“仁”，当作“”，其读当为“夷”。《说文·人部》：仁，古文作，从尸。邱光庭《兼明书》引《尚书》古文，“嵎夷”、“岛夷”字皆作“”，今文皆作“夷”，是“仁”“夷”两字古文正同，故传写易误。

照这说法，是本为“夷羿”而后来转变作“仁羿”的。但此说未必然，详下文。

提到羿，我们在昆仑区中必得讲讲他的故事。按《海外南经》说：

歧舌国……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

可见这事是发生在昆仑区的。《吕氏春秋·本味》云：“菜之美者……寿木之华。”高《注》：“寿木，昆仑山上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恐“寿华之野”一名即由此而来。《海内经》说稷葬“灵寿实华”，亦即此义。《大荒南经》也把这个故事简略地提及：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淮南·本经》中说的详细：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可见古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代，那时不知有多少鸷禽猛兽毒害人民。高《注》道：

猰貐，兽名也，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颔下，而持戈盾。九婴，水火之怪，为人害。大风，风伯也，能坏人屋舍。封，大豕，楚人谓豕为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

高诱此文当是据了《山海图》作解，使我们知道凿齿是齿长三尺的怪物。猰貐，即《山海经》的窫窳。《海内经》云：

窫窳龙首，是食人。

又《海内南经》云：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这都是高《注》所本。他说大风为风伯，恐未必然。古“风”“凤”同字，大风当为大风。正如大鹏之类，飞得低时就会撞坏人家的屋舍。羿把它们都射杀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大功，所以《淮南·氾论》说：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

这“宗布”之神的专职当是替人民除害。我想：“仁羿”一名恐即由此而来，“仁”原是形容词，正如称禹为“神禹”。后来则因相同的字体而改为“夷羿”，就读作“夷”了。

《海内西经》又说：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昆仑东渊[1]深三百仞。

这是讲昆仑四隅的水道。《山经》里只说河、赤、洋、黑四水，这里除增加弱、青二水外，又多出一个东渊。按《海内北经》云：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一曰“中极之渊”。

这个渊和东渊一样深，又是河伯冰夷所都，东渊在东，也正是河水流出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断说东渊的正名应为从极之渊。又这里所叙诸川的流向也和《山经》不同。《山经》里，河水南流东注，赤水东南流，洋水西南流，黑水西流。到了这经，却是河水北行又西南流，赤水东北流又西南流，洋水和黑水都是东行又东北流而南：方向恰恰相反。是不是作者把这幅图画颠倒看了呢？这是一个该注意的问题。又《海外西经》这条，说赤水“注南海，厌火东”，洋水、黑水“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过毕方鸟东”，那是因为《海外南经》里有羽民国、庆火国、毕方鸟，为了表示这五条水都流向南海，所以这样说。

《海内西经》续道：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司琅玗树。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雌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视肉。

这昆仑城门外的东西怎么多呀！珠、文玉、玗琪、琅玕都是树上生出来的。有不死树，只要吃到这果子就可以不死。视肉，郭《注》：“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离朱，郭《注》误与下文的“木”字连读，然云“今图作赤鸟”，可知是鸟名。木禾，是高大的禾，见《淮南·地形》。蜼豹，郭《注》：“猕猴类。”，郭《注》：“雕也。”甘水，郭《注》：“即醴泉也。”按《史记·大宛列传》：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醴泉、瑶池。

《禹本纪》是和《山海经》性质相同的读物，今已亡佚。它所说的瑶池已见《山海经》的槐江山，醴泉又见于此，可见这两书的密合。

至于巫的集团，此处提了六人，《大荒西经》又提十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

拿来比较，巫彭、巫抵两经俱有，巫礼疑即巫履，不同名的有十三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咸、彭、阳三巫。《淮南·地形》云：

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

《海外西经》云：

巫咸国……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可见巫咸是巫中的领袖，所以能自成为一国。《吕氏春秋·勿躬》云：

巫彭作医。巫咸作筮。

医和筮是巫的基本工作而为这两人所创作，这便是他们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的缘故。秦惠文王《诅楚文》云：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告于丕显大神巫咸，以厎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君穆公及楚成王实戮力同心……袗以齐盟……亲即丕显大神巫咸而质焉。今楚王熊相庸回无道……不畏皇天上帝及丕显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

为了楚王伐秦，秦王在大神面前祷告，而所举的大神只有两个，一个是皇天上帝，一个是巫咸，这更可见那时巫咸地位的崇高。又《楚辞·招魂》云：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乃下招。

这又可见巫阳本领的伟大，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这些材料使我们知道，凡是病人要医，死人要招魂，作事要卜筮，国家要保护，全是巫的职司。昆仑上既有不死树，可以制造不死药，所以他们施行复活的手术是不难的了，像窫窳正是一例。窫窳在《淮南》里是羿所杀的恶兽，但在这里则是给贰负臣所杀。《海内西经》又有一条：

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

这和钦等杀葆江的故事一般，全是报私仇，所以同样受到上帝的责罚。上帝的国里也常常起内乱呢！

《海内西经》的昆仑部分已疏释完毕，我们再看《大荒西经》的昆仑：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这文中所说的人面虎身的神，即是《山经》里的陆吾。弱水在《海内西经》里本是昆仑西南的大川，到这里变为环绕昆仑的渊了。这个渊同《海内西经》里的“昆仑东渊”有没有关系呢？炎火之山，以前未见。槐江山上“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是不是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山呢？昆仑之西，长留山上的神磈氏是主反景的，泑山的神红光是司日入的，夕阳的颜色火一般红，又是不是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山呢？在《山经》里，西王母在昆仑丘西一千一百余里，到了这经，似乎西王母就住在昆仑丘了。对于这个问题，郭璞《注》道：“王母亦自有离宫别馆，不专住一山也。”陶潜诗云：“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即因郭说。

《山海经》中的昆仑材料尽在于此，然而还嫌不够，因为我们读《楚辞》，增城呢，阆风呢，白水呢，这些昆仑上的地名全未看见，可见还有应当补足之处。恰好《淮南子》里有一篇《地形》，也是依据了《山海图》而写的，正好弥补这个缺漏。淮南王刘安即位于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死于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时代上距战国不远，汉代的学术正统尚未造成，所以他的书里会保存许多正统学术以外的材料。《地形》里说：

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

这段文字本极难解。王念孙《读书杂志》依据《广雅》，删去“百”、“里”、“渊”三字，然后可通。那时的传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大地上积水的渊薮，浅的不算，自三仞以上的共有二亿三万余处之多。禹用息土去填塞，结果，不但平了洪水，而且日益加高，崛起了很多名山。末了一个“地”字，高《注》“‘地’一作‘池’”，分明即是相柳的故事。

《地形》接着说：

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

这一段所讲的昆仑城阙，和《海内西经》大致相似，但亦很有不同之点。第一，那书说“高万仞”，这里说“高万一千里”，相差至二百四十七倍。第二，那书说“面有九门”，四面为三十六门，这里说“有四百四十门”，又放大了十二倍。似乎《淮南》后出，更为夸大。但这夸大的责任也不该由《淮南》独负。例如《禹本纪》上说“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比《海内西经》已扩展到五十六倍。“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俞樾《诸子平议》以为是城的厚度。“里间九纯”一语，俞樾也指出其误，云：

“门间四里”，言每门相距之数也。“里间九纯”，义不可通。疑本作“门九纯”，言门之广也。“门”误为“间”，后人遂妄加“里”字耳。

据《淮南》，一纯为一丈五尺，每门广九纯即十三丈五尺。门与门间相距四里，共有四百四十门，即是这个城的周围有一千七百六十里，面积为十九万三千六百方里，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城。“玉横”下，刘文典《集解》云：

《御览》七五六引作“旁有九井，玉横受不死药”，又引《注》曰：“横，或作彭，器名也。”今高《注》亦云：“彭，受不死药器也。”疑“玉横”下旧有“受不死药”四字，而今本脱之。

昆仑中的不死意味真浓重，恐怕在他们的意想中，黄帝和众帝众神所以能长生久视，还是全靠这不死药哩！《地形》又说：

倾官、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为丹水，饮之不死。……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为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信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这些都是昆仑城中的大建筑。《淮南·原道》云：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

高《注》：“闾阖，始升天之门也。”进了天门就见疏圃，疏圃里有一个池塘浸着黄水，黄水转了三次，变了颜色，喝着就可不死。“丹水”，王念孙《读书杂志》说：

“丹水”，本作“白水”，此后人妄改之也。……《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御览·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则旧本皆作“白水”明矣。九之四。

白水，即黄河。见本篇第八章。昆仑中树有不死，药有不死，水亦有不死，不死的方法真太多了！县圃和凉风，前虽平列，后面便分了高低。《水经注》卷一引《昆仑说》云：

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

“玄圃”即“悬圃”，“阆风”即“凉风”，“层城”即“增城”。《地形》的凉风在悬圃上，这里却归在一级。“或上倍之”，高《注》云：“假令高万里，倍之二万里。”孙诒让以为不然，他说：

“倍”之为言乘也，登也。“或”者，又也。“或上倍之”，谓又登其上也。《庄子·逍遥游》篇云：“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此“倍”与《庄子》之“培”义正同。《札迻》卷七。

昆仑凡三层，走上第一层的可以不死，走上第二层的便有呼风唤雨的神通，等到走上第三层时马上就成神了，这多么痛快！昆仑的山分为三级，往来昆仑的人也分为三级，又是多么有秩序！只要一个人不怕艰苦，不给守卫的猛兽吃掉，尽力向上层攀跻，他就能直接由人变神，和太帝住在一块。太帝是谁，我以为就是黄帝。《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令公卿们议郊祀乐，他们答道：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这件事在《世本》上则为：

疱羲氏作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悲不自胜，乃损为二十五弦。《〈尔雅·释乐〉疏》引。

王嘉《拾遗记》也说：

黄帝使素女鼓庖羲之瑟，满席悲不能已；后破为七尺二寸，二十五弦。

因为黄帝在许多上帝中处于领袖的地位，所以称为泰帝。“泰”与“太”是一字。《庄子》和《穆天子传》都说昆仑上有“黄帝之宫”，所以增城的最高处为“太帝之居。”

《地形》又说：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其西南陬），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山经》说的昆仑四水是河、赤、洋、黑；这里也是四水，但去了黑水而加进弱水。可是弱水数句有误文。《读书杂志》录王引之说云：

昆仑四隅为四水所出，说本《海内西经》。上文言“东北陬”，“东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无独缺“西南陬”之理。此处原文当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绝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穷石，入于流沙”当在下文“江出岷山”诸条间。……盖弱水本出穷石，而《海内西经》言出昆仑西南陬，故两存其说。此文言“河出昆仑东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积石”，亦是两存其说。后人病其不合，则从而合并之，于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穷石，入于流沙”……移置于此处，而删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东”四字，“至于合黎，余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错乱不可复识矣。九之四。

自从有了这个考订而后，知《地形》的作者原把这四条川严格地分配在昆仑四隅，与《海内西经》大致相同。这四条川的水都是可以和药的，昆仑的全部事物笼罩在“不死”观念的下面。

《地形》是昆仑记载中最有组织的一篇。它先说昆仑与洪水的关系，继说四条大川四周的景物，次说增城里面的宫廷和苑囿，又次说四条大川的方向及其作用。这样的条理远在《山海经》之上，淮南王的一班宾客毕竟有高才！

《山海经》和《淮南子》里有关昆仑的记载叙述完了，我们试来综合一下：

在中国的西面，有一座极高极大的神山，叫做昆仑，这是上帝的地面上的都城，远远望去有耀眼的光焰。走到跟前，有四条至六条大川潆洄盘绕，浩瀚奔腾，向四方流去。山上有好多位上帝和神，其中最尊贵的是黄帝，他住在昆仑的最高层。这个城叫做增城，城里有倾宫、旋室等最精美的建筑，城墙上开着很多门，城外又浚了很多井。每一个城门都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还有猛鸷的鸟兽虫豸，因此能上去的人是不多的，指得出来的只有羿和群巫。山上万物尽有，尤其多的是玉，处处的树上结着，许多器物都是用玉制的。又有好多奇怪的动植物：动物像三个头的琅玕树神，六个头的蛟，九个头的开明；植物像四丈高的木禾，吃了不溺死的沙棠，以及结珠玉、结绛碧、结不死果的树木。不死，是昆仑上最大的要求，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用了疏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制成不死的药剂。凡是有不当死而死的人，就令群巫用药把他救活。这真是一个雄伟的、美丽的、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哪能不使人心向往之！

（丙）昆仑区西部

由昆仑往西，《西次三经》续说：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多白玉。……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无水。

这里说到流沙，《海内西经》有一段材料可以比勘：

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可见自钟山起，经过昆仑，西至蠃母山，都是沙漠区域。西北的沙漠太多了，该是哪里呢？

自此到了西王母所在：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取此文和《大荒西经》所说西王母的形状和生活一比较，这里多了“司天之厉及五残”，那边多了“穴居”。郭《注》：“主知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可见这是一个凶神。郝《疏》说：

厉及五残皆星名也。……《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国傩”，郑《注》云：“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是大陵主厉鬼，昴为西方宿，故西王母司之也。五残者，《史记·天官书》云：“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七丈。”《正义》云：“五残一名五锋……见则五谷毁败之征，大臣诛亡之象。”西王母主刑杀，故又司此也。

趋吉避凶是巫的专积，西王母的深入人心无疑是出于巫的宣传。《海内北经》又说：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郭《注》：“梯，谓冯也。”西王母凭了几，拄了杖，该是年老了。三青鸟，照《海内北经》说，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但到了《山经》里，则西王母所在的玉山和三青鸟所在的三危山相去一千七百八十里，要它们给使供食真不便哩！陶潜《读山海经诗》云：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

似已见到了这一点。又《大荒西经》道：

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鹜，一名曰少鹜，一名曰青鸟。

这是把三头鸟的个别名称都写出了，而三鸟所处则在沃国之野。这是又一种说法。

关于西王母的故事还有一个。《淮南·览冥》云：

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

高《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奔入月中为月精也。”想不到这位特许上昆仑的仁羿想请些不死之药，乃不向黄帝而向西王母；待到他的太太偷服之后，他就再也得不到这种药了！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在传说中，这不死之药不单昆仑有，西王母处也有。

从玉山再向西去，又到了黄帝所在。《西次三经》说：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黄。

这轩辕丘是黄帝居家所在。《大戴礼记·帝系》道：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

由是他传子生孙了。《帝系》道：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可是《海内经》中多出一代，它道：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角，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雷祖”即“嫘祖”，“淖”即“蜀”，俱同音通假。若水今名鸦龙江，在蜀，故《帝系》又道：“昌意娶于蜀山氏。”又《淮南·天文》道：“轩辕者，帝妃之舍也。”这虽讲的轩辕星，然而说是“帝妃之舍”，意义也正与轩辕丘合。因为黄帝家居轩辕丘，所以后人就称他为轩辕。《大戴·五帝德》道：

黄帝，少典氏之子也，曰轩辕。

昆仑东首的峚山是黄帝取玉荣的地方，昆仑上是黄帝的宫，这西边的轩辕丘又是他的帝妃之舍，黄帝和昆仑区的关系多么密切呀！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敢说，黄帝是这一区的主神。

关于轩辕丘，《海外西经》又有两条：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文首上。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所谓穷山，即是槐江山上望见的有穷鬼所居的恒山。又《大荒西经》也有类似的两条：

有轩辕之台。射罘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轩辕国的人所以这般的长寿，想来是为取到不死药的方便吧？

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

积石山，看这字面就知道是用石块堆起来的。谁堆的？是禹。所以《海外北经》有一条：

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大荒北经》也有一条：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

这两条都称山名为“禹所积石”，可见这是禹治水时的大工程之一。河水发源昆仑而流经积石，在《山海经》里该是无疑的事。

郭《注》毕沅以为后人所附。云：

《水经》引《山海经》云：“积石山在邓林山东，河水所入也。”《西次三经》。

这句话来得突兀，现在《山海经》既无此文，即《水经》亦无此文，可见注文的错误。但邢子才说：“误书思之，亦是一适。”我凭了这一句话竟想通了一件事。《海外北经》云：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邓林一名很怪。《淮南·兵略》：“昔者楚人……垣之以邓林。”高诱《注》：“邓林，沔水上险。”因为今河南西南部原有邓国，后灭于楚，所以邓林应当是楚地。毕《注》：“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这说也很合理，桃林在函谷关一带，离河、渭均近。《中次六经》说：

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这更说明了夸父与桃林的关系。据《水经注》，其地在今河南灵宝县，原可无疑。但既得了这条郭《注》，想起《海内北经》里有一条，说：

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海内南经》同，惟无“昆仑虚南所右”六字。

《海外北经》里也有一条，说：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东，洲环其下。

恐怕“氾林”在先，“桃林”和“邓林”在后，是昆仑故事东向发展的结果。积石在昆仑西，氾林在昆仑南，他渴得把黄河水喝干，当然走到昆仑的河源了；还不够，想北饮大泽。大泽在哪里？《海内西经》云：

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这里虽放在雁门北，可是《穆天子传》把“群鸟解羽”的大旷原放在最西北，比西王母还远。夸父没有跑到大泽就死了，所以把氾林安置在昆仑的西面实在最对。有了这一发见，才知道夸父的故事也是出于昆仑区的。

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这是快到西方尽头处了，所以有神司反景。郭《注》：“日西入则景反东照，主司察之。”所以称他为员神，正为太阳是圆的。至于“白帝、少昊”及下文的“蓐收”，恐是汉人根据了那时五行说的正统排列法插进去的；如为固有，想总要描写几句，不该如此的寂寞。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无草木，多瑶碧。……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泽。其中多文贝。……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棕楠。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风云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

三危山至此才见，已远在昆仑的西边。而郑玄注《尚书》乃说：

《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岷）山相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

这一移移到了甘肃渭源县，又觉得太近了。为什么这样？我猜想：当时所谓西方边境，有中国的西边，有塞外的西边。中国的西边应以秦长城为界限。秦城起自临洮，今岷县。经鸟鼠山，所以鸟鼠也可以看作极边。试看《西次四经》：

……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

崦嵫在传说中是太阳没落的地方，然而只离鸟鼠三百六十里，岂非把鸟鼠看得太远，推到了极西头！这当然是用内地人的眼光去看的。画图作经的人，他们的地理知识本极有限，中国西边和塞外西边杂在一起，分辨不清，所以原来在鸟鼠西的三危山会忽地远移到昆仑西了。

三危山上有一个大故事，而不曾见于《山海经》的，是窜放三苗在那里。《尚书·舜典》说：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禹贡》的《雍州章》也说：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足见三苗本不住在三危，因为犯了罪，强迫迁过去的。他们犯罪的原因，《尚书·吕刑》里说的详细：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黥。……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这一段故事是讲自从蚩尤创造兵器作乱之后，苗民也感染了他的乱杀乱斫的作风，造出刑法，称为“五虐之刑”，最重的是死刑，杀戮。其次是割鼻子、劓。割耳朵、刵。割生殖器、椓。刺字黥。四种肉刑。人民受害而死的都到上帝那边去告状，上帝皇帝。看苗民这般血腥气，又哀怜死的人无罪，于是就消灭苗民的生命，使他们不能再统治这世界。所谓“遏绝苗民”，恐即指苗民里的执政者而言；其余的帮凶分子便如《舜典》、《禹贡》所说，充发到三危山去了。《山海经》里说三苗的有《海外南经》一条：

