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人的东来
欧亚的交通，本来有好几条路：其一，从西伯利亚，越乌拉山脉，而至欧俄。其二，从蒙古高原，经俄领中央亚细亚，而至欧洲。其三，从印度经伊朗高原、小亚细亚，而入欧洲。其四，就是由地中海入黑海，出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路了。
中国和欧洲，古代的交通，已略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此后直接的往来颇少。到元朝兴起以后，欧洲和中国的交通，才频繁起来。这时候欧洲的商人，也有从西伯利亚南部到和林的。也有从天山南路到大都的。而海路的交通，亦极繁盛。黑海沿岸的君士坦丁、克里米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商埠。却是土耳其兴后，欧亚两洲交通的枢纽，为其所握。从西方到东方，不得不别觅航路。而这时候，又适值西人航海事业勃兴之时，就酿成近世西力东渐的历史了。
西人的东航，共分两路：其一是绕过非洲的南端，到东洋来的，这便是葡萄牙。公元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始辟商埠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可陈。公元1510年（武宗正德五年），略取西海岸的卧亚。进略东海岸及锡兰，据摩鹿加、爪哇、马六甲。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就到广东来求互市。当时的官吏，虽然允许了他，还只在海船上做交易。到公元1563年（世宗嘉靖四十二年），才得租借澳门为根据地。其先寻得西半球，再折而东行的，便是西班牙。公元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公元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始进据菲律宾群岛。建马尼拉于其地。当时中国的人民，前往通商的极多。
继葡、西而至的，是荷兰和英吉利。而其势力，反驾乎葡、西之上。荷兰人以公元1596年（神宗万历二十四年），航抵爪哇和苏门答腊。旋设立东印度公司。于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砦驻兵，在航线上，就颇有势力。公元1684年（熹宗天启四年），进据台湾。后来台湾为郑氏所夺，而荷兰又夺了葡萄牙的锡兰（公元1658年，清世祖顺治十五年）和西里伯（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清圣祖灭郑氏时，荷兰曾发兵相助。因是得特许，通商广东。又日本人当时，因严禁传教故，连西洋人的通商，也一概拒绝。只有荷兰人，却向不传教，仍得往来长崎。于是东洋的贸易，几为荷兰人所垄断。
英吉利的航行印度，起于公元1579年（万历七年）。公元1660年（万历二十八年），创设东印度公司于伦敦。1661年，航抵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渐次同荷兰、葡萄牙竞争。公元1613年，进抵日本的平户。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也到澳门来求互市。葡萄牙人不愿意他来，开炮打他。英吉利人也还击，把葡人炮台打毁。葡人才告诉中国官吏，许他出入澳门。然而英国在中国的贸易，毕竟为葡人所妨碍。其在日本的贸易，也为荷人所排斥。只有在印度，却逐步得势，凌驾其他诸国之上。
以上所述，是西人从海路东渐的情形。还有一条路，却是从陆上来的。
俄罗斯本来行的是封建政体，从给蒙古征服以后，仍分为无数小国，服属于钦察汗。而梯尤爱耳、莫斯科二公最强。元仁宗时，梯尤爱耳公叛。莫斯科伊万一世，代蒙古人，把他征服。于是受命于蒙古，得统辖其余的小侯，威势日盛。公元1462年顷，宜万三世，就叛蒙古而自立。
先是拔都建国之后，把东部锡尔河以北的地方，分给他的哥哥鄂尔达。从此以北，而抵乌拉河，则分给他的兄弟昔班。欧人就他所居宫帐的颜色，加以区别。称拔都之后为金帐汗（拔都居伏而加河下游的萨莱），鄂尔达之后为白帐汗，昔班之后为蓝帐汗（亦称月即别族〈Usoeg〉）。昔班的兄弟脱哈帖木儿的后人，住在阿速海沿岸，称为哥里米汗。金帐汗后嗣绝后，三家之裔，都要想入承其统，争夺不绝。宜万三世叛时，钦察汗阿美德（白帐汗后裔），号令只行于萨莱附近。公元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阿美德伐俄，战败阵亡，钦察汗统系遂绝。后裔据窝瓦、乌拉两河间，又分裂为大斡耳朵（Orda）、阿斯达拉干（Astrakan）两国。这时候，萨莱北方的喀山，为哥里米汗同族所据；和西方的哥里米汗，咸海沿岸的月即别族，都薄有势力。俄人乃和喀山、哥里米两汗同盟。公元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哥里米汗灭大斡耳朵。公元153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俄人灭喀山。公元1534年，灭阿斯达拉干。哥里米附庸于土耳其，到公元1783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亦为俄所灭。
