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

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光绪十四年,1888)做的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谓“大王”、“将军”化身临工者,皆绝迹不复见矣。

“大王”“将军”都是祀典里的河神;河工区域内的水蛇虾蟆往往被认为大王或将军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祀祭礼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国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虾蟆磕头乞怜,真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我父亲这首诗不但公然指斥这种迷信,并且用了一个很浅近的证据,证明这种迷信的荒诞可笑。这一点最可表现我父亲的思想的倾向。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世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很受了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的影响。理学家因袭了古代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敢说“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气(阴阳)之良能也”。这种思想,虽有不彻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况且程朱一系极力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这就是近世科学的态度。我父亲做的《原学》,开端便说:

天地氲氤,百物化生。

这是采纳了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他做的《学为人诗》的结论是: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反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这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

这些话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样讲解,我记不得了;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意义。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我记得我家新屋大门上的“僧道无缘”条子,从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了淡白色,后来竟完全剥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亲死后,四叔又上任做学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领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长斋,拜佛念经,四叔和三哥(是她过继的孙子)都不能劝阻她,后来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长斋念佛的,她常来我家中住。这两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劝诱家中的几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请她们念经许愿还愿。

二哥的丈母颇认得字,带来了《玉历钞传》《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常给我们讲说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等故事。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又在戏台上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惨酷景象。

后来三哥得了肺痨病,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曾养大。星五伯娘常为三哥拜神佛,许愿,甚至于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参加行礼,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礼。我自己幼年身体也很虚弱,多病痛,所以我母亲也常请伯娘带我去烧香拜佛。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里又起翳,她代我许愿:病好之后亲自到古塘山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后来我病好了,她亲自跟伯娘带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难走,她的脚是终年疼的,但她为了儿子,步行朝山,上山时走几步便须坐下歇息,却总不说一声苦痛。我这时候自然也是很诚心地跟着她们礼拜。

我母亲盼望我读书成名,所以常常叮嘱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学堂壁上挂着一幅朱印石刻的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我们每晚放学时总得对他拜一个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供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联匾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得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

这件事我记不清在哪一年了,大概在十一岁时。这时候,我已能够自己看古文书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有句读,故我不觉吃力。“通鉴辑览”须我自己用朱笔点读,故读得很迟缓。有一次二哥从上海回来,见我看《御批通鉴辑览》,他不赞成;他对禹臣先生说,不如看《资治通鉴》。于是我就点读《资治通鉴》了。这是我研究中国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欢这一类的历史书,并且感觉朝代帝王年号的难记,就想编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近仁叔很鼓励我做此事,我真动手编这部七字句的历史歌诀了。此稿已遗失了,我已不记得这件野心工作编到了哪一朝代。但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谁也想不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竟会大大地影响我的宗教信仰,竟会使我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有一天,我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齐梁时代人,死时约在西历510年)反对佛教的故事,说: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我先已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范缜用了一个譬喻,说形和神的关系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刀子的“快”了。那么,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个譬喻是很浅显的,恰恰合一个初开知识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觉得范缜说的有道理。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我那时并不知道范缜的《神灭论》全文载在《梁书》(卷四八)里,也不知道当时许多人驳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里。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大概司马光也受了范缜的影响,所以有“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的议论。大概他感谢范缜,故他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他绝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鉴》又记述范缜和竟陵王萧子良讨论“因果”的事,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文如下: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

这一段议论也只是一个譬喻,但我当时读了只觉得他说的明白有理,就熟读了记在心里。我当时实在还不能了解范缜的议论的哲学意义。他主张一种“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我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我的思想经过了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她叫我上分祠里去拜祖宗,或去烧香还愿,我总不敢不去,满心里的不愿意,我终不敢让她知道。

我十三岁的正月里,我到大姊家去拜年,住了几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砚香同回我家去看灯。他家的一个长工挑着新年糕饼等物事,跟着我们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们进去歇脚,吃了点心,又继续前进。中屯村口有个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我们走进亭子,我指着神像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毛厕里去,好吗?”

这样突然主张毁坏神像,把我的外甥吓住了。他虽然听我说过无鬼无神的话,却不曾想到我会在这路亭里提议实行捣毁神像。他的长工忙劝阻我道:“糜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我听了这话,更不高兴,偏要拾石子去掷神像。恰好村子里有人下来了,砚香和那长工就把我劝走了。

我们到了我家中,我母亲煮面给我们吃,我刚吃了几筷子,听见门外锣鼓响,便放下面,跑出去看舞狮子了。这一天来看灯的客多,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谁也不来管我吃了多少面。我陪着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饿了。

晚上陪客人吃饭,我也喝了一两杯烧酒。酒到了饿肚子里,有点作怪。晚饭后,我跑出大门外,被风一吹,我有点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别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门外的喊声被屋里人听见了,我母亲叫人来唤我回去。我怕她责怪,就跑出去了。来人追上去,我跑得更快。有人对我母亲说,我今晚喝了烧酒,怕是醉了。我母亲自己出来唤我,这时候我已被人追回来了。但跑多了,我真有点醉了,就和他们抵抗,不肯回家。母亲抱住我,我仍喊着要月亮下来看灯。许多人围拢来看,我仗着人多,嘴里仍旧乱喊。母亲把我拖进房里,一群人拥进房来看。

这时候,那位跟我们来的章家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地说:“外婆(他跟着我的外甥称呼),糜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罢?今天我们从中屯出来,路过三门亭,糜舅要把那几个菩萨拖下来丢到毛厕里去。他今夜嘴里乱说话,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

这几句话,他低低的说,我靠在母亲怀里,全听见了。我心里正怕喝醉了酒,母亲要责罚我,现在我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我想:“我胡闹,母亲要打我;菩萨胡闹,她不会责怪菩萨。”于是我就闹得更凶,说了许多疯话,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样!

我母亲着急了,叫砚香来问,砚香也说我日里的确得罪了神道。母亲就叫别人来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说我年小无知,触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宽宏大量,不计较小孩的罪过,宽恕了我。我们将来一定亲到三门亭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邻舍都来看我,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妇女还提着“火筒”(徽州人冬天用瓦炉装炭火,外面用篾丝作篮子,可以随身携带,名为火筒),房间里闷热得很。我热的脸都红了,真有点像醉人。

忽然门外有人报信,说:“龙灯来了,龙灯来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赶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灯。一会儿,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房里的闷热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好像是灵应了。第二天,她教训了我一场,说我不应该瞎说,更不应该在神道面前瞎说。但她不曾责罚我,我心里高兴,万想不到我的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

十九,十二,廿五,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