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是因通商上的隔阂深了，借烧烟而爆发的，论其实，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阴翳蔽天之局，断非片时的微风，所能扫荡，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事势相激相乘，又演成戊午、庚申之役。
第一节 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
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是因通商上的隔阂深了，借烧烟而爆发的，论其实，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
通商之事，为官与商大利之所在，而于普通人民则无利，上章已经说过了，因此，官吏既惧外商与人民冲突，引起事端，又溺于利而不能绝。又是时的西人，颇为强悍，倘使严行拒绝，也是要惹起事端的。而又不懂事，习惯于不办事，不能持平处理外人的事件，乃悉将其责委之于商人。商人则乘机图利，剥削外商，而通商上的隔阂，遂成非有大变动，不能改革之局。
英国的对华贸易，本为东印度公司所专。1834年，即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其专利权才被取消。先是英商和中国的交涉，都由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人负责，中国谓之大班。公行知公司的专利权将被取消，请于总督：说散商不便制驭，请知照英国，再派大班来粤。英人却派了一个商务监督来，其人为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既到中国之后，即入居广州的商馆（行商为英商所备居住之处），要求会见总督，总督卢坤以旧无此例，命其在请旨得许之先，住居澳门。律劳卑不肯，卢坤以停止贸易相迫胁。律劳卑不得已，退还澳门，旋因患疟而死。律劳卑东来时，英政府训令其和中国官员交涉，须要和善，勿得惹起中国人民的恶感；英民当守中国的法律，其宗旨还很和平。律劳卑深受刺激，才说和中国交涉，非用武力不可。恶化的形势，渐渐地开始了。律劳卑死后，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罗白生（Sir George Robinson）相继为商务监督，和中国交涉，都很软弱。德庇时时，英商曾联名上书国王，请求改派大员，以武力改良待遇，英政府仍未采用。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甲必丹·义律（Captain Elliot）代为监督，由行商为之转递禀帖，称其为英国在华最高的长官。明年，总督邓廷桢，奏请许其如大班之例，到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议许之。四月，义律始至广州，报告英政府，英政府令其不得再用禀帖。而其时禁烟事起，中国命其禁止商人贩运鸦片，形势颇为严重。义律遂回澳门，建议英政府说：非用武力，不能得平等的待遇。禁烟形势严重，将引起战祸。于是英政府训令东方舰队，保护在华英人的利益。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英国舰队来粤示威，交涉渐次恶化了。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鸦片输入及白银流出表
鸦片输入，远起唐末。然其时系作药用。直至明代，西班牙人将美洲的烟草，移植菲律宾，后遂输入中国。吸食烟草时，有一种将鸦片加入同熬，谓之鸦片烟（罂粟之名，初见于《开宝本草》。开宝系宋太祖年号，自西历969至975年。其物一名阿夫容。据近人说，即阿拉伯语Afon的音译，故知其为大食人所输入。清世宗《雍正朱批谕旨》：七年，有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拟以军罪。巡抚刘世明亲讯，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刘世明以李国治故入人罪，具本题参。可见当时鸦片尚不能离烟草而单独吸食）。后又变为单独吸食，诒害颇巨。雍正时已有禁例。然其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为数并不多，至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而输入始日增月盛。高宗乾隆末年，粤督奏请禁止。仁宗嘉庆初，又申明禁令。鸦片遂变为无税的货，输入转难制驭。道光时输入达3万箱（烟箱之重量不同，以100斤的为多，价约四五百元）。国民吸食者日多（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说黄岩一邑，白昼无人，竟成鬼市，虽或言之过甚，然吸食者必不少）。而中国是时，没有这许多出口货与之相抵，只得输出银两，银是清代用为货币的，官吏征收钱粮，盐商卖盐，所收的都是铜钱，及其解交国库，则都须换成银两。银钱相易，前此都有盈余，此时则不克赔累，影响于财政颇巨。于是严禁之议复起。
私运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切禁绝，颇成问题（当时鸦片趸船，都停泊外洋，而其行销之畅如故，包买的谓之窑口，传递的谓之快蟹，关汛都受其贿赂，为之包庇。道光六年，粤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巡船所受规银，日且逾万。十三年，卢坤督粤，把它裁掉。至十七年，邓廷桢又行恢复，巡船之受贿如故，而且更立新陋规，每烟1万箱，须另进他们数百箱。不但置诸不问，并有代运进口的）。而对外方面，通商上的症结深了，能否一切不顾，专办禁烟，亦成问题（作《中西纪事》的夏燮，眼光是很旧的，然而他论禁烟之事，亦说不宜同时断绝通商。且说晁错策七国，削之反速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当时情事，适当其反。西人万里而来，不过图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战祸或竟可消弭于无形。可见当时战事，烧烟其名，争通商之利其实，为众所共知）。所以当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奏，颇主缓和（乃济仍主开禁收税，但只准以货物交易，不许用银，官员、士子、兵丁禁吸，余不问，且许栽种）。然积弊须以渐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风的手段，加以震慑扫荡，然后爬罗剔抉的工作，乃得继之而进行，亦是一理。林则徐在当时，大约是主张后者的，至于对外的关系，则非当时所知，总以为前此办理的不善，由于官吏的畏葸不负责任。于是严厉的行动，就开始了。
当时朝臣的议论，多数主张激烈，宣宗命疆臣筹议，亦都主张严厉，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乃派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则徐到广州，强迫英商交出鸦片20283箱，把它悉数焚毁（当时销毁之法，系于海滩筑成二池，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炭煮之，烟炭汤沸，颗粒悉尽，潮退，开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历23日始尽。外人观者，皆叹其公正无私）。又布告外商：入口贸易的，要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的甘结。别国商人都遵令，惟英商不可。旋又有外国水兵，在九龙尖沙村，杀死中国人林维喜。则徐命英人交出凶犯。义律许悬赏缉凶，抚恤死者家属。则徐不许，下令断绝英人接济，并令葡萄牙人逐出英人，不得留居澳门，英人遂退居船上。时英政府尚未决意用兵，而印度总督，派船二艘来华，义律乃率之入九龙，强买食物而去。是役也，中国兵死者3人，伤者6人。英商因相持久，损失不资，意见分歧，义律乃托葡萄牙人转圜，请删甘结中人即正法一语，余愿照办。则徐仍不许，而命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兵船强迫英人交出杀林维喜的凶手，战斗之下，中国兵船多伤，退入虎门。则徐遂下令，停止英人贸易。
时英国政府亦倾向用兵，议会中虽分强硬、缓和两派，毕竟以9票的多数，通过对前此的损害，要求赔偿，后此的安全，要求保障。乃调印度、好望角的兵1.5万，命伯麦（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统率前来，以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议和专使，甲必丹·义律为副使。共有军舰16艘、大炮540尊、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7艘。船皆高大（裕谦言英船宽三四五丈，长二三四十丈，厚尺余，较国内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炮之射程亦远。中国则尚用旧式的炮和鸟枪，兵士亦乏训练，胜负之数，不待战而可见了。
时英政府以在粤交涉，难得结束，命懿律等北上。伯乃先封锁广州。至厦门，递送英政府致中国政府的公函。时朝廷因粤省烟禁严，私销者改而趋闽，调邓廷桢为闽督，厦门兵拒英人。英人遂去，北陷定海。至宁波，再送公函于浙抚乌尔恭额，亦为所拒。乃北至天津，投函于直督琦善。琦善许代奏，宣宗亦谕令羁縻。案此时中国兵力的不足恃，政府亦非不自知，但初不料中外强弱相去如此之远。到英船直抵天津，则情见势绌，无可支吾，政策就不得不变了。后来御史高人鉴奏参琦善，说他夸称英夷之强，断非中国所能敌，若非设法善遇，夷船早已直抵通州。此等语，在当时认为别有用心，自今日观之，则不能不承认其系事实。处此情势之下，试问有何办法？朝旨转变，职此之由，当时论者，多归咎于琦善及军机大臣穆彰阿。又说疆臣怕多事，有造作谣言，以动摇朝意的。即使有之，怕也不是当时政策转变的真原因。其时林则徐已署粤督。旋与邓廷桢俱革职，而命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
