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昏制
去古渐远，则一切社会制度随社会组织而有变迁。古者贵族之家，皆有妾媵，然其以一人拘多女，实反不如后世富者之甚，故诸侯不再娶之礼，与其一娶九女并存。逮于后世，封建之制既绝，于是继娶之礼兴，而前娶与后继，皆为适室矣。259陈舒谓：“自秦、汉以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苟生加礼，则亡不应贬。”见《晋书·礼志》。《魏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见《晋书·刑法志》。《北史·节义·刘孝翊传》引《令》，为人后者，父母殁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继母嫁不解官，此自因继母非天属之亲，嫁则恩义不存故尔，非其地位与正室有殊也。此自社会渐趋平等使然，然一切制度，不能一变则其余与之俱变，故其彼此之间，转有不能和协者。《颜氏家训·后娶篇》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虱，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希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豫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北史·李叔彪传》：孙象，丧妻无子，终竟不娶，论者非之。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殁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又曰：“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辟，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仇，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盖适妾之别，其分自明，至前后妻则贵贱相等，而其子之争斯起矣。此封建之世妻妾之制既更，而承袭之制，不随之而俱变，有以致之也。
继室之礼既废，为妾媵者，可升为正适乎？《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4），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阶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适正。”此非指并后、匹适言，乃谓正妻亡殁、离绝，仍不得以妾媵继之也。孙腾妻死，正其妾贾为妻；夏侯道迁不娶正室，惟有庶子数人；自中国人言之，其非礼甚矣。《晋书·后妃传》：元帝简文宣郑大后，嘉平时，群臣希旨，谓应配食元帝。徐邈言：“子孙岂可为袓考立配？260崇尊尽礼，由于臣子，故得称大后，祔葬配食，义所不可。”从之。《宋书·臧焘传》：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大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宫，焘亦以为不可。则虽死后，亦不容侪于适室矣。当时诸王之所生母，率缘母以子贵之义，班秩视子为序，故多封为其国大妃。然亦有并此而不得者，魏齐郡王简之子祐，母常氏孝文帝以纳不以礼，不许为妃是也。宣武以母从子贵，特拜为齐国大妃，此自中国人观之，已为非礼。至北齐高归彦封为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大妃，则更为礼所不容矣。
二适为礼所不许，然时直非常，则有非常之事，即礼、律亦有难言之者。《晋书·礼志》：大康元年（280），东平王楙上言：“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直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生死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其时议者：谢衡以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宜更相为服”。张恽谓“《尧典》以釐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而传记亦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盖皆以为无妨于二适者也。然二适实礼所不许，以其有故而许之，能保无故者之不矫托于有故乎？于是有欲强绝其一者：虞溥谓“未有遭变而二适，更娶则绝前之证，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许猛以为地绝。卫恒谓地绝、死绝无异。李胤谓“大义灭亲，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不得以故妻为妻”。皆欲强求其说者也。然昌母何故当义绝？说不可通。故议者或谓当同之于死而义不绝。地绝亦难质言，且亦难免狡诈者之藉口，而刘卞谓“地既通何故追绝之”，于义为尤允矣。然则毖妻未故而地通，又将如何？大义灭亲，说尤牵强。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果如所言，有擅土而叛者，则一竟之民，未能自拔者，夫妇皆当离绝乎？虞溥谓毖“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义”；卫恒谓“绝前为夺旧与新，为礼、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安”；于义实协。然人情非有妃匹，不能久安其处，当求归不得之日，而必责以守信独居，亦事之难行者也。当时又有陈诜者，先娶零陵李繁姊。产四子而遭贼。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李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其妻非犯七出。临危请活姑命，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夫社会之于贞节，恒偏责诸女子，李繁姊在贼中，盖已不能全节，而愆期之议犹如此，况王昌之母，未尝失节者乎？愆期又曰：“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适后继，有自来矣。”干宝议毖事云：“同产无适侧之别，而先生为兄；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二妻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少长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说与愆期同，似协于义。刘卞云：毖于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于义似不甚安。然赵姬之美，非可责诸人人，使王昌之母，不甘为妾，议者亦无以难也，而可强抑之乎？时又有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之妻某氏，生子绥伯。大康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可谓能行宝与愆期之议矣。然虞溥云：“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又安丰大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适。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元衅，为陈氏服适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而族兄宗伯，责元衅谓抑其亲。”此亦不能责后妻之子若其亲属，不持此议也。于道为又穷矣。此诚礼律之所难言者也。此亦非礼律之过。有制度则必有所穷。所谓礼律者，亦不过据一时之社会组织，而为之制度耳，原不能通于万变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此等非常之事，亦有以法令济其穷者，然终不能餍于人心也。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则。毌丘俭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毌丘氏卒，正舒求袝葬焉，而陶不许。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缀落。数十年不得从，以至死亡。此于舒为可哀，于陶不受责也。《贾充传》：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郭配女。名槐，封广城君。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而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出，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大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充薨，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焉。此等法令，随朝局之转移而转移，终非人心之所安也。
晋武帝敕贾充置左右夫人，已为非礼，魏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大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齐文宣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则更为非礼矣。虏主固不足责也。收卒无子，后病甚，恐身后适媵不平，乃放二姬。然北人二妻者颇多。陆丽二妻：长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适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泉，此据《魏书·丽传》，《北史》作伯源，皆避唐讳也。据《魏书·卢玄传》，其人实名渊。昏亲相好，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奕。安保沉废贫贱，不免饥寒。李洪之微时，妻张氏，助其经营赀产，自贫至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氏，刘芳从妹。《北史》作姊。洪之钦重，而疏薄张氏。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互相讼诅，两宅母子，往来如仇。此则较之遭变更娶，或有君命者，更无以自解矣。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以琼死罪没官，齐高祖启以赐陈元康为妻，元康乃弃故妇李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薛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逐前妻于氏，不讱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崔道固兄子僧深，坐兄僧祐与沙门法秀谋反徙薄骨律镇。后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骥。后薄房氏，纳平原杜氏，与俱徙。生四子：伯凤、祖龙、祖螭、祖虬。僧深得还之后，绝房氏，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骥与母房居冀州。虽往来父间，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门。祖龙刚躁，与兄伯驎讼适庶，并以刀剑自卫，若怨仇焉。此等皆近于薄。魏故事：前妻虽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适；见《魏书·毕众敬传》。又有因尚主而出妻者；261如李盖是，见《外戚传》。其政令固有以启之也。
古代昏礼，大抵废坠，如不贺、不举乐，虽尚沿袭其文，而已罕存其实是矣。262《晋书·礼志》：穆帝升平元年（357），将纳皇后何氏，大常王彪之，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定其礼。以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八年（364），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不？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彪之以为“昏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昏礼。今宜备设而不作。”时用此议。永和二年（346），纳后，议贺不。王述云：“昏是嘉礼。《春秋传》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传》曰：郑子罕如晋贺夫人，邻国犹相贺，况臣下邪？此便应贺，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庙见成礼而贺，亦是一节也。”彪之议云：“昏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传》不云礼也。《礼》取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后自当乐，至于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后，故无应贺之礼。”又云：“《礼记》所以言贺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庆语也。愚谓无直相贺之礼，而有礼贶共庆会之义，今世所共行。”于时竟不贺。此晋朝典礼，犹守不乐、不贺之故实也。然云礼贶共庆会，其去贺之实几何？《宋书·文五王传》：南平王铄早薨，子敬渊婚，庐江王祎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礼不举乐，且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当时虽为世祖所格，然祎有此借，可见时俗举乐，习为故常。王公如此，况于氓庶？《魏书·高允传》：允言“前朝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而俗不革变。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而独禁细民，此一异也。”《周书·崔猷传》云：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可见南北皆然矣。徐孝嗣云：“三加废于王庶，六礼限于天朝，”《齐书·礼志》。信矣。违礼之失，大抵在于奢侈，致嫁娶不能及时。当时政令，深以蕃民为急，于此屡加督劝，然亦文具而已。《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妃。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此欲蕃民者之议论也。《晋书·武帝纪》：泰始九年（273），十月，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齐书·海陵王纪》：延兴元年（494），十月，诏曰：“督劝婚嫁，宜严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摽梅息怨。”《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496），七月，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世宗纪》：正始元年（504），六月，诏“男女怨旷，务令媾会。”《肃宗纪》：正光二年（521），七月，诏“男女怨旷，务令会偶。”《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574），正月，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此蕃民之政令也。官为妃合，惟间施诸军士，263每致诒害闾阎。此固虐民以奉军，非真能行蕃民之政也。武定三年（545），齐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天保七年（556），十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皆见《北齐书·本纪》。《北史·本纪》，五分之一作十二三。又天保六年（555），三月，发寡妇以配军士。史传所载昏嫁之年颇早，264梁武帝纳丁贵嫔，时年十四。《魏书·高允传》：允言“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妃者或长少差舛，或罪人掖廷。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盖既求满淫欲，又欲急求子嗣，故不得取女之年长者也。孝文将为废大子恂娶冯诞女，以其年幼，先为聘刘长文、郑懿女为左右孺子，则其一证。时恂年十三四。帝欲使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崔光言：“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大子幼年涉学，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帝以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此已为有节限者。若齐乐陵王百年死时，妃年不过十四；琅邪王俨死时年十四，已有遗腹四男矣，或尚有女，为史所不载者也。尚主者年亦多小：如梁张缵，年十一，尚高祖女富阳公主。魏穆绍，年十一，尚琅邪长公主。齐文襄十二，尚魏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又神武为武成聘柔然大子庵罗辰女，武成时仅八岁。此等固或别有原由，不可以常格论，然贵族之习于早昏，则亦因此可见矣。其非王公贵人，则杜有道妻严氏，皮京妻龙氏，出适年皆十三，见《晋书·列女传》。史映周妻出适年十七；魏溥、董景起之死，妻年皆十六；张洪部之死，妻年十七；见《魏书·列女传》。宇文护母与护书，言“吾十九入汝家”，则多系贵族。不则民间为子取妇，利其勤劳，且为颇迟者矣。冀早育，乃求女之年长者，参观下文可知也。
孤贫不立之士，则有三十不昏如颜延之者矣。财产私有之世，女子若货物然，皆聚于多财之家，固事之无可如何者也。