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说苗民的有《大荒北经》一条：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这一在“海外南”，一在“大荒北”，隔得太远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南的为其故居，在北的乃其新迁的地方？不过这所谓南北并不太一定，《海外南经》是由西而东的，三苗国的东面却是昆仑虚，可见三苗在昆仑西，正与三危一样。《大荒经》说苗民是瑞顼的孙子，头的儿子。这头恐即《尧典》里放于崇山的兜。《山海经》中说到头的很有几条。《海外南经》说：

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或曰“朱国”。

“朱”与“头”同属舌头音，故可通假。头有翼，故其子苗民亦有翼。郭《注》云：

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画亦似仙人也。

这话不知他根据的什么书。所谓“画”，即指《山海图》。又《大荒南经》道：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头，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惟宜芑、苣、穋、杨是食。有头之国。

他虽有翅膀而不能飞，只帮助他爬行，芑、苣、穋都是黍类。他吃的是鱼和黍，不像苗民专吃肉。同是《大荒经》，《北经》说头为颛顼子，《南经》说头为炎融子，令人摸不清他们的世系。如果他们真是颛顼的子孙；那么，黄帝是颛顼之祖，我们据了《北经》说，则他遏绝苗民是自杀其四世孙了；如据《南经》说，头为鲧孙，而鲧据《帝系》为颛顼子，是黄帝自杀其六世孙了。《吕刑》的“皇帝”，即黄帝。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云：“‘黄’、‘皇’古本通用，如《晋语》‘苗棼黄’，《左传》作‘苗贲皇’；《王会》‘吉黄之乘’，《说文》作‘吉皇之乘’，是其证。”这可见《舜典》的“四罪”和《吕刑》的“遏绝”即是从昆仑区的神话转过去的，惟其在那边已有这很活跃的神话人物，所以一眨眼就成了中国的古史人物。其实在那边，这种故事也不过同钦杀葆江一样；只因中国的古史学家或取或舍，遂判别了热闹与寂寞而已。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十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

郭《注》：

耆童，老童，颛顼之子。

按《说文》老部：“耆，老也，从老省，旨声。”这字老义而旨声，故去掉声符即是老字。郭璞以为即老童，按《大荒西经》云：

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瑶山，始作乐风。

老童的孙太子长琴是“始作乐风”的，这里山的神耆童也是“其音常如钟磬”，可见这一家是音乐世家。晋嵇康《琴赋》用了这个故事入文，说：

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慕老童于隅，钦泰容之高吟。《文选》卷十八。

他就直称山之神为老童了。提到老童和祝融还有更重大的事。《大荒西经》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颛顼为黄帝孙，则照这里所说，重和黎为黄帝四世孙，噎为五世孙。自从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碰折了天柱，日月星辰都移到西北，经重、黎上天下地，把宇宙重新整理了一下；黎子噎又住在西极，使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次舍上了轨道；这岂非天上人间最伟大的工作。但《海内经》里有一段，与此颇有异同，文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並。节並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这位噎鸣无疑即是噎，不但名噎相同，而且日月星辰的运行为的是成岁，这里也说他生了十二个岁。岁星即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尔雅·释天》记出它所在十二次的名字：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戍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淮南·天文》及《史记·天官书》说的也都同。可见噎鸣生十二岁，与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一样，都是定出一个自然界的秩序来。不过在《大荒西经》里，祝融和噎鸣均归入黄帝一系，而到了《海内经》，祝融竟变成炎帝的四世孙，噎鸣也成了炎帝的七世孙。这家谱的改变，恐怕含有不同种族的抢夺祖先的要求吧？又《大荒西经》云：

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互”即“氐”，见前章。

这事和重上天、黎下地有些相像，又同为炎帝子孙，不知道是不是一件事。

祸融和重、黎，经典的材料很多，早成为经学里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文中不便细说，只粗略地介绍一下，先谈他们的世系。《大戴·帝系》云：

颛顼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

这六子即是彭、郐、邾、楚等国的祖先。《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有子六人，坼剖而产焉。

拿这段文字比较《帝系》及《山海经》，就可以看出不同的几点：（1）卷章这人，据《集解》引谯周说，即是老童的形讹，这说很对。《帝系》说颛顼生老童，和《大荒西经》一样，而《楚世家》则颛顼、老童之间别有称的一代，不知其何自来。（2）《大荒西经》和《海内经》都以祝融为人名，《楚世家》则以“祝融”为火正一官的徽号。（3）《大荒西经》以重、黎为两人，《帝系》中是一是二不可知，《楚世家》则定为一人。又《帝系》和《楚世家》都说重黎之弟为吴回，吴回这人亦见于《大荒西经》，云：

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毕校，此四字为“奇左”的解释，非本文。

再谈他们的事业。《尚书·吕刑》道：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关于这个故事，《国语·楚语下》解释云：

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本来神有神职，民有人事，各应守其本分；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家家设祭请神，刻刻作非分的要求，弄得神和人狎成一体，不可分别，所以上帝作一次断然的处置，命重、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回复原来的法度。南正、火正两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郭嵩焘说，讲得最好：

太阳者南方……南正者主明之义也。……天用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属神者主日；司地属民者主火。南正向明以测日；火正顺时以改火。《司马迁传》。

重、黎惯于上天下地，所以能绝地天通；《楚语》所说已是把神话变做历史以后的解释，但这解释还是比较早的。《郑语》也说：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楚祖祝融，祝融有绝地天通和昭显天地光明的大功，所以子孙发达。作这个预言的人还在秦未强盛的当儿，那时楚国最强，所以他断说楚必代周，想不到结果竟落了空。我们在这一节里，可以知道，楚国的祖先都是《山海经》里的西部人物，他们都具有其神话的背景。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天山之名见于《汉书·武帝纪》，云：

（天汉二年）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

颜师古注：

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

可见祁连山是译音，天山是译义，都是一地。汤谷本是传说中太阳出来的地方，古籍中常见。如《海外东经》云：

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大荒东经》也说：

大荒之中……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楚辞·天问》说：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又《大招》说：

魂乎无东，汤谷寂寥只！

《淮南·天文》也道：

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今本作“旸谷”，乃唐以后人依《尚书·尧典》文改，实则《尧典》文本亦作“汤谷”。

因为太阳是最热的，所以它所出的谷，取“沸沸汤汤”之义称为汤谷。它落入的谷，《尧典》称为“昧谷”，一本作“柳谷”，柳从卯声，卯与昧同纽通假。《淮南·天文》称为“蒙谷”，这是因光线的昏暗而名的。其实落下的太阳本身还是滚烫，所以仍不妨称为汤谷。这里说“英水……西南流注于汤谷”，即是表明这条河已接近日落处了。这也亏得这里一见，使我们知道日出及日入之处都可以叫作汤谷的。

天山上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即是帝江。他称为帝，当然是上帝之一。他的样子是六足四翼的鸟，可见昆仑区中的上帝不必具备人形的。毕《注》云：

江，读如鸿。

这就看出《左传·文公十八年》一段话的由来：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这个“浑敦无面目”而“识歌舞”的帝江，分明即是“天下之民谓之浑敦”的帝鸿氏之不才子。这是很清楚的从神话变成的历史。贾逵、杜预都说：“帝鸿，黄帝。”实在，这位帝江既住在黄帝的区域里，尽有可能是黄帝的一族。又《庄子·应帝王》云：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即“浑敦”。黄帝在五行学说上，因为土德黄，土居中央，所以为中央之帝。见《礼记·月令》及《史记·封禅书》等。浑沌与黄帝一族，所以庄子也说他是“中央之帝”。《山经》只说他“无面目”而已，庄子则进一步说他没有“七窍”。可是“鹜颈虽短，续之则忧”，他就牺牲在倏与忽的凿子下面了！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短之玉，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以上昆仑区的西部，计有乐游、蠃母、玉、轩辕、积石、长留、章莪、阴、符惕、三危、、天、泑、翼望十四山，途长四千二百三十里，比昆仑东部伸展了一倍多。方向一直是正西。故事较东部为少。

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

“首”即篇。作者说这一篇里有“二十三山，”实际只有二十二山，大概他把乐游、蠃母间的流沙也误算进去了。他说“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实际只有六千六百四十里，如果不是他算错，也许多出的一百零四里是穿过昆仑山座的行程。《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方八百里。”即是说它一面长二百里。《山经》作者也许想得没有这么大，所以多算进百余里也就够了。“其神状皆羊身人面”，或者即是牧羊的氐、羌的象征。篇中的神不作这样，乃是举出几个特殊的。古时祭山或曰“旅”，或曰“望”，或曰“封”，每一国都有固定的祀典。“吉玉”，郭《注》：“玉加采色者也。”那时祭祀用璧，或沉于水，或埋于地。“糈”，毕《注》：“当为‘’。《说文》云：‘，祭具也。”’这也可见《山海经》本是一部巫师的书，所以它对于祭祀这般注重。

《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业已叙述完毕，其中的故事确实恢奇可喜，宫阙园囿更是极其伟大，但昆仑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可不容易断说。《西次三经》中所见地名已有五十，加上他文所连及的便要近百，我们从这些地名里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女魃居于赤水的北面，使得那边雨量稀少，所以说昆仑在西北是不错的。但它究竟坐落在西北哪里，甘肃呢，青海呢，新疆呢？说甘肃也像，因为东北有伊克昭盟的沙漠，正北有阿拉善旗的沙漠，这正是《山海经》里的流沙。而且河水所经，也好作河伯冰夷的都城。张掖有弱水，玉门有黑水，岂不使祁连稳做了昆仑。说青海也像，因为黄河、长江现在都证明发源在那边，而长江可能就是赤水。柴达木的一大片沮洳地区正可作“自峚山至于钟山，其间尽泽”的解释。至于积石一山，从来又都说在甘、青交界间的。说新疆也像，没有地方比新疆出玉再多的了，而昆仑区中二十二山，写明出玉的已有峚山等十二山，尚有未写明的，例如钟山，《穆传》和《淮南》都说它是有名的出玉之地，甚至稷泽里也出，昆仑的树上也生。沙漠又不少，白龙堆咧，塔里木大戈壁咧，都可以指作流沙。所以拿现在的地理记载来看这昆仑区，甘肃、青海、新疆三省都有些像，但都不能完全像。这真是古人传给我们的难题，教我们怎样去解答？在这无可答复中我们勉强作的答复，便是：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这些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其地理则确实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神话传说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时起了很多变化，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我们现在要问一个明白，可是为了古代材料的湮灭，无可着手，也只得从《山海经》问下来，下面诸章，当循着它变化的次序，从战国起，逐渐问到清代。

本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四、《庄子》和《楚辞》中的昆仑

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的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这个神话世界的故事和人物，在它的流传过程中，有的又逐步转化为人的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此，探索昆仑与蓬莱这两个神话系统的流传与融合，对揭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回复古史的原来面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昆仑的神话什么时候开始流衍到中原虽不可知，但由于《尚书》的《禹贡》里已有了一点，而《左传》和《国语》里则逐渐增多了，因此可以说在两周时就已经零星地传了进来。至于有系统地介绍，怕须待至战国之世，否则在发抒情感的《诗经》里为什么找不出多大的证据，只有很少的一点，“旱魃”。而一到战国诸子的诗文里就大规模地采用了呢？

昆仑的神话所以在战国时期大量地流传到中原，一是由于秦国向西拓地与羌、戎的接触日益密切，从而流传了进来；一是由于这时的楚国疆域，已发展到古代盛产黄金的四川丽水地区，和羌、戎的接触也很频繁，并在云南的楚雄、四川的荥经先后设置官吏，经管黄金的开采和东运，据徐中舒同志的《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跻的关系》，《思想战线》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因而昆仑的神话也随着黄金的不断运往郢都而在楚国广泛传播。

在现存的中国古书里，最先有系统地记载这些神话的是《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昆仑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很多古代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禹杀相柳及布土、黄帝食玉投玉、稷与叔均作耕、魃除蚩尤、鼓与钦杀葆江、烛龙烛九阴、建木与若木、恒山与有穷鬼、羿杀凿齿与窫窳、巫彭等活窫窳、西王母与三青鸟、姮娥窃药、黄帝娶嫘祖、窜三苗于三危等故事，都来源于昆仑。山上还有壮丽的宫阙，精美的园囿和各种奇花异木、珍禽怪兽。而保持长生不死，更是昆仑上最大的要求，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用了疏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制成不死的药剂。凡是有不当死而死的人，就令群巫用药把他救活。这真是一个雄伟的、美丽的、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哪能不使人向往这一神话世界呢！

在战国时代里，《庄子》是最高的哲学表现，其正确性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谈。《楚辞》是最高的文学表现。这两部书中常常提到“昆仑”，《山海经》中的人名和地名收罗得很不少，可见《山海经》一类的书必然为当时的作家们所见到或熟读。中原人的思想本来非常平实。章炳麟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孔教议》。我们从几部经书看来，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感想。昆仑神话中的那种神奇俶诡的故事和那么美丽的远景闪烁映现在人们的眼前，骤然开辟了一个新开地，平添了许多有趣味的想像，这多么使人精神振奋！

同时，海洋的交通也萌芽了。《孟子·梁惠王下》说：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转附”，即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北的芝罘岛。“朝”，据清焦循《孟子正义》，即秦始皇所登的成山，今山东文登县东的召石山。“琅邪”，令山东日照县东北的琅玡台。齐景公在位是公元前五四七至四九〇年，可知在前六世纪，齐国的海上交通已极畅利，所以齐君也不感觉波涛的危险而想绕山东半岛航行一周了。又《庄子·山木》云：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令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愈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

这固然是一篇寓言，然而一定要有了海上交通，作者乃得这般地夸夸其谈。文中说“南越”，指今广东和越南一带；说“涉于江而浮于海”，可见当时由中原到南越的人是由长江入海的。为了那时南方的海道畅通，所以古书里说到南方的少数民族就常常提起“交趾”，或称为“南交”。《尚书·尧典》。可见航线已扩展到南海的东京湾了。《海内经》提起“天毒”，即印度，可见更扩展到印度洋了。《庄子·消遥游》里说“北冥”的鲲化而为鹏时：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般阔大无边的想象，一定是亲历海洋生活的人在窈冥无极之中所寄托的玄想。燕、齐、吴、越等国由于沿着海岸，常有人到海里去做探寻新地的冒险工作；就是没做这工作的人也常常会看到样子特别的外国人，听到许多海洋景物的描述，于是有了《齐谐》一类的志怪之书；再加上巫师们传来的西方昆仑区的神奇故事和不死观念，于是激起了他们“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和求仙的欲望，而有了“方仙道”。《史记·封禅书》说：

宋毋忌、正伯侨、〔充尚〕（元谷）、羡门〔子〕高、〔最后〕（聚谷）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这些人都是燕国人常常称道的“仙人”。“充尚”，《汉书·郊祀志》作“元尚”，而《列仙传》中有“元俗”，所以沈涛说：“‘谷’，‘俗’之渻。篆书‘谷’字与‘尚’字相近，讹而为‘尚’”。《铜熨斗斋随笔》。“最后”，王念孙以为即是《文选·高唐赋》里的“聚谷”，他说：“‘聚’与‘最’古字通，‘谷’有‘彀’音，‘彀’与‘后’声相近。”《读书杂志》三之二。什么是“形解销化”呢？《集解》引：

服虔曰：“尸解也。”张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则变化也。今山中有龙骨，世人谓之龙解骨化去。”

可知他们修炼的目的是要由人变而为仙，而变仙的方法则是把灵魂从躯体里解放出去。一经成了仙，就得着永生了。做了仙人该住在哪里呢？《封禅书》说：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这是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的时代已经派了许多探险家到海里去寻求“仙山”了。依据今日的考定，威王在位为公元前三五七至三二〇年，宣王为前三一九至三〇一年，昭王为前三一一至二七九年，这时代是前四世纪的前半至前三世纪的后半。蓬莱等三神仙，传说是在勃海中，那边住着一批仙人，同昆仑一样，有壮丽的宫阙，珍异的禽兽，还有最贵重的“不死之药”。但是没有脱胎换骨的凡人是去不了的，他们虽然已在船上望见了灿烂如云的美景，可是到了那里，三神山就潜伏到海底去了，风又把船吹走了，这岂不同昆仑一样地“可望而不可即”。不过凡人固然到不了，可是这“不死之药”的引诱力实在太大，所以国王们还是派人去寻找。这寻找三神山的活动延续了二百余年，直到秦始皇、汉武帝时还有更亟剧的进展。

我们在细细读了《山海经》之后再来看这些话，可以说西方的昆仑说传到了东方，东方人就撷取了这中心意义，加上了自己的地理环境，创造出这一套说法。西方人说人可成神，他们的神有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等，是住在昆仑等山的。东方人说人可成仙，他们的仙有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等等，是住在蓬莱等岛的。西方人说神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神泉”，另外还有不死树和不死之药；东方人说仙之所以能永生，是由于“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另外还有“形解销化”，并藏着不死之药，所以“神”和“仙”的名词虽异，而他们的“长生不老”和“自由自在”的两个中心观念则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东方的仙岛本由西方的神国脱化而出，及其各自发展之后，两种传说又被人结合起来，更活泼了战国人的脑筋，想在现实世界之外更找一个神仙世界。庄周和屈原都是最敏感的人，庄周居于宋、偏近东方，把这两种说法都接到了。屈原居于楚，在郢都可以听到大量关于昆仑的神话，所以他的书里多说昆仑；至于东方的传说则因他受了地理环境的限制，没有海和岛可以接触，这故事不易传入，就不提了。这是他们两人的作品中很不同的一点。

庄周的生卒年都不可考，只有一件事情约略可以决定他的时代。他和魏相惠施是好朋友。依据《魏策》，魏惠王在马陵大败之后，屈节事齐，是出于惠施的主意；马陵之战在魏惠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三四三年，齐、魏会徐州互致王位在魏惠王后元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惠施仕魏的时间定了，庄周的年代也就可推定，他是前四世纪的人。屈原的事迹也很茫昧，清代人根据了《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考定他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三四三年。又据《楚世家》，怀王十八年，屈原使于齐，回国时他劝怀王杀张仪，这是公元前三一一年。从这上面，可见他和庄周是同时代的，都是前四世纪前半叶的人。

这两部书里，少数是由他们亲自动笔的，多数则是些思想和文艺倾向差不多相同的人写了而夹杂在他们著作里的。我们现在极该做些分析作者的工作，可是一时还做不好。大概说来，这是前四世纪前半到前二世纪后半约莫二百年中的哲学和文学作品的汇合。在这时期中，“昆仑”和“蓬莱”的神话正风靡着一世。

《庄子》里最多说到黄帝，而黄帝不离乎昆仑。《外篇·至乐》说：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

唐时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时李颐《庄子集解》云：

“支离”，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识化也。“冥伯之丘”，喻杳冥也。卷二十七。

这条有三个人名而作者造了两个，有两个地名而造了一个，寓言的成分够重了，但是昆仑和黄帝是变不了的故事的核心，他不能杜造。又《内篇·大宗师》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他把得道的人说了一大串，而这些人都是出于《山经》的“西山”和“北山”、《海经》的“西荒”和“北荒”的；换句话说，即都是些昆仑区的神人。陆氏《释文》引晋时司马彪的《庄子注》说：

“堪坏”，神名，人面兽形。《淮南》作“钦负”。卷二十六。

清时庄逵吉《淮南子校本》引钱坫说：

古“丕”与“负”通，故《尚书》“丕子之责”，《史记》作“负子”。丕与负通，因之从丕之字亦与负通也。《齐俗》。

“钦”与“堪”皆齿音，“丕”与“负”皆唇音，故得相通。这位堪坏即是《西次三经》钟山条中的钦。因为钟山离昆仑不远，所以说他“以袭昆仑”。肩吾，即陆吾，司昆仑的神。郭璞《山海经注》：

