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总是要经过相当的期间，遂能光昌的。中国的受异族压制，实起于五胡乱华之时。试看南宋以后，攘夷之论之昌盛，便可见得其后元、清两代，相继入据中原，沦陷的范围，又较女真入据时为广。清朝对待汉人的手段，尤为阴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亦即随之而潜滋暗长，日益发达。
第一节 太平天国以前诸秘密结社的活动
民族主义，总是要经过相当的期间，遂能光昌的。中国的受异族压制，实起于五胡乱华之时。其时距民国纪元业已1600余年，然此时的异族，都是久经附塞，或入居塞内的降夷，濡染中国的文化已久，所以其人颇思攀附汉族以为荣，亦有能诚心接受汉族的文化的。其民族意识不显著。至北宋之末，女真兴起而其情势一变，读《金世宗本纪》可见（自辽以前的异族，无不自托于汉族胄裔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就无此事了。又如后魏孝文帝，模仿汉族的文化，不能谓其无诚意。金世宗却竭力保存女真的旧风。两两对照，殊有趣味。此全由其前此与汉族交接的多少，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深浅而异）。此时距民国纪元亦已800余年。因（一）中国素以平天下为最高的理想。（二）又此等异族的文化，远低于中国，入据中原以后，治法文化，都不能不采用中国之旧。所以还不能十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然中国人的思想亦渐非昔比了。试看南宋以后，攘夷之论之昌盛，便可见得其后元、清两代，相继入据中原，沦陷的范围，又较女真入据时为广。清朝对待汉人的手段，尤为阴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亦即随之而潜滋暗长，日益发达。此中有两种迹象可见，其（一）为士大夫的誓死不屈，如宋末的郑思肖，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等是。其（二）为民间的秘密结社。士大夫只能指挥谋划，而不能为直接的行动，所以轰轰烈烈的行为，转多出于下层社会中人。
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与恶政治反抗，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如宋代的杨么。见朱希祖《杨么事迹考证》，商务印书馆本）。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如元末的白莲教便是。专制时代，以君主为国家的代表，而前代的国家，大抵是一个民族的结合。所以白莲教徒所推戴的韩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孙。明朝熹宗天启年间，白莲教徒亦曾起而为乱，就没有这等话头了。到清朝却又和元朝一样。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上谕云：“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不自责其以异族入据中原，反责起义图光复者，将累及前朝的子孙，其立说可谓甚巧。然设使汉族反抗者多，世宗便要把明朝子孙杀尽，这话也就是自写供招了。这不是冤诬他，试看历代帝王诏令中，有这样的话吗？雍正七年，为亡清入关后之86年，汉人仍有起而反抗的，世宗上谕，且承认自康熙以来，图谋光复者，指不胜屈，历代从未若此之众。可见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而一班遗老，妄称康雍之治，歌功颂德，以为汉人就从此屈服的厚诬了。世宗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先是浙江人吕留良也是志存光复的。曾静使人求其遗书。此时静使其徒张熙说岳钟琪，钟琪将其事举发，遂遭逮治。连吕留良也剖棺戮尸。可见得士大夫阶级中，民族主义亦未尝绝，不过直接行动，不如平民阶级的容易罢了。
白莲教发展略表
白莲教在北方，是一个很大的秘密结社。自清朝入据后，其反抗亦讫未尝绝。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教徒传布事觉，教首刘松遣戍甘肃。其党仍秘密传布。五十八年（1793），党魁刘之协，奉王发生为主，诡称明裔。事觉，发生遣戍新疆，之协遁去。六十年（1795）之协等举事，至嘉庆七年（1802）始平，前后共历8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此即所谓川楚教徒之乱。嘉庆十八年（1813），又有天理教之变，其首领林清，至能连接内监，图攻宫城，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支派，可见其光复之志，始终不渝了。然和亡清对抗的，究以南方为较久，遗老志士，流落其间的更多，所以反清的秘密结社，南方更较北方为盛。
南方的秘密结社，始终抗清的，当以天地会为大宗。天地会的历史，略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本。平山周系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据其说，其会中的传述：谓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相传为达尊神所创（此当系指禅宗的始祖达摩。故下文使苏洪光再生时，称达摩大师），已历千年。寺中的和尚，都懂得武艺、兵略。康熙时，或说是乾隆时，西方有个西鲁国造反，官军大败，清主乃悬赏，说有能征服西鲁国的，他要什么，便把什么赏他。少林寺徒属中，有个唤做郑君达的，同128个和尚前往应募，把西鲁国打败。回兵之后，清主问其所欲，诸和尚都一无所欲，依旧还山。惟郑君达留为总兵。此时朝臣中，有两个唤做陈文耀、张近秋的，意图篡位，而怕僧兵的强，乃进谗于清主，说僧兵若怀异志，必非国家之福。清主听信了他，使他俩带兵去剿灭少林寺。翰林学士陈近南谏，不听，遂弃职，归隐湖广。少林寺僧中，有个唤做马仪福的，艺居第七（会中人讳言七），而性好渔色，曾引诱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及君达之妹玉兰，因此为众僧所逐。怀恨在心，乃引清兵到寺。四面密埋火药，堆积柴草，用松香做引线，放起火来，僧人都被烧死。幸得达尊神遣朱开、朱光两个天使，引导18个和尚逃出。清兵后追，路经黄泉村，13个和尚战死，剩下5个，唤做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是为会中所称的前五祖。清兵进入黄泉村。有5个人，唤做吴天祜、方惠成、张敬照、杨仗佐、林大江，对他们说：5个和尚已经死了。前五祖乃得逃去。吴天祜等5人为会中所称五勇士。前五祖逃到沙湾口，有船户2人，唤做谢邦恒、吴廷贲，留他们住宿船中，再逃到惠州长沙湾。后面又有追兵，而前面为河所阻。达尊神乃再使朱开、朱光，一持铜板，一持铁板，架作桥梁。前五祖乃得渡过，至宝珠寺，辗转到石城县的高溪庙。食用缺乏，天使又加以接济，到前五祖起行后，寺庙便都消灭了（意为该寺庙系幻化而成）。前五祖逃到湖广，到了一处地方，唤做丁山，其地有一个小港口。无意中遇见郭秀英、郑玉兰，和郭秀英的两个儿子，一个唤做郑道德，一个唤做郑道芳。此时郑君达已被陈文耀用红绢绞杀，乃同往祭其坟。而清兵适至。郑君达墓中，忽然跃出一把桃剑。柄上刻有反复汨四个字。字乃清字，汨字乃明字的代替字，天地会中文字都如此。秀英持剑乱挥，斩首无算，遂得脱险。