英政府公函中所要求的共六条：（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用平行礼。（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经手华商浮费。琦善至广州，乔治·懿律患病，甲必丹·义律代之谈判，要求赔偿烟价。琦善许以银300万两。先是英人想在珠江口占一小岛，以为根据地。至是，乃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英人遂进兵陷大角、沙角两炮台。琦善不得已，许开广州，割香港，英兵乃退去。宣宗闻之，再主战议，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湖南、湖北、云、贵、四川之兵进剿，英人闻之，再进兵，陷横挡、虎门炮台，关天培战死。明年二月，杨芳至，芳系当时名将，亦束手无策。五月，奕山、隆文皆至，进攻英船，不克。英人尽陷城外各炮台。广州形势，已落敌手，不得已，乃命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与英人议和。许于五日内偿英军费600万元，将军率兵退至离城60里之处，英兵乃退出虎门。奕山奏称大捷，英人穷蹙乞抚。但求照旧通商，永不敢再售鸦片。朝廷以为无事了。而英政府得义律与琦善所定草约，嫌其于军费、商欠、行商诸端未有切实办法，英人后此的安全亦无保障，乃撤去义律，代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续调海军前来。七月，陷厦门。八月，再陷定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战死。英兵登陆陷镇海。提督余步云遁走，江督裕谦，在浙江视师，兵溃自杀，英人遂陷宁波。朝廷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进剿。明年，二月至杭州，分兵同时进攻，不克。四月英人陷乍浦，五月撤兵北上，攻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亲往督战，因英人炮火猛烈，知不能敌，退走。提督陈化成战死。英人陷宝山、上海。六月入长江，陷镇江，七月逼江宁。于是朝廷知不能再战，而和议起。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中，英国船队的实力大大出乎清政府的预料，连续的失利后，英国船队一路北上，清政府不得不下令议和。图为双方交战时的场面。
当英人初陷定海时，两江总督伊里布奉令赴浙视师。旋琦善接受英国公函，朝旨中变，命事羁縻。伊里布遂与英人定浙江休战之约。后以家人张喜，往来洋船，被参革职（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此举实亦不得不然。伊里布起用后，张喜仍参与交涉之事。《中西纪事》言其闻英人索赔款，拂衣而起，则亦非坏人）。及奕经进攻不克，浙抚刘韵珂知不能战，奏请起用伊里布。朝命前往浙江军营效力。时耆英以广州将军前往广东，在浙，亦奉旨办理羁縻事宜。至是，乃以二人为全权大臣，与英人议和于江宁。立约凡十三款。其中重要的：（一）割让香港。（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人得携眷居住。英国得派遣领事官驻扎。（三）英商得任意和华人贸易，毋庸拘定额设行商。（四）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行天下。除照估价则例，酌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五）英国驻在中国的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惟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六）偿英军费1200万元，商欠300万元，烟价600万元。限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交清。英兵驻扎定海、鼓浪屿，俟款项交清，五口开放后撤退。此约大体依照英政府要求。其立意，乃所以破除前此（一）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二）通商口岸随意开闭。（三）税则无定。（四）贸易限于行商。（五）官员待遇不平等之局的。是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西历1842年8月29日。
中英交战之时，英船尝三犯台湾。第一次在鸡笼，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搁浅，中国拘获白夷、红夷、黑夷及汉奸160余人。台湾本属福建，时以隔海，许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专折奏事。二人奏言俘获的人，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如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绝后患。报可，于是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等奉旨监禁外，余均正法。及和议成后，订明被禁的英人，及因英事被禁的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都送厦门省释。英人迫江、浙、闽、粤大吏入奏，说台湾所杀，都是遭风的难夷。诏闽督怡良渡海查办。由达洪阿、姚莹自认冒功，革职了事。当时舆论，很替二人抱不平，说怡良忌其得专折奏事，有意陷害。这也未必其然，当时的情形，非如此如何了结呢？尽杀俘虏，在今日看起来，未免野蛮。当时的心理，则异于是。如裕谦杀英人二名，奏称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讥？然裕谦在当日，亦系正人，姚莹写给刘韵珂的信，说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亦殊有大臣的风度。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惟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
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约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切实具奏。林则徐在广州时，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仅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以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辞时，奏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口，已足制诸夷之命。至广州，又奏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于如此，岂在短时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上章业经述及。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曾望颜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前辙不能复蹈。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然而从五口通商，至今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第二节 咸丰戊午英法交涉
阴翳蔽天之局，断非片时的微风，所能扫荡，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事势相激相乘，又演成戊午、庚申之役（戊午系咸丰八年，1858年，庚申系咸丰十年，即1860年）。
中英和议成后，中国以伊里布为广州将军，以钦差大臣名义，办理广东交涉事宜。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病死，耆英代为钦差大臣，于是美、法、瑞、挪先后和中国成立通商条约。惟俄国援例要求，仍未获许（见第三节）。美法之约，都定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瑞、挪之约，则定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中美约最早，除领事裁判权外，又规定税例变更，须与领事议允，而关税协定，遂于是乎开始。又规定外商运来货物，如未全销，得运往别口，免征船钞；如系原包、原货，并得免其重税。而外商遂得在我国各口岸间，将货物运载往来。又规定外国兵船，巡查到中国各口的，中国须以礼相待，并许采办食物，汲取淡水，修补损坏；而外国兵舰，遂得出入我国港口。后来长江沿岸开放，并因此扩及内河。法、瑞条约，都模仿美约，咸丰八年、十年的英、法条约，除战胜所得权利外，又都以此等条约为蓝本。诸约又都有最惠国条款，得以互相援引，条文即有异同详略，亦无碍于其权利的享受。中国则丧失权利给一国，即系丧失权利给各国。不平等条约，渐次根深蒂固了。
