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矜传》云：“父隆礼，历州刺史，善捡督吏，以严办自名。开元初，为太府卿，任职二十年，年九十馀，以户部尚书致仕卒。”今案《宰相世系表》，载“隆礼”为“崇礼”，此盖隆礼以开元时避明皇帝讳，以崇易隆，理亦当然。而史家遗落其事，止书旧名，此其失也。或者谓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为不然。夫史之作，岂独止于劝惩而已哉？其笔削取舍，必使后世有考焉。方开元时，君父即名隆矣，为臣子者亦名隆，而无所迁避，岂尊君严上之谓哉！今隆礼既尝易名，而史不载，使后世不知者，或归罪于隆礼，或遂援之以为说，此实史氏之深责，岂止小疵而已哉！况韦思谦尝避讳而以字行，王绍、陆质亦尝避讳改名，而史皆载于传。以例言之，则隆礼之传，其失昭然矣。
《礼乐志》云：“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馀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今案《唐会要》云：“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群臣常以是日献万寿酒。”又宪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诏云：“朕诞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又文宗太和七年庆成节，是日，上于宫中奉迎皇太后，宴乐，群臣，诣延英门上寿。是盖人主因其诞辰，感其亲生育劬劳之恩，不敢同之常日，于是为之宴乐，以致其爱敬之心焉。
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于是日，愿其享无疆之祚，亦相率奉觞献寿，以致其祝延之诚焉。是皆出于臣子之情，而饰以礼文，故后世不可得而废者也。是以累朝沿袭，未之有改。且上寿之礼尚矣，古人每有吉庆喜乐之事，则上寿于君亲，以致其诚意。《经》所谓“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则其比也。如汉高祖、车千秋、东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犹且为之，况当君亲诞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时，不少致其诚敬，则人情礼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诞日立节名，上寿酒，亦臣子奉君亲之礼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宝之乱，盗起兵兴，而唐遂衰，其所以召之者，盖有由矣。刑政垂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节也。使当时不立节名，不上寿、不宴乐，亦未免乎盗起而唐衰也。其后肃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尝立诞节，名亦不闻其召乱迨，其亡也，亦不自诞节起。然则史之所书，使后世可以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贤否尔。立诞节而上寿宴乐，以致臣子之情礼者，非所以为戒也。徒使后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则返区区乎求之于他书，是未可谓善为史者也。又按《唐会要》，自肃宗以后，有代、德、顺、宪、穆、敬，六朝皆不立诞节名。今《志》以为独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今案裴耀卿，守真之子也。而《耀卿传》居第五十二卷，《守真传》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于义无乃未安欤？