事为张近秋所闻，带兵前来搜捕，郭秀英早得消息，把剑传给两个儿子，令其速遁，自己却和郑玉兰投三合河死了。谢邦恒寻得其尸，把她葬在河边陵上，还替她立了一块石碑。前五祖匿身林中，趁陈近秋经过，突出把他杀掉。陈近秋所带的兵又来追。幸得吴天成、洪大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个人来救，乃得脱险。此五人即会中所谓后五祖，亦称五虎。前五祖欲复还高溪庙。再过宝珠寺，寺已化为乌有。既无饮食，亦无歇宿之所，困苦殊甚。而忽与陈近南相遇。陈近南自辞职归后，在白鹤洞中研究道教（会中人相遇，问自何处来？必答言是白鹤洞来），后又以代和尚报仇，卖卜江湖。至此与前五祖相遇，迎之归家。后以所居狭隘，移于下普庵后的红花亭。一日，前五祖逍遥河上，见水中一物浮来，近视之，乃一大石香炉，炉底亦有反复汨字样。另一行，注明其重为52斤13两（会中白镴鼎之重如此）。五人既得香炉，乃取树枝树叶，以代香烛，注清水以代酒，祭告天地，誓必报少林寺之仇。祭时，树枝树叶忽自焚，前五祖归告陈近南。陈近南说：这是代将覆，汨朝复兴之兆，乃即举兵。有一少年，自来投效，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讯知姓朱，名洪作，为明思宗之裔。乃共奉为主，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红花亭盟誓，称为洪家大会。至今其会员皆以是日为生日。是夜，天显异兆，南天光耀，作文廷国式四字，遂以为元帅旗。旋东天复发红光，红音同洪，故用以为姓。把洪字拆开，则为三八二十一，即用以为符号。陈近南乃用一个唤做苏洪光的为先锋，以前后五祖为中坚，遣五勇士至龙虎山中募兵为后备。明日进攻，时清兵方强，洪家战败，退至万云山。遇万云寺寺长万云龙，云龙系浙江太昌府人，本名胡得起。陈近南引其觐见幼主。云龙即歃血为誓，矢志覆兴汨。八月二十日再战，云龙手持两棍，向清军攻击，不幸于九月九日，中箭而死。兵皆溃散。前五祖潜匿。兵退，焚其尸，裹以红绢，葬之山下，陈近南尊之为达宗神（盖以配达尊神）。相与寻求幼主，不得，陈近南谓运尚未至覆亡之时，劝诸兄弟暂散，广结徒党，以为后图。数年之后，会众聚集于高溪庙，此时诸头目仅存一个苏洪光，未几亦死。欲举兵，苦于无人统率。忽传苏洪光复生，事缘思宗死时，缢于煤山柏树上。内监黄丞思，冀得附帝以葬。而树无别枝，又不敢与帝同缢，乃缢于帝足而死。寻得帝尸之人，反指为叛逆，弃其尸不葬。游魂无归，达摩大师乃将其附合苏洪光身上，借尸还魂，名之曰天祐洪，为三合军司令，连战连胜，共得七省之地。后来战死于四川。三合军乃四散，七省之地，复为清所据。平山周说：“哥老会及其他秘密社传说，虽各有差异，然其为焚烧少林寺，毙僧多人，以逃出之五僧，作为五祖，图复仇于万一，则均确信不易。”可见此会支派之广。又说：“三合会或称天地会，世人以此名之，会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为通称。或曰即三点会。凡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皆其支会。”又说：“三合会之成立，在康熙十三年（1674），相传以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杀，志在复仇。”案康熙十三年，岁在甲寅，与其所载天地会传说创立之年相合。又此传说中早称郭秀英、郑玉兰投三合河，而其军亦称三合军。二会之即一会可知。又可见其确为此项结合的嫡派。会中历史，久经传述，事迹自不免谬悠（凡故事口相传述，大抵文学的意味增加，历史的成分减少。况天地会传说，本有影射，并非真实事迹。所以外观几同评话了）。然其姓名似多有寓意，又或非不知文学的人所能杜撰（洪家之称，谓由天发红光，恐系讳饰之词，或则传伪所致。其本意，似系指明太祖的年号洪武而言。朱开、朱光、苏洪光等名字，显见其均有寓意。吴廷贲等姓名，即非江湖上人所能造），其称苏洪光恢复七省，显系影射明桂王盛时，曾据两广、云贵、四川、湖南、江西之事。平山周说：“观其尊信一种秘密仪式，知为僧道所创无疑。”然则说虽谬悠，中必暗藏一段明代志士，兼及方外，图恢复而未成，匿迹民间，广结徒党，以为后图之事。惜乎其无可考了。
天地会腰牌图案 天地会的成员多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其反清复明，劫富济贫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民族观念及对阶级压迫的反抗。图为天地会的腰牌图案。
三合会成立之后，反清之事，连绵不绝。据平山周说：其事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之乱为倡始，此事在当时，是震动全台的。其后嘉庆十四年（1809）清水会会员胡炳耀等17人，在江西崇义县被捕，治以叛乱煽惑之罪。二十二年（1817），三合会会员又增至千余人。有犯事被刑的。二十三年（1818，原误作三十二年），又大败于梅岭。然常称兵以与广东官吏相抗。在江西的会员亦颇多，常干涉行政，地方官极怕他。道光十二年（1832）两广、湖南傜族起事，传言为三合会所煽惑。后傜族退入山中，三合会独当前敌，被杀的很多。二十一年（1841），中英战端既开，三合再起覆清兴明之望，曾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协商。三十年（1850），三合会骚扰两广各地，太平军乃因之起事。咸丰七年（1857）中英衅起，英人在香港预备攻击广东，以800苦工编成教练队，苦工俱系客民，大都属于三合会。其中几个头目，以驱逐满洲之故，曾向英军协商一切。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一章说，“国内会党，常与官府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廷立于反对地位。而海外会党多处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反清复明之语，亦多不知其义者。鼓吹数年，乃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据平山周说，道光时，江西、两广、台湾一带，三合会颇跋扈，而以福建一省为酝酿之所，并有挟此主义，自闽广往马来及南洋各岛，或暹罗、印度各地的。无论其为贫病死伤，扶持而入，或为求免诸种压制而入，或为好奇而入，或为种族革命而入，或有所利而入，而皆同抱一倾覆满政府之念，血誓以后，即众志团结。然则邹鲁的话，不过一部分的情形，并不能以此概海外会员的全体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在先民创始天地会之时，又安能预料其如此发达呢？不过行其心之所安罢了。然而其发达竟如此，后来孙中山的革命，还是利用会党的。民国纪元，上距天地会创始之年，凡239年，卒奏光复河山之烈，有志者事竟成，先民有知，亦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当辛亥光复时，吾乡常州西门外，有吴姓或胡姓，因吾乡人读此二字音相同，故无从知其正字。老而无子，其远祖于明亡时，遗有明代衣冠一袭，命子孙世世保藏，光复时着以祭告，此人并一衣之而出，谓吾虽无子，眼见汉族光复而死，我的祖宗也可以无遗憾了。此事知之者甚多。惜当时干戈扰攘，未能访得姓名居址，及其先世事迹。观于此，可知抱民族主义的，实不乏其人）。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兴亡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1812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天王少尝读书，应童子试，不中，为塾师，有大志，要想结合徒党，宗教自然是良好的工具，而广东通商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其所创之教，以基督教为蓝本（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云：“相传上帝会创于湖南人朱九涛。