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农业大丧，一时较能自立者，皆恃屯田，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一节。晋初开创，于农业仍甚留意，盖时势使然也。《石苞传》：苞为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巡行，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诏即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扶风王骏，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劝晋农桑与士卒分役。己及寮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此等举措，具见一时君若臣之属望于农。然其行之之效，终不能副其所期，何哉？官田收租大重，而民不劝，一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傅玄言：“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言：“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395《齐民要术·杂说篇》言：齐地大亩为一顷三十五亩，则当时北方亩制，亦不画一。所宽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百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十斛。自顷以来，日增顷亩之课，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能偿种。”玄为御史中丞时陈便宜之语。案武帝即位，段灼上疏追理邓艾，言其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而《食货志》称其屯田之效曰：东南有事，大军出征，资食有储。《郤诜传》言：诜母病，苦无车。及亡，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假葬。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隐逸传》言：郭文，河内轵人。洛阳陷，步担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396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食有余谷，辄恤穷匮。皆可见耕作精者收效之宏。然土旷人希之时，农民每好多占顷亩，官家所课之田，又以顷亩多少为黜陟，督课者遂务虚张其数以为功；而甫田维莠之弊作矣，二也。又豪强占夺，屯官亦各恤其私，疆理之道，遂至不得其宜。《束晳传》：时欲广农，晳上议，以为“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晳又言：“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迁徙西州，以充边土。”则当时以大体言之，虽苦土满，而土狭人繁之弊，仍在所不免，此皆调剂之未得其宜也。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苑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可悉徙诸牧，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是当时旷良田以为牧场也。又言：“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殖。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蒲之饶，搆说官长，终于不破。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277）疏，言：“今者水灾，东南特剧。下由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397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希，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送。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各据所见，不从遵言。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瓮溢，大为灾害？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观此，而当时豪民、田官各恤其私，不顾大局之情形可见矣。利于此而害于彼，而害且余于其利，农业安得而兴？三也。傅玄言：“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宜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此在当日，实为当务之急，然未闻武帝能行之。而齐献王言：“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考绩黜陟，毕使严明。”傅玄言：“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束晳言：“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徒欲以操切之政，责诸守令而已。而不知劝课之效，非徒守令所能为也，亦何益哉？
东渡以后，荆、扬二州，农业大盛。此盖社会生计自然之演进，而政府之南迁，或亦有以促之也。《宋书·孔靖传论》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苞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398（429）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弗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大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据其说，农事之最盛者，实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之大湖流域也。《陈书·裴忌传》：高祖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高祖遣黄他攻之，不能克。高祖谓忌曰：“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袭据吴郡。又《沈君理传》：高祖受禅，出为吴郡大守。是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悦附，深以干理见称。韦载之策齐军曰：“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可急于淮南筑城，以通东道运输。”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此策于高祖之成功，所关实大。凡此，皆可见当时之财富，惟东土是资也。侯景乱后尚如此，况于平时哉？而荆楚自东渡以来，即能以其独力，捍御北虏；庾翼、桓温等，且能因乘时会，震撼北方；亦必非徒以其兵甲之精也。实业之有造于国，讵不大哉？
然荆、扬虽云殷盛，而淮南北之地，则极荒芜，此于恢复之无成，所关亦大。《齐书·徐孝嗣传》云：是时建武。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孝嗣表立屯田，曰：“窃见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不图。利害之基，莫此为甚。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费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既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399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殿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弘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史臣论之曰：“江左以来，不暇远策。王旅外出，未尝宿饱。四郊婴守，惧等松刍。县兵所救，经岁引日。凌风泙水，转漕艰长。倾窖民之储，尽仓敖之粟。流马木牛，尚深前弊，田积之要，惟在江、淮。郡国同兴，远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滨，屯农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开漕，皆辅车相依，易以待敌。孝嗣此议，殆为空陈，惜矣。”可见屯田之策，于恢复之图，所关实大也。《魏书·薛虎子传》：虎子以大和四年（480），为彭城镇将。上表言：“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非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惟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高祖纳之。又《范绍传》言：世宗时，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广开屯田。八坐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虏为之能收其利，而谓我不能为之哉？
北方诸胡，知留心农事者盖寡。惟苻坚，《晋书·载记》言其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又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苑中，已见上章第三节。案封裕言：“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则当时流民之入辽西者甚众。皝不能抚绥之，乃重征之以要利，亦可谓无远略矣，然较之刘、石等之徒知虐取者，尚较愈也。《慕容宝载记》言：辽川先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400
平州桑悉由吴来。《冯跋载记》云：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惰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又下书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此等皆较能留心民事者，然十六国中，殊不多见也。
魏起陉北，至道武之世，乃知留心农事。《魏书·食货志》言：大祖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河种人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401各给耕牛，计口授田。《纪》在天兴元年（398）。案明元永兴五年（413），亦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盖北方土旷，故能如是也。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大宗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415），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世祖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恭宗纪》言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种殖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此等烦碎之政令，安能及于闾阎而收实效？史云“垦田大为增辟”，亦不过缘饰之辞耳。《高祖纪》：延兴三年二月，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大和元年正月，诏：“牧民者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加以罪刑。”三月，诏曰：“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所在，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四年四月，诏：“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五年五月，又诏：“农时要月，民须余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狱、久囚。”