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中的舆论，对于气象台的报告，恒表不满，说报告的情形多数靠不住，这种谈论，屡见于报端，不必详举。按说世界上的事情，多是瞬息万变，天气更是如此。故杜甫诗有“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之句。最流行的谚语中，也有“天有不测风云”等等这种话。总之，陰晴风雨等等，是时刻改变的，测量的仪器好技术好，测量虽准，发表出去之后，难保不又生变化；机器不好，技术再稍差，与世界各处之气象台联络再不够，那就更容易错误了。一次，我同气象台的友人谈天说笑话，他说气象台所发表的话都是准确的，最奇怪的是有人不相信。我说人们不相信还不关重要，老天爷若不相信，可就有问题了。我也常对友人说，诸君不要太轻视气象台，他们的报告，虽然有时不准确，也是天气变化所致，但他们的工作，确于国家社会极有益处，只是仪器等等，需待改良耳。由此回想到前清以前之天文台、钦天监等等的工作，与此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名字，叫作观象台，平常都呼为天文台，属钦天监所管，设于北平东城墙上，正对裱褙胡同；钦天监衙门，即在城下观象台中，有浑天仪、玑衡抚辰仪、黄道仪、量天尺等等。按说浑天仪这个名词早已有之，《春秋文耀钩》载，唐尧即位，羲和造浑天仪；《后汉书·张衡传》中亦有造浑天仪的记载。总之，汉代以前即有此器，则是毫无疑义的。其余所有的仪器，有明正统间所制的，有一大部分是清朝康熙年间，比国人南怀仁所监制的，其制法名曰炼铜泥精，铜现黑紫色，永不生锈，在城墙上风吹日晒二百多年，其明亮尚同新制的一样。中国的历法，在尧舜之时已很发达，为世界发明最早的国家；五代、宋朝以后，日渐退化；到了明朝，连日月蚀之期都测不准了。到万历年间，经义大利人利玛窦才给校正过来，又经南怀仁、汤若望他们继续工作，更有了很大的进步。南怀仁曾为钦天监监正，后做到侍郎，死后与谥曰勤敏公。在康熙年间，钦天监的工作确发达了一个时期，雍正以后，就渐渐的腐败下来。
钦天监，唐朝名曰司天台，宋朝曰司天，至明清两朝，都曰钦天监。中堂官曰监正，下边有五官正等官，如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等等。他执掌的，是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等事，衙门虽小，但因永远派有亲王管理，所以可专折奏事。不过他所上的奏折，关于真正民事的并不多，大约都是有点迷信的性质。总之，他这个衙门中，所做的事多是如此。兹把他所有的工作，在下边分类简单着述说几件。
一是基本工作。惟一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时宪书。时宪书，原名历书，历朝皆然，俗名皇历；清朝因乾隆名弘历，避讳历字，改名时宪书。简言之曰宪书，其实时宪书中，于社会有用处的事情，只不过二十四节，晦朔弦望，每月日出日入之时刻等几件事情；其余如宜出行、宜嫁娶等等，许多许多的话，虽然都有点凭借，然于社会可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尤其是他每月月占之诗句，更是随便占来，如今年庚子年正月之诗云，“元旦晴和万民欢，雨雪霏霏兆丰年。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耕田”等等是也。他这种作风颇广泛，每月有占，每年亦有占，钦天监大堂之楹联，便是“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陽午遇一冬晴”，谚语又讹为“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陽无雨一冬晴”。此语乡间还不盛行，北平商家则极相信，皮袄行更甚，倘遇重陽日大雨或陰天，则都要大吃大喝，庆贺一次。他们说，无雨一冬晴，晴则天暖，皮袄滞销，生意当然不好；下雨则一冬多陰，陰则天寒，寒则销货多，故一定要庆贺。于是有几种笔记，辩论更正，说本作“午遇一冬晴”，讹为“无雨一冬晴”，何以此一天无雨，便要一冬晴呢？这是当然靠不住的云云。其实午遇一冬晴，也一样的靠不住。编制这本时宪书，在表面看是很繁难的一种工作，其实并不难。因为其中的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照抄而来，例如所谓天德和、宜动工、宜出行等等这些话，都是照旧抄录；所谓六十年一还原，例如今年是庚子年，所有的事情，都与六十年前庚子年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二十四节、日蚀、月蚀、日出、日入、晦朔弦望等等几种，但也都是照例的计算便可知晓，用不着多大学问。