职是故，当时之世家大族，虽高自位置，陵蔑庶姓，而贪其财利，与结昏姻者仍甚多。265《北齐书·封述传》：述为息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骡乃嫌脚跛，平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史以此讥述之吝啬，实则卢、李二家之求取，正因此而可知。此诚颜之推所谓“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者矣。《颜氏家训·治家篇》。嫁女既欲得财，取妻自望送赠。“为子取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诬，不识忌讳”，《归心篇》。又曷足怪乎？《抱朴子·弭讼篇》，载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谓“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已则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先家拱默，不得有言，血刃之祸，于是将起”。欲使“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当时变悔者之多可见。《晋书·刑法志》述贾充等定律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盖亦以其纷纭变幻，不可胜理也。梁武帝时，富阳满璋之，为息觅婚。东海王源，嫁女与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源先丧妇，又以所聘余直纳妾。中丞沈约奏弹之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粥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栾、郤之家，前徽未远；既壮而室，窃资莫非皂隶；结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闻而伤心，耆老为之叹息。”可见贵族之贪利结昏，与庶民无异矣。
古代昏姻自由之风，斯时尚未尽泯。266《晋书·王濬传》云：濬美姿貌。州郡辟河东从事。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隋开皇初，乐平公主周宣帝后，隋文长女。有女娥英，妙择昏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李敏。贤孙，见《北史·贤传》。可见自魏至隋，匹对皆许男女自择。贾充有女，通于韩寿，即以妻之；魏大原长公主寡居，与裴询私奸，肃宗仍诏询尚焉；亦顺本人之意，非如后世谓女重从一，虽曰奸通，亦不容改适也。《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而归，亦可见当时妇女之自由也。惟昏姻由父母主持者究多，故指腹为昏等事，南北朝之世，亦时有所见焉。《梁书·韦放传》：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昏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尝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有贵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魏书·王慧龙传》：子宝兴。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
离昏尚颇容易。张稷长女楚琼，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是无子即可去也。刘妻王氏，椓壁挂履，267土落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即出其妻。孙谦从兄灵庆，尝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此等似失之轻易，然与其强合，无宁听其离绝之为愈。《宋书·王微传》：微弟僧谦卒，微以书告其灵曰：“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此乃欲束缚妇人，使不得去，则不敢不尽其孝敬，乃压制之加深，非能体念妇女也。然无子即去，在当时尚颇通行，则亦由此可见。《陈书·徐陵传》：陵第三弟孝克，268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孝克养母，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许也。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富于财。孝克密因媒者陈意。景行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供养。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亦深念旧盟，数致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学道之人，举动自异流俗，然亦可见当时视妇女名节，尚不甚重也。
改嫁实为恒事。后妃、公主，改嫁者亦甚多，魏孝武帝后，改适彭城王勰之孙韶，见《北史·献文六王传》。孝静帝后改适杨愔。齐孝昭后元氏，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乃放还山东。后主后斛律氏，齐亡，嫁为开府元仁妻。胡氏后亦改嫁，皆见《北史·后妃传》。齐琅邪王俨妃，李祖钦女也，俨死，谥为楚恭哀帝，以慰大后，后进为楚帝后，齐亡亦改嫁，见《北齐书》本传。齐文襄长子河间王孝瑜之母，本魏颖川王斌之妃，为文襄所纳。文宣以永安王浚妃配刘郁捷，上党王涣妻配冯永洛，皆高氏奴，此固由乱命，亦不闻其抗节不屈也。公主中如魏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改适王肃，又冯翊长公主嫠居，孝武以之归周文。而民间无论矣。改嫁有出自愿者，《南史·徐孝嗣传》：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嫁，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要，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亦有为亲族所迫者，《齐书·孝义传》：晋陵吴康之妻赵氏，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贰。义兴蒋儁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杀，乃止。此逼迫之出于夫家者也。又韩灵敏兄灵珍亡，无子，妻胡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北史·列女传》：钜鹿魏溥妻房氏，慕容垂贵乡大守房湛女也。年十六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姑刘氏辍哭谓曰：“新妇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觊持此自誓耳。”于时子缉生未十旬，鞠养于后房之内，未尝出门。缉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于是归宁。父兄尚有异议。缉窃闻之，启其母。房命驾，给云他行，因而遂归。其家弗之知也，行数十里，方觉。兄弟来追，房哀叹而不返。其执意如此。又：荥阳刀思遵妻，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刀氏恡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此逼迫之出于母家者也。盖终不免有因以为利之意也。以不再醮而见旌表者，亦时有之。刀思遵妻，普泰初有司闻奏，诏依式标榜，是旌表有式也。《齐书·孝义传》：吴翼之母丁氏，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南史·孝义传》：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西昌侯藻嘉其美节，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除豫章大守。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魏书·高祖纪》大和九年（485），八月，诏“自大和六年（482）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礼，情不乐者亦离之。”此与后汉光武、明帝诏饥民遭乱为贼所略，或依托人为下妻，边人遭患为内郡人妻者，得以恣去颇相似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政令固应尔也。
同姓不昏，古本论姓而不论氏，然至后世，则古义渐亡，以姓氏之别已亡故也。269《晋书·刘颂传》：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姚、虞、陈、田为昏，为古义所不许，而礼、律不之禁者以世皆仅知尚存之氏，而不能溯已亡之姓，禁之势有不行也。《刘聪载记》：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大保刘殷女，其弟乂固谏。聪更访之于大宰刘延年、大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大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原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谓弘曰：“大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大保胤自有周，与圣原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大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刘景、李弘之意，庸或以取媚于聪，其言则是也。然乂以此为疑，而聪亦不能不以为恨，可见流俗讥平之所在矣。魏初不禁同姓昏，至大和七年（483），乃诏禁之。见《纪》。《北史·长孙绍远传》曰：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昏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玩因以成俗一语，当时同姓为昏者，实不仅戎落为然，盖戎多华少之地，华人亦稍化于戎矣。然此等处实不多，其俗亦不能持久也。亲族禁昏，本当兼论母系。魏文帝大统九年（543），尝禁中、外及从母姊妹为昏。周武帝建德六年（577），亦诏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然宣帝即位，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则其制之不能行审矣。270盖恒情于父母统系，恒只能论其一也。
姬妾之数，大抵富贵者为多。宋胡藩有庶子六十人。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梁鄱阳王恢有男女百人。魏咸阳王禧姬妾数十，犹欲远有简聘。奚斤有数十妇，子男二十余人。齐神武既纳建明皇后，小尒朱。又纳孝庄皇后彭城大妃。及魏广平王妃。冯翊大妃。高阳大妃游氏，父京之，为相州长史，神武克邺，欲纳之，京之不许，遂牵曳取之，京之寻死，皆见《北史·后妃传》。可见是时贵人之暴横矣。然土豪之纵恣者亦不乏。《北史·李迁哲传》云：迁哲累叶雄豪，为乡里所服。迁哲安康人，安康，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侍从，往来其间，纵酒欢燕，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此其豪纵，恐尚有过于王公也。贺琛之言曰：“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无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可见富人之纵恣，亦不下于朝贵矣。亦有欲为立限节者，如齐永明中，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又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齐书·王晏传》。是也。271然此等法令之不能行，则显而易见矣。伎本与妾有别，然畜伎者既务宣淫，其下渔自无节限。《魏书·高聪传》云：聪有伎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可见伎妾之别，特其名焉而已。当时贵族，多以伎妾回相赠遗，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有鬻卖以为利者。《隋书·李谔传》：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上书曰：“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后，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妻妾，《北史》作伎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云云。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案此事在开皇十六年（596），《纪》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272谔陈子孙嫁卖，朋旧规取之非，诏乃禁及再嫁，可谓答非所问矣。案《梁书·高祖三王传》：南康简王续子乂理，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而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耳。”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伤感，为之停者三人焉。然则丧终而伎妾分散，实为当时通法，而北朝子孙嫁卖，友朋规取，皆在其人方死之初，此其所以为人所嫉恶也。李元护弟静，兄亡未敛，便剥夺诸伎服玩及余财物，与鬻卖取利者，可谓正同。然如高聪病，不欲他人得其妾，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其不法，实更甚于规取及嫁卖者矣。
广罗姬妾以纵淫欲者，贵人也，而限止贵人，使之不得畜妾纵淫者，亦贵人女。比而观之，真使人叹淫之与妒，皆为贵族所独擅矣。魏临淮王谭之曾孙孝友，以通于政理称，尝奏表曰：“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主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273《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八有一妾。而圣朝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案《魏书·皇后传》言：“昭成之前，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惟以次第为称”，盖鲜卑本止一妻，故无适庶之别。酋长如此，岂况凡民？尚公主、娶后族者，其数不能甚众，而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有娶者即共相嗤笑，至于家道离索，身事迍邅，便可见其俗本无妾。274颜之推言北人妻死，必须重娶，盖以此也。娶妾既非旧俗，有行之者，其妻之父母、姑姊，自必教之以妒，劝之以忌矣。淫乱之生，由于饱暖逸居而无教。世家巨室，与民隔绝，内淫易而外淫较难，故当时贵人之家，若累世同居之义门，帷薄往往不修。275贵家淫乱者：如宋始安王休仁之妃殷氏，因疾召祖翻视脉，遂与之通。荀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魏北海王详，蒸于安定王燮之妃高氏。孝静帝姑博陵长公主，女为元景献妻，祖珽以货物致之，与诸狎游者递寝。大族内乱者：如袁翻弟飏死后，飏弟昇，通于其妻，翻惭恚，为之发病，昇终不止。李元护子会顽，其妻，南阳大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会不答之。房乃通于其弟机。因会饮醉杀之。机与房遂如夫妇。积十余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卢元明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卢氏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自渊兄弟亡，渊子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淫秽，为论者所鄙。《毕众敬传》云：“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帷薄不修，为时所鄙。”《郑羲传》云：“自灵大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乂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者咸叹息矣。”其实此时不过舆论纠谪稍宽，其秽乱，未必始于此时也。巨族家风，亦有修饬者，如羊烈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是也，然此等恐甚寡，且亦不足尚也。秽乱之甚者，如北之抱嶷，南之临贺王正德，至于易室而奸，见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五节。此与不娶妾何与？而孝友欲以置妾塞奸淫，可谓扬汤止沸矣。《宋书·后妃列传》曰：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大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滔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江湛孙斅，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斅作表让昏，曰：“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阳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曚室，殷冲几不免于强锄，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宾待客，朋友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阀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惟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妳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争，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材，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妳敢恃耆旧，惟赞妒忌，妮媪自唱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余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夕，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慢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旁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聚集，惟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恒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虽曰家事，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佷，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云云。