案魏本一小部落，后来虽藉兵力，窃据中原，然实不知治体，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劝农，所留意者，仍不过畿内，至高祖世，乃勤勤诰诫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坏，此等空言，又岂能有验邪？《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日多。贵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而其情形至于如此，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确较南土为饶，此则地利为之也。402《魏书·食货志》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牛、羊之数，盖张侈之辞。然《尒朱荣传》，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驼、马，色别谷量；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初见荣，说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皆饰说不足信，然缘饰之辞，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谓荣多马，则不诬也。又《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见北方之马实多。《北齐书·卢潜传》言：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尽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又可见南方之马，多来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车，徙诸漠南，此于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详见第八章第三节。《食货志》云：泰常六年（421），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亦可见北族牧利之饶。《志》又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驰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盗所盗掠焉。”案孝文南迁，主牧事者为宇文福。《福传》言：孝文“敕其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以吾民衣食所资之地，旷为异族之牧场，使得游牝其间，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钝，步骑之不敌，实为其大原因；南方欲图恢复，必有精骑以与虏决胜于中原；说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及第十一章第四节。《隋书·贺娄子干传》言：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堠，岂容集聚人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案游牧之民，所以难于制驭者，以其迁徙易，不易根剿，而其来犯又极飘忽故也。我之所业与彼同，则不足为惮。淮上之地，既易为虏所扰，耕凿难安，曷不制其表为牧地，养马以备与虏驰驱乎？此古人未发之策，然言国防者似可参证也。
山泽之利，虽已不可专恃，然亦有时而相需甚殷。杜预咸宁三年（277）疏曰：“当今秋夏，疏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草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石季龙载记》言：其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使令长率丁，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北齐书·卢潜传》言：高元海执政，断渔猎，而淮南人家，无以自资。可见疏食、渔、猎之利，亦与民生相关非浅矣。
丧乱之际，水利多不修举，此与农事，所关最大。《晋书·苻坚载记》言：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二年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论，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见也。《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此事当较有实际。《魏书·崔楷传》：楷因冀、定数州，频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欲“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潟，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不。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洿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有舟舻。南亩畬菑，微事未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后世论者，每谓兴水利即所以除水害，故沟洫实为治水要图，楷之所论，已先发其义矣。河域水利，不如江域之饶，而文明启发，转在其先者？沟洫之修举实为之，沟洫废而水灾兴，隋、唐以后，北方遂仰给于江、淮矣，此古今升降之一大端也。而其转移，实在晋、南北朝之世，丧乱与民生之关系，岂不大哉？然南方水利，虽云得天独厚，人工亦未尝废，观会稽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亦有丁功可知。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世岂有专恃天惠之事乎！又晋世水碓之利颇大。403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见第三章第三节。实为常山覆败之因，可见其与民生相关之切。然多为豪强所擅，石崇之败，有司簿阅其訾产，水碓至三十余区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晋书·魏舒传》，言其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可见豪贵之擅此者颇多，细民亦必不免受其剥削矣。南方则似无此利，故至祖冲之始创为之，而后亦不闻其推行也，见下节。
矿业，当此时代，实极衰微。南北朝之世，所以迄欲铸钱而终不能善者，铜之乏，实为其大原，别见第四节。《齐书·刘悛传》：悛于永明八年（490）启武帝，言“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其地即秦之严道，汉文帝赐邓通铸钱之处。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南朝因铸钱而开矿之事，惟此一见而已。《宋书·良吏传》：徐豁，于元嘉初为始兴大守。三年（426），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余户。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顾崩压。一岁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检切，犹致逋违。老少相随，永绝农业。千有余口，皆资他食。寻台邸用米，不异于银，谓宜准银课米，即事为便。”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银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乌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弱，不辨自伸。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矿课之治累于民，及其有名无实如此。北朝矿利，亦极微末。《魏书·食货志》云：世宗延昌三年（514），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三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又云：熙平二年（517）冬，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案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然亦徒因此而致私铸繁兴而已，见第四节。
此时农学，亦极衰微。《隋书·经籍志》载农家之书五种：《氾胜之书》二卷，《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崔寔撰。尚皆汉人之作。《禁苑实录》一卷，不著撰人名字。惟《齐民要术》十卷，为后魏贾思勰撰。《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五卷，杨瑾撰。瑾始末不详，或亦此时人也。《志》又云：梁有《陶朱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亡。《通志·艺文略·食货豢养类》：卜式《月政畜牧栽种法》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此盖承上文亦以为卜式书，未必真有依据也。案此三书及《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皆引之，盖其书采摭颇博。贾思勰固当时农学一大家也。前世农书传于后世完好者，今亦以此书为最古。
第二节 工业
中国于工业，不甚重视，然巧思之士，亦历代有之。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祖冲之为巨擘。《齐书·冲之传》云：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大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圜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大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焚之。案《刘休传》云：宋末，上造指南车，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则休亦必有巧思。索驭驎之智巧，未知视冲之如何。其所为虽无成，然若冲之因姚兴成制，而驭驎无所因循，则其制作实较冲之为难，不得以成败为优劣也。《冲之传》又云：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南史》同，而上多“晋时杜预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十四字，下多“与周庙不异”五字。案《晋书·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预所作若无成，必无由奏上；又周器形制无存，冲之所作，后人安知其同异？《南史》盖杂采众说而失之也。404《周书·薛憕传》云：大统四年（538），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魏文欹器，必非古制。杜预所作，宋末盖亦已无存，冲之乃又以意创为之也。《冲之传》又云：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冲之之才，盖诚能利物前民者。建武中，明帝使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可谓用当其材，而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惜矣。《南史》云：冲之子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始行焉。暅之子皓，少传家业，善算历。可谓世济其美矣。《梁书·江革传》：革为镇北豫章王长史。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途经下邳，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廷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骂暅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将加棰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祖暅巧矣，江革之气节，尤国之宝也。