清文宗曾访拿其人，疆吏复奏，称其为狗头山取药的妖人。其被捕的徒弟，身有符咒。《平定粤匪纪略记》九涛之言，谓铸铁香炉成，可驾以航海，其人殆为白莲教余党。”），称为上帝教。称上帝为天父，基督为其子，称天兄，自称上帝之子，基督之弟，冯云山首先信之。又得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共六人，结为死党。秦日昌、罗大纲、林凤祥等先后来归（冯云山，天王同县人，为天王中表。杨秀清，先世广东人，后迁广西，居桂平的大黄江，以制炭为业。萧朝贵，武宣人，天王妹夫。韦昌辉与杨秀清同乡，监生，出入公门，与胥吏结交。石达开，贵县人，颇有家财。秦日昌系苦工出身，罗大纲为广东海盗，林凤祥亦贵县人）。天王虽怀光复之志，然其用意，并不与三合会同。他曾说：“复明似是而非，既光复河山，自当另建新朝。”举兵之后，三合会头目有军械的，多归向他。旋以教义相异，不久即散去。所以平山周说：“世人认天王为三合会首领，实在是错误的。”（道咸时，三合会在广东举事的，仍揭反清复明的旗帜，亦见《中国秘密社会史》）。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西大饥，群盗蜂起，乡民多办团练以自卫。先是天王偕冯云山到广西桂平、武宣间的鹏化山去传教，归向的人颇多，多系贫苦的客民，而办团练的，则多系较有身家的土著，彼此之间，颇有冲突。教徒亦团结以自卫。到道光三十年（1850），天王遂起兵于桂平的金田村。
清朝派向荣等到广西去攻剿，不利（向荣系固原提督。又有云南提督张必禄，文宗命其赴广西。旋必禄战死。时广西巡抚郑祖琛，年老讳盗。文宗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摄巡抚事，赴广西。则徐行至潮州病死。代以李星沅，而以周天爵为巡抚，加总督衔。星沅与天爵不和，又罢之，以赛尚阿督师）。文宗咸丰元年（1851）八月，天王军取永安，建国号曰太平天国。天王即位，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向荣把他们围困起来。明年，太平军突围而出。走阳朔，围桂林。因向荣先期入守，不克。乃北取全州，浮湘而下，为江忠源乡勇所扼，改由陆道入湖南。萧朝贵以一军道湘东，攻长沙，中炮而死，天王等悉众而北。攻长沙，亦不克。乃渡洞庭湖，下岳州，北取武汉，分军下九江、安庆。先是道州举人胡孝先，往谒天王于永安，劝其西居关中。天王举兵后，读书人还未有来归附的，得孝先，大喜，置之左右，与共谋议。而杨秀清忌他，出永安后，把他杀死，诈称为敌兵所杀。天王到湖南后，初议出常德，取汉中，以图关中，后虽未果，然及九江、安庆既下，仍欲弃之北上。乃括所得财帛入武汉，欲出襄樊，以攻潼关。旋虑载重行迟，为清兵所及，而潼关坚不可下，乃仍顺流而下，连克太平、芜湖。太平天国三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遂克江宁。是时天王仍欲出江北，破开封，西都洛阳。或言“明太祖亦起金陵有天下，宜先建国，示天下以趋向”。乃定都江宁，称为天京。案明太祖起兵时，元朝的腐败，又非清朝道咸时之比。其时群雄崛起，力量亦较此时称兵者为厚。然明太祖定群雄后，仍思暂居南方。后因元朝又有内乱，乃克乘机北伐。这是因旧朝政府，承袭相传的名义，实力究较新起的革命军为强，非将其政治中心摧毁，不易遽令其崩溃之故。清朝此时，守河南的为琦善。其兵力很腐败，以太平军初起时的锋锐，实足以破之而有余。这正是天国与清朝，拼一个你死我活的机会；而太平军顾恋财物，不能舍之疾趋而北，其初起时已不免暮气了。既定天京之后，上下遂流于骄奢淫逸，更伏下一个失败之根。
太平天国运动行进图 太平天国的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其势力发展到18个省。但整个战争过程没有长远计划，以致其征伐战争屡次失败。
太平军入天京后，向荣追踪而至，扎营于城外的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耆善的兵，亦移扎扬州，是为江北大营，其兵殊不足顾虑。天王再议图河北，罗大纲说：“欲图河北，必先都开封，否则宜先定南方，以定基本。然后（一）山东，（二）安徽、河南，（三）汉中，三道北出，孤军深入非计。且既都天京，则宜多造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杨秀清以为怯，不听。乃分遣吉文元、林凤祥出河南，胡以晃、罗大纲、秦日昌经营长江上流。文元、凤祥的兵战斗很猛，卒因孤军无援，为清朝所歼灭。这可说是天国的一大损失（吉文元的兵出浦口，林凤祥的兵出镇扬，二师同会河南。其出军时，天王命其迅速进行，勿贪攻城以致迟延。二人均能奉行军令，势甚飘忽。渡黄河，至怀庆，乃为清军所阻，文元战死。凤祥舍之入山西，旋出直隶。北方天气寒冷，南兵不能耐，耳鼻冻裂，驻军时即炽火，溃烂的十六七，战斗之力遂衰。逼天津而不能攻，清使僧格林沁拒之。凤祥退据静海，时为天国三年十月。四年，杨秀清遣兵攻破临清，以为之援，又为僧格林沁所破。凤祥欲南下合临清之兵，不能达，据连镇，别将李开芳据高唐。至五年正月，而为清军所灭）。惟西上的兵，北据庐州，南取安庆，并进取九江、汉阳，包围南昌及武昌。又分兵北去德安，南取岳州。颇足使清朝震动（西上的兵，胡以晃取和州，罗大纲取镇江，二师同会于庐州，入英、霍、黄梅。大纲之兵取九江，使林启容守。再西上取汉阳，围武昌，北出德安，南取岳州。天国四年，石达开破桐城，下安庆，后又攻破江西许多州县。庐州为清军所陷，秦日昌复之。赖汉英又攻下皖南）。
时清兵所至丧败（清两江总督陆建瀛，以舟师守武穴，太平军自武汉东下时，建瀛之兵大溃，江宁遂不能守，建瀛自杀。及太平军再西上，皖抚江忠源死于庐州。鄂督吴文镕败于黄州。杨霈代为鄂督，与湘军陷武汉。太平军再出上流，霈兵亦溃败。其后武汉再陷，清朝乃以胡林翼巡抚。林翼与荆州将军官文交欢，得其助力，清朝遂不之疑，武汉形势，就不易动摇了），非有新兵的武力，已不足支持残局。论理：自清朝入关至此，业已200余年，其气运已倍于胡元。中国士大夫，该群起而谋光复。然士大夫阶级，本亦是平庸迟钝的人居多。天王所创的宗教，含有西教意味，尤为当时士大夫所反对。是时民族主义，尚未昌盛，敌不过忠君的旧教条。而湘军遂起而为太平军的劲敌。湘乡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在长沙办理团练。国藩知营兵的无用，专用忠实的士人招练诚朴的乡农，又以太平军利用长江，非有水师不足以与之角逐，乃练水师于衡州。太平天国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年），国藩出援湖北，初战，败于靖港，愤欲投水，以旁人救援而止。旋其别将援湘潭得利，乃再整军容，进取岳州。时武昌已下，国藩会湖北兵进陷之，并进陷汉阳。湘鄂之兵，夹江而下，太平军又败绩于田家镇，清兵遂进围九江。明年，太平军再出上流，败鄂军，下武汉。国藩命九江围军勿动，自赴南昌，又分兵出崇、通，会鄂军，以图上流。太平军虽解九江之围，然清军卒陷武汉，以胡林翼署鄂抚练兵筹饷，倚为重地，上流的形势一变了。
广西群盗张嘉祥，初亦与太平军有关系。后以与天王意见不合，别为一军，降于向荣，改名国梁，向荣衰迟不振，而国梁颇善战，攻陷太平、芜湖，又攻镇江。清提督和春，亦陷庐州，取舒城、巢县。天王召罗大纲入援，大纲率李秀成、陈玉成等兵东下，败清兵。大纲亦受伤，杨秀清忌大纲，使医生将其毒死。大纲多谋善战，且知大体。其死，天国实失一柱石。天国六年（清咸丰六年，1856年），秀成、玉成等解镇江之围，北取扬州，回攻江南大营。石达开之兵亦至。向荣败走丹阳，气愤而死。下流军事，才有转机，而天国的内讧又起。