大宗以此表遍示诸主。《齐书·刘休传》云：明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尔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276此等刑罚，并为失衷，然大势所趋，卒亦非一二失衷之刑赏所能挽也。当时尚主者固多罹祸，而主之还罹其祸者亦多，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尚主而罹祸者：如张琼之子欣，尚魏平阳公主，与主情好不笃，遂为孝武所害。其两受其弊者：如刘昶之子辉，尚魏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大后。大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大后从之。公主在宫周岁，高阳王及刘腾等为言，听复旧义。大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慎。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堕主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大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公主因伤致薨。大后亲临恸哭。出葬城西，亲送数里，尽哀而还。谓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过哀者？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此所以痛之。”后执辉，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得免。又卢度世孙道虔，尚高祖女济南长公主，公主骄淫，声秽遐迩，先无疹患，仓卒暴薨，时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丑恶，不苦穷治。后灵大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为民，终身不仕。崔暹子达拏，尚齐文襄女乐安公主。文宣问主：“达拏于汝何如？”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儿。”文宣令宫人召达拏母入而杀之，投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此皆祸之至酷者。南朝究系礼义之邦，故其惨酷不如北朝之甚。然如赵伦之之孙倩，尚宋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主甚爱重倩，而倩因言戏，以手击主，事上闻，帝怒，离婚，倩父伯符惭惧，遂发病卒。梁武帝与殷叡少故旧，以女永兴公主妻其子钧。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叡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然犹恨钧。诚所谓人莫知其子之恶矣。江斅表辞，固由授意，然如晋荀崧子羡，将尚寻阳公主，远遁去，监司追之，不获已乃出；又如宋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大原王景深，离绝，当适王景文，景文固辞以疾；则惧而逃之者，实非无人也。司马消难之叛，固由其反覆无常，而与公主情好不睦，为主所诉，亦为其原因之一，其为祸不亦博乎？
饱暖思淫欲，事理之常，故当时贵家妇女，亦多淫恣。其公然行之者，宋废帝为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已见第九章第三节。读史者以为异闻，然据《南史·后妃传》：郁林王尝为文安王皇后置男左右三十人，277则行之者实不仅主一人也。面首者，年少貌美之意。《齐书·恩幸传》：茹法亮选白衣左右八十人，皆面首富室是也。
适庶兄弟之相争，祸实更甚于前后妻之子。如卢度世以庶兄弟欲相危害，遂戒绝妾孽是也。见第八章第六节。为妾者多出贱族，然较高之门第，亦时有之。《晋书·列女传》：周母李氏，字络秀，淮南人也。少时在室，父浚为安东将军，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悴，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父兄许之。遂生及嵩、谟。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等从命。由此李氏为方雅之族。《后妃传》：简文宣郑大后，河南荥阳人，世为冠族。后少孤，无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长，先适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元帝为丞相，敬后先崩，纳为琅邪王贵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襃，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李与郑固非贱族也。然出于贱隶者究多。《齐书·孔稚珪传》：兄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稚珪白大守王敬则杀之。278盖律杀奴婢，不过先以白官，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妾与婢无异，故其杀之之易如是也。妾既多出贱族，庶生之子，自不易与适出者并，故贱视庶孽及遇庶兄弟无礼之事，史屡见之。《晋书·王沈传》：子浚，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魏书·崔道固传》：道固贱出，适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父辑谓攸之曰：“此儿姿识如此，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攸之等遇之弥薄，略无兄弟之礼。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将辟他州民为从事，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骏谓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北齐书·高乾传》：从兄永乐子长命贱出，年二十余，始被收举。《魏收传》：收有贱生弟仲固，先未齿录，及崔将加弹劾，收因此怖惧。《北史·李传》：母贱，为诸兄所轻。《高允传》：始神中，允与从叔济俱被征。济子遵贱出，其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允。允为作计，乃为遵父举哀，以遵为丧主。京邑无不吊集，朝贵咸识之。徐归奔赴。免丧后为营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此等事未易枚举。褚渊庶生，其母，宋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也，以渊有才，表为嫡嗣，此等事不易多觏矣。
《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江东妇女，略无交游。279婚姻之家，或十数年未相识，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闲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又曰：“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绮罗之工，大优于江东也。”乍观之，似北方妇女，生利之力，较强于南，故其地位亦优于南者。然《抱朴子·疾谬篇》云：“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士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成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其所言，与颜氏适相反，则颜氏所云，恐非恒、代之遗风，实京、洛之弊俗也。参观第十八章第三节自明。至于僻陋阻塞之区，则葛屦履霜之风特甚。《隋书·地理志》述豫章之俗云：“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280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又言其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勤劳如此，而其见弃遗如彼，“非以贫而为奴，乃以为奴而贫”，信矣！《南史·蔡廓传》：廓孙樽，为吴兴大守。初樽在临海，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约生子酬乳哺直。权死后，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樽，判还本主。吴能为巫，出入樽内，以金钏赂樽妾，遂改判与之。元孙挝登闻鼓讼之，为有司所劾。当时民间之于妇女，利其作力之情形可见矣。
贵人之家，虽多畜女伎，然民间妇女为倡伎者，亦非无之，而贵人亦时遨游于其间。《隋书·地理志》言：“齐郡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北齐书·祖珽传》云：珽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即是物矣。
《晋书·五行志》云：“自咸宁大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放效，或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宋书·五行志》同。其事之见于史者：苻坚与慕容冲，已见第六章第四节。《石季龙载记》：勒为聘将军郭荣妹，季龙惑优僮郑樱桃，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北史·卢鲁元传》：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正平初，宫臣伏诛，大武以鲁元故，惟杀内而厚抚其兄弟。此皆虏主，不足责。然如辛德源，士大夫也，而史称裴让之特相爱好，兼有龙阳之重。亦见《北史》。《宋书·谢方明传》：子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281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大祖：“臣小儿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大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似其见讥徒以居忧作诗者。然《宗室传》：长沙景王子义宗，元嘉八年（431），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第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归渚篇》是也。则惠连见讥之深，其故自别有在矣。《南史·王僧达传》：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相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大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往。僧达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杀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又《梁宗室传》：长沙宣武王弟子韶，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中，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读之俱令人骇笑。此亦当时贵族堕落，不可救药之一端也。
第二节 族制
聚族而居，范围之大小，必视生计情势以为衡。自氏族散为家族，其势日趋于分，读《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二节，《秦汉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可见其概。晋、南北朝之世，社会情势，实与前无异。惟其时去古较近，各地方强宗巨家，尚有存者；又直丧乱之际，移徙者多与亲族相偕，初至异邦，与当地之人，未能融洽，或仍聚族而居；于是家族之大者，往往有之。此就全国言之，实为特异之象；又昔时之人，狃于成见，不知社会贵化除畛域，而以亲族互相依倚为美谈，政令既加以褒扬，舆论又群相称道；史家自必勤于记录。读者不察，遂谓其时社会情形，与今迥异矣。其实以中国之大，历朝史籍所占年代之长，有此区区，正如凤毛麟角耳。大家族不见记载者，自亦有之，且其数必不少，然即具记之，在全社会中，亦必仍微不足道，则理有可信者也。
《北史·韦孝宽传》：孝宽欲筑城汾北，画地形具陈其状，宇文护谓使人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遣谁固守？”事遂不行，可见子孙百人，在当时犹以为少。《周·法尚传》：法尚为顺州刺史，司马消难作乱，遣兵攻围之，法尚弃城走，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法尚在当时，未闻为著名大族，而其家累至于三百，可见其时士大夫家口之众矣。此等家口，并不以后世所谓同姓为限。《晋书·朱伺传》：杜曾遣说伺云：“马隽等感卿恩，尽以君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迎。”《祖约传》：石勒诈约，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灭之。《宋书·沈庆之传》：庆之有园舍在娄湖，一夜移子孙徙居之。又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自序》言：沈林子赏赐重叠，皆散于亲故，家无余财，中表孤贫悉归焉。《魏书·袁翻传》：父宣，为沈文秀府主簿，随文秀入国，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又《高祐传》：孙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盖古代亲亲，原不限于父族；如九族之制是也，详见《先秦史》。又其两姓恒交昏，而又继之以世；故夫之父母，与母之兄弟，父之姊妹同称，详见《先秦史》。故中表之情为尤亲。次则从母之子，自亦为母族中之最亲者。自此展转推之，其范围自有甚广者矣。《魏书·卢玄传》：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玄子。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度世推计中表，致其供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振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堕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皆度世子。并循父风。远亲疏族，叙为尊行长者，莫不崇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称。其一事也。沈充之败也，亡失道，误入故将吴儒家。儒欲杀之。充曰：“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劲，竟灭吴氏。劲固强果，然其能复仇，必得其宗族之助，则可推知。宋明帝之杀王景文也，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景文门生焦度忿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王奂之见收也，子彪议闭门拒命，长史殷叡，奂女婿也，谏曰：“百世门户，宜思后计，孰与仰药自全？”董峦讨益州，为魏所执，并其子景曜。魏以峦为越骑校尉，景曜为员外郎。峦谋南叛，坐徙朔州。孝文南寇，召峦从军。军次鲁阳，峦单骑南走。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须还，不得顾汝一子也。”《魏书·田益宗传》。当时亲族关系之密如此，故苟有刑诛，必致波及。孝文之南寇也，董景曜亦被召，至洛阳，密陈其父必当南叛，及峦南走，仍锁诣魏主所，数而斩之。袁瑾之死也，并其宗族数十人。魏孝武入关，以韦子粲为南汾州，城陷不能死难，阖门百口，悉在西魏，多致诛灭。盖聚族既众，则其为力强，虑以怨毒、不自安之情，或致反侧，故其措置如此。晋、南北朝之世，刑法酷滥，实由此也。是时之迁徙者，亦多率族而行。如黄泓率宗族归慕容廆；《晋书·艺术传》。张昌之乱，王伛、吕蕤，密将宗室奔汝南；樊毅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死，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皆是。魏孝庄帝徙河北，执杨侃手曰：“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及帝图尒朱荣，侃豫其谋。尒朱兆入洛，侃时休沐，遂得潜窜，归于华阴。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侃，播子。昱，播弟椿之子。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遂赴之，为天光所害。元颢入洛，昱出镇荥阳，见擒。又椿弟顺，顺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并在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怖。或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当时亲族、中外，互相依倚如此，此族诛之刑，所由足累其心与？