（神陆吾司之）即肩吾也，庄周曰：“肩吾得之以处大山”也。

西王母所居的“少广”，它书未见。《释文》云：

司马云：“穴名。”崔晋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究不知哪一处说得对头。按《海内经》云：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这少广一名恐即是都广的分化。都广为素女所出，少广为西王母所居，同为女性，故有如此相似的地名，亦未可知。其余几位，则冯夷是河伯，见《海内北经》；颛顼是北方之帝，见《淮南·天文》和《礼记·月令》；禺强是北海之神，见《大荒北经》。

又《外篇·天地》说：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这是庄子的哲学。他作一个比喻，以为要想得到真的道，玄珠。知识知。是靠不住的，聪明离朱。是靠不住的，力量喫诟，司马彪曰：“多力也。”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那不用心的人（象罔）才会得抓住。这即是《养生主》所说的“官知止而神欲行”，故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什么事情都不是勉强可以做到的。“知”和“象罔”是庄子或其信徒们造出来的人名，象征它一有知，一无知。“离朱”，则是《山海经》上的动物，给庄子或其信徒借用了。《海外南经》云：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雌豹、离朱、视肉、吁咽。

郭《注》释“离朱”道：

木名也，见《庄子》。今图作赤鸟。

他是看了图而作注的，图上的离朱分明是一头赤鸟，他为什么要解作木名？原来《海内西经》说昆仑虚时，有

开明北……有离朱木禾柏树。

一句话，他读作“离朱木”与“禾柏树”二物，“离朱”下既有“木”字，所以他解作木名。其实上文已有“木禾长五寻”的话，可知“离朱、木禾、柏树”是三件东西，离朱还应当从图而作赤鸟。在《海经》的许多动物里，离朱可说是最交运的一个。第一个说到它的是《孟子》：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离娄上》。

它在那时已由赤鸟而化为人了，所以汉赵岐注道：

“离娄”，古之明目者，黄帝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因为他是跟着黄帝从昆仑区来的，所以便称为“黄帝时人”。“朱”和“娄”都是舌音，故得相通。《大荒南经》和《北经》并作“离俞”，也是这个缘故。此外，《庄子·骈拇》也说：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

《淮南·原道》也说：

离朱之明，察箴针。末于百步之外。

《列子·汤问》也说：

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为“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眥，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

有了这许多处的宣传，于是他真成了“黄帝臣，明目人”了。这明目的故事想来是原有的，因为鸟类的眼睛最明，也看得最远，一只鹰盘旋在高空里即能望见地上的一头小鸡而予以搏攫，想来离朱必有更超越的眼力。“喫诟”，疑即《山海经》里的“窫窳”。“窫”与“窫”，“诟”与“窳”，声并相近。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么，窫窳本是“龙首、食人”的动物，也被庄子拉作了最有力气的人了。

因为庄子造出一个名“知”的人，所以《外篇》里还有一篇《知北游》，说：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

这个寓言是《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演义。除了知外，这里又造出“无为谓”、“狂屈”两个人名和“隐弅之丘”、“狐阕”两个地名，使得寓言更具体化。但是昆仑的背景依然可以看出。“玄水”，即黑水，不必说。至于“白水”，《离骚》说：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

阆风是昆仑的一部分，所以白水也即在昆仑。《淮南》云：

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御览·地部》二十四引，与今本异。

昆仑上面有黄、赤、黑、青、白五种水，所以《河图·括地象》说：

昆仑山……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

五色的水，这篇提了两个，也是千变万化不离其宗的一个证据。在这个寓言里，黄帝不是神而是哲学家，正像在《穆天子传》里，西王母不是神而是好女子了。见下章。把神奇的故事人情化，这是战国时人的聪敏的改造。但无论如何改造，总洗不掉昆仑区的色彩，供我们批根发伏。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在怀王朝做大夫，忠心耿耿，想贡献他的全部力量给国家，把这祖国搞得好好的。没奈何谗佞当道，尽量说他的坏话；怀王是个庸主，耳朵根软，渐渐地对他疏远了。他气得发疯似的，欲留既不可，欲行又不忍，在十分苦闷之中写下了一篇《离骚》，成为世界上不朽的文学作品。在一部《楚辞》里，也只有这一篇我们可以确实相信是屈原作的。

《离骚》篇中，说他得不到女媭传说是他的姊。的谅解和同情，被她骂了一顿之后，他为了要接受帝舜的指导，就济沅、湘而南征，到了苍梧，这是楚国人把它认作舜葬所在地，正同把洞庭湖中的君山认作舜二妃墓所在一样。《海内南经》说：

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

又《海内经》说：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

他到了舜的陵前，把满腹牢骚向舜吐了，在还没有得着舜的回答时，他自觉心中已洞豁，不待解说了，那时埃风忽起，他就乘龙驾凤，在天空里飞行起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班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天空中的游行多么痛快，早晨从苍梧动身，由西南向西北，旁晚便到了县圃，已是昆仑的中层了！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原是为找同心的朋友的，可是在这段漫长的行程里竟没有找着一个，而已迫近落日的崦嵫山了，所以他命令御车的羲和按住鞭子，慢慢地走着。“羲和”在《山海经》里是太阳的母亲。《大荒南经》道：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据《后汉书·王符传》李《注》改。

“帝俊”是上帝之一，所以他的妻羲和能生十日。为什么说“东南海之外”？因为太阳是每天从东南方出来的。为什么说“十日”？因为古人纪日用十干，那时的人认为“甲”日的太阳是一个，“乙”日的太阳又是一个，……因而产生出这个神话。为什么说“浴日”？因为太阳初升，从水里冒出来，好像洗了一个澡似的。《淮南·天文》云：

日出于〔呖〕（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据《〈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改。

即是说的这件事。又因太阳天天东升西落，所以发生了羲和为日御车之说，《离骚》所言即由此来。待至这个故事传进了儒家，羲和又变为尧、舜时的占候之官，而且一拆拆成了四位。《尧典》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尧因为耕稼之事是民生最基本的工作，知道必须定出一个正确的“农历”来才可使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轨道，所以他就按照东、南、西、北四方，把羲、和四弟兄派到极边，测候日影，定出二分、二至，正了四时，又以日和月的差数定出闰月，规定了一切工作的标准。从此羲、和脱离了《山海经》的神话生涯而成为研究太阳运行的天文历法家了！这一变真变得厉害。再说，《尧典》这段文字不但“羲和”一名来自《山海经》，即所谓“厥民析”等话也来自《山海经》。《大荒东经》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有神）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改。“东方曰折”，郭《注》“单吁之”，吁通呼，谓神名“折丹”以单字呼之则曰“折”。

这个“折”即是“厥民析”的“析”的异体，原来是东方的神名，管东极的风的，所以《尧典》里就把他变作了农业方式，放在东方羲仲那边，说是人民到了春天就该分散开来，从事耕种了。又《大荒南经》道：

南海渚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南方的神名“因因乎”，他管南极的风，所以《尧典》里把“厥民因”交与南方羲叔，说是到了夏天，农事愈忙，老弱的人也该帮着壮年人一起工作；因者，就也，就是说老弱的人们跟了下田了。又《大荒西经》道：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西方的神名“石夷”，他不但管西极的风，并且管日月的长短，这又是“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由来。《尧典》里把“厥民夷”托给西方和仲，说秋天收成之后人民该安静了，夷者安也。又《大荒东经》道：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据郝懿行《山海经订讹》引洪颐煊说改。

北方的神名，他兼处东极司日月的短长，所以《尧典》里就改用了一个同声字而曰“厥民隩”，吩咐北方和叔，说冬天来了，人民应当聚居室中，避免风寒；“隩”者，奥也，“奥”者，室中西南隅也。《尧典》中口口声声所说的“厥民”，一考它的根源乃是《山海经》中的四方风神名，这叫人看了怎不奇怪。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儒家利用了流行的神话，改造为民生日用的经典，他们的改头换面的手段是这般使用的。这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把新意义输入了旧名词。其后四方之风扩大为八方之风，就成了《吕氏春秋·有始览》及《淮南·地形》的一套，全用了理智的名词重新安排过。把《山海经》的四方之风合于甲骨文及《尧典》的四方之风，见胡厚宣同志的《四方风名考》，收入齐鲁大学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

以上一段拉的远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离骚》。羲和替屈原驾了一天的车，终究没有给他找到一位同心的朋友，所以第二天的清早，屈原就在太阳出来的地方饮了马，折下一条“若木”当作鞭子，打着这辆太阳车又走了。他这回多带了两神，前导的是月御“望舒”，后拥的是风伯“飞廉”，不论白天晚上都走得。来迎迓的飘风和云霓，乍离乍合，忽高忽低，何等好看。可惜旅行虽顺利，而一到上帝的“闾阖”天门又碰上了阍人一个钉子，这人倚在门口爱理不理地把他挡住。屈原既不能排闼直入，就只得失望地离开了。在这段文字里，“县圃”、“闾阖”、“咸池”都是见于《淮南》的，“扶桑”、“若木”、“崦嵫”都是见于《山海经》的。不过把“扶桑”和“若木”放在一处却是他记错了，“扶桑”原是东极的大树，“若木”则是西极的大树。

他饱受了帝阍的奚落之后，转念一想：去找一个异性的伴侣吧！于是他先去追求“妃”：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妃之所在，

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其远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于洧盘。

他登上了昆仑的高丘，向远处一望，忽然流涕了：为什么这里没有好女子呢？他在黄帝宫里折下玉树一枝，结在带上，心里想着：趁这美丽的花朵还未落的时候把它送给下界的美女吧！他就命令雷师丰隆去寻求妃；解下带子，又叫蹇修去做媒人。说到这里，就得先讲妃的故事。《天问》说：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汉王逸《注》：

“雒嫔”，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羿又梦与雒水神宓妃交接也。”

这里所谓“传”，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部书。宓。妃为雒水之神，依《天问》说，她是羿的妻，依王逸说则羿不过梦中和她交接过。这就是曹植《洛神赋》的由来。“洛”，本作“雒”，魏文帝改，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这个故事的详细情形现在已不可知了，但因为是羿的事，所以下文就说“夕归次于穷石”。《左氏·襄四年传》：

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说穷石是羿的都城，所以称为“有穷后羿”。《淮南·地形》云：

弱水出自穷石。

既为弱水所出，这故事又该流衍自昆仑区了。“洧盘”，王逸《注》引《禹大传》云：

洧盘之水出崦磁山。

《禹大传》不知何书，是不是即《禹本纪》？古书亡佚太多，现在查不清了。屈原本想夺取羿妻，但他终因谗人的毁谤，被她拒绝了。于是他又想到有氏之女，可是有高辛在，也不方便；又想到有虞氏之二姚，但也有少康在。他不得已，到灵氛巫名。那里去占卜。灵氛劝他还是快些到远处去走走才好，于是他又上车，作第三度的旅行：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他这回更阔气了，八条龙拉了一架象牙车，从天河里起程，云旗飘飘，一转眼就到了昆仑，在流沙、赤水之间舒舒服服地行走；他叫随从的一千辆玉车先到西海旁等着，自己停了下来，奏着《九歌》，舞着《九韶》，且以忘优。这《九歌》和《九韶》的典故也出在《山海经》上。《海外西经》道：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九代。

郭《注》：

“九代”，马名。“俦”，谓盘作之令舞也。

这一定是据图作解的。但郝懿行《笺疏》据《淮南·齐俗》说“夏后氏……其乐《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以形近而讹变。又《大荒西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郭《注》：

“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九辩》、《九歌》，皆天帝乐名也，开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

他为什么说“窃以下”呢？因为《归藏》是这样讲的。郭《注》道：

《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又曰：“不可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义具见《归藏》也。

《归藏》已佚，这段文字颇不好懂，但其由偷窃而得则义甚明。夏后启汉人避景帝讳改“开”。献了三个美女给上帝，却从天上偷了《九辩》和《九歌》两大套乐谱下来，就在大穆之野里尽量享受，连骏马也训练得会跳舞了。《九招》，即《九韶》。这件事载在《海外》和《大荒》的《西经》，也该是昆仑区的故事。这一区的故事真收拾不尽呀！在战国，这故事成了当时盛传的音乐史上的大事。《墨子·非乐》道：

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应作“锵锵锽锽，管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天用弗式。”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说改。

《古本竹书纪年》道：

启登后九年，舞《九韶》。《路史·后纪三十》引。

《离骚》在屈原告舜的话里也说：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夫家哄）。据《读书杂志·余编》王引之说改。

又《天问》说：

启〔棘〕（梦）宾〔商〕（天），《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依朱熹《楚辞集注》说改。

可见这必定是两套极好听的乐曲，所以夏后启要从天上偷下来“夏”通“下”，《公》、《穀》僖二年《春秋》“虞师、晋师灭夏阳”，《左氏》经作“下阳”，可证。之后就尽量地放纵娱乐，弄得到他死后，儿子们会在家里闹了起来，害得母亲一气成病，刘永济说：“‘屠’乃‘瘏’之讹；瘏，病也。”疆土也被人分割了。这真像是唐玄宗《霓裳羽衣曲》的前身！这时屈原虽然在“黄连树底下操琴”，苦中取了一回乐，然而他在昆仑高头望见了旧乡，他心中又空虚了，觉得享乐不是一个归宿，所以他结尾说：

己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就决心离开了人间。“彭咸”，以前的注家都说是商的贤大夫，氏彭名咸，谏君不听而投水以死的。其实不然，这就是《山海经》里的“巫彭、巫咸”，是孔丘、墨翟以前的圣人。

《离骚》说到的昆仑大略如此。其次再论《九歌》，它本是楚国祀神的乐曲，因为楚国的神灵大抵在南方，所以用不着把昆仑作为文章的背景。只有《河伯》一章说：

与女汝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黄河发源昆仑而入海，将入海时分作九道，名为“九河”，所以作者穷源竟委，把这两个地名都写了进去。《海内北经》道：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

冰夷为河伯，也写作“冯夷”，他乘的是两龙，所以《九歌》里也就说他“驾两龙”。

《天问》是一首对故事发问的歌，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因为它开始问的是天，所以称为《天问》。按近代民间歌谣里有一种叫做“对山歌”的，两人对唱，一问一答，看来《天问》该是这类体裁，所以柳宗元便根据它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一篇《天对》。可惜古代的故事失传的太多，其中许多问题我们已没法懂得，柳氏所答的也许答非所问。大体说来，这篇文字的前半问的是神话，后半问的是历史。这神话部分大都即是昆仑区的故事。文中先问洪水，说：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这几句即是《尚书·尧典》里说的：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他问鲧既不能当治（汩）洪水（鸿）的大任，为什么许多人（师）把他推举（尚）出来？既经尧反对用鲧，而大家还说不妨让他试一试，尧为什么不先小试（课）他一下，竟把全部责任交给了他呢？次说：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

鸱龟曳衔的故事现已没法弄清楚。刘永济《王逸〈楚辞章句〉识误》云：

“听”乃“圣”之通假字。问意，盖谓鲧之治水有鸱龟曳衔相助之祥异，果何圣德所致邪？言外有反质鲧能致此祥异，何以卒被帝刑也。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二卷三号。

这是一个可能的想法。“顺欲成功”，似即指“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这原是鲧得意的手笔，所以问道：他既已顺了自己的主意而成功了，何以上帝还要加刑于他呢？《尧典》中说舜

殛鲧于羽山，

就是“永遏”。而又云“三年不施”，施是什么？看《左氏·昭十四年传》：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杜《注》以“施”为“行罪”，则此问似是说为什么三年不杀，与《海内经》所说的“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不同。至于“伯禹腹鲧”当是禹为鲧所腹。《诗·小雅·蓼莪》云：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腹”是怀抱的意思。这问的是禹既是鲧子，父子间所行的治水方法本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差别，何以成败竟会这样不同（变化）了呢？因此再问：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这是问禹治水的事。禹继续父功，用的还是把息壤填洪水的老方法，所以说“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寘”，即填。《淮南·地形》说：

凡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这就是对于《天问》这条的最适当的回答。因为息土是自生自长之土，长之不已，不但有了平地，而且还拥出了许多名山。他问：“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则”，区画也，“坟”，高起也，即是说九州里山陵和高原是怎样来的。“应龙”见《大荒东经》和《北经》，都说他杀蚩尤与夸父事，却无“画”字。王《注》云：

“历”，过也，言河海所出至远，应龙过历游之而无所不穷也。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径当决者，因而治之也。

洪兴祖《补注》道：

《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冀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

这句话倘果出在《山海经图》里，大足补今本《山海经》的缺佚。“康回”一事即指共工。按《尧典》云：

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又《左氏·文十八年传》云：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

杜《注》谓“穷奇”即“共工”。按《尧典》的“静言庸违”当然是《左传》的“靖谮庸回”的异写，都是说他处静则造言生事，致用则回邪乱政。《天问》的“康回”又是“庸回”的讹文，这是把共工的品性解做了他的名号了；但也说不定先有了“庸回”一名，再意义化了而说他有“靖谮庸回”的品性。《天问》这事该列上文而却放在此地者，大约为了凑“成”和“倾”的韵脚。下又问：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化为黄熊是鲧的故事。《左氏·昭七年传》：

郑子产聘于晋。……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

“黄熊”一作“黄能”。《经典释文》云：

“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亦作“熊”，音雄，兽名。能，三足鳖也。解者云：“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一曰：“既为神，何妨是兽。”案《说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属，足似鹿。”然则能既熊属，又为鳖类，今本作“能”者胜也。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白及鳖为膳，斯岂鲧化为二物乎？卷十九。

照这里所说，这“熊”字可作三种读法：（1）熊；（2）熊属的能；（3）三足鳖的能。奴来反。前二种是陆栖，后一种是水栖。看“入于羽渊”的话，似乎后一说对。《天问》说“巫何活焉”，见得鲧死后给群巫救活，好像昆仑门外的窫窳一样。下句说鲧疾，因为这故事没有传下来，所以没法讲，只知道“莆雚”即是“萑苻”，是泽中的草。此事就文字看，似乎鲧当病时，把秬黍和莆雚一并吃了，使得他的病延长了下来。刘永济说：

盖叹尧欲遍种秬黍，乃惑于莆雚，何以屏弃鲧于遐方，致其功用不成，而反恶名长满，盖亦深惜之之词也。“秬黍”，“莆雚”，皆喻言，非实事。《王逸〈楚辞章句〉识误》。

这也是可能的解释。刘氏说屈原对于鲧的婞直亡身最表同情，引以与自己的遭谗远放同样感慨，所以有这一说。

于是问到了昆仑的本身。文云：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这些发问和《淮南·地形》文字是契合的。我们只须根据《地形》而回答，说：县圃在闾阖之中，增城高万一千里。至于“四方之门”，不知是指昆仑的四方呢，还是天下的四方？若是昆仑的四方，则《地形》说：

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门九纯，纯丈五尺。

若是天下的四方，则《地形》说是：

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

这八门之风，《地形》也说：

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

然而在昆仑里却只说了：

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

似乎八门八风可就远近而分成两套。可是在八极里，“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在昆仑里也是“北方开以内不周之风”，又似乎只是一事，这可以看出他们思想中的迷离惝恍的状态。然而《天问》所问的西北所通之气必为“不周之风”无疑。下面又说：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烛龙”见《大荒北经》，它是“烛九阴”的。郭《注》引《诗纬·含神雾》云：

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精以往，照天门中。

这可见日所不到的地方是西北隅。“若木”亦见《大荒北经》，云：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

