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例，其必与史俱兴矣。沮诵以来，荒远莫考。简策记载之法，惟散见于左氏书。说者以为周公之典也。马、班而降，体益变，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间得失是非，遂递相掎摭而不已。刘子玄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义，以例而隐，先儒论之详矣。前有千古，后有万年，事变靡穷，纪载异致，乃一一设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圣人之笔削，如化工之肖物，执方隅之见以窥之目，愈穿凿而愈晦蚀；文士之纪录，则如匠氏之制器，无规矩准绳以絜之，淫巧偭错，势将百出而不止。故说经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无例。
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凡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华，亦大略备于是矣。昔郭象注庄子书，盖多删节。凡严君平《道德指归论》所引，而今本不载者，皆象所芟弃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谅不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