《魏书·源子恭传》云：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曾无忧虑”。以是为怪，可见当时巨家，多历显宦，有厚产矣。《晋书·文苑传》：应贞，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此以门第显者也。《习凿齿传》云：宗族富盛，世为乡豪，此以财力雄者也。职是故，其人在地方，多有声势。使能教养其民，原未尝不足为善。《北史·李灵传》：孙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是其力足以养民也。又《李士谦传》：李氏宗党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是其力足以教民也。无如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能善导其民者少，而恃势武断乡曲者多。282如卞悛以门盛轻郤诜，相视如仇，诜后为中丞，卒奏陷卞氏，见《晋书·卞壶传》。而当风尘澒洞之时，尤易启其轻狡之念。张轨割据河右，晋昌张越，凉州大族、密图代之。又有贾摹者，寔之妻弟，亦凉州大姓，势倾西土。时有谣曰：“手莫头，图凉州。”其居心可想。张茂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此虽未成割据之业，而实有割据之心者也。薛氏之在河东，羁旅之族也，然犹同姓三千家，宋高祖不得不用为大守，虏亦不得不用为都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则无割据之名，而有割据之实者也。苏峻之乱，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讨其将张健。见《晋书·顾众传》。宋景平中，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见《宋书·褚叔度传》。义康之徙也，胡藩子诞世、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谋奉之。见第八章第一节。刘弥之青州强姓，门族甚多故其宗从，能相合率以拒沈文秀。见第九章第五节。侯景之乱，沈众表梁武帝，称家世所隶义故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武帝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人入援。王广攻毛兴于枹罕，兴遣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袭败之。后枹罕诸氐，以平年老，不可以成事业，议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有啖青者，挺身而起，乃获废平而推苻登。见《晋书·苻丕载记》。郝温举义于杏城，盖鲜率宗族为虏讨之。《魏书·世祖纪》大平真君六年（445）。独孤信东伐，赵肃率宗人为之乡道。魏孝武西迁，猗氏樊、王二姓举兵，为东魏所诛。《周书·儒林樊深传》。此等虽顺逆不同，而其隐若敌国则一。南北疆埸，一彼一此，亦多有此等豪族，参与其间，非尽恃兵力也。又有保险劫掠，行同盗贼者。《宋书·朱龄石传》：迁武康令。丧乱之际，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止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率五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平。《魏书·李仲琁传》：为弘农大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琁示以威惠，并即归伏。《薛辨传》：河北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冯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酷吏传》：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险隘，多止亡命，与之为劫。显祖怒之，戮其家。思祖宗党，相率寇盗。《北史·宋隐传》：弟子世良，拜清河大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条之制，盗奔他堤。此等皆地方之大害。梁、陈间诸割据者，亦不过此等人中之佼佼者耳，读第十三章第六、七、八节可知也。
然此等巨族，究为特异之象，以大势论之，则仍日趋于分。《晋书·刑法志》言：魏世制法，“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今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时人疾恶分异之烈。然参考史事，则宗族之能同居者实少。兄弟白首不分异，业已侈为美谈；《北史·甄琛传》：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山伟传》：伟弟少亡，伟抚家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周书·崔谦传》：与弟谌特相友爱。虽复年事并高，名位各重，所有赀产，皆无私焉。《寇俊传》：兄祖训、祖礼及俊，并有志行，闺门雍睦，白首同居。观此等亦侈为美谈，知当时兄弟同居者已少。群从同居者更寡；《晋书·忠义传》：嵇绍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魏书·韩麒麟传》：孙子熙，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赀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颜色。《北史·辛绍先传》：孙少雍，妻王氏，有德义。少雍与从弟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间焉。又《寇俊传》：笃于仁义。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丰约，并与之同。其更广于此者，则真如凤毛麟角矣。宗族百口，累世同居者，多见诸史《孝义》、《节义》等传。此外如《晋书·儒林传》：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北史·许彦传》：曾孙子恂，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周书·辛威传》：家门友义，五世同居。而好生分及不能相恤之事则甚多。《南史·袁粲传》：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魏书·裴伯茂传》：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振恤，殆同行路。此犹在平时，其在流离颠沛之中者：《李宝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义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迫，不加拯济。此犹曰李氏入魏，即蒙恩宠也。韦子粲阖门诛灭，入魏获存者，惟子粲与弟道谐二人，而粲富贵之后，遂捐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当时于此等事，不惟舆论群相责难，即法律亦或加以惩处。如《魏书·岛夷传》言：萧鸾宣德大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璩之，坐不赡给兄子，使其随母他嫁，免官禁锢是也。然究何益哉？生分之俗，南方较北方为甚。283《魏书·裴叔业传》云：叔业兄子子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赀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是其证。《晋书·隐逸传》：陶潜与子书曰：“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可见其强相维系，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矣。《南史·蔡兴宗传》：父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此事不足见时人之能共丰俭，正足见其习于分异耳。然谓北方能不分异者，亦非其实。杨昱第六叔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妻元氏请别居。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听。崔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于后频直饥年，亦卒分析。义门如此，况在恒人？《北史·薛慎传》：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蛮族昏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以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又《儒林·乐游传》：授湖州刺史。人多蛮左，未习儒风。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当时蛮左，实多华人，具见第十六章第二、第六节。此盖仕宦之家，亲族多互相依倚，平民之多田产者，亦能聚族而居，其贫苦者则不然，非关华夷之异也。《隋书·食货志》言：山东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既狃于成见而责其合，又利其赋役而迫之分，狐埋狐搰，谓之何哉？其以敦睦称者，又或别有所为。《晋书·儒林传》：范隆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奉广如父。《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弘敞，值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孝昌中，杖策还洛阳。先是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兖归魏。其子怀俊，见憕，甚相亲善。《北史·独孤信传》：子罗，为高氏所囚，及信为宇文护所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故，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此等似乎甚厚。然《宋书·王懿传》言：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懿闻王愉在江南，是大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则其相周恤，特迫于人言耳，非出本心也。《北史·胡叟传》：卒，无子，无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弟继之袭其爵。叟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其存，往来甚简。及亡而收恤甚厚。议者以为非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可谓肺肝如见矣。刘昶令袁宣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陵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以利合者，固无以善其终也。然后知社会演进之大势，终不可逆也。语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284此由古所谓忠臣者，多尽力于一人一姓，而古所谓国者，本与家同物，特大小有殊而已。至于后世，则国之与家，性质大异。尽忠于国者，非当异族冯陵之际，以国家为民族之藩卫，视君主为主权之表征；则廑己饥己溺之怀，思得政权以遂其拯民于涂炭之志。若此者，知识既高，愿力亦大，岂仅尽心于一小抟体者之所知？不宁惟是，小抟体之利害，往往与大抟体不相容。顾虑身家之念重，尽忠君国之义自轻。赵氏翼尝讥：“江左高门大族，雍容令仆，裙屐相高。与时推迁，自保家世。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所以致此，虽其道多端，然家室之累，实其大者。然则即以忠君旧义论，笃于宗族者，亦未必遂可托孤寄命矣。不宁惟是，行以中庸为贵，而流俗之所称美者，则大抵非行庸德、谨庸言之徒。吾尝见居丧尽礼，有过恒人，而性情乖戾，为乡里所患苦者矣。高宗，殷之贤王也。《记》称之曰：“继世即位，而子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然实杀孝己。与宠姜女而替大伯之古公，溺骊姬而杀申生之晋献正相类。此中消息，殊耐寻思。特非方内之士所敢道耳。《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孙谭，粗险好杀。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古今人情，固不甚相远也。
凡大族，能历时稍久者，必自有其法度。《陈书·王玚传》云：玚兄弟三十余人，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并禀其规训。《魏书·卢玄传》言：玄子度世，及孙渊、昶，并循父风。父母亡后，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崔挺传》言：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挺有子六人，长曰孝芬，弟孝喡等奉之，尽恭顺之礼。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与弟振同居，振亡之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赉，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杨播传》言：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若父子。播刚毅，椿、津并播弟。恭谦。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闲言。魏世已来，惟有卢渊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节义传》言：李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夫抟结多人，不可无法，家国之理一也。此等法度，实此等巨家之所以能持久也。然果足尚乎？子弟率教之谨，最为拘墟之士所艳称。然如是，则身居其间者，将绝少自由，于才性之发扬，所损实巨。而身家之念大重，则尽忠于国家、民族、社会之念自轻，前已言之矣。即以一家论，亦未必终为其利何者？此等大族，抟结之始，必以生计之互相依倚为之因。此盖一时事势使然。久之，事势改变，大族生利之力虽强，终不如一切与全社会相依，而更扩其分工协力之范围为得计矣。此其所以终于离析欤？卢氏自渊亡后，家风衰损，已见上节。崔氏频遭饥年，家遂分析，说亦见前。庄帝还宫，杨椿频乞归老，临行诫子孙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可见其家法亦寖寖不能维持矣。
凡权势之家，据权势愈久，则其自私而思保守之愈甚。历代帝王之家，所谓敦宗睦族者，原其朔，则不过如是而已。《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推之子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律》云议亲者，非惟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革事条，为此别制者？大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当出暂时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辅己者众。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遥，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诏付尚书博议。令任城王澄、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大后不从。据此，拓跋氏之待宗室，实较汉、魏以来为薄，一由其互相猜忌，一亦由其演进本浅，故其自私，转不如中国之甚也。亦可见一切弊政，皆由积渐而致矣。
小史之职既废，谱牒之作，只为私家之事，自晋以降，国家乃复起而干与之，则以其时严士庶之别故也。《晋书·挚虞传》曰：虞以汉以来丧乱，谱牒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此为谱学之权舆。《齐书·文学传》：贾渊，祖弼之，世传谱学。竟陵王子良使撰《见客谱》。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大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仍迁左民曹。《南史》作“及左户曹”。民作户避唐讳。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南史·王僧孺传》：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327），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参看第三节。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罹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大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即弼之。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大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即渊，《南史》本传书其字曰希镜，此处则改为深。《唐书·儒学柳冲传》云：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王大子序亲谱》四篇。世传其业。大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通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并行于世。是南方谱学，实以贾氏为名家，其后官私撰述，并承其余绪也。梁、陈二代，通谱学者，亦有其人。《梁书·徐勉传》：勉居选官时，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傅昭传》：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陆琼传》：迁吏部尚书，详练谱牒。“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为河南洛阳人。《周书·文帝纪》：魏恭帝元年（554），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285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大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记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隋书·经籍志》。北魏宗室及诸臣，亦有通谱学者。《北史·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曾孙晖业，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录》，四十卷，行于世。《宋隐传》：弟子世良，撰《宋氏别录》十卷。周武帝敕鲍宏修皇室谱一部。《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门，著录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则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云。《齐书·王晏传》：武帝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北史·魏收传》：收撰《魏书》。杨愔谓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可见当时视此之重已。