天王自入天京后，把政治军事都交给杨秀清，即章奏亦必先达。秀清荒淫无度，至于造龙车，使侍妾裸曳而行。既专权，阴有篡位之意。是年八月，韦昌辉把他杀掉，并杀其党3000人。石达开自湖北归，加以劝阻，昌辉怒，又要杀掉他，达开知之，缒城而遁。昌辉杀其母妻子女。达开走安庆，发兵靖难，至宁国，而昌辉为天王侍卫所杀。天王命传其首于达开，达开乃留军入觐。或劝天王，留达开辅政，而去其兵柄。达开闻之，不自安，复走安徽。先是李秀成出援桐城，陈玉成出援宁国。石达开的遁走，韦昌辉檄李秀成将其缚献，秀成不听。昌辉怒，又欲谋害其家属。其时反复于清军和太平军间的李昭寿（固始人，本在河南为盗）投降秀成。秀成因之，招致张乐行之众，号称数十万。或劝昌辉，说：“如此，秀成必叛，何以御之？”昌辉乃止。昭寿亦劝秀成，因乐行之众，西取关中，跨据陇蜀。秀成踌躇，旋得家书，知父母无恙，乃止。至此，又有人劝石达开，说：“中原未易图，不如入川做刘备。”达开从之。使招秀成及玉成。玉成已行，因秀成不肯，亦中止。而达开遂西行，自此别为一军，和天国无甚关系了。天国初起时诸人物，至此略尽。天京政治，出于天王之兄仁发、仁达，两人都极贪鄙，遂无再振之机（江南大营再溃时，李秀成力劝诸王及人民，多出金银买粮米。仁发、仁达，视为有利可图，巧立名目，以征其税。商人裹足不前，天京粮食遂乏。秀成谓为天京失守的大原因）。而李秀成以一身系军国之重，支持残局者又8年。
湘军自取武汉后，形势日强。太平天国八年（清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遂陷九江，守将林启容死之。启容坚忍善战，守九江五年。城破之日，无一投降的。曾国藩深为叹服。湘军遂以水师攻安庆，陆军攻皖北，陷庐州。自向荣死后，清以和春代之，张国梁帮办军务，国梁亦乘天国内乱，攻陷镇江、句容，再逼天京。天王召诸将入援，多为清军所牵，不至。惟李秀成守浦口，保障着江北一条通路，而亦不能进取。秀成以陈玉成之兵最强，劝天王封为英王，令会集诸将入援。而玉成不善将将，诸将都不听命。时李昭寿又降于清军，致书李秀成劝降。秀成得书大惊，兵部尚书莫仕蔡方监秀成军，急携其书入见天王解释。而天王已听流言，命封江阻秀成兵。且系其父母。仕蔡至，力谏，乃复悔悟，抚慰秀成，封为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主将以下，先斩后奏。秀成乃传檄诸将，以九年（清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大会于枞阳，定断张国梁粮道之计。时清江北大营不复置帅，归江南兼辖（琦善死后，托明阿代之。后复代以德兴阿。陈玉成破扬州，德兴阿被和春劾罢，遂归和春兼辖）。汛地益广，兵数日增，其饷皆出浙西，由两江总督驻常州主持。江南营军，本已骄佚，至是饷无所出，江督何桂清乃命45日发一个月的饷，军心益怨。秀成先与玉成合兵，往援皖北。大败清军于三河集，清将李续宾伏诛，围安庆的兵亦撤退。于是玉成与清军相持于上流。秀成自宁国、广德攻破杭州。会合诸将，还攻江南大营，清兵大溃。张国梁战死丹阳，和春受伤死于常州，天国之兵，长驱取苏、常，直至嘉兴。一月之间，逐北700里，克城60余，兵势又一振。
淮军士兵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和李鸿章组建的淮军成为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
先是石达开扰闽、浙，清命曾国藩往援，后复命其援皖，国藩回军，复围安庆。及苏常光复，清以国藩为两江总督。国藩使弟国荃围安庆，而自率兵驻祁门。太平军四面逼之，不克。李秀成既定杭州，分兵出江西。汪海洋等20万众离石达开来归。众遂大盛，多破江西州县，前锋抵武昌境，和陈玉成黄州的兵，隔江相望。时玉成以救安庆不克，分兵取蕲、黄、广济，欲以分国藩的兵。秀成叹道：“英王错了，适足使安庆之围更坚，他有水师以济饷，安肯救此不急之城呢？”时左宗棠入江西，秀成乃还取杭州（此时满城未破），复还苏州，期以十二年（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春援皖，而安庆已于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为清兵所陷。是时清文宗已死，穆宗继立。孝钦皇后与肃顺，虽有政争，然未影响到战局。安庆既陷，而军事形势又一变。陈玉成在庐州，为清军所攻，弃之，走寿州，依苗沛霖，为苗所卖，执送清军，被杀。时为十二年四月。玉成起军中，年19当大敌，24封王，26而死，其兵之强，冠于诸将。与曾国藩相持数年，深为国藩所畏。秀成闻其死，叹道：“吾无助矣。”其时胡林翼亦死。清命曾国藩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事。指挥之责，集于国藩一身。国藩乃荐沈葆桢抚赣，左宗棠抚浙，命李鸿章募淮勇以固苏、松，曾国荃沿江而下，彭玉麟以水师佐之，以窥天京（时清军队重要的，尚有德兴阿、冯子材守扬、镇，鲍超在宁国，张运兰在徽州，多隆阿在庐州，李续宜在颍州）。
上海在用兵形势上，本是个绝地。自海通以来，而其形势一变。因其后路不易绝，且饷源充裕，而筹饷的人，尚未注意到，颇可倚为战守之资。当太平军入湖南后，清朝一方面，就有倡借用外兵之议的，后来事未果行（议者谓宁波、上海等处，外人驻有舟师，以防海盗，可与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江宁破后，向荣以长江水师缺乏，檄苏、松、太道吴健彰和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乃已。此时外人的态度，确然是中立的。健彰粤人，初为洋行买办，后援例得官。刘丽川在洋行，亦与之相识。据上海时，其党露刃以胁健彰，领事馆中人挟之去。健彰遂居领事馆中，诡称公出，规脱处分。言官劾其通夷养贼；擅将关税银两运回原籍，奉旨交督抚严讯。奏言无其事。惟以与本管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报公出，遣戍新疆。而向荣请留之效力赎罪。《中西纪事》谓其钱可通神）。其时外人恶清朝之无信。教士闻太平军崇拜上帝，摧毁偶像，对之亦多好感。1853年，英使文翰至天京，谒太平军领袖，建议严守中立。1855年，美使至天京调查亦然。美政府且训令其委员，可斟酌情形，承认天国为事实上的政府。惟法使请其政府中立，未能有效。外人以私人资格，在太平军中服务的亦颇多。太平军利其枪炮，又其人战斗颇勇敢，亦颇厚待之，称之为洋大人，洋兄弟。李秀成部下尤多，然亦未能大得其用。
咸丰戊午、庚申两约既成，外人对清朝所得的权利多了，其态度乃一变。然是时清朝对于外人尚多疑忌，未敢径接受其援助（时法使称愿售枪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闻奏，不许。俄使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称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均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又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之有利可图，冀其匿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与该夷会商）。至危机渐及上海，而其情势又渐变。外人助清军平乱，始于太平天国四年。先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加坡陈玉成设三合会支部于厦门，名之曰匕首会。为清官所捕杀，黄威代领其众。天国三年，占据厦门，自称明军，后以饷械不足退去。而刘丽川据上海。据《中西纪事》：丽川在起事前，曾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遣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绝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然太平军对于丽川，并未曾切实联络。丽川亦不能有所作为。四年，英、法兵助清兵攻之。五年正月初一日，丽川亡走，为清兵所执杀。