北方有巧思者，当以蒋少游为最。《魏书·术艺传》云：少游乐安博昌人。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405与高聪俱依高允。允爱其文用，遂并荐之。与聪俱补中书博士。骤被引命。屑屑禁闼，以规矩刻绩为务。因此大蒙恩锡，超等备位，而亦不迁陟也。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大庙、大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齐书·魏虏传》，谓孝文议迁都洛京，于永明九年（491），遣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许。然则少游是行，乃专为窥觇宫殿来也。《少游传》又云：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治，修旧增新；改作金塘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为大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云。
此外巧思之士，如南朝之张永，已见第八章第七节。《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季龙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南史·齐本纪》云：东昏侯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陈书·长沙王叔坚传》，言其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日月下醮之，咒诅于上。此皆能为机捩者。又《孙玚传》，言其巧思过人，为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魏书·术艺传》云：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恩幸传》云：王叡子椿，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正光中，元叉将营明堂、辟雍，欲征椿为将作大匠。椿闻而以疾固辞。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或有劝椿仕者，椿笑而不答。盖溺于宴安者，非欲远元叉也。又云：茹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世宗悦之。见第十二章第一节。此等亦皆有巧思之士。若乃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蒸土作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又造百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复铸铜为大鼓、飞廉、铜仲、铜驼、龙、兽虎字避唐讳改。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此则徒为虐杀而已。史谓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薄，残忍刻薄诚有之，工巧或转未必也。
争战之世，能造兵器者必多，盖以趋时用也。406《宋书·武帝纪》云：大军进广固，即屠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纲从长安还，泰山大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此事或言之大过，然纲必机巧之士，则无疑也。《陈书·徐世谱传》，言其领水军，从陆法和与侯景战，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高祖之拒王琳，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人。其巧思，亦未必逊于张纲矣。《北齐书·方技传》云：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407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此制，当尚胜于叱干阿利之百刚刀也。《魏书·食货志》云：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可见魏于兵器，亦甚留意矣。
此时公家铜、铁甚乏，颇为考工之累。铜之乏，别见第四节。《晋书·刑法志》云：“魏国建，定甲子科，犯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南阳王模传》云：模代河间王镇关中。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模之所为，乃以铜代铁，可见铁之乏矣。然乏于官者必散之民，民间之械器，正可因此而益修也。《晋书·陶璜传》：吴用璜为交州刺史。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冀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可见铁之多少，关系于工业者大矣。
《宋书·礼志》云：“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史臣按：《左传》丹桓宫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从来久矣。漆床亦当是汉代旧仪，而《汉仪》不载。寻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树，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阻，致之未易。藉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役苦费深，为敝滋重。是以上古圣王，采椽不斫。斫之则惧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县鉴微远，杜渐防萌。知采椽不惬后代之必，不斫不为将来之用。故加朱施漆，以传厥后。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旨，将在斯乎？”案汉人言舜造漆器，谏者七人，其言虽不足信，可见其时尚以施漆为侈靡之事，此则转以为俭矣。408《齐书·文学传》：崔慰祖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则不独宫禁用之，臣下之家，亦多有之矣。可见社会生计之逐渐进步也。
奇巧之制，来自西域者颇多。魏文欹器，疑亦西域巧工所制，仙人瓶钵等固皆西域意匠也。然此等奇技，惟淫侈之家，用为玩弄，故不久而即绝。何者？闲其事者少；且千金屠龙，成亦无益，故其传不广也。《北史·元韶传》云：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转而不可出；马脑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此等物果何所用之邪？王济以琉璃器贮馔享晋武帝，帝色为不平，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晋书·崔洪传》云：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尝燕公卿，以琉璃钟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当时之重琉璃如此，以其来自外国，难得故也。《魏书·大月氏传》云：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则其技曾传入中国矣。然《北史·何稠传》言：稠开皇中累迁大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织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则琉璃之制，传入未久而又绝矣。409稠以博览古图，多识旧物而能作波斯锦，则异物之可放制者正多。然不特实物不能久存，即图亦终归覆瓿，则一技之传，非成为寻常之事，其物能供众人之用，终必不久而旋绝耳。平心论之，其绝亦正不足惜也。
珍贵之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者，则始虽为贵豪所专有，久必渐流于民间。《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487）十月，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魏初绫锦，皆由宫中婢使自造，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410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大官杂器，大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大半，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此事与历代以车服别贵贱之禁令正相反。可见其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虽以法令禁之亦无益，此生计之情势使然也。《隋书·地理志》言：魏郡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又言梁州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上国。知凡侈靡之地，富厚之邦，民间工作，亦无不精进矣。
第三节 商业
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如晋武帝泰始五年（269），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魏恭宗监国，欲课农功，亦禁弃本沽贩是也。详见第一节。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王公大臣，外至方镇，遂多乘时要利者。虽为舆论所鄙，弗恤也。411晋义阳成王望之孙奇，尝遣使到交、广贩货，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宋前废帝即位，诏藩王贸货，壹皆禁断。《沈怀文传》言：西阳王子尚等，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言之，不听，此诏盖即为此而发，然无益也。《孔觊传》云：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与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当时士大夫，鄙视商业之情形，可以想见。然《谢庄传》言：孝武践阼，欲弘宣风则，下节俭诏书。庄虑此制不行，言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市者，悉皆禁制，此实久惬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阙。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则当时朝臣逐利之情形，亦与藩王无异矣。齐临川王映为雍州，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以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似贤矣。然《豫章王嶷传》载嶷启言：“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营觅以自赡。”以严旨申禁之事，尚敢明文求乞，况于阴行违犯？无怪谢庄以声实乖爽为虑矣。刘峻兄孝广，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王莹少子实，为新安大守。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去郡数十里，实乃知。命追之。呼从兄上岸，盘头，令卒予杖。搏颊乞原，劣得免。张畅为南蛮校尉，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亹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去。褚渊，或饷之鳆鱼，门生有献计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庾仲文在尚书中，令奴沽酃酒。徐度恒使僮仆屠沽。邓琬起兵，史言其父子并卖官粥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其辞盖诬，前已辩之，然其婢仆，安知不乘时要利邪？柳世隆为湘州，亦以在州立邸、兴生，为御史所奏。当时无上无下，无内无外，可谓无不以贩粥求利为事者矣。向靖无园田商货之业，徐勉拒兴立邸店，舳舻运致，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史安得不以为美谈邪？