《淮南·地形》又加以补充，说：

“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我们把《天问》的话看若木，知道在太阳未出时，是由若木的花所发出来的赤光照着下地。它的花何以会有赤光？乃因处于西极，为落日所止，那里既挂了十个太阳，所以树也照赤了，花也照赤了。这和烛龙的光同样可做太阳的辅助。若木附近有“九阴山”也和烛龙的“烛九阴”有关。又问：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玄趾”是“交趾”的误文。交趾即交胫，见《海外南经》。其西不死民，《经》谓“寿不死”。《海外西经》又有轩辕国，“不寿者八百岁”。不知作者问的是哪一处？黑水的发源地离三危不远，据《禹贡》说，它流入于南海，则是离交趾也不远，三个地方一起问，就为着这个缘故。

《天问》此下大抵顺了夏、商、周的历史故事设问，其提及羿的有下列诸句：

羿焉日？乌焉解羽？……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冯珧利决，封是，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革而交吞揆之？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

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羿的“日”和“射封”，俱见《淮南·本经》。传说日中有乌，故《淮南·精神》说：

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

高《注》：

“踆”，犹“蹲”也，谓三足乌。

《春秋纬·元命苞》也说：

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文选·蜀都赋〉注》引。

他射下九个太阳，即是杀死九头乌，故问这些乌跌毙在哪里。羿以天神的身份为天下除害，故这里说他“革孽夏民”，“夏”通“下”，即是为下民革掉忧患。“射河伯”等事已见本章上文。“献蒸肉膏”事不见他书，从这段文字看来，可以知道他后来失欢于上帝，所以虽献蒸肉之膏而上帝仍不乐意他。浞杀羿见《左氏·襄四年传》：

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

这里说“浞娶纯狐，眩妻爰谋”，可见夺国的事是他们夫妻的合谋。“交吞揆之”，洪氏《补注》说：

羿之射艺如此，唯不恤国事，故其众交合而吞灭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

“阻穷西征”，“阻”读为“徂”，往也。他到西方去，先到他的穷邑。看下文“安得良药不能固臧藏。”，知即《淮南·览冥》所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的事，则“阻穷西征”当即到西王母处请药。“岩何越焉”，即《海内西经》所谓“昆仑之虚……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言羿越昆仑之岩以到西王母处。本段参考童书业《〈天问〉“阻穷西征”解》，《古史辨》第七册下编。

《天问》中和昆仑有关的话大略如此。在这些话里，可知《山海经》所记的昆仑的神话传说实在不够，须用《天问》作补充的正多。可惜《天问》的文辞太简，我们对于这些字句还不容易读懂咧！

一部《楚辞》，以《离骚》、《九歌》、《天问》三篇为最早；《九歌》和《天问》未必出于屈原，或尚在《离骚》之前。在这三篇里，我们可以看出：昆仑传说是早传到楚国了，楚国人的构思和作文已很自然地使用这传说了。可是处于燕、齐间的方仙道却还没有传去，所以这里没有一点儿仙人和蓬莱的成分存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使我们知道蓬莱传说的发生远在昆仑传说之后。

但屈原以后，这个分野就没有延长下去。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白起拔郢，楚迁于陈之后，到考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一。又徙寿春，从此《楚辞》成为东方的正宗文学，当然接受了东方的神仙思想。试举《远游》为例。它说：

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

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好像也同屈原一样，上了昆仑。可是又说：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

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

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

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

轩辕是西方的神人，王乔是东方的仙人，这位作者因为攀不到轩辕就想同王乔娱戏了。在昆仑区里希望不死，是要“食玉膏、饮神泉”的，可是在蓬莱区里却变成了“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什么叫做“六气”？王逸《注》引《陵阳子明经》道：

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秋食沦阴，沦阴者日没以后赤黄气也。冬饮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夏食正阳，正阳者南方日中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是为六气也。文句依《楚辞补注》所录。

这是把季侯、朝晚和呼吸的空气作一个严密的分配。要能常呼吸这六种气，就可修到仙人的境界。《庄子·刻意》也说：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他们要对着太阳光和云霞（沦阴）行深呼吸，又饮露水或水气（沆瀣）来“吐故纳新”，同时还做柔软体操，像熊的攀树引气（熊经）和鸟的嚬呻（鸟申）来帮助呼吸的运用，这就叫作“导引”，可以保持神明的清澄，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庄子·大宗师》说：

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真人是得道的人，他们的呼吸是从脚跟上起的，可见其用力的深澈。又《逍遥游》说：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这位神人所以能永远保持着美少年的丰度，就因为他“不食五谷”和“吸风饮露”。不食五谷是除粗秽；吸风饮露是入精气。这和昆仑山上还种着高大的“木禾”，意义恰好相反。《远游》作者心目中的标准人物是王乔，又称为王子，他大概是春秋时周灵王的太子名为晋的。这人早慧而不寿，有仙去的传说。《逸周书》里有一篇《太子晋》，说：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请归声、就，复与田。……”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师旷见太子。……王子曰：“……吾闻汝知人年之长短，告吾！”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王子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他只活了十七岁，而早知自己的死期，可见其具有神性。又因他的地位优越，所以被民众捧作了仙人。《列仙传》说：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后乔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山头！”果乘白鹤驻山顶，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这直是肉身成仙，白日飞升。比较上文，《逸周书》说他死去，岂不是唐突了他。然而《远游》是谁作的呢？按文中说：

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

我们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踢之甚厚，令乃诽谤我！……”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上文三十二年称“韩终”，三十五年称“韩众”，知道即是一名，因同音而异写。他是秦始皇时的方士，骗了始皇的钱，一去不还，后人就说他仙去了，结果却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远游》里羡慕韩众，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又文中说：

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於微闾。

“太仪”是天帝之庭，“於微闾”即医无闾山，在今辽宁省的阜新、北镇两县间。照这句话看来，恐怕还是出于燕国人的手笔呢。

从此《楚辞》家抒写情怀，总把昆仑、蓬莱两区的文化合并在腕下。例如庄忌的《哀时命》：

愿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

瑶木之橝枝兮，望阆风之板桐。

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

这是昆仑区的景物。下文云：

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

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

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王逸本《楚辞》卷十四。

这却是蓬莱区的生活了。在那时替蓬莱区宣传的方士人数多，说话巧，讨人家的喜欢，而宣传昆仑区的巫师就渐渐地落了伍。喜新厌旧，人之常情，这有什么办法！试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

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

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美女而与之归。

舒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

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

皬然白首载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

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

呼吸沆瀣，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他到昆仑的帝宫里所要取得的只是玉女，供他这位色情狂的玩弄。当他看见了西王母的皬然白首和穴处就起了反感，笑她既无伴侣，又不美好，仅有三足乌供驱使也不舒服，心想：这样的长生算做什么，不是成了“老厌物”吗！于是他东归之后，只是呼吸沆瀣而餐朝霞，走蓬莱区里的路线了。西王母所使的本是三青鸟，这里说了太阳里的三足乌，是相如记错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昆仑的失势是命定的。那些巧妙的方士索性把黄帝和西王母也请来作了仙人，在蓬莱区里安置了他们的宫殿，昆仑区就更寂寞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们在这一章里所该知道的，昆仑区的故事传到了东方，东方的文学家无条件地接受了，但哲学家不能这样，他们要加以理想化，使得这班神话人物作了先进的哲学家，实际则要他们做新哲学的宣扬者。尚有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呢，他们也要把这些故事现实化了才肯接受。下面两章——《穆天子传》和《禹贡》——就是要看出他们怎样发挥自己的理性把昆仑区改造了而加入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两部门之中。请读者们次第看下去吧！

本章原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

五、《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中的昆仑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古文籍的大发现，是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在汲县魏王冢发得的数十车竹简。经那时一班学者整理的结果，选取了比较完整的，写定为七十五篇。可惜这些东西受了历代战乱的摧残，逐渐亡佚了。到现在，完全留存的只有一部《穆天子传》，想来是它讲的故事太有趣味，当文学的资料看，因而没有散失。再有一部《竹书纪年》，亏得晋、唐间多被人引据，所以虽然亡掉，近人还可以辑录起来，让我们看一个大概。

周穆王的喜欢旅行，是战国人所常提起的。例如《左传·昭十二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

这位君主何等勇气，要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他的车辙和马迹！他的好奇心使他不满足于王畿的游观而要扩张到很远的地方。

又《楚辞·天问》也说：

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挴，贪也。”这里说他为了贪求宝物，所以要周游寻索，这是他的占有欲发达的表现，和《左传》说的意义有些不同。

司马迁作《周本纪》，在穆王这一代只有根据《国语》，记上他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进谏不听，结果“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再没有提到他远游的故事。可是他在《秦本纪》里却说：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盗）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又《赵世家》里也说：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这两段话大致相同，只是《赵世家》里出多了“见西王母”一语，更可见其行踪之远。他乘了许多骏马，一日驰千里，作西方的大巡狩，是何等的痛快。《穆天子传》这部书不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司马迁未必能见，而这两篇里竟有上列的纪载，猜想起来，或是他从秦史里找到，或当时有如此的传说例如现在民间传说的“正德皇帝下江南”。而他听到的。他所以不写在《周本纪》里，是表示他不信其为确然的事实；他所以还写在《秦本纪》和《赵世家》里，则是表示他犹信其为或然的事实。

《穆天子传》这部书埋在坟墓里近六百年，竹简易烂，所以晋人写录下来时已颇有残缺；他们把古文写为今文，再经传钞、传刻，当然又有些错字。我现在只把书中最重要的和最明白的地方钞出来让读者认识一个大概，好和《山海经》比较。

书里说穆王作一次西北方的大旅行，他的旅行目标似乎有两个：一是看昆仑山的宝玉，一是访问西王母这位女王。他的出发点是洛阳，书上所谓“宗周”；但晋朝人的本子已经脱去了首页，只从现在山西省的东部说起。书上说：

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钘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

漳水和虖沱都是发源山西而流向河北的。钘山，《北堂书钞》引作“陉山”。按《尔雅·释山》：“山绝，陉。”这是说：凡山形连绵，中忽断绝的，叫做陉。这陉便是天然的道路。太行山自南至北有八个陉：第五个名井陉，在今河北获鹿县；第六个名飞狐陉，在今察哈尔蔚县；蔚县西南又有平型关。“型”亦即“钘”的异体。这里所谓钘山，在虖沱之南，自即井陉。“队”即“隧”，为谷中险隘的道路。此后：

天子北征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當（雷）水之阳。……甲子，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

《国语》说：“穆王将征犬戎”，征是征伐；这里说的“北征犬戎”，乃是征行的意义，否则犬戎决不会立即杯酒联欢的。“犬戎胡”，各本均作“犬戎口胡”，似“胡”上有阙文；但看穆王回程时，“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可知胡为犬戎君名，并无脱字。隃，《尔雅·释地》：“北陵，西隃雁门是也。”知即今雁门关。下面就到了河套：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人。河宗之子孙柏（伯）絮且逆天子……先豹皮十，良马二六。……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袆、帔带、曶、夹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马豕羊。河宗曰：“命于皇天子！”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峕（亯）事！’”南向再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珤（宝）……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珤！赐语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以上记穆王到河宗国祭河宗的事。《海内北经》说：“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庄子·大宗师》说：“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齐俗》说：“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冰读PjiΛη，冯读bjiΛη，故可通用；这里作“无夷”，无读mjlu，发音部位亦在双唇，和冰与冯是阴阳对转。是河宗氏分封之国，穆王先到，次到河宗本国。河宗的先祖是冯夷，今君是伯夭。河伯都于阳纡之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说：“阳纡之山，河出其中。”就“绝隃关隥”以至河宗的道路看来，似乎即是现在的大青山。穆王到了那里，拣了一个吉日，行祭河宗的礼。因为河宗的都城在黄河北面，所以他“南向再拜”。在把璧和牲畜沉入河水之后，上帝（皇天子、帝）降临了，河伯大声传下天语，直呼穆王的名，教他从今不要忘记祭享的事，教他到昆仑舂山去看宝贝，又说上帝的赐语不可泄漏。这事大可见出河宗国的神权。下文说：

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烛银、黄金之膏。天子之珤万金。……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乌鸢、鹳鸡飞八百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

在到昆仑之前须作个预备，就是先把《河图》和《河典》请穆王看一遍；《河图》是图，《河典》是说明书。在这两部书里，可以看到有像果子一般的美玉，有光辉如烛的银子，还有明珠、金膏等好东西，还有许多特别而且有用的禽兽。浏览既讫，伯夭就乘了骏马渠黄作穆王的向导了。下文说：

乙丑，天子西济于河口，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天子属官效器……用伸口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耳；狗：重工、彻止、雚、口黄、南口、来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芍及。

“西济于河”之下脱一字，丁谦疑为“原”字，然而那里还不是河源，恐怕是脱了一句别的话。他们从河宗国走了两天即到积石，足见积石即在河套，又在昆仑之东，和《山海经·西山经》说在昆仑西的不同。穆王在那里会集了官司（属官），简阅所得的器物（效器），名马有八，名狗有六，御车的好手有四，这次的长征和畋猎是一定顺利的了。此下看后面所记里数，当经西夏、珠余氏、河首、襄山等地，可惜这记载在出土时业已散失。于是：

戊午……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于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天子于是得玉荣技斯之英。曰：“舂山，百兽之所聚，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口兽，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鸟、青，执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

这一段说的是昆仑和舂山之游，离开到积石南河时已五十多天了。他们从东边来，先到赤水之北，再上昆仑丘。西山经说赤水出昆仑而东南流，与此正合。其后北行，走了四天，到舂山，即县圃所在。从《淮南子》看来，县圃是昆仑的第二层，而此书则在舂山而不在昆仑，这是特异的一点。《西山经》说“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此书说穆王在舂山上得着玉荣，“钟”和“舂”音亦相近，似乎舂山即是钟山；但《西山经》的钟山在昆仑东九百里，和此书说的北行又不同。穆王到昆仑见了黄帝的宫和丰隆的墓，到舂山又见了许多奇禽异兽，并没有像《山海经》上说的众帝众神，这个区域实在算不得神秘。《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读了《穆传》，方知丰隆本是昆仑上的人物。于是他又西去：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丌献酒千斛于天子。……天子……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疑当作原。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口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宝玉之所在，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己卯，天子北征。……庚辰，济于洋水。……壬午，天子北征东还。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孟秋丁酉，天子北征，口之人潜时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闾氏，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于铁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铁山……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草，犬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口。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这是离开舂山以后到达西王母邦以前的一段行程，这条路程线全向西北走，中间经过的国家是赤乌氏、容成氏、剞闾氏、鄄韩氏，经过的大水是洋水、黑水。《西山经》上的四条大川，到这时全经过了。赤乌氏之先季绰是周太王所封，他是太王的璧臣长，又是太王的女婿；穆王在那里取得了嘉禾种。容成氏境内有群玉之山，穆王在那里得了一万块玉石，装满三辆车。这证实了《天问》所谓“巧挴”和“索求”，穆王的占有欲果然是这般高的！剞闾氏境内有铁山。鄄韩氏境内有大平原，动植矿物一概多，又有大套的音乐，可见这是一个殷富康乐的国家。西膜，当是种族之名。华和戎语言不同，中国叫作黑水，西膜叫作鸿鹭，本书作者把音译和义译的名词都写出了。这一段路程，《穆传》作者说是三千里，昆仑山和西王母当然分家了！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这西王母太华化了，竟能和穆王唱和，所作的四言诗大有《诗经》的气息，比了《西山经》里说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差的太远了！弇山，郭璞《注》：“弇兹山，日入所也。”是西土的尽头处了。又《西山经》里说西王母住的是玉山，这里说是弇山，又不曾说其土产玉，这又是不同之处。再从这里看，“瑶池”在西王母境内，而《禹本纪》《史记·大宛传赞》引。说在昆仑山上，也算是不同的一点。

丁未，天子饮于温山。……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爰有陵衍平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得获无疆，鸟兽绝群。六师之人大畋九日……收皮效物，债车受载。天子于是载羽百车。

这是在极西处的一回大狩猎。在三个月的休息和九天的大包围之下，打尽了那边的鸟兽，以致借了车辆来装载，又作一次巧挴索求。自此以后，穆王志满意足地回国了，《史记》所说的徐偃王作乱，赶回来讨伐，在这部书里毫无踪影了。

己亥，天子东归。……癸未，至于……智氏之所处。乙酉，天子南征东还。己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己亥，至于瓜之山，三周若城，阏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积山……寿余之人命怀献酒于天子。……庚辰，至于滔水，浊繇氏之所食。……癸未，至于苏谷，骨氏之所衣被。……丙戌，至于长，重氏之西疆。……庚寅，至于重氏黑水之阿。……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氏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乙丑，天子东征……至于长沙之山。……柏夭曰：“重氏之先，三苗氏之口处。”……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于是取采石。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东南翔行，驰驱千里……至于巨蒐。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人。……戊午，天子东征，顾命柏夭归于其邦。……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水之阿。……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队。……癸酉……南征翔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这是归路的记载。他经过的国家是智氏、阏氏、胡氏、寿余、浊繇氏、骨讦氏、重氏、巨蒐，另走了一条路线。但重氏那边也有黑水，见得和赤乌氏是一同流域而南北分居的。在沙衍里水竭了，穆王只得饮马血解渴，这的确是沙漠旅行极可能遭遇的事实。从柏夭的话里，知道重氏的地方原先是三苗住的。这国中的长沙之山亦见《西山经》，在不周山东。这些国里，玉是没有的，却有两处有采石。《西山经》：“山，……多采石、黄金。”郭《注》：“采石，石有采色者，今雌黄、空青、绿碧之属。”这是天然的颜料，而穆王令重氏之民铸以成器，那就是烧料的琉璃了。自巨蒐以下，回到老路，经过和犬戎。回到钘山，“径绝翟道，”只一天功夫，就从太行赶到了洛阳，宗周。这可以看出八骏的无比速率。

于是穆王把来去两程的里数算一下：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有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有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阳纡，七千里。遂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

他去的时候走一万四千里，回来时只走一万里，大概去路多回旋，归路则径直的缘故。昆仑的东北有“河首”，这名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而也合于《淮南子》的“河水出东北隅”。那时从河套西南行四千里，未到昆仑，已至河首，足见河源所在本无问题，到张骞以后放向远处一猜，才猜出问题来的。

这部古书固然多断烂，传钞亦多误讹，然而它记日子，记方向，记里数，扣得很紧，似乎竟可认为一种科学性的著作。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地方著作的？著作这书的背景为何？书里所写的是否都是事实？这是我们所亟要研究的。现在且写出我的意见。

我以为穆王西巡的故事是秦、赵二国人所传播。秦、赵同祖，前已说到，这一族究竟从哪里来的？试看他们自说。《史记·秦本纪》道：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乌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沂、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候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照这样说，秦为非子之后，赵为造父之后，而两系同出于蜚廉。试更列表以明之：

从这些材料看，可以提出两点：

（1）秦赵是戎族：这看费昌的子孙“或在夷狄”；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其父名“戎胥轩”；申、骆重婚则“西戎皆服”；不废成为骆适则可“和西戎”等话可知。造父居的赵城在今山西西南，霍山之西。孟增住的皋狼在今山西离石县东北，近吕梁山。非子住的犬丘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这些地方本是羌戎的区域。近来有人说秦为嬴姓，嬴姓如徐、江、葛、谷、黄都在江淮流域，因而说秦也是东方民族。然而东方民族可以西迁，西方民族又何尝不能东迁？申、吕、齐、许诸国本居陕西西部而陆续移至河南、山东，就是西方民族东迁的一证。又《后汉书·西羌传》说周宣王“征申戎，破之”，知申侯亦戎，故其女为大骆妻生子成，就要请孝王不废他嫡子的地位以和西戎；而后来幽王废了申后，申侯便联络了犬戎寇周，把幽王杀了。《国语·郑语》说：“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从这些地方看来，申无疑是戎族而接近诸夏的。秦、赵之族当和他们是一类。