月即别族，还有在叶尼塞、鄂毕两河间的，西史称为失必儿汗（Sibir）。俄人既兴之后，收复了可萨克族，叫他东侵。击破失必儿，东略西伯利亚之地。公元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始立托波儿斯克。自此托穆斯克（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叶尼塞斯克（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雅库次克（公元1632年，明毅宗崇祯五年）、鄂霍次克（公元1638年，崇祯十一年），相继建立。公元1639年，直达鄂霍次克海，又想南下黑龙江。清俄两国的冲突，就要从此发生了。
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乃斯脱利安派（Nestorian）。唐人谓之景教，高宗曾准他于长安建立波斯寺（因为赍其经典而来的，是波斯人阿罗本），信徒颇多。武宗时，毁天下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牵连被禁，从此就衰歇无闻（当时教徒，建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后没于土中，到明末才出土，现在仍在长安）。元世祖时，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 Corvino），受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的命令，从印度到中国来。得世祖的许可，在大都建立加特力宗的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亡之后，便又中绝。
公元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澳门，在肇庆从事传教。他深知道在中国传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又晓得一切实际的科学，是中国人所缺乏，颇想借此以为传教的手段。于是首先译述《几何原本》（还译述他种书籍）。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和他往还的。公元1599年，始入北京，以圣像和时表，献于神宗。交结朝臣颇多，很有佩服他学问的人，也间有信他教义的。公元1607年，利玛窦再入北京，贡献方物，就得神宗赐以住宅。公元1608年，并准他建造天主堂。四五年之后，信徒就有了二百余人。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热心研究西洋科学的人，都在其内。
公元1610年，利玛窦死了。南京一方面，反对的声浪大起。公元1616年，朝廷就下令禁止传教。把在京师的教士，都逐回澳门。后来和满洲开畔，需用铳炮，很为迫切。而这时候的大炮，尤卓著效力。教禁就得因此而解。公元1622年（熹宗天启二年），熹宗派人到澳门，命罗如望（Jodnnes de Rocha）、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制造铳炮。公元1623年，并召用艾儒略（Julio Aleni）、毕方济（Fianciscus Sambiaso）等。而鼎鼎有名的汤若望（Adam Schall），不多时亦来到北京。这时候，明朝所用的大统历，义疏舛了。于是汤若望就受命，在所设四个历局的东局里，从事测验。公元1641年（祟祯十四年），新历成。公元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多尔衮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即用其法为时宪历。并令汤若望管理钦天监。教士在此时，可谓大得胜利了（参看《明史》第三十一卷）。
不道清世祖死后，而反动力又起。原来明朝的钦天监里，本有一班反对西法的人。只因测验得不及他准，无可如何。清初虽仍用汤若望，而这种反对的势力，还没消灭。世祖死后，就利用这朝局变动的机会，旧时钦天监里的人员杨光先，首先出头，攻击新法。并诬各省的教士，要谋为不轨。于是把汤若望等，都囚禁起来。各省教士，亦多被拘禁。教堂亦被破坏，即用杨光先为监正，复行旧法。学新法的监官，和同教士往来的官员，获罪的也不少。这实在是明末以来对于西教西学的一个大反动力（汤若望死于康熙五年）。
然而在历法上，旧法不如新法的精密，是显而易见的，圣祖又是个留心历象的人。于是派员考察，知道杨光先等所说的话，都是诬妄。公元1669年，就革杨光先之职，再用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为监正。
圣祖是个留心格物的人，深知西洋科学的长处。公元1689年之后，并且引用徐日升（Pereira）、张诚（Gerhillon）、白进（Bouyer）、安多（Antonius）。叫他们日日轮班，进讲西学。遇有外交上的事务，也使这班人效劳（参看下节）。又叫他们去测绘地图，名为《皇舆全览图》。中国向来的地图，都不记经纬线，粗略得不堪；有经纬线的，实在从这一部图起；而且各处的大城大镇，都经过实测，在比较上，是颇为精密的（从这一部图以后，中国还没有过大规模认真实测的地图）。又因西洋算法的输入，而古代的“天元一术”，得以复明。这件事，在清朝的学术界上，也颇有影响。
