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欧人之谈史学者曰: 古之史学,徒记大事,如欲求一代之风俗,以观历来转变之脉络者,则不可得详,是国史等于王家之谱录矣。今之史学则异是,必致谨于闾阎① 日用之细,起居笑貌之琐,不厌其烦,不嫌其鄙,如鼎象物②,如犀照渊③,而后使读史者不啻生乎其代,亲见其人,而恍然于人心世道所以为盛衰升降之原也。若是,则论世者慎勿遗其细矣。今与诸君论其细者,可乎?
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 科举之制,董④以八股; 八股之义,出于《集注》⑤; 《集注》之作,实惟宋儒; 宋儒之名,美以道学⑥,村学究者,其⑦史家《道学列传》⑧之果耶?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于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 问其业,以读书对矣; 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夫人自六、七岁入塾,至五、六十岁,中间又未尝隶军、服贾⑨;即偶入仕⑩,亦未尝膺烦剧(11)。则度(12)其四、五十年间,日日均可读书。质虽驽下(13),无创得之智,无远略之怀,但能循途守辙,日诵数十行;时日既多,意者(14)亦必有可观者焉。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15)、《诗韵合璧》(16)、《四书典林》(17),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18)之经学,《纲鉴易知录》(19)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20)之西学。
微问(21)之曰: “先生何为乐此?”答曰: “国家之功令(22)在是也。”问曰: “功令脱(23)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24)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25)。惟时文之义理格律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26)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 “然。余之文崇理法(27)。”问曰: “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28)之义理乎?”则色然(29)而不应。
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 “先生之齿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30)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 “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 “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而(31)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
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32)之,曰:“先生亦阅报乎?”答曰: “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33),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里玺天德(34); 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 员; 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35)? 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 ” 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
夫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36)矣,为时久矣,若辈之多,自然之理。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37),悯恻不暇,安用讥评? 独恨此辈既充塞国中,岂无上膺(38)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39)者? 而今乃奉五百兆(40)炎黄之胄(41),二千年圣神之教,以听若辈之位置(42),返之仁人志士之用心,当咸以为不可也。是以不惮刻酷之讥,轻薄之责,形容一二,以例其余。读此文者,当思人之为恶,虽千转万变,而一(43)由于心地之不明。若辈既心地不明,则若当时虽无为恶之心,而将来必有致祸之实。支那与 日 本种相同而教亦相若,乃以十倍之地而不及日本者,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 故愿有事权(44)者遇此人,毋使事权落此人之手;有子弟者遇此人,毋使子弟听此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