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按《职方氏》：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按《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有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这许多数字，一味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它，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它的数字，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的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么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注），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换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把古人所说的“州”，来考古代的疆域。古人所说的州有三种：
（一）《禹贡》：冀州（《公羊》庄十年疏引郑注……两河间曰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二）《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吕氏春秋》：“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和《尔雅》的说法相合）。
（三）《周官·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尔雅》郭璞注：“此盖殷制”，《释文》引李巡，《诗·周南·召南谱疏》引孙炎说同；又《周礼》到底靠得住与否，咱们且都不必管它。把这三种说法校对起来，《尔雅》较《禹贡》，少一个梁州，而多一个幽州。《职方》又少一个徐州，而多一个并州。贾疏说：“以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分冀州以为幽并也。”咱们也且承认他是正确的（从实际上论起来，殷周除盛时不敢说外，雍州的境界，必较《禹贡》为小；梁州有无不可知。《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肇十有二州”，《史记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尔雅·释文》引郑玄说：“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伏生《尚书大传》则“肇”作“兆”，郑注云：“兆，域也。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仪礼通解续》〉则并不作分州解。这十二州的分，在什么时候，也暂不必管它。照马、郑的说法，疆域和《禹贡》的九州，也没甚大出入）。把《禹贡》的九州，核起如今的地方来，则冀州当今直隶（今河北）、山西二省；兖州跨今直隶（今河北）、山东二省；青州当今山东省的东北部；徐州当今山东省的南部和江苏、安徽二省的北部；荆州大略当今湖北、湖南两省，豫州大略当今河南，都无疑义（这是大略说的，并不精确）；只有雍梁二州的黑水、扬州的海，是一个疑问。依我看起来，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黑水，似乎是靠得住的。扬州的海，还是郑注“自淮而至海以东也”之说可靠（《公羊》庄十年疏引）；《伪孔传》“南至海”之说，实在不可从。那么扬州的境域，当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除去淮北），和江西（鄱阳湖一带）、浙江（太湖流域）的一部分；雍州当今陕、甘两省，包括青海的大部；梁州包括四川和川边（云南省的北部——金沙江流域——或者也在其内）。禹贡的九州，较今内地十八省：少两广、云、贵、福建，而多川边、青海；或者包括如今奉天省（今辽宁）的一部分（这是承认青州越海之说）。
这一种方法，因为它有山川以做封域的证据，比第一种说法，靠得住许多。但是咱们还要用一种方法来核对它。
第三种方法，便是考校古人所说“疆域的四至”。
一、《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驷案《地理志》曰：丸山，在琅邪朱虚县。”按如今《汉书·地理志》作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集解》：“韦昭曰：在龙右”），登鸡头（《索隐》：“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骃案《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按这是指黄帝的）。
二、又南抚交趾北发（《索隐》：“当云北户”），西戎、析支、渠搜、氏、羌（《索隐》：“西戎上少一西字”），北山戎、发、息慎（《索隐》：“《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山戎下少一北字”），东长、鸟夷（《索隐》：“长字下少一夷字……今按《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按这是说舜的）。
三、《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四、《礼记·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
五、《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夷蛮戎狄的数目，《尔雅》和《明堂位》不同。《明堂位》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但郑笺《诗·蓼萧序》，同现在的《尔雅》相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又和《明堂位》相同。《蓼萧序疏》说：“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说：“李巡所注的《尔雅》，是属于后一种。”《周官·职方氏》，是作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职方》贾疏说：《尔雅》所说是夏制，《大戴礼》卢辨注，又说这是殷制。“夏之夷国，东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我说夷蛮戎狄，是古代居于四方的异族之名。是以方位论，不是以种族论〈见上章〉，现在要靠它考见当时的种族，即不可能。至国数，则郑志答赵商问，说“无别国之名，故不定”〈《蓼萧序疏》〉。其实这种部落，也未必能称为国家。要靠它考见古代的疆域，也做不到。所以数字的异同，可以置诸不论不议之列。既然是按四方的方位说，不是以种族论，自然用不着添出闽貉两种来，所以《周官》是靠不住的。《王制正义》引李巡《尔雅》注，九夷、八蛮等，都有国别之名，这个更不可信了）。