教士的科学，虽然受一部分人的欢迎；然而他的教义，要根本上受中国人承认，是不容易的。所以不至惹起重大的反动，则因此时传教的方法，全和后来不同。不但这班教士，都改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连起居饮食，一切习惯，无不改得和中国人相同。而且从利玛窦传教以来，就并没禁人拜孔子，拜天，拜祖宗。他们的一种解释，说：“中国的拜孔子，是尊崇他人格；拜天，是报答万物的起源；拜祖先，是亲爱的意思，都没有什么求福免祸的观念。”——所以和中国旧有的思想和习惯，觉得不大冲突。
但是从康熙中叶以后，传教的情形，就要生出一种新变化来了。原来印度的旧教徒，本是受葡萄牙人保护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受葡萄牙的保护。而法兰西盛强以后，想夺葡萄牙人的保护权，就自派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于是葡萄牙人所专有的保护权，就被他破坏了。
后来别一派的教士，又上奏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的人，容认中国拜祖宗……为破坏基督教之义。公元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派铎罗（Tourmon）到北京来，干涉其事。铎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再三审虑之后，到公元1707年才用自己的名义，把罗马教皇的教书，摘要发表。命不从教皇命令的教士，即行退出中国。圣祖大怒，把铎罗捕送澳门，叫葡萄牙人把他监视。葡萄牙人，正可恶不受他保护的教士，受此委托，可谓得其所哉。把他监视得十分严密，铎罗就忧愤而死（公元1710年）。当把铎罗捕送澳门的时候，圣祖又同时下令：命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一概出境。公元1717年，又命一切外人，不得留居内地。世宗即位之后，因教士有和诸王通谋的嫌疑（参看第五章第一节），除在钦天监等处任职者外，亦均不准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从此到五口通商以前，形式上迄未解禁。但在乾隆时候，奉行得并不十分严厉。川楚教民起事后，当局对于“教”的观念，格外觉得它可怕可恶。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刚又碰着广东人士陈若望，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到山西。被人发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和其余任职教会的汉人，都遣戍伊犁。教会中所刻汉文经卷三十一种，悉数销毁。从此以后，对于传教的禁止，就更形认真。其所以然，固由中国人的观念有变化；亦由公元1742年（乾隆七年）罗马教皇发表教书，对于不遵依公元1704年的教书的教士，都要处以破门之罚；于是在中国的教徒，都不得再拜祖宗，和中国人的思想，大为冲突之故。
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西伯利亚本是一片混茫旷漠之场。清初俄人的东略，只是几个可萨克队，替他做先锋。俄国国家的实力，还并顾不到东面。第一个组织黑龙江远征队的，是喀巴罗甫（Knabaroff），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从伊尔库次克出发。1650年，攻陷黑龙江外的雅克萨城。继喀巴罗甫而至的，是斯特巴诺（Stepanof）。公元1658年，为宁古塔章京沙尔虎达所杀。而叶尼塞知事泊西库湖（Parnkoff），亦以公元1656年，组织远征队。公元1658年，筑砦于尼布楚河口。公元1660年，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然隔了几年，俄人仍占据这两城，互相犄角。
这一班远征队，只能为剽掠的行动，绝不能为平和的拓殖。当时俄国政府，既无力援助他，又不能约束他，弄得很招土民的怨恨；而其结果，远征军仍时陷于穷境。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圣祖贻书尼布楚守将，诘问他剽掠的原因，责令他退出。俄人知道不能和中国抵敌，公元1675年，差人到北京，表明愿意修好通商的意思。先是俄人在黑龙江沿岸剽掠时，土酋罕帖木儿，逃到中国来，怨中国人遇之太薄，公元1667年，仍逃入俄境。及是，圣祖与约：能不剽掠我边境，交还罕帖木儿，则可以修好，俄人一一答应，然实际都不履行。而且仍在黑龙江左岸，筑城置塞。
于是圣祖知战事终不可免。公元1682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预备出征。公元1685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渡黑龙江，击败俄人，毁坏雅克萨城。而俄将图耳布青（Alcxei Tolbusin），仍即在原处再行建筑。公元1686年，萨布素亲自出兵攻击。俄人竭力死守。这时候，俄国军备单薄，围城半月，城中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五十人，危在旦夕。幸而和议开始，圣祖传命停止攻击。雅克萨城，才得免于陷落。
