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明帝纪》云：景初二年（238），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诏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刘放、孙资《传》云：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将军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网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诏爽与放、赞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本纪》注引《汉晋春秋》略同（《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奏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讲，未还，而帝少间，唯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拥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人，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庸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放、资《传》注引《世语》则曰：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放、资惧，故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汉县，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献等先诏令于轵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西还长安（《明帝纪》注引《魏略》亦云：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已施行）。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旨。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廷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虽树置先后，所言不同，要之为党爽、懿而排宇等。《注》又引《孙资别传》，谓帝诏资，图万年后计，使亲人广据职势，而资无所适对。松之谓资之《孙资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案明帝无禄，财余三十；加以荒淫悖戾，焉知豫虑身后？《孙资传》之妄，灼然可见矣。《燕王宇传》云：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景初二年（238）夏，征诣京都。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宇之免在甲申，则其受署当在辛巳，距帝不豫，已旬有六日矣。措置如此，岂似能预虑万年之后者邪？曹爽功名之士，固难保其不与放、资比而排燕王。然爽真子，少以宗室瑾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逶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亦皆亲要之职；况亦本在五人之内，非如宣王迄受外任，未与心腹也。曹爽任事后，放、资各以年老逊位，及爽败，资即复起为侍中，可知放、资之党宣王，必深于其党爽也。放、资当文帝初，即为中书监、令，掌机密。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帝尝欲用辛毗，而为所隔，盖亦蔽贤固宠之流。文、明二帝之宠任放、资，正犹汉宣、元之仍用弘恭、石显，特汉时国本较固，倾危未在目前，魏则非其伦耳。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信矣。
明帝既崩，齐王芳立，年八岁（见《注》引《魏氏春秋》，又云：秦王九岁）。《三国志·本纪》云：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注》引《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案楷，彰子），此亦所谓莫须有之词也。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辅政。二月，转懿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曹爽传》云：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传又云：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闱。南阳何晏、邓扬、李胜，沛国丁谧，束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趋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称疾避爽。嘉平元年（249），正月，车驾朝高平陵（明帝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奏爽“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太尉臣济（蒋济）、尚书令臣孚（司马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诏，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朝，略将门侯南奔爽。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于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令公卿朝臣廷议。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夷三族。史所言司马氏诛曹爽事如此。案桓范谓曹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此岂爽等所不知？所以迟疑不决者？《注》引《世语》曰：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蒋济传》云：济随宣王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济上疏固辞，曰：“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注》又引《世语》，言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痛其言之失信，发病卒。景王之讨文钦也，钦中子俶，小宇鸯，夜攻其军，军中震扰（《毌丘俭传》注引《魏氏春秋》）。景王惊而目出（见《晋书·本纪》）。《毌丘俭传注》引《魏末传》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侧。大将军将俱行。大目知大将军一目已突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大将军听遣。大目单身往。乘大马，被钟胄，追文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曹氏安，缪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而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佑汝。”乃张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也。”然则当时居间使爽罢兵者，悉非司马氏之人，此爽所以信之不疑邪？爽等颇务文治（见下），疆场之吏，未必有何腹心，临危征召，大兵聚会，强者为雄（陈琳谏何进语，见《后汉书》本传），岂能进退由己？何进之召董卓，董承之召魏武，前车可鉴矣，此爽所以不用桓范之谋与？爽与羲、训并握兵权，李胜尹河南，毕轨为司隶，亦非无事权者。宣王卧病十年，一朝崛起，爽等就第，安知不更有所图？而不虞张当之诬，疾雷不及掩耳也。司马氏之所以得天下者，事多深秘不可知，以当时情事推校，或当如此与？
《三国志》言曹爽等罪状云：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乘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捷好教习为技。擅取大乐乐器，武库禁兵。做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此等荒淫之事，诚未敢保其必无，然亦不至若此其甚。况当时风气，荒淫者必不止此数人，观晋初之何曾等可知也。至谓爽等为浮华，则其事见于《董昭传》及《诸葛诞传》。《董昭传》言：昭上疏陈末流之弊，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诸葛诞传》云：人为吏部郎，人有所嘱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免诞官。世岂有修浮华而能慎于选举者乎？然则明帝之绌诞、飏等，其事究若何，殆不可知也。诞之败也，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见本传。《注》引干宝《晋纪》曰：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浮华者能若是乎？爽等与司马懿相持十年，不幸而败，其非恒人可知。然终于败者何也？《蒋济传》谓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济上疏净其无益于治，适足伤民。《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言凌谋立楚王彪（见下）。使至洛阳语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晏字。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裴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案习氏之言，于司马氏诚有虚美。然谓爽等因好改革而失人心，则其言必有所本。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岂唯黎民，虽士大夫，能深鉴当世之弊，不狃于积习，而有远大之图者，盖亦寡矣。观史所载何晏奏戒之语（见《齐王本纪》正始七年），夏侯玄论治之言，见本传。皆卓然不同于流俗。度其所为，必有大过人者，而惜乎史之不尽传也。然因违众心故，遂为败亡之本矣，岂不哀哉？然文钦与郭淮书，称昭伯爽字。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毌丘俭传注》），则信不诬也。
诛曹爽后二年，而王凌之变起。凌，允兄子。历刺兖、青、扬、豫。与吴战，数有功。正始初，督扬州。凌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屯平附，谋迎立武帝子楚王彪，都许昌。诛爽之年，愚使与彪相问往来，而愚病死。嘉平三年，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掩至百尺（堰名。《水经注》：沙水过陈县东南，注于颍水，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按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凌自知势穷，乘船单出迎懿。懿遣送还京都。至项（汉县，今河南顼城县东北），饮药死。懿遂至寿春，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见《晋书·本纪》）。