江南大营既溃，巴夏礼到天京，请勿加兵于上海。提议划界百里，彼此各不相犯。此实天国利用外援之好机会，而天王不许，巴夏礼一怒而去。时上海商人设立会防局。有一个美国水手，唤做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因译人丁吉昌介绍，往见苏松太道杨坊（坊亦本系商人，吉昌系诸生，从教士习西文。家近苏州，遭难，乃立志与天国为仇），许其攻下松江，给以银3万两。华尔募潜逃水手百人往攻，不克。再募菲律宾水手百人前往。美人白齐文（H.A.Burgevine）亦在其内，乃克之，时英海军大将以华尔诱其水手潜逃，控之于美领事，美领事禁华尔于舰中。华尔泅水而逸。其时苏抚薛焕，及布政使吴煦，均在上海。议欲再募菲律宾人，苏州人王韬说，募洋兵费多，不如募中国人，而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募华兵500守松江。太平军攻上海，会同英、法兵败之。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白齐文亦得赏四品衔。其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屡有传旨嘉奖的），名其军曰常胜。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英国轮船7艘，往迎淮军。至三月杪而毕至。诏李鸿章署苏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常胜军归其节制。李秀成自昆山进攻。淮军及常胜军连败，英、法兵亦败，太仓、嘉定、青浦次第光复。松江亦将破。此时倘能聚集兵力，将上海问题彻底解决，仍不失为太平军的一个机会，而无如天京吃紧，天王又诏李秀成入援。
时曾国荃以天国军粮均来自巢县芜湖一带，将其攻破。又破太平府，进逼雨花台，天京危急。李秀成乃退兵苏州，使弟扬王世贤先将兵2万入援。秀成以敌军有长江济饷，而其营垒坚不易拔，欲先取宁国、太平，断其饷道。而天王以天京粮少，虑不能守，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率兵进京。八月，国荃军大疫，秀成、世贤猛攻之，历46日，不能破。世贤献计：“攻扬州、六合，括其粮至军。夹江攻国荃，再分兵攻曾国藩于安庆，致国荃往救，然后乘虚攻之。”秀成从其计。出兵江北，欲合张乐行之兵。至六安，闻乐行已死。再用世贤计，“回袭清江，想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泰以连苏、杭，则镇江清军，不击自退。镇江既下，可通饷道达燕子矶，则国荃不足虑矣。”然所过皆成邱墟，军无所得食，而国荃又攻破雨花台，不得已还救。时为天国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至浦口，船少兵多，不得渡，为杨岳斌（初名载福）、彭玉麟水师所截击，丧失大半，秀成兵力遂衰。既归天京，请天王亲征赣鄂，天王不许。秀成言苏、杭不守，则天京愈危，力请往援。天王虑粮乏，秀成括家资，又借贷以助饷，然后行。
先是华尔攻宁波，城破，华尔亦受伤而死（诏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曾国荃为李秀成所攻，李鸿章屡命其往救，白齐文不听，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夺银4万两而去。李鸿章告美领事，夺其职。改用英人，其人无将略，屡战皆败，会英政府许其将校服务清军，乃改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定其军额为3000。白齐文降李秀成，劝其“弃江浙，北据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使清水师无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苏州诸生王畹亦献计：“以水师出通、泰，掠商船，使货物不能入上海，其时华人避难上海租界数十万，必凶惧。外人必惧而求和。否则令精兵数千，伪为避难者，入居租界。夜中猝起焚劫。外人必逃登军舰。我乃起而镇定之，招之使还，外人亦必与我妥洽了。”秀成均不能用。戈登会清军陷常熟，又陷昆山，于其地设大营。使丁吉昌入苏州，说纳王郜永宽，永宽遂杀慕王谭绍光而降。永宽降时，由戈登为之保任，许以不死。而淮军将程学启将其杀掉，戈登大怒，要攻击李鸿章，后未果。英政府闻清军杀降，取消其将校服务于清军的命令。常胜军因此解散[戈登加提督衔，洋弁受宝星的64人。时法人在宁波练洋枪队，召募华人十余，由德克碑（D.Aigue Belle）统带。曾在余姚、绍兴一带助清军作战，旋亦解散]。然苏州失后，太平军军心大乱。无锡、常州俱不能守。左宗棠又攻下浙江诸州县，并陷杭州。天国事势，遂无可挽回了。
洋枪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取得英、法、美等国的协助，雇用外国军官招募军队，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图为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
苏州失陷后，李秀成弃无锡而去。秀成逆料丹阳、常州俱不能守，与屯丹阳的然王陈时永同进天京，力劝天王乘敌围未合，出图赣鄂，否则奉太子出以图恢复。天王都不听。而天京附近险要，续有陷落，江、浙郡县相继失守。秀成知事无可为，乃决计死守天京，与国同尽。是为天国建立后十四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至二月而天京之围合，城中粮尽，都吃草根树皮。秀成日夜登陴抚慰，人无怨言。时曾国荃设局招抚难民，秀成劝其民往求生。人民无愿去的，自杀的日数百人。秀成卒请于天王，将其众放出一批。天王忧愤成疾，四月，驾崩。太子洪天贵福即位。时年16，秀成辅政。六月十六日，天京失陷。太后赖氏，以幼主托秀成，投御河而死。秀成奉幼主归别其母，太子母麾之去，自投缳。世贤解救之。于是秀成奉幼主，世贤奉其母，突围而出。至方山，秀成为村民所获，送之曾国荃军。秀成以史馆实录，尽被清军焚毁，手写太平天国事迹，每日7000余字，共10日而毕。此即清人所谓《李秀成供状》。世间所传的，全被清人改易，非其真相了。秀成旋被清军杀害，时年40。