然时虽致谨于族姓，而自诬其祖者仍多，此又大势所趋，无可如何者也。刘延孙于宋室，本非同宗，而孝武与之合族，见第九章第二节。此执政柄者之自乱其例也。《晋书·惠羊皇后传》：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旂，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大安元年（303），立为皇后。《南史·周弘正传》：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此趋炎附势之为也。《齐书·贾渊传》：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乃得免罪。此以财货诱引者也。《晋书·石苞传》：苞曾孙朴，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为宗室，特加优宠。《北齐书·高隆之传》：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乡。父干，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议之功，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蓨人。此异族之攀援也。侯景僭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李贤，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窦炽，自云扶风平陵人，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大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当时此等诬辞，盖又不知凡几矣。读《唐书·宰相世系表》，尚有可见者。元魏入中国，赐姓命氏，其事不一。其后改易，多有与中国同者。详见《魏书·官氏志》。而赐姓又多。286赐姓魏、周、齐皆有之，而周尤盛。甚有如令狐整，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者。女子亦有赐姓者，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大祖令于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是也。静帝大象元年（579），诏诸改姓者悉令复旧，然不复者必多矣。华之与夷，盖混淆不可辨矣。然同是圆颅方趾之伦，优劣本无区别；又凡诸民族，血统孰不混淆？此固不足计也。当时之人，皆非以异姓为后，即法律亦所不许，见下。然随所养而改姓者仍多。如高隆之之父即是。《陈书》：高祖宣皇后章氏，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焉。周文育，本姓项氏，为寿昌浦口戍主周荟所养。纪少瑜，本姓吴，养于纪氏，因而命族。又独孤永业，本姓刘，母改适独孤，永业随母，为独孤家所养，遂从其姓，皆其事也。父母之恩，本不在生而在养，此又不足怪也。北族之养子弟，则非因其幼小无依，而特为臣主之间，以恩相结，盖由不知君臣有朋友之谊，而惟知有亲族关系使然，又与中国之养子殊科矣。《北史·齐宗室诸王传》：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养以为弟。又《蔡祐传》：周文帝谓祐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张奫传》：隋文帝谓曰：“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又《宇文述传》：性贪鄙，知人有珍异物，必求取。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珍宝累积。又有赵行枢者，本大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儿，受其赂遗。此为讱义子者之又一变格，287然亦北族之俗，有以作之俑也。
《晋书·贾充传》云：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不从。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曰：“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大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于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大宰，始封无后如大宰，所取必以己自出如大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博士秦秀，援莒人灭鄫之文，谓“充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秀传》。案贾充固非正人，《晋书》所载之辞，则亦多诬蔑。三岁过期之儿，安知恋念乳母而死？即曰知之，而二子之死，其事若一，理可通乎？莒人灭鄫，虽曰《春秋》之义，然时异势殊，宁可拘执。当时议者，亦借此以攻充耳，意初不在礼律，此参观第三章第一节而可知者也。然其事至烦武帝特下诏书，亦可见旧习入人之深矣。又古之为人后者，仅主其祭祀，而非利其财产。《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惟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八年（412），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惟有二女，年并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库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元嘉九年（432），东乡君薨，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大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赀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案琰，安子，峻、混皆琰之子。弘微，安弟万之孙。案议者谓田宅僮仆，应属弘微者？盖谓此与封爵相联，乃古圭田之例，然弘微并此而不取，则可见继其宗祧者，原不必袭其财产。288《梁书·阮孝绪传》：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此则又非亲生女之比矣。《晋书·殷仲堪传》言：仲堪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惟令主其烝尝，不听别籍以避役，此又见按诸礼、律，承嗣本与财产无关，足以告后世之与为人后而有所冀者矣。
第三节 户口增减
中国历代，史所记户口之数，多寡县殊，晋、南北朝之世，则其寡少殊甚。《晋书·地理志》云：大康元年（280）平吴，大凡户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云：大康时，户二百六十余万。此后无总数可考。桓温尝言：“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则东晋之世，民户之寡少可知。《南史·本纪》言：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其寡少尤为可骇。《隋书·地理志》言：陈世户数，为六十万。《北史·隋本纪》：陈国平，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隋书·本纪》无。盖昔人好举成数，其户数，当在五十、六十万之间也。北朝以正光以前为全盛，其数倍于晋之大康。孝昌以后，耗减且将大半。《魏书·地形志》。元孝友当魏末，谓“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族二百家，是有二百万户也。《周书·武帝纪》：关东平，得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隋志》载北齐户数本之，而谓隋世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数为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云。僭伪诸国，户口之数可考者：《苻坚载记》，谓坚灭前燕，入邺宫，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慕容垂载记》，载翟钊所统七郡户数为三万八千，慕容永所统新旧八郡户数为七万六千八百。此外皆无所见。案乱离分裂之世，户口之数，自当少于统一全盛之时。289然据当时记载，仅山阴一县，户数即已三万；《宋书·顾觊之》及《良吏·江秉之传》。其课户为二万，见《齐书·顾宪之传》。魏孝静帝迁邺，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北齐书·神武纪》。陈国虽褊小，岂有仅二十倍于山阴；魏末虽丧乱，岂有仅五倍于邺都之理？其非实数，显而易见。盖史之所记，原不过当时占著之数，非以为生齿之实也。然以考生齿之数虽不足，以考人民占籍之情形，则有可见者矣。
著籍之数，何以寡少？其原因盖有多端。《晋书·武帝纪》，载帝平吴，得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五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则吏之与兵，皆在民户之外。290《慕容宝载记》：宝嗣伪位，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宋书·州郡志》：南彭城蕃县、薛县，皆义旗初免军户所立。《刘粹传》：弟道济，为益州刺史，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皇惧，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高祖纪》：开皇十年（590），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帐籍，一与民同。”遂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新置军府。是晋、南北朝之世，有兵籍者，多在民户之外也。《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魏书·释老志》言：大和十年（486），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又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宋明帝失淮北，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平齐郡以居之，其民谓之平齐户，见第九章第五节。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此等盖亦如僧尼之不贯民籍矣。《阉宦·仇洛齐传》言：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隋书·刑法志》言：自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577）齐平后，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事亦见《周书·本纪》。《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444），北部民杀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定、相三州为营户。《高祖纪》：延兴元年（471），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475），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此等亦皆不贯民籍者。《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518），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则奴婢亦在编户之外。《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迁冀州刺史。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遂欲税之，为胡所搆，则诸胡又莫非漏籍之人也。无籍及不属州县者既多，民户自见其少。然此等为数，究属有限，其大使民户减少者，则人民之漏籍，豪强之隐占也。
漏籍之弊，南北皆然。《晋书·庾冰传》：冰为扬州刺史，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陈书·文学·褚玠传》：除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魏书·韩茂传》：显祖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五州，据上文观之，当为冀、定、相、青、东青。诏茂子均检括，出十余万户。足见其数之多。诸漏籍之人，有竟不占著者，《隋书·食货志》言：“江左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是也。有隐蔽于大户之中者，虞玩之谓“抱子并居，竟不编户”；《魏书·李冲传》言：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是也。齐建元二年（480）诏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齐书·虞玩之传》。《魏书·昭成子孙传》：元晖上书，言“国之资储，惟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近世论户籍者，或谓“饥时散振，平时服役之书，必不足用，更须重造，可见编审之无谓”，此言实不翄自承其户籍之不实。《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487），七月，诏“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九月，又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振贷平均。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是其振饥册籍，亦临时编造，而又不能善其事也。291又近世所谓编审者，初非阅实户口，只是量度一州县赋役，合取丁钱多少，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耳。所谓丁随粮行也。一条鞭之法行后，举国皆渐行此法，故其生齿虽盛，而户口不增。清圣祖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窥破此中消息也。《北史·李义深传》：弟幼廉，为瀛州长史。齐神武行经异部，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损。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幼廉应机立成，恒先期会。为诸州准的。版籍苟实，何容以意增损？其所谓增损者，盖亦随赋役为盈虚耳。又编审之难，在于官不能亲历闾阎；又不能令民抱子携妻，赴公堂而听点。而《齐书·顾宪之传》，宪之谓“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则凡近世之弊，南北朝时，已皆有之矣。《隋书·食货志》述北齐文宣时事云：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版籍不实之情形，真可发一大噱。
《晋书·食货志》：武帝泰始五年（269），正月，敕戒郡国计吏：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292《高阳王睦传》：武帝受禅，封中山王。咸宁三年（277），睦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不许，贬为县侯。可见豪强隐蔽，晋初其弊已甚。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然仍有不可检实者。见《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案给客之数，随官爵大小为差，详见《志》。此为法之所许，然违法隐占者实多。《陈书·宣帝纪》：大建二年（570），诏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解还本属，即其事也。又有擅募部曲，及逼人为左右者。293参看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郭祖深之言。《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迁湘州刺史，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其暴横如此。《慕容德载记》：其尚书韩上疏，言“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避熏烧。宜隐实黎民，正其编贯”。德纳之。遣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而以为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其数亦可谓多矣。《山涛传》：涛孙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可见整顿之不易矣。