南方如是，北方更甚。魏大和八年（484），始班官禄，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本纪》载孝文诏书云：“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豫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然则魏当未班官禄之前，实有隶官商人。盖名为市买以供官用，实则有司藉以营利，可谓作法于贪者矣。其制虽随班禄而罢，然积习既成，自难一旦革绝。恭宗禁民沽贩，而高允即诤其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上行下效，贪风其安克戢？故其北海王详，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刘腾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贵近如是，外方自将效尤。邢峦，志欲平蜀者也，而至汉中岁余，即商贩聚敛。李崇，南边之大将也，而贩肆聚敛，营求不息。其缘边州郡，疆埸统戍，惟有通商聚敛之意，驱其羸弱，贩贸往还，袁翻之言，详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抑更无足为怪矣。《封懿传》言：郑云谄事刘腾，得为安州刺史，谓懿族曾孙回曰：“彼土治生，何事为便？”回答之曰：“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此等人盖亦如凤毛麟角矣。明帝正光三年（522）十二月，以牧、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帖店肆，争利城市。可见大小官吏，竞行贩粥。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周齐公宪出镇剑南，以裴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蜀土富饶，商贩百倍，或以是劝文举。又可见周、齐之朝，风气无异于元魏也。
职是故，当时之达官贵人，多喜与商贾往来。苻坚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言：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又段孝言掌选，富商大贾，多被铨擢，则此等事曾不足为异矣。《和士开传》言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封隆之传》言：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而刘昉亦富商大贾，朝夕盈门。《杨愔传》言：大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可见不为此者之少矣。士夫之与此辈往来，不过利其货贿，自不待言，而专制之世，富豪多以名器为荣，故亦乐于攀附。观王辨祖训，以行商致富，而当魏世，以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大守可知。《隋书·辨传》。故一至昏乱之朝，富商即夤缘并进，而官方为之大坏也。
此等巨贾，亦颇有势力。刘道济之乱蜀，实以费谦等限止商利之故，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其规模较小者：如《梁书·贺琛传》言其伯父玚没后，家贫，尝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琛山阴人。《南史·恩幸传》言：陆验少而贫苦，邑人郁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此等必躬逐微利，非如王公贵人，安坐持筹，而使门生、奴婢辈为之营运者矣。《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幼贫，其母粥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文学·刘勰传》言：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粥者。此则贩夫、贩妇之伦也。《魏书·赵柔传》：有人与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粥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北史·寇儁传》：家人曾卖物与人，剩得绢一匹，儁访主还之。此等则偶然粥卖，并不得谓之商人也。
达官贵人经商，其事虽多见于史，然此特旧时史籍，只有此等人之传记，故其事之可考者较多耳，非谓经商者皆此等人也。《隋书·地理志》言：洛阳俗尚商贾；丹阳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北史·魏诸宗室传》云：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可见小民从事贸易者之多矣。抑亦非仅限于都会。桓玄与晋朝搆衅，断江路，商旅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粰橡。陈宝应载米粟与会稽贸易，遂致富强。《陶侃传》言：侃迁武昌大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412侃令诸将作商船以诱之。生获数人，乃是西阳王羕之左右。《莫含传》言其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含，雁门繁峙人。然则南暨江海，北邻沙塞，商路罔不通利，虽遭丧乱，曾不足以阻之矣。
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石勒求交市于祖逖，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已见第四章第二节。索虏求互市于宋世祖，众议不一，而时遂通之，亦见第九章第五节。《魏书·食货志》言：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可见其贸易实为经常之事矣。亦有无许通市之明文，而仍相交往者。《苻健载记》言：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异贿盈积；《魏书·崔宽传》：附《崔玄伯传》。宽为陕城镇将，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是也。并有冒禁令而为之者。《北齐书·高季式传》，言其随潘乐征讨江、淮之间，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崔季舒传》言其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臧贿事，为御史所劾是也。《循吏传》：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此则名为利民，实则违禁图利者矣。南北使节往返，亦为交市之机。《北齐书·李绘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可见其习为故常。《崔暹传》言：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则交市者尚不仅使臣也。惟其所市者，似以珍异之物为多。《魏书·李安世传》言：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使任情交易。《北齐书·魏收传》言：收托附陈使封孝琰，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又收之副王昕使梁还，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乃得释；皆其证。其寻常笨重之货，当仍由民间贩粥耳。《周书·韦孝宽传》言：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则当北方分裂时，彼此贸迁，亦不利于隔绝矣。
附塞部落，亦贸易多通。库莫奚请市于冯跋；第七章第八节。又与魏交易于安、营二州；第十六章第十节。吐谷浑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第十六章第七节。突厥以至塞上市缯絮，乃通西魏；第十六章第九节。皆已见前。慕容翰之奔宇文归也，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之。还言翰欲来。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刘显之欲杀魏道武也，《魏书·本纪》言：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慕容永之纳窟咄，道武奔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贺乞援于慕容垂。安同者，辽东胡人。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侍子入洛阳。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灭，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亦商人也。长孙贺亡奔窟咄，同间行达中山。垂遣贺驎步骑六千随之。同与垂使人兰纥俱，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同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驎。当时商贾在北夷中活动之情形可见。413盖惟此辈多往来于各部落中，熟习道路及各地之人情风俗，且多与其酋豪往还，故能知其机事，并可为间谍，可衔使命也。阿那瓌之返国也，其人大饥，相率入塞。瓌表请振给。诏元孚为北道行台，诣彼振恤。孚陈便宜云：“北人阻饥，命县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可见通易相需之殷。《南史·河南王传》言：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陶侃之守武昌，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可见近塞部落，皆利交易，南北正无二致矣。
域外通商，所至亦远。414《梁书·中天竺国传》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日南、交趾。又扶南王尝遣商货至广州，诃罗随，元嘉七年（430），表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皆见第十六章第四节。可见自南方来者颇多。《北史·粟特国传》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栗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又可见自西北来者之远也。
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参看第五节。即此一端，已可见西域贸易之盛。《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可见凉州富贾之多。《周书·韩褒传》：除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通商为利之厚。又《韦瑱传》云：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此又足征西域来者之众也。齐后主欲为穆后造七宝车，遣商胡赍锦采市真珠于周，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国，仍以经商为事者。《周书·异域传》言：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则其于国计，亦略有裨益。然《魏书·食货志》言：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而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415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蕃客何人，讵非商贾？则其耗费亦不少矣。其干乱政事者：北齐后主宠信胡户，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恩幸传》言胡小儿眼鼻深险，盖其人虽习华风，形貌则犹未变其深目高鼻之旧也。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言后主昵近凶狡，商胡丑类，擅权帷幄。案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魏书·李昕传》：昕为相州刺史，以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得罪，商胡之乱政，又不独宫禁之中，朝宁之上矣。然《隋书·儒林·何妥传》言：其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本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则好任用贾胡者，又不独北方为然也。《魏书·崔浩传》言：世祖攻蠕蠕，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灭之矣。”世祖殊恨之。此说殊不足信。然北荒多有贾胡，则于此可见。阿伏至罗求击蠕蠕商胡越者，实为衔命，见第十九章第九节。此亦犹安同之为道武使慕容垂。《宋书·芮芮传》云：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又细胡之伦也。商人之无远弗届，亦可惊异矣。