秀成广西滕县人，和陈玉成同乡。起小卒，随罗大纲、胡以晃军，以晃举为将。自天京内讧后，朝政紊乱，军事亦散漫，全赖秀成一人支柱，面折廷争，有古大臣风度。运筹决策，临敌指挥，尤无愧于古之名将。其人实为文武全才，非湘淮诸将所能及。其不嗜杀人之风，尤使湘淮军诸将号称儒生的，对之生愧。秀成破江南大营后，礼葬张国梁。破杭州后，礼葬巡抚王有龄。满城中的满兵，均释弗杀。得苏、常后，乱民肆行抢掠，旬日未止。左右请剿办。秀成说：“人民苦于兵戈，以至如此，何忍加兵？”自带几十个人，巡行乡镇，乱民千百人，持兵相向。秀成说：“我是忠王。”加以抚谕。皆释兵罗拜，一日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抚慰之，命其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没有川资的，都发给他们。农民失业的，给以牛种。贫民则给以资粮，散库钱10余万缗，粮万余石。后来去苏州时，男女老幼，无不流涕。在方山时，为村民所获。一人手剑要杀村民，秀成还止之道：“此天绝我，毋伤良民。”村民中一人曾于秀成出军时供担役，还跪而自罪，说：“此忠王也，爱百姓厚，吾侪当护之。”要送秀成到湖州、广德间太平军中。后因人多不能自主，乃卒被执送清军（时秀成遗宝带一条于山庙中，使村民回取之，已为他村民所得，互争，遂挟秀成送清军）。其爱惜军民如此。天京失陷时，饥军10余万人，无一个肯投降的，良非偶然。曾国藩奏疏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可见其非厚爱天国者粉饰之辞。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而忠王的人格，亦永垂于天壤之间，为后人所矜式了。秀成次子荣发，骁勇有胆略，年15，随父军中，杀敌当先，屡立奇功。秀成以为护军。年16，统兵万人，屡战辄胜，军行常自断后，随幼主至徽州，兵败，孑身逃走，为左宗棠炮船所得。有一队官，系秀成旧部，说“这是恩主”，把他藏匿在杭州。宗棠军多秀成旧部，送以资粮的不绝。宗棠初以其年少不问，后闻其英鸷得人心，乃杀之。时年19。
《资政新篇》封面 图为1859年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的封面。该书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但当时太平天国已四分五裂，其主张已不能实施了。
忠王的仁义如此，反观清朝，则其嗜杀，殆非想象所能及。1862年，英使普鲁斯（Frederick A.Bruce）曾约总署大臣文祥、董恂到使馆面谈，说：“如赦贼罪，给与公文，承认由其作保，保全降人生命，天国即可自减。”其参赞威妥玛，并述天王之兄洪仁玕之言，说“官军如此乱杀，实于天国有益”。而恭亲王竟不许。李鸿章下苏州后的杀降事件，以今日之眼光论，固属野蛮，即以旧时的道德论，亦为不仁不义，而上谕称其办理甚为允协；曾国藩在日记中，亦称其眼疾手快。鸿章受到外人批评后，反说“这里是中国不是欧洲”。其致彭玉麟书，谓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往，以辅其不逮”，岂不骇人听闻？李秀成归天京后，无锡即投降清军，鸿章又杀其首领。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因此决计死守。李鸿章亦明知之。他写给曾国藩的信，说“苏锡之役，歼数逆首，自是粤酋死拒困斗，绝无降意。护酋早欲投诚，兹乃招聚广东悍党，婴城自守”。然其写给郭嵩焘的信，仍说“苏州遣回降人千余，皆可杀者”。这除说他是好杀外，更有何理可说？鸿章曾告曾国藩，说“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忠王劝曾国藩，不宜专杀两广之人。国藩亦谓“其言颇有可采”。然仍杀戮无忌，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天国四年，曾国藩在大冶战胜，奏称“各营生擒逆匪124名，仅与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当黄威退出厦门时，清军入城市，肆意劫杀，童稚亦不能免，刀钝不能用，则并缚数人而投之河。英领事通牒劝阻，不听。乃命两军舰泊于香港，若将干涉者，租界及船埠周围，才得免祸。其余各地，则有一日所杀，超过2000人的。当道光三十年时，两广各地，三合会蜂起。至太平天国四年，广州几被包围。其军队颇有纪律，亦能善待外人。然清军转得利用外国旗帜，运饷以接济广州，广州因得不破。旋三合会涣散。其军中一首领，率众大半走广西。清军乃渐得势。其明年，广州城外十数村镇，悉被清军攻破，屠杀动辄千百。其余各县亦然，或以500人为一团，械送省城，或以万人为一群，拘之城内，日杀七八千人。平山周说：“广东生灵，伤于清军之手者，百余万人。”及英法兵占广州，石达开自湖南走广西，三合会乘机复起。天国八年，大首领陈清康，率众屯于广州之北。拟俟英法军退起事。后其主力仍入广西。清军乃贿买其副首领陈政，政杀清康以降。清官欲冒战胜之功，杀三合会员2000余人。自是十年之间，三合会员在广东及其邻境的，被捕悉处极刑。然其遗族逃到香港的，仍宣传反清复明主义。血，到底是不能洗血的啊！
天京失陷后，李世贤奉幼主到广德。听王陈炳文，初与康王汪海洋俱守杭州，至是走江西。扶王陈得才，初属陈玉成。玉成败后，自湖北走豫南，入汉中。是年夏间，回救天京，至安徽，闻天京已陷，自杀。世贤尚未知之，劝攻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同奉幼主，合海洋、炳文的兵出湖南，北连陈得才。文金必欲破湖州以泄愤。湖州破而清兵大至，文金中炮死。世贤奉幼主入福建，至延平。时汪海洋亦至福建，两军相距仅30里。世贤军为清将席宝田所破，与秀成子荣椿俱走海洋军求救。幼主随难民行，误投敌军，为清营官苏元春所得。元春要将他释放，而事为席宝田所知，将幼主取去，有人对宝田说：“你的祸不远了，曾国藩奏称洪氏无遗类，你却擒获了幼主，他怎肯和你干休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云：李秀成言天王家人皆死，实为免祸之计。左宗棠获其养子，知其母、妻、幼子，均免于难。见左氏《奏疏》，据闻其子收养于外人，今尚存在。）宝田乃将幼主送交沈葆桢，为其所杀。世贤匿民间，奉秀成母以终。陈炳文为汪海洋所杀，海洋以是年十二月，战死于广东嘉应州。石达开自别为一军后，出没于安徽、江西、福建之间。太平天国九年，败于南安，入湖南，又为巡抚骆秉章所败，入广西。明年，入广东，出没湘粤间。十一年，入四川。清以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御之。达开入贵州，十二年，再入四川，转入云南。十三年，再自云南入四川。将渡大渡河，为清兵所扼，又贿土司绝其退路。达开对手下的人说：“吾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死。”乃张黄盖，服黄袍，乘白马，从数人入清军。至成都，见骆秉章，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清人磔达开于市，而使诸将围歼其兵2000余人。
太平天国自起兵至灭亡，前后共历15年。兵锋所至之地，共17省（内地18省，惟甘肃一省未到）。但得城多不能守。所恃为根据地的，实止自天京至九江、武汉的一线，及皖南北若干州县。其后九江、武汉皆失，仅恃安庆与天京相犄角，而皖南北亦日受攻击，形势就更危险了。太平军在军略上的失策：（一）未能于初起时全军北上，与清人争一旦之命。（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规模。（三）初起时借长江的便利，未久即下天京，后来水师之利反为清人所有。至其军队，初起时确甚优良。广西军人，强悍善战，其纪律颇严，并无奸淫杀掠之事，所以人民颇为欢迎。清张德坚撰《贼情汇编》称“贼至则争先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而湖北为尤甚”。可见光复军兴时，箪食壶浆的盛况。此时太平军军队未甚多，其首领的骄奢淫逸亦未甚。所破州县，到处都有蓄积，取之已足敷用。人民亦有自动进贡，以求免祸的，故其财政宽然有余，无事诛求。其后财政渐窘，军队中旧兵渐少，胁从渐多，军纪亦渐坏，掳掠焚杀之事，遂不能免。天国四年，曾国藩奏疏云：“前此官军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自今年以来，贼匪往来日密，抢劫日甚。升米尺布，掳掠罄空。焚毁屋庐，击碎缶。