以上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说黄帝足迹所至（上文说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下文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姑且不论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种，都是说当时“疆域四至”的，三说明“四海”，四说明“四海之内”，较为精确；五把“四海”、“四荒”、“四极”，分做三层，更为清楚。咱们现在且从此研究起。《尔雅》郭注说：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者”；四海，“次四荒者”；但是我有点疑心。《大戴礼·千乘篇》：“东辟之民曰夷……至于大远……南辟之民曰蛮……至于大远……西辟之民曰戎……至于大远……北辟之民曰狄……至于大远……”这“大远”，分明是次于四海的，不应反在四荒之外。再看邠国，《说文》引作汃，说“西极之水也”。邠是西极，汃，是西极之水，这个同没有解释一样；但汃、邠是同音字，邠就是豳（《释文》：“邠，本或作豳。”文颖《上林赋》注和《白帖》引《尔雅》，都作豳），是公刘所邑。濮铅，已见上章第六节；祝栗，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就是涿鹿的声转（涿鹿，见第三章第二节），把邠国和濮铅的位置校勘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地方都不很远：孤竹则《汉书·地理志》说辽西郡令支县（如今河北的卢龙县）有孤竹城，比涿鹿远；西王母则《淮南子·地形训》说“在流沙之滨”，比邠国远；北户，后世的史传，还可考见是后印度半岛粤族的风俗（他们的户，都是向北），比濮铅远；只有日下，指不出确实的地方，然而就上三种比较起来，断不得远于太远，这么说，“四极”断不在“四荒”之外（参看朱绪曾《开有益斋经论·西至于濮》一篇）。郭注怕是弄错了的。我们可以疏通证明，说：
一、《王制》的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自此以外，谓之四夷。《禹贡》所说的也属于这一种。
二、《尔雅》的泰远、邠国、濮铅、祝栗，是比这远一层的；黄帝所到的地方，和这一说相近（假定祝栗是涿鹿的声转）。
三、日下、西王母、北户、孤竹，是更远一层，舜时声教所到的地方，和这个相近（北发当作北户，不必说了。山戎在孤竹附近，春秋时还是如此。《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琯。”都可以做证据）。
但是还有个疑问，《尔雅》所说“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峒，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又是什么地方呢？我说这个怕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未必实有其地”。古人说天有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就说地有九州（《淮南子·天文训》和《地形训》。又斗九星主九州，见《续汉志·天文志》注）；说地有十二州，天上也就有十二次舍（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为九……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淮南子·天文训》）就有大九州，比中国加八十一倍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的说法。《史记》说它，“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明系凭虚推测。大九州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又《周官·职方》贾疏，“……但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唯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但都无从考校）；可见得全是凭虚推测。无论哪一个社会里，天文学总发达得很早。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见《周髀》），虽不必亲历其境，据着天象，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丹穴、空峒、太平、大蒙，不过就“戴日”、“戴斗极”、“日所出”、“日所入”之处，替它立个名目罢了，如何能指实其地呢？
以上所说，把古人所说中国疆域的大略，总算弄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上所说，就是古代“实力所至”呢？还是“实力所至，和声教所及，还是有区别的”呢？若说是有区别，那实力是“如何渐次扩充”的呢？实力所到的地方，还是“时有赢缩”的呢？还是“一进而不复退”的呢？那么，实力自然是“渐次扩充”的，而且绝不能没有赢缩。要考见其中的真相，最好是把“真正的封建”所及的地方，来做标准（古人所用“封建”两个字，意义实太广漠。真是征服异族，把它的地方，来封自己的同姓懿亲，可以称为封建。若本来是各居其国，各子其民，不过因国势的强弱，暂时表示服从，就不能用这两字。然而古人于此，都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夏殷以前，并此而办不到。那么，只得另想一法，把古代帝都所在的地方，来窥测它实力所至。帝喾以前，连帝都所在，也是茫昧的（只有《帝王世纪》，于古代帝王一一载其年代都邑。然而这部书很靠不住，江艮庭〈声〉说：皇甫谧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的）。据第四章第一节所考，可见得尧舜禹三代，都建都在太原，而禹又兼都阳城，到桀还是在阳城的。商周之先，都是从如今的陕西，用兵于河南，得手之后，就直打到如今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的北部。至于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也是竞争时候紧要的地方。可见古代汉族的实力：在陕西省里，限于渭水流域；在山西省里，限于太原以南；在直隶省里，限于恒山以南；河南一省，除西南一部外，大概全在汉族势力范围之内；山东的东部（半岛部），却就是异族；江苏、安徽的淮域，虽是异族，总算是关系较深的；对于湖北，仅及于汉水流域，江域还是没有设开辟的地方（参看第四、第五、第六章）。周初封建的国，也还是如此（齐、晋、楚初封的时候，都是和异族接境的。秦、吴、越等国，是封在蛮夷之地。关于周代封建的国，可以参看《春秋大事表》中的《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长江流域和直隶山陕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山东的东北部的开辟，都是东周以后的事；南岭以南，当这时代还不过仅有端倪，到秦汉时代才完全征服的。看前文所说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咱们现在，更把秦朝所设的三十六郡哪几郡是战国时代哪一国的地方，来考校一下，便更觉得清楚。太原、巨鹿、云中、雁门、代、邯郸，这几郡，都是赵国的地方。
上党、三川、颍川、南阳是周朝的地方，其余都是韩国的地方。
河东、东郡、上郡，这是魏国的地方。
南郡、九江、泗水、会稽、汉中、砀、薛、长沙，这是楚国的地方。
齐、琅邪，这是齐国的地方。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是燕国的地方。
此外巴蜀两郡，是灭蜀之后置的。陇西、北地两郡，是义渠的地方。内史所属，是秦国的旧地。南海、桂林、象三郡，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后，略取南越的地方置的。见第二篇第一章（还有九原郡，也是并天下之后所置。三十六郡，据《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