俄人这时候，正当丧乱之后，又和波兰、土耳其构兵，断无实力顾到东方，所以很希望同中国媾和（剽掠黑龙江沿岸的土人，也是俄国政府很不愿意的，不过无法禁止这一班远征队）。公元1655年（顺治二年）、1656年、1669年（康熙八年）、1670年、1676年，连派使臣到中国来，要想修好通商。无奈都因“正朔”、“叩头”等问题，弄得不得结果。公元1686年，俄国又派全权公使费耀多罗（Feodor Alexeniiuch Golovin）到东方来，和中国协议，先遣人来报告起程和到着的日期，并请约定协议之地。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亦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督捕官张鹏翮等为钦差大臣，以教士徐日升、张诚为通译，前往开议。公元1689年六月四日，与俄使会于尼布楚。这时候，中国使臣的扈从，已有精兵万余。圣祖又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从瑷珲水陆并进，以为使臣的后援。八月八日，初次开议。俄国使臣，要以黑龙江分界。中国使臣不许。迟之多日，到二十三日再会议，又不成。二十五日，教士居间调停，亦无效。于是和议决裂在即，而这时候，俄国的兵力，断非中国之敌。二十七日，俄使乃表示让步，续行开议。九月九日，议成。两国的疆界：东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凡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都属中国，岭以北都属俄。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两国的臣民，持有护照的，均许其入境通商（这一年，俄大彼得才亲政，以后俄的情形，也就和前此不同了）。
俄国希望同中国通商，也由来已久。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年，就遣使前来。因无贡物，不许朝见。公元1655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年、公元1661年、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年所派各使，则或以商人兼充，或以商人为副。大抵肯跪拜的，中国就许其朝见。不肯的，就不许。而带来的货物，则总许其发卖的。公元1636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I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零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纳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至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延至三年。到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以停止互市为要挟的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订立条约五款）。
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源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清朝的开海禁，事在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二、买卖得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买卖，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公元1659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买卖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遣阿姆哈司（Amherst）前来，这时候，西洋人到中国来，是只准走广东的。阿姆哈司从天津上岸，中国已以为违例。偏偏他的行李又落后，因国书未到，要请暂缓觐见。中国人就疑心他并没带得表文，立刻逼着他出京。但是虽没有许他觐见，仍赏赐英王珍玩，对于使臣，也加以抚慰，令其驰驿从广东回去。在清廷，还算是恩威并济的意思。
北京一方面，既已如此。而广东一方面，又起了一番新。原来从公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四月以前，英国对中国的通商，也在东印度公司专业权的范围内的。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广东总督因东印度公司的专业权，将次取消，命公行通知公司，希望其解散之后，也派出一个大班来，以便处理各事。公元1833年，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而中国人仍当他是大班，不许他和官府直接，要用禀帖，和公行转呈。争论多时，拿皮楼便坐了一只船，硬闯入广东，要见总督。总督说他不遵约束，发兵把商馆包围起来。而且停止了英国人的通商。断绝了他们的粮食饮水。英国人没法，只得婉劝拿皮楼，回了澳门。不多时，拿皮楼便死了。继任的两个人，都很软弱，不大敢同清朝人开交涉。四五年间，倒也平安无事。公元1837年，英国把主务监督废了，派义律为领事，又要求进城。这时候，邓廷桢为广东巡抚，颇明白事理，就奏请准其进城。然而要求一切公事，和中国官府直接，仍办不到。于是义律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同中国通商，非用兵力强迫不可；而这时候，适又有一个鸦片问题发生；两国的战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这一节叙事，请参看《清朝全史》）。