英人既得香港，以璞鼎查为总督，旋代以德庇时。先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曾有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广东省城之谕。此时国交情形，既已大变，旧例自难固执，而粤民排外方甚，仍执此谕，以拒英人。嫌官吏办事软弱，动辄与官龃龉，此等积久的隔阂，既非旦夕所能化除，外人又战胜恃强，无可商洽，官吏办事，甚觉为难。二十六年（1846）中国赔款既清，耆英要求英撤舟山之兵，德庇时与耆英，乃再定约于虎门。申明入城的事，可以延缓，而不能废止。并订明中国永远不以舟山群岛让给别国。若遇他国侵伐，英国应为保护，毋庸中国给与兵费，此为中国声明领土不割让之始，后来所谓势力范围，多系以此表示。二十七年（1847）英人往游佛山的，被镇人掷石击伤。德庇时以兵船闯入黄埔，声势汹汹，要求于两年后开放广州。耆英不得已，许之。是年，耆英内召，徐广缙代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人都是有些虚之气的，不知外情，而好徼名，交涉就更要恶化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港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以入城之期已届，要求实行，徐广缙亲自登舟劝阻。粤人疑文翰将劫广缙为质，民团数万，聚集两岸，呼声震天，文翰惧，乃罢入城之议。广缙奏闻，朝意大悦。诏封广缙一等子，名琛一等男，均世袭。其余文武官员，均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著嘉奖粤民。英政府闻其事，谓粤人排外，实由中央政府主持，感情愈恶。明年，宣宗死，子文宗立。时中国舆论，本不以和议为然。文宗初立，颇有图治之志，自然要受其影响。于是割穆彰阿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昭雪达洪阿、姚莹。中国的政情也一变了。
咸丰元年（1851）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粤督。时太平军渐盛，清朝不愿对外多生枝节，亦饬其交涉慎重。然名琛负虚气，以为西人不过虚声恐吓，置之不理，即无他技。凡事辄以傲慢态度出之，而又不设防备。先是英约无修改期限，而美法之约，则定以12年为修改之期。其时税则，系据五口开放前物价订定，大体为值百抽五。开放后物价减低而税则如故，外人都想改约。咸丰四年，英国条约，已届12年之期，乃援美法条约，请求修改，美法条约，尚未期满，亦遣使助之。函告叶名琛，名琛不许。英美二使乃求见两江总督怡良，怡良为之奏闻。上谕不许。二使北上，至大沽，时怡良正移督直隶，赴津与之交涉，英使提出条件（所需求的为：公使驻京，英人得在内地居住置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许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上谕谓其荒谬已极，所议遂无结果。二使报告本国，谓非用兵力，修约难望成功。咸丰六年，英、法、美三国再向叶名琛要求，名琛仍不许。美使又至上海交涉，亦无结果。而是年适又有亚罗船（Arrow）事件发生。是时中国沿海船户，颇有借外国旗号为非的（桂良等在上海，曾照会英、美、法三使，说上海近有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今恃外国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宫：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云云。可知此时确有依靠外国旗号，为非作歹之事）。亚罗号亦系华船，在香港注册，业已期满，而仍扯英国旗号，停泊省河。中国水师巡缉，拔下其旗，捕去12人。英领事巴夏礼（H.S.Parkes）商于港督包令（John Bowring）要求道歉送还。叶名琛初以其中3人，实系海盗，许还9人，巴夏礼不可，提出最后通牒，名琛乃遣员将12人送还，巴夏礼以其未曾道歉，不受。遂炮击广州，包令谓名琛必然让步，自至广州，预备交涉，而名琛不屈如故。包令大失望。因未奉政府命令，不能作战，乃复退兵。粤民遂烧英、法、美商馆，冲突之事时起。时法国教士马赖（Pere 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被杀，英国方商于美国，欲共同出兵，迫胁中国改约。及亚罗事件报至，下议院反对用兵。英政府将其解散，改选后，遂通过向中
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6月，清政府代表分别与英、法、俄等国公使在天津海光寺进行谈判，并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图为中英签订条约时的场景。
国要求改约及赔偿，不得则开战。于是英以额尔金（Lord Elgin），法以葛罗（Baron Gros）为使，率兵前来。英政府之意，原令专使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而香港英人力言粤人之暴横，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二使乃对叶名琛提出开放广州，赔偿损失的要求。名琛不许，广州遂为英法所陷，名琛被虏（咸丰九年，即1859年死于加尔各答），时为咸丰七年（1857）九月。清朝闻之，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
时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以在天津与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亦至香港（见下节）。美国亦遣列卫廉（William B.Reed）来华。四使乃同致照会于中国大学士裕诚，请派全权至上海会议。请两江总督何桂清代递。裕诚复英法美，令至广东听候查办。复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相偕北上。咸丰八年三月至天津，直督谭廷襄奏闻。清朝遣使往议，以非全权见拒。四月，英法兵遂陷大沽炮台，旋以俄美居间，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往议，与四国各定条约。是为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英法两约：订明（一）彼此互派公使，英约并订明由大学士、尚书中特简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由设立。（二）英约开牛庄、登州（后因水浅，改开芝罘）、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三）税则定值百抽五。英约十年估价一次（须在满期前6个月知照，否则再行10年），法约七年，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四）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间的，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听。其额为值百抽二点五。（五）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六）英法美约并许传教，而法约中又有许往内地之文（英约第八款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款但言天主教。美约云“耶稣教即天主教”）。（七）英另定专条，由中国赔偿商亏200万两，军费200万两，付清后乃将广州交还（后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交还，其时赔款实尚未清。据上谕，系法使调停之力）。法于《补遗条款》中定赔款军费总额为200万两。美约与英法有异。当谭廷襄将美国条款奏闻时，上谕：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款焚劫船货等，不能准行。议约时，美使遂将此等条款删去，所以美约无赔款，通商口岸，只有台湾、潮州两处。驻使有要事，方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每年仍不得逾一次，到京后须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虽有此款，仍不得因小事轻请，但英法美三约，既有最惠国条款；而美约又订明，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毋庸更议，一体办理；则英
法费干戈而得之的，美国并不烦兵力，而坐享其成了。
掠夺白银 英法联军为庆祝“胜利”，四处抢夺、耀武扬威，不少照片记录了他们的罪行。照片中的这一堆东西并不是砖石黄土，而是洋人在中国掠夺来的一部分白银。
