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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按《职方氏》: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按《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有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这许多数字,一味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它,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它的数字,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的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么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注),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换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把古人所说的“州”,来考古代的疆域。古人所说的州有三种:

(一)《禹贡》:冀州(《公羊》庄十年疏引郑注……两河间曰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二)《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吕氏春秋》:“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和《尔雅》的说法相合)。

(三)《周官·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尔雅》郭璞注:“此盖殷制”,《释文》引李巡,《诗·周南·召南谱疏》引孙炎说同;又《周礼》到底靠得住与否,咱们且都不必管它。把这三种说法校对起来,《尔雅》较《禹贡》,少一个梁州,而多一个幽州。《职方》又少一个徐州,而多一个并州。贾疏说:“以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分冀州以为幽并也。”咱们也且承认他是正确的(从实际上论起来,殷周除盛时不敢说外,雍州的境界,必较《禹贡》为小;梁州有无不可知。《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肇十有二州”,《史记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尔雅·释文》引郑玄说:“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伏生《尚书大传》则“肇”作“兆”,郑注云:“兆,域也。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仪礼通解续》〉则并不作分州解。这十二州的分,在什么时候,也暂不必管它。照马、郑的说法,疆域和《禹贡》的九州,也没甚大出入)。把《禹贡》的九州,核起如今的地方来,则冀州当今直隶(今河北)、山西二省;兖州跨今直隶(今河北)、山东二省;青州当今山东省的东北部;徐州当今山东省的南部和江苏、安徽二省的北部;荆州大略当今湖北、湖南两省,豫州大略当今河南,都无疑义(这是大略说的,并不精确);只有雍梁二州的黑水、扬州的海,是一个疑问。依我看起来,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黑水,似乎是靠得住的。扬州的海,还是郑注“自淮而至海以东也”之说可靠(《公羊》庄十年疏引);《伪孔传》“南至海”之说,实在不可从。那么扬州的境域,当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除去淮北),和江西(鄱阳湖一带)、浙江(太湖流域)的一部分;雍州当今陕、甘两省,包括青海的大部;梁州包括四川和川边(云南省的北部——金沙江流域——或者也在其内)。禹贡的九州,较今内地十八省:少两广、云、贵、福建,而多川边、青海;或者包括如今奉天省(今辽宁)的一部分(这是承认青州越海之说)。

这一种方法,因为它有山川以做封域的证据,比第一种说法,靠得住许多。但是咱们还要用一种方法来核对它。

第三种方法,便是考校古人所说“疆域的四至”。

一、《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驷案《地理志》曰:丸山,在琅邪朱虚县。”按如今《汉书·地理志》作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集解》:“韦昭曰:在龙右”),登鸡头(《索隐》:“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骃案《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按这是指黄帝的)。

二、又南抚交趾北发(《索隐》:“当云北户”),西戎、析支、渠搜、氏、羌(《索隐》:“西戎上少一西字”),北山戎、发、息慎(《索隐》:“《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山戎下少一北字”),东长、鸟夷(《索隐》:“长字下少一夷字……今按《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按这是说舜的)。

三、《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四、《礼记·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

五、《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夷蛮戎狄的数目,《尔雅》和《明堂位》不同。《明堂位》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但郑笺《诗·蓼萧序》,同现在的《尔雅》相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又和《明堂位》相同。《蓼萧序疏》说:“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说:“李巡所注的《尔雅》,是属于后一种。”《周官·职方氏》,是作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职方》贾疏说:《尔雅》所说是夏制,《大戴礼》卢辨注,又说这是殷制。“夏之夷国,东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我说夷蛮戎狄,是古代居于四方的异族之名。是以方位论,不是以种族论〈见上章〉,现在要靠它考见当时的种族,即不可能。至国数,则郑志答赵商问,说“无别国之名,故不定”〈《蓼萧序疏》〉。其实这种部落,也未必能称为国家。要靠它考见古代的疆域,也做不到。所以数字的异同,可以置诸不论不议之列。既然是按四方的方位说,不是以种族论,自然用不着添出闽貉两种来,所以《周官》是靠不住的。《王制正义》引李巡《尔雅》注,九夷、八蛮等,都有国别之名,这个更不可信了)。

以上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说黄帝足迹所至(上文说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下文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姑且不论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种,都是说当时“疆域四至”的,三说明“四海”,四说明“四海之内”,较为精确;五把“四海”、“四荒”、“四极”,分做三层,更为清楚。咱们现在且从此研究起。《尔雅》郭注说: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者”;四海,“次四荒者”;但是我有点疑心。《大戴礼·千乘篇》:“东辟之民曰夷……至于大远……南辟之民曰蛮……至于大远……西辟之民曰戎……至于大远……北辟之民曰狄……至于大远……”这“大远”,分明是次于四海的,不应反在四荒之外。再看邠国,《说文》引作汃,说“西极之水也”。邠是西极,汃,是西极之水,这个同没有解释一样;但汃、邠是同音字,邠就是豳(《释文》:“邠,本或作豳。”文颖《上林赋》注和《白帖》引《尔雅》,都作豳),是公刘所邑。濮铅,已见上章第六节;祝栗,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就是涿鹿的声转(涿鹿,见第三章第二节),把邠国和濮铅的位置校勘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地方都不很远:孤竹则《汉书·地理志》说辽西郡令支县(如今河北的卢龙县)有孤竹城,比涿鹿远;西王母则《淮南子·地形训》说“在流沙之滨”,比邠国远;北户,后世的史传,还可考见是后印度半岛粤族的风俗(他们的户,都是向北),比濮铅远;只有日下,指不出确实的地方,然而就上三种比较起来,断不得远于太远,这么说,“四极”断不在“四荒”之外(参看朱绪曾《开有益斋经论·西至于濮》一篇)。郭注怕是弄错了的。我们可以疏通证明,说:

