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南征，《三国志》记其事甚略。《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师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案当时叛者，牂牁朱褒、益州雍闿、越嶲高定。
褒之叛在建兴元年（223），闿、定则尚在其前（《后主传》：“建兴元年（223）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据《张裔传》及《马忠传》，则闿前次已杀太守正昂。《吕凯传》云：“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恣甚。”又载亮表凯及王伉，谓其“执忠绝域，十有余年”，则当先主之世，闿亦未尝服从也）。闿又系为吴所诱（见《蜀志·张裔、吕凯传》，《吴志·步骘、士燮传》），其答李严书，辞绝桀慢（见《吕凯传》），盖其蓄叛谋久矣。其心岂促卒可服？
《李恢传》云：“为庲降都督……住平夷县。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
《吕凯传》：“永昌不韦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闿又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表以凯为云南太守（亮平南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王伉为永昌太守。
《马忠传》云：“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
昆明种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嶲，已不甚远。亮兵自越嶲而出，至云南附近，必已与李恢、吕凯相接。永昌本末破坏。自昆明以东，又为恢所平定，则亮之战绩，当在越嶲、云南之间。既抵云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盖至滇池为止。自此以东，益因李恢兵势，更遣马忠往抚育之。
《后主传》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诸葛亮传》亦仅云：“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不详述其战绩者，亮军实无多战事也。七纵七擒事同儿戏，其说信否，殊难质言。即谓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区。且以亮训练节制之师，临南夷未经大敌之众，胜算殆可预操。
孟获虽得众心，实非劲敌。累战不捷，强弱皎然，岂待七擒而后服？况攻心攻城，心战兵战，乃庙算预定之策，非临机应变之方，谋之历年，当正指此，安得待出军之日，然后问之？马谡亦安得迟至相送之日，然后言之乎？
《李恢传》云：“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此所谓军还者，当指亮南征之军。所谓费用不乏，亦即《诸葛亮传》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其事相距不远，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终言之。则是亮军还未几，南夷即叛也。
《后主传》：“（建兴）十一年（233），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讨平之。”《马忠传》亦云：“建兴十一年（233），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而据《张翼传》，则翼之为庲降都督，事在建兴九年，刘胄作乱，翼已举兵讨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则胄之乱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谓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实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几两年也。
《马忠传》又云：“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张嶷传》注引《益都耆旧传》云：“忠之讨胄，嶷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此事当在建兴十一二（233-234）年间，亮亦尚未卒。
又《后主传》：延熙三年（240）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张嶷传》云：“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嶲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徙还故郡。定莋、台登、卑水三县，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乃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郡有旧道，经氂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氂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乃与氂牛夷盟誓，开通旧道，复古亭驿。”又《霍峻传》：“子戈……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此事在弋为太子中庶子之后，太子璿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则戈之守永昌，当略与嶷之守越嶲同时。然则不但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为虚言；抑亮与李恢、吕凯等，虽竭力经营，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马忠督庲降，张嶷守越嶲，霍弋守永昌，然后竟其令功也。诸人者，固未尝不竭抚育之劳，亦未闻遂释攻战之事，此又以见攻心心战之策，未足专恃矣。
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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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