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狱，已叙于上节。然三百年来，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堕人五里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相及者之言以为断耳。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而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骄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祟焕之不通敌。北都既覆之后，弘光朝尚持此论，且出于正人君子之言。如南都吏部尚书徐石麒专论历来款虏事一疏，录之可以备见明人对建州之认识不真，对力能抗敌之疆臣猜疑太过，皆为促亡之道。
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迁之录此，固亦援石麒之言，为足以存信史也。石麒在天启时，抗魏忠贤，勒完赃而削籍，当时已著清望。崇祯中历官卿贰，长刑部时，以申救煎开元、姜采落职。南都再起，为马士英蜚所扼而去。去后，南都亡，朝服自缢，其正义大节，无愧完人矣。《史·本传》言：“福王监国，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书，奏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时方考选，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绐事中陆朗于外。朗贿阉人得留用，石麒发其罪。朗恚诋石麒，石麒称疾乞休。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马士英拟严旨，福王不许，命驰驿归。”云云。此疏即为耳鼎所劾自辩之词也。其疏云：
“奏为矫诬先帝者悖之极，欺罔圣明者奸之盛，事关封疆殷鉴，信史纪传，不得不据事验明，以存实录事。臣于十五日崇祯十七年九月。伏枕次，见黄耳鼎翻出陈新甲一案，谓臣‘杀新甲以败款局’。此似耳鼎拾马绍愉之余唾，将以颠倒成案，献媚朝廷，以为后日卖国之地，不但欲为新甲报仇起大狱已也，事关宗社封疆，臣何敢嘿嘿处此？臣请与皇上先言款事终始。我国家自有虏患以来，其讲款非一矣。天启二年，秽枢惑于王化贞之说，俾违督臣煎廷弼节制，而私与孙得功为市，得功突发犯顺，城陷身逃，而款议败；王化贞虽极愚昧愤事，然非款敌，乃欲倚孙得功购李永芳为间以图敌耳。第一段已失实，可见当时舆论庞杂已甚。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议款，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敌，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竟以杀文龙为示信于建州。嗣先帝不之许，进嗾敌阑入胁款，仍戒以勿得过关门一步，崇焕先顿兵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相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建州兵由喀剌沁蒙古为向导，入遵化、迁安之洪山、潘家、大安等口及龙井关。崇焕自辽援蓟，自然出建州兵后。疏意谓犒劳建兵，自向朝廷胁款。旋变计真犯蓟门，仓皇赴救，故反殿其后，以成反间之说。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然崇焕虽言款，其所练甲士稍精强，边备未尝弛，故诛后而祖大寿犹得以余威振于边。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岁久我叛帅累累家辽西，益相狎习，边将益约节士卒，复与北冓，偷旦夕之安，而边备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杨嗣昌为枢密，廉得状，时敌亦适内寇，于是再以款市闻。先帝命侦实情，竟得嫚书，大怒格之，而款议复败。此事详嗣昌及卢象升传。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凤台与北通，而恶洪承畴挠其事，因敌困锦州，急遣张若麒往催战，欲乘间杀承畴胁款，此即向者崇焕杀文龙故智也。再提崇焕杀文龙为胁款之罪，此不惟崇焕非此意，即谓陈新甲欲杀洪承畴，亦恐非新甲本意也。不虞承畴先觉，独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计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师。旧辅臣谢升见边事大坏，忆督臣傅宗龙临行有‘枢臣计专主款’之语，发闻，先帝遂召新甲陛见，切责良久，遍询诸辅，独升对曰：‘彼若果许款，款亦可恃。’议遂定，时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黜生与马绍愉偕往义州议款。贾卜瞽者周元忠，杨嗣昌议款所用，至是想仍借之。四月归，虏不具表谢，而复得嫚语，先帝知为所绐，大恨，而款事又败。建州复书见《东华录》，在明人固应谓之嫚书，然款之败，非以书故，因新甲为家童误付邸钞泄漏也。盖自辛巳张若麒倡逃后，举先帝十五年所鸠集之精锐一旦尽扫，老成谋国之臣，无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几稍有息肩，至天子亲发玺书，下明诏，首臣属草，次辅书真，诫枢臣抚使者而遣之，为使者饬冠剑，连车骑，至塞外，我边臣椎牛酾酒，张筵十六席燕敌使。此事可补史文所略。敌之酋长遣纲纪一美少年、一庞眉皓首之老来会，绝不语及开市事，问之，则云：‘待老憨命。’憨为汗之对音，明人多作憨字。及憨至义州，首诘诸酋长私与中国通，拟杀我使人，译事者为之祈请，叩头乞哀，马绍愉等抱头匍匐窜归，恐彼尚未见憨面，今反饰称亲到沈阳，不几梦中呓语耶？证以《东华录》，绝不如是，爱国斥和者疾视之语，国亡而虚骄自在。”以下论新甲他罪从略。
《东华录》：“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偪北京，上营于城北土地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癸卯，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乙巳，屯南海子。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偪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云云。此《清太宗实录》所书，以示太宗之善用兵。其方法乃袭小说中之蒋干中计。清太祖时译《三国演义》以为兵书，此时尚得其用，而明帝之不知士大夫心迹，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并不言其蜚语之所由来，自矜烛照神秘。虚骄之正人，既不慊于前时遣吊，又不审毛文龙之当诛罪恶，捏其情事为一串，竟称崇焕通敌胁款，至国亡后尚哓哓欲传为信史。《明史》出而稍据《清实录》，于《崇焕传》雪此诬构。近又好据同时人之褒贬以为可信，则不可挟此成见也。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明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莞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