流亡之多，亦使户籍大损。《宋书》美元嘉之治曰：“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亦不过美其民不流亡而已。详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王彪之传》，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可见流亡者之多。《齐书·柳世隆传》：尚书符罪状沈攸之曰：“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是行暴政者既迫民使流亡，又开他境之民之流亡也。历代开亡叛自首之途者甚多，《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孝武帝大明二年（458）、五年（461），明帝泰始二年（466），皆有原赦逃亡之诏，见《纪》。梁武帝时，诏令尤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实惠未必逮下。《魏书·韩茂传》言：魏因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是宽政亦有流弊也。然能行宽政者究少，大抵皆严于追捕。《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遗谢安书曰：“自军兴以来，征役、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宋书·羊玄保传》言：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南史·郭祖深传》言：“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虐可谓甚矣。
《宋书·州郡志》曰：“《晋书》济岷郡，294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此即侨郡。盖古之为治，习于属人，侨居之民，与当地之民，不易浃洽，故特立郡县以抚安之也。五胡之乱，迁移者既多，侨州郡县遂盛，而其有害政理，亦缘之而甚焉。范宁陈其弊曰：“圣主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陇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遣，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读此而当时新徙之民，狃于自私，规避政役之情形可见矣。散居为当时侨人大弊。《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永明元年（483），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虽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则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隋书·食货志》曰：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欲图治理，自非严行土断不可。其事始于晋成帝之咸康七年（341）。《本纪》：“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通鉴注》曰：“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白籍者，户口版籍。宋、齐以下有黄籍。”案既云土断白籍，则晋时已有黄籍矣，观范宁之言，尤为晓然。胡氏之意，盖谓晋世虽有此政，宋、齐以下，仍有黄籍也。至哀帝兴宁二年（364）复行之，谓之庚戌制。《本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彭城穆王之玄孙玄，以匿五户，为桓温所表，收付廷尉，可见其行法之严。然至末造，其法复坏。《宋书·武帝纪》：帝于义熙九年（413）表论之曰：“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殷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其后孝武帝大明元年（458），土断雍州诸侨郡县。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民不便之。柳元景弟僧景为新安大守，恃元景之势，至欲发兵以讨玄谟，赖玄谟处之以静，得以无事。亦可见恶直丑正者之实繁有徒矣。废帝元徽元年（473），八月，诏曰：“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诒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敝，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可见宋初之制，至是已渐隳坏矣。《齐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480），虏寇边，上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此亦土断之意。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七月，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魏书·张普惠传》：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综观诸文，则土断之政，终南北朝之世未息，终亦未能弊绝风清，盖以其时内乱外患，迄未宁静也。《陈书·宣帝纪》：大建十一年（519），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此与公违土断者何异？以是为宽恤之政，土断之所以难行者可知矣。《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404），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而甄琛当世宗时，仍表言边外小县，所领不满百户，可见北朝亦有斯患。《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于隋初上表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文帝鉴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盖侨州郡县之弊，至是始除，亦以其时海内宁一故也。
籍分黄白，而弊窦随之。《齐书·虞玩之传》：玩之承建元二年（480）之诏，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467）至元徽四年（476），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450）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自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良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人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往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云云。上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490），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诏：“既往之諐，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改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永明六年（488），唐寓之之乱，实因检籍而作，事见第十章第四节。梁武帝时，王僧孺言晋籍宜加宝爱，武帝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已见上节。案役籍既与户籍并为一谈，士人又得特邀宽典，势自不能无弊。《魏书·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北齐书·高隆之传》：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可见南北情弊，如出一辙也。特有黄白籍之别，俾得所藉手，则其弊更甚耳。
魏初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已见前。李冲创三长之制上之。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或以为不可。或谓事属有益。惟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于是遂立三长。史称公私便之。盖前此隐漏虽多，利仍在于苞荫者也。此事在大和十年（486）。先是延兴三年（473），九月，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此所谓户主者，盖即《李冲传》所谓宗主，督责虽勤，收效盖寡。及大和十四年（490），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此时必责成三长，其收效当较弘。魏之户口，获倍于大康，盖在此时也。丧乱以后，隐匿遂多，一切之政复作。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侨居者各勒还本属，史称租调之入有加焉。见《魏书·本纪》及《隋书·食货志》。《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可见其数之众矣。周行《刑书要制》，正长隐五户及十丁已上，皆至死刑，《北史·周本纪》建德六年（577），《隋书·食货志》。李冲所创之制，亦徒便于作茧丝耳。
著籍之少，固非必生齿之减，然谓是时户口不凋耗，则又不可得，此观于其时嫁娶者之减，自残及生子不举者之多而可知也。《晋书·五行志》云：义熙中，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295此犹曰：世俗重男轻女，故有生女不养之事也。然《王濬传》言：濬除巴郡大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则亦不以女为限矣。《范宁传》：宁上疏曰：“古之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刘毅传》：毅转江州都督，表言：“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者日有数途，生人者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良吏传》：徐豁为始兴大守，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其时之民，“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可谓惊心动魄矣。《晋书·列女传》：郑休妻石氏。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宋书·孝义传》：郭世道，296家贫无产业，庸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男，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又：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此犹闾阎贫苦之家。至如《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大公曰：养女大多，一费也。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烝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297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此则淫佚之夫，徒以欲保财产之故，而亦忍行杀害，可谓天理所不容矣。然亦可见其时行此者之多，故习以成俗也。《南史·刘怀肃传》言：宋武帝产而皇妣殂，298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帝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怀肃，武帝从母兄，怀敬，怀肃弟。乌乎！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历来弃而不举之子，安知其中无宋武帝之俦哉？“法有禁杀子之科，设早娶之令”。周朗之言。历代政府，留意于此者亦多，早娶之令，可参看第一节。禁杀子或加惠于其父母者：如《王濬传》言：濬因巴郡生男多不养，乃严其科条；宽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齐书·武帝纪》：永明七年（489），诏曰：“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恤之宜，务存优厚。”《南史》云：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齐书·明帝纪》：建武四年（497），正月，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蠲夫役一年。《南史·任昉传》：出为宜兴大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乃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家。《北史·邢邵传》：除中书令。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邵曰：“此格不宜辄断。勾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诏从之。皆其事也。然此岂法令所能挽哉？
第四节 人民移徙
两汉之世，移民之政颇详。虽其行之之善否，未知如何，然国家于土满、人满之间，时思加以调剂；且欲以是振起风俗；树立边防；则彰彰然也。晋、南北朝之世，此等用意，几于不可复见。移民之举，非计疆埸之利，则为镇压之图而已。
当时行军，多事俘掠。有以外夷而掠中国者，如石虎使夔安等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是也。《晋书·成帝纪》咸康五年（339）。《石季龙载记》作七万户，盖侈辞。有以外夷而略外夷者，如慕容皝伐宇文归，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石虎伐段辽，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是也。皆见《载记》。不惟外夷，即中国人之用兵，亦往往如是，如邵续攻石勒之渤海，虏三千余人；见《勒载记》。桓温败姚襄，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穆帝纪》永和十二年（356）。攻苻健，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乃收三千余口而还是也。《温传》。当时割据之国，初兴之时，多务俘掠，或则逼徙其民，以益其众，慕容氏、拓跋氏、沮渠氏、秃发氏尤甚，读《晋书·载记》及《魏书·本纪》自见。如有率众归之者，自亦为其所乐受，如司马楚之、刁雍、寇赞等之附魏皆是。《周书·司马裔传》：大祖令山东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大祖欲遂以封之，可见其招徕之亟矣。
勇于战斗之民，及地方豪右，亦为割据者所欲徙。刘曜时，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下，大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游子远降之，徙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及讨杨韬，又迁陇右万余户。平陈安，则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赵灭前赵，徙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皆见《刘曜载记》。《石勒载记》：勒灭前赵，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先是石勒已徙平原乌丸三万余户于襄国。其攻靳准，又迁巴帅及诸羌、羯十余万落于司州。秦州休屠王羌反，徙其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石虎破石生，徙雍、秦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慕容恪克广固，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苻坚灭慕容，徙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又徙关东豪桀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齐神武虏纥豆陵伊利，迁其部落于河东。周文帝破曹泥，迁其豪帅于咸阳。大统十二年（546），宇文仲和反，独孤信讨禽之，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东梁州平，亦迁其豪帅于雍州。皆其荦荦大者也。此等异族，大抵勤事生产，不如汉人，而颇乐于战斗，故欲逼迁之以绝后患，然则华人之习于战斗者，自亦为其所欲徙，故周建德六年（577），有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之举焉。地方豪右，恒反覆于疆埸之际，一彼一此之间，亦为割据者之所忌。在一地方有势力者，易地则无能为，故当时于降户，有移之甚远者，如魏徙鲁阳叛蛮于幽、并诸州是也。见《魏书·李柔传》。然此等举措，多无以善其后。如梁定州刺史田超秀附魏，魏恐致边役，未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附魏，魏徙之六镇、秦、陇，遂致所在反叛，《魏书·蛮传》。其一事已。