古者商业未盛，贸易皆有定时定地，416《易》称神农氏日中为市；《记》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是也。晋、南北朝之世，久非其时，然人心仍习于旧，故其立市犹有定地，而贸易之盛，亦或尤在农隙之时焉。《晋书·乐志》：《拂舞歌诗》云：“孟冬十月，北风徘徊。”“耨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417此虽沿袭旧说之辞，亦或于当时情景，略有按合也。《晋书·地理志》：河南郡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齐王冏传》，谓其大筑一第馆，北取五谷市。《隋书·食货志》言：晋过江后，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此皆立市之可考者：然亦非谓市之外遂无贸易，故魏韩显宗称道武“分别士庶，使技作屠沽，各有攸处”，而又病其“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也。无市之处，官为置市，亦足以广招徕。《晋书·良吏传》言：鲁芝转天水大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是矣。《宋书·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大守，郡先无市，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置立焉，盖为此也。市皆设官管治，兼司收税。《隋志》谓江东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齐东昏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见第十章第六节。然其善者，亦足收平亭之效。《晋书·陆云传》言：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而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亦无二价是其事。其不善者，乃借以牟利。《魏书·李崇传》，言其子世哲为相州刺史，无清白状，邺、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是也。《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司市之职，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此阳慧朗所以为人所疾恶欤？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齐书·良政传》言：少府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识，此其意原在以才举，然其后不流于聚敛者，殆未之有也。此时商贾之事，尚为士大夫所不齿，418故市亦为其所罕到。吕僧珍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尝道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则史以为美谈；李输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则虽商贾，亦共嗤玩之矣。见《北齐书·魏收传》。然又未尝不歆其利，此好立邸店者之所以多也。《隋书·李德林传》云：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堰，为王谦宅替。开皇九年（589），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罔，奏以自入。”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臧。”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后出德林为湖州刺史，犹以罔冒取店为罪状焉。可见店舍为利之厚矣。魏孝武给斛斯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日烹一头，以飨军士，诚不愧武士之风也。
第四节 钱币上
晋、南北朝，为币制紊乱之世，其所由然，则以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且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此等情形，实历隋、唐之世而未能大变，至宋世行用纸币，乃又成一新景象焉。今述晋、南北朝币制之略如下：
《晋书·食货志》云：献帝初平中，董卓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221），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案民间果其通行，岂魏武一令所能废。当时钱之不用，实由兵乱积久使然，说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矣。自此至于江东，仍以钱少为患。《志》又云：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大者谓之比输，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驳之，朝议多同，玄议乃不行。案自南北朝以前，时有废钱而用谷帛之议，固由其时钱币之理，尚未大明，然钱法之敝，实亦有以致之。钱法之敝，钱少而不足于用，以致钱贵物贱，其大端也。当此之时，欲善币制，实非鼓铸不可。然鼓铸迄不能善，币制之坏，遂与南北朝相始终矣。
宋高祖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未果。见《宋书·范泰传》。文帝元嘉七年（430）十月，立钱署，铸四铢钱，是为南朝铸钱之始。二十四年（447）六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明年（448）五月，罢之。见《南史·本纪》。《宋书·何尚之传》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未知其极。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采铸久废，兼丧乱累承，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襁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说非尽实，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兼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前废帝纪》：大明八年（464），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升，当依《南史》作斗，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薄小，商货不行。永光元年（465）二月，铸二铢钱。九月，开百姓铸钱。明帝泰始元年（465）即前废帝永光元年。十二月，罢二铢钱。见《南史·本纪》。二年（466）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颜悛传》云：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案《何尚之传》言民间颇盗铸，此云不盗铸者，盖虽有盗铸而未甚也。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467），尚书右丞徐爰议：“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宜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免死者相系，《刘怀慎传》：怀慎弟孙亮，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顾琛传》：大明四年（460），为吴兴大守，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沈庆之立议：“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上下其事公卿。义恭及竣皆驳之。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驳之。然及前废帝即位，卒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景和元年（465），亦即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大宗初，惟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云。案宋世圜法之敝，铸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铜之乏所关亦巨。419惟铜乏，故议铸造者皆不免爱铜，既减五铢为四，又减四铢为二，甚至欲以一为两，名实溷淆，民听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铜之乏，散入民间，以之制器，盖为其大原因。三国时，吴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刘备亦铸当五百大钱，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齐书·崔祖思传》：祖思言刘备取帐钩铜以铸钱。吴为产金之区，蜀为富饶之地，铜之乏且如是，况于他邦？盖自董卓毁坏五铢，所铸小钱，本不得民信，又为魏武所废；至魏文则并五铢而废之；其时民间用钱本少，又值丧乱，商贾不行；向为钱币之铜，遂多转而为械器矣。《齐书·高帝纪》言帝俭德云：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禁人车及酒器用铜。《北齐书·杨愔传》言其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宅内有茂竹，其季父，为愔于林边别茸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具盛馔以饭之。420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何远素器物无铜漆，则史以为清操。可见上自宫禁，下至民间，以铜为器物者之多。盖每经丧乱，则公家之藏，流入民间，而民间生计，后裕于前，遂能用之以制器，亦与金、银之散入民间，同一理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书·食货志》：孝武帝大元三年（378），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中国之铜已少，况又有流入异域者邪？梁武东下，用度不足，南平王伟时守襄阳，取寺铜佛，毁以为钱。北齐王则为洛州刺史，亦毁旧京诸像以铸钱。此固军旅倥偬之时，官方败坏之际，然亦可见其时铜之难得也。
《齐书·刘悛传》云：宋代大祖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482），奉朝请孔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粜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实与今之言泉币者，立说相符。泉币通行之后，用之者固皆计其数，不复论其重，当其未行之时，则民之信否，恒视其重轻之名实相符与否，此四铢、二铢之所以不行。五铢行用最久，准其轻重，亦为下令于流水之原。孔诚明于钱法之利弊者也。时议者亦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大祖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永明八年（490），恢启世祖：蒙山有古铜坑，上使入蜀铸钱，功费多，乃止，已见第一节。此时钱价之贵，十倍宋初；好恶钱相贸，好钱一当恶钱二，或十当其十七，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梁、陈相继，圜法之素乱如故。《隋书·食货志》云：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421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大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本纪》事在四年十二月。《南史》云：用给事中王子云议。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422黄汝成《日知录·短陌条集释》云：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案《志》言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乃指其都会之地，非谓尽其辖境。庾岭在当时，恐非用钱之所。破岭疑即破冈，见第八章第一节。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546），天子乃诏通用足陌。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见《纪》。诏下而人不从，钱陌愈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云。《南史·梁敬帝纪》云：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陌。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陌。案钱币贵于画一，梁武顾不恤自乱其例，铸女钱与五铢并行，盖利于去其周郭？其后又议铸铁钱，盖亦以铜少故也？《周书·艺术姚僧垣传》：梁元帝尝有心腹疾，以从僧垣进大黄得愈，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则元帝曾铸当十钱。然此外更无所见，盖其钱亦未行也。
