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章炳麟撰。发表于1913年12月《雅言》第1卷第1期。该文针对袁世凯的“尊孔祀孔”和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等复古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者,余窃訾其怪妄”,表示了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鲜明态度。客观评价了孔子,给予其历史应有的地位。作者指出:“中土素无国教”,“盖自伏羲炎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提出孔子原本应是学校诸生尊崇的对象,“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他是学子所尊崇的老师,但不是供于清庙、圜丘的神灵,故不应以神祇灵鬼事之。中国素无宗教,“禘之说孔子不知”。“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认为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功绩主要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因此,“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陷卑贱而不升。”针对康有为等人建立孔教是对西方宗教的抗衡的说法,指出:“欲立孔教者,是忘孔子所以当尊,而以不当尊者坫之。”而欲建树孔教,以抗衡耶稣路德之法,更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进而指出:“愚以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树为宗教,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反映了作者对“孔教会”的“尊孔祀孔”观的批判。所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曾收入于《太炎文录》初编。后收入《章太炎全集》(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