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消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相当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时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时常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1)陕西三边军务。
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的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的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的手拟。
夏言的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的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的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的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的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的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的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的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的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的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士,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的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悠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的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的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的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2)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踞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的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的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的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3),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阏之病一。他说: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凌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预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唯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了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杨继盛攻击仇鸾,攻击严嵩;海瑞攻击世宗:从直言极谏的立场看来,当然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在事实方面,继盛所得的是弃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狱,这是居正所不愿为的事。蜗牛的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终于还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时候,才二十五岁,我们因此遥想到汉文帝时一个二十余岁的洛阳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贾谊。贾谊《治安策》论众建诸侯以遏乱萌,这是汉代政局的对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真是太可怜了。武宗的时候,亲藩造反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也是不久即灭,亲藩的威力,已经过去了,其实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宪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也许居正念念不忘宪,在这个机会里,给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却忘去关于宗藩的一个大问题。明代宗藩的问题是宗禄。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余皆封王,王的长子当然也是王,其余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以外,便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王和郡王的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的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的丈夫是仪宾。这一切人都有岁禄,从王的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的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的岁禄,已经是非常骇人。而自成祖以后,每经过一个皇帝,当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没有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也没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但是晋府庆成王奇浈便有子七十人,虽然没有打破田常七十余男的多子记录,比太祖已经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将军、中尉,真把整个的国家吃穷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上(4),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林润的见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后神宗万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规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庄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庄敬太子挽歌》(5)。但是这一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毕生的事业。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6)、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十年以后,太子死了,谥为庄敬。这时当然是裕王晋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从此裕王们便真真莫睹龙颜了。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幸亏他们都只是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宫廷以内,不曾演出流血的惨剧。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的地位,实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夺嫡的计划,在宫闱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首辅严嵩对于裕王也是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
“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这是一个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严嵩在世宗面前说一听一的时候,要是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一切的演变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设法移转世蕃的注意,以勤只是沉静地说:
“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7)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唯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其后高拱、以勤入阁,都是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为裕邸日讲官,其后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学士严嵩七十岁了,这正是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有《寿严少师三十韵》(8)。从“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几句,可以看出世宗对于严嵩信任之专。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也指明严嵩那一番谨慎小心的态度。直到这时,居正对于严嵩,还保持相当的好感。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9):“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的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扎,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的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作主。”徐阶说。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得。”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计划是决定了。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子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终于有一天,俺答整顿辎重,作退却的准备。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绝对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兵部尚书受讯,兵部的参谋长官——职方司郎中王尚学例当连坐,汝夔只说“罪在尚书一人,与郎中无预”,因此尚学免死远戍。汝夔还没有知道,临刑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左右道:“王郎中已经免死吗?”广王尚学的儿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书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叹了一声道:“你的父亲屡次劝我速战,但是我为内阁所误,以至于此。现在你的父亲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的冤枉,是当时大众俱知的事,后来到了隆庆初年,才得追复原官。
经过这一次大变,居正认清了兵备是怎样地废弛,边备是怎样地重要,以及应付俺答的对策是怎样地急迫。他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对于严嵩,确是断念了。蜗牛的一个触角及时收回,但是另一个触角就趁此时伸出。他已经发见一个友人,就是他任庶吉士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现任礼部尚书的徐阶。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居正的老师,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们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居正身殁为止。
徐阶,松江华亭人,短小,白皙,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风度,以后张居正、张四维,都曾经采取过。申时行维持九年的政权,也是采取这个风度。
这个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徐阶不是王守仁的学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阳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的人有时多至五千,是北京讲学的盛会,但是他的良知之学,和他的侍从世宗,修治斋醮,好像不曾发生冲突。他讲求经世之学,但是他也精心结撰青词,好像也没有矛盾。他正在准备在政治上和严嵩争斗,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时机还没有来,他正跧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对外关系中可以纪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终于在饱掠以后退出长城了,但是对于北京正是一个随时可发的威胁。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世宗召集大臣会议,仇鸾大声地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既和俺答约定了,无从反悔。继盛也就在这次贬为甘肃狄道典史。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居正,也在这个时期为严嵩赋三瑞诗;一篇称颂严家瑞竹、瑞芝、瑞莲三物的诗。最后的几句:
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唯有此种方葳蕤!