第五节 五口通商
鸦片烟输入中国，是很早的。《开宝本草》（宋太祖开宝时，命刘翰、马士等所修，名《开宝新本草》。后以“或有未允”，又令翰等重加详定，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上头，就有它的名字了。但这时候，只是当做药用。吸食的风气，怕是起于明末的。公元1729年，便是清朝的雍正七年，已经有了禁令。但这时候，输入的数目还不多（大概是葡萄牙输入的）。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了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孟加拉又是鸦片烟产地，输入就日多一日。当公元1729年，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增至四千箱；公元1828年，增至九千箱；公元1839年，又增至三万箱。
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宣宗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海口查办，并节制广东水师。公元1839年二月，则徐逼英商缴出鸦片20263箱（每箱一百二十斤，共约直银五六百万两），悉数在虎门焚毁。奏请定律，洋人运鸦片入口的，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要具“夹带鸦片，船贷充公，人即正法”的结，当时在广东，商务最盛的，是英、美、葡三国。葡、美都答应了，义律却不肯应允。则徐就又下令沿海州县，绝掉英人的供给，义律无法，托葡萄牙人出来转圜，愿留“船货充公”四字，但求删“人即正法”一语，则徐仍不许。于是中国虽然许英商具了结，照旧通商，而义律却禁止英国的船，不准到广东去。一件交涉，依然搁在浅滩上。而这时候，偏又有几个英国的水兵，到香港去，把个中国人，名唤林维喜的打死。中国人要英人交出罪犯来。英人说：已经在船上审讯过，定了他监禁的罪了。两国又起出冲突来。十一月，就又停止英国人的贸易。
公元1840年二月，英国议院里，赞成了英政府用兵。调印度和喜望峰的兵一万五千人，叫义律统带前来。五月，以军舰十五只，汽船四艘，运送到澳门。广东发兵拒敌，把他的杉板船，烧掉两只。义律转攻厦门，又寇浙江。六月，把定海打破。这时候，各疆臣怕负责任，都怪着林则徐，相与造作谣言，说广东的事情，弄得决裂，其中是别有原因的。朝旨也就中变，派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去视师，并且访问“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偿或投书，可即收受驰奏。”义律来时，本带着英国宰相巴马斯（Lord Palmerston）给中国首相的书函，其中所要求的是：
一、赔偿英国货价。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
三、中英交际的礼仪，一切平等。
四、赔偿英国兵费。
五、不因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六、尽裁华商经手浮费。
叫他战胜之后，即行投递。义律攻破定海，就把这封信送到宁波府衙门里。宁波府说：要送到北洋，才有人能收受呢。于是义律径赴天津。把这封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奏闻，朝廷说：这件事，是在广东闹出来的，仍得在广东解决。叫义律回广东去守候。于是革林则徐两广总督之职，用琦善署理。义律也回到舟山，和伊里布定休战之约。
十月，琦善到广州。他不合把林则徐所设的守备，尽行裁撤。谈判既开，琦善答应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元，义律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答应。十二月，义律进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不得已，烟价之外，又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于二十八日，签定草约（公元1814年1月20日）。而朝廷闻英人进兵，大谓不然。公元1841年正月，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前赴广东。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视师（伊里布回江督本任）。二月，英人陷横当、虎门各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原有的大炮三百多尊，林则徐所买西洋炮二百多尊，尽落敌人之手。三月，奕山到广东。四月初一，发兵夜袭英人，不克。明日，英兵再进攻。至初五日，城西北两面炮台，尽为英人所占。全城形势，已在敌军掌握之中。奕山不得已，再定休战条约。于烟价外，先偿英人军费六百万元，尽五日之内交付。将军带着所有的兵，都退到离城六十里的地方驻扎。
