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定处，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的翻检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现在重读一下，很引起些回忆。信上所标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廿四日。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断，总不出民国十一年或十二年。至于这三封信的先后，现在却没有法子确定了；我们姑且把它们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着月日的先后排下去吧。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一月十一日夜，迅上。
信内所说“王君”不知是谁，所谓“了此一事”也不知是何事，现在完全记不得了。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了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夕，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现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鉴考罢了。
六月十二日，迅。
信中有几句引用的话，大抵是钟孟公先生来信的原文。钟孟公先生是谁，现在完全不记得了，或者当时也并不认识。“爱情定则的讨论”，在《晨报》副刊上连登了一两个月。当时我想试用观在的大众论坛一类方式，把这一个问题完全公开，文责由作者自负，让大家讨论个畅快。不料招来了许多责难：有的用买卖的立场，意谓“我们出钱买报，不愿意买这些谬论来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场，意谓“这种谬论绝对不应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钟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丑”为词。鲁迅先生则是主张继续讨论的。
鲁迅先生并不一定要替那些谬人争言论自由，只是觉得这些谬论“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鲁迅先生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下一封信里还有更详细的解释；他在这封信里，只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主张遮盖丑恶，以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实在也是思想言论自由的精义。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鲁迅先生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让我发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笺，文字却比平常通信丰腴些。不知怎样我当初没有想到，一压竟压了十五年，直到今日才公开出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共原稿为八十六七叶，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Nin）”时代，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魇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消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上。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及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
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树又上。廿四。
第二信中，鲁迅先生已自谓“交际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愿交际的原因详细解释。“定例”两条，“世务亦随之而加”的例证两事，都是极新颖又极深刻的。鲁迅先生不骛虚名，也不愿有虚应酬；有时别人以为还在虚应酬的阶段，他却早把别人当成真朋友了，于是乎有苦痛，于是乎有愤怒。鲁迅先生把这些不必消耗的时间和精神节省下来，专注意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研究，便是创作，几乎可以说他是没有私生活的。
我希望此后还能找出几封来，送请许广平先生拍照，因为许广平先生最近征集鲁迅先生书信，以备将来“整理成册，公于大众”。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许先生在启事上说：“现已开始负责收集，凡藏有先生亲笔书信者，望挂号寄下，由广平依原信拍照后，负责寄还。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遗稿遗物永存纪念，愿不收回，当更为感谢。此为完成先生的文学遗产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为诸位所热心赞助。寄件祈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转交为祷。”我特把这一节文字转钞在这里，希望这件事业及早完成，得见鲁迅先生书信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