（2）秦、赵祖先以畜牧及御车著名：这看大业“佐舜调驯鸟兽”；费昌“归商为汤御”；中衍为太戊御；造父为周穆王御；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及为周孝王主马等事可见。这一族所以特善养马，善御马，为历代王室所喜用，实在就因为他们是戎族，有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培育的缘故。例如现在中国最善于骑马的是马鬃山里的哈萨克族，就因为他们不曾接受华化，可以保存其驰骤旷野的能力，我们要养马时就该邀请他们来干了。秦、赵人既有御马和养马的能力，所以发生了八骏的传说，而归之于造父所御；造父是周穆王的御者，所以穆王就乘了八骏，大出风头，长驱直入西王母之邦，又一日千里驰归救乱了。这是穆王远游的传说的起因。

至于《穆天子传》这部书的出现，我以为在赵国。战国初，赵氏雄主襄子一继位，即向北开拓，吞并了代国，及三家分晋，赵氏所分到的又是北部之地，这正是《左·昭四年传》所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相传有霍山的天使送给襄子一封天书，《赵世家》记其事道：

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

这个预言后来竟实现在赵武灵王的身上。他胡服骑射，北略中山，西略胡地至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开辟了代、雁门、云中三郡。因为他的疆域已到河套，所以这封天书说他“奄有河宗”。这“河宗”一名，除了这里和《穆天子传》外，它处从未见过，这是最可注意的一点。

其后他传位于王子何，惠文王。想自己带兵更向西北发展。《赵世家》道：

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这种来去飘忽的样子。很像驾了八骏驰驱天下的周穆王，而他主要的工作是“西北略胡地”。《赵世家》又说：

（惠文王）二年，公元前二七九。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

他喜欢“行新地”，所以从常山灵寿。起，西北的道路大通，这条干路称为“代道”。如果没有两子争立的事起了内乱，逼他死在沙丘宫，他一定可以像穆王一样，走尽了西北的地方。

他不辞旅行的辛苦，不厌地域的荒寒，要行新地，略胡地，在这种号召之下，造父御穆王的故事更活跃了，更有向西北推进的必要了。在那时，无论是《河图》或《河典》，或是《山海图》和《山海经》，就起了更大的效用，大家要依据它来说话了。这辈宣传的人们或者希望武灵王以穆王为轨范而走到西北的尽头，或者要把武灵王的工作理想化而托之于穆王，或者要使赵人谅解武灵王的举动而“托古改制”地表示穆王的前型，都未可知，反正在此种时代需要之下出了这部《穆天子传》。所以，我敢决然说：《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

再有很重要的两点可以从《穆传》本书上直接看出是后人假托的。第一，西周东都洛邑，西都镐京，《竹书纪年》又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穆传》郭《注》引。这三处无论从哪一处出发到西北去，总当沿着渭水或泾水走。何以到了《穆天子传》，他竟不经行陕西而偏走山西，会把他的旅行线定在太行和钘山？就说他去程为要先到犬戎国，顺着这线方便，那么回来时何以还走这条路？又旅行的终点在南郑，即今陕西华县，如由鸟鼠山东行，从甘肃还陕西，岂不省事，何以要这般远兜远转，而从山西还陕西？依我看来，这无非因为武灵王开辟了“代道”的缘故。这条代道从灵寿起，灵寿就在滹沱河的边上，所以穆王要“北循虖沱之阳”了。这条代道就是《穆传》里的“翟道”。《赵世家》说：“翟犬者，代之先也。”可见“代”和“翟”是通称。这二字又双声，更容易通假。郭璞注《穆传》“翟道”说：“翟道在陇西。”这是把汉朝的狄道县作解的。但《穆传》里的“径绝翟道，升于太行”，是癸酉一天的事，如为陇西的狄道，试问即使驾了八骏在一天里能从狄道到太行吗？再说，他如到了狄道，即已近渭水源头了，何以不在那里翻过鸟鼠山，顺了渭水东行而至南郑？所以反覆推勘，郭注是绝对错误的。想来自从武灵王开辟了这条西北干线之后，在赵国人的心目中以为要到西北便非走此路不可，因而硬派穆王这般走去；至于陕西通西北的路线原不在赵国人的计议中呵！

第二，西周时称西都镐京为“宗周”，东都洛邑为“成周”，有很明白的分别。《诗经》里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又说：“宗周既灭，靡所止戾。”《小雅·雨无正》，今本作“周宗”，兹据《左·昭十六年传》引。这是西都称为宗周的确据。《春秋经》说；“成周宣榭灾。”宣十六年，又说：“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这是东都称为成周的确据。西都所以称为宗周，为的那边有周家的宗庙在。东都所以称为成周，为的是作为革命成功的纪念。自从犬戎灭了西周，周的宗庙迁到东都来了，成周也该称宗周才是，可是为它已经成了定名，没有改变。至于穆王之世，正是西周的全盛时代，周的宗庙好好的建在镐京，为甚么《穆天子传》里竟称东都为“宗周”？司马迁作《周本纪赞》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这本是极普通的常识，然而汉朝的“学者”们已经弄不清楚了，说武王克商后即定都于洛邑的。看来《穆天子传》的作者也是这样的一位“学者”吧？

其他小地方的时代错误也多有，如“太王亶父”不是西周人的称谓，太王和公室父合为一个人是战国时的事见本篇第二章。又如“黄金五十镒”是战国时的货币。“阏氏胡氏”恐怕不是两个国名而是匈奴单于后的传讹。

赵国本有造父御穆王的故事，经了武灵王开雁门、云中、九原的刺戟，加以《山海经》中昆仑丘和西王母的神奇的鼓吹，于是赵国的学者们把事实、想像、神话结合在一块，替穆王做出了一部排日的游记来。——这是我对于《穆天子传》成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的结论。现在我再来审查里边的地理材料。

自从漳水直到河宗氏，都是赵国人直接的见闻，当然都有其实际性。河宗是武灵王势力所及，他能从九原直南入秦，当然到过那边；对于河宗及那边的上帝的祭祀，他也许行过这些典礼。那边都是畜牧的部落，见了赵王献上豹皮牛马，自是本色；其藏有《河图》及记载出产的典册，亦极可能；其神道设教，更无足异。自从到了“积石南河”，作者就开始采用《山海经》的名词，加上自己的想像了。所谓“南河”，当为自今内蒙古临河县以下直到甘肃皋兰县，傍着贺兰山南行的黄河。他把积石放在临河附近，移的太近了。自此以后，《山海经》里的大批名词——昆仑丘、舂山、钟山。赤水、洋水、黑水、群玉山、玉山。西王母、弇山、崦嵫山。群鸟解羽、见《海内西经》及《大荒西经》。长沙山——就一一出现在这里。他必然以《山海经》为底本，而硬性地规定了路程和日期，以致许多地方和《山海经》合不拢来。他作得和《山海经》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不取神话，黄帝之宫虽到了而黄帝的神灵则没有见，西王母不是一个可怕的厉神而是一个富于文学修养的婉娈女子。《西山经》郭《注》引《穆传》，西王母又为《天子吟》，中有一语曰“我惟帝女”，是为女性的确证。但此“女”字为今本《穆传》所脱。他把一切现实化了，把这一个神秘区域说作很平常的鸟兽荒原，这无疑是战国时代理性发达的结果。至于他说的特异的野兽飞禽以及沙漠里口渴的苦痛，亦必确有所闻。赵国的政治势力没有达到河套之西，那边的真实情形虽不易知，然而只要有商旅往来，总可以传到一些塞外风光。作者能注意搜罗这些，我们自该表示敬意。

这部书本来只作文人的词藻用的。自从清末中西交通大开，一八九四年，法国拉克柏里（Terrien de la Comperie）著了《支那太古文化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引起了我国某些人的错觉，错误地认为不但中国文化是西来，即中国人种也是越葱岭而来的，穆王西行是归视其故土，一意凭着这本《穆天子传》，考证他所到的地方，于是丁谦《穆天子传考证》说西王母之邦是亚西里亚（Assyria），顾实《穆天子西征今地考》及《西行讲疏》说在今波斯，拉着穆王走到张骞所不曾到的地方。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说昆仑丘即佛经上的须弥，又拉了穆王登喜马拉耶山的绝顶而南望印度。其实本书作者自己说，从宗周洛阳。到阳纡河套。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到西北的终点才七千里，算起来至多只有到新疆哈密呢！

《穆天子传》是赵国人作了流传到魏国去的。《竹书纪年》则是魏国的史官所作，它是一部编年的通史，可是，要做通史便不得不讲古史，而既讲古史则只得接受许多神话传说，所以其中好多处是可以和《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沟通的。如今只选钞其中和昆仑有关系的几条：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大荒北经》郭《注》。

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艺文类聚》九十一。

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人。”《穆天子传》郭《注》。

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西次三经》郭《注》，《穆天子传》郭《注》。

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穆天子传》郭《注》，又《开元占经四》略同。

这都是穆王事，显见和《穆传》又有不同。《穆传》“各行兼数”才“三万有五千里”，而《纪年》则说“亿有九万里”，竟加上了五倍多。《穆传》自昆仑丘至西王母之邦三千三百里，分明不在一处，而《纪年》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似乎西王母就住在昆仑丘。《穆传》的西征只一次，而《纪年》却有十三年、十七年两次，一次但言“至于青鸟之所憩”，按《海内北经》，“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那么见青鸟即是见西王母。这或者是由穆王“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的践约吧？《穆传》只穆王西征，《纪年》又有西王母东征，是穆王一生见西王母凡三次。这种种异同，可以证明穆王西行的故事为了秦、赵人的宣传而传播得太广了，所以会得生出许多参差的说法来。

昆仑是穆王游行故事的中心，也是古史里的最神秘的地域。现在读了这两部书，对于昆仑问题的解决仍没有得着什么益处。我们只能说：《穆传》作者把河宗放在今包头或五原；自从西向渡河之后到了积石，在他意想中，积石是河套西北角的一座山；从积石以下就是南河，他大概要穆王沿了贺兰山南行；穆王走了五十余天到了昆仑丘，昆仑分明在积石的西南，很像现在青海的巴颜喀剌山；从此以后往北往西，到了西王母之邦，这一条路似乎是顺着祁连山走的，祁连山出玉，所以有群玉山。这是最平常的讲法，为一般好奇者所不乐于接受的。但我们须知，这个最平常的讲法在作者的脑中还是一片模糊的印象。在他的印象中，有《山海经》和《图》的书本知识，有商队所目睹的事实和传闻的神话；虽然这些知识也必有从很远地方间接又间接地传过来的，但在他的脑中已经不能想得这么远，因为现在我们所觉得不远的地方，在他看来已经是极遥远的了。

本章原载《文史哲》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五一年七月，题《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

六、《禹贡》中的昆仑

《禹贡》，是中国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的第一部书，它把《山海经》净化了。这两部书相传都是禹做的，然而实际上却出现于两个时代。《山海经》文字的写定可以较迟，但它的传说和图画必是很早的。《左传·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依郭璞《尔雅注》引应作“禁御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种对于自然界的伤害的恐怖就是《山海经》出现的背景。这时间固不必在夏，但总是够早的；其创作或传播者则为巫。至于《禹贡》，其时代必在战国越灭吴那以淮水为北界的扬州即是越州，“扬”和“越”是双声，越占有淮水流域在灭吴后。和秦灭蜀梁州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后，其创作者为地理学家。那时全中国已都开发，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业已消除，而且水利工程十分发达，或引水溉田，或灌水作战，或沟通数川以利交通，他们有了正确的科学知识，想具体地把各处的山川、土壤、田赋、物产、交通都写出来。不过那时是“托古改制”的时代，什么事情总喜欢推在古人身上，要使古人作今人的指导，所以他们想起传说中的治水祖宗禹，名义上替他做成《禹贡》这篇书，实际上则是发表各专家们的学问。书里说禹怎样分画土地，又怎样治理山川，又怎样规定人民的贡赋。除去禹的故事部分仍不免留些神话色彩如“禹敷土”、“禹锡玄圭”。外，其余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实际收集来的地理知识。还留着十分之一，因为道路远，交通不便，不得亲去，只得沿袭旧说，而旧说是实在靠不住的，所以他不自觉地留下了一些错误在这可宝贵的经典上了。

《禹贡》作者分天下为九州，西北方因为秦都于雍，称为雍州。这作者好像是雍州人。这一点和《山经》的作者相同。所以那边的山川名和种族名记得比别的州多，这章的最后一句是：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关于这一句，西汉以上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了。我们所能见的最早的解释是东汉马融作的《尚书注》，他道：

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经典释文》卷三引。

这是根据《汉书》及某一书这书即为后来范晔作的《后汉书·西羌传》所采用。的，可是于渠搜无解释。郑玄的《尚书注》则说：

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仑，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索隐》引。

他以为这是三个山名。但他为什么说“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因为到他的时代，昆仑早已移到塞外很远的地方，不能包括在雍州里了。详后。昆仑既不能在雍州而《禹贡》雍州明有昆仑，所以他说：雍州里的昆仑是西戎所居，此外还有一个昆仑则是河水所出。到三国，王肃作《注》，除沿袭马融《注》外，还说了一句：

西戎，西域也。《尚书正义》卷六引。

我们知道，汉以玉门、阳关以西为“西域”，他这样说，是有意把雍州的西界推到葱岭去。换一句话说，因为昆仑山已移到西域，所以西戎也跟着移去，雍州也跟着放宽了。王肃自身，或同时的人，或稍后的人，这是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替西汉的孔安国作了一部《古文尚书孔氏传》，说：

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郑玄释为“三山”，他却注为“四国”，为什么？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为他解释道：

言织皮毛布有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或亦以“渠搜”为一，通“西戎”为四也。

织皮，是用皮毛织成的布，现在西藏的氆氇即是。这几个国家都以织皮为衣，见得和中原的文化不同。伪孔释的四国，《正义》解为有两个可能：一是把“渠搜”分为两国，一是把西戎加进去。究竟哪一说对？由我们看来，这都不可通。“西戎”是戎的通称，如何可为一国所独有，这是很明白的事。“渠搜”，见《大戴礼记·五帝德》，云：

帝舜……南抚交趾、大教，〔西〕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夷〕、鸟夷、羽民。

这是说舜德及于四方夷人，故以“抚”字总括下文。“鲜支、渠廋”，《史记·五帝本纪》引作“析支、渠廋”，“廋”“搜”同音通假。《逸周书·王会》作“渠叟”，《穆天子传》作“巨蒐”，也井是同音通假。“渠搜”二字，古籍中凡有所见，总是连文，没有单称过“渠”或“搜”的，实在见不出该分为两国。所以伪孔《传》四国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再问马融为什么只释昆仑析支所在而不释渠搜？这有一个缘故在。汉的朔方郡里有一个渠搜县，朔方郡为今内蒙古河套地，渠搜县为今杭锦旗地，居于正北，如果依据《汉·志》而说“渠搜在朔方”，分明与下文“西戎即叙”相妨，所以他不提。其实朔方为汉武所立郡，他是最提倡经学的，对于新立的郡县最高兴用古典名词，例如“朔方”即出于《诗经·小雅·出车》的“城彼朔方”。可是狁所侵的是方，《诗》中说“侵镐及方”，可见方与镐极近。镐是镐京，方在镐京的北面，所以称为朔方。这朔方之地原离周都不远。必不在今河套；给武帝这样一用，就使后人陷于迷惘中了。“渠搜”一名也不过他从《尚书》里钞去而已，那地并没有实际的渠搜国存在。渠搜何在？苦无实证。拿《穆天子传》看，穆王东还，先到巨蒐，又走三十七天方到河套里的国，这见得巨蒐远在河套的西南。好像在祁连山之南。如果这样，那么这国还是近于析支、昆仑。

昆仑、析支、渠搜是三个西戎的国家，因为在雍州塞外，所以《禹贡》作者记在《雍州章》里，他丝毫没有把昆仑涂上神秘的色彩。

在《禹贡》里还有几个地名是和本篇有关系的。第一是“积石”，书上说：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雍州章》。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入于海。《导水章》。

上一句说的是入贡的路线。从最西头的积石起，经过河套，到今陕西韩城县的龙门，这相传是禹所凿开的。再会合在渭水的北面。因为在传说里，尧都平阳，舜都蒲板，都在山西的西南角上，所以雍州的贡品只要顺着黄河走就可运到帝都。下一句是说禹的治水，从源竟委，所以治黄河得由积石起，于是依次施工，到龙门，到华阴……直到入了海而止。河出昆仑，自《山海经》以来本是确定的了，何以在这一篇里，禹不导河于昆仑而但从积石导起？从《西山经》看，河是由昆仑到积石的，《经》云：“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见得积石是河水所经的山。《汉书·地理志》：

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

河水是东北经积石山而入河关县境内的。和《西山经》所说的“西流”方向恰恰相反，这当然是《山经》的误文。《禹贡》作者何以不说“导河昆仑”，竟放弃了这源头？想来必是他嫌昆仑富于神秘性，所以但把这名列在西戎，其它就跳开不谈了。

第二是弱水，书上说：

弱水既西。《雍州章》。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水章》。

按《汉书·地理志》：

张掖郡删丹县：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又

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

可见这是河西的一条水，起删丹至酒泉而入居延的。居延海在沙漠中，所以也有流沙之名。郑玄依据了这说，也注道：

众水皆东，此独西流，故记其西下也。《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集解》引。

《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凡言“导”者，发源于上，未成流。……合黎，山名。《地说》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泽。《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集解》、《索隐》引。

这也是《山海经》里昆仑下的一条水，而《禹贡》作者据了现实性的水道来作解释，经桑钦考定为现今的额济纳河。可是这条河除临泽、高台间一小段西流外，大部分是北流的，是不是它的被定为弱水是出于桑钦一人的意见呢？

第三是黑水，书上说：

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章》。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章》。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水章》。

这几句话真难死了人！黑水可以做雍、梁二州的西界，又是入于南海的，一定是一条西方极大的川流，纵贯西北和西南的，但这究竟是现在的哪一川呢？三危，《河图》以为在鸟鼠西，杜林以为在敦煌，均见后。这两说虽差得颇远，总可因三危而定黑水为发源甘肃西部直南到暹罗湾入海的。但是这样一条大川，固然地图上找不到，也更为实际的地形所不许可。可是以前没有作过地形的实测，许多学者想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的解释就纷歧了。第一派是敷衍经文，如伪孔《传》说：

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

这样解释太敷衍了，见得毫无办法，所以孔颖达《正义》就替它矫正道：

《传》之此言，顺《经》文耳。案郦元《水经》：“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张掖、敦煌并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积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水经注》颇有散逸，此文为今本所无。拿了此文比较伪孔《传》，不过多出了“张掖鸡山”数字。孔《疏》钞进了还觉得不妥，因为黄河自西而东，黑水自北而南，必然相会，为什么《禹贡》里竟没有“会于河”的记载？他又解释道：因为积石以西河多伏流，所以黑水南流可以不牵涉黄河。关于这一点，赵一清驳得好：

夫昆仑为地轴，其山根连延起顿。包河南，接秦、陇，直达长安，为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纵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水经注释》卷四十。