百姓无论贫富，恨之刺骨。”军纪的好坏，影响于民心的向背和士气的盛衰，这确是天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至于政治，则天国诸人都起下层社会中。大凡下层社会中人，都抱有均贫富及平等的思想。起事之后，乃表现于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拜上帝会规制，入会的男称兄弟，女称姊妹，一律平等。天京建后，创立田制，分田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田一亩等于下下田三亩），各地方有无相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又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振此荒处，彼处荒亦然。此即所谓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则受田。自食有余，概归公库。二十五家立一库，婚丧等事，均用库中款项。军士有得财货的，则概归天朝圣库。又立女馆，凡处女、寡妇及从征军士眷属，均居于其中。禁烟、禁酒、禁赌。又禁女子缠足。禁妾媵及娼妓。并禁卖买奴婢。其思想不可谓不正。案当隆古部族时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规则。此时内部安和，而对外亦能讲信修睦，即孔子所谓大同。其后各部族接触日多，渐以兵力相争夺。战败的，固夷为农奴及奴隶。战胜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侈，并且专以争斗为事（读《礼记·文王世子》篇可知。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国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风纪日趋于败坏。此即所谓封建时代。然部族时代良好的规则，仍有存留。民间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轨范。即贵族亦不能不俯就其范围，此即古人所谓礼（古代的所谓礼，并非指应对进退等，此乃所谓仪。知仪的，古人亦谓其不能冒称知礼。《左传》议论鲁昭公的话，即其一例。所谓礼，实指大众生活的轨范。如凶荒札丧之岁，贵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贬损；丰登之年，大众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所以此时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称为小康。封建时代之后，再加以资本的侵蚀，生活的轨范，无人留意及之。即有觉其不安，欲去其太甚的，其所欲建立者，让步已至极点，然仍不能实行。此实为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此等病根，上中流社会中人，因其处于压迫地位，生活较为优裕，往往不能觉得。只有下层社会中人身受切肤之痛，会有矫正的思想。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分外，总尚略能改正经济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轨范，即由于此（如汉末的张鲁便是。可看《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这个并非迂阔，实可说是社会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经纬万端，断非径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济。起于草泽的英雄，思想虽纯，而学识不足，运用其简单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达到目的，无怪其不能有成了。天国诸人，宗教思想颇为浓厚，凡事皆欲称天以济之。故其国称天国，京称天京，军称天军，法律亦称为天条。军行所至，辄设高台讲演，谓之讲道理，又印行讲道的书颇多。那更陷入极端的观念论了。尝开科以取士，所命题目，亦极可笑（其命的题目，有《贬妖穴为罪隶论》等。案天王尝有诏，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其官制，则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军师、录尚书事等名目。外官有州牧、郡守、县令，又有行省。军制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点检等名目。今古杂糅，一望而知为乡曲学究所定。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实行。实际的政治，则因天王入天京后，百事不管，朝内又无能主持之人，以致紊乱。总而言之，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天王手下，亦无此等人才。只有一个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专。实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当时，绝不能得多数人的赞同。民族革命之义，如能始终标举，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归向的。太平军出湖南时，亦曾发布讨胡之檄，后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见得不认识环境，难于有成了。然事虽失败，毕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种子。到孙中山革命时，其余党还有存留海外的。
天朝田亩制度内容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以土地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第三节 捻党始末
当太平天国和清军在江域相持时，直、鲁、豫、苏、皖间，又有捻党。捻党的起源：有的说是乡民逐疫，“裹纸然膏”，后来因而行劫，故称为捻。有的说皖北人称一聚为一捻，因称为捻。二说未知孰是。其起源颇早，清仁宗嘉庆年间，河南巡抚，已经奏定“结捻”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然此时所谓捻党，人多势盛之时，偶出攻打州县，官军到又回原居，和平民无异。并不正式和官军对敌。到天国兴起后而其势乃渐盛。其渠魁张乐行，居雉河集（涡阳县，捻平后设县），李兆受居霍邱。清官令人民筑寨自保。诸寨既无力抵抗捻党，而官军又残暴，乃依违于两者之间。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团练为名的，局势复杂。寿州苗沛霖，本系诸生，后为练总，反侧于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曾受天国之封为奏王，尤为跋扈。