这时是夏言已倒,徐阶未起的时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维持着这一本江西贵溪的瑞莲。
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世宗衰迈了,也许有一些苟且,然而经不起这一刺激。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复仇的气息。仇鸾没有知道,还在庆贺自己的成功;俺答也没有知道,还在和平的气氛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战争的呼声又起了,沉没了世宗苟安的杂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世宗对于仇鸾的反感,一切都看在严嵩的眼光里。严嵩本来也感到徐阶的威胁,正在打算借徐阶、仇鸾平时接近的关系,给他们一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想不到第一个推翻仇鸾的却是徐阶,被他占了先着。于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适宜的机会。徐阶也趁此时机,结纳居正。周圣楷《张居正传》称“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便是这个时候。《明史·张居正传》称:“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阶和居正,方在计划推倒严嵩的政权,但是表面上还是平和的。严嵩看到居正在那里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时便吩咐他代拟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称贺”(10),“臣等叨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11),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三十二年代辅臣拟作的。在严嵩的眼中,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的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但是他的抱负,已经把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诗集《拟西北有织妇》一首,大致是这年作的: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兴的诗后,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幸而严嵩不会看到此诗,可以不必顾忌,他只在那里等待江南来的长风,把他送进内阁。
二十九年,俺答包围北京的时候,仇鸾不敢开战,是严嵩的同志;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所以杨继盛攻击仇鸾,间接也给予严嵩一种安慰。三十一年,仇鸾失败,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继盛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又说: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馈赆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牢笼,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世宗的存在。世宗任用严嵩,这是世宗的认识;继盛指摘严嵩的奸贼,便是指摘世宗的认识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继盛的上疏,也是无可如何,只有坐看严嵩的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的罗织。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系刑部狱三年,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附着毫无关系的都御史张经案中弃市,这是后话。
居正是一个深沉的人,从继盛下狱以后,处处感到危机。对于时局,他的愤懑已经达到极点,可是偏偏不许流露。他的抱负是伟大的,可是在这个政局里,只要他做不关痛痒的文章,用不到他的抱负。平生的知己,剩得徐阶,然而徐阶只是那样地小心翼翼,纵使居正有什么主张,他一概不问,永远是静静地待着;而严嵩的政权,正在日新月异地,因为受着世宗的栽培而滋长。
这是作诗的时机吧!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给他的诗囊。
述怀
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12)
适志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漂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13)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惜,靡为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14)
在那个时代里,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热中的。无疑地,居正的整个政治生活,充满热中的气息。然而这时他居然恬淡了。他没有忘去鲁连存齐、绮皓安刘的伟业,但是眼前正留着种松负垣、植兰当逵的炯戒。归去吧,归去吧,江陵的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据敬修《文忠公行实》,居正元配顾氏,继配王氏。他第一次结婚在那一年,不可考。从诗集编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顾氏已经死去一年了。诗题:“余有内人之丧一年矣,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这首诗很流露了居正夫妇间的爱恋:“蹇薄遘运屯,中路弃所欢,嬿婉一何促,饮此长恨端”四句,指明他们相处的时期,并不太长,然而已经永别了。“离魂寄空馆,遗婴未能言”,正写出寄榇北京的情形,遗婴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15)
顾氏死后,不久居正又结婚了,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的情形一样,人生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居正诗集中《朱鸟吟》的最后两句:“仙游诚足娱,故雌安可忘”,是一个证明。
归去吧,归去吧!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朝的权奸无法扫除;同年的杨继盛已经下狱,自己的前途毫无保障;少年的伴侣,已被死亡夺去;感情的创痕,又无从弥补。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然而已经认识了人生的痛苦,纵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经感觉到衰病缠绵。(诗集《送黎忠池》—首之二:“余有归与兴,抱病淹朝秩”可证。)终于在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临行的时候,他对徐阶留下一千几百字的一封长信。他说: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仕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博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谟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凋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元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泰山,言信于其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16)
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翰林编修,已经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认清楚还得忍耐,还得忍耐。“披腹心,见情素”,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固执己见、阿护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便是激怒皇上。杨继盛的例子在那里,这个使不得。“抗志浮云,遗世独往”,也很好,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事实,不是徐阶的过虑;徐阶去位以后,遇到高拱当国,高拱去位以后,遇到张居正当国,都经过很大的危难,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不错,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安全,徐阶一步造次不得,他终于还是跧伏着,一切还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临去的时候,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那么,就让他去吧。徐阶依旧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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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
(2) 书牍一《与分宜尹》。
(3) 奏疏十二。
(4) 上字应作下,《明史·食货志》引作上。
(5) 诗三。
(6) 《明史·庄敬太子传》误作嘉靖八年。
(7) 见《明会典》。
(8) 诗六。
(9) 文集九。
(10) 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二。
(11) 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五。
(12) 诗一。
(13) 诗一。
(14) 诗一。
(15) 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言居正以妻丧请急归,与居正言不合。
(16) 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