改订税则会议，因物价记录，都在上海，约定于上海举行。乃派桂良、花沙纳至沪，与何桂清共议。这一年，广东人民在佛山设团练局，在籍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其事。令耆老通饬民间：受雇于外人的，限一月内辞职。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的系其亲属，辞归的共2万余人。团练尝袭击广州，不克。和议成后，罗惇衍托言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桂良等至沪，英人要求撤黄宗汉职，惩办惇衍等三人。时广东有人伪造廷寄，说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乃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的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后遂以桂清为五口通商大臣（事在咸丰九年三月）。自此中外交涉，渐自广东移于江苏了。是年十月议定《通商章程》，英法相同。规定外商运货，往来内地及口岸间的，均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的办法取消。又规定中国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任凭中国总理大臣邀请，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亦同。鸦片：当耆英在江宁议和时，曾请英人严禁，到广东后，又以为言。璞鼎查说不如收税。道光二十四年的中美条约，曾订明美人向不开辟的港口私行贸易，或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的，听中国地方官员自行办理治罪。美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二十七年的瑞、挪条约同。然虽有此等条约，中国烟禁，在表面上亦且加严，实际均无效力。鸦片输入，战前不过二三万箱者，战后反增至6万余箱。1855年，即咸丰五年，英人公正的，曾上书英王，请禁英船英商贩运鸦片来华，为英国政府所驳斥。列卫廉来华时，美政府命其助中国禁烟。列卫廉到华后，调查情形，遂未遵办。当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已纷纷抽厘助饷。此年的《通商章程》，乃称鸦片为洋药，定每百斤税银30两。且订明条约中的税法，及许英人往内地通商，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定税。从此鸦片就变成合法进口之物了。
第三节 咸丰庚申英法交涉
《天津条约》虽经订定，实在是很勉强的，当时台谏部寺连衔谏止，而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论者所最忌的，为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传教、游历各条。桂良等在沪议通商章程，上谕屡命其设法挽回。且以营口逼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出入总汇，意欲将其取消。这自然是办不到的。英法二约，均订明在北京交换，此时又欲令其在沪。至咸丰九年，乃许其入京换约，但仍须限定随从人数。时英国亦颇意存挑衅，其使普鲁斯（Frederick W.A.Bruce）来换约，英政府命其必须进京，且必须航行白河。适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白河，开炮攻击炮台，为守兵所败。诏诘其开炮之由，然仍许在北塘换约。时法美二使，皆与英偕，英法二使均不听，折回上海。惟美使遵命，在北塘换约而去。这大约因为美约本未规定换约地点之故。上谕言“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许即在北塘海口互换”，欲以此风示英法，那又是隔膜的了。
此时中外兵力的不敌，清朝亦明知之，况值太平天国军事正在吃紧之际，所以仍留北塘为款使之地，以图转圜。
上海华商杨芳，亦阴与英商接洽和平办法。英商提出（一）津约仍旧，（二）增加兵费100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到天津，（四）撤去大沽防兵等条件。这无疑两国商人都是受意于官宪的。上海道又与法国翻译官磋商：减少兵费，免除撤防。由何桂清奏闻。而清朝见英兵败后，无所动作，以为其技止此，又图乘机挽回威望。上谕遂言：普鲁斯先行背约，咎由自取。若果悔罪求和，应将《津约》听任桂清裁减，仍在上海定议。惟许援美国之例，减从入京换约。于是上海方面的接洽，又成画饼。
时英人议论，亦以英使强航白河为非。而英政府主张强硬，仍以额尔金，法亦以葛罗为使，率兵前来。照会中国政府：（一）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入京换约。仍由何桂清代递，上谕将其驳斥。咸丰十年（1860）英法兵北上，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备。时僧格林沁误听人言，谓洋兵登陆，可以马队蹙而歼之，撤去北塘防兵。六月，英法兵自此登陆，僧格林沁驻守新河。英法兵进攻，僧军大败。七月，大沽口南北炮台俱陷。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兵驻张家湾，大学士瑞麟以京旗兵守通州。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亦助瑞麟驻守。英兵进陷天津。朝命桂良和直督恒福至津议和，英法二使派员与议。巴夏礼亦在其中。提出（一）开放天津，（二）增加赔款，（三）带兵入京换约等条件。议不谐，二使声言径往通州。清朝再派怡亲王载垣往议，照会二使回津，二使不听。诏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既会议，载垣许其开放天津，入京换约。二使又欲觐见皇帝。载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不敢许。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载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将巴夏礼执送京城，监在刑部监里（此时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释出时，英人还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进攻，僧兵大败。胜保出战，又败。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亲王奕为全权大臣议和，仍不谐。文宗遂逃往热河。英法兵据圆明园。胁北京守臣，释放巴夏礼，开放永定门。英法兵于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奕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间，且力任保护，乃出面议和，与英法各订条约：（一）开放天津。（二）许华人出洋做工。（三）割九龙司与英。（四）英约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两。法约改赔款为800万两（中以700万为兵费，100万赔偿在粤损失）。（五）英约言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公使驻京一节，中国所竭力争持的，都归于无效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长江通商后，镇江、江汉、九江各关，次第设立。总署遂与英使议订《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穆宗同治元年（1862）又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为七款。洋商由上海运洋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进口正税。至江口后，如完一子口税，则发给税单，离江口入内地，不再另征。否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运土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如系别口来的土货，已在该处完出口税，上海交复进口税的，则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皆免，而均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不能援洋货完一子口税不再另征之例，洋商在长江口岸入内地买土货的，或本商自去，或用其本国人，或用内地人均可。惟须向海关请领买货报单（单内注明该货某日到某子口，应运通商某口，并填注本商姓名，或本行字号）。其自长江口岸运至上海：如系洋商自贩之货，在江口完一子税，即可过卡。其货若已由内地人交过各内地税，则长江各口皆不税，俟进上海时，乃完长江出口正税。并存一半税于银号。如三月内原包原货（原包谓无拆动，原货谓无抽换）运往外国，则将所存半税发还。如在沪销卖，或逾限未出口，即将所存半税入账，作为复进口税。或限内出口，而有拆动抽换情形，除将半税入账外，仍须另纳出口正税（以上章程，除长江应收出口正税及复进口半税，均在上海完纳，与别海口不同外，其余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英商船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之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英船分为两项：（一）为由镇江上江，暂做长江卖买的大洋船，以及各项划艇、风篷船只，须将船牌呈领事官，由领事官行文江关，由关发给护照。（二）为由上海入江，常做长江卖买的内江轮船。则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发给江照，以六个月为期。其装载土货，亦先完正税半税。到上海后，如在三个月内出口，则半税发给存票，以抵日后所完之税。此项章程，直至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方行改订。许有约各国商船，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往来贸易。并准在不通商的大通、安庆、湖口、陆溪口、武穴起下货物。其往来搭船之处，则只准搭客暨随带之行李上下。商船分为三项：（一）由镇江上江，暂作贸易的出海大洋船。（二）由长江此口赴长江彼口，或由上海赴长江各口常川贸易的江轮船。（三）为划艇钓船及华式船只，大轮船过镇江以上，及江轮船划艇钓船，均须请领长江专照。雇用华式船只，则须请领专牌，均由税务司发给。出口税在装货之口，进口税复进口税在起货之口完纳。诸船均须于出口之关，请领总单。若进口时所卸之货，不及总单所载之数，惟该船主是问。这是中国内河航权丧失的历史。
