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魏源在其所撰「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一文中述总兵柴大纪罹祸之故曰：『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橐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我从前读到这段文字，总不明白魏氏何所据而云然。现在纔知道他是根据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十二月十六日廷寄上谕中乾隆皇帝为柴大纪辩护的话（见本书卷五、六五号上谕）。原文冗长，魏氏撮述其辞曰：『上以大纪固守孤城逾半载，非得兵民死力，岂能不陷？若谓诡谲取巧，则当时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粮食垂尽，原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词，岂不益缓援兵？大纪屡蒙褒奖，或稍涉自满，于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
足见魏氏全凭上谕中所说礼节不谨的话来说明柴大纪的致祸之由。我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我认为福康安在诸罗解围之后，立即奏劾柴大纪的缘故，全在满汉畛域之见的太深。
柴大纪困守危城，不肯撤退，使皇帝览奏堕泪，屡加褒奖，竟由总兵升任提督，加参赞、封义勇伯；甚至亲制诗章，手书颁赐。这些荣宠，固使满洲将领为之侧目；而恒瑞、普吉保之流又因援应无功，屡遭申斥，几难自保。恒瑞是福康安的亲戚，福康安要为恒瑞帮忙，就不得不先对柴大纪施以打击。可是在福康安初劾柴大纪时，皇帝却说：『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祗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见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廷寄）。
这些话不是显然的晓谕福康安不可站在满人的立场来歧视汉人么？乾隆皇帝当然不便明白揭穿福康安是抱着满汉畛域的偏见来奏劾柴大纪的，只好在多方解释之后，故作揣测之辞，说柴大纪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为之掩饰。
那知福康安抵诸罗后，放着能打仗的柴大纪、蔡攀龙不加委任，偏把那个屡被斥为「无能」的恒瑞逐队随行；这不是有心压抑汉人、袒护亲戚么？无怪皇帝责备他「于柴大纪等过事吹求，而于恒瑞曲为瞻徇」。无怪皇帝要问他，像这样的作风，「何以服众心而示公正」？并且训诫他，要他「化其成见，勿为人言所惑」，采取「休休有容」的气度（俱见本书卷五、六八号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廷寄）。所谓「成见」，还不是暗指满汉畛域的成见么？所谓「人言」，还不是暗指满洲将领对柴大纪等的嫉妒之辞么？何况福康安之奏劾柴大纪，起初并说不出柴大纪有任何具体的劣迹！
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侍郎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皇上召见他，他把风闻柴大纪往日贪纵废弛以及乱事初起时并未及时堵御的事情奏陈了；皇帝纔改变态度，再三责备李侍尧、徐嗣曾等瞻徇欺隐，从无一字奏及。逼得他们不得不找出柴大纪的劣迹，逐一奏参；终于把柴大纪解京正法。
魏源在记文中颇述柴大纪守诸罗的功劳；又谓：『时议大纪之死也，不知引咎，昧帅臣之体，与张广泗不服讷亲之劾而负气大廷者何异』？似于大纪之遭祸，略致惋惜之意。其实他何尝不知道柴大纪是在满汉畛域的偏见之下被牺牲的，只因他生当满清之世，难于说出这个道理罢了。顷因校阅这些上谕，偶有所见，便作此「后记」，附于卷末。（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