《隋志》又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梁书·敬帝纪》：大平元年三月，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二年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用细钱。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564），改铸五铢。《纪》在三年闰二月。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569），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陈书·本纪》：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始用大货六铢钱。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案《志》言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云：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盖商贾用金、银，人民自用盐、米、布也。此亦足证当时钱币之用，尚不周遍。
北朝圜法之坏，其情形亦与南朝略相似。《魏书·食货志》云：魏初至于大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冶铸粗备，文曰大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510）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不。或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大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粥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诒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510），都坐奏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绝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423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已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变易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大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澄又奏：“大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有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大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惟大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大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案魏大和、永平五铢，盖所铸甚少，不足周用，故河北竟无新钱，即京西、京北，亦有无钱之处也。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颇近今世自由铸造之制，此私铸之所以不行。既用任城之议，则通行之地稍广，所需愈多。明年（511），又从崔亮议，于有冶利处开铸。见第一节。私铸遂因之而兴。《志》云：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肃宗纪》：孝昌三年正月，诏峻铸钱之制。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529）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书·杨侃传》：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曰：“昔马援至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后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入坐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侃乃随事剖辨。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如侃所奏。《高谦之传》：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轻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施行。”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则初亦有铸轻钱之议，而后未果行也。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迁邺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533），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此时之操切，可谓至极，然不能禁绝私铸，而欲称其轻重以为用，亦只可谓之无策耳。《隋志》云：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此即《魏志》所云文襄奏革其弊者，事虽系之神武，谋实出自文襄也。《志》又云：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本纪》在天保四年正月。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又云：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北史·文帝纪》：大统六年二月，十二年三月，皆铸五铢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亦见《周书·本纪》。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二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本纪》事在正月。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亦见《本纪》。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本纪》但云与五行大布并行。北齐圜法之弊，全与魏同，盖承魏之敝，欲变焉而未能者。后周则思铸大钱以救钱荒，而卒亦捍格，其为弊，又与三国时之吴、蜀及宋之文帝同也。
民间苦铜钱不足，公家及豪富人，则有藏钱颇多者。424《晋书·苏峻传》，峻陷宫城，得官省之钱亿万。齐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齐库亦出三亿万。见第十章第二节。白曜之破东阳，获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此公家之藏也。江禄为武宁郡，积钱于壁，壁为之倒。曹虎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梁临川王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县一紫标，如此者三十余间。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曹景宗弟羲宗，富人向姓，以其为方伯之弟，豪强之门，出见钱百万，以妹适之。魏崔和子轨，盗钱百万，背和亡走。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梁南平王伟，于富僧藏镪者，多加毒害。此豪富之所藏也。《晋书·王导传》：子悦，先导卒。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数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皆藏闭。《齐书·祥瑞志》：永明七年（489），《南史·本纪》在六年七月。齐兴大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壍中获钱百万，《南史》作三十七万。形极大，《南史》云：皆轮厚径一寸半。以献台为瑞。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十年（492），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古人本有埋钱之风，当恶钱盛行之日，必更有甚焉者，此亦钱乏之一因欤？
金属为币，其弊在于私铸、私销之难禁。终南北朝之世，币制之坏，可谓皆由于私铸。《魏书·辛子馥传》：绍先孙。天平中，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可见豪右铜冶，胥为私铸之媒。又崔尝私铸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而南朝梁高祖从父弟昱，亦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临海郡。临川王宏之子，亦尝盗铸钱。又可见冒利而为之者之众矣。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可以止私铸，不能止私销。若欲禁绝私销，非如昔人之言，举铜冶而尽禁之不可，此岂可行之事哉？此则以金属为币，无可救正之弊也。
第五节 钱币下