自欧人东航以来，中西之间种种隔阂，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发，经过咸丰戊午、庚申两役，而作一小结束，短短的20年间，中国权利丧失的，不知凡几，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无可如何的。因为此时，中西的文化，隔阂太深了，冲突终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消除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后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精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
第四节 咸丰戊午、庚申中俄条约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致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对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陲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陲，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在如此情形之下，驾驭未开化的蛮族，尚且不足，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所以中西交通之后，中国的属地和属国，必要有一度的被侵削。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并非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平定准噶尔图卷（局部）清朝强盛之时，曾率军平定西北的多次叛乱。图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历史画卷（局部）。后俄国势力向亚洲西北部发展，要求通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历代对西北的发展，实力所及，在天山北路，略以伊犁河流域；在天山南路，略以葱岭为限。自此以外，则因道里窎远，山川阻深，实力不能及，仅为声威所至了。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荡平准部，平定天山北路。二十四年（1759）翦除大小和卓木，平定天山南路。其时葱岭以西，以及伊犁河域以外之国，如哈萨克（吉利吉思）、布鲁特、浩罕、布哈尔、基华、阿富汗等，都来归附，是为清朝极盛之时。清朝对于此等地方，自然仍沿历代羁縻之策，不过遣满洲大臣驻防而已。而俄国的势力，却向亚洲西北部，逐渐发展。至道光三十年（1850），遂叩我西北的门户，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俄国的交涉，在清朝，是归理藩院办理的，此时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遂由伊犁将军奕山，和俄国订定通商章程，两国贸易都免税，严禁赊欠及缉失物、交逃人之约。还是乾隆以前，在满蒙方面交涉的旧眼光，然而东北的风云，已日益紧急了。
清朝对于东三省，是看做他们的发祥地，将其地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然徒从事于封锁，却不能尽力经营（要经营不得不用汉人，一用汉人，封锁的计划，就破坏了）。所以当西力东侵时，东北一隅，实力格外不充足。这也是历代以无动为大，加上清朝自私政策的结果。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立时，俄人对于东方的情形，亦不甚深悉。道光二十七年（1847）穆拉维约夫（Muravieff）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派员探察，才知道库页是岛，前此俄人误以为是半岛，则航行黑龙江，必经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期甚长，今知库页之为岛，则可由鞑靼海峡，鞑靼海峡是不冻的，而且可容吃水15英尺的大汽船，黑龙江价值倍增了。伊犁、塔城通商之年，俄人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庙街）。越二年（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占据德克斯勒湾，又进占库页岛。东北的风云益紧了。明年，俄人和土耳其开战，英法将援助土国。穆拉维约夫要在东方设防，乃西归觐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当《尼布楚条约》订定时，俄人本以为出于迫胁，心怀不服。至此，遂议定和中国重行划界。而俄国的外交部，不以穆拉维约夫的举动为然。行文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边界。明年，吉林将军将其奏闻。上谕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无如所派之员，或以冰冻难行为辞，或以约会相左为解，辗转经年，卒无成就。而俄与英法开战，俄皇遂以极东全权授穆拉维约夫，得径与中国交涉。穆拉维约夫乃行文中国政府，说因防守太平洋岸起见，要由黑龙江中运兵，请求派员会议，划定边界。使者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进京，穆拉维约夫就径由黑龙江航行。瑷珲副都统见其兵多，不敢拒绝。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和黑龙江委员台恒会见，借口为防英法起见，黑龙江口和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示以俄国外交部来文，说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之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语塞。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置诸缓议。时朝命吉、黑两将军及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人，说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牌地方为限。然实际上黑龙江北之地，逐渐为俄所占，清朝仍不过命吉、黑两将军据理折辩，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国，请其查办而已。
五口通商以后，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许其在海口通商。咸丰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请求划界。朝命折回黑龙江办理（《上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云云。中国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据条约办理的，但其时实力太薄，条约已无从维持了）。时俄已以界务任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遂南行，与英法美使臣会合。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维约夫乘机照会黑龙江将军奕山，约其在瑷珲会晤。于是奕山为全权大臣，和穆拉维约夫定约于瑷珲，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语，即指黑龙江而言，中国人因谓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说依据条约，俄人实无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权利。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确有之）。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的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管理（此即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咸丰十年《北京条约》，亦申明黑龙江左岸，中国人住的地方，及中国人所占渔猎的地方，俄国均不得占据。仍准中国照常渔猎，重立界牌，以后永无更改。并不得侵占附近各地。嗣以华俄居民，垦田交错，互起争端。曾于光绪六年即1880年，八年即1882年两次会立封堆，确立界址。清朝复以平原界堆，容易迁移，于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镛去和俄国交涉，重划界址，掘濠为界，纵200余里，横七八十里不等。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义和团事起，俄人驱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烧死。幸免的百余人，都凫水逃归江右。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国所立《东三省撤兵条约》，虽有“允将东三省各地交还中国治理，一如未占据之先”之语，然其地迄未交还。此注略据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本）。此约既定，侍讲殷兆镛参奏奕山，以黑龙江外五千里之地，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就条约观之，诚如殷氏所论。然据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的形势，是万不能和俄人开战的，边备废弛，兵力衰颓，由来已久，断不能令身当交涉之冲的一个人，独尸其咎。