这个地形上的困难问题原不是在笔头上转几下所能解决的，所以伪孔、郦、孔三人的说话等于没有说。第二派是存而不论。郑玄说：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也。《〈史记·夏本纪〉集解》、《索隐》引。

杜佑也说：

按郦道元注《水经》，锐意寻讨，亦不能知黑水所经之处。顾野王撰《舆地志》，以为至僰道入江，其言与《禹贡》不同，未为实录。至于孔、郑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远，遂至埋没无以详焉。《通典》卷一七五《古梁州》条。

这虽不是究竟办法，然而问题既经这般的无可奈何，也只得推出知识圈以外，置之不理，让古人自己去负责。第三派是比较科学性的，他们要把事实和经典对勘，既尊重经典，又不抹杀事实。这工作的结果是把一条水分成几条水，说它们在《禹贡》里是同名而异实的。胡渭《禹贡锥指》说：

黑水、三危并见雍州。梁之黑水别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杜佑。谓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则水行徼外，不可得详，亦莫知其从何处入南海也。

照这样说，雍州的黑水和《导水》的黑水是一条水，这水的前一半已湮涸，后一半也不可考；梁州的黑水另是一条水，依胡渭说即金沙江，古名泸水。又蒋廷锡的《尚书地理今释》则分黑水为三条：

（1）雍州黑水——出陕西、甘肃塞外，按是时甘肃尚未从陕西分出，青海也包括在里面，故如是说。南流至河州入积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

（2）梁州黑水——即今云南之金沙江。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东，曰阿克达母必拉；南流至塔城关，入云南丽江府境，亦曰丽水。……又东径叙州府南入岷。岷江。

（3）《导川》黑水——即今云南澜沧江，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儞那山入云南界。……南流至阿瓦国入南海。按澜沧江流至印度支那半岛为湄公河，入海。

大通河做雍州的分界水，金沙江做梁州的分界水，澜沧江做入南海的川，这样一讲似乎也过得去。可是《导水》章里分明说“至于三危”而“入于南海”，三危必在雍州境里，试问澜沧江如何可和三危发生关系？所以他苦心分析的结果也终于不可通。

讨论到这样，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放弃了呢？我说：不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而解决的关键则在彻查《禹贡》和《水经注》所说的出典。

《禹贡》作者无疑是一个极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他处处剔去了神话而遵循着事实；但一个人必不能免于时代和环境的蒙蔽，他的时代正是《山海经》占有地理权威的宝座的时代，他鼓起勇气，树立了反抗的旗帜，首先把昆仑山流出六条大水的说法打破，他不信有所谓赤水和青水，他把漾水归到蟠冢，河水归到积石。这实在是了不起的革命，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竟信了黑水！我们看，《海内西经》说：

黑水出（昆仑）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海内经》说：

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若水出焉。

这是不是他写黑水“入于南海”的由来？《大荒北经》说：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苗民即三苗，在传说里是迁于三危的，而在黑水之北，这是不是他写“至于三危”的由来？既已北至三危，南至南海，这条黑水当然是纵贯中国西境的大川了，所以他要取它作为雍、梁二州的界水。虽说他看到的《山海经》未必即是今本，但《山海图》及类似今本的记载他必然看到，他脱不了这影响。这原不是他偏重了书本和传说以致受了欺骗，而在这条冥漠中的黑水离开那时的“中国”太远了，他到不了，别的地理学者也到不了，他得不到这方面的实际知识。

至于郦道元所说，则出于《南次三经》，经文云：

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他把这条经文和《禹贡》的文字合并起来，再加上“张掖”、“敦煌”等字样，就成了“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这一条。可是鸡山在张掖何处，《南山经》在《山海图》里占何部位，他全未考虑。照我看来，张掖并没有鸡山，只因自杜林以来把三危放到敦煌，而《禹贡》言“至于三危”，可见黑水不发源于敦煌，而张掖在敦煌之东，弱水既可西流，黑水何独不能，因此他就断说发源于张掖了。至于《南山经》的部位是在南方，经文叙述自西而东，所以第一个招摇之山就是“临于西海之上”。《南次三经》里的水如泿水、丹水、水、佐水都南流入海，这在图里一定离南海很近。这里的黑水该是偏处西南的，说不定和益州滇池的黑水祠倒有些渊源，却无从见出和昆仑有关，所以鸡山也决不该放到北方的张掖。后人作《张掖记》，看到《水经》此条，以为黑水可和张掖发生关系，当然是第一等的材料了，就大书道：

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昔娀氏女简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

于是张掖就真有了鸡山和黑水！

第四是三危，《禹贡》说：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雍州章》。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水章》。

三危究在何处，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在敦煌。《汉书·地理志》说：

敦煌郡敦煌县：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

《尚书正义》阐述之曰：

《左传》称“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三危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传》云：“先王居祷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云：“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卷六。

杜林是东汉初年的古文经学家，他读了《左传》，记得姜戎与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而经师们均未详瓜州之地，适因避乱到敦煌，见地生美瓜，所以他就大胆地说，这里是古瓜州。此说为班固所采用，录入《汉书》，后人又就奉为金科玉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既采进了，而又加上一句“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见得敦煌即是三危山所在，于是敦煌又真有了三危。以后陈陈相因，大家都信从不疑。可是郑玄的注却说：

《河图》及《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尚书正义》卷六引。

《续汉书·郡国志》说：

陇西郡首阳县：有鸟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刘昭《注》道：

《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

那么，《河图》、《地记》和《晋书地道记》以及郑玄和刘昭都相信三危山是在首阳的，就是现今甘肃渭源县。这和杜林、杜预之说差的太远了！

这两处一在祁连山之北，一在西倾山之东，那个对呢？郦道元也弄不清，所以《水经注》附录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

〔经〕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注〕《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在鸟鼠山西，即《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

既言在敦煌南，又说在鸟鼠西，昏乱到这样，叫人怎么办？

以上这四个地方——积石、弱水、黑水、三危——都和考昆仑有关系，所以叙出一个大概。凡事牵涉到经学，问题就多，材料又繁，上面所写只是极粗略的一瞰而已。

总合这些材料和考证看来，《禹贡》作者提到“昆仑”只当它一个西戎国名看，它的地位和析支、渠搜相等，没有什么独特的高超；他提到河源，又只说一个积石，跳过了这神秘区域不谈。这在古人里是少有的勇气！至于弱水、黑水、三危也都是《山海经》里的地名，只因神话色彩比较淡薄，一般人的称说又盛，他就从宽采用了。采用的结果，除了弱水可能有现实性外，黑水便不免出了显著的漏洞，三危也使后来人无法实定。我们对于这些，应当原谅他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和那个条件之下作成的小小错误！

本章原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七、昆仑和河源的实定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里，昆仑是一个神秘的区域；黄河的源头跟随着它，也成了不可捉摸的地方。《穆传》和《禹贡》的作者确然有意删汰神话，留存真实，然而这两个地方究在何处，还是谜一般的待人猜索。直等到汉武帝之世，方始为了他开发西疆而有实际的决定。

大月氏国本居敦煌、祁连间。当汉武初年，匈奴老上单于攻破了月支，把月氏王的头做了结盟时的酒杯。月氏人把匈奴怨的了不得，他们逃到葱岭以西，征服大夏，另建了一个国家。武帝想联合了他们夹击匈奴，招募出使的人，张骞仗着他的勇气和好奇心应募。他刚出国境，就被匈奴人截留。后来得间逃出，辗转到了月氏。但月氏人住在妫水今阿姆河。流域肥饶的地方，生活安定，已失去了雪耻之心。张骞得不着要领，就想沿了南山，即今新疆南界的山。从羌中归国，不幸又给匈奴捉住，再住了一年多。适值匈奴内乱，他才得逃归。去时带了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两个人了。他留居西域一共经历十三年之久，到达了大宛、康居、月支、大夏诸国。在汉人里，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的，所以那时人称他的冒险工作为“凿空”。怎么叫作凿空呢？颜师古《注》：

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汉书·张骞传》。

这是表示这条中西交通的路由他硬生生地凿开了的，真比得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荣誉。自此以后，这条路就成为亚洲交通的大干线，而汉朝也设置管理西域的官，叫作都护，把国境西展到葱岭。

张骞未出使前本任郎职，是一个书生，《山海经》、《禹本纪》等书谅必读过，加上他自己是汉中人，接近西北，所以他必然注意到西北的地理问题。回国之后，他把这些新知识报告给武帝。《史记·大宛列传》说：

具为天子言之，曰：……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隔）汉道焉。

这里所谓西海，当是指的里海和黑海；盐泽，就是现在新疆的罗布泊。他说：黄河的源不在青海而在新疆的于阗，因为于阗东边的水全东流到盐泽，到了盐泽之后渟蓄了起来，地面上没有一条河从盐泽流出的，只有地下的水潜流向南，流到了青海境再出现在地面。于阗的玉是最多的，这也合于《山经》和《穆传》上的昆仑的名产。我们看《山海经》，《北山经》原说：

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

《西次三经》也说：

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

《山经》的文如不是经过后人的窜改，可见古代本自有这河源问题。他们说“原”，说“潜”，都有不满足于直接看见的现象而有别去找寻的欲求。张骞也许想：“如果把盐泽定作泑泽，南山定作昆仑，加上大量产玉的条件，岂不是被我寻到了河的真源了呢！黄河从青海境内流出，而青海境内都是住的羌人，汉人是寻不到源头的，哪想得到，在我的冒险旅行之下竟亲眼看到了更远的河源！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发现！”但他心里接着又起了一个疑窦，怕昆仑还在西头，曾把这意思对武帝说：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照《山海经》说，弱水是环流在昆仑下面的，西王母是住在昆仑西边的，而传闻远在波斯湾的条枝都有，条支西边就是黑海和地中海，这可见昆仑该在那边才是。所以河源问题他虽有了把握，而昆仑问题还是茫然。这西北地理上两个重要地方合不到一起，张骞的心中该够苦闷的。

武帝听了这种瀛海奇闻，当然特别高兴；但由于这条路上有强悍的匈奴障碍着，他也无法接近。到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破匈奴数万人，兵至祁连山。明年，浑邪王率众降汉。从此匈奴的右臂断了，而汉却张开了一条膀子，河西走廊既打通，直到盐泽再没有匈奴的阻隔。武帝于是大派使者到西域各国，送他们黄金币帛，联络情感。这些使者回来，又把经过情形报告天子。《大宛传》说：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张骞说于阗是河源，别的使者也这样说，河源是确定了。况且又多采来的玉石，足以证明《西次三经》的峚山、槐江山、玉山、山等的出玉为不误。于是武帝就不理会条支的弱水、西王母，不学张骞的迟疑，很爽快地实定于阗的南山为昆仑。他所案的古图书，无疑是《山海经》和《禹本纪》。他这一实定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两千多年不曾变过，试看现在新疆和西藏分界的山脉，哪一张地图上不写上“昆仑山脉”！

却不料过一下子却激起了一个近臣的反对。太史令司马迁偷偷地在《史记·大宛列传》的末尾写上几句：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想不到被人目为“好奇”的子长变得这样拘谨，久久相传的两部奇书竟给他用了《尚书》的大帽子一齐压倒！实在，世界上哪有高到二千五百余里的高山！现在，张骞亲自找到的河源，他不反对，可是于阗南山却够不上这高峻美丽的条件，那么汉武帝所实定的昆仑山就不是《禹本纪》的昆仑山，而离开了《禹本纪》和《山海经》却也无所谓昆仑，又何从实定！所以，他只愿接受《尚书》的指导。《尚书》上说“导河积石”，可见同黄河发生关系的山是积石，所以，我们只该问积石在哪里，不该问昆仑在哪里。这态度是何等的斩截！其后东汉末邓展作《汉书注》，便发挥司马迁的见解，道：

汉吕（巳）穷河原，于何见昆仑乎！《尚书》曰：“导河积石。”是谓河源出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不言出昆仑也。《汉书·张骞传》颜《注》引。

这是极端摒弃昆仑的说法。但我们须知道，如果没有昆仑的说法，也就不会发生河源的问题了。

《汉书》是《史记》的延续和补正。《史记》本是一部通史，但秦、汉以前时代久了，材料缺乏，考证又没有达到精密的阶段，在司马迁的时代实在没法做好。自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百五十年中，是中国史上的大时代，一切的政治、疆域、文化莫不有剧烈的改变而成为此后二千年的规矩法度；对于这个时代，司马迁和他的父亲谈却有极超越的整理和极优秀的写史的贡献。到了东汉之初，史学家班彪因为《史记》止于武帝太初之间，离当前的时代空着一段，他就采集史事，作成《后传》数十篇。到了他的儿子班固手里，又精思二十余年，继承他的工作，作成了《汉书》百篇，于是从秦末到西汉末二百余年中的事实悉得有适当的安排和正确的记载。

班固的胞弟班超留在西域三十一年，走遍了天山，越过了葱岭，对于那边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班固虽没有到过西域，而由于他弟弟的关系，对于那边的知识也很丰富，所以《汉书》里便把《史记·大宛传》分做张骞、李广利两传，而另做一篇《西域传》，把那边的大小各国和她们的人口、物产、山川、道里一一记了。他承受张骞的河源说，且加以进一步的叙述，说：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西域的地理观念和张骞、司马迁的异同：

1.于阗南山他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昆仑”两字，这可见他完全接受司马迁的见解。

2.他说盐泽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当然接受了张骞的见解。但他和张骞有一点不同，张骞但言“河注中国”，而他说“南出于积石”，这大概是受的《禹贡》的影响，想避免昆仑问题的牵缠。

3.张骞说河源出盐泽之南。其他的汉使也但说河源出于阗，他则说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这是很不同的一点。

第一、二点只是对于古书的信任问题，为了不信《禹本纪》所以不提昆仑，为了信任《禹贡》所以特提积石，这没有什么大关系。惟第三点说及实际的地理，关系殊大。何以西汉时只说于阗河为黄河的上游，而到东汉时便加上了一条葱岭河？这无疑是汉朝人在这二百年中对于西域的地理知识的进步。其实葱岭河不止一源。清代地理学家徐松流戍新疆，亲历许多山川，放归后作《汉书西域传补注》，他说：

“河有两原”者，特据两地言之，其实河有三源也。河出葱岭者二：一曰葱岭南河，其河东源为听杂阿布河，西源为杂普勒善河，合为叶尔羌河。一曰葱岭北河，其河西源为雅雅尔河，东源为乌兰乌苏河，合为喀什噶尔河。河出于阗者一：于阗即今和阗，其河东源为玉陇哈什河，西源为哈喇哈什河，合流为和阗河。

和阗河东北流四百余里，到噶巴克阿克集地方，葱岭北河和南河都自西来会，叫作塔里木河。由此往东行一千四百余里，到罗布泊。这都是实际的水道，毫无疑问。

至于“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一语则显有可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说：

金城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

《续汉书·郡国志》也说：

陇西郡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汉河关县故城在今甘肃临夏县西。今永靖县从临夏分出的。西有积石关，临积石山，峡中两岸石壁森立，相去甚迫促，黄河经过那里好象在沟渎中行。如果《禹贡》和《汉书》所说的积石就是这个，那无异把上游二千公里的黄河截去不谈。所以《伪孔传》说：

施功发于积石。

《正义》疏通之云：

河源不始于此，记其施功处耳。

昆仑以下，积石以上的天然河流无碍于人，没有加功的必要，所以可以不提，这是很好的调停办法。但是唐魏王泰的《括地志》却说：

积石山今名小积石山，在河州枹罕县西七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唐的袍罕即汉河关。从这上面，可以知道那时的积石是有大小之分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也承着说：

黄河源……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夏本纪》“道黑水”下。

他们为什么把河关的积石降为小积石，而把吐谷浑界内的大雪山称为大积石？即今青海东南角的积石山，蒙古名阿尼马卿山。这无非由于唐代的疆域开拓了，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觉得导河在河关的积石未免太近，如果禹只到那里，显见得禹迹不广，说来寒伧，合不上伟人的身份，应当向西推远，使禹走近河的重源，于是就把河曲这座大山称做积石了，《左传》上说：“新鬼大而故鬼小。”后起的常常压低了前任的固有地位，正是对于这个道理的绝好说明。

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清高宗命侍卫阿必达寻访河源，他回来报告道：

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清史稿》列传七十《阿必达传》。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高宗大喜，就命四库馆诸臣编辑《河源记略》。可是当时君臣好古情深，在青海的真河源之上舍不得放弃新疆的“河源”，于是班固的“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之说竟得了极适合的证明。于谦《积石山考》云：

积石之山始见《禹贡》，以禹治巨大之水皆从发源处施功，导河自积石，犹……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也。……《山海经》言积石者四……其《海外北经》则言“禹所积石之山，河水所入”，《大荒北经》则言“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夫山称积石，玩一“积”字已有人力所成之意；而《提纲》齐召南《水道提纲》。记噶达苏齐老仅高四丈，正与人力所成情形相合。……意禹当时治水至此，特于小山之巅砌石成峰，以为导河经始之标识，犹今蒙古人积累巨石以分疆界，名曰“鄂博”是巳。惟年代久远，土人不知古事，故以“落星石”呼之。然则噶达素齐老谓即《禹贡》积石……殆无一不相合者。……《穆天子传考证》。

有了这一篇文章，积石山便成了巴颜喀喇山的主峰噶达素齐老，河水重源显发就在于此，巨石高四丈更证明了人工的堆积，其地尚在星宿海之西，当然更在大积石山之西，所以有了此说之后，大积石和小积石两个山名都可一笔勾销了，《禹贡》所谓“导河积石”原是直从源头导起，无所谓“河源”与“施工”之异，古今来的聚讼也都不打而自倒了，这多么痛快！自从张骞到丁谦，逐渐的发明和考订，所得的结论是：真正的河源是葱岭的南河、北河和和阗河，东流到罗布泊，潜行地下，南到青海的噶达素齐老而伏流始出；那里有高峙的巨石，为禹治水时所堆积，作为导河经始的标识，无疑地该称为积石山。至于昆仑山呢，虽经汉武帝实定为于阗南山，但因史学权威司马迁、班固等连续的反对，实际也找不出一个伟大奇丽的山可以确指为昆仑的，所以历代地理学者对它颇为冷淡，它似乎和河源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只是已有武帝的定名在前，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

本章原载《历史地理》第三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八、驺衍以后的世界观——神州和昆仑

世界究竟有多少大？世界和人类的历史究竟又有多少长？这是从原始社会以来大家就在猜索的问题，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学者们研究探索的大问题。在我国探索这些问题的学者，见于文字记载的，大概要推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的驺衍为第一个。他是齐国的一位有名学者，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宇宙问题的思想家，一手组织了历史和地理的两个大系统，奠定了后世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自西汉以来所谓“阴阳学家”的谶纬，都可以说是他的学说的流派。

现在先说他所建设的历史学说：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自从昆仑区的中心人物——黄帝——传到了中原，说见第四章。巍然居百王之首，当驺衍时代一提到古代史，大家就从黄帝说起，以为他是最古的人王了。但驺衍对这还不满足，他要从“天地剖判”以来讲起；还不够，要从“天地未生”时讲起，到直“窈冥不可考而原”而止。他的目的，要把天文、地质、生物诸学科和他的历史学相衔接，这真可说是探本寻源到了尽头处了。自从有了天地之后，过了若干时候才有人，又过了若干时候才有政治组织，那已到了黄帝之世了。政治领袖是各有其朝代的，他说当每一个朝代兴起时一定会有它的符应，就是上帝给予的祥瑞。这种符应便照着这位帝王所占着的五德就是五行的德性。之数而表现。五德象轮子一般地转，待到这个德又销磨到了尽头的时候，占有下面的一德的帝王就起来接替着王位。如此终而复始，连续不断，历史才象真有系统了。驺衍的书已失传了，但他的五行学说幸而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一鳞半爪，使我们知道一个大概。《有始览·名类》篇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按此句以下文例之，应为“天先见木，草秋冬不杀”，后末懂得其句读，遂误倒为“草木”。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这一段话，跟《史记》的“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如淳注的“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七略》的“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的说法完全符合，故《吕氏春秋》引用的，必然是驺衍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实现是在秦始皇时，《史记》说：