而英国一方面，也怪义律的草约，定得忒吃亏。说赔偿烟价，既已不够；“商欠”军费，更无着落。英国人住居中国，也无确实的安全保证，于是召还义律，代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七月，攻陷厦门。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同时殉难。裕谦时守镇海，提督余步云守甫江口，英兵登陆，余步云逃走，裕谦兵溃自杀。九月，朝廷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怡良为钦差大臣，驻扎福建。牛鉴为两江总督。公元1842年正月，奕经攻宁波、镇海、定海，皆不克。三月，英撤宁波、镇海的兵，进迫乍浦。四月，乍浦失守。五月，英兵陷吴淞，提督陈化成战死。英人连陷宝山、上海。六月，陷镇江。七月，逼江宁。朝廷不得已，以耆英、伊里布、牛鉴为全权大臣，赴江宁同英人议和。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42年8月29日）和议成。是为《南京条约》。其中重要的条款是：
一、赔偿英国军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鸦片价六百万。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得派领事驻扎。英商得自由携眷居住。
三、割让香港。
四、中英交际，一切仪式，彼此平等。
于是《中美条约》（公元1844年六月）、《中法条约》（同上年九月），相继而成，中国在外交上，就全然另换一番新局面了。
五口通商一役，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无足深论，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当义律到天津投书的时候，津海道陆建瀛，就主张把禁烟一层，先和他谈判。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于是中国对于鸦片，既无弛禁的明文；而实际上反任英人任意运销，变做无税的物品。直到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天津条约》订结之后，才掩耳盗铃地，把它改个名目，唤作洋药，征收关税。
第六节 英法兵攻破京城和东北的割地
五口通商之役，看似积年的种种交涉，得了一个解决；其实不然。这种对外的观念，都是逐渐养成的，哪里会即时改变呢？所以条约虽定，仍生出种种的来。
五口通商之后，四口都已建有领事馆。唯广东人自起团练，依旧不准英国领事进城。这时候，两广总督是耆英，知道广东的民气，不是好惹的，而英国人又是无可商量的。于是一面敷衍英国领事，请他暂缓入城，一面运动内用，以为脱身之计。公元1847年，耆英去职。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这两个，都是“虚骄自用”的。公元1849年，英领事乘坐兵舰，闯入广东内河。广东练勇，同时聚集两岸，有好几万人，呼声震天，英国人倒也吃了一惊。徐广缙就乘此机会，和他商议，同英国的香港总督另订了几条《广东通商专约》，把入城一事，暂缓置议，载入约中。就把这件事张皇入奏。宣宗大悦，封徐广缙一等子，叶名琛一等男，又批了些“朕览奏之下，欣悦之情，难以言喻”“难得我十万有勇知方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应如何分别嘉奖，并赏给匾额之处，即着徐广缙酌度情形办理，毋任屯膏”的话。于是徐广缙、叶名琛，扬扬得意，自以为外交能手，朝廷也倚重他，算外交能手了。
公元1852年（文宗咸丰二年），徐广缙去职，叶名琛代为总督。公元1856年九月，有一只船，名唤亚罗（Arrow）的（这一只船，本是中国人所有，船主也是中国人。但曾在英国登记，而这时候，登记的期限，又已满了），载着几个海盗，停泊广东。中国水兵，上去搜捕，把英国的国旗毁掉。领事巴夏礼（H.S.Parker）大怒，就发哀的美敦书给叶名琛，叶名琛置诸不理，却又毫无防备。巴夏礼就发兵攻陷省城。然而巴夏礼并未得到他政府的许可，这件事究竟是不合的，所以旋即退去。而广东人民群情激动，把英、法、美的商馆，尽行烧掉。巴夏礼就报告本国政府请战。第一次在议会里，没有通过。巴马斯把议会解散，第二次，主战论就占胜了。刚刚这时候，广西地方，又杀掉两个法国教士。法皇拿破仑三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就和英国人联合，派兵前来。公元1857年，十一月，把广州打破，叶名琛掳去（后来死在印度）。从此以后，广州就为英法两国所占，直到公元1860年和议成后才交还。
这时候，俄、美两国也想改订通商条约。于是四国各派使臣，致书中国首相，托两广总督何桂清转达。中国这时候的政府，有一个观念，便是什么事情都不愿意中央同外人直接，都要推给疆吏去办——这个虽有别种原因，还是掩耳盗铃，遮盖面子的意思，居其多数。因为这时候，实力不足，同外国人交涉，明知没有什么便宜，推诿给疆吏，面子上觉得好看些——于是说俄国的事情，要和黑龙江将军商办，英、法、美三国的事情，交给广东总督办理。偏又外国人不满意和中国的疆吏交涉，四国使臣，仍旧联翩北上。公元1858年二月，到了天津。朝廷没法，只得派直隶总督恒福和他开议。却又没派恒福做全权，遇事总要奏请，自然不免迟滞。英、法两国，也有些有意寻衅。四月，就攻陷大沽炮台。朝廷没奈何，再派大学士桂良、花沙纳做全权大臣，到天津开议。英、法两国，各定了新约。其中紧要的英约是：