是年，七月，懿卒。子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四年正月，以师为大将军。六年，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也。二月，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诛师，以夏侯玄代之。玄，尚子（尚，渊从子），爽之姑子。时为大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丰虽宿为师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缉谋，欲以玄辅政。丰阴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并力起。会翼求朝不听。是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师，以玄代之，以缉马骠骑将军。丰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尤从仆射刘贤等曰：“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铄等皆许以从命。师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师以永宁太后令废帝。师欲立武帝子彭城王据。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乃立文帝孙东海定王霖子高贵乡公髦为明帝嗣（据《晋书·本纪》）。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正月，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俭与夏侯玄、李丰厚善。钦，曹爽之邑人也（《毌丘俭传》注引《魏书》云，爽厚养待之）。矫太后诏罪状师。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入寿春城。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时师新割目瘤，创甚。或以可遣太尉孚往。唯傅嘏、王肃劝其自行。嘏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速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去矣。”师乃崛然起（据《三国志·傅嘏传》及《注》引《汉晋春秋》）。统中军步骑十余万，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据《晋书·本纪》）。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拟寿春，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汉县，在今项城县北）。以待之。（《王基传》：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群聚耳。若大兵临倡，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剽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夫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滤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为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欲往争，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滤水，今溵水，为北汝水下游，俗称沙河。自许昌东南经郾城、西华、商水诸县入颍）。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唯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师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万余人之乐嘉，示弱以诱之。昭寻白洙至。钦不知，果夜来，欲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师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比至慎县（汉县，令安徽颍上县西北），左右兵人稍弃俭去。俭藏水边草中，为人所射杀。传首京都。俭子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夷俭三族。钦亡入吴。师死于许昌。弟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诸葛诞本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为明帝所免，已见前。正始初，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司马懿伐王凌，以诞马镇束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恪兴东关，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时毌丘俭为镇南将军，领豫州刺史。乃令俭、诞对换。俭、钦反，遣使诣诞，诞斩其使。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以诞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转为征东大将军。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二年（266）五月，征为司空。诞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恽、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议者请速伐之。昭曰：“诞以毌丘俭轻捷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六月，奉帝及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进军丘头（据《晋书·本纪》。《三国志·诸葛诞传》云：军凡二十六万）。使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钦等敷出犯围，逆击走之。吴将朱异再以大众来迎诞等。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以异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石苞、王基并请攻之。昭曰：“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翰。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据《晋书·本纪》）。将军蒋班、焦彝，皆诞爪牙计事者也。言于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文钦曰：“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之聚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孙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困。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班、彝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逾城而降（《诸葛诞传》注引《汉晋春秋》）。全惮琮子，琮孙权之昏亲重臣也（琮权时尚公主）。琮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诞。惮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归魏。钟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斋入城告惮等。说吴中怒惮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惮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见《钟会传》）。城中震惧，不知所为。三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入城。城中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逾城出。昭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城内喜且扰。又日饥困。昭乃白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昭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唐咨、王祚及诸裨将皆面缚降。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案司马氏专魏政后，扬州凡三起兵抗之。王凌意在废立。毌丘俭，据《三国志》注载其表辞，谓师罪宜加大辟，然懿有大功，依《春秋》十世宥之之义，议废师以侯就第，而举昭以代师，且举司马孚为保傅，司马望为中领军，则已无绝其根株之意。至诸葛诞，则徒欲连吴自守，无意进取，可见司马氏之不易除。然俭拥江、淮轻锐，顿重兵以俟中朝之变，诞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其势皆未可轻，故师、昭必竭全力以搏之也。诞死，魏将无复能与司马氏抗者，而篡国之势成矣。
高贵乡公即位时，即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用之物。遣使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此盖司马氏收揽人心之政，非帝所自为。然史称帝好学夙成，详载其甘露元年（265）幸大学与诸儒讲论事，时帝年仅十六，则或系有为之主，胜于文帝、明帝，亦未可知，而惜乎其不遇时也。五年五月，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童仆敷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胄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胄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以上见《注》引《汉晋春秋》。裴松之谓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然所载《世语》《晋纪》《魏氏春秋》《魏本传》，实与习氏书无甚异同也。高贵乡公既死，昭乃以太后令诬其图为弑逆，以王礼葬之，而迎立燕王宇子常道乡公奂。夷成济三族。杀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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