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才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学生，连他赠给鲁迅先生一张相片的事也忘记了，以为也许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经手代赠的。这可不然，我在鲁迅先生的书斋中，清清楚楚的看见在这张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亲笔的“惜别”两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谨厚的面容，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鲁迅先生所谓“老虎尾巴”式的书斋，还看见这张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时代绍兴的都督名“王金发”，同时还有两个要人名“黄介卿”和“黄竞白”。绍兴方言“王”和“黄”二字一样读作“王”，所以当时有“反对三王”的口号。关于“反对三王”，一则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则由于封建势力的反动，鲁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释过。
鲁迅先生任师范学校校长，诚如许景宋先生文中所说：“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这位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先生，民国十五年左右曾任开明书店的经理，开明出版的书籍中还有“发行人杜海生”等等字样。
所谓“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鲁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援救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决不应该在交代的时候借故报复，所以鲁迅先生没有遵照当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许景宋先生说：“在绍兴尚未光复之前，人心浮动，先生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我回忆了许久，要想找寻迁批“整队出发”的全校学生们当时所用的名义，最后才记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武装演说队”。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会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同衢张贴“溥仪逃，弈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关于秋先烈，许景宋先生文中说：“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鲁迅先生常说，秋先烈加入吃饭，如果只添一客饭菜，一定是吃不够的。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义时代的一般空气，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表现出来。《药》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隐射“秋瑾”二字。《药》的篇末，烈士墓上发现花圈，这在当时也是事实。浙江一带学校的学生，争向秋女侠墓前瞻礼。花圈在当时是极时髦的礼物，一般人决不了解的，在垒垒荒冢之中，竟有一处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亲也以为这是先烈显圣。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的敬礼始终不衰，有如许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讲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扫除，警察总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来，弄得满屋凌乱。太炎先生气愤之余，就说这是日本人反对他著作，或则说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业。鲁迅先生那时是青年，态度比较客观，知道大扫除是挨户进行的事，决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与太炎先生抗争。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时连着讲，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断的抽烟。对面房间里住着刘申叔先生夫妇，为了辩论，太炎先生常常不穿衣服，闯进刘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我曾在鲁迅先生书斋中看见一张太炎先生所书大条幅，上款只写“书赠豫才”四字，下题“章炳麟”。
因许文而引起的回忆止此，将来有机会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