移民以实都邑若形要之地者亦有之。刘曜之移民于长安，石勒之移民于襄国，即兼有此意者也。李寿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诏曰：“京口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官给以田、宅，并蠲复。”此皆专为充实地方起见。并有因此而出于俘掠者，如《魏书·世祖纪》：大平真君六年（445），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南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是也。《崔浩传》：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浩为乃心华夏之人，其为虏画策，庸或别有深意，见第八章第六节。然其理自不诬。魏人于西域，守御之规，不逮前世远甚；而其于柔然，终不能一大创之者，亦以其根据实在西北，而魏凉州兵力大弱故也。参看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延兴中，尚书以敦煌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赖韩秀力争乃罢。使行尚书之议，则西北守御之规弥隘矣。此亦误于初平凉州时逼迁其民之故。反观之，移民以实形要之地，其利自明。然晋、南北朝之世，能行此而收其利者，则绝未之见也。河南之不可复，实误于淮南之不能充实，即其大者，自东晋以来，弊皆如此。
《晋书·宣帝纪》：魏正始七年（246），吴寇沮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不从。贼果袭破沮中，所失万计。有民而不能卫，则反为敌资，此兵争之世，缘边之所以多旷土也。《宋书·州郡志》论淮南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此最可见兵争而缘边旷废之情形也。于是有度不能守而豫弃之者，《晋书·五行志》：孝武帝大元五年（380），大水，去年氐贼攻没襄阳，又向广陵，于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殣相望，即其事也。何承天以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为寇之资，欲悉徙之泰山以南，参看第八章第七节。姚苌僭即帝位，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又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之，而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亦此意也。然此等迁徙，无以善其后者多。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而败，又为赫连勃勃所破，虑东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遂召屠各成七儿之叛；宋武帝征姚泓，姚绍言于泓曰：“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泓以疑忌姚恢，未用其策，见第七章第七节。然即用之，亦未必能作困兽之斗也。有虽丧其地而仍欲迁其民者，如刘琨徙陉北五县之民，而以其地畀鲜卑；陈亡淮南，而徙三州、九郡之民是也。亦有地经残破，不复可守，而为移民之计者，如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是也。此等皆随军事为进退，不足语于移民之计也。
徙户虽云颠沛，亦必薄有赀财，移徙之间，多致丧失，此人民之所以视迁徙为畏途也。《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伐沮渠蒙逊，掠五千余户而归。其将屈右进曰：“徙户赀财，盈溢衢路，宜倍道还师，早度峻险。”卫尉伊力延曰：“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还师，必捐弃赀财，示人以弱。”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败绩而还。骑步势不相及，而傉檀卒致败绩者，以徙户为赀财所累，不能速行也。然即使徐行，安然而返，亦未必能一无所损。故徙户多困穷。李平崇从弟。表宣武，言代人之迁洛者，“赀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大行之险，历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大半，贫者可以意知”，则其明证。《魏书·高允传》：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振；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傅永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平齐百姓。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此其幸而获济者。其不能自强，又莫相振恤，以至流离死亡者，盖不知凡几矣！故移民极易召变。慕容麟说慕容德曰：“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可一举而取。”其后魏果致仇儒之变，见第八章第六节。惜乎燕势大弱，无以乘之，使其少能自振，因惮迁之民，以犄思归之众，魏未必能遂有赵、魏也。《北史·崔宏传》：明元以郡国豪右，为人蠹害，优诏征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迁之。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帝引宏及安同、叔孙建、元屈等问焉。宏欲大赦以纾之。屈曰：“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宏曰：“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明元从之。使从元屈之议，其乱恐非一时所能定也。
《魏书·崔玄伯传》言：道武还代京，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此等事特出偶然，况其口惠而实不至？而督促之人，却有极暴虐者，如略阳王羯儿与永昌王健讨秃发保周，徙张掖数百家于武威，与诸将私自没入是也。《魏书·道武七王传》。又《周观传》：真君初，诏观讨秃发保周，徙其民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流移之民，往往为旧民所轻侮，杜弢、邢杲，皆以是致叛，然亦有新民转苦旧民者，如《魏书·娥清传》言：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青徙之平城是也。当时之于人民，一徙之后，或继之以再徙，如姚兴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阪；吕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以其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是。孝静帝之迁邺，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民，是又因移新民而累及旧人矣。移民之烦扰如此，民安得不视为畏途哉？《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十有七姓，299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魏书·世祖纪》：大延元年（435），二月，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刘昺传》：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已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昺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以听还乡里为惠，可知新民之不安。史暠谓秃发利鹿孤曰：“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当时如是者，正不止利鹿孤一人。迁徙者既久而不安，故压力一弛，即相率遁归本土，此冉闵之所以亡，蒲洪、姚弋仲，亦此等思归戎落之大酋耳。参看第五章第三节。《宋书·天文志》：永和七年（351），刘显杀石祇及诸胡帅，中土大乱，戎、晋十万数，各还旧土，互相侵略，及病疫死亡，能达者十二三。
新旧侨民，既难浃洽，则绥抚之者，不得不设侨州、郡、县。宋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宋书·州郡志》。则其一例。不独华人，即于戎落，亦或如是。《魏书·昭成子孙传》：道武时，休屠郁原等叛，寿鸠之子素讨之，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是其事也。侨州、郡、县之置，实为政理之害，已见上节。
移多就寡，实为移民之首务，此所以调剂土满与人满也，然能行之者绝少。《宋书·孔靖传》：子灵符，大明初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公卿多不以为然。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移多就寡，有成效者，恐惟此而已。封裕之谏慕容皝也，曰：“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流人之多旧士，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无田者十四”，其窘困之情可想。魏初徙民，多给田业。天兴元年（398），二月，诏给内徙民耕牛，计口授田；永兴五年（413），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徙二万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则其事。盖代北地广人希，故能如是。然鲜卑实昧于政理，恐亦未必能善其事也。《隋书·食货志》言：北齐天保八年（557），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范阳宽乡，而百姓惊扰。土满人满之不易调剂，由来旧矣。
官家移民，虽多无以善其后，然士大夫则仍有能为之率将者。《晋书·徐邈传》：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与乡人臧环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祖逖传》云：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为行主。郗鉴之寝疾也，上疏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因荐蔡谟为徐州刺史，兄子迈为兖州刺史。逖与鉴之能保土立功，其故盖可思矣。《孝友·庾衮传》云：明穆皇后伯父也。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衮躬亲稼穑，以给供养。齐王冏之唱义也，张弘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为弃之。”乃集群士而谋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事，非君而谁？”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冏归于京师，逾年不朝。衮曰：“晋室卑矣，寇难方兴。”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比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及将收获，命子怞与之下山，中涂目眩瞀，坠崖而卒。此传称美，庸或过当，然其人必田畴、管宁之伦，则可信矣。当时山泽之主，堡坞之雄，此等人必不少也。官亦有能率民以徙者：柳庆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以秦、赵丧乱，率民南徙，居于汝、颍之间；高翼为渤海大守，率合境徙于河、济之间是其事。
播迁之众，能犯波涛，移殖海外者，亦颇有之。《晋书·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此自一时之边防言为可虑，自长久之计言之，则夷人之开化，正有藉于此等播迁之民矣。《冯跋载记》：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陛下至德应期，龙飞东夏，旧邦崇族，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若听臣往迎，致之不远。”跋曰：“隔绝殊域，阻回数千，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临海，船路甚通，章武，见第八章第五节。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300跋许之。匡寻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余户来奔。《陈书·萧允传》：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允弟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姑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百余人奔岭表。观此，知当时南至交、广，北至辽东、西，人民之浮海而往者，皆不少也。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汉世风俗，见于《汉书·地理志》，晋、南北朝风俗，则见于《隋书·地理志》。《隋志》多承《汉志》立论，虽其说不必尽确，然总可见其变迁之大略也。
《隋志》论雍州云：京兆王都所在，隋京兆，治今西京。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篓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冯翊，魏时为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扶风，本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本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北地、本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上郡、本北华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陇西、本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天水、本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金城，今甘肃皋兰县。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今陕西绥德县。延安、魏东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弘化，西魏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连接山胡，301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本原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朔方、本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盐川、今宁夏盐池县北。灵武、魏灵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榆林、今绥远托克托县境。五原，今绥远五原县。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论梁州云：302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303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今陕西安康县。房陵、今湖北竹山县。清化、本巴州，见第十六章第二节。通川、今四川达县。宕渠，今四川渠县。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魏南秦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临洮、周洮阳郡，后立洮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宕昌、周宕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同昌、今甘肃文县西北。河池、魏南岐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顺政、魏东益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义城、西魏利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平武、今四川平武县东南。汶山，今四川茂县。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见第三章第六节。临邛、今四川雅安县。眉山、今四川乐山县。隆山、今四川仁寿县。资阳、今四川资中县北。泸川、今四川泸县。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宁、今四川遂宁县。巴西、西魏隆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新城、今四川三台县。金山、西魏潼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普安、西魏始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犍为、今四川宜宾县西南。越嶲、今西康西昌县。牂柯、今贵州德江县西。黔安，今四川彭水县。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自金行丧乱，四海沸腾，李氏据之于前，谯氏依之于后；当梁氏将亡，武陵冯险而取败；后周之末，王谦负固而速祸；故孟门不祀，古人所以诫焉。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304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家专于趋利。其处家，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305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儴、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
