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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写的，这时作者的思想里头没有阶级观点，但我们现在本着阶级观点来研究《阿Q正传》，确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我们首先来研究，鲁迅为什么要写《阿Q正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阿Q正传》里面所写的人物列一个表在下面：
阿Q
王胡
小D
吴妈
静修庵的尼姑
赵太爷
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
钱太爷
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 （追随钱、赵势力的有赵司晨、赵白眼）
城里的举人老爷
知县大老爷
把总
（主要人物就是这些。此外如地保，城里的兵，团丁，警察，侦探等是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此外妇女方面如邹七嫂，赵太太，秀才娘子等可不论。）
在阿Q一边的，用鲁迅的话代表“下层社会”；赵太爷一边的代表“上流社会”。鲁迅首先是教育阿Q，说他不该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说他不该“自轻自贱”，说他不该“忘却”，那么明明白白是告诉阿Q要反抗。反抗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赵太爷、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钱太爷、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这流东西，鲁迅对于这流东西，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阿Q不反抗压迫者，而欺侮王胡、小D、比自己更弱的静修庵的尼姑等人，所以鲁迅讽刺阿Q了。初步地说，就是这些话。这些话也就很明白，鲁迅写《阿Q正传》，是反抗长期的封建社会，小说里面的举人秀才就是代表封建势力。鲁迅自己在俄译《阿Q正传》序里说：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鲁迅这时虽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封建社会的本质他体察出来了，“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说的话。在小说里描写举人秀才还比较容易，当然也就是暴露封建的黑暗，若思想上认清圣经贤传是“为了他们自己”，即是替地主阶级服务，鲁迅真不愧为革命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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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同情阿Q的遭受压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沉痛的文字，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否则我们容易以为鲁迅对阿Q是采取嘲笑的态度。如小说第一章阿Q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那段说：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读了这种文字，凡属在中国封建农村里出来的人，到今天愤怒之火还不能熄。鲁迅确是写得一点也不夸张。
又如第二章写阿Q的“行状”时，这样写：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这就是拿阿Q作马牛，我们读者也同作者鲁迅一样气极了，“然而阿Q很喜欢”，他的性格被压迫得成个什么样子！
描写阿Q押牌宝，他的钱“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这是多么富有同情的文字！
第三章描写假洋鬼子打他，“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枝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鲁迅是说阿Q知道痛！接着又打了三下，小说里是三个字：“拍！拍拍！”
第四章写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米，发生“恋爱的悲剧”，真是残酷的悲剧！在动手舂米以前，阿Q坐在厨房里吸旱烟，赵太爷家的女仆吴妈也就在长凳上坐下同阿Q谈闲天，谈的是女人的事，触动阿Q的心事。阿Q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跪下求爱，而吴妈楞了一会，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枝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
鲁迅在这里并不是夸大，乡下人确乎是怕官话的，我们只看《离婚》那篇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有强烈个性的爱姑只因七大人表演了一下子官态就吓坏了便可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可太责备阿Q不反抗，我们倒应该替他感觉着指头痛！
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即“大团圆”一章，阿Q被抓到监牢里去了，鲁迅这样写：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的小说写到这里，不但作者主观的革命的热情是如此，希望农民同农民在监狱里聚谈造反，就艺术的客观求真性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也完全不是自然的事情，只有“爽利的回答”一句“因为我想造反”才近乎道理。这个道理便是阶级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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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在执笔时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的。他只是爱中国，希望中国革命，像阿Q这样采取“精神胜利法”是不行的。所以在他下笔之初以及下笔之前长期的思想意识里总有一个“中国国民性”的问题，用小说刻划出来应该有一个阿Q，中国的问题便在于阿Q主义！鲁迅感得阿Q主义对他的压迫，也就是对中国前途的危险，又当然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刺激（他当初还没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正同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一样），中国人的不长进如何得了！他反抗阿Q主义！他反抗阿Q的不反抗，反抗阿Q的不长进。