日月蚀，虽然须测算，也是依旧法一推算便得，然如彗星等，他便测不出来了。时宪书编好，先要进奉皇帝阅看，这是该衙门一个很大的典礼，每年冬至进奉，这个名词，就叫作进时宪书。进上的时宪书，都是抄本，抄得极工致美丽；共分两种：一种是全国的节气时刻；一种只是宫内所用之简单本。然都抄得极工整。两种我都有所保存，乃由书摊上购得。进上皇帝看过之后，才发交各书店印行售卖，这是钦天监同人的一笔进款。按国中通行的时宪书，向来是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各省节气及日出日入之时刻，都各不同，所以各省城之节气时刻都要列入，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台湾等省，都要详载，不过这种书因为民间不很需要，买者甚少，然各省官场则都须购置；一种是该省的，这种书只列本省节气时刻，如北平河北省通行之时宪书，则是北平的节气时刻，所以第一行永远书明“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等字样。以上不过大略谈谈，然话已太多，若想详细评论时宪书，那非几十万字不可，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二是奉旨的工作，这种工作很简单。大致都是拣择吉期等事。从前一点小事，也都要选择好日，所谓趋吉避凶。平常人家只是查查时宪书便妥，国家大事则都是由皇帝降旨，命钦天监选择，例如国家的土木工程；派大将征剿，起兵的日期；黄河决口，合龙大工；皇帝以及妃嫔等等的丧葬；皇太后、皇太妃、皇帝、皇后等等上尊号；妃、嫔、王、贝勒等等册封；皇子、公主等等婚嫁，皇子等命名；每届春季换戴凉帽，秋季换戴暖帽等等。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特旨命钦天监选择吉期。至于宫中小的工程、扫除等等，那就由内务府衙门直接知会钦天监选择，不必降旨了。请看他这种工作，于国家果真有什么帮助，于社会果真有什么益处，也要设这样一个大衙门管理？现在的气象台，当然没有这种工作。
三是专折奏事。他自动上奏折的事并不多，说起来更是可笑。他每年元旦，必要上一奏折，并须于皇帝起床前送到宫中，皇帝起床，盥梳毕，任何事不许做，须先看此折，折中的言词，却只三两句，曰“风从艮地起，主人寿年丰”。此夜之风，是否从艮地起的；果然从艮地起，是不是一定人寿年丰，且都不必论，总可以说是与气象有关就是了。此外的奏折，就是每逢日月蚀之前，必要奏明，倘再测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事，那就更要奏明了。关于彗星虽然不能预测，然倘遇彗星发现，也要奏明。他所上的奏折，大致不过如此而已，虽然是有关气象的，但于民生则毫无关系。
钦天监有使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绪庚子后（一九○○年），外国联军想把交民巷一带，北至长安街，西至前门，东至崇文门，尽行占据。其中大小衙门，公所很多，最重要者，是前门内之五部（刑部在前门西，故亦曰西曹）及御河桥之堂子。堂子为满洲之祖仙堂，其尊严郑重，远过于太庙。经李合肥再三交涉，只把五部留下，堂子始终被占。堂子坐落在长安街南，御河之东，归义大利国占有。后来发明了无线电，义国军营之角上，即御河桥旁，竖起一根大电杆，还不是铁的，不过一根木杆，自然也相当高。钦天监衙门见此，便上了一道奏折说，该电杆于宫中风水大有妨害，应令其拆去。西后见此奏折，深为嘉纳，即谕知外交部，把此意照会义国使馆，使其赶紧拆除。义国公使接到照会后，即与各国公使谈论此事，大家都说这样性质的公事，无法辩论，无法答复，置之不理可也。于是义国公使就始终没有答复，日久西后也未敢再问，事遂过去。按各国外复交之习惯，彼此函信，万无不答之理，此事可算创闻。国家的面子，总算丢完了。按照中国的旧习惯来说，给外国人去此照会，仿佛也有理由，但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国家削弱到了什么程度，在国际间的资格，降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还把这样的事情，给外国人去照会，不至于把国家的面子丢完不止。若按实在情形来说，交民巷驻了好几千外国兵，于国家的风水，比那一根电杆更坏的多吧？为什么不照会他们，使他们赶紧撤兵呢？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照会是没有用的。既是知道兵不能撤，则为那一根电杆也就不必再丢人了，这岂非令人极难过的事情吗？现在气象台，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