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日本报正张载有万福曾一文，题如右所括引。万君读了吴晗君之本年度清华入学试验历史答案的统计，因而致慨于国内中学生的国史知识之劣下；更因而致憾于一般史学专家，“每喜高深，耻言平易，如训练学生之方法。改良课本之编辑，悉之诿之学力较浅、素养未深之中等人才”。我们对于万君的意向深表同情，并且感谢他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很痛快地重新提出。
我们觉得，学生们国史智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重大的责任。光拿中学来说罢，要使全国的中学都得到理想的历史教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教育进步到什么程度；但创造一部近于理想的历史课本，供全国的中学采用却比较的容易。而且有了引人入胜的课本，即使没有很好的教师，大部分学生也容易得益。但若没有好的课本，便是很好的中小学教师也要感觉巧妇在无米作炊时所感觉的困难。
故此，我们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
但是，改良历史课本的责任却不能完全放在历史学专家的肩上。万君似乎以为改良课本的工作（我们所谓改良，并不是就原在的加以修改；我们所需要的简直是重起炉灶的创作），对于历史学家，是比专深的探讨为容易，而他们之未曾从事于此，是耻易希难、避轻就重。依我们看来，却适得其反。大多数历史学家之不从事课本的编撰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很明显的，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智识，并且需要通俗（就其是对于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而这两种造诣的结合，从来是不多见的。同样明显的，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局部的专精，而且需要全部之广涉而深入，需要特殊的别裁和组织的能力。譬如，编撰国史课本的先决问题：什么是人人应知的国史常识？这其间所涉及的标准，就只有具上说那种资格的国史家才配去规定。浅人所谓常识只是自划的偏蔽。而具有那种资格的史家也是历来少见的。想到这些情形，便可知理想的国史课本之迟迟未出现，并非由于史家有意躲懒了。
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编撰是大家公认的急需，而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史家敢自信能独立担任此事而愉快。
于此，我们被迫到一个史学上的旧问题：毕竟理想的国史课本应由一手独修，抑由众力合作？这两方面的利弊昔人论说已详。现在事实恐怕要迫得我们出于合作的一途。那么，我们不可不想一个法子，以尽其利而去其弊。我们以为纲目的选择，资料的搜集和文字的商酌，不可不集合众力，但最初的草稿和最后的定稿却不可不由一人负责。
设想一个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小团体，内中包涵国史各方面的专家，和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而其中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和文章技术上的试验。大家愿意合力做成一部良好的国史教本，却没有一人愿意争居其功。大家推定一人为总纂。首先大家讨论出这部课本所应当包括的项目，拟成一个大纲。这个大纲不妨先发表，征求这个团体以外的史家的意见，然后由总纂作最后的去取。第二步因这小团体的分子各就所专的范围，从大纲中认定自己担任的项目，去广集资料，纂成长编。自然，在分纂的历程中，大家要时常交换意见。长编全部告成后，也可以刊出。总纂根据长编和对它的批评，乃开始作这课本的初稿。由初稿以至定稿，自然要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总纂的裁定。千万要记着，这个团体是友谊的，而不是仅以兴趣结合的。
这个办法也许近于理想。然舍此，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志的人们何妨试试看？
以上仅谈到方法上一点根本的意见，因读万君的大作而引起的。此外，尚有一些连带的问题，我们愿意以后加以讨论，而先提出来供大家考虑的。
（1）现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里都有国史的课程，并且有人提议在小学里也添设国史的课程。这四个阶段，如何分配连络？这个不是等闲的问题，以我们所知，从来未曾被人严重考虑过。
（2）课本只占教材的一部分。在历史教育中，图象（包括地图、绘画、模型和遗物）与文字至少有同等重要。课本和图象怎样分配连络？怎样使图象的应用与课本的应用同样地普遍？
（3）怎样使政府尊重专家的开明意见？这似乎与本题无关，其实所关甚大。课本的编纂，是学者的事，但它能否通行，权却在政府。以我们所知，好几年前有一位很适宜于编历史课本的人，编了一部至少在当时比较算是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因为其中有些意见和一位未曾读过多少历史，也不大肯运用神经系统的达官不合，那部书便在出版界中忽然绝迹了，而且替它出版的书店也几乎受累。这样的情形是很足以使有志于编纂历史课本的人灰心的。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期，1934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