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

看了这说，见得始皇开国时所定的制度即是驺衍理想中所预定的制度。这是何等伟大又何等巧妙呀！

《史记》又说：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同上。

可见这个五德之运是照着五行相胜后面的一德克着前面的一德。说而转的：木从土中发出，它可胜土，所以木德的夏代继承了土德的黄帝；金胜木，刀斧可以砍断树木。所以金德的殷会革掉了木德的夏代的命。所谓“符应”，即是黄龙、赤乌这一套花样，这便是上帝降下的符瑞。中国的略近统一的大朝本只知有夏、商、周，自从昆仑故事传入之后而后有黄帝，自始皇兼并六国而后有秦，刚刚凑满这一次五德循环，还没有轮到第二次的循环呢。他以为帝王一定是受了天命的，而所谓天命实在只由于一种自然力五行。的支配。

至于他所建设的地理学，则是：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他既有一个极长的历史系统，又有一个极广的地理系统，他的假想的成就有怎么地广大呀！可是我们在读了《山海经》之后再看他这段话，觉得两种东西多么相像呀，他“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好像即是五篇《山经》。“裨海”是小海，裨海之内接近中国的一大州，即中国以外的八州。好像即是《海内经》。“大瀛海”之内的九州，即大九州。又好像即是《海外经》。实际上，《山海经》并没有如此严格分配，说见本篇第三章，但单就篇名看，确可令人生出这样的观念。这可见他的学说所受《山海经》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山海经》以昆仑为中心，是西北陆路交通发达的成果。驺衍生于齐，齐地滨海，那时已有海上交通，近则朝鲜、倭人，远则交趾、天毒，应当都有海舶停留在今烟台、青岛等处登陆的码头。《海外经》写定较迟，已有此类外国记载。驺衍和外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是很可能的，所以他敢把中国的九州说推了再推。推出了世界的广大，而把中国看作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这是他大胆的想象，也是合理的创造。他把中国确定了在世界中央的地位，于是替她创立了一个在世界中的名词，叫做“赤县神州”，成为裨海以内的九州之一。但为什么既称“县”又称“州”呢？按《礼记·王制》云：

天子之县内……

郑玄《注》：

“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

他说“夏时”固不可靠，但他说“县内”即“天子州界”却是对的。古代王畿千里，而《王制》说“州方千里”，可见王畿即占一州；为了天子所都，又称为“县”。又《逸周书·作雒》云：

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万里，分以百县。

也是说王畿之内即是立县的地方。拿这些话来看驺衍的说法，可见“神州”是这州的本名，“赤县”则是为了帝王建都之处而特加的一个徽号。

驺衍的著作在西汉犹存，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可惜到了东汉之世全已亡佚，我们只能靠《史记》所说的这一点来推想他所建立的体系。《史记》没有说明神州在这一大州的哪一面，使读者感到了缺憾。幸而有王充的《论衡》在《谈天篇》里已代为说明了：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

又说：

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

由此可见神州确实在这一大州的东南角上。驺衍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中国的海岸线在东和南两方，这个海即是他所说的“裨海”。

驺衍以后，约莫过了一百年。《淮南·地形》里有相似的几段话，我们可以猜测它和驺衍有关。它说：九州之外有“八殥”，殥，《初学记·地理部上》引作“埏”，埏是地的边际。八纮[2]之外有“八纮”；纮是系网的绳索，借言地的经界。八纮之外有“八极”。它一一记下了地名，说：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

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无通），曰〔无通〕（大泽）。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亢）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

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文字的改正，依王念孙、俞樾说。

照这说法，凡是云、雨、气、风都有它发出的一定部位和它所达到的一定地方。这段话，我们可以断说它模仿驺衍的大九州说的。为什么我们只说它模仿，不说它抄袭？因为大九州说把全世界划为（1）“不得为州数”的州，（2）九州，（3）大九州，凡三套；这段话则是划为（1）九州，（2）八殥、八泽，（3）八纮，（4）八极，凡四套。他们都是把世界推扩的很远；但细一算计，《淮南》还不及驺衍推想的远。依驺衍说，中国居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那时中国方三千里，《孟子·梁惠王》、《吕氏春秋·慎势》、《礼记·王制》等篇都这么说。为一州，则每一个大州的面积为方九千里，即八千一百万方里；大九州的总面积是七亿二千九百万方里。《淮南》之说，九州州方千里，八殥亦方千里，八纮亦方千里，八极的里数则《淮南》书上未提。按此说不合事实。因为九州方三千里，则八纮在九州外须方五千里，八纮在八殥之外须方七千里。现在说八殥的每一殥方千里，便是在这个界画内有八个方千里之地是空着的；说八纮的每一纮方千里，便是有十六个方千里之地是空着的。兹姑代为假定不空，则九州方三千里，面积为九百万方里；八殥方五千里，去了九州部分，面积为一千六百万方里；八纮方七千里，去了九州、八殥部分，面积为三千三百万方里；八极方九千里，去了九州、八殥、八纮部分，面积为四千八百万方里；合共八千一百万方里，才抵得“大九州”里的一个州，即驺说的九分之一。至于他们所题的四十八个地名，分析起来，可以别为五类：（1）实际的地名，如“大梦”、“具区”、“大夏”。（2）《山海经》上的地名，如“都广”、“委羽”、“焦侥”、“一目”、“不周”、“闾阖”。（3）以五行说编排出来的地名，如“金丘”、“炎土”、“苍门”、“白门”。（4）空衍的地名，如“大泽”、“少海”、“暑门”、“寒门”、“南极”、“北极”。（5）还有由当时传说取来的地名，如“反户”，即《史记·始皇本纪》的“北户”，那时人们相信极南的地方已到了太阳的南面，该向北开门了。这种分界的说法似乎后来没有得着反应，我们可以不管。再说九州，《地形》的文是：

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上列九州的名词和《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及《吕氏春秋·有始览》全然不合，可是“神州”一名却和驺衍说的一样，地位在东南也一样，我们可以断说它钞自驺氏书。那么，这个名单该是某一个大州里的九州之名。不过这里有一个难解释的地方。就是“正中冀州，曰中土”，这“冀州”却是《禹贡》等篇里共有的名词。“中土”又是中国人对于所居之地的通称。这究竟在中国以内呢，还是以外呢？按《墨子·兼爱》中说：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北为防原派……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以利荆楚、干（吴）、越与南夷之民。

这里把“东土”与“冀州”连言，分明冀州就是东土的代称。但到了后来，冀州竟变成了中国的代称了。《楚辞·九歌》云：

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九歌·云中君》。

《淮南·览冥》也说：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

这个“冀州”是和“四海”、“四极”对举的，当然是指全中国而言。所以高诱《注》道：

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

但这一句话说的有些模稜：“四海之内”，当然指中国全境；“九州中”，又象指中国的中部。这也难怪，那时冀州一名确也含有这两种意义。例如《穀梁·桓五年传》说：

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

郑国在黄河以南，正是《禹贡》的豫州，为什么称为冀州呢？杨士勋《疏》云：

冀州者，天下之中州。

拿这一句话来看“正中冀州，曰中土”，何等地合拍！然而中国在这个九州说里该是“正中冀州”而不是“东南神州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依据实际的地形，便该从驺衍说，把中国放在这大州的东南角，称为“神州”；如果依照向来的习惯说，又该从《淮南》说，把中国放在这大州的中央，而称为“冀州”了。推究这个纠纷所由起，就因为小州和大州的名号混乱了，他们编造大州的名号时还不曾严格地和小州的名号分开来。

纬书是西汉后期和东汉初期的集体创作。那时正是阴阳家的思想风靡一世，大家觉得经书过于平正，不够味儿，所以从直线的“经”上想出横线的“纬”字来，替孔子造出许多纬书，使得经学好和阴阳学相调和。这种集体创作的人们现在已无从查考了，想来不会是太高级的知识分子吧。我们对于这些东西，虽然要把它驱出经学的园地，不使它搅乱了经书的真面目，可是我们同时承认它在汉代思想史里的重要性，要从它身上剥出当时的社会意识来。

古代中国人相信有两部神秘的经典，叫做《河图》和《雒（洛）书》。《河图》是黄河里浮出来的图，《雒书》是从雒水里发现的书。更神秘一点，就说《河图》是由龙背出水的，《雒书》是由龟背出水的。因为这样，所以在纬书里，《河图纬》和《雒书纬》也特别多，约有五十种光景。我现在主要介绍的一部是《河图括地象》，这里讲地理的一部书，而且本来有图，也和《山海经》一样，可惜的是同样地失传了。《尚书中候》里说：

伯禹曰：“臣观河，河伯面长，人首，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图》，入渊。”《御、览》八十二日。

又《注》云：

观河，观于河水也。《河图》谓《括地象》。，去也。同上。

按《隋书·经籍志》：“《尚书中候》五卷，郑玄注。”是郑玄以为《括地象》记的即是《河图》上的文字，相信它是由河伯授给禹，又由禹进呈尧、舜的。又《〈尚书·益稷〉正义》引郑玄说云：

《禹所受地记书》曰：“昆仑山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这是《括地象》的遗文，而称为“禹所受地记书”，见得这是神灵特降的一部宝典，不是人间的笔墨。它神圣到这般，价值何等地高伟！只惜西晋以后图纬一类的书屡遭帝王的焚禁，到隋炀帝时禁得更凶，所以现在不过存留了零碎的几段话了。

昆仑，我们从《山海经》和别种古书看，都是确定在西北的。这只因作书的人是中国人，从中国的立场看来，当然如此。但在这个传说发生地方的人们的心目中，无疑地把昆仑区当作世界的中心。所以“帝江”这个神，已在《西次三经》的最西头了。而《庄子·应帝王》还称他为“中央之帝”。又《海内经》说：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

为什么作者既说“西南”，又说“天地之中”呢？从我们看来，则说“西南”的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而说“天地之中”的则是站在昆仑区的立场上，各不相妨。这是两种看法的并存。又《淮南·时则》说：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它把“昆仑”与“中国”都放在中央，这又是前两种看法的调和。《禹本纪》说：

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水经注》卷一引。

这才是昆仑传说的本来面目。纬书起来时，便承受了这个见解。《括地象》道：

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初学记》五、《御览》三十六引。

大地是平的，地下有八根大柱子托着，三千六百根小轴牵制着，好像现代的钢骨水泥的大厦一般，既极坚牢，又可互相贯通；但不知它的底层奠定在哪里？昆仑峙其中央，又像一座辉煌的屋顶，上通天而下通地，其绝大的重量由八根柱子平均担负，更见得它的整齐和伟大。八柱之说已见于《楚辞·天问》，云：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可见这是很早的昆仑说，并非纬书作者的创造。《括地象》又说：

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白水东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博物志》卷一引，参《御览》八及《古微书》三十二。

昆仑植根既深，透露在地面上的又极高广。“高万一千里”，和《淮南·地形》同；而“广万里”则首见于此。为了有五色流水，所以蒸发为五色云气。白水即黄河，合于《尔雅·释水》所谓的：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併）千七百一川，色黄。

又左氏《僖二十四年传》说：

公子晋文公。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投璧于黄河而誓称“白水”，可见当时人确实相信黄河的上游是白色的。昆仑“居中”而中国在“东南隅”，那么中国真是“神州”了。所以《括地象》又说：

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周礼·职方〉疏》，《御览》一五七引。

“五山”即是五岳，神州为中国的全境更自无疑。因为神州是帝王所居，所以驺衍称为“赤县”，二文也正好相证。《尚书正义》录郑玄所引作“昆仑东南方五千里”。所谓“方五千里”，系承《禹贡》“五服”之文，指中国疆域的全面积及其声教所被，不是距离昆仑的里数。此间作“萬五千里”，疑“方”讹为“万”，“万”又转作“萬”，加上《禹本纪》的昆仑去嵩高五万里之说，乃有这错误。《括地象》又分别大小九州道：

凡天下有九区，别有九州。中国九州名“赤县神州”，即禹之九州也。九州八柱即“大九州”，非《禹贡》“赤县小九州”也。《初学记》四引，但作《河图》，《潜确类书》日作《括地象》。

昆仑居中为一州；八柱各顶着一州，便是“大九州”。这似乎把驺衍的学说修改了一下，驺氏以“裨海”之内为“九州”，“大瀛海”之内为“大九州”，它则只取裨海之内的“九州”而称为“大九州”了。至于这个大九州的名目是：

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信土”。《〈后汉书·张衡传〉注》引。

把这文和《淮南》所叙比较起来，则“农土”作“晨土”，“次州”作“印州”，“沃土”作“深土”，“并土”作“土”，“中土”作“白土”，“台州”作“柱州”，“泲州”作“玄州”，“薄州”作“咸州”，“申土”作“信土”，文字别异处甚多。正西的土名“”疑由“水”、“岍山”来，与“泲州”由“济水”来的一样，自是正字。“申”和“信”也是同音通假。“冀州”作“白土”，疑由《禹贡》的“厥土惟白壤”来；不再称“中土”，见得中国不在那边。其他则不知孰正孰误。还有一段，和这文又有些不同：

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神州”。正南“印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括州”。正北“济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初学记》五引。

这“下洞含右”四字难解得很，不敢妄说。“中则”一名和《楚辞·天问》的“圜则九重”、“地方九则”同义。这个“则”字如作区画解，又似乎说中国是“冀州”了。如果不然，那么它把赤县归中央，神州属东南，又将“赤县神州”一名腰斩了。“括州”和“柱州”字形相近，不知那一个对。“济州”即《淮南》的“泲州”。我们据此，可说“玄州”是误文。“薄州”亦和《淮南》同，三占从二，可知“咸州”是误文。

唐贾公彦作《周礼疏》，于“职方氏”道：

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曰“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

这里的“迎州”即是《括地象》的“印州”。贾氏以为大九州是神农以前的制度，那时的中国奄有大九州中的一州；黄帝以后德衰了，疆土失去九分之八，仅仅保有了一个“神州”，于是再在神州里分出了九州来。就成为《禹贡》里的九州。这分明是庄子的“退化论”的具体表现！

驺衍的地理说必然被《淮南子》和纬书采用，但究竟采用了多少，因为比较材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分析。现在只敢说：神、印（次、迎）、戎、弇、冀、柱（台、括）、泲（济、玄）、薄（咸）、阳九州的名词可以推测其出于驺氏书中，这是一个大州里面的九州之名；尚有七十二个州名，则已完全亡佚了。昆仑，不知驺氏有未说起？如果他所说的也和《括地象》相同，那就是他有意改变《山海经》的自然神话而成为他整理宇宙空间的一项工具了。

希望将来尚有从古墓里得到的新发现。像《老子》和《孙膑兵法》一样，给我们认识驺衍“大九州”说的真面目及后人继续推衍的概况。

——一九五〇年始草于上海海光图书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医院

本章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一九八一年

第一辑，题《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

九、《水经》中的河源

《水经》承接着《禹贡》，作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把《禹贡》的《导水》一章扩大为专书，这是中国学术界中最可纪念的伟绩。

这部书是谁所著，开头没有人能说，直到《唐六典》始说为西汉末桑钦作。桑钦是传《古文尚书》的专家，《汉书·地理志》里采录了他很多考释水道的文字，当然有此可能。但唐杜佑在《通典》里指出许多地名不是桑钦时所有，在他指出的证据中有一个最迟出的地名是永安，这是河东郡的县，本名彘，到东汉的顺帝才改名的，可见这书该出于顺帝之后。后来讨论日密，到清代，胡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等找出了曹魏时的地名，因此断为东汉后陆续增益，或直断全文为三国魏人所作。近人鍾凤年作《水经著作时代之研究》，详为分析，寻出许多西汉专有的地名，以为《汉书·沟洫志》称“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但崇空语，无施行者”，经文当即由此百余治河专家征至首都，各出所知，合纂而成。因为本非出自一人，故不得其主名。其著作的时间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一一。河决魏郡以后。从东汉到三国，递有修改，遂大失其本来面目。《齐鲁学报》第一期。这个结论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些治河专家虽是想做一部科学性的《水经》，可是那个时代的工作条件还不够，他们不容易得着远方的正确材料，所以书中所讲的河源竟是非常的迷离惝恍，十分反科学。

《水经》是郦道元注的，《经》和《注》向来混淆不清。自明朝的朱谋起，细心分析，经过清代学者的继续工作，才可作大体的决定。王先谦本最后出，现在就根据了他所定的经文抄在下面：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

经文先说昆仑在嵩山西北五万里外，河水从那里出来，进了渤海；再从渤海里出来，流经积石山的石门，又南到葱岭。这可见昆仑和积石都在葱岭的北面。葱岭的北面，现在是中央亚细亚，要从那边寻出一个渤海来，该是巴尔喀什湖（L.Balkhash）吧？昆仑更在渤海的东北，该是分画欧、亚两洲的高加索山（mt.Caucasia）吧？他再说葱岭、于阗两河东注蒲昌海之后，东入中国的敦煌、酒泉、张掖三郡的南面，于是再到陇西的河关县北。天呀，在河西走廊里怎能寻出这样一条从西到东的大川？而且三郡之南即是祁连山，难道河水能在这高山上自由的流行？汉河关县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即指今青海的贵德、循化两县的黄河，又不知张掖的河水如何跳过了祁连山而至河关？

昆仑、积石在葱岭之北，以前没有人讲过。河水从蒲昌海东入塞，直到张掖，以前也没人讲过。河关县的河水上承张掖之流，以前更没人讲过。《水经》这说法，真可称为旋乾转坤、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直使我们咋舌不止！

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实际的世界而另外创造出这一个？那时没有正确的地图可以依据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是作者想汇合许多不同系统的记载，而整齐拍合，使得它不矛盾；却不料结果自己却陷于更矛盾的结局。

现在，我试寻这一段文字的根源来：

《禹本纪》说：“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天地之中也。”郭注《海内西经》及郦《注》引。所以它也说：“昆仑墟……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淮南·地形》说：“昆仑虚……其高万一千里。”所以它也说：“其高万一千里。”

《海内西经》说：“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西次三经》说：“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所以它也说：“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在这里，作者修改了一点。就是《海内西经》的河水是西南入渤海，又西北入积石的，这位作者以为昆仑在中，中国在东，如果照《海内西经》的说法，则北去更远，无法与葱岭相接，所以他改为东南入渤海，南至积石。

《汉书·西域传》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所以它也说：“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这样一比较，就知道他所以敢说“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即因《西域传》有“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之文，玉门、阳关之内就是这三郡，因此他竟大胆地写下去了。哪知《西域传》此语乃是说蒲昌海与玉门、阳关的距离的，并不是指河水经历的路线！这样看来，这段文字的写出自在班固之后，作者读得《汉书》，以至有此误读的错谬；其为东汉至三国时人的修改，又有何疑！

这段文字所取资的材料，以上都抉摘出来了。它字字有来历，然而作者不辨神话与历史的分野，一起拼凑上去，造成了极大的讹误，实在说来，就是拼凑的工作，这位作者也何尝干好。《汉书·西域传》明说“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可见积石是中国的山，在蒲昌海之南。现在他把积石扔远了，南出于积石的是葱岭河了，等到河水流进陇西河关时就再不见有积石了！这是说得过去的吗？