铜钱缺乏之世，所以代之者，北方多用绢布，南方则兼用谷，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石勒载记》：勒铸丰货钱，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盖所以省帛之用。则北方之用绢布，由来旧矣。《魏书·辛绍先传》：绍先子穆，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又《冯元兴传》：齐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为大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是收藏者皆用绢布也。赵柔卖铧，索绢二十匹，后有商人与之三十匹，而柔不肯背约；寇儁家人卖物，剩得绢五匹，访主还之，已见第三节，是卖买者皆以绢布也。《赵柔传》又云：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缣，柔呼主还之，是估价者皆以绢布也。《鹿悆传》言：悆尝诣徐州，马瘦，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悆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还。则虽乡僻之地，亦以绢为交易之资矣。此行旅所以多赍绢布为资，如《杨播传》言：播弟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也。播弟椿，又尝受命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后未行。可见绢布为用之广。若南方，则《晋书·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是缘途皆可以谷为用。此等事，北方记载绝罕见。河北交易，虽云杂用谷帛，盖以谷济帛之穷，免于尺寸分裂而已。握粟出卜，以粟易械器，实为最古之俗，岂南方生计，演进较迟，故古俗之存者较多欤？孔琳之驳桓玄废钱之议曰：“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以钱谷对举，可见用谷处之多。南方论议，不甚病布帛之翦截，盖为此也。若北方则此弊殊甚。《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此由调外又入帛一匹二丈，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肃宗纪》：熙平二年正月，诏遣大使巡行四方，绢布缯采，长短合式，亦为所奉诏条之一。任城王澄刺定州，禁造布绢不任衣者，此即其熙平初上表所云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者也。见上节。既以为交易之资，势必至此而后已，禁之又何益邪？然当时官司之虐民，所调绢布，务求长广厚重，实较民间之单丝疏缕，狭幅促度者，其弊为尤甚。张普惠表，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魏书·卢同传》：同于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按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奉公之绩。调绢加长，至倍定式，而反获奉公之誉，可为张普惠之言之证。辛穆转汝阳大守，值水潦民饥，上表请轻租赋，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北齐苏琼，迁南清河大守，蚕月豫下绵、绢度样于部内；此等循吏，盖不易多觏矣。此亦以绢布代钱之一弊也。
金银为用亦稍广。旧日史家，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由于佛事之消耗，说不足信。黄金之渐少，425实由流入民间者之渐多，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宋书·礼志》言：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夫人金五十斤，魏氏聘后、王取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穆帝纳何皇后，孝武纳王皇后，纳征皆以绢三百匹。魏与东晋姑勿论，西晋初之侈靡何所不至，而必舍金而用绢，足见当时黄金实少。苏峻之陷宫城，官有金银五千斤，可谓其细已甚。梁武陵王之多金，为史所艳称，然实不过有金万斤，银五万斤，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较之王莽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各有数匮；董卓区区，犹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者；亦微末不足道矣。齐武帝，史称其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此乃约略之辞，未必其藏金之果多也。而民间：则《南史·侯景传》言其攻台城时，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才过淮，便竞剥略，征责金银；其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此固非下贫之家，然民间多有金银，则于此可见。《齐书·萧颖胄传》言：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及颖胄起兵，乃取充军资；《魏书·释老志》言：世祖之废佛法，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金银宝物，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僧寺财自何来，宁非民间所布施邪？《南史·东昏侯纪》，言其潘妃服御，极选珍宝，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都下酒租，皆折输金，又令富室买金；详见第十章第六节。《魏书·任城王传》亦言：灵大后锐于缮兴，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可见民间金银交易，已极盛行矣。
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即可见藉以为用者之多。晋、南北朝之世，用金以斤计者：晋购石季龙首金五十斤。《元帝纪》建武元年（304）。祖逖遣参军王愉使于石勒，赠以方物，勒遣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王弥与刘曜，阻兵相攻，弥长史张嵩谏止之，弥与曜各赐嵩金百斤。刘聪欲纳刘殷之女，李弘引王基为子纳王沈女，以见姓同源异，无碍婚姻，聪大悦，赐之黄金六十斤。详见第十七章第一节。佛狸伐入寇，宋购斩其头者赏金银各百斤。《宋书·索虏传》。邓琬奉子勋起兵，传檄京师，赐大宗金银五百斤。梁陆杲子罩，为大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大子简文。赐之黄金五十斤。元略自梁返魏，梁武帝赐之金银百斤。魏豆代田，以战功赐黄金百斤，银百斤。赵郡王干除冀州刺史，高祖密赐黄金十斤。抱睹生死，嶷之父。赐黄金八十斤，以供丧用。齐文襄烝于冯翊大妃，见幽，司马子如全之，神武赐子如黄金百三十斤。《北史·后妃传》。陈元康进慕容绍宗，遂破侯景，世宗赏金五十斤。时段韶留守晋阳，世宗还，赐之金十斤。案汉世赏赐，即有虽言金而实与之钱者，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书·术艺传》：徐謇以疗高祖，赐钱一万贯。又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乃以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与之。则古来赏赐，原未尝不可以他物充代。大和为铸钱之世，万贯之赐，尚不能具，可见魏铜钱之乏。又《北史·高昂传》：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匹，岁岁稍与之，周亡犹未充，则又不必一时皆给。然则史所言赏赐、购募等，虽云金银若干斤，恐未必皆如数登与之矣。张茂以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献刘曜。吐谷浑辟奚以金银五百斤献苻坚。《晋书》本传。《坚载记》亦记其事，而作碎奚，《宋书》、《魏书》亦作碎奚，见第十六章第七节。乞伏炽磐贡黄金二百斤于魏，请伐赫连昌。沮渠牧犍尚魏武威公主，献黄金五百斤。车伊洛亦以金百斤为献。宋攻杨难当，难当奔上邽，魏假古弼节，督陇右诸军，诏弼悉送难当子弟，杨玄少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乃留之。此等皆以地近西域，与往来，故多金，说见下。阿那瓌启请还国，朝臣意有异同，瓌以金百斤货元叉；周文使杨荐至蠕蠕，赐以黄金十斤，亦以蠕蠕稍徙西北，多与西域往来，故知以金银为用也。苻坚灭张天锡，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则其数虽多，敛之固以锱铢。《周书·柳庆传》言：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为一沙弥所窃，其人盖大贾，故持金较多。《晋书·艺术传》言：隗炤临终，书版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版往责之，勿违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止亭中，妻遂赍版往责之。使者执版惘然。良久而悟，谓曰：“贤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曾为人卜筮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告炤妻曰：“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大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遂掘之，皆如卜焉。其言诞谩不足信。《隋书·艺术传》言：或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杨伯丑。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其言之诞谩与隗炤事同，然言藏金不过数两而已。梁元帝谲长孙俭，言埋金千斤于城内，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周书·王思政传》：思政为荆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壍多坏，思政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掘得黄金三十斤，亦必贵富者所埋矣。是时公家用金，亦多以两计者：如宋明帝欲以金千两赎晋熙王昶于魏；隋文帝践极，遣赐萧岿金五百两，银一千两是也。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王机，求讨桂林贼自效；侯景饷朱异金二百两；则贵富人相赠遗，亦以两计矣。《晋书·食货志》言愍皇时斗米二金，而《帝纪》云米斗金二两，此为当时用金，多以两计之确证。《石季龙载记》言：其时金一斤直米二斗，则又四倍愍皇时，米贵似不应至此。颇疑《载记》之斤字，实当作两，非传写之误，则载笔者习熟旧史言金以斤计重之文，下笔时偶尔失检也。此疑如确，则凡他言金若干斤者，又安知其不有为两字之误者邪？史之言金，又有不著其为斤抑为两者，如第十九章第二节所引：范宁言并兼之士，一宴之馔，费过十金；《谢安传》言其肴馔屡费百金是也。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或无甚变动，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何曾食日万钱，时人已视为极侈，《范宁》、《谢安传》所云，若以斤计则其所费，又将十百于曾，虽侈不容至是，其必以两计可知。《北齐书·慕容俨传》言：俨斩侯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俨传》之辞，全不足信，说已见前，即谓造作言语，亦当按切情势，仍可考见事实，则以宋明帝赎晋熙王之事例之，亦必以两计无疑。至如第一节所引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等，则系循行文之便，约略言之，不容凿求其数也。黄金有常形制，或为挺，或为饼，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武陵王纪黄金以一斤为饼，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杨运长等密以金饼赐沈攸之佐吏，见第九章第九节。《北齐书·陈元康传》言，世宗以元康进计征颍城而克，赏以金百挺。《祖珽传》言：文襄遇害，元康被伤，使珽作书属家累事，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挺，惟与喜二挺，余尽自入。《北史·李幼廉传》：《北齐书》之李稚廉。出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幼廉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则挺、饼二者，晋、南北朝之世，固犹通行。窃意此等沿袭旧形制之金，其重必以斤计。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赏赐、购募，赠遗、货赂，间或藉以为用。民间所用，并是散碎，则皆以两计。亦犹近世富家藏金薄、银挺，人间寻常用碎银也。