论豫州云：洛阳，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今河南郑县。古之郑地，梁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梁孝王故都，邪辟敖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魏南兖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襄城、今河南临汝县。颍川、魏郑州，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汝南、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今安徽阜阳县。其风颇同。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上洛、见第十六章第六节。弘农，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淅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淯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亦颇同其俗云。参看第十六章第六节。
论兖州云：东郡、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东平、见第三章第三节。济北、旧济州，治碻磝，见第十二章第九节。武阳、今河北大名县东。平原今山东陵县。等郡，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大公、康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其人多好尚儒学，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论冀州云：信都、旧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北。河间、旧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博陵、旧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恒山、周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赵郡、今河北赵县。武安、今河北永年县。襄国，见第四章第二节。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幽、冀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尚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魏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306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尚。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汲郡、今河南濬县西南。河内，旧怀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旧建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上党，今山西长治县。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诬诈。河东、周蒲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绛郡，今山西新绛县。文城、今山西吉县。临汾、旧晋州，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龙泉、今山西隰县。西河，今山西临汾县西。土地沃少塉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大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旧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定襄、今山西平鲁县西北。楼烦、今山西静乐县。涿郡、今河北涿县。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北平、今河北卢龙县。安乐、今河北密云县东北。辽西，旧营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大原同。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大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风教不为比也。
论青州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执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大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缪。齐郡，旧曰济南，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君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本胶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论徐州曰：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交。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案此指彭城言。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
论扬州云：江都、旧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弋阳、今河南光山县。淮南、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蕲春、今湖北蕲春县西北。同安、今安徽潜山县。庐江、今安徽合肥县。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毗陵、今江苏武进县。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余杭、今浙江杭县西。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俗少争讼，而尚歌舞。一年蚕四五熟。307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称为鸡鸣布。新安、今安徽歙县。永嘉、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建安、今福建闽侯县。遂安、晋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九江、今江西九江县。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宜春，见第十三章第八节。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庞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308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抵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惟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县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搆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论荆州云：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亦天性然也。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夷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北。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沔阳、今湖北沔阳县。沅陵、今湖南沅陵县。清江、今湖北恩施县东。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舂陵、魏南荆州，见第十二章第四节。汉东、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永安、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九江、江夏今湖北武昌县。诸郡，多杂蛮、左。309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陵，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至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柩，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篱，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辞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瘗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长沙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又杂有夷蜓，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着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婚嫁用铁钴为聘财。武陵、今湖南常德县。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桂阳、今湖南郴县。澧阳、今湖南澧县。衡山、今湖南衡阳县。熙平今广东连县。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
《隋志》之言如此：综而论之：北方之俗，大体质朴厚重；而河东俭啬，幽、冀椎鲁，齐、鲁文儒，缘边之地，多尚武节，又各因其所处之境而殊；大致尚与《汉志》所言相类，然如邺都为都邑所在；梁郡则菁华已竭，褰裳去之；而其风气亦即随之而异，则又可见风俗之随人事而变迁者为不少矣。以大体言之，北方之文教，可谓颇有增进。六郡无复寇盗；汲郡之桀惊，化为驯良；青州之侈靡，归于节俭；涿郡、大原，亦日习于文雅；皆其验也。江、淮之俗，本称劲悍。自晋室东渡，衣冠之族，为土人所慕效，武风乃渐就衰颓。后世江域之风气，转较河域为弱，盖始于此。然如京口之习兵，荆域之狎于水战，其流风遗烈，盖犹有存焉。《记》曰：“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古于生活大有关系之事，必有大祭，聚众既多，则因以习武，牵钩、竞渡，其原皆出于此，云以追屈原等，则附会之谈耳。淮南则因丧乱而习于战斗。《晋书·伏滔传》：滔从桓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以淮南之多叛，归咎于其地之人，可谓因果颠倒矣。《齐书·地理志》：刘毅复镇姑孰，上表曰：“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惟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可见其致此之由。当时南风之强劲，实不在北方之下。使能善用之，夫岂五胡所能格？惜乎政柄迄在北来贵族之手，淫靡脃弱，徒作新亭之对泣也。蜀为沃土，故其民耽于逸乐而颇尚文。其地阻塞，故安土而不乐与外境往来。民不习战而即安，故有割据其地者，其人皆不能抗，然割据者亦不能用其人以有为也。此时代中，汉族与异族，关涉最繁。异族众多之区，汉族亦间染其习尚，如雕阴等郡则是。然以大体言之，固皆异族同化于我，彼之风俗，终不能以久存矣。殊方之俗，至此时始见记载，如竞渡至此始见正史。可见彼我交涉之繁。此等风俗，其后有遂不可见者；如畜蛊之俗，据《隋志》，今江西地方最盛，后世则惟西南诸省有之矣。亦有久存而并为汉人所效法者，如竞渡即其一事。然亦全非故意矣。风气之迁移，必随乎生计。汉族资生之法，较诸异族，演进实深，彼我相遇，彼自不得不舍其旧而从我。自蜀至于豫章，皆女劳而男逸，此盖浅演之世，女事生产，男事战斗，其后干戈日澹，而男女职业，不复转变使然，此亦一种社会组织也，而其后遂不可复见，杜甫《负薪行》咏夔州之俗云：“土风坐男使女立，应门当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又云：“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则至唐世犹有其风，然虽有存焉者寡矣。而蜀人之处边郡者，且能规固山泽，役使夷獠，可见生计之变迁，彼皆舍其旧而从我矣。资生之法变，则日用行习，一切随之而变，而风气迥殊矣。野蛮社会，人皆讥为野蛮，实则其组织自有法度，相处乃极安和，而文明社会，则适与之相反，风尚迁流，俗亦随之而薄，固其所也。此亦一古今之升降也。特世鲜通方之士，于我之古变为今，则哀之惜之，于彼则庆其自野蛮进于文明，自诩牖启之功，且以是为彼幸，为可笑耳。南北分疆之世，华夷错处之时，际会之区，风气自极错杂，《梁书·大祖五王传》：南平元襄王伟之子恭，除雍州刺史，大宗手令曰：“彼士流肮脏，有关辅余风；黔首捍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惏；边蛮不知敬让。”可以见其一班。一统之后，乃稍归于一焉，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吴亡之后，叛晋者之多，已见第三章第九节。《晋书·周浚传》云：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埸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陆玩者，机之从弟，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丘灵鞠乌程人。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齐书·文学传》。观此数事，当时南北人士相疾之情，实不可谓之不深刻。案是时北人岐视南人颇甚。《晋书·儒林传》：文立，蜀时游大学，师事谯周。泰始初，拜济阴大守。入为大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叔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又以立为散骑常侍。是晋之于蜀，颇能收用其人。乃吴亡则大不然。《顾荣传》云：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薛兼传》云：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此皆南士之宜见收用者也。乃《贺循传》言：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前烝阳令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顾荣传》：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荣惧及祸，以情告友人长乐冯融。融为荣说冏长史葛屿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陆晔传》曰：大兴元年（318），元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齐书·张绪传》：大祖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坐，启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沈文季传》：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合第三章第九节所引刘颂、华谭之言观之，可见北人岐视南人之甚。此固由朝士把持权利之私，然南北意见，未尽融和，亦必不能为之曲讳；抑北人之岐视南人，此等成见，或且隐为之祟也。自元帝东渡至陈末，历二百七十年，岁月既深，侨居者渐成土著，而此等意见，寖以消融矣。此亦我民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关键也。
异族既已同化，则习焉而忘其初相处之难，遂忘古人提携诱掖之劳，此亦未足知人论世也。今试引二事，以见当时异族风气与汉人相去之远。《齐书·焦度传》曰：南安氐人也。明帝时，补晋熙王燮防，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沈攸之大众至夏口，将直下都，度于城楼上肆言辱骂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后度见朝廷贵戚，说郢城事，发露如初。杨大眼者，武都氐难当之孙也。仕魏，以勇名。《魏书》本传云：大眼妻潘氏，善骑射。战陈游猎之际，大眼令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大眼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大眼徙营州，以钟离之败，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潘在洛阳，颇有失行。及为中山，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言之于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杀之。后娶继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问印绶所在。时元始怀孕，自指其腹，谓甑生等曰：“开国当我儿袭之，汝等婢子，勿以为望。”甄生深以为恨。及大眼丧将还京，大眼为荆州刺史死。出城东七里，营车而宿。夜二更，甑生等开大眼棺。延宝怪而问之。征南射杀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弯弓射之。甑生曰：“天下岂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掖以叛。奔于襄阳，遂归萧衍。此等举动，自汉人观之，直是匪夷所思，无怪当时暴主如石虎、高洋辈，淫虐出人意外也。使其洗心革面，岂易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