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会说：“在欧人东来以前，中国是闭关独立的。”其实何尝如此？中国从汉朝以后，久和欧洲人有交通了。但是在中古以前，中西的交通，不过彼此将珍奇之物，互相交换；或者输入些无关大体的学问技艺。虽亦彼此互相仿效，至于文化的根柢，则未曾动摇，到近世就不然了。自从西人发明了科学以后，其制驭天然的力量加强，因而其生产方法，逐渐改变。生产方法既变，社会组织，亦随之而变；而其侵略他人的力量亦加强。试看前代，中西交通，都是时盛时衰的。我们欢迎他们，他们就会来；要是拒绝他们，他们亦就无可如何。而在他们自己，亦是时盛时衰的。盛的时候，会来和我们交通；衰的时候，来的也就稀少了。到近世，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要来，我们固然无法拒绝；而他们亦自有其不得不来的苦衷；而近世交通的便利，兵力的强盛，却亦足以把全世界连结为一；再不容有一国独做世外桃源。至此，则不但中西的交涉，因彼此交通而加繁，就是中国的内部，也要因之而起变化了。这是近世的中西交通，和中古以前不同的性质。其情势，是到18世纪之末，五口通商之后而后盛的；而追溯其源，则还在15世纪末叶，西人发现新航路的时候。
欧人航路之开辟
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然而从欧洲到亚洲的东部，或须经过荒凉寂寞的西伯利亚，或须经过山岭重叠，沙漠绵亘的中亚细亚，[1]交通都很困难，所以历代的往来，转以海路为多。从欧洲到亚洲，本来是由黑海、地中海出小亚细亚，而入波斯湾；或由埃及溯尼罗河，渡过沙漠，而入红海的。从蒙古西征以后，土耳其人受其压迫，立国于亚洲西部。其后渐次强盛，地中海东部和黑海的沿岸，都为其所据。土耳其和欧洲人，因宗教不同，互相仇视。欧洲商人东来的，未免要受其留难，就想别辟航路，以通东方。其结果，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其（一），是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而到印度。其（二），是哥伦布[2]，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达到东方。得西班牙王的扶助，发现了南美洲。后来麦哲伦[3]，由此航行到吕宋。
葡西荷人之东来
新航路既发现，欧洲人自然就要到中国来。其中来得最早的，要推葡萄牙。他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公元1516年，当明朝武宗时候。明朝在广州，本来设有市舶司。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贸易。公元1535年，指挥使黄庆，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后来葡萄牙人，就渐渐地筑城置戍，据为己有了。[4]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亦相继东来。到中国来求通商，为葡人所阻。乃于菲律宾建立马尼剌，中国人前往通商的颇多。[5]荷兰在欧洲，本是西班牙的属地。因其信奉新教，为西班牙人所虐待，于16世纪之末，叛西班牙自立。此时西班牙王兼做葡萄牙王，禁其在葡京出入。荷兰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以谋东航。从荷人东航以后，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先后为其所据；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塞驻兵；其势力，反出于葡西之上。17世纪初年，荷兰人到广州求通商，亦因受葡人阻碍，未能达到目的。乃退据台湾、澎湖。后来又给郑成功所夺。虽然清朝人因为要和他夹击郑成功，许他每八年到广东贸易一次，然而其地位，也远非葡萄牙人之比了。总而言之，在明清之间，西人到中国来通商的，以葡萄牙为最早，而其在中国的地位，亦最优越。
基督教徒与西学之输入
西人东航之初，充当水手的，大概是富有野心和冒险性的青年。其行为，不能循规蹈矩，颇为中国人所反对。但是通商究竟是两利之事，商人不必说了；管理的官吏，也有好处；而沿海人民，借此维持生计的，确亦不在少数。所以虽有反对的人，始终不能拒绝。至于教士，则初期来华的，确都是热心传教之流，并无别种作用。然而其受猜疑，反较商人更甚。这因（一）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来不大迷信。（二）而历代又时有藉邪教以倡乱的人。（三）当时中国对世界的情形，还是隔膜的；而历代的海寇，却深为中国人所畏。（四）西洋教士，热心传教的精神，既非迷信不深的国民所能了解；而其学问、技艺之精，又是历代的外国人所无。合此种种原因，自然要因疑生忌了。[6]虽然如此，欧洲教士，毕竟靠着他们的学问、技艺，在中国得有相当的地位，可见中国人对于学问、技艺，是能够虚心领受的。
西洋教士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7]。他以公元1581年到澳门。初居广东的肇庆。后来才到南北两京，和士大夫结交。并献方物于明神宗。神宗因其远来，待之颇厚，许他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当时教士的传教，和后来不同。他们都精通华语，并能通晓华文，饮食起居，亦都改照华人的样子。基督教是禁拜偶像的；拜天、拜祖宗、拜孔子，都非其教规所许。利玛窦等却特别通融，说：“中国人的拜天，是敬其为万物之本；其拜祖宗，是报本追远的意思；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没有求福避祸的意思，和崇拜偶像不同。”并不加以禁止。教士都无家无室，万里远来，其品行既坚苦卓绝，而又精通科学。从中国人看起来，只觉得他们人格的崇高，学问的精卓，绝不见得异教、异族，可以憎恶的形迹。所以士大夫中，很有相信他们的人。其中尤以明朝末年，做到宰相的徐光启，和官至九卿的李之藻为最。西洋的学艺，经他们的手，而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少。当时西洋学艺，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推天文、数学。中国数理之学，是长于数而短于形的。所以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数理学上，就发生很大的影响。代数等学，后来也就输入了。明朝的历法，本来参用西域之法的。所以开国时候，就设有回回历科。但是到末年，其法疏舛了。恰好深通天文历法的汤若望[8]来华。徐光启便荐他在北京的历局里，制造仪器，翻译书籍，襄助改历的事务。新历成后，未及施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清朝就将他所修的历法行用，定名为时宪历。并且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此外实际应用的技术，为中国人所注意的，要推当时所谓“泰西水法”。李之藻曾翻译其书。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亦采取其说。而火器的制造，在军事上尤有重大的影响。