普提雅廷南行后，旋与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仍请添设通商口岸。清朝称，恰克图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则共有八口。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在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旋亦许其一律。及桂良到津，遂与俄国定约。其中重要条款：（一）以后行文，由俄国外交部径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图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人数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学习满汉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10年，请派人前来更换云云，则前此以10年为期）。（四）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五）派员查勘边界。（六）京城、恰克图公文，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信函亦得附带。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七）又有最惠条款。咸丰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续订条约：（一）尽割乌苏里江以东。（二）交界各处，准两国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纳税。（三）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钱恂《中俄界约斠注》云：“按《新疆识略》，边徼卡伦，向分三等：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卡伦。驻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有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过时则撤者，是谓添设之卡伦。卡伦之设，本只游牧人私行出入，初无关于界址。故常设之卡伦，至近者距城或不过数十里。咸丰十年之约，指明以常驻卡伦为界。同治初元，将军明谊与彼官勘界。彼坚执常驻二字。明将军再四辩论，总署亦与争持，谓中国卡伦，向无常驻不常驻之分，必当以最外卡伦为界。无如边徼规制，彼中习见习闻，竟不克挽回。而乌里雅苏台以西之界遂蹙。”按此约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山迤北，塔尔巴哈台所属塔尔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属卡伦，均有向内移徙的，见第四条。又塔尔巴哈台所属民庄五处，则限10年内徙，见第十条），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四）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五）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六）库伦设立领事。（七）俄商来的，每处不过200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八）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国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九）开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除不许赊欠之例，领事和地方官平行。（十）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十一）边事向惟库伦大臣和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和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和吉林、黑龙江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由驻恰克图部员和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十二）恰克图到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20日。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商人愿自行雇人送书信物件的，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此两约失地数百万平方里，自《尼布楚条约》订立至此，共历170年。
天津俄租界 1858年，当英、法与清政府在天津谈判时，俄国公使以“调停人”的角色，强迫清政府首先与之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各种特权。图为天津当年为俄租界的俄罗斯路。
咸丰十年条约定后，东北疆界，中国依约，于其明年，派仓场侍郎成琦；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约。其西疆之界，则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军明谊和俄订立界约，划定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葱岭的疆界。其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属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尔巴哈台属境于九年（1870），由荣春、奎昌与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记，惟伊犁属境，未及勘定，而为俄人所据，遂启回事定后的重大交涉。
咸丰十年条约中，由恰克图照旧到京一语，意自不谓京城得行销货物。而俄人曲解条文，要求在北京通商。恰克图、库伦、张家口、通州等处，又借口陆路费重，定税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经过关隘，概免稽查。总署力与辩论，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一）两国边界百里内贸易，均不纳税。（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及该官所属各盟，亦不纳税。不设官处，须有该国边界官执照，乃可前往。（三）赴天津的，须有俄边界官并恰克图部员盖印执照，限6个月在天津缴销。仍只准由张家口、东壩、通州径行抵津。（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留货物十分之二销售。税皆三分减一。留张之货，不销的准其运赴天津，不纳税，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减三分之一税，仍须补足。由津及他口运入内地的，亦照纳子税，在他口贩土货运津回国的，除在他口按例纳税外，在津纳一复进口税，在天津、通州贩土货回国的，完一子税。贩别国货的，如已完过正税、子税，则不重征。如未完过子税的，亦应照补。亦均限6个月销照。此章订明试行三年。四年（1865），俄人提议改订。五年，许其天津免纳复进口半税，余展至二年后再商。至八年（1869）乃改订二十二款。（一）俄欲删原约中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一语，中国不可。许将货物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而更添不得设立领事一语。酌留张家口的货，仍交正税，不销的运赴天津、通州时，还以三分之一。（二）原约俄商赴蒙古贸易的，有“小本营生”四字，许其删除。原约但云“无执照者罚办”，此改为“行抵中国一边卡时呈验”，其绕越偷漏的罚则，亦均减轻。（三）在津贩卖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税，一年之内不再重征。并将暂存天津的复进口半税，给还存票（嗣后天津复进口税，中国与各国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其余悉同原约。此约以五年为期。中国当日，对于商务的盈亏，不甚注意。税入尤所不计，所怕的是俄人遍历各地，窥我虚实。直到后来伊犁交涉时，所斤斤顾虑的，还在这一点。然其时情见势绌更甚，并此时所订定的，亦不能维持了。