从科学来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要反抗的敌人是两个，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鲁迅当时的中心思想却是反封建主义，他“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封建人物的存在同中国的前途是不相容的。如何而能使得这些人物灭亡，换一句话说中国如何而有新的道路，便在于阿Q从精神胜利法中解放出来，所以鲁迅把希望寄在阿Q身上了，这是非常明白的事。他当时也许没有明白地这么想，分析起来确实是如此。他下笔时是痛恨“中国国民性”，要努力讽刺它一下，抓着他所爱的人鞭策一下，这一下他自然分出阶级来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鲁迅是伟大的，他是爱国者，他又是革命者。有些人以为阿Q精神代表中国国民性，阿Q当然代表阿Q精神，阿Q是中国农民，所以从鲁迅看来中国没有希望，鲁迅看不起中国农民。这一些人的立场是同革命爱国主义者鲁迅不一样的。鲁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的。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阿Q正传》里面的人物，可以分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鲁迅显然是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因此他同情阿Q。他揭露阿Q身上的弱点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农民的热爱，希望他们能够改正这些缺点。因此，并不是鲁迅看不起中国农民，正相反，他是热爱中国农民的。再看鲁迅写赵太爷、钱太爷一班压迫阶级的人物，就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给以无情的讽刺，跟写阿Q不同。从这里，正可看出鲁迅爱憎分明的感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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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写的是封建压迫。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阿Q时代的封建社会同已往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是不是有一个区别呢？有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社会到了阿Q时代提出了革命的问题，所以《阿Q正传》里面有了“革命”的章目。辛亥革命就是鲁迅写《阿Q正传》的背景。鲁迅的时代，本来就是辛亥革命的时代，他在他的时代里，他认为中国应该革命，应该学西方的民主革命，革命如不成功，则中国的命运很危险，将以封建中国而告终。然而鲁迅不能不希望将来，所以他写《阿Q正传》。照他的意思，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阿Q的历史，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要说希望，是希望阿Q长进，怎么长进呢？因被压迫而长进！故事的发展正是如此。《阿Q正传》这一篇杰作所证明的正是如此。只要是被压迫者，只要是革命爱国主义者，结果必然是阶级的觉悟代替个性的发展，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在阿Q进城回来之后，对人说：“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鲁迅这么写着。这同《药》是一样的意思，民众不懂得革命志士，对革命不关心。
在阿Q要和革命党去结识的时候，鲁迅又这么写：“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鲁迅明明是讽刺，真的革命党杀掉了，当权的是假的。
对赵秀才与假洋鬼子之于辛亥革命，鲁迅很有描写，写两人到静修庵去革命那一段写得深刻极了，（地主阶级比农民阿Q凶狠多了，他们把老尼姑当作满政府，在头上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还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阿Q只不过肚子饿了来偷萝卜吃。）是这样相约而去的：“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
另外又有：“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所以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同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不同，在人民心目中有了“柿油党”这项名目，以“银桃子”代替了“顶子”。在城里，“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都是未庄的人关心的事情，“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上面是《阿Q正传》里关于辛亥革命的明白的记载，虽然是一个农庄上的事情，一个县城里的事情，鲁迅是拿来概括整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国各地方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鲁迅就做了这样生动的记录。
从鲁迅的记录看来，辛亥革命当然要失败，所以鲁迅看着它失败了。上面的记录旁人也可以做，不过旁人不关心便不做。鲁迅的记录如果仅仅是上面的零碎的记录，我们也可不研究，重要的是鲁迅写的是《阿Q正传》，在《阿Q正传》里，“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曾有人这样向鲁迅提出意见，以为是出乎意外的事，然而这却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之所在。
首先我们要问：鲁迅对阿Q做革命党的态度是怎么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引鲁迅自己的话，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这样说：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鲁迅的这些话里，反映出他自己的许多矛盾，革命爱国主义者的鲁迅实在没有法子解决。首先他是爱阿Q的，爱得非常利害，看他说着“我的阿Q的运命”的口气便可知道，简直像母亲爱儿子一样。然而他分明看不起阿Q做革命党，虽然阿Q做革命党“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他又分明把革命党看得神圣。那么什么人才配做神圣的革命党呢？无非是像《药》里头被杀的夏瑜。然而那样革命就失败了，单靠少数有远志的人是不行的，要靠国民有觉悟，要“国民性”的解放。他写《阿Q正传》，也无非是把奴隶的“国民性”暴露出来，痛痛地给鞭策一下。然而他又说阿Q要做革命党，“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鲁迅在这里头有伟大的感觉，他感觉到阶级斗争的事实，不过他当时还不可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决个性解放问题，即认识到人的个性可以在革命的实践中获得解放，但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阶级斗争的事实，这正是《阿Q正传》的伟大处。