一、《王制》的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自此以外,谓之四夷。《禹贡》所说的也属于这一种。

二、《尔雅》的泰远、邠国、濮铅、祝栗,是比这远一层的;黄帝所到的地方,和这一说相近(假定祝栗是涿鹿的声转)。

三、日下、西王母、北户、孤竹,是更远一层,舜时声教所到的地方,和这个相近(北发当作北户,不必说了。山戎在孤竹附近,春秋时还是如此。《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琯。”都可以做证据)。

但是还有个疑问,《尔雅》所说“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峒,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又是什么地方呢?我说这个怕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未必实有其地”。古人说天有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就说地有九州(《淮南子·天文训》和《地形训》。又斗九星主九州,见《续汉志·天文志》注);说地有十二州,天上也就有十二次舍(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为九……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淮南子·天文训》)就有大九州,比中国加八十一倍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的说法。《史记》说它,“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明系凭虚推测。大九州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又《周官·职方》贾疏,“……但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唯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但都无从考校);可见得全是凭虚推测。无论哪一个社会里,天文学总发达得很早。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见《周髀》),虽不必亲历其境,据着天象,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丹穴、空峒、太平、大蒙,不过就“戴日”、“戴斗极”、“日所出”、“日所入”之处,替它立个名目罢了,如何能指实其地呢?

以上所说,把古人所说中国疆域的大略,总算弄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上所说,就是古代“实力所至”呢?还是“实力所至,和声教所及,还是有区别的”呢?若说是有区别,那实力是“如何渐次扩充”的呢?实力所到的地方,还是“时有赢缩”的呢?还是“一进而不复退”的呢?那么,实力自然是“渐次扩充”的,而且绝不能没有赢缩。要考见其中的真相,最好是把“真正的封建”所及的地方,来做标准(古人所用“封建”两个字,意义实太广漠。真是征服异族,把它的地方,来封自己的同姓懿亲,可以称为封建。若本来是各居其国,各子其民,不过因国势的强弱,暂时表示服从,就不能用这两字。然而古人于此,都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夏殷以前,并此而办不到。那么,只得另想一法,把古代帝都所在的地方,来窥测它实力所至。帝喾以前,连帝都所在,也是茫昧的(只有《帝王世纪》,于古代帝王一一载其年代都邑。然而这部书很靠不住,江艮庭〈声〉说:皇甫谧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的)。据第四章第一节所考,可见得尧舜禹三代,都建都在太原,而禹又兼都阳城,到桀还是在阳城的。商周之先,都是从如今的陕西,用兵于河南,得手之后,就直打到如今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的北部。至于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也是竞争时候紧要的地方。可见古代汉族的实力:在陕西省里,限于渭水流域;在山西省里,限于太原以南;在直隶省里,限于恒山以南;河南一省,除西南一部外,大概全在汉族势力范围之内;山东的东部(半岛部),却就是异族;江苏、安徽的淮域,虽是异族,总算是关系较深的;对于湖北,仅及于汉水流域,江域还是没有设开辟的地方(参看第四、第五、第六章)。周初封建的国,也还是如此(齐、晋、楚初封的时候,都是和异族接境的。秦、吴、越等国,是封在蛮夷之地。关于周代封建的国,可以参看《春秋大事表》中的《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长江流域和直隶山陕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山东的东北部的开辟,都是东周以后的事;南岭以南,当这时代还不过仅有端倪,到秦汉时代才完全征服的。看前文所说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咱们现在,更把秦朝所设的三十六郡哪几郡是战国时代哪一国的地方,来考校一下,便更觉得清楚。太原、巨鹿、云中、雁门、代、邯郸,这几郡,都是赵国的地方。

上党、三川、颍川、南阳是周朝的地方,其余都是韩国的地方。

河东、东郡、上郡,这是魏国的地方。

南郡、九江、泗水、会稽、汉中、砀、薛、长沙,这是楚国的地方。

齐、琅邪,这是齐国的地方。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是燕国的地方。

此外巴蜀两郡,是灭蜀之后置的。陇西、北地两郡,是义渠的地方。内史所属,是秦国的旧地。南海、桂林、象三郡,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后,略取南越的地方置的。见第二篇第一章(还有九原郡,也是并天下之后所置。三十六郡,据《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