第五节 教禁的解除
咸丰八年、十年两条约，把传教事项，明文规定，这也是中外交通以来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为中国的大患，前后共历40年。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经过和教案中最严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以后，教士在中国已无复开堂传教的权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条约，许美人在五口设立礼拜堂。然这只是许其自行礼拜，并非许其传布。是时法人屡向耆英请开教禁。二十五年（1845）耆英为之奏陈。部议准其在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法人仍不满足，耆英奏请许其要求，以资笼络。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自此教禁遂算解除。然尚无外国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而法国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遽往广西西林传教。咸丰六年（1856）为知县张鸣凤所杀，成为法国用兵的一因，已见第二节。八年条约，既许各国传教。法约补遗条款中，又规定张鸣凤革职，革职后须照会法使。并须将革职事由，载明京报。是为中国因教案处分官吏之始。十年法约，又规定赔还前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往内地传教才有条约上的根据，并且得置产业（教会在内地置产，同治四年，即1865年），总署与法使议定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续有厘定，其中主要的条件，为内地的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以后欧洲来华的教士，遂都由法国保护。往内地的执照，亦由法公使发给，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德人谋破坏法国保护教士之权，才照会总署，说德国在华教士，由德国自行保护。旋因教案启衅，占据胶州湾。中国人说外人的传教，带有侵略性质，也无怪其然了。
中华民族排外运动的高涨
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传教士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反瓜分的斗争，最后会合成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教禁甫开，而教案即起。其事在同治元年。是时法国人分遣教士，游行各省，将至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教民，相与夸耀，以为扬眉吐气，复见天日。因此激动湖南士绅的公愤，撰成公檄，流传入赣。赣省的士绅，又从而传布之。遂至酿成两省的教案。其事详见《中西纪事》的《江楚黜教》篇中。他省亦时有教案，连绵不绝，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严重达于极点。
此案因当时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国教士，在天津的三岔河，建立教堂，谓之仁慈堂。其中的女教士，出钱收养贫儿。及是，拐匪武兰珍被捕，供称教民王三将迷药给他。而是时仁慈堂孩童，适患疫病，死得颇多。民间遂谣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义冢上尸骸暴露的，亦指为教堂所弃。崇厚时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带武兰珍到堂调查。兰珍语多支离，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崇厚允即出示辟谣。而其回署时，人民观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语龃龉，互把砖石相击，人民遂集众围困教堂，势将滋事。丰大业跑到崇厚署中，咆哮愤詈。崇厚抚慰他，不听，拔枪射击崇厚，不中，把器物毁坏。崇厚初时避去，后因丰大业要走，又自己出来留他，劝他不必冒险。丰大业不听，走出，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拔枪射击，把刘杰的仆人打伤。人民见之，大怒，将丰大业打死。又鸣锣聚众，把教堂焚毁，教民教士，死者数十人。其时江苏等省，亦有教案。外使遂认津案为外人全体的安全问题，共同提出抗议，形势严重。清朝命署理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Comte de Rochechouart）要求将刘杰和天津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议抵。法国调兵船到津。中国亦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带兵驰赴京畿。起刘铭传统带铭军，并命沿海沿江督抚戒备。添派丁日昌赴津会办。未到时，先令兵部尚书毛昶熙赴津（旋崇厚使法，即以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未几，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曾国藩回两江本任，仍命将津案奏结后起行。当国藩到津时，士大夫间议论蜂起。有劝其劾崇厚以伸民气的。有要鼓励天津人民，驱除洋人的。有要联英俄以攻法的。国藩力持镇定，奏称“自道光庚子以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时如其开战，“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乃将张光藻、刘杰，按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弹压镇抚例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的人民，正法的15人，定军流之罪的4人，徒刑的17人，共出赔偿抚恤之费46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作为了结（曾国藩办理此案，在当时很为舆论所不满。然其气概自有足多的。当其疏劾天津府县时，都中士大夫，多诒书相责。国藩惟自引咎而已。其致总署书，自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其实当时的情势，何能因此与法国开衅？他写给朋友的信，说“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诒忧于君父”，这正是他忍辱负重之处。他虽看似软弱，然崇厚要徇外人的要求，将府县议抵，他却坚持不可，说“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如其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亦可见其审慎之自有限度。当他到天津去时，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云云。这实在是一张遗嘱。其办理津案时，亦奏称“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断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其致崇厚书，则言“祸则同当，谤则同分”。均可见其浩然之气，名誉生死，都置度外，而惟行其心之所安。办事者必有此等精神，才可以担当大事。畏首畏尾，视私人的利害，重于国家的安危。其究也，必致事败坏而身名亦随之决裂。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吾人的办事，亦正是如此。事君也是要办事的，并不是事奉一个人）。这一年，恰值普法开战，法兵大败，所以此案得以如此了结，否则还有更严重的可能性的。