错误到如此地步，郦道元作注也没法替它圆谎，所以说：

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径积石而为中国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佑也不客气地说：

夫山川地形固有定体。自葱岭、于阗之东，敦煌、酒泉、张掖之间，华人来往非少，从后汉至大唐，图籍相承，注记不绝。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这些话都很对，它的错误已指出来了。只有清朝人爱惜古书，还想在无可奈何中替它回护。胡渭《禹贡锥指》道：

案《水经》叙西域两源，较《汉书》尤为明备。惟是积石一山，错简在渤海之下，葱岭之上，遂来后人之弹射，并其全经而疑之。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窜易也。……汉世河关以西皆为羌中地，河水所经人莫能睹，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谓河自盐泽入玉门、阳关也。

其实古人的时代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想取得正确的知识非常困难，他们的错是可以原谅的。何必说古人无所不知，知无不合，而把实在不合的地方归罪于“错简”。我们现在只从它的材料根源和作者的拼接方法看来，已可断定这是无可辨驳的错误了！

再有死心眼儿包庇《水经》此文，不以为有错的，是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他说：

（河水……入禹所导积石山），案《括地志》所谓小积石也。……据《水经》说，积石山在蒲昌海之上，盖大积石也。此及《海外北经》所说，皆小积石也。郦氏不知，误以大积石为即小积石，故滥引此经之文，又议《水经》为非，其谬甚矣！《海内西经》。

河关县的积石为小积石，这本是唐人之说。但大积石一名，唐人派在河关西南的大雪山，郝氏却改派到葱岭的北面去了。只为回护古人，不惜杜造故实，反骂郦道元为“其谬甚矣”，其实这个“谬”正是夫子自道也！而且《海外西经》言“禹所导积石之山”，《海外北经》言“禹所积石之山”，积石之上皆冠以禹，何等郑重，倘使禹亲自积石所成的山还说是“小”，该谁所堆积的才合称“大”呢？

然则《水经》此文没有一点好处吗？那也不然。自从张骞以来河水潜行地下的说法给这位作者推翻了。他只认有显流，不认有伏流，这也算是一回革命！

本章原载《文史集林》第一辑。

一〇、酒泉昆仑的实定

昆仑，在中国古书中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一个神话传说的神秘区域。究竟在哪儿？虚无飘渺，难以捉摸。汉武帝开拓西疆后，根据出使西域回来的使臣写的报告，并查考古图书，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可是，却为司马迁所否定，认为这里根本不是《山海经》、《禹本纪》里所说的昆仑。过了四百多年，前凉张骏又依从酒泉太守马岌的提议，定酒泉南山为昆仑。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这次实定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价值又怎样？这是需要探索和评定的。

汉武帝开拓边疆，置立初郡，把文、景以来的积蓄都用光了，只得和兴利之臣桑弘羊等计划经济政策，吸收民间财富，弄得许多商民都破了产。从此人们怨恨汉朝，咒诅它早亡，造出种种灾异的现象和说法，想把王室逼倒。平帝之世，王莽当政，他想攫取汉朝的天下，就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替自己找祥瑞来买服人心。他既北化匈奴，南怀黄支，于是想到了西边。《汉书·王莽传》说：

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降，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莽复奏……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卷九九上。

这是元始四年四年。立西海郡的由来。鲜水海，即青海。允谷，在今青海兴海县，即大河坝。青海境内最大的盐池是柴达木盆地里的达布逊湖；这里所谓盐池，当指都兰以东的茶卡。茶卡，藏语盐池。羌人受了王莽的笼络，把青海一带的平地美草完全献给中央。因为汉朝早有了东海、南海、北海郡，所以把这块新地方唤作西海郡。所谓“西海”，无疑地就是青海。醴泉，本为昆仑所有。“禾长丈余”和昆仑上长五寻的“木禾”也相近。“不种自生”，又与《海内经》说稷葬处“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一样。这不是把《山海经》中的想像做一次具体的表现吗？

王莽自从立了这西海郡，居然从那里获得了有名的瑞应。居摄四年，七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莽于是模仿了《尚书》里的《大诰》作成一篇新的《大诰》，历述自己维护汉室的苦心，其中说：“太皇太后……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汉书·翟方进传》。孟康《注》：“民传祀西王母之应也。”他所谓民传祀西王母事见于《汉书·哀帝纪》：“（建平）四年前三年。春，大旱，关中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传行西王母筹”恐即近日“幸福连锁”的意思，得到人家送来一筹时就自写十筹分送。为祠西王母而持火上屋，击鼓号呼，又大类义和团的祠黄莲圣母。可见汉代民间对于西王母崇拜是何等的热烈。不过太皇太后元后。所得的“神灵之征”一定是极贵重的，远非民间的福应可比，只恨《汉书》没有说出，后人也无从想象。下面又说：“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壄。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同上。这是说自从平帝即位，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之后，各种祥瑞都来了。《河图》、《洛书》从前但有传闻，现在竟从昆仑和重野实现了。颜师古《注》：“昆仑，河所出；重壄，洛所出，皆有图书，故本言之。壄，古野字。”可见这个《河图》是由昆仑山下的黄河里出来的。这真是第一等的瑞应，是皇天上帝要王莽成就大功业的最亲切的表示。可惜《汉书》里对于这个宝贝东西也没有详细记载，任它作了一现的昙花！

东汉初年，王充作《论衡》，在《恢国篇》里说：“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这是“西王母石室”一名的初见，这西王母石室是西海郡里的一个奇迹，所以王充虽是东南人，也觉其值得夸炫，就取它来量度周、汉两代的短长了。

第二个记载这事的是班固，他虽然跟着司马迁，不信于阗南山为昆仑，在《汉书·西域传》里绝不提起这一名，可是他在《地理志》中却又两次说着。他道：“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这里所说的，除了湟水以外都是临羌县“塞外”的山川景物。临羌的塞外，西北有西王母石室，正西有弱水祠和昆仑山祠，当然是《山海经》里的神话区域。这些地方，王莽时本在西海郡里面，但王莽一失败，羌人就夺回去了。汉临羌故城在今青海西宁县西。允吾亦金城郡属县，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湟水流经临羌北，东南行到今永登县境东南近皋兰处入黄河，故云“东至允吾入河”。仙海，即鲜水海，“仙”与“鲜”是同音字，“青”也是一声之转。须抵池，不详所在；按今布尔汗布达山之南，巴颜喀喇山之北，有阿兰泉、托索湖等湖泊，恐即在此。弱水，按《大荒西经》所说，本是环绕昆仑的，两地所去必近。但《地理志》不说是“弱水”和“昆仑山”，而说“弱水、昆仑山祠”，见得只是两所祭祀山川的庙宇，那么，真的山川在哪里呢？临羌的西北是祁连山脉，其正西偏南是巴颜喀喇山脉，是不是西王母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祁连山，而弱水和昆仑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巴颜喀喇山呢？这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地理志》又说：“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汉广至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之西，疏勒河之南。“障”，有壅塞阻隔之义。《史记·酷吏列传》：“居一障间”，《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以扦寇盗也。”又通作“鄣”，《匈奴列传》：“筑城鄣列亭。”《正义》引顾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这可以知道昆仑障是一个堡寨之名。这个堡寨为什么要以昆仑为名？想来不出三种原因：一是筑在昆仑山上；一是山上有昆仑祠；再则或因它有如昆仑的特高，所以取这个嘉名来形容它。究竟哪一个说法最有可能性，因为本条文字既少，又没有别的材料可以证明，所以现在无法断定。《后汉书·明帝记》说：“（永平）十六年，七三年。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李贤《注》：“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今伊州细职县伊吾故城是也。”唐伊吾即汉广至，这文说明了所以设置宜禾都尉的原因。《汉书·地理志》里本来有很多东汉材料的。

晋高阳王睦的长子司马彪，武帝泰始中任秘书郎，他笃学不倦，接受了班固的规模，起于光武，终于献帝，作成《续汉书》八十篇。后人因为他的书有志，范晔的《后汉书》有纪、传，拿来并作一部书。他的《郡国志》里说：“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这是确定昆仑在临羌县境内的，只怕他误读了《汉书》。昆仑即使在那边，也只会在临羌的塞外而不会在临羌的县境呵！

其后郦道元作《水经注》，在《河水篇》说：“（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南〕（北）有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阚骃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这条文字当由《汉书·地理志》抄来。但《汉书》只说“临羌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他却安排在湟水流域，正同《郡国志》一样，把塞外地方拉进了内地。可是，青海哪会在湟源之东？湟源东又哪里有盐池？所以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驳他道：

仙海，即西海，今日青海，蒙古曰库克诺尔。盐池在其西南，蒙古曰达布逊诺尔。“库克”谓青，“达布逊”谓盐，“诺尔”则积水之名也。今湟水出青海东北，实不径青海、盐池之北。《汉·志》：“北则湟水所出”，盖指县北言之，与上“西北”一例，非蒙上“仙海、盐池”也。郦氏偶失检耳。卷二。

读古书真难，一不小心就弄错。不过《水经注》总是一部古代地理材料的总汇书，这里既在“石室”之外多出了“石釜”，又在白土川水下说：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曰“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藏古书五笥。”

这些地方是在甘肃临夏以西，青海循化、化隆一带。《晋书·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县，即此。那边悬崖上洞窟特多，称为石室，神人往还及积书等传说由此而起。羌人只知有神和鬼这正与《山海经》合。而不知有仙，所以称之为鬼山和鬼窟。这种鬼窟有极高大的，《汉·志》里的“西王母石室”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大荒西经》说西王母“穴处”也因于此。《汉·志》于临羌的西北塞外，先言西王母石室，再说仙海，再说盐池，分明顺了由东往西的次序而写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西王母石室是在青海之东，湟与河二水之间。按着现在疆域，当在海晏县和辉特旗附近。

祁连山虽然在汉分画了河西四郡和金城郡，在今分画了甘肃、青海两省，但山南、山北的居民都是羌人，从种族的眼光看来只是一区。这一区里，看《汉书·地理志》所记，该是有昆仑的。所以到了公元四世纪，就有马岌起来，把昆仑实定在祁连山。

自从汉武帝实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之后，历四百余年，在五胡乱中，河西为晋凉州牧张轨所据，传子及孙，俨然世袭的大国，后人称她为前凉。张轨的孙张骏即位，被众推为凉王。崔鸿《十六国春秋》道：

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又“删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国家无穷之福。”骏从之。《〈史记·秦本纪、司马相如列传〉·正义》所引，其辞未完；自“宜立西王母祠”下，以《晋书·张轨传》文补足。

按这里所记年代有些错误。张骏即位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三二四年。卒于晋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代什翼犍建国十年为晋永和三年，三四七年。那已是骏子重华二年；故此事如发生在张骏的世里，必当在建国八年以前，不能在十年。酒泉南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在这山上也有西王母的石室，称为“王母堂”，装饰得非常美丽，又有弱水在附近，又离临羌的昆仑祠和广至的昆仑障都不太远，所以马岌以为这山显然是古书里的昆仑。他既提出这实际的证据，可和《汉书·地理志》相互证明，所以张骏也就依从了它，立了西王母祠在那边，定这山的名称为“昆仑”。

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隔了三百年光景，唐李泰作《括地志》，就写道：“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凡书中提到昆仑的必引马岌、李泰之言，于是这一说因为有了经典的根据，它的力量竟超过了汉武帝所定的。不过张氏也觉得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就是昆仑必和黄河发生关系，而这里竟找不到河源，所以他只定它为“小昆仑”。他在《史记·秦本纪》注中说：“按肃州在京长安。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昆仑也，非河源出处者。”他替酒泉昆仑谦居于“小”，隐然以河源所出的为大昆仑，似乎过得去了。可是这“小昆仑”一名，从前已给人用过。晋张华（？）《博物志》道：“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卷一。张骞是否到过大秦不必论，大秦即罗马，大秦的小昆仑是欧洲第一高峰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mt. Blanc）吗？是纵贯希腊的班都斯山（Pindus mts.）吗？这也不可知，但这个小昆仑和那两个大小昆仑实在隔得太远了，究竟能不能发生关系？到了清代，毕沅作《山海经新校正》，说：

张守节云：“肃州即小昆仑，非河源出者，”后世皆仍其误。考《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古以“小昆仑”为是大秦国之山。肃州之山为《夏书》、《山海经》“昆仑”亡疑也。卷二。

他虽不信酒泉昆仑是“小昆仑”，但确信它是《禹贡》和《山海经》里的“昆仑”，所以他说：

（昆仑之丘），山在今甘肃肃州南八十里。……古言昆仑皆是西北，去中国亦止数千里耳。《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郑君注《尚书》引《禹所受地说》书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说文》云：“丘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汉书》云：“黄帝使泠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传》所言实沈之迁，在山西境。“昆仑之阴”，《吕氏春秋》作“阮隃之阴”。案阮即代郡五阮关，隃即西隃雁门，见《说文》，亦在今山西。山西西接陕西以至甘肃，皆在西北，以知此之昆仑在肃州。……自《十洲记》、《遁甲开山图》以下多有异说，故《水经》亦云“去嵩高五万里”。无稽之谈，盖不取云。卷二。

他要在域内寻昆仑，使得《禹贡》雍州和《山经》西山和昆仑都可以在甘肃境内得到实证，在势只有酒泉这一个最为近情，所以他对马岌之说十分愿意接受。又“小昆仑”一名，在张守节前，郭璞也已用了。《海内西经》郭《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又道：“此自别有‘小昆仑’也。”

郭意以海内的昆仑为小昆仑，海外的昆仑为大昆仑。毕氏辩之，云：“郭以此为小昆仑，非。《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是肃州之山乃古之昆仑，小昆仑在海外，郭说正相反。”又《大荒西经》“昆仑之丘”下，毕氏也说：“此肃州昆仑也。”他把《西次三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里的昆仑都极肯定地放在肃州；至于小昆仑，则他以为《山海经》所未记，仅见于《博物志》。对于昆仑下的四水，他说河水道：“今水出于积石，当肃州昆仑之南。《海内西经》曰‘出东北隅’，盖其伏流也。”卷二。用“盖其伏流”一语作掩护，出于积石的河水居然也跟酒泉昆仑发生了关系。赤水呢，他说：“疑即浩亹水也。”同上。按浩亹水即今大通河，出酒泉南山的东南，这自与《西次三经》所说的赤水方向完全密合。洋水，他说：“《水经注》云：阚骃说：‘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据此则即甘肃秦州南之汉水也。《海内西经》云‘出西北隅’，或其潜源欤？”同上。这又用了“潜源”说把天水、酒泉两地的山川打通了。黑水，他无说。这四条大水，他总算安排了一下，虽则并未熨贴。

毕氏固然没有在《西次三经》提及实际的黑水，而肃州昆仑附近毕竟有条黑水，所以他在《海内西经》里又根据了《括地志》而注黑水。按《括地志》云：

黑水源出伊州伊〔吴〕（吾）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张守节又为加上说明道：

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史记·夏本纪》。

他称汉武所定的昆仑为“大昆仑”，张骏所定的昆仑为“小昆仑”，称吐谷浑界内的积石为“大积石山”，详见《昆仑和河源的实定》文。今永靖县的积石为“小积石山”，这可说是地理学上的一次名词整理。他以为黑水不能入南海，只能入黄河，也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毕沅对他的名词整理虽然不认为满意，而对于他所说的黑水路线则表示容纳，所以他注《海内西经》时即取此说，云：

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黑水合河入海也。

按唐伊吾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北，水道经安西而流至敦煌的只有现今的疏勒河，一名布隆吉尔河，古名籍端水，源出玉门县南山，西北流至安西县城北，又西至敦煌县城北，会合南来的党河，潴为哈拉湖。《括地志》这样说，是确指这条河为黑水。可是这条河是由东向西北流的，到了中哈拉湖就停止了。或者李泰从地图上看来，误认它是由哈拉湖向东南流的，又认疏勒河的南端即是大通河的北头，所以《括地志》说从伊吾东南流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入于湟水，又至河州入黄河。这大通河即是蒋廷锡所说的“雍州黑水”，可惜已被毕沅在《西次三经》里派作赤水了。想不到他到了校注《海内西经》的时候竟又沿用了蒋廷锡之说而把它重定为黑水！它究竟是黑是赤？这问题可不闷死人！

除此之外，酒泉南山可以定为昆仑的条件，它和弱水相近是一个绝大的理由。弱水的最早记载，是《海内西经》说的：“弱水……出（昆仑之虚）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出西南而东北，又西南，即是把昆仑环绕一周，所以《大荒西经》说：“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禹贡》则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淮南·地形》也说：“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王引之以为后人取《禹贡》文增改，见本篇《山海经》章。

从这几条文字看来，可知弱水发源穷石，经过合黎，进入流沙，流成一条圆线。在这几个条件下，给汉朝人寻出了。《汉书·地理志》说：“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合黎是山名，同时也是水名。这个分别，《括地志》说得清楚：“兰门山，一名合黎，一名穷石山，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七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同上。删丹，今甘肃山丹县。穷石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分。山丹河和洪水河都出山丹西南的祁连山，即穷石山。汇合西北行，至张掖县，与张掖河合，俗称黑河，蒙古人叫作额济纳河；西北流经临泽、高台两县，出边墙到鼎新县，与白河相会，北流歧出为二，分入二泊，就是古代的居延海，经书里唤作流沙的。这白河古名呼蚕水，又名洮赉河，一作讨来河，发源青海西北的洮赉山，也写作托赖山。西北流入甘肃界，至酒泉后东北行，经金塔至鼎新，入黑河。黑、白二河异流同趋，把酒泉南山包围了起来，正应着《大荒经》中的弱水之渊环绕昆仑之丘的一句话。所以它在酒泉昆仑中，根据的坚强实在远出其他诸水之上。

足以证成马岌这一说的证据还有。《〈汉书·地理志〉注》云：“（酒泉郡）应邵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师古曰：‘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这不是《禹本纪》所说的昆仑的醴泉吗！又段国《沙州记》云：“羊鹘岭东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东岳岱山，极高大险峻，嵯峨崔嵬，颇有灵验。羌胡父老传云：是西王母樗蒲山。”《御览·地部十五》引。沙州即今敦煌。看《西次三经》，西王母所居在昆仑西，而敦煌在酒泉西，不是恰恰相应吗！又《西次三经》的近末尾处有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三危的西面是天山，《括地志》又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史记·李将军列传〉正义》引。这又不是和实际的山很合符吗！怪不得张守节和毕沅要竭力拥护这一说！

可是我们终有一点遗憾，不敢作圆满的肯定，其故有二。其一，酒泉南山如为昆仑，何以班固在《地理志》里不把昆仑放在酒泉而偏记在金城临羌？临羌离酒泉固然不算太远，究竟要翻过一座祁连山。又酒泉有西王母石室，临羌之西也有西王母石室，所以临羌的昆仑不见得就是酒泉的昆仑。其二，昆仑和四水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黄河，汉武帝因河源的确定而才有昆仑的确定。酒泉昆仑说摆脱了河源问题不谈，虽有弱水的合拍，黑水的近似，究竟避重就轻，逃不过明眼人的指摘。《水经》作者说：“河水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这是酒泉昆仑说的极大要求。可惜终是一个想象，不能提出实证替这一说张目。毕沅模仿张骞，说是伏流，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方法，可是西域有广袤三百里的蒲昌海，酒泉昆仑又有什么大量蓄积的水池可以做河水伏流的源泉？所以这种想法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实际不但不能解决这问题，反而增加了这问题的纠纷性。

本章原载《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题《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