《阿Q正传》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革命爱国主义者的鲁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因而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认识中国农民的力量，在于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党出现。否则就是举人秀才的革命党出现，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党出现，就是辛亥革命。我们且来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里阶级斗争的事实罢，只有一个流浪雇农才真正表现着革命的力量——农民阶级的力量罢。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搬到未庄来寄存在赵家里，因而未庄人心动摇了。“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然而现在则拿箱子来寄存，共患难，当然不是什么情谊不情谊的问题，是同一阶级的原故。“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这是投机分子，是同一阶级的情投意合。“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鲁迅这样写，完全是忠实于他对社会的观察，完全是艺术的求真，他并不是描写阶级意识，他还不可能有这个要求，然而人物的性格完全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表现了不同阶级的意识。阿Q原来“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这个意见正是从统治阶级来的，在那个社会里统治阶级意识支配一切，然而对于被统治者，这些意见是表面的，完全是浮尘，只要革命的暴风雨一来，被统治者就有他们自己的真的感情的表现，所以这时阿Q便“神往”起来了。最有趣的，举人同秀才素不相能，这时“共患难”起来，秀才同假洋鬼子这时也情投意合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向有点欺负王胡、小D的阿Q，他这时也同王胡、小D靠拢了些，——从小说里看来他们本来没有恶感，只不过故意闹别扭，所以到了有事之秋，自家人还是自家人了，要动手搬东西，还是“叫小D来搬”，搬得不快才“打嘴巴”。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的时候，阿Q真正感到失望，“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这确实是忠实的描写，阿Q这时真感到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原来他有一个阶级意识，他以为他很可以革命的，所以说他有“抱负”并不是说笑话。至于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正因为小D、王胡是同情他的，他们的关系不是敌对的。
在阿Q正在革命高潮当中，（能否认他的革命高潮吗？）鲁迅这样写他：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吃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下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赵太爷脑子里只想到升官发财，所以这样问。——文彬〔炳〕）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阿Q的有些农民意识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在土改工作中如果遇见阿Q，当然要教育他，但这是我们现在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工作，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代还赶不上，我们应该不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鲁迅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阶级的关系。在革命的风声之下，阿Q真有点像要翻身，所以赵太爷叫他叫“老Q”了。在阶级社会当中的个人，不是以个人而存在，是以阶级的一个成员而存在，比姓什么叫什么要实在得多，姓名还可以互换，阶级意识则各人是各人的，赵太爷自觉着，阿Q也自觉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阿Q低声叫“老Q”，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鲁迅无意地然而逼真地表现出来了。到了他的儿子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一点也不夸张，是忠实地描写，是恰如其分地描写。儿子进秀才的时候当然是欢喜的，然而不进秀才也并没有危险，统治地位没有问题，革命当中可能有什么变化，谁都不能逆料，所以那天叫“老Q”之后，“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下商量到点灯。”“柿油党的顶子”其实并不值钱，而且是花了“四块洋钱”买的。可是这件事的关系太大，它说明天下已经太平了，革命是假的，所以“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阿Q不久就抓到衙门里去了，因为赵家遭抢，因为城里举人老爷的箱子寄存在赵家。而阿Q在监牢里又遇见两个乡下人，“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以上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鲁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把中国农村写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为什么阿Q表现着革命的力量。