教案的起源，固由于天主教被禁止后，秘密传播者若干年，有以引起教外人的猜测（见第三章第二节），然其间实有一更深远的原因，优于其后。剖心挖眼等谣言，我小时候尚听到过，然其时谣言虽盛，实亦无人深信。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到底不是毫无凭证的言语所能使其深信不疑的。下层社会中人，则素无组织，可以为一哄之市，而不能坚决有所作为。倘使当其聚哄之时，有人从旁劝谕，官吏再略加禁遏，风潮也就平息了。从前的教案，所以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扩大而成为聚众滋事的案件，实由于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亦有少数明白的人，知其事之无益有损。然在此等情形之下，无从开口，即开口亦无效力）。其所由然，则因对于洋人，对于西教，先存一憎恶之念，此等心理之养成，由于（一）世界未交通时，每一民族，都有以本族为中心，而厌恶卑视外人的心理。（二）又宗教本有排外性质，中国人虽说信教不甚，排斥异教亦不甚，究亦不能全免。（三）合此两因，加以败北的耻辱，西人东来后，如杨光先辈的疑忌，至此不啻以事实为之证明。于是群怀怨恨之心，剖心挖眼等谣言，就易于流行了。（四）而自教禁解除之后，教中人的举动，亦有以激之。西人来传教的，只知道物质上的施惠，向中国的愚民，加以劝导，而不知道民族心理上此等深奥的原因。及其激成教案之后，则又一味靠强力压迫，以为如此，必可以使中国人畏惧，而不再滋闹[如津案，后来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对李鸿章述当时英使之言，说倘将天津地方，全行焚毁，即可保后来无事。直至庚子拳乱，和约中要规定闹教地方，停止考试，还是此等见解]，而不知事实适得其反。佛教的输入，其初或亦系施诸愚民，然不久即行于士大夫之间（信奉佛教，见于正史最早的，是后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稍后的则是后汉末年的笮融，事见《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及《陶谦传》，其迷信的色彩都很深）。基督教之初输入，亦颇有此情势，士大夫是社会的表率，一切举动，实行虽多由于平民，而其发纵指示，则恒出于士大夫。倘使咸同以后，传教之士，仍能守明代的遗规，注意于士大夫方面，则其成功必可较多，冲突必可较少。无如此时西人来传教的，已不能如前此的教士久居中国，有一番预备工夫，通华语的已少，通华文的更少，亦不能深悉中国的风俗。虽亦有译书及设立学校等工作，然其学校所教的，实无甚深意。所译的书，亦不足引起华人的兴味。西教在士大夫之间，遂绝无地位，平民信教的，则多数是社会上落伍之徒。须知沿袭闭关时代的旧习，见了外国人，即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恶之念，固非开通人士之所为，然人总是中材居多数，中材总是为一时风气所囿的，超出乎风气之上，而不为其所囿，固然难能可贵，够不上风气，而不为其所囿，则是不足贵，而且是可鄙贱的。此二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断不容混为一谈。即如同治初年的教案，长沙湘潭的教民，当国蹙师熸之日，不怀愧愤之念，反有欣喜之情，此等人，如何够得上做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在当时，如何不要激起一般人的反感？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遭遇反对，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亦不能不尸其咎[《中庸》说“不诚无物”，而倚势凌人，尤足以引起人家的反感。《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说：嘉庆中叶，缉拿白莲教徒，两江总督百龄，缉得教头方荣升等，令从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吃猪肉，便可免死。荥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竟不肯。这决不是什么纯粹的基督教，然其中亦必含有基督教的分子无疑。此时的教徒，其信教是真诚的，果有此等真诚，则其教虽为法令所禁，仍能见谅于社会。历代有许多被禁之教，仍能延续若干年的，这必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到基督教得以公然传播之后，教士只知道以多收教徒为功，而不计来者的动机如何。且如不祀祖先等，在我们的见解，原未必遂以为非。然在当日，能接受此等条件的人，则非极高而有独见之士，即系落伍而够不上吸收水平线以上的中国文化的人。极高而有独见之士，社会上能有多少？何况即有此等人士，其行为还往往履蹈中庸，而不能与其理想相副呢！当时奉教的人，其多文化上落伍的人，更无疑义了。当时入教的人，（一）以讼案希冀教士为之说项。（二）及欲倚势凌人者实多。如乡间酬神演戏及修庙等事，教徒都不肯参与。论者指为民教不和的一原因。其实所以招致教外人反对的，并不因其谨守教规，而由于其傲慢，甚至强横而又带有刁狡的态度，这也是我所亲见亲闻的事。古语说：骄谄只是一事。此言确有至理，因为惟不自重其人格，才会蔑视他人的人格，所以此等恶劣的教徒，见了西教士，其态度格外驯谨。教士不知，就误信为好人了。这也是西教士对于中国社会，似了解而实不了解之处。天主耶稣两教，天主教教规较严，和中国人民隔绝亦较甚，而教案亦以对天主教为较烈，即其明证]。至于教士遇有词讼及其他案件，动辄袒护教民，干涉地方官的行政，那更是令人民身受其祸，而觉其为切肤之痛的了。自光绪庚子以前，教案的时起，中国士大夫的顽固，平民的愚昧而易盲动，官吏办事的糊涂敷衍，是万不能不负责任的，此层我亦无异议。但在今日，知此义者已多，无待论列。至于教案的背后，更有一种深远的原因，则知者较少，所以略抒其说如下。我们试看，当日曾国藩赴津时，孝钦皇后面谕他，说百姓焚毁教堂时，得有人心人眼，呈交崇厚，而崇厚将其销毁，命曾国藩密查（《中西纪事·猾夏之渐》篇云：道光二十五年，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惟不许奸诱妇女，及诳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可见此说一时甚流行，孝钦皇后，亦系为此等见解所惑。曾国藩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掳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心人眼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又称，“津民所以生愤者，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可见与大众隔绝之事，易启疑窦了。张之洞著《劝学篇》，已在光绪戊戌之岁，尚对挖眼剖心等谣言，加以辩驳。可见其时尚有流传。然此时距庚子不过数年。庚子以后，教案就几乎绝迹了。倘使大众真以此等说为真实，哪有如此容易之理？可见谣言虽有，不过是一种鼓动的资料，真以为确实而因此坚决行动的，并无其人）。当同治元年，江西闹教时，巡抚沈葆桢，自愿挺身任之，且称此为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其时中国预备修订条约，命中外大臣筹议。崇厚复奏，有天主教无异释道之语，醇亲王奕深恶其言，奏称“没齿鄙之”。奕固然顽固，也是身当政局之冲的人，并不是什么住居乡僻，不通世事的乡愚。孝钦后、沈葆桢更不必论了，而其见解如此。这就可见当日中西的隔阂，别有一民族上深远的原因，而知识的锢蔽只是其浅焉者。而知识亦正由此等心理为之障碍，以至于锢蔽。天下风起云涌之事，断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烟消火灭的。然自光绪庚子以后，教案竟不大听见了，真个给外国人的兵威惩创了，惧怕了吗？夫岂其然。中国人的知识，到此忽然开通了吗？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不过经此次变乱之后，知道盲动的无益，民族心理，转向别一条路上去发挥罢了。这也可见得从前的教案，并不专是宗教问题，而别有一次民族的精神，潜伏在内了[同治元年江楚黜教时，郭嵩焘致书曾国藩，谓唱之者为无识的儒生，附和之者，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这诚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后来教案连绵不绝，乘势抄掠，怕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然有三点，亦须辨明的，（一）乘机抄掠的，只是少数奸民，与多数人民无涉。（二）奸民有时是事后加入的。初发动时，群众的动机，实系纯洁。（三）其始终纯洁，并无抄掠行为的，亦未尝无有。吾幼居武进，武进城内之有教堂，似在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以后。自此以前，已有一次，教民想到城里来建筑教堂，给一个姓穆，或者是姓莫的聚众阻止。武进城中，此两姓俱有，而武进人读此两字音相同。吾于此事，仅得诸传闻，故不能知为何字。这个人本亦是武断乡曲，不为乡里所齿的。然此次之事，却动机纯沽，行为亦极有秩序。他是在法律上得到一个据点，即寻到了一点教中人的错处，然后发动的。所以教徒竟无如之何，而在城内建造教堂之事，为之迟延者若干年。此人因此颇为乡里所称许，他亦竟因舆论的称许，而从此改邪归正了。此次之事，即始终无抄掠等举动，武进先辈，多能道之]。
做弥撒大典的教徒 教士的横行霸道、教民的助纣为虐，以及对教会的误解等原因，导致了普通民众对教会的仇视。像照片中洋人与教徒们在教堂中做弥撒大典这样的活动也是不被当时的民众理解的。
因教案的时起，总署议定管理教士章程，凡八条，（一）停止收养孤儿，或严行限制。（二）教堂祈祷，不得男女混杂。（三）教士不得干预官吏行政，侵犯中国有司之权。（四）教民滋事，曲直须凭地方官做主，不得有所包庇。（五）教士护照须载明经行地方，不得任意遨游。（六）奉教的须查明身家来历。（七）教士与有司往来，应有一定礼节，不得妄自尊大。（八）从前教堂基址，已成民居的，不得任意索取。将其照会驻京公使，英美赞成其原则，而不尽同意其细则，事不果行。
火烧望海楼 天津人对洋人修建望海楼教堂十分憎恶，还发生过火烧望海楼的事件。有人还将该事件用木版年画刻印出来广为宣传。
杀害天津市民 天津教案事件最终以杀害16名天津市民，以及一系列对法国赔款道歉的行为而结束。出于对“大局”考虑的清政府并没有得到人民的理解，民众的排外情绪更加高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