利马窦像
火器之制造
中国古代的炮，都是以机发石的。《明史·兵志》说：元人征西域时，曾得到火炮，攻蔡州时用之。但造法不传。明成祖平交阯，得其枪炮，特设神机营肄习。到武宗末年，白沙巡检[9]何儒，得到佛郎机炮，到公元1529年，中国人就会自造了。佛郎机是中国人称西班牙、葡萄牙之辞；武宗末年，正是葡人东来的时候；何儒所得的炮，其为西洋人所传无疑了。明朝后来，又得到红夷大炮[10]。红毛夷，是当时称呼荷兰人之辞。其炮的巨大，又在佛郎机炮之上。清太祖攻宁远时，明朝就靠此却敌。当时的炮，多数是由西洋人监造的。监造枪炮，实在是西洋教士和政治最有关系的一件工作。当利玛窦死后，[11]基督教曾受人攻击，一时被禁；教士都勒归澳门。未几，满洲反叛，明朝因要用枪炮，召教士监造，教禁才无形解除。到清朝时候，还是如此，汤若望、南怀仁[12]，都是替清朝人监造过大炮的。
南怀仁是继汤若望而为钦天监监正的人。当时反对西洋教士最烈的，要算治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他的反对西洋教士，从现在看起来，虽然不免误解，却不能说他有什么私意；只是在当时情形之下，应有的疑忌罢了。他于清圣祖的初年，上书攻击基督教士，一时得到胜利。汤若望等都因之得罪。即用杨光先为监正。[13]后因推算闰月错误，得罪遣戍，乃再用南怀仁。清圣祖是很聪明的，对于西洋的学术，也颇能留意，任用西教士很多。他曾命令教士到各省的重要去处，实测其地的经纬度，制成《皇舆全览图》。于地理学的进步，很有关系。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基督教士的态度，以大多数论，是欢迎其学问，而疑忌其宗教的。因此两力的互相牵掣，就显出一种时迎时拒的态度。
【小结】
（一）近世中西交通的性质，和中古以前，同异若何？
（二）中欧陆地相接，为什么其交通，反以海道为盛？
（三）近世西人所发现的新航路如何？旧航路如何？
（四）新航路发现后，东来的以哪一国为最早？继之而至的，是哪两国？这三国在中国，哪一国最得势？
（五）明清之际，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心理如何？何以会形成这种心理？
（六）基督教士来华最早的是什么人？
（七）基督教士，对于西学输入的功绩若何？当时中国欢迎西学的是什么人？
（八）中国古代的炮，和近代的炮，有什么区别？试述近世火器输入中国的历史。
（九）制造火器和教禁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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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地理学上所谓中央亚细亚，系指蒙、新、海、藏及帕米尔高原等地而言。蒙、新为往古一大内海，后世沦为沙漠，和亚洲西部的沙漠相接。海、藏和帕米尔一带，为世界上山脉最崇高复杂之处。政治上所谓俄领中央亚细亚，以地形上的区划论，实在是属于北方亚细亚的。
[2] Colombo.
[3] Mage llan.
[4] 当时曾有人请把他们驱逐出去，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广东官吏筹议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遂作罢。这话在当日，原是合乎情势的。但是到后来，情势变迁，澳门就竟给葡萄牙人占据去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初尚按年交纳地租，到公元1849年，那时候，已经是清朝的道光末年，在五口通商之后了。葡人借口其头目被杀，就抗不交租。后来清朝和欧美各国，多数立约通商，独葡约因澳门问题，不能成立。其时还有“由中国偿还葡人筑路、建屋之费，把澳门收回”之议，未能有成。时鸦片久已用洋药之名，抽收税厘，而从香港、澳门偷运入境的，非常之多。中国要求英国人缉私。英国人说：“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照办。”中国不得已，于公元1877年，和葡人订立条约，许其“永居，管理澳门”，而葡人允许助中国人缉私，竟成割让澳门以交换查缉私烟之局了，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澳门既割弃后，界址又未能划定，迄今还是个悬案。
[5] 马尼剌的建立，事在公元1563年。
[6] 杨光先的攻击西洋人，最可代表当时一般的心理。他所著《不得已书》中，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以数万里外的人，来去都无稽考。听凭他们把中国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一一调查清楚，他们既说人是天主所造，则中国人也是他们所说的天主所造的人的子孙，设有变故，我们同他们抵抗，岂非以子弟拒父兄？”所以他的结论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7] Matteo Ricci.
[8] Johann Adam.
[9] 白沙巡检司，在广东东莞县东南，见《明史·地理志》。
[10] 后来改称红衣大炮。并封为红衣大将军，这是从前对于器物的一种迷信，移用到兵器上头。
[11] （11）利玛窦死于公元1610年。
[12] Ferdinand Vcrbiest.
[13] （13）杨光先本不是懂得历法的人。当时用他做监正，他曾力辞，而朝廷不许。旧时的记载，疑心这是反对杨光先的人，有意陷害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