捻党虽据数省，其最大的根据地，则犹在安徽。清朝迭派大员进攻，都无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驻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驻颍、亳，又命牛鉴驻陈州，而以河南巡抚英桂总其成。太平天国五年，即清咸丰五年，罢袁甲三，命英桂进攻安徽。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至七年，胜保督安徽军务后，仍命袁甲三管苏、鲁、豫三省事。均无功）。太平天国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年），命胜保总督安徽军务。张乐行走依李兆受。兆受伪降，苗沛霖亦阳受抚。然其盘踞恣肆如故。胜保所带马队，且有降于捻党的。捻党行动益敏捷。天国九年，出击山东。还道河南，攻周家口。十年，陷清江。清漕督等皆遁走。是年，英、法和议成。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初战亦不利，后乃从鲁南入苏北，进至亳州。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苗沛霖合太平军攻颍州，为湘军所败。陈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执送清军，被杀。安徽局势稍定。而陈得才合捻众入陕西，攻商、华。胜保及多隆阿奔命。胜保旋遭逮治。降捻宋景诗，因之叛于郃阳，声称为胜保诉冤，自山西入直隶。附从者甚多。清调刘长佑督直。到明年，才把他打平。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杀张乐行。又杀苗沛霖。乐行从子宗禹入鄂豫。又明年，陈得才回援天京。至英、霍间，闻天京已陷，自杀。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战。据《太平天国战纪》：僧格林沁伏诛后，宗禹等共矫天国幼主诏，封宗禹为沃王，柱为鲁王），均与宗禹合。于是捻党得天国之名将以指挥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变。
遵鲁二王和张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年）入山东。时清倚僧格林沁为主力，而僧无将略，专恃蒙古马队，和捻党相驰逐。步不及马，驽马不及良马，其队伍遂参差不齐。军行不赍粮秣，专责成州县供应，州县因兵荒不能具，则剽掠于民间，因行淫杀。人民控诉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人民恨之切骨。捻党知其如此，专引之东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是年，两军相遇于曹州。宗禹弟小黑，年19，与任柱猛攻之。僧军发炮，弹如雨下。小黑及任柱不顾，令马队脱衔猛冲。僧兵大败，僧格林沁伏诛。捻党之诛僧格林沁，事见罗惇曧《太平天国战纪》。此书系将韦昌辉嫡子以成所著《天国志》删润而成。于天国亡后所记事极疏略。盖由无记注，专恃传闻记忆而然。然僧格林沁的伏诛，系两军争斗中的一大事，所记捻党一方面的军情，该不会有误。况且《战纪》说僧格林沁系堕马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尸；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说其死在麦塍之中，身受数伤。二说符合，可见《战纪》之不诬。僧格林沁是科尔沁郡王，因攻捻晋爵为亲王的。科尔沁是蒙古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与之世通婚姻。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锁东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满蒙二族之力，以制汉族的。僧格林沁一军，尤为当时清朝所倚恃的劲旅。任柱、张小黑，功虽不成，然能歼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胆了。
僧格林沁死后，清朝命曾国藩督直隶、河南、山东军务。曾国藩说：捻党已成流寇，与之驰逐非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乃以徐州、临淮关、济宁、周家口为四锁。自沙河、贾鲁河，北抵汴梁，南接运河，筑成长墙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阳关守沙河，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朱仙镇经开封抵黄河，掘濠而守），实行其所谓“圈制”之法，而捻党的厄运乃渐至。捻党将其汴梁一段防线突破，进攻运河墙，不克，乃分为二：任柱、赖文光东行，张宗禹西上。天国亡后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继其任，左宗棠督办陕西军务。明年，东捻突破运防。清军反守运河西岸。旋又扼之胶莱河及潍河之东。其潍河一段，仍为捻党所突破。然卒不能越运河而西，乃自鲁南入苏北。清军云集，任柱死于赣榆，赖文光在扬州被执，东捻亡。西捻入陕西后，渡渭而北，入延、绥，自宜川渡河。下河东，入豫北。天国亡后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入直隶。左宗棠随之而东，李鸿章亦北上会攻，令直隶人民筑寨自保，实行坚壁清野之法。又沿黄、运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筑长墙以蹙之。西捻乃被困于黄河、徒骇河之间而灭。案《太平天国战纪》说：僧格林沁死后，捻党议仍入汉中。左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文光等聚谋，言“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乃履冰而过，清兵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终。此其记事自极疏略，然赖文光等当日有直捣燕京之志，事当不诬。不过有志未遂耳。赖文光逃扬州被获，《战纪》并不讳饰，则其谓张宗禹不知所终，事或得实，而清朝一方面的记载，谓其赴水而死，恐实不足信了。
综观捻党，自太平天国灭亡以前，和天国灭亡以后，其用兵的方略绝不相同，即可知其纵横驰骤于直、鲁、山、陕、豫、鄂、苏、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为之旰食者数年，实由天国的名将指挥驾驭而然。当天京沦陷，幼主殉国之后，而天国的余威犹如此，可见天国初起时，不能悉众北上，及其后天王不从李秀成之言，出征赣鄂的可惜了。清朝攻击捻党时，其残暴仍与其攻天国时无异。曾国藩奏疏说：“官兵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辞。”西捻再入直隶时，左宗棠写给他儿子的信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和山东、河南接壤各处，民团专与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敌国方面，有人执笔记载，未知又当如何？太平天国和捻党，不免有残暴的行为，我们诚不能为讳，然至少并不甚于清兵，则是事实。而从前论史的人，都把这一个时期的破坏，专归罪于天国及捻党方面，真可谓清朝的忠臣了。
起义时的难民 太平天国、捻党起义时期，由于政府联合列强的镇压以及起义军的抢掠，使得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成为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