一、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通商港。洪杨乱平后，汉口至上海，长江沿岸，再开三处做通商港（后来开了汉口、九江、镇江）。二、偿军费、商亏各二百万两。
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
四、英人得携护照至内地游历。
五、英人犯罪，由英国领事审判。华人欺压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其两国人民争讼，由中国地方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
六、《南京条约》之后，输出入货，系直百抽五。现因物价低落，课税要谋减轻，由两国派员，另定新税则。经此次协定之后，关于通商各款，十年一改。商船在一五〇吨以上的，每吨课银四钱。以下的，每吨课银一钱。
《法约》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江宁俟洪杨平后，实行开放。天主教徒，得自由入内地传教。其军费、商亏之数，各较英国减半。而三、四、五、六四款，则与《英约》大致相同。并且订明将来中国若把更优的权利许与别国时，法国得一体享受。
于是于沿海之外，开放及于内河。而且“领事裁判权”、“协定税率”、“最惠国条例”，都从此而开其端。这一次条约的损失，真是巨大而可惊了。
草约既定，言明一年之后，到天津来交换。朝廷鉴于这一次的事情，就命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公元1859年五月，英法两使，走到大沽。僧格林沁叫他改走北塘。英法两使不听，乘兵船硬行闯入。僧格林沁便命炮台发炮。把英国的兵船，打坏四只。英、法两国上岸的兵士，非杀死，即被擒。两使狼狈，逃到上海。朝议以为经过这一次，英法两国，一定要易于就范些了，就下了一道上谕，说：“该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把去年的约废了，叫他派人到上海来重议。公元1860年六月，英法兵在北塘登岸，攻大沽炮台后路。大沽炮台失陷了。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英法兵进攻天津。朝廷又命大学士桂良、直督总督恒福，前往议和。
一、于八年条约之外，又开天津为商港。
二、偿两国的军费，改为八百万两。
三、英法两使，各带随从数十人，入京换约。
清廷靠着僧格林沁的大兵，还在张家湾，不肯批准。英法兵就进逼北京。清廷再派怡亲王载垣前往议和。于是巴夏礼到通州去会议。到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有人对载垣说：“英使衷甲将袭我。”载垣大惧，忙去告诉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便发兵把巴夏礼捕获，拘禁起来。英法遂进兵，战于张家湾，僧军大败。副都统胜保，从河南来，“红顶花翎，骋而督战”。给英法兵注目了，一枪打下马来，兵亦大溃。
清廷罢载垣，改派恭亲王奕，命以全权与英法议和。八月初八日，文宗逃往热河。二十二日，法兵占据圆明园——明日，英兵续至。这时候，奕已将巴夏礼放还。英法致书奕，说二十九日不开门，就要炮击京城。奕不得已，如期开门，把他们迎入。而与巴夏礼同时监禁的人，又瘐毙了十几个。英人大怒，一把火，把圆明园烧掉。奕胆小如鼠，不敢出来。还靠俄公使居间，力保英法两国人，绝不给他吃眼前亏，奕才出来了。九月十一日，和英法议定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外，又开天津做通商港（英法同），改赔款为八百万两（英法同），把九龙半岛割给英国。《法约》中又准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
当尼布楚定约时，俄人还并不深知道东方的情形（当时把库页当做半岛，黑龙江虽有口子，也不能航海的）。直到公元1847年，俄皇尼古拉一世，派木喇福岳福（Muravief）做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才锐意经略，他的朋友聂念尔斯可（Nevelsky），同时做贝加尔号船长，又锐意在沿海一带探险。于是建尼科来伊佛斯克于黑龙江口。公元1858年，俄人派布哈丁（Putiatin）到天津，同中国订结条约。同时又派木喇福岳福到瑷珲，和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约。木喇福岳福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之境，奕山不允。木喇福岳福持之甚坚，且以开战相恫吓。奕山遂为所慑，把黑龙江以北送掉。到恭亲王同英法议和的时候，俄使伊格那替业幅（Ignatief）为之居间调停，借此自以为功，又要求中国改订条约。于是这一年十二月里的《北京条约》，就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送掉了——俄国的海军根据地，就从尼科来伊佛斯克而移于海参崴（参看《清朝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