金银零星使用见于史者，以兵乱时赏赐将士者为最多，即此可以推见民间使用之情形矣。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宋书·本纪》。《天文志》事在八月癸卯。休范之叛，皇大后、大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侯景之难，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时有一小儿，请以飞传致消息。乃作数千丈绳，缀纸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口：若有得送援军者，赏银百两。《魏书·岛夷传》。陈高祖讨王僧辩，密具袍数千领，及采帛、金银，以为赏赐之具。淳于量、吴明彻等讨华晈，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周罗平山贼，宣帝赐之金银二千两。叔陵作乱，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贺若弼进钟山，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及战，弼躬当鲁广达，窘而复振。而陈兵得人头，皆走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势交，便败走，陈军遂溃。任忠驰入台见后主。后主与之金两縢，曰：“为我南岸募人，犹可一战。”周武帝伐齐，齐王宪上金宝一十六件，以助军资。及入并州，出齐宫中金银，班赐将士。皆战时用金银赏赐之事也。徐陵之迁吏部尚书也，冒进求官者，喧竞不已，陵乃为书宣示，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可见赏赐本以钱绢为主，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银，又不得已，乃代之以官阶矣。此等赏赐，必不能用铤饼，必皆用金钗及器物等以充之，其物既小，分赋又多，其不能以斤计而以两计，亦势使然也。而民间之使用金银视此矣。金银本无用之物，贵族之宝之，大抵皆用为装饰。装饰有为礼制所许者，如晋之五路，皆饰以金；又汉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至晋乃代之以木，426贵者用玉首，贱者则以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是也。见《晋书·舆服志》。《齐书·舆服志》云：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盖反以为俭矣。然非礼之用实多。《齐书·萧颍胄传》：高宗墓俭约，欲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颍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未足为侈。”帝不悦。后与曲宴，银器满席。颍胄曰：“陛下前欲坏银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曲宴银器，固为非礼，元日上寿，又何以必用银酒枪邪？宋明帝将杀吴喜，召入内殿，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则金银之器，又不徒宫禁中用之矣。然此尚非其至侈者。齐武帝至刘悛宅，昼卧，觉，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则真骇人听闻矣。然一时君若臣以金银器物赏赐、贡献、馈遗者殊多。如齐高帝送金钗二十枚与周盘龙爱妾杜氏，武帝以金镂柄银柱琵琶赐褚渊，王敬则以金铪饷周奉叔是也。索虏不知礼义，故其奢侈尤甚。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刘泰之等袭汝阳虏营，营内食具，皆是金银，事见《宋书·索虏传》。战时如此，平时可知。辽西公意烈之曾孙库汗，尝从大武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射之，应弦而毙，大武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此似偶然之事。然孝武在洛，以银酒卮容二升许，县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西魏文帝在天游园，亦以金卮置候上，命公卿射：事见《北史·魏诸宗室》、《周书·宇文贵传》。造次颠沛之间，而犹如此，则其以金银器充赏，亦习为故常矣。臣下之藏金银器饰者：黄权母吴，以金钏赂蔡樽妾，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梁庐陵王续临终，上金银器千余件。徐君蒨侍妾数十，服玩悉以金银。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有眠床一张，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饰。陶侃宴阳斐，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阮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孝绪一无所纳，乳人辄窃玉羊、金兽与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皆可见其所藏器饰之多。其北方：则周大祖破侯莫陈悦，左右窃其银镂瓮。周武帝克晋州，使招北齐行台右仆射传伏，以金、马碯二酒钟为信，伏不受，后降，又以金酒卮赐之。可朱浑元归齐，齐高祖使持金环一枚以赐。后主亦以金银酒钟各一赐慕容俨。其甚者：毕义云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物，因被禁止。杨钧造银食器十具，以饷元叉，见《北史·杨昱传》。以孙腾、达奚武之功名，而腾盗府藏银器为家物，武为大司寇，库有万钉金带，因入库取之以归，几于廉耻扫地矣。此等事本有禁令，然大抵成为具文。《宋书·礼志》言：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其非禁物，皆得服之，而纯金银器，列为禁物之一。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绫锦，金钗、镮、铒，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士卒百工，加不得以银饰器物，张帐。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金黄银钗、镮、铃、铒。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银，错刻雕饰无用之物。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断金银涂。齐东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尚书令徐孝嗣议：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卮，盖出近俗。今除金银连锁。自余新器，悉用埏陶。陈世祖天嘉元年八月，诏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后主大建十四年四月，诏禁镂金银薄。魏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奴婢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此等法令，几于无代不有，然观法令之陈陈相因，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民间相与慕效，而金银之流散者遂多。豪富之家，至缓急之际，乃亦藉之以为用，而其用愈溥矣。谷帛为币，耗损殊多，且病滞重；铜钱不易周用，亦非把握可藏；以金银济其穷，以钱币演进之理言之，自亦未为非计。然则金银之流衍民间，实化无用为有用也。论者或反致慨于公家所藏之少，实为不达此义矣。
《日知录·黄金》条引宋大宗问杜镐曰：“两汉赐与，多用黄金，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答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此本漫然之语，而亭林引《三国·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魏书·释老志》：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谓镐之言颇为不妄。《廿二史札记》承其说，谓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金，帖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汉多黄金条》。夫金银为贵重之物，用后仍可还元，亭林引《草木子》，谓金一为箔，无复还元；瓯北述故老言：谓涂金、泥金，不复还本；皆非是。不能遂目为消失。抑且佞佛如魏献文，可谓甚矣，而所耗亦不过六百斤，此于中国，奚翄九牛一毛？故谓黄金以佛入中国而耗损者，必非其实也。抑且中国之金，不徒不因与西域、南海通而有所耗损也，且必因此而增多。《晋书·大秦传》云：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北史·波斯传》，谓其赋税准地输银钱。《高昌传》云：赋税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则银钱自西海至高昌，皆极通用，故能流入河西。《周书·李贤传》：贤为瓜州刺史，高祖西巡，使往瓜州，赐以银钱一万，盖即因其通用而赐之。《北齐书·王昕传》言：魏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昕乃取其一。盖亦自西域而来，可见其流衍之远。然尚不止此。《晋书·地理志》日南郡象林县云：自此南有四国，贡金为税。所谓四国，盖指日南所属庐容、朱吾、西卷、比景而言。其俗至蛮野，何来黄金？而《扶南传》亦言其以金银、珠、香为贡赋。此外海南诸国，史记其产金银，以金银为器饰，来献其金银若金银器物者甚多。其开化之程度，似未能至是。案《晋书·大秦传》又言：其邻国使到，辄廪以金钱，盖凡商旅所通之地，皆可持金银以通市易，故虽蛮野之国，亦知宝之，能用之，寖假且能取之于地矣。《南史·吕僧珍传》言：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银钱也。河西金银之钱，流衍至南方非易，季雅曾为南康郡，此银钱傥自交、广来欤？此说如不缪，则《隋志》谓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亦未必皆生金银矣。李万周之杀袁昙远也，见第九章第四节。交州刺史檀逸被代，还至广州，资货巨万。万周诬以为逆，袭而杀之。遂劫掠公私银帛。籍袁、檀珍货，悉以自入。《梁书·止足传》：陶季直祖愍祖，宋广州刺史。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四岁，独不取。《陈书·欧阳传》：交州刺史袁昙缓，密以金五百两寄，令以百两还合浦大守龚蒍，四百两付儿智矩。此等皆交、广金银之入中国者。427宋文帝之征林邑，史云因其所贡陋薄，见第十六章第三节。盖未尝无利之之心？故檀和之之克捷，所取金宝颇多。《齐书·东南夷传论》，谓其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则其自贡献、市易而来者，又不少也。《陈书·周文育传》：文育与王劢俱下，至大庾，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此交、广以金银为货之明征。抑尚不止此。颜悛在蜀作金浴盆；邓元起在蜀，亦致崇于聚敛，史有称其以金玉珍帛为内藏之诬辞。皆见第十九章第二节。蜀中财自何来？观武陵王纪之富，由于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而知其所由然矣。魏曹安表求击拾寅曰：“拾寅今保白兰，多金银、牛马，击之可以大获。”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吐浑安有金银，而况白兰？非来自西域而何自乎？蜀汉先主之入成都也，取城中金银，以赐将士，其时赏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者，即各金五百斤，银千斤。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铜之乏，至于取帐钩以铸钱，而金银之饶如是，何欤？《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简王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珍宝甚多，金银为蚕虵形者数斗，则蜀之多金银旧矣。果自何来哉？观《秦汉史》言自蜀至印、缅之路之夙通，第九章第四、第六节。而其所由来，可以想见也。《魏书·食货志》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云：和平二年（461）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则魏之金银，得自贡献者不少。句丽贡金于虏，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又《邢峦传》：峦于世宗初奏言：“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赀。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前。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贵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世宗从之。则其买自贾人者，又不少矣。阿伏至罗之立，魏以金银宝器奉之。见《北史·节义朱长生传》。按朱长生，《高车传》作可足浑长生。弥俄突之立，以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为献，后又遣使献金银。北夷之知宝金银如此，谓非与西域交往致然，其谁信之？西域之金银，尚能至北夷，岂况中国？故曰：中国与西域、南海通，不徒金银不致耗损，且必有所增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