有人问鲁迅，为什么阿Q终于要做革命党？鲁迅回答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鲁迅在当时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用阶级观点来看，阿Q的革命力量，由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一点便格外使得鲁迅的小说添加生气，这一点使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多了材料。阿Q的阶级意识，反抗力量，是必然地一天一天发展起来的，鲁迅简直控制不住，当发展到很像一个英雄好汉时，鲁迅是踌躇满志的，他并不是说他的小说写得好，是阿Q的生动活泼出乎他的意料了，被压迫到了极点的阿Q并不像他所痛恨的奴隶性的阿Q。在小说的开始，阿Q也曾“忿忿”过，如第三章，“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忿忿的躺下了”，但连忙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这时阿Q还有工做，肚子不饿。到了第五章，情形便不同了。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鲁迅这时很想拿“熟识的馒头”之类来引诱阿Q似的，他应该要这类东西！然而阿Q不想要。他要的只是静修庵园里的萝卜！所以阿Q马上去偷萝卜。当阿Q慢慢走近园门的时候，鲁迅写着“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可见阿Q到底还是求馒头之类的东西，可见阿Q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他感得有冤屈，谁能把他的冤屈替他说明出来？靠他自己慢慢地觉悟。
到了第七章，阶级斗争的事实替他说明白了，革命“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于是阿Q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
农人要参加革命，这不是革命的力量是什么？这是革命的阶级力量。所以阿Q说着“造反了！造反了！”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足以使得赵太爷害怕，他别的什么都不怕。
阿Q说他要“投降”革命党，他是胡乱用了知识分子的词汇，他是唯物地看问题，他认识了问题，他要参加革命就是了，革命的利益代表他的利益就是了，没有别的“投降”的意义。那时还没有共产党，那时还不是土地改革有土改工作队在农村里访贫问苦，阿Q要“投降”革命党，他找谁呢？他认为假洋鬼子是革命党，所以他去找假洋鬼子。这些事情都记在小说第八章里。阿Q走进假洋鬼子家里的时候，不敢开口，鲁迅说他“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这决不是讽刺，阿Q是有十二分的勇气的！洋先生看见他，问道：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阿Q的一件大事，他要投降革命党，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本着他的阶级意识他相信不疑的，而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要他滚出去，用知识分子的词汇阿Q这时真是“如丧考妣”，世界没有希望了，在他的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鲁迅在这时这样写阿Q：“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这在另一面就表示阿Q要革命是农民要革命的决心的表现，是革命的力量的表现。这在鲁迅是艺术的客观求真的表现，人物的发展是这个样子。
第九章写阿Q关在监牢里，向两个乡下人说他想造反，写得多么自然，多么有力量，正因为农民阶级是有力量的，革命是自然的，所以鲁迅的文章才自然，有力量。
阿Q不知道他是以抢犯的资格来受审判的，因为案子与他无关，他心里的一件冤屈未伸是他要投降革命党而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现在既然是革命世界，所以他以为他现在可以在“大堂”伸冤了，小说里是这样写：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来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一，阿Q敢于当着人众叫“假洋鬼子”，说着“假洋鬼子不准我”，不准他革命，可见他的愤愤；二，也还是愤愤，“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所以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所写出来的，确是土地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即是辛亥革命的农村，在这样的农村里，“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不过十年多，东风便吹起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来了。鲁迅的小说的价值，鲁迅自己还估计得不足。我们研究鲁迅，只有以毛主席的理论做指导，才能发见鲁迅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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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人物的个性，关于小说的技巧，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从《阿Q正传》也可以取得经验。简单地说，通过社会关系来描写人物，则个性生动，就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若离开社会关系凭作者的主观塑造人物，则流于概念化，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你所塑造的东西。鲁迅在下笔写《阿Q正传》之前，是有概念化的倾向的，因为他要塑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们现在便把眼前的《阿Q正传》里面这个痕迹指出来。
阿Q的“恋爱的悲剧”，鲁迅是写得非常深刻的，因为通过了一定的关系，阿Q是在赵太爷家里舂米，对象又是赵太爷家里的吴妈，又有赵秀才，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还有地保，还有阿Q脱下来的不敢取回去的破布衫。（“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然而在这些关系没有布置好以前，小说的文章便不免抽象化了，如因了小尼姑的“断子绝孙的阿Q”这句话，写了这么一段：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又如这一段：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普遍的概括了“国民性”的弱点的。《阿Q正传》的成功，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白了，是通过社会关系把人物都写出来了，是辛亥革命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农村阶级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